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經濟論文-從政府與市場的角度探析產業政策的有效性摘要：產業政策是政府實施的與調節產業活動相關的政策總和。產業政策更多的是反映市場與政府的職能邊界。同時，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過程，其背后隱藏著深刻的利益關系。在闡釋產業政策的有效性時，以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為突破口，引入對于產業政策的動態分析，通過產業政策的主客體研究，揭示產業政策在實施機制中的利益關系，從而使產業政策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關鍵詞：政府；市場；產業政策；有效性時下，產業政策成為理論界探討的焦點。主要是基于兩點：一方面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世界經濟中最重要的經濟特征，各國都將產業結構調整放在重要位置，而產業政策直接關系到國家經濟的發展程度；另一方面，我國已經處于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提高產業競爭力及保持產業的持續健康的發展已經成為重要的課題。因此，研究產業政策及其有效性就有了更深的時代性和實踐性。一“產業政策”一詞最早出現在1970年日本通產省（現在的經濟產業省）代表在OECD（經濟合作與產業發展）大會上所做的題為日本的產業政策上，或者說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是在這一時刻。隨著產業政策被越來越多政府所重視，對于產業政策的理論研究也就隨之增多。對其起源性的研究，更多的是出于70年后經濟現狀的靜態分析，在總體上形成兩派觀點。一是促進經濟發展派。從經濟發展視角分析產業政策產生原因的學者認為，如果產業政策只是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就不能充分的解釋現實中存在的旨在調整產業結構，推動產業興衰轉化，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一系列政策。而事實上大部分的產業結構政策是以實現經濟趕超為目標，通過扶持主導產業，加速產業結構升級轉換等手段來提高本國產業的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二是維護國家利益派。一國產業體系的封閉性被打破，同時意味著一國產業體系的脆弱性增強。筆者認為，需從歷史的角度去闡釋產業政策的起源性問題，或者說理解成產業政策是人們基于政府與市場關系深入理解之上的客觀產生。而學界對于市場與政府的職能界定上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產業革命的發生及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思想。在斯密看來，市場是完美的，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上有著極大的優越性，而政府在經濟層面的干預只能會適得其反，從而將政府的職能定位定義在“守夜人”的角色。對于守夜人的角色定位，應該說是對政府在經濟方面的全面否定，或者說是在經濟管理上無作為的政府應該是最好的政府。斯密的觀點與其所處的時代環境有關，但卻將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引入到了一個很深的層面。于是，在以后的經濟思想中，不論微觀領域或宏觀領域，都將二者之間的關系的把握視為重點。第二階段是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及政府干預理論的提出。隨著資本主義經濟中壟斷的出現，人們對市場本身的缺陷進行了論證。在微觀經濟領域，福利經濟學家提出了“市場失靈”的概念。它主要是從三個方面進行的論證。其一是壟斷帶來的經濟的低效用，其二是外部不經濟的存在，最后是單純的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分配問題，分配作為經濟活動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對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而市場本身卻不能解決自身問題，說明其本身的內在的缺陷，需要強加的外部力量的制約和調節。而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則明白無誤地指出這樣的外部力量只能是政府。兩種理論的幾乎同步性，表明自發的市場調節所暴露的問題已經受到了人們的關注。第三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滯漲”危機及公共選擇理論的盛行。這一時期的經濟特征“滯漲”的出現，打破了對凱恩斯國家干預的頂禮膜拜，同時公共選擇理論的出現，引出了“政府失靈”這一概念。終于人們的思考層面最終落到了市場與政府職能的邊界界定上，對于二者關系把握上也有了更明晰的脈絡。而產業政策的產生就是基于這樣的理論認識。它是一個中觀層面的概念，既強調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共同作用，也看到“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客觀存在。既避免了對微觀層面的直接干預，又強調了政府的作用。二對于產業政策的起源性的研究，便于對產業政策的內涵及其有效性的研究。對于產業政策內涵的研究，大致有兩種思路。其一是源于東亞經濟奇跡的產生。產業政策在其中起的重要作用，使得有一部分學者認為，產業政策是后發達國家追超發達國家的一種經濟戰略。此觀點的合理只在于指出產業政策的作用，卻不具有全面性。事實上美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都有著完善的產業政策，盡管各自的產業政策都有其特殊性。其二是對于產業政策的一般性理解，即產業政策是政府有關產業的一切政策的總和。首先，產業政策包括產業政策的制定、產業政策的執行以及產業政策的評估。