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研究論文-從當年安徽西瓜滯銷看農產品結構調整摘要：農產品結構調整政策對農民增收的作用有其局限，而且在實施過程中可能會對糧食安全、宏觀經濟環境產生不利影響；加快城市化進程，降低農業人口比重，既符合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也是促進農民增收的現實選擇。關鍵詞：農產品結構調整糧食安全城市化2001年夏，安徽各地西瓜價格一降再降；至7月底，西瓜價格已由入夏之初的每500克0.2元下滑到每500克0.1元；到8月中旬，西瓜還不如垃圾值錢，瓜農叫苦不迭。雖然當地政府采取多項措施以促進西瓜銷售，但瓜農當年仍然血本無歸。細想起來，當年安徽西瓜豐收而瓜農卻減收，這和當地政府多年來推行的農產品結構調整政策密切相關。今年，許多地方政府又將農產品結構調整確定為農村工作重點之一，并加大了宣傳力度。此項政策對農民增收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它有沒有副作用？本文就此談幾點看法。農產品結構調整對農民增收作用的局限性安徽是農業大省，以糧食生產為主，農民收入偏低。近年來糧食價格走低，為提高農民收入，政府積極倡導農民調整農產品結構，在市場信號和政府號召的雙重誘導下，許多農民改生產糧食為生產瓜果、蔬菜，大面積地種植西瓜就是農產品結構調整的產物之一。客觀地說，農產品結構調整確實給部分農民帶來了一定的好處，此項政策本身本是無可厚非的。不過，2001年安徽西瓜滯銷給瓜農造成的災難性打擊已經警示我們，農產品結構調整不是提高農民收入的靈丹妙藥，是有其局限性的。一般說來，倡導農產品結構調整的地區多是因為當地種植結構單一化現象嚴重，調整農產品結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改變已有的結構趨同現象，比如安徽的多數農戶以生產糧食為主，這就是一種結構趨同現象。農戶進行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的最終目的是要使生產要素在不同產品之間獲得最佳分配，從而使收益最大化；就某一時點上看，根據市場導向所做的結構調整對部分農戶的收入肯定有良好的影響，最先根據市場需求進行結構調整的那部分農戶的收入一定能得到提高；但是，最先進行結構調整的那部分農戶的收入提高會對其他農戶產生示范效應，其他農戶會根據先行調整的農戶的行為進行類似的調整，這樣一來，一個地區的一些農戶就又有了類似的農業生產結構；即結構調整演變為新的結構趨同。所以，從理論上講，結構調整總是伴隨著結構趨同而存在，結構調整總是有由舊的結構趨同演變為新的結構趨同的危險。安徽西瓜市場的發展變化就是最好的印證，前幾年改種西瓜的農戶相對較少，西瓜價格較高，使一部分瓜農先富起來了，接著種瓜的農戶越來越多，西瓜的價格也就越來越低，最終導致2001年安徽西瓜市場“崩盤”。另外，從上面的分析還可以看出，農產品的結構調整總是只能給先吃“螃蟹”的那部分農戶帶來好處，而不可能惠及大多數農戶，所以，如果把它作為提高農民收入的手段的話，最多也只能是個權宜之計。最后，我們還應該看到，無論怎樣進行結構調整總是要受到市場需求的制約的。我國人均對農產品需求量的年增長率僅為1.8%，加之農產品的需求彈性又相當小，“多一點就多得不得了，少一點就少得不得了”是所有農產品最主要的市場特性，因此，政府不能對通過調整農產品結構提高農民整體收入的政策效果抱過高的期望。農產品結構調整的誤區：一味降低糧食生產的比重包括安徽在內的所有農業大省的政府都承受著財政拮據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雙重壓力，在地方財政無力為農民增收做更大貢獻時，調整農產品結構以增加農民收入就成為當地政府的現實選擇。而農產品的結構調整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市場給他們的信息是：1997年全國糧食價格下降9.8%，1998年下降3.8%，1999年又下降12.9%；1999年農民每生產50公斤稻谷要虧損2.75元，2000年農民人均糧食出售部分減收41元。另一方面，根據我國現行的糧食政策，收購余糧的財政貼息、專儲糧的損耗、處理陳化糧的差價、合理庫存的利息費用、糧食風險基金的地方財政配套都要求地方政府負擔相當的比例，糧食越多則地方政府的負擔越重。地方政府和農民都清楚地看到，種糧是最不劃算的買賣，種糧不僅是農民的負擔，也是地方政府的包袱。于是，棄糧種瓜、棄糧種菜就理所當然地成了這些地方農產品結構調整的主要內容，糧食生產的比重一降再降，棄田拋荒的現象也不鮮見。這樣做的直接后果是，糧食產量連年下降，糧食安全受到威脅。1999年全國糧食產量下降0.8%，2000則減產9%。據有關部門統計，2000年，全國人均糧食占有量只有350公斤，已低于公認的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400公斤的最低安全線。我國是個人口大國，且每年新增人口1000多萬，糧食安全就顯得尤為重要。此外，糧食供給和宏觀經濟環境密切相關，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糧食價格是市場價格鏈中最基礎的一環，糧價一旦上漲，則無物不漲；從歷史的經驗看，我國過去曾經發生的通貨膨脹都是從食品價格急劇飆升開始的，在1988年和1994年高達18%和21%通貨膨脹中，食品價格上漲因素都超過了50%。我國自1996年以來，為刺激內需已連續7次降低利率，貨幣供給的不斷放松，使潛在通貨膨脹的陰影始終徘徊在我們的左右。