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經濟論文-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業（2）（二）通俗實用讀物通俗實用讀物，包括各類“通書”、農書、尺牘、旅行指南等。此類書籍的出版，亦大盛于明清。特別要指出的是，由于商業的發達，明清商人專用的小型百科全書如陶朱公致富奇書、萬寶全書、水程一覽、示我周行、天下水陸路程、客商一覽醒迷等，不斷推出，一版再版，發行量相當可觀。據我在東京幾個圖書館所作的版本調查，明清時期的通俗實用讀物（特別是商人用書），大多為杭州、蘇州等地書坊印行。余英時指出：“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個社會階層，不但明清以來棄儒就賈的普遍趨勢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滯在商人階層的社會現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業本身必須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識水平。商業經營的規模愈大，則知識水平的要求也愈高。即以一般商人而言，明清時代便出現了大批的所謂“商業書”，為他們提供了必要的知識”1。江南是明清中國商業化水平最高的地區，大量的“商業書”刊行于此，是有深厚的社會背景的。此外，江南書坊也刻了不少醫書，如嘉靖間金陵書坊雷鳴刊濟生產寶方，趙君耀刻胎產須知。又唐氏富春堂刊婦人大全良方，集賢堂唐鯉躍刻丹溪心法，唐鯉飛樣雷公炮制藥性解，唐少橋刊大字傷寒指掌圖，唐翀宇鐫徐氏針灸大成，三多齋刻針灸大全、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文樞堂刻萬氏家鈔濟世良方等2。（三）童蒙課本教材由于大眾教育的普及，明清時期童蒙教材的劇增，。首先，僅就明清時期最流行的“三、百、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三種教材而言，就不斷出現模仿、賡續之作，以及注解本，插圖本。如三字經有增補三字經、節增三字經、廣三字經，百家姓有重編百家姓、御制百家姓、新編百家姓，千字文則有續千字文、再續千字文、三續千字文、別本續千字文、增廣千字文，等等。因此同一書出現了多種不同版本3。其次，除了“三、百、千”外，其他童蒙教材也大量刊印。一方面，舊有的教材大量刊印、翻刻與流傳（其中最有名的，有弟子職、蒙求、童叟須知等）；另一方面，新編的教材也暢銷熱賣（如幼學故事瓊林、龍文鞭影以及各種訓蒙詩選）。據熊秉真統計，明代以后中國常見的童蒙教材，種類多達百種以上。第三，出現了大量采用故事、歌訣、圖本形式的童蒙教材（如新刻聯對便蒙七寶故事大全、許貫日新鐫注釋故事白眉、金璧故事大全、書言故事大全、繪像注釋日記故事、繪圖蒙學歌等）。第四，除了上述各種帶有精英文化痕跡的傳統識字教材外，完全出于實用目的的識字教材也大量出現。在這些教材中，有日用俗字、農莊雜字（后來還出了繪圖農莊雜字）、幼學字表等雜字用書，也有算學啟蒙總括、籌算蒙課等算學教材，還有關于聲律、醫學、天文、輿地等方面專門知識的啟蒙教材4。雖然以上各種童蒙課本教材并非都是江南的產物，但是作為當時中國、商業化出版業中心的江南，這些教材的出版也以江南為最多。這類課本教材市場不小，江南商家自然不會坐視不動。因此蘇州有名的掃葉山房，除刻印經史子集四部書外，也大量刊印筆記小說，村塾讀本等5。（四）時文選本、文士詩文明清以八股文取士，這種考試雖然有種種弊病，但是從形式上來說卻是一種十分規范化的考試方式。由于其規范化，因此相對于以往的考試形式來說，這種考試形式顯然更為公平。同時，因為考試內容和形式都較為固定，因此精讀范文是成功的最佳捷徑，而此前成功者的考卷又是最好的范文。為迎合這種需要，書商便雇人收集以往的中式應試文字，加以選擇乃至評點，印刷出版。這類時文選本因出于書坊，故又稱為“坊選”。儒林外史中的馬純上（馬二先生）、匡超人等，就是受雇于書坊的職業選家。由于明清江南科舉極盛，因此對此類應試參考書需求量也很大。不僅如此，因為江南是當日中國教育的中心，江南出版的時文選本在外地的名聲也很大，因此造成對江南時文選本的更大需求。顧炎武引用楊彝（子常）的話說：“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而他書一切不問”。這些書大多出于江南，“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于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6。時文選本最早出現于江南，大約是在弘治朝，不過為數尚不多。