與女主人公形象的比較講評論文比較了魯迅先生的小說傷逝中的子君和易卜生的名劇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兩位女主人公形象。子君和娜拉所處的國度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論文既解剖了她們的相同點，并在此基礎上闡述了她們的不同點，從而揭示出在婦女解放的道路上，她們都是獨具特色的叛逆者。此篇論文可以說是“老題新作”，在第三部分把思路引向這一論題：娜拉與子君覺醒后，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注定了她們不同的命運歸宿，體現出作者自己的見解。與女主人公形象的比較一文較好地把握了子君和娜拉的形象特征，進而較準確地闡述了兩個形象的相同點和不同點。本文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一、關于子君和娜拉形象的比較前人已發表過不少文章，選擇這樣一個“老題”，應注意挖掘出新意，該文在這方面顯然是欠缺的。二、該文第三部分在論述“娜拉與子君覺醒后，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也注定了她們不同的命運歸宿”這一論點時，試圖從娜拉和子君所處的不同國度、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角度進行論述，應該說是開了個好頭，但由于缺乏具有說服力的材料，使對這一問題的論述流于泛泛。三、本文個別地方應進行修改，如第四部分“讓我們在子君和娜拉身上找出教戒，進行反思、獲得啟迪，在婦女解放的道路上迅跑”放在論文中欠妥。魯迅先生唯一的一部愛情題材的小說傷逝中的子君，和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名劇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是兩位偉大作家成功塑造出來的鮮活、生動具有永久藝術魅力的女性形象。子君和娜拉所處的國度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都是作家借描寫家庭夫婦之間的矛盾沖突，反映社會問題的作品。在婦女解放的道路上，娜拉是“婦女獨立宣言”的代言人，子君則是一個勇敢而悲壯的倒在革命征途中的女戰士。在她們身上既有相同點，又有不同之處，讓我們從她們身上冷靜地反思，找出教戒和啟迪，繼續探索下去吧！一子君和娜拉是鮮活生動具有鮮明的民主思想傾向，大膽追求個性解放的婦女形象，在她們身上能找到許多相似之處。首先，她們都善良、勤勞、無私、天真、純潔、熱愛生活、珍重愛情，并把它作為賴以生活的全部基礎。她們是那么深愛自己的丈夫，而丈夫在人生的關鍵時刻，又都暴露了他們虛偽、自私的本性。深受傷害的女主人公都選擇了出走。娜拉與丈夫海爾茂曾經度過了八年艱難而幸福的家庭生活。新婚一年后，海爾茂因工作勞累得了重病，娜拉為了救丈夫的性命，在別無辦法的情況之下，她偷偷偽造父親的簽名借來一大筆款子，此后又設法獨自償還，她認為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后來，柯洛克斯泰想以此事要挾海爾茂，想挽回他在公司的職位時，海爾茂為了自己的名譽、地位、前途而撕下了溫情脈脈的面紗。海爾茂罵娜拉：“偽君子”、“撒謊的人”、“犯罪的人”、“可惡極了”、“下賤的女人”。接著，當風波過后海爾茂的名譽、地位不再受到威脅時，他又恢復了以前對娜拉的態度，娜拉又成了“小鴿子”，“小松鼠”，“可愛的小鳥”了。但是娜拉已經看清了丈夫虛偽、自私的本來面目，看清了幸福生活的實質，更看清了自己長久以來的處境，她對海爾茂表明了自己“覺醒”的態度，然后毅然離開了家。子君是一個賢淑、溫柔的女孩子，她從封建家庭走出來，從鄉村來到繁華的大城市，受“五四”時代大潮的洗禮，是一個迅速覺悟起來的新女性。她用新的思維方式、新的倫理標準重新審視社會、審視人生，對理想、對前途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熱情的向往，渾身迸發出生命的喜悅、青春的活力。她和涓生相戀了，她被涓生的博學所吸引；被涓生的真誠坦率所感動。盡管涓生經濟地位低下，她卻能拋棄舊的思想束縛，沖破封建家庭的羈絆，她“大逆不道”，“傷風敗俗”地在封建衛道士面前公開與涓生同居了。因為在子君看來：“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婚后子君全身心跳進家庭小圈子，為丈夫、為小家庭逐漸失去自我了。