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清代的詩、詞、文第一節 清代的詩清詩數量之多，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而且流派很多，詩話如林，呈現出唐宋以后詩歌創作的復興局面。清代詩歌的發展，分為兩個時期：一、清初期（順治、康熙兩個朝代）清初詩人，就其生活道路，政治態度和詩歌風格可以分為兩大類：反清的明末遺民和降清的明末遺民。1、反清的明末遺民這些人入清后不同清朝統治者合作，積極投入抗清斗爭，他們的詩歌有強烈的民族感情和愛國思想，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杜濬、歸莊、閻爾梅、錢澄之、申涵光、吳嘉紀等。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顧炎武、屈大均、吳嘉紀。顧炎武（16131682）字寧人，號亭林，江蘇昆山人，出身于“江東望族“。明末參加過復社，入清不仕，積極投入抗清的武裝斗爭。抗清失敗后他十謁明陵，遍游華北，到處奔走，不忘興復。有日知露、亭林詩文集。顧認為“文須有益于天下”,又說：“詩主性情，不貴奇巧”。他的詩歌劇作重視地時間了他的這些主張，大都寫國家民族興亡的大事，有十分豐富的歷史內容，或托物寄興，或借景抒情，或吊古傷今，都充滿著愛國熱忱和民族情感。詩風沉渾悲壯、蒼涼勁健，詩如其人。他的詩對清代詩歌，尤其是清初和晚清詩壇，產生了巨大影響。作品選精衛詩中作者以精衛自喻：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表示一定要以精衛填海的精神來從事恢復故國的事業，對于那些“有成窠”的燕雀，即那些降清的士大夫，表示了無比的輕蔑。2、清代的明末遺民這些人雖也是明末遺民，但他們或者降清，或者參加清朝科舉，或被清同志者聘請出山。又都為清政府服務了。有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施閏章、宋琬、毛奇齡、朱彝尊、陳維菘、姜宸英、彭孫遹、王士禎號稱大家。而以錢謙益、吳偉業、王士禎成就最高、影響最大。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明萬歷進士。官至侍郎，在南明福王政權中任禮部尚書。清兵攻陷南京，他率領文官投降，任禮部侍郎，不久辭歸。以后又和抗清活動有聯系。寫過一些懷念故國， 悔恨平生的詩。錢詩名很大，被推為一代宗師，著有投筆集。他與吳偉業 、龔鼎孳并稱“江左三大家”。他論詩及對明前后“七子”的擬古主義，也反對“公安派”的空疏、“竟陵派”的狹窄。主張寫詩要“有本”，做到既有性情又有學問。他是宗宋派的領袖，對清代詩歌的發展產生過很大影響。在其影響下，崇尚宋、元，一時成為風氣。吳偉業（16091671）：字駿公，晚號梅村，江南太安人。在“江左三大家”中，實首屈一指。他寫詩學唐人格調，是當時尊唐派領袖。他的詩社會內容豐富，大豆是追懷往事，感慨平生，字里行間滲透了興亡之感、家國之恨。他也有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痛苦，描繪了農村的破敗景象。他長與歌行：圓圓曲、永和宮詞、鴛湖行、楚西行是其代表作。圓圓曲以陳圓圓和吳三桂的悲歡離合故事為線索，展現明末清初的廣闊歷史畫面，寄托了詩人的興亡之感。篇中對吳三桂為個人私利而以國家、民族利益作交易的販賣行為的批判，有著深刻的歷史意義。吳偉業的詩歌將李商隱色澤濃麗的筆法和白居易鋪排的特點結合起來，形成自己沉郁蒼涼、氣勢磅礴，語言華麗，格律嚴謹，開闔自如，聲色并妙的風格。其缺點是情緒低沉，用典過多。王士禎(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他是神韻派詩人的代表。論詩以神韻為宗，創作力求超脫，認為“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是詩的最高境界。他認為古人作詩，只取靈感到來的那一瞬間所獲得的“超妙”來構成意境，不像古人只在篇章結構上下工夫。