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90年代的文學理論既有解構，也有建構，是現代性的新的理性表現，當前“文化研究”的興起與意義及其后現代性特征，整體意義上的文化研究與現代性訴求。20世紀90年代，是我國文學理論日益感到全球化影響的時代。其實，早在80年代的最初幾年，當外國文論不斷介紹到我國，那時我們討論問題，總要把它們放到更為寬闊的文化背景上去探討，自覺不自覺地匯入世界文藝思想的潮流，從而使我們的意識逐漸趨向一種全球化的傾向。90年代，是我們深深感到經濟觀念、生活觀念、文化觀念進一步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從國內到國外，似乎到處都在發生著文化爭論、爆發著沖突的時代。在我們自身周圍的生活中，到處彌漫著不安與焦慮，好像一切都翻了一個身，一切都在迅速地流動與轉變之中；所有事物似乎都失去了原有的規范，顯得不很確定，難以定形。顛覆、解構、反中心、反權威、邊緣化等體現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種種思潮大為流行，似乎所有現象都受到它們的浸淫，這使得那些竭力要保持中心、權威的人們，一聽到這些名詞就心驚發憷。同時，這個時代也是興起流行文化的時代，一些知識分子通過對它們的研究，能夠表達一定的思想，有限地表述自己的意見，整理并批判各種文化思想，企圖參與現實、歷史的進程，期望著發生某些相互的影響。無疑，這些文化行為正使我們漸漸融入一種全球化的意識之中。至于在文學藝術、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方面，90年代正是它們獲得自主性同時又是走向邊緣化的時代。在經歷了近百年的風風雨雨之后，文學藝術、文學理論與批評終于回歸自身、同時也就失去了人為的轟動效應，而逐步趨向正常狀態。80年代下半期和整個90年代，市場經濟的影響與信息技術的直接介入，使得大眾文藝、影視藝術以及傳媒工具，對原有的文學藝術發生了重大的沖擊，這導致文學觀念又一次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趨向多樣與寬宏。文藝思想進一步分化甚至相互對立，文藝界實際上派別林立（正常意義上的）而又相互共處。多種文學話語與理論話語，可以相對自由地喧嘩，以至達到前所未有的思想、話語狂歡的地步，自然，其中既有嚴肅的文學的探索，也有頹唐的文字經營與媒體的無休止營利炒作。開頭我們對于這種復雜的文化現象不甚了了，隨后意識到，我們正被不依我們意志為轉移的經濟勢力，投入了商業化的操作之中，這是難以抵御的經濟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語境所必然產生的現象，現代性的消極因素與種種后現代性因素雜然并陳。在這種多變的、不確定的似乎是非理性的語境中，作為人文知識分子，我們還是應當采取一種新的理性精神的立場，一定的價值判斷的立場，來理解90年代文化現象。我們所持的價值立場，可能會大體一致，或者有很大出人，甚至相互對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只要不是那種故意弓；起“轟動效應”的、橫掃一切的、紅衛兵式的批評，或是亂打棍子的痞子式的批評，大家就完全存在著求同存異的對話的可能。我國80年代后半期以來的文學理論，是一個解構同時也是建構的過程，解構與建構是共存一體的。解構什么？解構那些嚴重束縛、阻礙文學藝術發展，無法對文學藝術進行科學解釋的教條規定。這在早期當然是行政力量起了作用，但是我們看到，后來再行設置任何新的條條框框、清規戒律，己無濟于事，文學藝術與文學理論批評，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已按著自身的生存方式與自身的規律辦事，遠離行政的號召與指令。這一趨勢的進展，在90年代中后期尤甚。促進這一趨勢的出現，現實生活的需求當然是最為根本的原因。只要是不符現實生活發展趨勢的各種號召與指令，即使應時順勢，再也難以發揮它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我以為文學藝術、文學理論獲得自己應有的獨立自主性，確立了自己的主體性，是這一時期的最為激動人心的、最為重要的成果之一。所謂文學理論的自主性，主要是指文學理論擺脫了政治的束縛，使文學理論回歸自身。幾十年來的沉重的政治管制，使文學理論完全成了一些政治家手里的、不斷朝令夕改的某些政治行為的等價物，文學理論完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尊嚴與價值。如今，文學理論分清了與政治的界限，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開始建立起自身的學理。自然，政治作為一種行政的意識與手段，仍有可能來干預文藝現象，但已不易收到實際的效果，這就是所謂解構了。解構還表現在過去不少被奉為重要的理論原則，如今已退出文學理論，這也是事實，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學理論的自主性，自然還在于理論自身的學理建設。80年代下半期和整個90年代，是我國文學理論比較全面地建立自身學理的時期，確立自身主體性的時期。