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江淹作品所體現的儒家傾向 王大恒 摘要：江淹文學創作體現出復雜的思想傾向，其中儒家思想在其作品中體現得尤為突出，他繼承儒家的賦頌傳統，用文學作品來“潤色鴻業”；繼承儒家的諷諫傳統，用文學作品來規勸帝王；繼承儒家提倡的人心“感于物而動”的傳統，從“以物感人”角度表現人的情感。 關鍵詞：江淹詩賦儒家 幾千年來，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強烈地影響著封建時代無數文人士子的精神心態，并逐漸成為他們思想意識中最重要的部分。魏晉時期儒學衰微，玄學、佛學興盛。到了江淹生活的南朝時期，更有利于統治的儒學又漸被重視。劉宋時期立“四學”，儒學就置于首位。宋文帝征召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授儒學。梁武帝時期更是堅持以儒術治國，并下詔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由于統治者的重視和提倡，此時的儒學與魏晉時期相比，地位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轉變。這必將會對江淹的思想產生影響。縱觀江淹一生的活動經歷，其仕途之路雖頗為曲折坎坷，但始終不忘功名，積極進取，發憤圖強，這正是儒家思想的影響。 在江淹現存作品中，具有儒家傾向的作品占據著主導地位，而其在鏡論語中主要言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具體在其創作中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繼承儒家的賦頌傳統，用文學作品來“潤色鴻業” 儒家的賦頌傳統經由漢賦家的創作之筆，達到了為統治者“潤色鴻業”的目的。其后許多文人學士在其作品中，也受儒家賦頌傳統的影響，用文學創作來為統治者歌功頌德。自幼學習儒學的江淹的橫吹賦即是其創作中此方面的代表。“橫吹”即橫笛，是軍中樂橫吹曲的主要演奏樂器。 從此賦序文可知此詩當作于宋順帝升明元年。宋順帝升明元年（公元477年）閏十二月，荊州刺史沈攸之起兵造反，時為驃騎大將軍的蕭道成出屯新亭前去平息叛亂。被貶吳興后重新被起用的江淹此時剛到蕭道成幕下不久，任的是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掌記室之職。在此賦中，江淹首先用漢大賦鋪張揚厲的寫法描寫了制作橫笛的材料竹的生長環境：“北陰之竹兮，百尺而不見日”。“北陰之竹”首先點明了此竹的生長地點。周禮春官大司樂記載有“陰竹之管”的說法，也就是說古人是用生長在山北之竹作笛。文中從山上石、云、風、木、草、巖、水等方面描寫了一座山勢險峻、人跡罕至的產竹之山。接著是對用此山之竹所做成的笛的描寫，從橫笛的外飾一直描寫到其質及音律，極盡敷陳之能事。橫笛上鑲嵌著美玉，其潤如沉香，麗如彩霞。上系雜有紫色花紋的紅絲帶，并有如星、露一般的花點裝飾其中；其聲則抑揚頓挫，凄婉動人，高遠飄搖，曲折起伏，柔和婉轉，節奏分明。如秦燕之樂慷慨悲涼，令人悲怨心酸，邊地之音更使敵我之兵共同泣下。在對橫笛進行一番夸飾之后，賦文轉入對大將蕭道成的頌贊，贊美其軍威。在秋色滿天的季節，大將軍率軍去平定叛亂：“衣抉動兮霧入冠，弓刀勁兮馬毛寒”兩句點明出師時間是秋風勁起，弓刀難控的嚴寒時節。各路軍隊一起進發，大旗小旗如星云一般，勢可動山，功可刻石傳頌。一戰而叛亂即被平定，如同神靈一般勢不可擋。然后賦文轉入對橫笛的贊美，實際上亦是側面贊美大將軍蕭道成的功績。 賦的最后一段從軍容方面入手，贊美大將軍的軍容嚴整：大將軍頭戴貝殼裝飾的頭盔，弓端裝飾著象牙，旗幟上畫著鳥形圖案，身佩魚皮箭袋。堇山出產的錫刃，耶溪出產的銅劍，皆可以陸上刺犀牛大象，水中斬蛟龍。高旗延綿不絕，隨從騎兵眾多。繼而橫笛聲起，笛聲嘹亮，傳于陣前。 此賦通過對橫笛的贊美，頌揚的是大將軍蕭道成的軍功，顯然繼承的是漢賦中重于頌揚的儒家思想。 二、繼承儒家的諷諫傳統，用文學作品來規勸帝王 儒家的諷諫傳統其來有自。在儒家文學經典當中，有許多闡述的就是政治諷刺內容。在古代社會，政治上對君主進行諷諫是文士的一種責任。 江淹作品中，繼承同樣儒家的這種諷諫傳統。其效阮公詩十五首即是借擬古來諷諫劉景素的不軌之謀。宋末，其在建平王劉景素手下任職，知劉密謀政變，乃予以勸阻。劉不但不聽，反而猜忌他。于是在多次上諫不被采納之后，江淹“賦詩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為諷”。但由于劉景素的行為，屬于尚未公開化的政治密謀，江淹雖知其心但卻不能點破。欲予勸阻，只能隱微曲折地給以暗示，希望對方能體會其中的言外之意。