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中國現代文學精神“中國現代文學”是指因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的推動而發端于19世紀末，又因為“五四新文學革命”而正式誕生于20世紀初，以白話文為主導，以現代人本觀念為價值坐標，并在此后的近一個世紀中居于文壇正宗的文學形態。中國現代文學精神的核心是啟蒙，反對封建文化和儒教綱常，批判專治制度，維護和張揚人的個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樂，呼喚人的解放，構成了是中國現代文學主導性啟蒙潮流。但同時，這一核心的具體表現形態又是多樣的。一、以個體、人性、自由為內核的啟蒙文學精神什么是啟蒙？如德國近代哲學的第一人康德所言，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狀態。所謂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對運用自己的理智就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經過別人的引導就缺乏通過勇氣和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么這種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認識！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啟蒙的真正目的是還個人以運用自己的理智決定個人行為的自由和權力。細而言之，啟蒙作為一種精神訴求在政治上要求的是民主，在法律上要求的是平等、在社會上要求的是自由，在人性上要求的是個性。但是，啟蒙，在中國一直存在著兩種思路。一種是客觀人本主義思路，這個思路相信理性，堅持科學和理性在人類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相信人類可以整體地運用自己的理性來認識世界，把握自身，通過把握世界發展的客觀規律來獲得自由，主張人類通過總體革命獲得解放，將人類的自由和對客觀世界的規律的發現和遵循聯系起來；五四文學中的“現實主義派”（如魯迅）以及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啟蒙思潮基本上堅持了這一思路。而在這一思路的同時，還存在著另一種思路，我們可以稱之為主觀人本主義思潮，它反對客觀人本主義者忽略個體價值、感性存在，反對將人的本質定義為理性，而對人的官能化、非理性化報以肯定，將思想基點從國家、民族、集團的解放轉化到真正個體生命的解放上來，將人的本質歸結為生命本體欲望和激情；在中國，五四時期的“浪漫主義派”（如郁達夫）以及20世紀80年代后期特別是新生代作家走上歷史舞臺以來的寫作思潮都可以歸結為這一理路。新生代小說基本上放棄了關于“人的本質”以及總體解放的客觀人本主義啟蒙大敘事，而代之以一種主觀人本主義的寫私人生活經驗、寫小人物生存狀態，重視身體性、當下性的寫作潮流（這也被一部分論者稱為新啟蒙文學思潮）。當然，上述兩種思路在文學上的分別并不是絕對的涇渭分明的，因為絕大多數文學家都是憑借直覺來感受時代趨勢，進而把握“人的解放”命題的，常常，他們對啟蒙主題的把握是感性的、形象的、體驗性的，因而上述兩種思路常常是混雜在一起的，有的時候甚至是模糊不分的。但是，“人的覺醒”卻是中國現代啟蒙文學的統一而一貫的主題，盡管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作家那里，對于“人”的理解有不同的側重。辛亥革命時期“人”的覺醒是以“國民意識”的獲得作為開端的，但是“國民”并不屬于自己而是屬于“國”，因此辛亥革命的時期的“人”的覺醒所注重的不是作為國民的自由權利，而是責任。因此這一時期的啟蒙文學作品特別重視社會問題，“（清末）的改造社會小說”特別熱行1，如程善之的機關槍，這篇小說寫軍隊從日本人那里購買了偽劣槍支，掩飾事成之后和日本人花天酒地，共同慶祝，其目的是揭露軍隊的腐敗和黑暗。這一脈的啟蒙小說在五四文學大潮中發展為“社會問題小說，如冰心的一個憂郁的青年、斯人肚憔悴、去國、超人等等，都是在當時引起了巨大反響，去國寫的是主人公留美7年，作為名列前茅的高材生含笑歸國，所見卻是軍閥混戰，百業不興，官場社會風氣污濁，他報國無門，之得含恨離去。是這樣的“民國”，辛亥志士拋頭顱，撒熱血換來的只是“一個匾額”，因此，主人公最后喊出了：“祖國啊！不是我英士拋棄了你，乃是你棄絕了我英士阿！”啟蒙文學的到了在五四時代，其思想內涵有了較大的變化。這時“人的覺醒”主題有了新的發展。李大釗在我與世界（1919年7月1日）中寫道：“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個解放自由的我，和一個人人相愛的世界。介在我與世界中堅的家園、階級、族界都是進化的阻礙，生活的煩累，應該逐漸廢除。”李大釗甚至說“我們應該承認愛人的運動遠比愛國的運動更重”2。由此錢理群先生總結五四“人的覺醒”命題時說道“毫無疑問，五四的時代最強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3。這里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完全自覺的個性意識與主題意識。”五四啟蒙的思想命題有一個特殊的詞匯，這個詞匯是由周作人發明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說：“我所說的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悲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個人愛人類，就只為人類中有了我，與我相關的緣故所以我說的人道著述，是從個人做起。要講人道，愛人類，便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占得人的位置。”