后來涓生失業，失去了經濟來源，出現了生存問題，“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小家庭終于無法維持下去了，涓生為了“救出自己”，說出了“我已經不愛你了”于是，子君只得跟父親再次出走，束手就擒，重新回到了封建牢籠中去，最后在“無愛的人間死滅了”。其次，子君與娜拉最重要的相同點是：她們同是傳統觀念的叛逆者，是覺醒了的婦女形象。娜拉是十九世紀歐洲覺醒了的知識女性的典型形象。她天真活潑、誠懇熱情、堅毅倔強，追求理想是她性格的主要特征。她向往自由幸福的生活，她相信丈夫愛她，真誠地愛著丈夫。 然而當她認清了海爾茂的丑惡靈魂，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以及現實社會的不合理時，她為改變自己的處境和追求理想的生活進行了勇敢的抗爭。她對丈夫海爾茂嚴正地宣稱：“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人至少我要學做一個人。”娜拉的言行顯示出她是一個覺醒了的具有民主思想傾向的婦女。“我還有別的同樣神圣的責任，是我對自己的責任”。覺醒以后的娜拉，否定了現存的世俗偏見和倫理道德，勇敢地沖破了男女不平等的法律、宗教和道德習俗的枷鎖，實現了“人的精神的叛逆”。子君是“五四”時期覺醒了的中國女性形象。她不求顯貴，只渴望自由，渴望相互尊重的無邪的真情。她并不怎么了解外界的生活，沒有經受過風雨的鍛煉。當一線光明照到她身上的時候，她的心靈就呈現了異彩。她勇敢地反抗家庭，沖破社會的束縛，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是大無畏的反封建的宣言！本來，子君連看一張秀美的雪萊的像都會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去；現在，為了擁有幸福的家庭，她不顧叔父不再認她做侄女，“不在意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坦然如入無人之境。這些都表現了她的覺醒以及強烈的反抗性。一個同封建社會抗爭的女戰士形象躍然紙上。二雖然子君和娜拉有許多相似之處，作為婦女解放的先鋒，在她們身上還有更多的差異。首先，她們雖然都處在變革的時代，但社會背景不同，世界觀不同，人格獨立的程度也不同。娜拉生活在被馬克思稱為“自由農民之子”的挪威。挪威地處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從14世紀起就一直受丹麥統治。1814年擺脫丹麥統治后，又被迫與瑞典結成瑞典聯邦，實為瑞典藩屬。由于地處歐洲之角，遠離歐洲發達地區，經濟文化一直比較落后。19世紀后半期，隨著海外貿易的擴展，挪威的經濟文化開始繁榮，要求民族獨立的呼聲日益高漲。這種狀態造就了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人民的自由堅韌的精神性格。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文思想影響著人們，當時挪威社會高漲的女權運動的洪流沖擊著娜拉的精神世界。如果說這個家庭是和協的，夫妻間是恩愛的話,那是由于娜拉的真誠同海爾茂的虛偽還沒有發生碰撞。娜拉還在全心投入地愛著丈夫,為自己背著丈夫借錢而救了丈夫的性命而高興和自豪。海爾茂還在為自己的“泥娃娃老婆”而得意洋洋。所以,他一再地向妻子表白:“我常常盼望有樁危險事情威脅著你,好讓我拼著命犧牲一切去救你。”對所有這一切,娜拉都天真相信了。然而,那個關鍵的時刻果然來了。可是海爾茂所發的誓言和娜拉真誠相信的奇跡卻沒有降臨,反而打破了她對家庭、對丈夫的美好夢想。丈夫的恩將仇報和庸俗自私如同晴天霹靂,使娜拉豁然清醒。不但看清了丈夫的真實面目，也看清了自己在這個“玩偶之家”的地位。于是，這個“快樂的鳥”憤怒了,她要掙脫這個牢籠的束縛,奔向外面去尋找真正的自由。覺醒了的娜拉，成為資本主義現實社會的叛逆女性，她立志要做一個獨立的人，不再人云亦云，對一切事情“都要用自己的腦子想一想”。她對資本主義社會不合理的法律提出了義正辭嚴的抗議：“父親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許女兒給他省煩惱。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許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信世界上的這種不講理的法律。”