產業政策的評估是主客體發生之后的實施結果，先不予考慮。在分析產業政策的主體時需特別強調區分制定和執行兩個過程。本文只強調產業政策的制定的主體性，而產業政策的執行過程視作其客體范疇。其次，在研究產業政策的主客體時，需考慮各國的政體形式。產業政策的主體唯一性，其現實意義是更好的理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能范圍。而產業作為一個母系統，并不是產業政策的真正主體。真正的主體是作為子系統的企業。產業政策雖然是政府在干預經濟，但與培育真正的自負盈虧、獨立經營的真正的企業并不矛盾。因此產業政策的實施與政企不分有著本質的區別。三產業政策的有效性研究所包含的兩個部分，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內容是目的和前提，執行是體現和結果。但兩個過程卻有一個中心，即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準確地把握這個關系，及其背后隱含的利益關系，不僅有著深刻的理論意義，更有重要的時代性和實踐性。制定產業政策要求內容要有科學性。對于科學性的理解，筆者認為，需從三個方面加以解釋。其一，產業政策的制定需反映產業的發展趨勢。制定產業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提高產業的競爭力，提高產業結構的合理性和高度化。產業政策的是否具有合理性，要從產業政策最基本的功能來考量。產業政策的基本功能就是在市場機制不能正確發揮作用的時間或空間，政府依據對產業結構發展規律的認識，通過政策的傾斜來影響社會總勞動在產業部門間的分配，從而推動產業向一定的結構目標演化，以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以產業政策推動主導產業的發展，形成其帶動效應是產業政策之所長。信息產業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經濟特征，其迅猛發展表明信息業必將或已經成為各國的主導或主體產業。我國在制定產業政策時也將其視作主導產業，支撐并推動我國產業的優化升級。其二，產業政策的制定需結合本國實際。產業政策最終要落實到本國的經濟發展的具體實際上，脫離本國的具體實踐。盲目的推行產業的“大躍進”，只會給經濟建設帶來壞處。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建立現代產業體系，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的融合。一方面堅持產業的發展趨勢，強調信息產業的主導性；另一方面尊重我國產業發展的不均衡性，強調信息化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其三，產業政策必須尊重產業自身的發展規律，這又需從兩個層面理解。一是一個新興的產業的出現不是產業政策作用的結果，恰恰相反，產業政策是在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相較于產業本身，產業政策是滯后的。因此產業政策不能成為當地政府隨意干預產業自身發展的借口。二是當需要政府對產業自身發展進行調整時，要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出發，尊重并重視產業成長的內在規律，避免單純追求量的增長和低水平重復的擴張，將更多的功夫用在提高產業競爭力的內涵上。從產業間的內在聯系中發現機遇和培育產業組織形式。同時，筆者認為，政府與市場的職能界定在產業政策中的體現即為產業政策所涉及到的產業范圍，以及政府在規制產業發展時干預的程度。需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產業都需要產業政策，或者說產業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產業的發展。因此，產業政策所設計的領域不予過寬。就我國的產業內部結構來看，兩類產業需通過產業政策加以支持和引導。一類是對國家競爭能力、對產業升級其重要作用的特定產業，此類產業一般為新興產業，它們在成長為戰略性產業和產品的同時，對于傳統產業的改造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類是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自然壟斷的產業、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產業。而對于一般性的競爭性的產業，并不是政府不去起著作用，讓其放任自流。只是不應在產業政策所及的范圍，如此界定，只是使產業政策更加科學，更加的具有操作性，也不使產業政策背負它不應該有的使命。正如前文所講，產業政策的產生是基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理順之上的客觀發生。事實上，即使產業政策制定的內容極其客觀，但產業政策的有效性依然難以保證。因為在產業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存在著各級政府與企業的、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博弈過程。評價政府的行為時，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是“不與民爭利”1。但事實上政府行為的動機上本身具有二重性，即作為全社會的公共代表，代表著社會公眾的意志；同時，政府作為一個抽象的自然人，有可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各級政府將產業政策作為干預經濟的口實，并為其能夠或得好處提供了可能。產業政策的客體具有二元性，即政府與市場。之所以產生政府借產業政策“尋租”的情境，就是當地政府對于自身主客體的定位出現了換位，或者說是“官本位”的體制在作怪。由于我國特有的行政體制，權利在一部分占有者手里就有了“權利尋租”與“制度尋租”的可能。增強產業政策的有效性，就必須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