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脈絡梳理我國文化經濟的區位變遷 本文檔格式為 WORD,感謝你的閱讀。 內容摘要：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我國對不同的政治領域有著不同的文化經濟發展政策，隨著千百年來的發展，不同的省份也就呈現出了精彩紛呈而又各異的文化經濟發展狀況。南方省份諸如湖南、廣東等地率先響應國家創辦高新開發區的政策，不拘泥于傳統文化，敢于創新，因此憑借自身的地理區位優勢在文化經濟的區位變遷中取得了重大進展；而以首都北京為代表的一系列中心城市，則更多地愿意在自身文化的沉淀與積累 下，著眼于歷史發展自身的文化經濟。正因如此，我國的文化經濟才在千百年來有著多次的區位變遷，這與我國不同省份的不同發展方針是緊密相連的。 關鍵詞：文化經濟 區位變遷 歷史脈絡 問題的提出 對于文化經濟的定義，不同的學者對此往往具有不同的定義。社會經濟學家大衛 赫斯蒙德夫認為，文化經濟包括多方面的文化產業通過生產組織構建出的直接的社會存在意義，多方面的文化產業則包括以營利或不單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國家政府機構、廣告和營銷機構，以及 21 世紀迅速發展的互聯網及電子產業，這些產業互相促 進發展構成了當今的文化經濟。美國文化企業學者亞柯卡則對文化經濟提出了另一種新型的文化創意理論，認為文化經濟的區位發展具有多重的包容性，囊括了區域性發展和城市自身文化經濟的發展，以及新思想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同時，文化與經濟絕不單獨存在，而是依附在城市中進一步發展，不同時期經濟的區位變遷也反應出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 目前，涉及到從歷史變遷的角度進而分析我國文化經濟區位變遷的文獻還較少。本文基于此，嘗試將文化經濟的發展和區位變遷分為不同的階段，并從不同的階段對文化經濟的發展和區位變遷略作分 析，通過回顧歷史和相關事例，展開對文化經濟歷史區位變遷的探索與分析。 文化經濟發展起步的初步探索階段 （一）古代王朝文化發展及經濟區位變遷的探索 我國是一個保存著數千年文獻的擁有悠久歷史的國家，其王朝系統的不斷更替實際上對文化經濟的探索有著不可磨滅的重要影響，封建王朝和現代社會即使擁有巨大差距，但文化經濟的探索卻一直未曾停止。將文化經濟的發展簡單地外化為歷史自身的事件和復雜的社會關系本身并不無不妥，但是若以單純 “ 貼標簽 ” 的方式對古代文化經濟發展的探索等做非彼即此的分類就存在著一 定的問題。對古代王朝文化經濟發展進行探索的目的，是為了盡可能掌握由于漫長的歷史文化變遷，形成的古代封建社會生活文化經濟發展的地域性特點，以及當時我國地區的百姓關于文化的民間觀念。因此，如何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通過對復雜的歷史文獻的研究，讓國家和文化在長期磨合中逐漸形成的相互聯系逐漸顯現，是對古代王朝文化經濟發展進行研究的重要步驟。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區域的形成和歷史之間的直接聯系可直接探討，進而為我國古代文化經濟的特異性展現出形態各異的表達。而具體經濟區位出現南移，則要以北宋末年的“ 靖康之變 ” 作為轉折點。在此 期間，岳飛率領的岳家軍阻止了金軍向南進一步侵略。這一方面造成了北方勞動人民大量遷居南方，使南方經濟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以當時的江浙地區為例，農作技術由于大量的人口遷入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水稻的種植面積和產量相較于北方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長。 “ 蘇湖熟，天下足 ” 就是從那時開始廣為流傳，這些都是北方地區難以望其項背的。 （二）新中國對文化經濟變遷的初步探索與思考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的迅速發展下加強了對文化經濟變遷的探索。毛澤東曾提出著名的文化經濟理論，他認為文化領域應當做到 “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要求加強對文化事業的監督與管理，但迫于新中國當時政策和新社會主義制度的影響，文化經濟的發展僅僅在探索階段就遭受了一股寒流，國際形勢也對我國不利，文化經濟的探索就在此遭遇了巨大的困難。但在與世界隔絕的條件下，新中國并未放棄對文化經濟的探索與思考。