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社會主義倫理與“十七年”文學生態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簡稱“第一次文代會”），啟動了除臺港澳地區之外的全國范圍內的中國新文學的“一體化”工程，文學生態由此發生歷史性的變化：新文學已形成的多樣性種態、多元共生的文學態勢被“新的人民的文藝”的硬性提倡、革命文藝的一統天下的局面所取代。雖然由于新文學傳統的頑強延續，十七年文學并沒做到完全整齊劃一，但政治意志對文學的占有一直沒有停止過努力，從政治需要出發而建立一整套文學規范，對文藝生產進行了有效的統制，在力量嚴重不對等的文學沖突過程中，原本多彩的文學世界逐漸單色化，紅色寫作成了無與抗衡的文學主流，成功地建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后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形態，成為現代民族國家著意追求的新型文化生態的象征。紅色寫作的成就是以可以與之在民族新文化建構中形成功能互補的其他各種寫作的胎死或夭折為代價的。這種不正常（不平衡）的文學生態造成的精神后果在當下的文化困境與文化頹敗中有跡可尋。十七年文學發展過程，的確是毛澤東文學思想得以全面實踐、新文化理想謀求全面實現的過程，也是革命領袖人物在取得革命的階段性勝利后建立文化領導權的過程。在延安時期與毛澤東在文學的政治化理想上達成默契的周揚，作為黨在文藝界的掛帥人物（另一人物是胡喬木，身份要曖昧一些），多數時候走在前臺，現場指揮了“革命的民族文化”大廈的建設。第一次文代會上他所做的題為新的人民的文藝的關于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為由革命文學、左翼文學發展而來的社會主義文學勾畫了藍圖。這一文學藍圖是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已設計好的圖紙的放大，在解放區已經有了一些建筑樣板，現在則可以利用政體的力量，利用國家化的人力、物力、財力全面開工建造了。以人民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雄辯事實，以勝利者集團的發言人身份，周揚在報告里申明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文學方向：“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方向的正確性不容置疑，無須論證（不證自明）。這一武斷的表述其根據來自這個文藝方向的本身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為工農兵。“人民”是上帝，上帝的代言人，可以用宣喻的口氣說話。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是以巨大的倫理優勢來同時掌握兩支軍隊的。第一次文代會是在新中國尚未宣布成立、新政權正緊鑼密鼓準備登臺的情況下召開的。領導革命取得勝利、即將掌握國器的中共主要領導人，都出席了這一個文藝方面的會議，或講話，或做報告。這固然是一個先進政黨在領導革命斗爭時慣于輿論先行的經驗的再一次運用，而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構建來看，這樣的陣勢先聲奪人，在一個新生的國家里，政治已實行了對文學的君臨，它表明受到高度重視的文學絕非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文學的性質、作用與功能、對象與主體，都經過了新的確認，也意味著文學的生產與管理方式、文學產品的傳播與接受，都要被納入國家體制，文學的創作、閱讀與批評，不再是個人的精神行為，不帶有自發性，也不再擁有高度的自由。而褫奪文學的私人性將其充入公共空間，其合法性在于這樣做是為了神圣的人民，是革命的需要。在毛澤東的人生意識和政治話語中，“革命”和“人民”是兩個須臾不離的主題詞，人民是其目的，革命是其手段，伴隨了毛全部的政治生涯。在這次文代會上，毛的簡短的講話就表露了這位目標高遠、意志堅毅的革命家同人民建立的倫理關系，它的實際效果是使革命獲得了巨大的倫理優勢。他說：“同志們，今天我來歡迎你們。你們開的這樣的大會是很好的大會，是革命需要的大會，是全國人民所希望的大會。因為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你們對于革命有好處，對于人民有好處。因為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歡迎你們。再講一聲，我們歡迎你們。”在短短的幾句話里，“人民”出現了七次。與其說是有意強調，不如說是毛個人的“人民情結”的不經意的流露。而這里預告的一個不容抗拒的現實是，在新中國，政權的掌握者與文學藝術家是一種主客關系（人稱的使用大有奧妙，“我們”作為先鋒隊和人民的領路人的政黨和她的領袖以主體自居，“你們”從事文藝工作的知識分子、小知識分子、革命知識分子自然就只能是客體了。不平等的文化關系被公然建立起來。文化領導權似乎來自天授，天就是“上帝”人民。在“你們”“我們”的表述中，由于“我們”=“人民”，“你們”也就成了新社會、新時代的一個“異在”，這是歷史唯物論話語的必然推演結果。文藝工作者處于被改造的政治地位再一次得到明確。稱謂中還有一個單數的“我”，但這個“我”正是復數“我們”的化身，亦即黨的化身，黨為人民謀利益，其實際政治倫理關系是這樣代換出來的：人民=我們=我。