在文學理論學理的探索、建構中，無疑，西方文學理論發生過重要影響；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學理論思潮如潮水般涌入我國的時候，我國文學理論中的西化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學理論中的審美研究、作品形式、結構等因素的內在研究，和那時我國美學問題的大討論，都對我國文學理論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時在討論中，不少學者對現代文論傳統進行了有批判的吸收，并且力圖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我國的文學理論研究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動景象，新說屢起，佳作迭現。文學理論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構舊說的基礎上出現的，同時又是新的建構。因此，在我看來，這十多年的文學理論，不是一味的解構，不是一味地聽從外國人說話，不是把外國人的文學理論進行簡單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鑒的基礎上，對文學理論既有改造，又力圖有所創新，并且卓有成效地創立了一些新的文學理論范疇。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下，文學理論在不斷地走向邊緣化，不被人們重視，但是應當承認，文學理論是個有成績的部門，真正的理論創新，自會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我們不必把成績估計過高，但也沒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構與建構，正是文學理論現代性的體現。正是本著這一認識，我和童慶炳先生編輯出版了新時期文藝學建設叢書，廣收我國在新時期文學理論方面有創建的著作，以記錄學者們所作出的努力與文學理論的更新，為新世紀文學理論的進一步建設，留下一份思想資料。在這套叢書里，有探討文學審美特征的著作和審美價值結構與感情邏輯的著作；有研究文學藝術精神與藝術的生存意蘊的著作；有闡釋藝術與人和文藝學的人文視野的著作；有文學藝術本體反思、文化批評、漢語形象和現代性與文學理論現代性問題的理論思考；有文藝學的民族特色、比較詩學、宗教文藝審美創造的探索；有新意識形態批評、圓形批評與圓形思維主張的張揚；有詩學研究、創作心理、文化詩學、文本生產、原型的理論與實踐的細致剖析和審美實踐文學論；有新理性精神文學論等文學理論主張的標舉等。此外還將收入一些著名學者的論著。從上面涉及的不少論題來看，它們觸及了文學理論的各個方面，這是過去的文學理論所沒有過的現象。這些論著闡發問題的深度可能不會令人完全滿意，但重要的是其中一些著述，并非泛泛之論，它們并非食古不化，更非盲目崇洋，而是針對文學、理論的現實，提出了新的見解，或是新說；出現了一些新的核心概念，并已在理論實踐中發生作用，初步形成了我們自已的文學理論的視界。上面提及的不少問題，可以作為重要課題而繼續深人，同時新的理論問題還會不斷出現。叢書的出版，顯示了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進展的實績的一個側面。自然，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的重要的文藝論著，由于出版條件關系，未能列入，使我們深以為憾，這是需要說明的。在全球化語境中，當鳥瞰20世紀中外文論的發展時，我曾指出兩者之間曾經發生過兩次錯位。一次是80年代前，西方文學理論的主導研究是一種內在研究，而我們則把文學理論的外在研究發展到了極致。結果是兩者都走入絕境，難以為繼。另一次是80年代初開始，當全球化語境正在逐漸形成之中，西方文學理論的主導傾向，由內在研究而走向外在研究，而且聲勢越來越大。而我國文學理論，則由外在研究而走向內在研究，大力探討文學理論自身的問題、規律等等。從目前的雙方文學理論情況來看，說不定可能是第三次錯位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歐美文論研究向外轉的潮流中，我覺得學者們的取向，是不盡一致的。像法國的某些結構主義者，發覺了文學內在研究的局限性之后，要求將文學研究與文學所包含的其它文化因素結合起來，努力發掘文學本身固有的文化涵義，以充實文學研究，這大體是屬于文化詩學的研究范圍，如托多羅夫。另一些學者特別是后來的美國學者，實際上一開始就轉向了所謂“文化研究”。歐美的這種文化研究，其實早在幾十年前，在德國、英國就開始了，80年代初，不過是完成了一個巨大的轉變而已，并且由于時代的變化，文化研究相應地改變了自身的涵義與主題。關于這點，我國一些學者已有介紹。我們看到，在當今這種文化研究思潮的高漲中，歐美國家的文化研究，發揮了解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精義，不僅把文藝研究視為文化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實際上以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學理論的研究，漸漸消解了文學理論研究，趨向后現代文化思想。歐美的“文化研究”，貫穿了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想，體現了后現代性的訴求，解構了以往的學說。誠如美國學者哈桑所指出的那樣，后現代主義主要表現為如下特征，即它的“不確定性”與“內在性”。所謂不確定性，即含混、不連續性、異端、多元性、隨意性、變態、變形、反創造、分裂、解構、離心移位、差異、分離、分解、解定義、解秘、解合法化，等等。所謂內在性，即強調人的心靈的能力，通過符號來概括他自身，通過抽象對自身產生作用，通過散布、傳播、交流，來表現他的智性傾向i。