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圖像化時代的大眾趣味與學術人的境遇【內容提要】在圖像時代,學術精英的權威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全面式微危機,學術人所謂純粹學理意義上的論爭淡出,而被賦予越來越濃厚的立場論爭色彩。從此,由于不再是作為沉默大多數的大眾介入,學術人正在或已經處于一個越來越尷尬但又無可回避的時代境遇之中。【關鍵詞】圖像化時代大眾趣味學術精英由于因特網技術的興起,人類已經無可挽回地進入到了一個圖像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由技術革命而帶來的信息流動加速和信息資源更為廣泛的共享,在嚴格意義上,或許并不意味著人們對于現實的、真實的世界有了更真切的認識和把握。因為技術本身具有獨特的大眾化迎合偏好,在大眾日常生活經驗中,人們彼此之間原本就充盈著巨大張力的最為豐富的個體認知和情感,便以符號化的方式得以方便、快捷地釋放出來。于是,在視覺資源愈加豐富的同時,有著共同生活感受、個體認知和情感的人們,在技術的配合下,就更容易形成一種趨同并匯合為一種主流甚至排山倒海之勢,它既可以讓邊緣化的聲音成為時代的強音,也可以迅速將中心話語邊緣化。而一向被視為遠離大眾趣味的學術場域,在這樣的一個由技術所帶來的表面上似乎浮光掠影、然而實際上卻是暗流涌蕩的圖像化時代,似乎也正面臨著一個從未有過的變局。一毫無疑問,在圖像時代,技術的巨大成就是創造了一個話語民主的虛擬空間。對于草根意義的普通大眾而言,該空間不僅是一個可以理性發表他們自己思想觀點的場所,而且,它也為人們對現實世界的不滿和情緒宣泄創造了一個有效的渠道。如果說在過去,人們即使存在“發表”意見的沖動,充其量也只能限于私人空間和小范圍內的交流,那么,如今由于技術的精致性,通俗意義上的“不平則鳴”,則完全成為一種現實。而這種“鳴”既可能是基于事實依據經過理性思考的“不平”,也可能是緣于個人遭受不公的境遇或一種直覺的感受。但無論是哪一種意義上的“不平則鳴”它一旦牽動起眾多個體認知和感受,就會迅速蔓延開來而成為一種集體“共鳴”。由“共鳴”而形成的共識是一種大眾意義的或者是普通人的“知識”,它并不在于知識的專業性,即“事實確鑿”、“可考證性”和邏輯的嚴密性,而是基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共同體驗。這種“知識”與學術精英話語的差異不僅在于風格的不同,如前者為日常語言化,其意義是流動的,因為無需責任擔當,說者的意義所指總是隨主體在現實生活中的境遇、乃至此時此刻的心境和理解水平而飄忽不定；還有一個重要的差異在于表述的習慣,前者淺白但并不乏修辭色彩,率直簡練而無需觀點的詳盡論證,后者因為語言的過于“專業化”和注重事實依據和嚴密的邏輯論證,而往往更專注于論證過程而不是結論。有意思的是,因為存在龐大的信息流動所帶來的時間意識“缺失”,普通人往往極少關注繁瑣論證的過程,要么是僅僅關注于結論,要么因為其專業話語的艱澀而干脆采取一種唯恐避之不及的態度。由此帶來的結果往往是,“專業化”的學術精英話語在虛擬的世界中反而被邊緣化乃至被拒斥。即使那些所謂關注“大眾文化”的文化研究,也因為其無法褪脫其表述風格的精英色彩而難以為大眾所接納。然而,吊詭的是,在一個圖像化的時代,一個利奧塔所認為的以“有用性”為知識合法性唯一判別標準的時代,沒有了大眾支持,學術精英意味著什么?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如果說現代型世界中的作為知識分子的學術精英還充當立法者的角色,那么在一個“多元主義”的后現代性語境中,學術精英因為作為普遍性和客觀真理權威的喪失,使得曾經籠罩在他們身上的“祛魅”英雄的神秘色彩和光環淡出。進而言之,無論是在知識還是政治領域,知識分子都正在喪失其在大眾面前作為權威和引領者的合法性角色,甚至,它已經遠遠偏離了艾爾文古德納所謂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新興的“有缺陷的普遍階級”的定位,在失去了與其結盟、并視之為價值和利益訴求人的統一話語指涉對象的同時,自身也走向了高度復雜、存在眾多裂縫的非均質體。由此,在喪失了普遍性的合法權威的同時,學術精英們也成了“無家可歸”者,失去了其精神憑依之根,而由這種失落所帶來的一個連鎖反應就是,學術精英群體內部將再次出現一次急劇裂變,與現代性中的知識專業主義的分化和裂變不同,圖像化時代的學術精英群體內部裂變更多是在精神和價值意義上的,因為大眾力量的崛起乃至介入,無論他們是如何的“冠冕堂皇”和客觀中立,都不得不顧及到有可能來自大眾的拷問乃至評價。正是因為存在大眾的介入和壓力,學術精英的立場已難如以往那樣,因為有著學術中立的聲張而可以自我包裝并借此遮遮掩掩。反倒是他們偶爾為贏得話語的合法性,而“巧借”大眾的力量,這種“巧借”的前提就是旗幟鮮明地公開自己的“草根”立場。如此以來,在大眾不同的、雜亂的聲音中,因為大眾群體的非同質性和多元取向,大眾群體內部的紛爭與學術領域中的立場之爭便遙相呼應,從而把學術場域中的問題爭論演變為更激烈的帶有立場性的“營壘”之戰,學術群體內部的裂變進一步加劇。最近一段時期,經濟學家群體的內部之爭和圍繞物權法的法學家的內部糾紛等等,便足以為佐證。故而,在圖像化時代,究竟是學術精英為大眾所“脅迫”,還是大眾為學術精英所“利用”,這兩者間已變得難以區分,而且這種區分本身也實在沒有多大的意義。