因此，在當前既特殊又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一旦糧食供給出現問題，就會嚴重影響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大局，西方曾經發生的滯漲局面就會在我們的身上重現，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也可能就此斷送。有鑒于此，我們必須走出這個結構調整的誤區，不能以調整農產品結構為由，而忽視糧食生產；應該始終牢記，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農業的根本。加快城市化進程、降低農業人口比重是提高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如前所述，調整農產品結構只能作為提高農民收入的權宜之計，從長遠看，農民收入的提高仍然依賴于國民經濟整體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國民經濟不斷發展的前提下，加快我國城市化進程，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逐步降低農業人口比重，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農民的增收問題。通過前幾年的幾次農產品提價，我國現在的糧、油、棉等主要農產品國內市場價格已經高于國際市場價格，在我國已經加入WTO的今天，糧、油、棉等主要農產品都面臨著國外低價農產品的挑戰，所以指望通過繼續提高農產品價格促進農民增收已不可能；而前面的分析已經告訴我們，農產品的結構調整只能惠及先行調整的部分農戶，對農民收入整體水平的提高幫助不大。因此，在當今解決農民增收問題上，我們已不能將目光局限于農產品的產量、價格上，而應從國民經濟的全局著眼。在農業資源不限制農產品生產的情況下，農民收入的高低取決于每個農民占有的市場份額的大小，所以在農產品需求增長緩慢且相對穩定的前提下，減少農業人口是提高農民收入的必然途徑。而經濟發展的規律表明，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業人口必然逐步向城鎮轉移，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城市化的過程。我們應該順應經濟發展的規律，加快城市化進程，以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為直接手段，最終實現農民增收的目標。同時，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還可以為推進耕地“適度集中”創造條件，促進農業生產規模經營，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在我國加入WTO的今天農民的增收和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所占份額密切相關。而就眼前來看，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直接效果是可以迅速提高農民工資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在當前種植業收益微薄的情況下，工資性收入已成為改善農民生活主要支柱，象安徽這樣的農業大省，多數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于外出打工。因此，以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作為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政策手段，不僅是順應長遠經濟發展趨勢的需要，也是當前切實可行的現實選擇。為此，政府應積極營造有利于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的宏觀環境。首先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不僅要消除農民進入小城鎮的戶籍限制（公安部已經發文取消這方面的限制，但徹底實施還有待時日），而且還要逐步取消農民進入大中城市的戶籍限制，為人口遷移和流動掃除體制障礙；其次，要規范勞動力市場管理，實行城鄉統一的用工制度，形成全國統一、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使農民進城后能享受“市民待遇”，徹底改變目前農民外出打工“離鄉不離土”尷尬局面，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再次，要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最終形成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險體系，為農民進城解除后顧之憂。最后，在加快城市化進程中，一方面要重視大中城市的輻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加快小城鎮建設，使盡可能多的農業人口在小城鎮建設中就地“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