于是歷史與虛構可以混同，歷史的真實可以被創造，而真正的歷史真實則完全成了偶然事件。文化研究通過文學藝術、大眾文化。城市文化、影視文化、廣告動畫、甚至建筑風格與思潮，探討政治、種族壓迫、新的殖民現象、婦女權利與文藝、文化新潮現象，以切入當今社會、政治、文化狀況等，展現了后現代性的文化特征。后現代主義文化恩潮，表現了全球化語境中人的思維方式、人們的社會心理的重大的變化。在當今全球化的語境中，我們看到，各種社會的、文化的矛盾，正在醞釀、沖突之中，文化研究正好適應了這一情況，從而表現了這一研究的廣泛的社會性、政治性特征，使社會、政治問題學術化。這種體現了多元化精神的文化研究，表現了對當前政治、社會、制度、文化霸權、經濟、民族問題、種族壓迫、新老殖民主義的反思與批判，顯示了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某種批判性的一面。同時，幾百年來科學分析方法受到了懷疑，學科愈分愈細的做法受到抨擊，要求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之間的綜合研究的呼聲時有發生；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理論建設，又立即拆散、解體了這一趨勢。這種種矛盾的文化思想與心態，成了催生當今五花八門的、頗有聲勢的文化研究的內因，展現了后現代主義的文化景象。80年代中期，美國學者曾經來我國介紹歐美流行起來的文化研究。接著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東方主義、女權主義、種族理論等又風靡我國文論界，并且擴大到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80年代下半期，當文化研究在我國還未流行開來那時我們還把這種研究視為文學理論的一種跨學科研究。90年代初以后，人們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沉靜反思，發現了后現代主義思潮并初步了解了其妙處和特點，于是迅速在文藝界廣為傳播，并且形成了一股爭說后現代的熱潮。稍后我們看到，一些原來的文學研究者，轉向了經濟、政治、思想的評論研究，出現了文學理論、批評隊伍跨向其它學科的分流現象。這一現象，與我們在80年代上半期見到的情況截然相反，那時討論文學問題，指責過去忽視審美，同時對文藝與政治、倫理、歷史、社會等聯系，避之猶恐不及；或是對這些方面形成的干擾，與文學審美應有的文化選擇捆綁一起，進行撻伐，要使文學變得純而又純。現在正好相反，一些原來的文學研究者，致力于譯介外國那些探討社會、思想、經濟、科技的學術著作，進行經濟、政治、制度、思想的評論，力圖介入政治。社會、思想批判，既有指點江山式的激揚文字，又有隨意套用西方術語的現象發生，又一次出現西方術語的大移植，產生了極為復雜的影響。這自然是，一，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作為多種思想原則訴求的現代性、前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相互影響而又雜然并陳。后現代主義文化的一些特征、風尚，已經存在于我國的社會生活之中，所以一些學者的學術思想與之一拍即合。二，我國學術界向來有向西方學術前衛思想迅速靠攏、及時學習甚至移植的風尚，把握前沿性問題，以擴大學術探討的領域，迸而掌握這一話語賦予的話語權力。所以不久之后，媒體就冊封了我國的“后現代大師”。有趣的是，一些中外學者原本竭力反對要有什么中心，倡導顛覆、消解。現在通過后現代話語權力的占有，贏得了聲譽，自己就成了中心，卻從來沒有聽說要對自己的地位與宣揚的學說進行顛覆、消解。三是我們發現，后現代研究形形色色，它們把政治、歷史、社會。文學等問題攪在一起，結合起來，介入現實、社會、歷史。政治生活，批判現行制度以及體制的不合理的地方，既可使學術政治化，又可把政治問題學術化，起到知識分子與社會、歷史、現實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的作用，爭取到了以往只為少數人把持的部分政治話語權力，力圖負起知識分子的使命，這無疑是學術的也是社會的一個小小的進步。四，這種文化研究，大大推動了探討大眾文化、城市文化。影視文化以及后殖民主義、女權主義、女性寫作、建筑藝術的傾向，而這些部門，也就成為文化研究的主要領域，進而形成了一種新的研究熱潮，但是由于客觀原因，這種研究與我國實際存在的重大問題還有不小的距離。五是這種文化研究對于文學研究，毫無疑問，具有方法上的借鑒意義。確實，文學研究完全可以從文化研究中引進多種方法，以補充自己。比如，重讀中外文學，我們完全可以借用后殖民主義、女權主義等視角，來開掘作品的新意，擴大文學研究領域，但這不是解構主義的研究，這是借用后現代主義的某些方法，以豐富現代學術的研究。現在，“文化研究”在我國方興未艾，一些中外文學研究者得風氣之先，率先進入這一領域，隨后不少從事政治、經濟、哲學、社會學的學者，都卷了進去，顯示了我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對后現代性的熱切訴求，期望能夠爭取到更多的學術權利與擴大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學術空間。但是，我們也知道，作為當今文化研究思潮的思想導師如福柯、德里達，在今天中國雖然聲譽正盛，不過在他們的祖國，他們的理論不斷在受到質疑與批判；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