對于一般人都虔誠迷信的宗教，她也持懷疑態度，她說：“牧師告訴過我，宗教是這個、宗教是那個我要仔細地想一想牧師告訴我的話究竟對不對。”海爾茂的甜言蜜語，什么宗教、道德、法律都被覺醒了的娜拉統統給否定了，她勇敢地發出了“究竟是社會正確，還是我正確”的吶喊。“樓下砰地一聲門響”，娜拉義無反顧地出走了，徹底反叛了虛偽的資產階級家庭，擺脫了玩偶的地位。試看娜拉臨走前的那段“婦女解放宣言”：“我好像忽然從夢里醒過來，我簡直跟一個生人同居了八年，給他生了三個孩子。喔，想起來真難受！我恨透了自己沒出息”。“我現在把你對我的義務全部解除。你不受我的拘束，我也不受拘束，雙方都有絕對的自由。”子君生活在時代的變革中，當時“五四”運動的狂飆席卷全國，擺脫封建禮教的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爭取婚姻自由”，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強音。有著二千多年封建專制歷史的中國，封建傳統文化，封建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在漫長的積淀中，根深蒂固地根植于人們心靈深處。子君是一個由多種社會因素塑成具有復雜心理特征的典型，是具有一定文化的知識女性。在她的身上具有反封建禮教，追求個性解放的進步思想，爭取婚姻自由的堅決果敢；又有著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的沖動、脆弱和革命的不徹底性，以及人生目標太低，容易滿足的弱點；同時，在她的骨子里，還是一個被封建思想嚴重禁錮著的女性。各種觀念復雜、自然而有序地支配、局限著子君，這種復合性格構成并決定了她能勇敢地追求愛情自由，成為一個反封建的時代女戰士；決定了她在婚后無法繼續邁進，甘心情愿把自己封閉起來淪為丈夫的女傭，“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飯成子君的功業”，“她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部忘掉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要義全盤疏忽了。這也注定了她最后悲慘的結局。其次，子君與娜拉雖然都是離家出走，但是卻有天壤之別。娜拉的出走是一次石破天驚的壯舉，是她女性意識被激活；子君則是男權制度下的犧牲品，可悲的她到死，也沒有發現到“自己”，也沒有自主意識。娜拉當初是滿足地生活在所謂溫暖、幸福的家庭,這是一對讓人看來十分恩愛的夫妻,沒有互相的猜疑,沒有相互的摧殘。娜拉,這個小康之家的主婦,像一只快樂的小鳥。愛丈夫,因為丈夫在言語中給了她太多的甜蜜;愛孩子,因為孩子給她帶來了無窮的歡樂 ;愛家庭,因為家庭給她帶來了陽光般的溫暖。海爾茂,這個小康之家的家長,一家銀行的經理,在事業和家庭上正春風得意。不會有人想到這樣一個家庭竟潛藏著嚴重的危機,更不會有人相信這樣一個家庭會走向破裂。而必然往往就蘊藏著種種的偶然之中。當某一個偶然之中,當某一個偶然的事件沖擊了這個家庭的的溫暖與和諧的時候,人們就會被眼前的一切驚訝得目瞪口呆,就會看到維系這個家庭的基礎竟是那樣的不堪一擊讓一個不思人格獨立的中產階級女性，在與現實的撞擊中思想覺醒。海爾茂的虛偽、自私和丑惡靈魂，在娜拉面前徹底暴露后，她第一次認識了人生，于是，她由悲觀、絕望轉向了積極的反抗，她在無限地憤懣之中發出了“首先我是一個人”這一擲地有聲、令人驚愕的吶喊，這一吶喊是娜拉性格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一吶喊，喊出了婦女要求人格獨立的時代最強音，它喚起了千百萬婦女的強烈共鳴。她的語言犀利如鋒，剛健有力，它就象是一篇激昂慷慨的“婦女解放獨立宣言”，震憾著整個世界。女性意識覺醒后的娜拉，終于奮然而起，“砰”然關門，毅然決然地離開丈夫，走出了“玩偶之家”。娜拉“砰”的一聲，關上了以男權為中心的資產階級家庭的大門。而子君在“出走建立家庭出走死亡”的悲劇歷程中，前后竟有兩次出走。娜拉和子君都選擇了出走，但二者出走的家庭卻迥然不同：娜拉走出的這個家庭是當時中國那些講自由戀愛的知識分子所向往的“幸福家庭”。可以說，當娜拉早已覺悟而從這樣的家庭走出之后，中國的女性子君卻又在向這樣的家庭走進；當娜拉想不作傀儡的時候，中國新女性卻還在想作這樣的傀儡。子君就是這樣的人物，她走出封建專制的家庭，卻又走進了娜拉式的“家庭”；她用果敢和勇氣建立了自己的家，但又沒能找到家的幸福源泉。子君的第一次出走自以為選擇了一條得救、解放的道路，其實是不歸路的起點。