到了嘉靖朝則大盛，以致李翊說：“余少時學舉子業，并無刊本，今滿目坊刻，亦世華之一驗也”7。上元、江寧為應天府附郭之兩縣。兩縣刻有不少八股文，即所謂“時義”。當時有人建議要把這“兩縣及建寧書坊所刻時義，盡數燒除”。兩縣所刻時義，與建寧書坊齊名，可見其產量之多8。到了清代，愈加興隆。儒林外史中對此多有描寫，從中可見當時江南時文出版中心之一的杭州，此項事業規模已頗大。例如該書第十八回中，書坊文瀚樓主人雇不第舉子匡超人批點一部考卷，說：“我如今扣著日子，好發與山東、河南客人帶回去賣。若出的遲，山東、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誤了。”第二十回中匡超人對人說：他選點的時文，“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北直的客人都爭著買，只愁買不到手”。由于坊選泛濫，引起國家的重視，清代曾多次頒布禁令禁止坊選本流行，但都無濟于事，以致國家甚至考慮自己來精選范文出版。此外，明清士人，趨名若騖，多有自費印刷文稿，傳播士林以求名者。此風又以江南最盛，明清之際小說鴛鴦針卷三雙劍雪，就描寫一個山東假名士卜亨，到南京坐監。到南京后，即將以前自己所作、央人代作以及剽竊他人的詩文，編成詩文集各一部，叫刻字匠刻了，印了千余本，逢人便送，居然騙得盛名，“借此聲勢，重新開辟乾坤，又在南京搖擺起來”。此后繼續行騙，將槍手代作的八股文字，又刻成南雍試草、鄉試朱卷，招搖撞騙，以致“三吳地方的名士，無不聞風相思，見面恐后。那江楚遠來地方，求詩求文的，堆架滿案，應酬不暇”。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明清江南的民間出版印刷業，已成為制造社會輿論的重要工具。事實上，在明清江南，不僅文人依靠刻書印書以沽名釣譽，而且市井小民也用印刷品傳播丑聞，中傷他人。明末江南小說貪歡報第十三回兩房妻暗中雙錯認中就講道明代杭州人朱芳卿、龍天生，都私通對方之妾，但是又害怕“播揚起來，那賣新文的巴不得有此新事，刊了本兒，街坊一賣，天下都知道了，那時就將一萬銀子去買他不做聲，也難了”。刊行這些沽名釣譽的文選或者傳播丑聞的文字，從作者的角度來說動機各異，但從出版業者的角度來說無非是為了賺錢。因此這類讀物盛行于江南，也證明了江南商業化出版印刷業的發達。（五）宗教書籍宗教書籍的印刷在江南有一定規模，例如上述藏板于大報恩寺的南藏，后來一直在使用。鄭和曾利用該刻板先后印造部，而到了萬歷時代，更“廣為印行”，每年約印藏。外地來南京請經的和尚，可在印經鋪內住宿，每印一部，須付報恩寺板頭錢二十兩，該寺靠這副經板，每年可得到幾百兩銀子的收入9。明代后期南京來賓樓姜家似為專印大藏經的經坊。此外，萬歷初西方傳教士在南京建立天主教，江西人周用印書為生，在南京開設書鋪，被誘勸入教，在教堂內翻印經卷；曾被官府逮捕。南京教堂重刻了利氏交友論（年）、疇人十篇（年）。利氏萬國輿圖（又名山海輿地全圖），也有吳中南京翻刻本（年）。不過，宗教書籍的印行受到種種限制，出版數量不會很大，特別是在清代更是如此。（六）年畫、日歷、迷信用品年畫、日歷、迷信用品等印刷物，出版數量也不小。清康熙以后，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已名揚海內，與天津楊柳青年畫、山東濰坊年畫，并列為南北三大民間年畫流派。乾隆時，蘇州閶門外山塘街和閶門內桃花塢有畫鋪多家，制品遠銷江、浙、皖、贛、鄂、魯、豫及東北，甚至日本。桃花塢年畫主要面向中下層社會，作品題材廣泛，為一般民眾喜聞樂見，印刷量當不少。與此同時，還涌現了一批著名畫鋪與畫師10，大概是面向上層社會的。日歷印刷，亦以清代中葉蘇州為最盛。“閶、胥一帶，書坊懸賣，有官版、私版之別。官版例由理問廳署刊行；所謂私版，民間依樣梓行印成，仍由理問廳署鈐印，然后出售”。這種歷本也常常由城鄉里正地保強行攤派人民購買，他們于臘月間“以新歷逐戶分送，人家必酬以錢文，加市價而倍之，號送歷本”11。如此“逐戶分送”，其發行量自然甚大，非一般書籍所能及。蘇州玄妙觀，亦于元旦“設色印版畫片，鄉人爭買芒神春牛”。由于“鄉村人家，新年貼春牛圖于壁，以觀四時節序，借以代時憲書，取其便覽”12，因此印刷數量肯定不少。迷信用品的印刷量也很可觀。康熙時無錫錫山印制的門神極為有名，“天下以錫山所出為最，丹青人物極工。自京師以下，販鬻無遠不暨”13。乾嘉時的蘇州，臘月間各紙馬香燭鋪也“預印路頭財馬”以售之14。黎里鎮上則“有印神佛紙馬者，用油紙雕穿為范，以蘇墨汁刷印，謂之榻馬。其精者用筆勾清，飾以金采”15。此類印刷品之盛行，當時的小說中說得更加透徹。清代江南小說山水情第六回中，講到有兩位蘇州郊外的尼姑，商量說：“我這里施主少，齋糧淡薄，昨夜困在床上思想，不若印些佛圖出去，沿村一派，做各西資會兒，收些錢、線、米、麥之類，混帳混帳”。“主意定了，停過一日，買了紙張，印就無數佛圖，出去沿村派過”。可見這類印刷品的銷售，一直深入到鄉村人家，城市中就不用說了。