在這里人的價值已經不是在“天地君親師”中界定的，也不是的“國民”的意義上界定的，而是在“個體”本身的獨立、自由和幸福的意義上界定的，而是在人的本體意義上確定的，其核心是“靈肉一致”：“我們要說人的文學，須得先將這個人字略加說明。我們所說的人其中有兩個要點：（一）從“動物”進化的，（二）從動物“進化”的。”4周作人尤其重視肉的方面：“我們承認人的一種生物性。他的生活現象，與別的動物并無不同。所以我們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應得完全滿足。凡是違反人性不自然的習慣制度，都應排斥改正。”所以，我們在郁達夫的小說（如沉淪）中會看到主人公會喊出“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里生出來的同情！從同情生出來的愛情！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郭沫若的詩歌中才會有“我把天來吞了”，“我把地來吞了”，那種強大的超越一切的抒情主人公“我”的出現；廬隱的小說才會有“我”、“情”、“愁”的中心。但是五四時期的這種啟蒙思想在此后的歷史進程中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從根本的原因來看是因為中國社會尚處于自然經濟向工業經濟過渡的低級階段，社會上并沒有一個發達的自由經濟來支撐它，因此它無從扎根。而直接的原因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民族矛盾成為時代的最主要的矛盾，一切都要讓位給民族解放的時代主題，啟蒙的命題自然必須讓位給救亡的命題。例如，王實味試圖在解放區堅持啟蒙主義思路，其結局是悲劇性的，這個身兼翻譯家、文學家、學者的人，抗戰前夕去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擔任特別研究員。1942年因為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雜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整風運動時受到批判，后被逮捕，在行軍中被殺。王實味被強加過三個罪名：“反革命托派間隙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等，指導1991年2月7日，王實味才獲得公安部的正式平凡。王實味的命運顯示了啟蒙主義者在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的普遍命運，同時也顯示了啟蒙思潮在中國的命運。及至49年以后，中國社會步入無產階級專政時代，中國當代社會的關注焦點轉變為現代化以追趕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目標和落后的現實經濟狀況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改造等一系列社會工程的實施，使啟蒙的命題一再受到延宕。然而歷史終于進入了20世紀80年代，20世紀初的啟蒙主義吶喊終于在世紀末得到了自己的回聲。隨著77年班主任的發表，一個啟蒙主義文學的新時代終于來臨了。最初的啟蒙命題的復歸走的是近代啟蒙主義以及五四問題小說的思路。如傷痕，它通過中國人歷來最牢不可破的學院感情的破碎把現代專制迷信的危害剖析出來，深刻地描寫了文革給人們帶來的巨大的精神創傷，提出了對文革進行反思和批判的要求。進而中國當代作者將目光推想更遠處。李順大造屋、剪輯錯了的故事、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芙蓉鎮、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反思“大躍進”以后中國農民的命運，天云山傳奇、靈與肉等反思“反右”擴大化以后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命運；進而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男人的風格等對改革中出現的格色問題進行的揭示和思考，由比如假如我是真的、人生等深刻地揭示中中國社會存在的嚴重的等級制、特權制的問題。這些小說都以敏銳地觸及當下或歷史遺留的社會問題為己任，在精神氣質上類似于五四問題小說。但是，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派啟蒙文學在發展著，他們有詩人北島、顧城，小說家戴厚英、王小波等，他們重視的是人作為獨立個體所應有的尊嚴和權利，伸張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啟蒙主義經典價值觀，在價值追求方面的確高人一籌。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撥更年輕的作家（他們大多是20世紀60年代出生，如朱文、韓東、陳染、林白甚至更年輕的棉棉、朱文穎等）登上了中國文壇。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走上文壇，20世紀90年代末漸漸地獲得名聲，如今，他們已經成為支撐當今各種文學期刊的中堅力量。如果說，他們將作為思想武器的新啟蒙主義和作為寫作策略的后先鋒主義結合，繼“五四”作家群在本世紀初的努力之后在世紀末中國完成了又一次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轉型；形成了一股寫私人生活經驗、寫小人物生存狀態，重視身體性、當下性的新啟蒙主義寫作潮流。他們以感性欲望的書寫顛覆傳統中國文學的道德中心主義，以表達他們對精神壓抑的反抗，他們懷著對主流、正統的幾乎是本能的敵視寫作，他們自動地完成了一場由知識分子而自我放逐為民間寫作者的過程，在寫作上、立場上形成了和意識形態寫作以及知識分子傳統啟蒙寫作不同的品格，完成了一次文學上的“斷裂行動”5。