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機補貼領域職務犯罪分析時間：2011-11-28 作者：張紅剛 來源：正義網 河北省檢察系統開展支農惠農資金監督檢查活動以來，定州市人民檢察院黨組結合定州市近兩年來涉農補貼資金種類多、涉農補貼款數額大、涉及部門多的現狀，精心謀劃、周密部署、狠抓成效，由反貪局抽調五個小組對中小學校舍維修資金、農村合作醫療資金、農機具補貼、畜牧補貼及家電、汽車下鄉補貼等開展專項監督檢查。2010年7月，在保定市院的統一部署下，定州市人民檢察院查處了定州市農機部門六名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農機補貼政策幫助他人銷售農機具后共同受賄二十余萬元的窩案。一、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李慶波，定州市農牧局原副局長(正科級)，犯罪嫌疑人白耀輝，定州市農牧局農機推廣站站長，犯罪嫌疑人徐景偉，定州市農牧局農機管理科科長，犯罪嫌疑人代偉，定州市農牧局農機推廣站副站長，犯罪嫌疑人甄兵祥，定州市農牧局副科級科員(協助副局長日常工作)，犯罪嫌疑人白志奇，定州市農牧局農機管理科副科長。犯罪嫌疑人李慶波、徐景偉在定州市農牧局任職期間，共同預謀利用負責節水精播項目工作之便，擅自決定將省里推廣的節水精播機調換成普通型號的播種機為生產廠商多謀求利益，待生產廠商得到利益后再向其收取好處費。2008、2009年共收取生產商好處費兩萬五元，除將其中的一千元用作科室經費外，其余兩萬四千元被李慶波、徐景偉等人俵分。2008年犯罪嫌疑人李慶波、白耀輝、徐景偉、代偉、甄兵祥、白志奇等在定州市農牧局任職期間，共同預謀利用負責農機補貼工作之便，為經銷、生產享受補貼農機的農機經銷商和生產商等多掙取利潤，待經銷商、生產商獲利后，向經銷商和生產商收取好處費共計十九萬八千元。收取后由犯罪嫌疑人李慶波、白耀輝、徐景偉、代偉、甄兵祥和白志奇依據其在農機補貼工作中的分工和所起作用將十九萬八千元贓款俵分。判決情況：李慶波判處有期徒刑六年；白耀輝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五年執行；徐景偉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四年執行；代偉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期三年執行；甄兵祥判處免予刑事處罰；白志奇判處免予刑事處罰。二、農機補貼領域職務犯罪特點特點一：犯罪具較大“危害性”此案涉案金額不大，但社會危害性較大。國家支農惠農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被大打折扣，損害了國家形象同時也極大的侵害了農民利益。自2004年國家開始實施農業補貼政策以來，由國家支付涉農補貼款、涉農補貼項目廣泛，目的是為了讓農民真正得到實惠，而這樣一項支農惠農政策卻在執行過程中走了樣。“節水精播”項目是我省2007年開始實施的一項支農惠農補貼項目，補貼款由省財政支付。節水精播機的補貼額度要比普通播種機的補貼額高出很多，但這種機型適用于缺水的山區作業，對于平原地帶不太適用，但這高額的補貼使生產廠家看在了眼里，各找門路大力推廣業務，與各地農機部門負責人員聯系，業務員們的推廣承諾使農機部門的負責人員心知肚明，利益隨之而生，同時也為腐敗現象的滋生提供了溫床。執行者損害了政策法規執行的嚴肅性，違背了國家政策的原意，將老百姓對國家政策的認識帶入誤區，進而使得老百姓對國家所制定的政策的公信力產生質疑，長此以往必將對社會穩定帶來不利影響，特點二：犯罪行為具有“廣泛性”通過辦理此案發現涉農案件中犯罪行為呈多樣化，犯罪人員的范圍及層次也呈現出廣泛性，不再僅僅局限于國家工作人員。從辦理案件過程中看到行賄受賄以及貪污行為不再僅限于生產廠家及經銷商與農機部門之間，也存在于各種層次的人群中。如：農機部門的工作人員將補貼指標給親朋好友謀利，本不需要該機具，卻以補貼價購買后以低于市場價格再出售給真正需要機具卻拿不到補貼指標的農戶從中謀利。又如經銷商利用與農機部門的良好關系用借來的身份證多占補貼指標按補貼價格購機后又以市場價格出售給真正所需的農戶繼而謀利等。