娜拉出走以后，固然可能淪為妓女，或死于溝壑，但她不顧一切地出走這個行動本身卻是偉大的、驚天動地的。中國女性卻還談不上出走以后會怎樣的問題，因為她們還根本沒有這種要求。她們所希望的多半恰好相反，自己想要成為丈夫的孩子，否則會因為丈夫不像娜拉的丈夫海爾茂那樣寵愛妻子而生氣。“從此又開始了往事的溫習和新的 考驗，逼我做出許多虛偽的溫存的答案來，將溫存示給她”。因為子君感到，不能充當丈夫的寵妓和玩偶，這是婚姻的不幸、女人的不幸。子君又走了，不是像娜拉那樣地出走，而是由她父親把她接回去了。娜拉出走后，即使凍餓而死，也是作為一個成熟的，獨立的人而死；子君卻是作為一個孩子出走的，她到死都仍然是一個孩子不是丈夫的，就是她父親的。但也正是這一點，終于使她“質本潔來還潔去。”她以死來徇情，以死來表示她不愿意長大也不可能長大。長大意味著墮落、敗德，而她的純真、她的深情、她的出于污泥而不染，處處都表明她對兒童式天真情誼的頑強的執著，表明她想要把現實撿回到童年時代的幻想中。她無可挽回地失敗了。即使沒有生活和困頓，她也將失敗，她的生命最后在無愛的人間死滅了。子君的婚姻就意味著涓生，而涓生的婚姻首先意味著生存。魯迅歷來強調社會力量與物質力量對知識分子個體精神的強大作用力，不相信精神抗擊強大物質壓力時的實效。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男女雙方在婚姻中的地位是折射社會的一面鏡子，兩性世界中，長期男權統治的社會，女性各方面的不平等也便在愛情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現，延綿幾千年的沉淀在人骨髓中的男權意識，在無聲地吞噬著婦女的人性。子君僅管也能喊出“我是我的”，但在現實中，她那被注入式的覺醒，是那么短暫。在冷酷的現實面前，男人的框架下，子君就是在男權統治的樊籬中的犧牲品。三娜拉與子君覺醒后,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也注定了她們不同的命運歸宿。人不是玩偶,人要有“人的價值”,“現在我只信,我首先是一個人”。娜拉帶著“至少要學做一個人”的目標,毅然離家出走了。這是娜拉發出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呼喚,是從夢中醒來的娜拉的飽含激情的吶喊。隨著“砰”地一聲門響,她憤然離家出走,要獨自面對社會,尋找“人的價值”,完成自己的神圣責任去了。娜拉的出走是堅強的、有劃時代意義的。倔強、果敢的娜拉從觀眾的視線中消失了。她出走之后怎么辦了?成了一個懸念,易卜生為人們設置了永恒的謎團,調足了人們的胃口,留給人們充分的猜測、想象的空間: 或回來;或為妓女;或餓死街頭;或飄泊他鄉;也許像林丹太太一樣,過著那種雖然清苦,但人格很獨立的日子真是仁者見人,智者見智。其實,娜拉只是作品中的一個虛構的人物,為什么能引起那么多人的心思,去牽掛她今后的命運呢?這正是戲劇大師易卜生的高明之處,讓人們通過關心娜拉的命運,激發興趣去思索,探求更多的社會問題,以喚醒人們關注整個社會中婦女的地位,從而提出婦女解放的社會問題,具有重大的歷史進步意義。易卜生不愧是“人間的普羅米修斯”,他用文學作品展示對生活看法,探索人生的哲理,把傳統道德、法律、宗教和婦女的“神圣責任問題”帶進了戲劇,展開辯論,促進人們的思考和探索。所以，正如恩格斯所說：“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作者有時并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盡管娜拉的出走帶有一定的盲目性，但人們有理由相信覺醒了的娜拉無論在哪里都能是獨立的,人們對她今后的命運充滿了希望。因為她走時面對海爾茂的百般阻撓表現出異常的果敢、堅決和昂揚。馬克思說:“社會解放的程度,可以用婦女解放的尺度來衡量”。偉大的作家、思想家魯迅先生就是最關心娜拉命運的一個人,從娜拉走后怎樣到傷逝,充分顯示了魯迅先生系統地考慮了中國婦女的前途和命運。他肩負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用文學作品來表現他進行社會變革,實現婦女解放的主題思想。子君是個性解放的典型形象,魯迅通過子君這位倒在中途的女戰士悲劇命運的描寫,更現實、更立體、更理性、更深刻地把中國式娜拉的故事續寫下來,讓人們思索造成子君悲劇命運的根源,進而尋求婦女解放的道路。誰都會為子君和涓生的愛情而嘆息，更會為子君悲慘的結局而痛惜、傷感。從子君的愛情嬗變過程來看，造成這場悲劇的直接原因是涓生失業，失去生存的經濟來源。更深一層看：封建勢力的重壓；涓生的背信棄義；子君自身的缺憾都促成了這場悲劇的發生。