當時的北京作為新中國成立的首都，作為全國經濟發展重要的核心，集中了全中國最重要的文化與經濟的核心部門，在當時為文化和經濟的共同發展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率先推廣了新型農業技術的種植、進一步提高相關的紡織技術并 重視商品經濟和工業技術的齊頭并進，為當時全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當時取得了不可動搖的經濟重心地位。同樣，一些地級城市由于自身的區位性因素，文化的探索同樣有了重大的發展，比如解放前期的電影產業在長春就有了重大的突破，即使是百年后的今天，長春的電影制片廠也同樣是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文化經濟區位迅速變遷的發展階段 （一）新政策發展和蘇聯的幫助加速了文化經濟區位變遷 20 世紀 70 年代末，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成為至今我國大陸地區發展經濟的主要方向，全國的經濟模式向社會主義市場化 經濟的方向不斷轉變，開啟了文化經濟區位變遷新階段。糾正了過去 “ 文化隸屬政治領域、文藝服從政治指導 ” 的不恰當的思想，批判了封建社會主義漸漸僵化的發展模式，重新提出了確定科學發展觀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要求用實踐來檢驗當時的發展方針，確定了文化產業繼續發展的新方向，重新提出了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性，并提出實施文化產業和經濟產業共同均衡發展的新型理論，要求各級政府進一步加強文化和經濟區位條件的完善，進一步發展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水平，自此文化經濟才稱得上是真正復蘇和發展。同樣，改革開放等一系列新政策的產生，使得我國 的文化與經濟中心不僅僅局限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而是在其它地級城市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進而讓全國的文化與經濟中心有了多面性，而在經濟發展與變遷的相關方面，我國當時中心地區的經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發展很快，這與當時蘇聯的幫助固然是密不可分的，同樣我國當時的經濟模式亦為蘇式的計劃經濟模式，至此，文化產業和經濟區位變遷的初步發展階段便已基本奠定。 （二）迅速發展階段文化產業的區位變遷特征 改革開放的成功實施，不僅加速了文化經濟區位的改變，更是加速了我國對外交流的腳步。 1978 年是我國文 化產業迅速發展的一年，我國不拘泥于自身的歷史文化，而是打開國門與美國在內的一系列西方國家建立起了良好的外交關系。此時，經濟區位變遷開始由中心城市向南方的沿海城市有了進一步的偏移，政府同時也將外貿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之一。在當時我國的社會資源十分有限的條件下，國家集中有限力量優先發展沿海地區是十分可取的。這種新型的發展方略通過對文化產業適度傾斜和調整，實施了適度的地區文化產業專一發展方略。我國在當時社會開展各種文化與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上，進一步實施了適度的文化產業集中與必要的產業分散相結合的發展方針，使得我 國能夠在文化經濟區位尚不能做到均衡發展的過程中，以能達到的最佳速度，使得文化經濟區位產生了一部分變遷，從看似的 “ 不平衡 ” 中，取得了進一步的 “ 平衡 ” 發展，同樣是一種成功的全局戰略。這種非均衡發展的戰略目標通過先帶動起一部分的地區文化建設的成功實施，繼而逐步成功實現各地區文化經濟共同蓬勃發展的目標，逐步減少不同地區之間的文化經濟差異。當時我國文化經濟區位共同分布在南方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的特點，成為了迅速發展階段文化產業的區位變遷的一大特征。 文化經濟不同區位發展漸漸穩定的最終階段 （一）政策環境 的改變促使了經濟區位變遷的最終穩定 1992 年，全國人大第十四次會議的成功召開，向不同地區發出了完善文化經濟發展的新信號。在 20 世紀 90 年代末期，我國的經濟發展由于受到多種新政策的推動，經濟區位被要求漸漸落實。廣大群眾中，進一步加快尚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進一步逐漸減小不同城市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促進地區間文化與經濟共同發展的愿望愈加迫切。