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個人解讀”：余秋雨散文“轟動效應”的表達秘密無論是褒揚，還是貶抑，余秋雨散文對大多數人都具有無法抗拒的誘惑。僅僅把這一現象歸結于“媚俗”或“媚雅”，是講不通的。“媚俗”指的是一種取媚于讀者的寫作態度。而余秋雨散文具有嚴肅的內容，“秋雨散文（即令是那些怡情悅性的藝術散文），均不能作為茶余寢后的消遣小品來閱讀。那細細密密文字朝你傾瀉的是大氣磅礴的理性思索那雄健剛直的風骨，留給你的不是典麗有余的風花雪月，不是自娛自耗的貧血性呻吟，不是八九十年代流行于文壇的小女人小男人斷了脊梁骨的纏綿，它是一種宏大恢廓的文化目標的建樹”。而“媚雅”這一說法更是無稽之談，余秋雨不僅是頗有成就的學者、教授，而且其散文內容是嚴肅的文化，何來“媚雅”之說？這只是表明言者對通俗語言承載高雅內容的不理解而已。那么余氏散文激起人們閱讀興趣的原因是什么呢？對此評論界眾說紛紜，有的認為“主要因了他超群的思辨力和知識結構。他的思維場中，比一般作家多了學者深邃的文化感悟力和數十年積累的史學功底，又比一般史學家多了層雄厚的藝術底蘊和天賦的文字表現力；加上他對哲學人類學歷史地理學的融合，他的作品就具備了轟動的條件”，有的認為“根本原因在于他突破了傳統散文的創作模式”。而余秋雨自己認為“當我們放下架子，以一種平等的姿態，以一種較為放寬的形式，表達我們的思考時，才有可能獲得其他生命的回音”。這段話提示我們，揭示清楚余秋雨“個人解讀”視角藝術化表達問題才是明了其散文引起普遍關注的鑰匙。“個人解讀”這一指稱無疑具有兩重性。“解讀”是一種理性的行為，是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等理性思維要素，采用邏輯推理或實證的方法去分析、解釋自然物理現象和社會精神現象的方法。通常來講，“解讀”方法多用于學術研究，這一方法的運用應該遵守嚴謹的學術規范和客觀規律。然而，人是感性和理性兼具的動物，許多時候很難把二者截然分開。從時代精神來看，中國的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壇散文仍沉迷于國家民族話語的重復或者個人閑適生活的囈語，文學尤其散文幾乎處于“失語”狀態，在這種時候，文壇需要呼喚理想，呼喚深刻的思考；應該說，這種“時代需要”與文化苦旅甫出時廣受贊譽不無關系。在文化苦旅以后的創作中，余秋雨散文一直以個人獨立的理性思考為框架。余秋雨散文對歷史文化現象的理性“解讀”，一度讓許多讀者甚至評論界產生嚴重的誤讀，他們隨著自己的閱讀思維定勢，把余秋雨散文當成學術論文來讀，文學學者、文化學者、歷史學者一擁而上，指出其中的所謂“硬傷”、“余教授做學問如此隨意”。筆者之所以在“解讀”之前加了“個人”，便是因為散文在多數情況下是個體全部經驗和精神生命的裸露，是散文家生命意識和生命觀點的自然流露，也正由于這一點，散文作為一種包容性很強的文體才有它存在的價值，否則，讓想象力和情感豐富的人都去寫詩歌，讓擅長邏輯思考的人都去寫論文，散文還有誰來寫？余秋雨是一位對文明、文化有極強感悟力的學者，同時也是一位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現代意識的作家，因此他的“個人”就必然牽扯著厚重的文人觀念、知識分子意識。那么余秋雨與中國傳統文人一脈相承的對民族文化、歷史使命、文明傳播的強烈憂患意識是通過怎樣的藝術方式表現出來的呢？首先是對話式的議論。在文學批評領域里，“對話”這一概念和巴赫金的“復調小說”理論是分不開的，它指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小說里，不單是敘述者一個人在說話，有兩個聲音在說話。余秋雨散文的“對話”與巴赫金的“對話”雖然不完全等同，卻也有相似之處。即與傳統散文比，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我們常常能聽到對話的聲音：第一是作者與那些“遠年靈魂”的對話，似乎他們早已認識、對坐長談。余秋雨在探詢古代文化遺跡或文化現象的過程中，著力于剖析歷史個案即是他筆下經常出現的“遠年的文化靈魂”。如陽關雪中的王維、柳侯祠中的柳宗元、都江堰中的李冰、風雨天一閣中的范欽、千年庭院中的朱熹、蘇東坡突圍中的蘇東坡等，作者對這些具有“較為健全的文化人格”的歷史人物并非提到而止，而是盡可能再現歷史情境、探索人物的心路歷程，當然這種探索中滲透著作者的傾向性和價值觀。當讀到蘇東坡突圍中“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于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并不陡峭的高度”時，已經分不清作者寫的是中年的蘇東坡還是中年的余秋雨了。第二是作者與讀者對話。無論作者走到哪里，他總是忘不了讀者、面向讀者，在與古人對話之后，自己便出現，通過對話式的議論向讀者介紹自己的經歷和體驗。