因為所謂的看似純屬學術領域內部的方法與規范之爭背后,在本質上都屬于立場之爭,而立場必定決定了各自對所謂真實社會和世界的不同詮釋。因此,無論學者做出如何所謂純粹學術探討的姿態,大眾的態度都恐怕是他們不得不有所顧忌的重要一方,而不失時機地利用大眾態度又是他們共有的策略選擇項之一。二在圖像化時代的學術精英群體中,盡管也不乏堅守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中立的學院派知識分子,但因為話語的抽象性、專業化和遠離現實的喧囂,他們其實已經或者正在被邊緣化,構成這種邊緣化過程的動力機制我們不妨將其稱之為“大眾政治”,雖然這種“大眾政治”的權力運行的方式與現代性進程中的精英政治無異,但其運行的結果卻大為不同。因為大眾的介入,學術理想主義取向和現實主義取向正成為主流。學術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者之間看似冰火不容,但其實都帶有迎合大眾情趣的意味,如盡力淡化學理上的艱澀,語言趨于日常語言化。只不過,就學術理想主義而言,它的基本取向恰恰與后現代主義所謂宏大敘述式微的論斷構成一個悖論,即它更關注理想的如自由、民主、平等和解放等宏大議題,因而基于某種理念對于現實表現出毫不妥協的批判態度,這種立場對在草根意義上的大眾人群中有著極大的誘惑力。而學術現實主義與之正好相反,雖然它并不排斥某種理念,但它更關注問題的現實背景,以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為其立論的出發點。不幸的是,在特定的語境中,它往往因為缺乏理想的價值情懷,而僅是訴諸刻板、冷漠甚至有些殘酷的理性常常為大眾所排斥。學術理想主義和學術現實主義之間的差異也并非是簡單的所謂“左”與“右”的立場區分,而是取決于各自涉入現實社會政策實踐的程度。在特定的境遇中,“左”與“右”都可能帶有學術理想主義特征。如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主張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這種特征,然而,如今它不僅蛻變為一種現實主義的學術主張,而且成為左右社會政策實踐的主流理論話語。也正是因為它的現實主義取向,現實社會中一系列問題的叢生,無論與其終極理念、精神和學術實踐取向是否存在關聯,它都不得不為之承擔責任。有意思的是,在如今的虛擬世界中,眾多批評者在早年可能恰恰是它的擁躉。這足以說明,不同語境下的大眾話語因為時過境遷而具有意義的流動性和自反性。對于大眾而言,他們所持的立場是跟著個體生活世界中的體驗隨時調整的,但對于學術精英而言,其立場的反復無常則只會引來噓聲甚至因為權威性的喪失而帶來職業上的毀滅性沖擊。這就是學術現實主義取向在獲得社會政策話語詮釋權的同時,所必須準備承受的風險和代價。正是因為這種風險和代價的存在,更多的學術人寧愿選擇被邊緣化的命運,或者轉向了基于理想主義的現實批判。當然,在學術人中也不乏一些人作為利益相關者而自甘墮落,僭越了其作為學術人的底線,而成為自我利益的辯護者。三由此可見,圖像化時代的大眾狂歡對于學術精英們而言具有兩面性,一方面,網評、個人博客、BBS社區等的開放性,有可能為其話語實踐帶來前所未有的展開空間；然而,另一方面,面對大眾所施加的符號和視覺暴力,他們又不得不有所忌憚,因而,對于自身立場的預設和結論有可能帶來的效應更為謹慎。如果說在過去,真正的學術人所面對的不過是學術活動的獨立性與政治強制和商業利潤誘惑間的較力、抗爭,并以此而標榜自己不受外來干擾的學術自由和學術尊嚴,那么在大眾廣泛介入后,學術精英獨立性立場的堅守就愈加顯得艱難。因為作為流動的、非均質的、匿名的大眾本身就可能是一種強化、削弱乃至消解權威主義的力量,這正如在信息發達的國家我們所看到的情形,政治機構越來越留意于平常時期網民們的聲音。換言之,圖像化時代因為技術以其便利和直觀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制造了一種虛擬意義的即時民主,而這種虛擬民主又很可能轉換為一種現實政治乃至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構,進而在不經意中潛在地淡化也可能是強化某種主流價值取向。如此以來,相對剛性的價值一元化具有了一定的可塑性和流變性,在大眾多樣化、并隨時空轉換而變化的訴求中,社會價值也逐漸趨于多元。由此而帶來的結果是,學術精英也就喪失了其聲言意義上堅守獨立的僵硬對象,因為在強勢與弱勢價值取向之間的界限不再分明,而是一個連續的譜系,只要指涉現實,無論你是在有意還是無意之中,都難免成為嵌于馬賽克狀態整體中某種利益或價值的代表者或辯護者。除此之外,在圖像時代,因為大眾的廣泛介入,傳統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所推崇的價值和規范也面臨困境。遠離現實,孤守書齋一隅,在前圖像時代尚且已被賦予迂腐的落魄者造像,而此時就更容易被大眾斥之為鴕鳥習性而愈加邊緣化。以至于那種淡化學術話語專業化色彩,順應大眾風格的傾向,往往被斥之為學術的庸俗化；至于立足于現實的功用之學,正應了德勒茲所謂后現代知識的狀態,且不說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