其實，他說的“神韻”是要求詩歌有一種淡遠的境界和含蓄的語言。處于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代，王士禎未能引導詩人面對現實，只著眼于形式，追求虛無縹緲的“神韻”，只能使詩人脫離現實，削弱詩歌的現實性與戰斗性。王士禎的詩缺少現實內容（深刻的社會內容），摹山范水，詠古吟物是他最喜歡寫的題材。但其詩在藝術上也確有可取之處，特別是近體小詩，寫得融情于景，意味悠長。如真州絕句：紅干多是釣人居，柳陷菱塘一帶疏。好是日斜風定后，半江紅樹賣鱸魚。寫漁村夕照，紅日西斜，江邊一切都抹上紅色，樹蔭下一片叫賣鱸魚之聲，生機盎然。二、清中期清代中葉，在殘酷政治壓迫和文化專制下，大批知識分子鉆進故紙堆里，使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所代表的進步文風發生了轉變，詩歌開始離開現實主義道理，向著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方向發展。就詩歌創作的成就而言，清中葉不如清初。清中葉詩歌流派，大體上沿著清初尊唐、宗宋的路子，發現了格調派、肌理派、性靈派，也產生了許多有影響的作家，其中影響最發的是沈德潛、翁方鋼、袁枚。他們各代表一流派。鄭燮詩無所依傍，自成一派，也很有特色。1、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今江蘇蘇州人）。乾隆年間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著有歸愚詩文集、說詩晬（zu）語，另外還編選了古詩源、唐體別裁、明詩別裁、國朝詩別裁等詩集，體現了其詩論。沈是繼王士禎后，的詩壇大家，根據他的老師葉燮在原詩中提出的理論，創“格調說”。他作詩重格調，首先強調詩歌要為封建政治和社會教化服務。他說：“詩教之尊，可以和性格，厚人倫，匡政治，感神明。”從這種封建的功利主義出發，他提倡“溫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詩教。其次，強調學習古人的法度和格律，要長久地沉浸在古詩之中，“充養既久，變換自生，可以換卻凡骨也。”他說：“詩不學古，謂之野體。”他主張在廣泛學習古人詩法的基礎上，掌握古人的聲律和模擬古人的格調。“格調說”仍是一種擬古主義的詩歌主張。翁方鋼（17331818）字正之，號覃溪，直隸大興（今屬北京市）人。乾隆時進士，官至內閣大學士，詩文之外，精通金石考據之學，著有復初齋詩文集。翁論詩既不滿于“神韻說”，也不滿于“格調說”。認為“神韻說”膚淺空疏，“格調說”則過于食古不化，所以另辟“肌理說”，以補前二者之弊。“學者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言志集序）。“詩必砰諸肌理而文必求其實際，（延暉閣集序）。2袁枚（17161797）：字子才，好簡齋，又稱隨園先生，浙江錢塘人。乾隆時進士，做過江寧等縣知縣，中年以后辭官，筑隨園于江寧小白上上，過著閑適的生活。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隨園詩話及筆記小說新齊諧，袁枚是性靈派的代表，他論詩標舉性靈。：“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作詩不可無我。”“詩有性情而后真。”（隨園詩話）即是主張：張寫詩必須表現詩人自己的個性才情和親身感受主張寫詩要創新，事物在發展，詩歌也應隨之變化。“味欲其鮮，趣欲其真”，把真實的感受同詩人的個性，生動活潑地表現出來，這就是“性靈說”真諦。“性靈說”反對模擬古人，認為“詩有工拙，而無古今”，諷刺神韻派是“貧賤驕人”，格調派是“木偶演戲”，肌理派是“開古董店”。他認為“溫柔敦厚”的詩教，不過是是教的一個方面，并不代表孔子詩教的全部內容，也不是唯一準則，他主張用“興觀群怨”來代替。袁枚的詩空靈、流利、新巧，確是從作者心靈中來，也表現了詩人的個性。如馬嵬驛。分析馬嵬驛“莫唱當年長恨歌，人家亦自有銀河。