許多歷史散文都是獨白式的，或是歷史的洪流淹沒了個人的聲音，或是在個人獨斷的聲音中讓歷史成為僵死的客體，余秋雨打破了這種個人與歷史二元對立的僵局，通過這兩對“對話”行為拓展了文章的空間，也吸引了讀者，讀者不僅能欣賞到別人的交談，還時刻能感受到自己在歷史時間和文化空間中的存在，這樣，讀者就不再只是在文本之外觀看作者的炫耀學識或是演繹自己的人格魅力，也不再駐足歷史文化之外對曾經的風風雨雨采取漠然中立的認知式態度，而是被作者邀請進去，進入文本營造的話語空間和歷史文化空間，和作者一道去經歷一番文化苦旅。在他那圓熟的語言技巧經營出的具有魔咒般魅力的文字的感召下，讀者也被帶到了特定的歷史文化場景中，個人的生命之流與歷史的洪流渾融一片這樣，又形成了讀者與歷史的對話。由此我們看到：余秋雨的對話在兩個層面展開而形成了多重對話的格局。在這多重對話中，余秋雨以自我的敞開博得了歷史的敞亮。其次是重新敘述的歷史故事。即使不細心的讀者也會發現，在余秋雨散文中，除了古代詩歌的引用以外，其他所引古文全部被作者翻譯成了白話文，細心點便會發現，余秋雨在散文里并非單調地講述歷史事件，更不直引史書，而且絕對不是史書的白話文翻譯（人物語言除外）。他的“講史”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即融入了自己的情結情感，借小說、戲劇等表現手法重新敘述的歷史故事，如道士塔第二節的敘述：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歡到洞窟里轉轉，就像一個老農，看看他的宅院。他對洞窟里的壁畫有點不滿，暗乎乎的，看著有點眼花。亮堂一點多好呢，他找了兩個幫手，拎來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裝上一個長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開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顏六色還隱隱顯現，農民做事就講個認真，他再細細刷上第二遍。這兒空氣干燥，一會兒石灰已經干透。什么也沒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凈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順便打聽了一下石灰的市價。他算來算去，覺得暫時沒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這幾個吧，他達觀地放下了刷把敦煌文物被竊取這一歷史事件畢竟發生在一個世紀前，作者對于這一事件的認識，只能從歷史記載中了解，而文章中對王道士細微的動作神情以及思想的描寫，完全是作者豐富的想象，突出了現場感好像作者親歷歷史事件一樣。這便把“一般過去時”改成了“現在進行時”，強化視覺效果。類似這樣的敘述，在余秋雨的散文創作中是較為常見的。以致這種寫法引來了許多責難，被認為是用寫小說的方法寫散文。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文學史上已經出現孫犁、汪曾祺那樣的“散文化小說”，既然人們已經認同不同文體技巧的互補互用；況且，余先生并未在散文中虛構歷史事件，并沒有違反散文的真實性要求（關于散文能否虛構問題近年來散文界又開展了討論，討論結果不言自明），只是對歷史細節進行藝術化的合理想象，又何過之有呢？事實上，這種寫法點鐵成金，有利于深化主題，大大增強了文章的可讀性。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筆者認為，對于文章品質的評判，不應受到作品社會效應的影響，還應立足于本文。此外，余秋雨的散文還充滿了人文關懷的抒情，這也是余秋雨散文創作很重要的表現方式。現代散文藝術創作，不管是側重“議論”還是側重“敘事”，都不可背離“抒情”這一文體本性或屬性。無論“議論散文”或“敘事散文”，缺少作者主觀情感的介入，就會變成一種直白的說教和純客觀的呈現。9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展到一定的深度，在市場觀念的初步洗禮下，人們的精神出現荒蕪，當時文壇，僅就散文來看，以往經典作家秦牧、楊朔等人的“國家民族話語”已經無法贏得讀者的信任和感動。這時候，文化苦旅對人、人性和人格的關注無疑是一抹陽光、一泓清泉，作者注重抒情的質量，建構一種對人的“終極關懷”、“現實關懷”的創作理念，在某種意義上說，為1993年在上海，王曉明、陳思和等人發起了“人文精神”大討論敲響了前奏。從報刊文章上我們還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92年左右的幾年間，全國無數讀書人都在為文化苦旅中濃厚、博大的感情而感動。這種感情的抒發是個人行旅經驗、情感體驗和心靈體驗的投入而帶來的，是動人的，是藝術的，而非技術的。總之，無論對話式議論，還是重新敘述的歷史故事，或是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