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私人空間的消逝要“十七年”文學所再現的空間是一種打破了公私界限的空間，或者說是一種幾乎沒有了私人空間的空間。無論是勞動對農民日常生活的占據，還是由于目視所導致的個體私人行為的轉變，我們都可以發現鄉村社會中公、私空間界線的消逝公共生活空間的無限延伸侵入了農民私人生活領域，并使后者在一種不合法的名義下自行引退。這反映了個體農民與國家之間更緊密關系的建立，也昭示著一種國家全面掌控個體生活的趨勢。十七年；農村；私人空間；鄉村生活Abstract:ThenovelsaboutChinesecountryworldfrom1949to1966demonstrateaspecialkindoflifespacewhichbroketheboundrybetweenpublicandprivacy.Thevanishingofdividinglinebetweenpublicandprivatespacefoundtheirbestexpressioninthefactthatlaboringtookmostpartofcountrymenscommonlivesandthatpersonalbehaviorwastranformedundersurveillance.Countrymenspersonallifespacevanishedasthepubliclifespaceextendedandinvaded.Thisreflectedtheestablishmentofcloserelationshipbetweenindividualpeasantandgovernment,andthegovernmentsmanipulationoverindividuallife.Keywords:theyearsfrom1949to1966；novelsaboutChinesecountryworld；lifespace；countrylife年”農村小說對農民“勞動生活”的生存狀態有著一定程度上的書寫，但正如有論者指出，這種書寫很難被完全歸入現實的范疇：“在中國這樣的以工業化為目標的現代民族國家中，農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將難以擺脫被支配、被剝奪的地位。在這一基礎上進行的農村敘事，顯然無法始終依靠看得見的經濟成果及其社會水平的提高，而需要依靠道德和理想的力量。”1當我們目睹到作品中那一個個絲毫不以自身為意、瘋狂勞動著的勞動者形象時，所能體味到的只能是一種超現實的道德力量。而隨著時代道德標準的變遷，這種道德力量在今日人們心中的感染力早已大打折扣了。因為“在片面的勞動中出現的身體的心理的活動能量和靈巧性的提高，一般對于統一的整個個人人格并無補益，它甚至往往讓后者萎縮凋敗”2。同時，“十七年”農村小說卻又在農民私人生活公共化的另一面表現出了一種別樣的“真實”。由于階級斗爭的擴大化，正派與反派的矛盾關系以及中間派在此種關系中的轉變成為了鄉村社會斗爭的主要呈現方式。在這里，每個人都有觀察他人的責任，也有接受他人注視的義務，個體將沒有余裕來體味自我的真實感受。如果說勞動體現了農民私人生活一種外在的消弭，那么目視交往關系在鄉村中的確立則反映了心理層面上的公開化。由于個體的一切舉動都被置于集體目光的羅網之中，他必然會自覺地使自己在“人前”和“人后”的行為表現顯得一致這將是他融入集體的必要條件。“陰謀”的持有也成為了反面人物的一大人格特征之一，拒絕令自己透明化將導致他們被列于集體之外。“勞動生活”私人生活向公共生活的轉化體目的，只是因為在一起生長而發生的社會，一種是為了要完成一件任務而結合的社會。”3我們有理由推斷，經歷了土地改革、農業集體化、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人民公社而呈現出新特征的中國農村屬于后一種社會的范疇之內，即，它是為了某個任務而組織起來的社會。“任務”概念的出現為我們提了一個醒，使我們能夠從一種統一化的視角中去看問題，同時它也解釋了為什么農民的生活在土改之后逐步卻又極快地呈現出了一種忙碌、緊張、甚至疲于奔命的狀態生產勞動以它無法測量的行動加速度占據了農民生活的主要板塊，如果說在農業集體化運動初始時對“懶漢”、“懶婆娘”之類人群的改造活動中它還有著一定存在合理性的話，那么大躍進時期不分晝夜大干苦干的勞動場面無疑已經脫離了人類生理所能承受的范疇，開始走向一種極端了。在這一過程中，勞動主體所服務的范圍遠遠超出了其本身，并擴展到了國家的廣度。個體農民借由“勞動”的中介功能，與國家聯系在一起前者向后者交出他的物質成果，而后者將賦予這一物質成果高于它本身的意義指向。