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3鄭燮：在袁枚之前，獨立于擬古主義詩風之外的鄭燮，是一個很有特色的詩人。（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出身貧寒，乾隆元年進士，曾任山東范縣、濰縣知縣。因救濟災民，得罪上司，托病辭歸，晚年在揚州賣畫為生。有鄭板橋集。他是繪畫史上有名的“揚州八怪”之一，以畫竹聞名。他的畫隨意揮灑，筆情縱逸。此外，他還擅長書法，熔鑄篆、隸、行、楷于一爐，看上去歪歪斜斜，大大小小，而極富意趣。鄭燮為詩人率意寫真，也很有個人特色。鄭的詩歌主張：詩歌創作要“自樹其幟”，“直抒血性”。此觀點與袁枚相近，但比袁枚更注意詩歌的現實性和社會性，他認為詩歌要“歌詠百姓之勤苦”，他品評王維、趙子昂，說沒“平生詩文，可曾一句道著民間痛癢！”他贊揚杜甫，認為“只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丘墟、關山勞戎之苦，宛然在目。”反對擬古，認為“作文必欲法前古”。如“婢學夫人徒自苦”。第二節 清代詞宋代以后，元明詞家寥落，有成就的不多。到了清代，作家輩出，填詞一時蔚然成風，所以有人把清代視作詞的中興期。一、清初期清初詞人最著名的是被稱作清初三大家的陳維菘、朱彝尊、納蘭性德，他們分別代表著清初詞壇三種不同流派和風格。1、陳維菘（16051682）：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他是明末著名復社文人陳貞慧之子，少負才名。康熙十八年應博學鴻詞試，由諸生受翰林院檢討。他詩文淵博，才氣縱橫，詩文俱佳，駢文稱一代名手，而一詞成就最大。著有湖海樓詩文詞全集，其迦陵詞共有1629首詞，創作之富，為清代詞人之冠。陳維菘是陽羨（宜興漢代稱陽羨）派的領袖。他的詞，師法蘇軾、辛棄疾、受辛詞影響尤深。當時一些重大社會問題和民生疾苦，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所以迦陵詞序中說他的詞：“或驢背清霜，孤蓬夜雨；或河渠送別，千里還人；或酒旗歌板，須髯奮張；或月榭風廊，肝腸掩抑；一切談諧狂嘯，細泣幽吟，無不寓之于詞。”如賀新郎纖夫詞。分析賀新郎纖夫詞上片寫朝廷征發纖夫（櫂（zho）船郎），使鄉下雞犬不寧的景象，和被抓者受虐待的情景，表現了作者對統治者的憤慨和對人民的同情；下片描寫一個被捉去拉纖的“丁男”，與他的“草間病婦”，訣別時的悲慘情景，臨別叮嚀之語，字字血淚，令人不忍卒讀。陳詞風格豪放，氣魄雄偉，取景壯觀，語言率直俊爽。古代豪放派詞人作壯譜，多用長調，陳詞切能在小令中慷慨高歌，抒其號炮買之情，意到筆隨，毫無拘束。被稱為清代豪放派的領袖。但陳詞數量多，有些詞難免顯得粗糙，而且往往一發無余，含蓄不夠。2、朱彝尊（16291709），字錫暢，號竹姹（ch），浙江秀水人。他是浙西詞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極力推薦宋代詞家姜夔、張炎，提倡“字琢句煉，歸于醇雅”。要求詞具有古雅峭拔的格調，疏淡清遠的意境，和諧而嚴謹的音律。他的詞構思精巧，描寫細膩，風格清遠而醇雅。如桂殿秋：“思往事，渡紅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聽風雨，小簟輕衾各自寒。”但朱認為“詞則宜于宴嬉逸升，以歌詠太平（紫云詞序）。在這種理論指導下，他的詞大都內容空虛，意境不高。可他又說：”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于時者所宣寄情焉耳”（陳緯紅鹽詞序）。所以，他自己的詞作，無論記游、懷古、詠物、言情，大都有所寄托。朱有些詞過于雕琢字句，講求聲律，不免有堆砌釜鑿之痕，失去自然朗暢的本色。3、納蘭性德（16541685）少數民族詞人，字容若，號楞枷山人，滿州正黃旗人。父親納蘭明珠曾任武英殿大學士，刑、兵、吏部尚書，累加太子太傅，晉太子太師。聲威顯赫，勸傾朝野。性格自幼聰明好學，22歲中進士，又善騎射，任一等皇侍衛，一直跟在康熙帝左右。