可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中，隱含了個人與歷史的深刻關系）在新中國的門檻前，文藝隊伍已被“革命”完全收編，只有少數異己分子（如沈從文）被拒之門外。人民情結不屬于毛澤東個人，而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共有的特質，是所有投身人民革命的人必須接受的精神裝置。這次幾支文藝隊伍會師的大會召開，中共中央在會議開始的前一天給大會的賀電中就要求“全中國一切愛國的文藝工作者”“進一步團結起來，進一步聯系人民群眾，廣泛地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工作，使人民的文藝運動大大發展起來，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經濟建設工作。”11“人民”出現的頻率之高引人關注。這似乎讓我們找到了解開革命領導階級權力建構秘密的一把鑰匙。誰贏得了人民，誰就有了主宰歷史的合法性，因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大多數，人民的代表（前文的“我們”）當然具有絕對的合法性和至高無上的權威性。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學，以“新的人民的文藝”命名，里面正隱含著一個文化領導權的攝取機制。這一機制的安全性來自于社會主義倫理在能指層面上的優先性。人類生活中的多數原則在權力角逐中被成功地運用。在毛澤東的革命話語里，多數與少數的對比經常出現，革命的合理與合法性就建立在革命階級勞動人民是大多數，而大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在人數上是極少數?12。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符合倫理道德，對少數剝削者、壓迫者予以剝奪亦天經地義。革命就是團結和解放多數，打擊和消滅少數，講話里闡述的文學的社會作用與功能正源于這一邏輯。文學是毛澤東革命實踐的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組成部分，因為革命的行動需要意識形態為其提供真理性。毛澤東的革命就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先驗正確的真理基座上。他的文學思想和文化想象，既是對真理的闡釋，又是對真理的強化。它所導致的當代文學生態的一度惡化，都與社會主義倫理相關。倫理是指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所應遵循的道德和準則。毛澤東的文學思想和以這一思想為指導的新中國文學，是以社會主義倫理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一詞經常與“革命”一詞相連。搞社會主義就意味著人類歷史上的大革命，這一革命的實質就是倫理的轉向，或者說實行新的社會倫理，即由私有制出現以來的由少數人組成的強勢群體控制社會資源，變成由占多數的弱勢群體來共享生產生活資源（其失誤在于注意了分配上的公平，而忽視了生產與創造。由于人創造能力有差異，因此吃大鍋飯式的分配上的公平，實際掩蓋了另一種不公平，而這種不公平將限制人的潛能的發揮，因而造成社會進步緩慢）。在中國這個農業國家里，弱勢群體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吃飯問題。毛在湘江評論時期提到，“吃飯問題最大”，確實有真知灼見。沒有什么比解決多數人的吃飯問題更能獲得倫理優勢。他同時認識到“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這的確是找到了通向未來（激進派都是政治上的未來主義者）的歷史之門。發動群眾起來革命，正是毛澤東實現他的救世抱負的唯一道路。發動革命要靠宣傳，而文學是最好的宣傳工具。工具論的文學觀是社會主義倫理賦予革命階級意識形態建構的必然結果。而文化追求的悖論也存在其中。奉行實踐主義的毛澤東，在想象中建立起了與人民的互惠關系，但這種關系的鞏固始終要靠“聲音”和虛擬的形象來實現。這個“聲音”和虛擬的形象就是他在文藝界發動的思想斗爭（目的是取得話語權。為達到目的，首先要自設對立面）和按照社會主義理想來表現生活、塑造人物的文學。革命成功后掌握政權的毛澤東，被明星意識做人民的救星所驅動，日益陷入與能指的人民的虛幻性關系的深淵。正如孟繁華指出的“當民眾的精神和道德在毛澤東的想象中被成倍地放大直至近乎完美之后，對精神和道德的追隨，事實上也就被置換為對民眾的想象和追隨”?13。實際上不僅僅是追隨，而還有利用，利用從人民那里獲得的道德優勢維持對于烏托邦世界的想象。這個殘夢般的想象越是不可靠（以至產生烏托邦焦慮），他就越要給它潑上更濃的色彩以自我刺激，這就是革命浪漫主義成為十七年后期的主要文學創作方法的一個重要原因。新中國文學以延安文學的工農兵方向為根本的文學方針，這一方針因依托革命倫理而穿越新舊時代的界限，形成了當代文學的規范體系。這一體系自身有嚴密的邏輯關系。1.既然為工農兵，文學就勢必要求做到內容的通俗化，形式的民族化（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人民群眾喜聞樂見）。2.文學說是為工農兵，但并不是給他們娛樂和精神享受的，而是用文學教育他們、團結他們（這里又出現社會主義文學的悖論：一方面認人民為歷史的主體，在以他們為文學的主人公時，對他們必須“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和具體地去描寫”，即不能寫他們的缺點，因為他們即使現在有缺點，以后是不會有的（故只能歌頌而不是暴露）。