行為多樣，人員廣泛，而這種廣泛性還體現在了國家農機補貼項目的種類上，從國家補貼目錄中不難看出，農機具各種各樣，成百上千種，這也給想從中謀利的人員提供了有利的機會，國家的補貼款有定額但對于補貼到哪種產品上沒定額，職能部門自主決定權就具有了伸縮性，它可根據情況將國家的補貼款進行分配，農機具機型配備指標的多少就被控制，就會加大農機生產廠家的竟爭，當然利益也就與之掛溝。特點三：犯罪手段具有“隱避性”農機補貼項目工作由農機部門管理負責，“節水精播”項目由該局管理科負責開展。農戶申報后，管理科人員負責審核申報，并指定經銷商，一切合乎規定，沒有發現犯罪跡象。而有的院已查出：“節水精播”項目中造假騙取補貼款案件，農機部門人員偽造人名申報購買該機型后，由該部門人員將購回的“節水精播”機分到人頭上，各自出賣獲利，另有購機后廉價賣給經銷商，經銷商出售獲利后與農機部門人員均分，犯罪手段不一。我們了解這種情況后，迅速展開工作，按申報的人名走街串戶核實真偽，核實中發現，農戶是真，但“節水精播”被“偷梁換柱”。農戶都買到了精播機但并非是我省補貼項目中真正的“節水精播機”，特殊“節水型”全部換成的“普通型”，因為兩種機型的補貼額度有差別，廠家獲利后將好處費給了農機部門的人員，用合法的形式掩蓋了非法的目的，并且手段隱避，這是此案特點之一。特點四：團伙犯罪的“必然性”辦案中發現，此案的完成僅靠一個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分工合作，聯手完成。在我市農機補貼項目上，各種農機補貼項目主要由農機管理科和農業推廣站管理負責，所有農機補貼都必須經兩部門之手才可獲得。各種農機生產廠家業務員首先要找到主管農機的負責人即主管農機的副局長，暗示中達成利益共識后，由主管局長與管理科長和推廣站站長依職權及所負責的項目共同預謀如何操作實施，再由部門負責人根據共謀議項轉授給本部門具體工作人員操作實施，所有參與人員均能從廠家給的好處費中獲利。整個過程不難發現此案件的完成只有各部門人員聯合才能完成，形式的合法性掩蓋了其背后的“暗箱操作”，國家給農民的錢被侵吞，而團伙作案也呈現了它的必然性。特點五：犯罪行為突出“職權性”此案的另一大特點體現在“職權性”，以“權”換“錢”，即農機部門工作人員與經銷商之間的利益交易。我市的農機經銷商數十家，競爭激烈，而能夠經銷到農機補貼項目中的農機具業務成了眾多經銷商的競爭目標。“寧可不掙錢也要給農機拉關系，拉上關系后不怕沒錢掙”這是我們在查辦案件過程中一個經銷商所說的。可見，其中的奧妙之處也只有業內人士深知了。辦案中了解到，國家補貼目錄中的各種農機具均由經銷商代理，而農戶要想享受到補貼就要到農機部門指定的經銷戶處購買，否則購買不到享受國家補貼的農機具。而經銷商銷售的補貼農機數量越多其獲利越大，因為廠家會根據經銷商提供的補貼提單給其一定比例的返利。如：一臺聯合收割機可返給經銷商30%的利潤。經銷商獲取返利后按每臺的價格給農機負責人員出取好處費。生產廠家匯總補貼提單后向國家申報補貼。三方受益，利益的最大化，將國家的惠農政策貶了值。這一特點看到制度的缺失讓“職權”過于集中，監督流于形式，不能從真正意義上讓農民受益，不能有利的貫徹國家的支農惠農政策。三、由本案引發的思考及對策1、應科學制定現實有效、操作性較強的支農惠農政策。一項政策從上到下的貫徹和實施首先應考慮到現實性和可操作性，從“節水精播”項目中看到，此種機型不適于大泛圍推廣，制定政策文件及落實時應有預見性，而不應將是否執行此政策的自主決定權下放給基層職能部門，使權利自由化，要從政策源頭上進行制約，就會降低犯罪的發生情形。2、加強對農機補貼資金的管理進一步健全涉農資金監管體系。2008年國家將部分農機補貼資金的使用權下放給了基層農機部門，由各縣市依據其各自的需求決定將該資金補貼在何種農機具上，雖然增強了該補貼項目的可操作性，但是由于同時賦予各基層農機部門的權力過大，為腐敗現象的滋生提供了溫床，犯罪現象時有發生。3、加大對國家支農、惠農補貼政策的宣傳力度。廣大農民由于對這項工作了解不夠，沒有意識到這是國家對廣大農民的扶持和幫助，而是認為如果沒關系就得不到這些補貼，于是部分有購機需求的農戶為買到有補貼的農機具還要托關系、找門子，甚至還要請客、送禮，使得國家的支農、惠農政策成了一些干部吃、拿、卡、要的工具，這些干部從中得到了好處、嘗到了甜頭，反而利用手中的權利去謀求更大的利益，以至于到最后走上犯罪的道路。4、建立協調聯動機制，提高監管效能。由檢察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