現在這股潮流依然在發展中，具體評價，還有待時日。目前這股潮流似有極端化的傾向，例如其中某些人的寫作出現的狂歡化的傾向，就值得注意。中國現代最偉大的啟蒙主義文學大師是魯迅，他的作品所達到的高度迄今為止無人能及，無論從其作品的思想深度還是藝術高度來講，魯迅作品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高不可及的范本。早在1908年魯迅在破惡聲論中就明確指出：“聚今人之所張主而皆滅人之自我，使之渾然不敢自別異，泯于大群”，進而大聲疾呼“人喪其自我矣，誰則呼之興起？”這種思想比其他的同時代人要先進10年，他的這一訴求直到五四時期才獲得廣泛的理解。及至五四，他因發表中國歷史上第一篇白話現代小說而成為中國現代小說之父，直到現在，他在小說狂人日記中以“吃人”二字對中國歷史的概括，在小說啊Q正傳中以“阿貴”典型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的概括等等，其深刻性都是無人能比的。而在中國當代，啟蒙主義文學話語的杰出代表則是王小波。他崇尚智慧的人生，可望自由的生活，向往民主的社會，他抨擊愚昧壓抑，詛咒專制丑惡，歌唱人欲人情，無論是他的雜文還是他的小說都在精神上達到了啟蒙文學在中國當代所可能達到的最大高度。他在解構方面，尤其是解構體制文化方面有很大貢獻。他的小說和雜文都寫得非常有力，立場站得非常好，他的自由主義思想淵源，包括他的留美經歷，都使他表現出極大的啟蒙特征，而他離開北大教師職位，這個行動也可以作為一個象征來理解。他離開教師職業，做自由撰稿人，保持了一種很純粹的寫作立場。另外，在他的隨筆里，那種自由理性精神，比如對國學熱的批評，非常深刻。他認為中國古文化不過就是講“人際關系”，對生命的存在，人的價值思考是缺席的，對個人是完全否定的，王小波對之批評很深刻。再如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對生活中大量習見的荒謬、非理性的東西，他的批評都很和力度。在當今中國寫小說的很多，而真正寫出好的隨筆的人很少，王小波是以先寫隨筆而引起文壇注意的。他在小說技術上也達到了相當的的高度，如紅拂夜奔，在歷史中的那種穿插，游移，極其漂亮，瀟灑。你甚至會認為那絕對是一個詩人寫出來的，而且是一個冷峻的夢幻型詩人寫出來的。再比如其他寫普通人的作品，像革命時期的愛情，讓讀者含著眼淚笑。他的小說語言幽默譏誚，具有語言狂歡的特征，這在中國當代文壇是獨樹一幟的。在王小波的作品中，一方面是辛辣的嘲諷，徹底的批判，對歷史勿庸置疑的否定；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他的呼喚，對明確的理想主義，對自由的呼喚，對人的感性生命的尊崇。比如沉默的大多數，我們知道他在批判，同時也飽含理想。王小波的出現，表明沉寂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啟蒙文學重新登場并且達到了新的高度。二、以救亡、統一、強盛為內核的愛國主義文學愛國主義是指對祖國的忠誠與熱愛的思想。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人們對祖國的山河、人民、文化、語言，以及民族歷史和優秀傳統的深厚感情。中國封建時代，人們的愛國感情主要表現為忠君以及反對異族入侵，中國現代，人們的愛國感情主要表現為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瓜分和殖民統治，渴望我們的祖國獲得政治民主以及經濟現代化革命，對于當代中國來說，愛國主義主要表現為了反對霸權主義，對祖國統一的渴望以及建設國家的熱情。愛國主義一直是中國文學的優良傳統，這個傳統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相應地得到了發揚和廣大。近百年來，愛國主義一直是涌動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思想強音，進而它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中國現代文學其誕生就是愛國主義產物。近代“小說界革命”的倡導者梁啟超在他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譯印政治小說序等論文中認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可見他之所以提倡“小說界革命”是與他追求國家強盛，人民覺醒的愛國訴求聯系起來的。在此思想的主導下，梁啟超創作了新中國未來記就是一部愛國主義的政治小說。當時的梁啟超認為小說可以起到改造民心，凝聚民意，再造文明的作用，從現在的觀念來看，這自然是夸大了文學的功能，而且近代文學革命先驅者們只是從文學的政治功能角度來認識文學的功用，實在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開始處就限制了中國現代文學，此后中國現代文學一直受到各種各樣的政治功利主義的影響。五四時期，中國白話文學的前驅者同樣也是如此，例如，在周作人起草的文學研究會章程中，他們就認為文學不再是有閑階級的消遣，而是對于人生和社會致關切要的工作。周作人的不久之后就提出“文學無用論”來修正自己的這個觀點，他認為有些組織試圖將文學納入到自己的范圍內，讓我們成為他們的工具，他認為從這個角度說，文學是無用的，他一方面認為文學不是不僅僅是民族的、階級的，而且還是人類的，文學的立場不應當受制于一個階級、一個組織的狹隘利益和觀念的左右，另一方面，他認為文學只是表現性情、人情而已，并沒有什么政治的功用。但是，五四時代，愛國主義依然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主題。啟蒙主義文學不管其外在價值形態如何，其骨子里幾乎都有一個“愛國”感情在支撐著。例如郁達夫，同樣是沉淪，一方面是名譽、知識都不要，只要愛情的個人主義宣言，另一方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