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筆下的農民形象劉文雷鳳陽縣西泉鎮考城小學 233112內容摘要：魯迅先生是開創現代化民族化的偉大宗師。其一生創作了無數的人物形象，在反映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中，就描寫了一些農民形象。這些農民形象有以下幾個特點：農民形象具有沉重的悲劇；同時擁有零星的反抗；看客病態的麻木；人物本色的語言。通過這些描寫深刻地揭露出農民悲慘生活的根源所在，對當時的社會現狀進行深層次得無情披露。關鍵詞：悲劇；反抗；病態的麻木；本色魯迅先生是開創現代化民族化的偉大宗師。其一生創作了無數的人物形象，在反映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中，就描寫了一些農民形象。魯迅先生對農民形象的描寫揭露了當時的社會現狀，同時對舊社會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進行了深層次的心理描寫、靈魂拷問。通過這些描寫深刻地揭露出農民悲慘生活的根源所在，對當時的社會現狀進行了深層次得無情披露。沉重的悲劇魯迅先生在和農民“相親近”的過程中，“逐漸知道他們畢生受著壓迫，很多痛苦，和花鳥并不一樣”。從而形成了為勞苦大眾尤其是農民的悲苦而呼喊和戰斗的革命民主主義精神。魯迅先生筆下的人物，“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中”，反映他們的悲慘生活，講述他們的不幸遭遇，從“七斤”的麻木、膽怯到“閏土”的淳樸、善良，再到“阿Q”的精神勝利法、 “祥林嫂”的悲慘命運、“愛姑”的潑辣反抗以及“莊木三”的恐懼內心，他們的性格復雜多變，命運各不相同，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我們不難從這些名篇中發現其農民性格的多面性： 首先，這些悲劇人物是當時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犧牲品”。他們深受封建禮教、封建制度的毒害，思想愚昧落后，心理畸形變態。七斤這種“早有飛黃騰達的意思”的農民對只會“說出五虎將姓名”，“有十多本金圣嘆批評的三國志”的封建遺老趙七爺的恐懼與成年閏土畢恭畢敬的喊了我一聲“老爺”可見封建禮教和制度深入人心、以及毒害之深；阿Q臨死之前還懊悔自己畫押時沒有把圈畫圓，實在是傻的可愛；七斤經受辮子的風波打擊之后，“村人們呆呆站著”“個個心里計算”的茫然讓這些悲劇人物往往生活在一個冷酷、世故、毫無同情心的環境中，魯鎮人對祥林嫂的漠視更讓我們體會到當時社會的冷暖與炎涼。魯迅先生在這樣的典型環境中，揭示了當時農村的社會現狀和農民的心理束縛。同時從“六斤雖然新近裹腳，卻還能幫同七斤嫂做事，捧著十八個銅釘的飯碗，在土場上一瘸一拐的往來”，也可以看出魯迅先生對農村現狀的深深思索。革命之后現實中的農村社會并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觀，封建勢力以及封建思想依舊在農村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如果不能改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本質，農民階級的幸福就無從談起。其次，這些人物都毫無社會地位，身處社會的底層，飽嘗生活的艱辛。正因為如此，“趙七爺”便可以肆無忌憚的恐嚇“七斤”，“閏土”也因“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的層層盤剝、重重傾軋，“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而“祥林嫂”在四老爺的眼里永遠是“謬種”。這些人物都生活在社會的底層，當時社會現狀就像是一個金字塔一般，最后所有的一切都壓在這樣一些人身上，使他們深受經濟和精神上的雙重壓榨。但就在這些人身上，卻又實實在在體現了中國農民所固有的善良、質樸、頑強、勤勞等品質。盡管想“飛黃騰達”“三代不捏鋤頭柄”但七斤還“照例幫人撐著航路”，“卻還守著農家習慣，所以回家太遲，是該罵的。”可見其勤勞、質樸的本質；“水生”約“宏兒”到他家玩去，真正得善良好客；“祥林嫂”頂著沉重的精神壓力，還在四老爺家頑強的、不知疲倦地干活；少年閏土“托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支很好看的鳥毛”。這些人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品質，正是中國千百萬勞動人民的本色勤勞、質樸、善良、淳厚。第三，社會革命的不徹底使在社會底層生活的農民希望的肥皂泡破滅。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但未掃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封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中以帝制為核心的整套封建思想。