“十七年”農村小說作家們熱衷于描繪個體農民與國家的這種“雙贏”關系，他們對農民勞動生活的描寫既有傳統的因素也有變化的因素農民已經接受了一種新的原則，卻又將它混合在舊的標準之中。政治這一隸屬于上層建筑的事物于他們而言始終不曾脫離生存層面的范圍。這無疑是真實的，我們可以從中體會到激情洋溢的生活真諦。然而同時農民勞動行為中不可避免的私有情愫成為了被批判的對象，農民的熱情全都投入到了勞動的公共意向（向國家交售公糧）之中，這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性化的缺憾。“對農民一詞的大多數定義都至少包括兩條特征。首先，農民是農業耕作者，其產品主要用于滿足家庭消費需要；這就界定了農民的主要經濟目標。其次，農民是一個對之提出要求的更大社會（包括非農民的精英階層和政府）的組成部分；在某種意義上，這就界定了他在爭取上述目標過程中的潛在對手（或者叫合作者）。”4這反映了農民的私人生產行為與外部世界尤其是國家之間的矛盾。基于生存層面的保守態度反映的不僅是個體生存的脆弱性，還有一種執著于當下、對長遠熟視無睹的態度。農民生存態度的當下性與食欲緊密地聯系，導致他們無暇顧及一些在他們看來并不確定的許諾。當承擔者只局限于個人范圍的時候，嘗試的氛圍并不具備實現的契機。即使是親屬和鄰人，所能給予的幫助也很有限，而且這種幫助往往帶有傳統鄉村中的互惠性質償還的義務在接受幫助的一瞬間就已經被確定了。在這種情況下，自私的特征可以說是農民所具有的正當性格，它是基于生存的實用真理。現在實用個體三者被不可避免地聯系了起來。生活狀態置于某種美好的未來圖景內。集體已經開始意識到應該把哪里作為改造的切入點個體農民過于看重現實的生活態度無疑是他們一系列弱點的根源所在。在馬烽的老癮戒煙記中，老癮從階級的層面來講無疑是應當被集體包容的。但在這里，集體對個體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純粹意義上的被迫害性。個體的自虐行為并不屬于仇恨的范疇。而且這種自虐有其存在的反集體性拒絕努力并沉溺于懶惰的狀態中，意味著一種拒絕。“一個懶人所拒絕的行動之苦不是痛苦的任何一種心理內涵，而是拒絕采取行動，拒絕擁有，拒絕負責。懶惰正是作為重負的存在本身的一種無力且無趣的反感。”519老癮對集體的欺騙使集體采取了更為嚴厲的措施，從老邢到武大隊長卻并沒能使其有任何的改變。老白之所以能夠成功，原因正在于他能夠充分闡釋集體勞動的意義：“現在的努力因卸去了現在的重負而變得輕松。”5111這將是對付懶惰的良方：“如果決心戒了大煙，土改以后分下房地，自己好好受他幾年，娶個老婆，又是好好一家人”6最終，老癮變成了“劉新生”，意味著勞動已經成為了他生活的常態，懶惰如同毒癮一般被戒掉了。的斗爭中強化，后者中含有的猶豫和不自信被拔除。體力上的忙碌狀態亦是凈化思想的一種手段，身體的緊張感與心態的輕松感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勞動改造的兩面性也昭然若揭：一方面，集體不遺余力地對“懶漢”、“懶婆娘”之類的人物進行改造，使他們不再能夠保有自己的體力；另一方面，集體又在內部制造出了大量的“懶”于思想之人，使他們逐步喪失了思考的勇氣和判斷力。盡管表面相異，但“懶”字的消失或浮現實際上是同質的。在被教會“相信”之后，個體會因為某種許諾的希望而付出努力。盡管是機械的、千篇一律的，他的勞動卻開始充滿了意義，與此同時，思想的包袱卻被卸下了，因為他的未來不再只與自己相關。集體作出許諾的同時也擔負了責任。一種既需要被戒絕又需要被滿足的悖論之物。一方面，“食物體現了欲望和滿足之間徹底的對應關系。”541相較于其他欲望來說，它的要求顯得經濟合理。它能夠營造一種人與人之間較為純粹的關系，而這恰恰契合了國家對于農村建設預想的某些現實的方面。于是，“十七年”農村小說往往會不失時機地對農民的吃食進行描寫，并將其與過往作縱向的對比，借此表明現實的美好程度。李準的石守虎中，“一個臉蛋像要吃得裂開似的胖姑娘”7成為了證明社會主義合作社優越性的人證。另一方面，“食欲”又以一種危險物的姿態出現。在李準的“三眼銃”掉口記中，裴西河犯錯誤的原因便在于不能克制享樂的意愿。其實富裕中農裴四倍拉攏他的手段并不高明，但飯桌上的美味食物卻使其輕而易舉地得手了。動（種植行為）所直接對應的物質標識（糧食）已經不再是一種簡單的食欲滿足物。它所承載的集體、國家所有物概念使它的制造者和所有者產生了分裂在統購統銷時期，農民需要把糧食全部交售國家，然后再接受國家的撥糧。這距離糧食的種植階段已經非常久遠了。在此種情況下，勞動就不是一種為了滿足個體欲望而實施的行為它沒有那么復雜而只是一種源自心靈的強烈要求。它與高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是直接相對的。