此外，明清江南民間盛行斗紙牌，紙牌印制也應運而生。雍正時，鎮洋人錢三即因印售紙牌而獲罪16。最后，我們要強調明清江南民間出版印刷業的主要特點，即高度的商業化。首先，明清江南民間出版印刷業既然完全以牟利為目的，故往往急于求成，刻工多不精。謝肇淛指出在萬歷時情況已如此，“大凡書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因此之故，刻書濫惡，而“近來吳興、金陵駸駸蹈此病矣”17。田汝成則說：“杭人作事茍且，重利而輕名。但顧眼底，百工皆然，而刻書尤甚”18。湖州凌氏是有名的出版商，所刻經史子集之書，“急于成書射利，又慳倩人編摩其間，亥豕相望，何怪其然”19。以往史家往往對此予以惡評，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恰恰是出版印刷業商業化的表現。其次，明清江南書坊主為了牟利，使用各種方法來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多、快、省地出版能夠賺錢的暢銷書。在提高生產效率方面，明代無錫華氏是一例子。華珵用銅活字版翻印秘笈，“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書，不數日而印本出”20。明季“京師之變未及兩月，即有賣剿闖小說一部，備言京師失陷，先帝將國母及公主俱手刃，然后出后齋門自縊于煤山”21。江南書坊刊行小說之快，實在驚人。在降低生產成本方面，清代蘇州書賈鑒于江南勞動力價格較高，在本地刻書不夠劃算，于是“往往攜書入粵，售于坊肆，得值就順德縣馬崗刻所欲刻之板。板成未下墨刷印，即攜旋江南，以江紙印裝分售，見者以為蘇板矣”22。商業化的出版印刷業還擁有一些通俗文藝作品的作者為其創作，其中最有名的當然就是馮夢龍。時人張無咎在平妖傳序中稱馮氏“著作滿人間，小說其一斑”。可見他的文名通過通俗文藝作品的傳播而舉國皆知。更令人叫絕的，是書商為了賺錢而雇傭落魄文人編寫暢銷書。“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楊六使文廣等事甚多，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癡呆女婦，尤所酷好”23。甚至有公然偽托當代名人之作，以“取悅里耳”者。當時人云：“比年盛行溫陵李贄書，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畫者，刻畫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溫陵之名以行。數年前溫陵事敗，當路令毀其籍，吳中鋟藏書版并廢。近年復大行，于是有李宏父批點水滸傳、三國志、西游記、紅拂、明珠、玉合數種傳奇及皇明英烈，并出葉筆，何關于李！”“坊刻大唐西域記，后乃雜三寶太監下西洋事，令元奘絕倒地下矣”。此外還偽造瑯環記、緝柳編、女紅余志、黑旋風錄、顧氏詩史等多種。不僅坊刻如此，官刻亦倚此規利。“近吳中官刻幾汗牛，濫用責人千金，以馮觀察諸公言之，并是偽托者”。這些偽書暢銷外地，有遠銷至太原者24。由于商業化的出版印刷業在江南發展迅速，引起了激烈的競爭。在競爭中，書商絞盡腦汁以求牟利，以致盜版猖獗。馮夢龍說：“吳中鏤書多利，而甚苦翻刻”25。袁宏道則說：“往見牟利之人，原板未行，翻刻踵布”26。具體的例子如萬歷時杭州書商刻印月露音，于書后加蓋朱印，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崇禎時南京書商在其出版的道元一氣書前也附有告白：“倘有無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聞之當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緣”27。這種情況的出現，清楚地表明商業化出版印刷業中競爭的激烈。這些行徑，雖然為今日產權法所不容，但也表明了明清江南的民間出版印刷業是一種完全以牟利為目的、面向大眾的工業。四、出版印刷業的“外向化”所謂外向化，是我在一部在海外出版的拙作中創造出來的一個名詞28，意思是一個地區工農業生產所需的原料（以及肥料、燃料、材料等）要依賴外地供應源，而其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則要依賴外地市場。這種外向化表現了較高水平的商業化，因此一個產業部門的外向化水平的高低也更充分地體現了該部門生產的商業化水平的高低。而就是在明清時期，江南出版印刷業的外向化水平有明顯的提高。（一）原料輸入出版印刷業的主要原料是紙張。雖然江南造紙業在明清時期頗有發展，但是由于需求增長更快，因此仍然不得不從外地輸入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