“豆腐西施”眼中的我“放了道臺”、“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可見封建制度的毒害之深和農民階級的內心享樂主義的本質；革命之后，“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通過這些現象可以看出革命的勝利果實被封建階級所 竊取，社會形勢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由希望變成失望，在彷徨中掙扎，還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零星的反抗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善良的民族，這些農民形象具有這些本質特點。他們雖然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但在這些悲劇人物的心靈深處，卻偶爾也會綻出零星的反抗火花。一、勇敢地反抗。離婚中的“愛姑”是一個大膽、潑辣、倔強的農村婦女形象，她不甘心受壓迫和凌辱，敢于在許多陌生男人面前，甚至在地主老爺面前申訴自己的屈辱和冤苦，聲言要拼出一條命，鬧得她婆家家破人亡。她說話理直氣壯、潑辣放肆、毫無顧忌。“我倒并不貪圖回到那邊去”說出了“愛姑”的心聲，她是要在老爺、大人物、洋少爺面前去“評理”、“出氣”，證明自己婚姻的“合禮”，“合法性”，想得到讓自己得到合理地對待。想從陌生人甚至是地主老爺那里獲得“理”的支持，表現了堅強的信念和極大的勇氣。她“要細細地對七大人說一說”，以及在“慰老爺”家的一番話更是理直氣壯、據理力爭。同時“我們是粗人，什么也不知道”表現出對封建勢力的質疑。對“小畜生”的訓斥把她口快心直的個性表露無疑。雖然“愛姑的”反抗最后在封建勢力的聯合壓迫下失敗了，但她有站出來申訴自己歷來所受的屈辱和冤苦的勇氣，她的民主意識和反抗精神都得到了完整的展示。二、消極地反抗。阿Q喊出了“造反”，也經歷了“革命”，這說明像阿Q這樣的農民有反抗精神，但在革命尚未深入農村之前，只能以這種自私落后的思想理解革命，受“精神勝利法”的支配，因此他不能從屈辱中奮起，在失敗中求生，總是以幻想的勝利來安慰自己，來掩蓋屈辱和失敗，結果便不可避免地落下悲慘的結局。阿Q的反抗是建立在自私自利和麻木的報復基礎上的。他革命的目的就是砍掉小D、趙太爺、秀才、假洋鬼子和王胡的頭，就是為了得到金錢和女人。他反抗的目的就是為了享樂和報復，這也觸及了當時一部分革命者的靈魂，揭露了革命者的內心的丑陋的本質。與阿Q一樣七斤“喝醉了酒”，罵“趙七爺是賤胎”，這種飄飄然中“迸跳”出來的“口舌之快”，只能算是一種低級的幼稚的反抗，只能算是一種別樣的“酒后吐真言”。“閏土”與“祥林嫂”的反抗又有所不同，“閏土”挑了一些實用品后還沒忘挑了“一副香爐和燭臺”，對與已經被折磨的“像一個木偶人”的閏土來說，燒香拜佛與其說是想得到心理安慰，不如說是他對社會現實的一種“逃避”式的反抗，是對當時社會現狀無奈的反抗，從中也看出閏土在當時社會現狀中的無奈和無助。“祥林嫂”到“土地廟去捐一條門檻”與“閏土”燒香拜佛都是想得到內心的寬慰，但與“閏土”的“逃避”不同，她是想通過“捐門檻”來改變自己在陰間的命運，是想在陰間和自己的命運抗爭一次，同時也反映出“祥林嫂”在現實生活中的命運多難。“祥林嫂”不僅有精神上的反抗同時也有實際行動的反抗，為了逃避婆家的難堪虐待，她到地主家幫工；為了反抗婆家的捆綁再嫁，她進行了出格的掙扎。她的反抗是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抗爭，同時她的抗爭帶有明顯的封建迷信色彩，是在“夫權”和“族權”統治下的反抗。這樣一個人物在經歷了喪夫、再喪夫喪子的沉重打擊下依然進行頑強的抗爭。但她反抗的性質是盲目的，結果是慘重，最后只能在魯鎮新年的祝福聲中凄然死去。看客病態的麻木在魯迅的小說中有許多對于看客的描寫，正如其在吶喊自序中寫到“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被日本人砍頭的是替俄國做軍事上的偵探的中國人，而圍著的便是來鑒賞這示眾的盛舉的中國人。這是何等的諷刺啊。從那一回以后，他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這件事不僅讓魯迅先生做出了“棄醫從文”的決定，更對其以后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加奠定了其文學作品揭露“國民性”的基本基調。在魯迅先生的作品中，有很多對看客的描寫，雖然語句不多，但卻能引起讀者無盡的思索。風波中在“七斤”與“趙七爺”發生沖突后，“村人們呆呆站著，心里計算，都覺得自己確乎抵不住張翼德”，把看客的“獨善其身”的思想暴露無疑；對七斤的犯法，“也覺得有些暢快”，在這些人的身上似乎有那么一點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影子。他們對“辮子事件”的本質根本無法理解，對七斤的遭遇連同情之心都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私、漠視、慶幸，甚至“覺得沒有什么議論可發”。