31歲病故，著有通志堂集，詞集名飲水集。性德詞或寫離愁別恨、羈旅凄涼；或寫塞外風光、鞭馬勞頓；或寫朋友情誼；或寫懷古幽思；或寫伉儷情深，題材范圍多為家庭生活、身邊瑣事、兒女私情，很少直接寫社會重大題材。他的詞情調哀怨感傷，從留下的300多首詞看，幾乎首首言愁，篇篇寫恨，讀來令人愁腸百結，如長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丈燈。 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寫于隨康熙帝赴關外途中，表達了羈旅之情，思鄉之苦。如夢令：“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歸夢隔狼河，又被河聲攪碎。還睡，還睡，解道醒來無味。”描寫作者遠行在外的孤寂無聊和深沉的思鄉之情。此外，像“睡也無聊，醉也無聊。”（采桑子）；“西風多少恨，吹不散眉彎”（臨江仙）；“西風鳴絡緯，不禁愁人睡”（菩薩蠻）這種描愁寫恨的句子，在納蘭詞中比比皆是。對人生的感傷，對生活的厭倦，百無聊賴，遇事成愁的心情和意緒，構成他詞的基本思想傾向。這同他生于華屋、長與權門、少年得志、仕途似錦的身世是很不協調的，仍可探索出其中的原委。納蘭詞受李璟、李煜的影響，詞風與之相近。陳維菘說：“飲水詞哀感頑艷，得南唐二主之遺。”（詞評）在藝術上，納蘭詞最大的特點是感情真摯、個性鮮明。在寫法上統用白描，不事雕飾。另外，他的詞語言清新自然，淡雅質樸，能兼采眾家之長，形成自己獨特風格。二、清中葉1、“張惠言與常州派”清中葉詞壇幾乎全被陽羨、浙西兩詞派所占。浙西派影響更大。但是，這時的浙西派詞人，一味擬古，堆砌辭藻，寄興不多，詞格卑下，詞的內容越來越空虛、狹窄，嘉慶年間，以張惠言為代表的詞人，起來挽救時弊，力圖改變這種局面，后來周濟等人加以響應，就形成了一種新的流派常州派。其影響由江、浙直至嶺南，從中葉直到晚清，使清詞義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張惠言（17611802），字皋文，江蘇常州人，嘉靖四年的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他論詞：反對把詞當作“小道”，力圖提高詞的地位，要求詞能“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詞選序）。他強調詞的內容、強調詞的比興寄托，主張”意內言外”，以“國風、離騷之情趣，鑄溫、壽、周、辛之面目”（周濟味雋齋自序）。但是，他又過分強調比興寄托，往往到前人的作品中去找“微言大義”，不免穿鑿附會。張惠言的創作態度是嚴肅的，他的茗柯詞，僅收詞46首，幾乎每首都非常成熟。他的詞氣勢雄健，俊逸深沉。如他的木蘭花慢揚花是蘇軾詠揚花詞以后的又一名篇。張此的內容多為身世之感嘆，惜春之情緒，沒有多少超過前人之處，但他對糾正浙西派的流弊還是有貢獻的。與張同時或少后的還有張琦、周濟、董士錫等。他們都是常州人，且互相唱和，使常州派詞在詞壇上造成很大聲勢。其中周濟影響最大。2、周濟在張惠言論詞的基礎上，提出“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的觀點。即作者必須帶著強烈的感情去觀察、體驗豐富的社會生活，從中提煉出深刻的思想，并以鮮明的形象來表現這種思想。這種飽含思想的形象，由于情與景諧，思與境共，妙合無垠，看起來不是寄托，而寄托已包含其中，這種觀點，豐富了常州派的詞論，在清人詞論中有獨到之處。周濟的創作，被認為是常州派“意內言外”的典范。他的詞，大抵寫景詠物，都有所寄托。常州派轉變了清中葉詞風，其影響直至清末。但是，后起的常州派詞人，過于追求“意內言外”，往往使詞意艱澀迷離，不知所云。第三節 清代散文一、 清代初期散文發展情況與詩歌相似，出現了兩種不同類型的作家，他們的創作主張和創作傾向都有明顯的不同： 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代表的作家，既是明末遺民，抗清戰士，又是明經致用的學者和進步的思想家。