吉兆胡同里那間簡陋的小屋，曾在涓生和子君的眼中，有旁人無可比擬的純潔、崇高和幸福。在爭取愛情自由的過程中，他們都表現出了自己極大的勇氣，并且很快就建立了自由、清貧卻很幸福的家庭。成家之后，在各種社會壓力面前，他們都驕傲和堅定地挺過來了。子君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出色。真正的幸福本來就不是對金錢和權勢的追求，而是處于高尚境界的幸福感，但這得有生活的基本條件作保障。“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這是青年在戀愛期間不曾想到的吧？涓生的失業無疑也喪失了維持他們愛情生活的支撐點，可以說經濟生活的原因造成了他們愛情大廈的傾塌。組成小家庭這一“個性解放”的成果，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是難以維護的。時過不久，子君和涓生就受到了失業的打擊，后來經過多次的抗爭和催逼，“油雞們也逐漸成了肴饌。”在子君凄慘的神色中，又加了冰冷的分子，等涓生把生活的真實慘苦告訴她以后，子君只能回去，選擇死亡。勢單力孤的“個性解放”者們，是無法對抗來自整個社會的巨大壓力的。勇敢的個人奮斗經不起黑暗勢力的輕輕一擊，通知涓生免職的紙條，實際上毀掉了子君和涓生用全部努力爭取到的一切，他們兩人過低地估計了“鲇魚須的老東西”，“雪花膏”們了，“他們遇到的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沒想到殺傷力是那么強大。黑暗的勢力堵住了子君和涓生全心努力達到的人生之路，殘酷地報復了他們的個性解放行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這是生活的現實。此時的涓生“未忘卻翅子的扇動”，在“求生路上”要選擇“奮身孤往了”。“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臨各自飛”。這句本是封建社會里把世態炎涼體現得淋漓盡致的話，又在子君和涓生這對五四青年身上重新地進行了演繹。當然在生存出現危機時，可以用不同方式來應付。如果對于一個心地善良的人來說，生活陷入窘迫，哪怕沿街乞討，顛沛流離也不拋棄自己的伴侶，而是夫妻間相濡以沫同甘苦，攜手同行，一起闖過生活的難關。可是涓生并不采用這樣的辦法，在生存危機面前，他覺得新的希望就是在于他們的分離。他首先想到的是舍棄子君，“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現在忍受著生活迫壓的苦痛，大半倒是為了她”。正是因為他“一條腿跪了下去”的求愛，才開始他們這種新生活的。子君是那么熱烈和純真地愛著他，然而當災難剛降臨到他們頭上時，他就嫌棄子君“只知道捶著一個人的衣角”，“為了免得一同滅亡”，要“奮身孤往了”，他照搬“假洋鬼子理論”，為了個人的“新路”，草率地向子君宣布“我不愛你了”，迫使子君離開他，又回到娘家，在無愛的人間凄慘地死去了。由此，我們看出促成子君的死亡歸宿，涓生有起其不可推卸的責任。沖破了封建家庭樊籬的子君，勇敢地和自己的愛人獨立地生活在社會上，她是勝利了，但勝利后的他卻不再是那“帶著笑的蒼白的圓臉，蒼白的瘦的胳膊，布的條紋的襯子，玄色的裙子”的子君了，她的斗爭有了歸宿，人生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大功告成，可以一勞永逸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她迷失了方向，喪失了一個戰士的勇敢和堅強，馬上急流勇退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子君竟胖了起來，臉色也紅活了。她汗流滿面地做飯，飼油雞，養阿隨。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飯。忙于家務，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人也變得俗氣和空虛起來。由于雞狗之爭而和小官太太明爭暗斗，甘心做奴仆的子君“兩只手又是這樣地粗糙起來”，愛情婚姻理想現實，知識女性無知主婦。這一系列的變化離涓生的希望越來越遠，失去了丈夫的好感，子君又害怕愛情消失和關系破裂，只能靠對“往事的溫習”，靠虛偽的溫存來彌補兩人的愛情裂痕從而更加速了她走向悲劇人生的進程。“愛情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