讓村民們冷漠、盲從的性格特點躍然紙上。“辮子事件”后，村人又給七斤“相當的尊敬，相當的待遇了”，“都笑嘻嘻地招呼”。說明辛亥革命并沒有給封建統治下的中國農村帶來真正的變革，今后的社會革命，若不能喚醒民眾，是難以成功的。阿Q正傳中最后對看客的描寫尤為精彩。他再去殺頭的路上，“兩邊是許多張著嘴的看客”。當他無師自通的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后，便有人發出豺狼一般的一聲“好”。與阿Q似乎有點聯系的吳媽，“只是出神的看著兵們背上的洋炮”。可見當時的社會冷漠，世態炎涼，把看客“與己無關”的漠然心態描繪得淋漓盡致。直至阿Q感覺看客的“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可以看出這些人對于弱者根本就沒有同情，甚至欺負弱者。在強者面前他們就是“羊”，在弱者面前他們就是“虎”。對于認為阿Q是一個革命者的他們來說，看斬首只是他們生活中宣泄壓抑的一種方式，這些看客對革命的本質沒有深刻的認識。也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革命并沒有在人們的內心產生多大的影響，并沒有轉變他們的思想，也從一個側面揭露了“國民劣根性”。魯迅作品中的看客的性格是多種多樣的。楊二嫂連一副手套都塞在褲腰里帶出去，是一種帶著封建思想的刁蠻和自私；通過離婚中的“八三哥”聽到“七大人”的名字后的驚恐，可以了解他趨炎附勢、畏懼強權、毫無反抗精神的本質。而胖子汪得貴則是一個明顯的附和派，毫無主見可言；八一嫂是“心腸最好的人”，但仍然是愚昧、麻木的生活在渾渾噩噩的不覺悟狀態之中。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形形色色的看客性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社會因素的影響，但其本身的麻木以及茍活注定了他們在以一種病態的方式生存著。人物本色的語言對話，是小說中經常運用的一種表現手法。對話這種形式看來很簡單，似乎人人都會用，都會寫，但是要用得好，寫得活，深刻動人，卻頗不容易，需要費一番苦心。魯迅曾經說過，描寫人物對話，應該做到即使不描寫人物的模樣，也應該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像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風波中運用了許多對話：從七斤嫂與七斤的對話，在七斤出事后馬上與之劃清界限，“這囚徒自作自受，帶累了我們又怎么說呢？”“那時我是，整整哭了三天”，可以看出他們的結合是沒有什么感情基礎的，只是為了生存的給和合，是“利用”關系。既沒有夫婦間的心心相映，也沒有同患難的精神準備。活生生暴露出“夫妻本是同命鳥，大難來了各東西”的處世態度；七斤與趙七爺的對話中，七斤雖然“的確是一名出場人物”，有“相當的待遇了”的。在趙七爺說過辮子的重要性后，覺得“事情自然非常重大，無可挽回，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地”，實際上卻顯示出他是一個麻木膽怯，愚昧鄙俗，毫無民主主義覺悟的落后農民的典型。還有九斤太太與趙七爺的對話、八一嫂與七斤嫂的對話等，這些對話把不同的人物性格凸現得淋漓盡致。故鄉中“我”和“少年閏土”的對話時天真爛漫、無拘無束的。“少年閏土”跟我說的“捕鳥”、“看瓜”的故事是那么的自然和精彩。那油一樣滑的猹、許多的跳魚、各種各樣的鳥雀承載著“我”無盡的夢想。我們之間是沒有任何隔閡的坦誠的朋友式的交流，我們之間的稱呼是“閏土哥”和“迅哥兒”。在與“中年閏土”的見面中，他一句具有階級性質的稱呼“老爺”，“在我們之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同時閏土的話題也變了，開口閉口都是“老爺”、“太太”，所說的事情都是那么的蒼白、無力，“都是無關緊要的話”。我和“中年閏土”之間已經沒有共同語言了，“中年閏土”的麻木得讓“我”傷感。正是這些具有表示不同時期人物本色的對話描寫，讓我們更能體會到當時社會現狀對中國農民心靈的摧殘。離婚中語言的描寫把“愛姑”的心理變化展露無疑。從一開始“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花了么?”的勇敢、理直氣壯；到看見工人搬出年糕湯是，不由得“局促不安起來了”，在內心思量“知書達理的人事講公道話的。我要細細地對七大人說一說”的猶豫、動搖，把“愛姑”實質幼稚、脆弱的內心一層層得展露出來。在與封建勢力的較量中，“愛姑”不惜“拼出一條命，大家家敗人亡”，的潑辣放肆，在發現“自己是完全孤立”時內心的驚疑和失望都通過她的語言得到了充分得展示。一句“我本來是專聽七大人吩咐”已經明確得表示愛姑對自己的斗爭徹底放棄了，心理防線被徹底擊潰而垮塌，她的斗爭在封建勢力的聯合壓迫下失敗了。文章的結尾通過“謝謝慰老爺”一句話，我們能夠體會出“愛姑”內心的無奈與失落，更能夠感覺出“愛姑”已經對離婚的“結果”妥協了，已經對屈服于當時那個社會現狀了。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