所以，他選擇了以旨趣遙深著稱的阮籍的詠懷詩來作為摹擬對象，但其摹擬阮籍的詠懷，決非一般的擬古之作，而是有著明確的現實針對性，即直指諷諫之意。 江淹摹擬之作有著明確的目的，這就是以“人事之成敗”與“性命之理”來啟發與諷諫劉景素并表白自己，所以效阮公詩十五首每首都有一些類似揭示主題的語詞或警句，用以表達自己的諷諫之意。如其一的“寧知霜雪后，獨見松竹心”；其二的“富貴如浮云，金玉不為寶”；其三的“忠信主不合，辭意將訴誰”；其四的“飄飄恍惚中，是非安所之”；其五的“變化未有極，恍惚誰能精”；其六的“豈與異鄉士，瑜瑕論淺深”；其七的“高陽邈已遠，佇立誰語哉”；其八的“常愿反初服，閑步潁水阿”；其九的“人道則不然，消散隨風改”；其十的“寒暑有往來，功名安可留”；其十一的“至德所以貴，河上有丈人”；其十二的“安坐詠琴瑟，逍遙可永年”；其十三的“性命有定理，禍福不可禁”；其十四的“光色俯仰間，英艷難久恃”；其十五的“至人貴無為，裁魂守寂寥”等等。這些詩句所抒發的“人事之成敗”與“性命之理”與阮籍的含蓄比較是很直白的，而詩人又明言這是贈與劉景素的，所以劉景素深知其中的諷諫之意，并因此而惱怒，找了個借口，將其貶到了偏遠的吳興。 在江淹的賦作之中，與效阮公十五首作于同一時期的燈賦同樣隱寓著作者的諷諫之意。江淹在賦文中以燈為題借古喻今，表達了自己的忠誠憂患，和力勸景素不要謀反的諷諫之意。 三、繼承儒家提倡的人心“感于物而動”的傳統，從以物感人角度表現人的情感 強調詩歌是表達情志的藝術形式，應該發自人的心靈，外部世界所引起的內心的感觸，是抒發情感的最直接的言說方式，這是先秦儒家詩學的主要觀點。儒家所謂的人心“感于物而動”的傳統，強調的就是外物對人的情感的觸動作用，人心只是被動地接受它的刺激。 江淹在其創作上亦繼承了儒家的這種“感物而動”的傳統。雖然他沒有專門的文章來論述這種觀點，但從其詩文中可以窺見一二。如其雜體三十首之序云：“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不其然歟？”青苔賦云：“視青蘼之杳杳，痛百代兮恨多。故其所詣必感，所感必哀。哀以情起，感以怨來。魂慮斷絕，情念徘徊者也。” 江淹在創作上的這種崇尚情感的主張，在其詩文中得以集中地顯現。其詩歌或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從以物感人角度入手，感情真摯動人。如侍始安王石頭一詩，詩人身為始安王侍讀，有鑒于前廢帝即位后對兄弟加以迫害的形勢，在詩中以“平原忽超遠，參差見南湘。何如塞北陰，云鴻盡來翔”，表達了自己的忠心護主之情。詩人看到曠野之上蕭索迷茫，若有若無的景象，以及南飛的鴻雁帶來的陰冷之氣，想到的是始安王所面對的可怖的政治氣候，不禁為其擔憂，希望其能早日擺脫險惡的處境，以免受到傷害。從征虜始安王道中一詩作于隨始安王劉子真轉任南允州刺史的途中，表達的是對始安王離京外任的不平之感，詩中“山氣直百里，山色與云平。喬松日夜竦，紅霞旦夕生”四句從對外物的描寫入手，看到途中延綿百里，與云齊平的山氣，聳立的高松，日夕升起的丹霞而感物而動，一方面抒發對朝廷失明，使始安王外任的不平之感，另一方面也抒發了“徒慚恩厚概，空抱春施名。仰愿光威遠，歲晏返柴荊”的慚愧之情。始安王對自己恩情深厚，但自己卻無力幫助其改變離京赴遠之事，慚愧至極，以致于產生想要辭官歸家之意。在江淹的創作中，對蕭颯的秋景的描繪是最多的，因為這種景色正好觸動了其內心的各種愁緒。秋至懷歸中有“草色斂窮水，木葉變長川”之秋景描寫，抒發的是其在秋天樹葉變黃，草色掩蓋秋水的時節里產生的思鄉之情；望荊山中“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之秋景描寫，抒發的是其在清秋時節的空曠郊野之中，產生的羈旅愁苦之情；吳錫縣歷山集中“愁生白露日，怨起秋風年。竊悲杜衡暮，攬涕吊空山”之秋景描寫，抒發的是其在白露初生，秋風乍起，杜衡枯萎的秋季，與舅父分別時的悲傷之情；赤亭渚中“路長寒光盡，鳥鳴秋草窮。瑤水雖未合，珠霜竊過中”之秋景描寫，抒發的是其在日已暮，秋將盡，水未合，霜已濃的晚秋時節，赴吳興途中的感傷之情。 以上是從江淹的詩歌創作來觀其感物而動的創作，與詩歌相比，他的辭賦在這方面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江淹的辭賦多以表現悲愁怨恨為主題，從而形成了以悲哀為主的風格特色，縱觀江氏辭賦，無論抒情之作還是詠物之作，其情感的抒發都較為深刻。而在這些抒情之作中，感物而動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其著名的恨賦別賦正是因物興感，基于對人類典型情緒的準確把握而獲得成功的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