由此視之，“十七年”農村小說中對于農民勞動場面描寫中所呈現出來的那種純精神性，以及由此所衍生的個體生活非私人化、公共化特征也就不難理解了。置既有利于為前者去蔽，又能彰顯后者的力量。在這里，我們可以注意到“睡眠”在集體勞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不再是個體合理正當的生理需求，卻轉而成為了個體在自我內部制造斗爭的契機，正如浩然在他的艷陽天中所表達的：“蕭長春從來都沒有把睡覺看成是享受，有時候當成任務執行，有時候又覺得是個負擔。他常常想：如果一個人不睡覺也不困，從白天到黑夜，連軸轉地工作、勞動，那該多好哇！”8“睡眠”的缺失只是一方面，由此引發出的是一種廣泛的與自身天然生理屬性戰斗的勞動觀念，這反映了當時的一種“勞動”片面論將勞動局限于體力層面，追求傷痛、汗水的奇異之美。相反，過于愛惜關注自己的身體則會被視為一種弱點。勞動的體力化通常都有著極端的表現方式，病患、睡眠、體力的匱乏作為人的自然產生的、卻又不合法的特征成了有待克服的對象。身體的感知漸趨遲鈍是一種公開化的、被贊許的精神標識憔悴的面容與熠熠發光的雙眸便是體力透支與精神高昂吊詭關系所造就的外貌特征之一。目光脫離了肉體，成為直接的精神向度表征，正如管樺在高飛的鷹中所描繪的：支部書記似乎仍舊在思摸著什么。客人催他快回去睡覺。他又到炕沿跟前，朝前俯下身去，說：明亮的眼睛。因此他完全忘記了自己。”9低，并逐步向他者靠攏。集體要求它的組成成員學會“看”，一方面可以使他們在這一行為中變得相同，喪失個性；另一方面也便于榜樣的流行。這正如舞臺上的演員在排練以及燈光等種種條件下呈現出的表演幻象在演出這一特定時段轉變為觀眾眼中的真實，榜樣從真實的個體中抽離出來，既代表了它的母體，又不同于它的母體，它實際上是一種視覺的產物。覺”，“三十多歲的中年人”“乍一看，倒像個五十歲的老頭”10。與自我的自然底線作戰，這說明了集體中所產生的勞動意識已經趨于非正常化。我的第一個上級中的田副局長并不同于楊書記的繃緊一根弦的工作方式，而是屬于有張有弛型。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契合的是一種“先抑后揚”的表現手法，也就是說，松弛的狀態仍舊是被批判的對象。而且，田副局長行動的緩慢大部分是由于生理原因造成的。而僅有的展現人物性格的場面（房梁倒塌的一幕）也遭到了當時評論界的詬病：“從人物性格特征的角度來看，這段描寫確實把田副局長的疲性子寫得躍然紙上了；可是這種疲性子與他因兩腿得了關節炎所表現出來的平時走路困難的樣子和精神疲倦，有本質的不同：前者拖拖拉拉的疲性子，顯然是個體農民在分散的小農經濟生活中養成的一種自由、散漫的習慣作風；后者平時走路困難的樣子和精神疲倦，是由于光榮的歷史原因所造成的生理上的痛苦。”11從中不難看出，集體對于個體勞動強度和勞動時精神狀態的要求是多么高了。在忙碌的工作中度過的。文末結束了工作的杜清泉“走近灶屋，發現鍋里的飯菜都涼了，但這有什么要緊呢？在他生活里，這是常事。”12在“星期天”這一意指休息的時間內，勞動的出現更加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在一種緊張的速度壓迫中，自動地放棄休息不僅擁有道德榜樣的寓意，更有一種情理上的必然性。將勞動（工作）這一非私人性質的行為列為生活的常態，反映了集體范圍的擴張。在名義上給予個人的時間和空間，被以合理而正當的理由占據，無論是睡覺、吃飯這類生存層面的行為，還是一些個人精神上的愛好和休閑方式，都被視為奢侈品。在一種“勞動光榮”的號召之下，私人生活的完整或支離破碎就不再僅僅是個人的，如果私人生活的界線稍有逾越，集體便可以以“勞動”的名義來加以規訓或懲罰。我們可以發現，雙方之間的地位其實并不平等，集體擁有著相對較大的權力，它在道德上的優勢使私人生活很容易在羞愧的心情中自行隱藏，退居幕布之后。理想與道德之間的界線似乎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秩序規定，即存在著一個先驗的力量使理想以客觀精神的面目出現。社會通過個體的勞動而承認他，允許他融入其中；個體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確立存在的價值“社會越進步，勞動人民就越能辦出大事來，勞動人民的生活就越像生活，就越發看得起自己”13但值得注意的是，集體化時代中勞動的目的性有著嚴格的規定，它需要一種無私的、沉默的發生環境，與此同時，它的價值發掘需要由集體來完成，并在一種公眾性的場合被宣布。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