實際上要求我們按理想的樣子去寫，也就把理想當成了現實。誰要是不按這樣的現實去寫，誰就“歪曲”了現實，就要被質問：難道生活是這樣的嗎？理想中的生活當然不是這個樣子。一方面又把人民置于被教育的位置（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他們（始終）并沒有成為真正的歷史主體）。這說明，文學不過是革命的宣傳工具。3.所以，文學必須配合現實斗爭，配合中心工作（要及時才好）。4.文學必須寫重大題材（革命斗爭與農村題材），文學的價值與題材有直接關系，宏大敘事由此決定。5.重大題材重在反映革命斗爭，而革命需要的是英雄主義精神。6.所以塑造英雄人物是社會主義文學的基本任務（文學作品被理解為生活的教科書，其作用是為現實斗爭中的人們創造生活的典范）。英雄的斗爭決定了文學的美學風格明朗、豪邁、崇高（與將人圣化的革命道德理想有關）。7.重大題材的表現、英雄人物的塑造，必須遵循統一的創作原則和方法，先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后是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8.為防止上述文學規范的遭到逾越，所以要進行文學批評。“批評是實現對文藝工作的思想領導的重要方法。”（周揚語）由此可以看出文學一體化工程的牢固程度，任何對它的沖擊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多樣化的文學生態斷難形成。革命功利主義文學的盛行，壓抑了以審美或娛樂為主導傾向的文學，十七年文學很難表現生活與文學的復雜性，造成了人的思想的簡單，也不利于健康的社會文化生態的形成。由社會主義倫理沖動支持的十七年的以政治教化為目的的文學，并沒有實現它的倡導者毛澤東所希望的讓勞動人民登上歷史舞臺的理想。因為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在文化上的同構對應（群體本位、政治道德化與強求人的圣化），決定了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不可能完成人的覺醒（人被鼓動投身革命集體，成為社會主人，獲得的是外加的主體性，而不是自省的主體性）。另外，階級斗爭的鼓吹，嚴重地惡化了人性，破壞了人際關系，從根本上傷害了社會道德。所以我們有理由把新時期的私人化寫作、欲望化寫作看成是十七年社會主義文學背棄了文學的人文傳統、切斷文化血脈，用階級性和斗爭意識取代人性、人情和人道主義帶來的后果，是十七年文學批判運動營造的紅色文化生態的后遺癥。2006年4月20日【注釋】洪子誠在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出版社1999年版）里，對當代文學規范的建立有精辟的論述。這種文學規范的建立，既包括文學方向的確立、文學創作任務的明確規定、文學寫作題材等級的劃分，也包括作家的文學活動以及作家自身被高度組織化、文學批評對作家的寫作以及作品的流通等進行經常性的監督和評斷等。十七年里，從新中國成立初開始，發生過一系列文藝批判運動，規模較大的有：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19501951），對蕭也牧等創作的批評（1951年），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和胡適的批判（19541955），對胡風集團的批判（1955年），文藝界反右派運動和對丁玲、馮雪峰“反黨集團”的批判（1957年），文藝界的反修斗爭（19631964）等。最后一次斗爭與批判成為“文革”的導火索。“文革”十年，更是一場持續的文化批判運動。這些批判，往往發動全國人民以群體的力量和政治運動的方式，對被指認為錯誤或反動的文藝思想的代表人物進行壓倒式批判。反映了強大的政治文化與知識分子寫作慣性的沖突。十七年文學創作以中共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歷史和社會主義革命為主要題材，渲染斗爭的艱苦與犧牲的崇高，謳歌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勞動人民成為歷史主體，出現紅日、紅巖、紅旗譜等一大批作品，這些創作在九十年代以來被稱作“紅色經典”。由于寫作環境的改變，一批從舊中國過來的知識分子作家,在新的文學體制下，要么放棄了文學創作，如沈從文、錢鐘書和“九葉”詩人等，要么進行了緊急的自我調整，如馮至、巴金等。作家一再被提醒要配合現實，寫重大題材，塑造英雄形象。只要出現與社會主義寫作規范相抵牾的創作，都要受到嚴厲的批判。本來可以有更多的像我們夫婦之間、洼地上的“戰役”、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之類的作品，但由于批判與打擊，這類創作就難以出現或繼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新華書店1950年版。轉引自謝冕、洪子誠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19481975），2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毛澤東在他的名作愚公移山里，就把“人民”比作“上帝”。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一開始就講到：“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