他們反對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漢”的擬古主義，也反對公安派，竟陵派的虛浮文風，更瞧不起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他們主張文章要明道載道，有關系國計民生的切實內容。作家必須有高尚的思想情操，道德修養和高人一等的學問見識。這種觀點一方面對明代空疏的文風是一種批判，另一方面對明帶較為解放的文藝思想來說，無疑是一種倒退。但他們處于民族斗爭，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的時期，都積極投入抗清斗爭，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同情民間疾苦。因此，他們的散文大都寫得內容充實，論證精辟，行文流暢，感情激烈，其中尤以政論見長。如黃宗羲的原君，以古今君主為對比，指出后世君主視天下為個人的私產，不惜“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生。”因此“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 原君把批判的鋒芒對準封建社會的抗議，鮮明地顯示了作者的民主主義思想和戰斗精神。以侯方域、魏禧、汪琬為代表，他們都學韓愈、歐陽修古文，作品以傳記散文見長，藝術性較強，文學價值也較高。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號雪苑，河南商丘人，出身于貴族家庭，少年時代曾縱情聲色，后有悔悟，自題書齋名為“壯悔堂”。明末曾參加復社，同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余孽進行過堅決斗爭。明亡后，被迫參加了河南鄉試，中副榜。對此他自己覺得是奇恥大辱，別人又視為變節行為，因此心情抑郁，不久病死，年僅36歲。侯方域才氣縱橫，散文往往能將史記、漢書之傳記，韓愈、歐陽修古文和傳奇小說的筆法熔于一爐。形成一種清新奇峭的風格，而尤以傳記散文見長。李姬傳歌頌了明末秦淮名妓李香君明大義、辨是非、不阿附權貴的高貴品德。文中寫香君“俠而慧”、“能辨別士大夫賢否“的性格十分突出。此外答田中丞書、癸末會金陵與阮光祿書對田仰、阮大鋮之徒進行了有力的鞭撻，也寫得痛快淋漓，文氣酣暢。如魏禧大鐵椎傳、汪琬江天一傳。二、桐城派及清中葉散文清代散文以桐城派影響最大，它發端于清初、興盛于清中葉，其影響直到晚清。被稱為“桐城三祖的方苞、劉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由此得名。方苞（16681749）字鳳九，號望溪，安徽桐城人。方以文章道德名于當世。李光地曾稱贊他的文章“韓、歐復出，北宋后無此作矣。”他自己也標榜“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介韓柳之間。”他既有創作又有理論，影響著一代文壇。方是桐城派始祖。劉大櫆（16981780）字才甫，號海峰，師事方苞，又是姚鼐的老師。是桐城派承前啟后的人物。姚鼐（17321815）字姬傳，號惜抱。是桐城派的中心人物，繼承和發展了方苞、劉大櫆的古文理論，使之更加完整而系統。方苞、劉大櫆、姚鼐三人師生相承，形成古文宗派。他們主張為文要講義法。方苞說：義就是易經所說的“言有物”；法就是易經說的“言有序”。“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義指文章的內容，法指文章的形式）他要求文章的形式服從于內容，做到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這種說法，當然是正確的，但實際上，他們所說講的義，在當時就是指程朱理學的一套；而他們的法，也逐漸演化的跟八股時文的“起承轉合”無多大區別。劉大櫆補充了方苞的理論，強調文章的技法。他說：“古人文字最不可攀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