就在這樣的新政策和群眾的呼聲下，我國在這樣一個疆域比起發達國家遼闊數倍、人口基數龐大、地區文化和經濟發展尚且存在一定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的不利條件下，選擇了 經濟發展的效率第一，同時兼顧不同地區協同發展，將適度經濟產業發展傾斜和地區間協調發展結合起來的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既讓地理條件優秀和人文因素成熟的中心城市和沿海城市率先發展，從而能夠支撐全國社會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又使文化經濟尚未發達的地區與較為成熟的文化經濟地區之間優勢能夠互補，相互之間能夠相互促進，共同協調發展，使得文化經濟的中心區域能夠進一步向欠發達地區傾斜，從而能為以后的全國所有地區文化經濟共同和諧發展提供強大的后援。因此，就在這樣新政策環境的迅速改變下，我國文化經濟區位的發展逐漸趨于穩定。 （二）文化經濟發展逐漸趨于穩定后我國文化經濟發展特征 無論是新政策對文化經濟產業的逐漸推動，還是文化事業向產業類型的逐漸靠攏，文化經濟的區位也已經達到了趨于穩定的和諧階段。隨著多地區共同發展文化產業的進一步改革，全國的經濟實力都有了飛速的發展。我國內地還是世界貿易組織、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和 20 國集團的成員，而北京作為文化產業和國家核心部門的中心，當仁不讓地擔負起了文化經濟發展的中心地位，其中央電視臺龐大的傳媒文化推動力，達到了壟斷地級城市集聚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在這一階段，北京依靠其文化資源 的傳統集聚力保證了其在文化經濟領域的中心地位，取得了相比其他城市之間的核心競爭能力，并在新型產業包括互聯網和電子等產業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進步。然而，隨著全國文化經濟的迅速推動，文化管制程度的進一步退讓，全國文化經濟的自我創新也有了更多的空間，很多地級城市也取得了非常迅速的發展，雖然相較于北京、上海等特大中心城市還存在一定不足，但其勇于創新的文化精神也取得了相當優秀的成就。至此，我國的文化經濟區位在不同的省份已經漸漸形成，并趨向于最終的穩定階段。 文化經濟的區位形成不是由單一因素所控制，而是在多方面 的影響下經過長年累月的積累漸漸形成。本文通過從古代到現在這一歷史脈絡，梳理了我國千百年來文化經濟區位的逐漸變遷，說明了千百年來無論是古代王朝的文獻制度，還是新中國的國家文化政策的實施，都會對文化經濟區位的變遷有著重大的影響。在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文化經濟還僅僅被認為是文化事業而不是文化產業，由國家引領進行統一的發展，缺乏獨特性和創新能力，僅僅在中心城市能夠取得一定成果。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成功到來，沿海城市和南方一系列較為發達的地區依靠自身的經濟和文化實力，文化人才的實力，成功地發展了自身的文化產業。21 世紀以來，我國的文化產業和經濟區域變遷已經漸漸趨向于向全國發展的穩定階段，經濟重心也已經漸漸形成以中心城市為主的社會主義特色市場經濟，文化產業與經濟發展進一步齊頭并進，各城市開始注重不同的自主創新能力，比如湖南省的自主電視臺品牌的初步形成就使其形成了核心的競爭能力，在這樣百舸爭流的新型局面下，文化經濟不再是單一的中心，而是依靠多所城市共同發展，從而取得更熠熠生輝的優秀成就。 1.李振，朱傳耿 .以區域經濟學理論詮釋我國經濟布局的演變 J.江西金融職工大學學報， 2011（ 11） 2.趙 繼敏 .我國文化經濟區位變遷歷史探討 J.商業時代， 2010（ 4） 3.楊小紅，陳春聲 .歷史的內在脈絡與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 J.中國社會史研究， 2007（ 11） 4.車真 .六十年來我國政黨制度變遷的歷史脈絡 J.中國政黨歷史制度探究， 2009（ 5） 5.蔣龍燦 .我國經濟學科理論發展脈絡辨析 J.經濟學科歷史研究， 2011（ 12） 文檔資料：從歷史脈絡梳理我國文化經濟的區位變遷 完整下載 完整閱讀 全文下載 全文閱讀 免費閱讀及下載 閱讀相關文檔 :動態能力理論的 價值性困境研究 我國重樹規則正義的動力與阻力因素分析 大數據背景下物流企業 CRM 變革分析 大數據應用對物流企業競爭力的影響研究 電子商務環境下逆向物流管理模式優化策略 我國區域物流差異、極化演化及動力因素研究 從變動趨勢及其影響因素角度談中國貿易條件的不確定性 有機食品標識和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