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研究論文-中國農民邊緣化的產權制度分析一、農民邊緣化的現狀現階段農民的邊緣化現狀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去年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為6860元，農民收入為2366元，表面差距是3：1，但實際上，農民收入中實物性收入占了40%。扣除40%的實物性收入，用于購買商品、服務的貨幣只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在這150元中，還有20%用于第二年擴大生產的開支，如購買種子、農藥、化肥、柴油等。2003年中國1個農民每月真正能用做商品性消費的貨幣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貨幣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鄉差距為5：1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中還有一部分并沒有納入統計范圍，如各種各樣的隱性福利、住房、教育、衛生，甚至是用電都比農民有更多的優惠。若將城市居民的一些隱性福利、優惠折算成收入，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達到6：1.由于農民的邊緣化，農村收入與消費的萎縮已經對全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解決農民的邊緣化的問題看似一個維護農民利益的問題，實質是農民的進一步邊緣化會影響到GDP的增長速度和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問題。從根本上講，農民的邊緣化使農民產權由于沒有納入現存產權制度保護的范圍，因此導致農民應有產權被剝奪，農民利益被占有，農民無法獲得積累，也無能力進行再投資，農業生產領域的邊際效益已經為負值。不解決農民的產權保護問題農民的邊緣化就不會得到遏制。二、對產權和農民產權的分析1.“大產權”概念的提出及“大產權”的受益分配西方著名經濟學家諾思提出的產權是指“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我們通常所說的產權是指微觀意義上的對企業、個人的產權。作為全國公民納稅后形成的國家財產產權也是宏觀層次上的產權，可以稱之為“大產權”，全體國民是國家產權的擁有者，政府是國家產權的管理者。因此，通過納稅形成的國家資產國民收入在進行二次分配的過程就是產權在宏觀層次上的產權的受益權的體現。也就是說，國家或政府通過對國民收入的分配完成國家產權的受益分配，從這個角度分析，產權的受益者應該是全體國民，但是在這個分配過程中要通過制度來保證由產權形成的收益分配的公平與合理。然而產權制度是一種國家制度結構之一，它的形成并不是國家決策者的偏好所能決定的。即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有些社會階層可能在某種產權制度下其利益受到剝奪，造成產權分配的不平等，致使其被邊緣化。按照以上對產權的分析，中國農民應該和其他產業或行業的勞動者一樣享有同等的產權。所不同的只是農民在土地上勞動，而其他行業的勞動者在機器或服務場所勞動而已。也就是說，產權對于職業的區分并不明顯，這與產權的定義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現行的國家產權制度卻存在著對農民產權的剝奪。第一，受平等教育權。農民應該像其他社會成員一樣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但現實是從農民的孩子參加小學教育開始，農民就享受著不平等的受教育權。教育資源在城鄉的分布也極不合理，雖然農村教師的工資已經轉為縣財政支付，但縣級財政能力在不同地區是完全不同的，導致農村教師工資的拖欠現象嚴重，至今沒有聽說過某個城市的教師工資被拖欠。由于戶口政策的限制導致農民即使進城務工，高額的贊助費使得農民子弟也無法享受城市居民子弟的入學待遇。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為了降低城市失業率，保證城市穩定就以犧牲農村升學率為代價，人為降低城市學生的入學分數線，提高農村高考分數線。使得在這個城鄉人口比為2：8的中國城鄉人口實際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比卻為8：2。由此可見，農民在國家教育的不同層次都被剝奪了或多或少的教育權，存在嚴重的城鄉受教育權利的不平等。農民教育權利的被現行產權制度的剝奪，使得農民掌握的知識相對匱乏，各種生存能力下降。現行產權制度對農民教育權利的剝奪是農民邊緣化的根源。第二，對農民交易權的剝奪。糧食是農民的產品，農民只有將剩余糧食轉化為收入以后才能進行再消費，糧食交易的價格和方式成為制約農民收入的主導因素。政府高度的糧食交易壟斷使得農民產品的自由交易權被剝奪，即使在政府保護價收購的糧食政策下，農民也沒有獲得糧食交易的利益。第三，農民的社會保障權利被剝奪。農民沒有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沒有享受到其他社會職業所享受到的福利，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農民保障制度的喪失并不是農民沒有為社會做出貢獻，相反農民對社會的貢獻不亞于其他社會職業。應當看到，中國農民的增收減負還存在相當大的空間。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仍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的國家之一，從19902000年，除了提留統籌和各項社會負擔外，國家從農業征收各稅總額由87.9億元迅速增加55465.3億元，增長4.3倍。由于農民沒有農民協會這類代表農民利益的組織，農民的聲音無法通過組織的載體表達出來，這導致農民在進行權利主張的時候缺乏強有力的代表者，而農民的生產又具有個體性的特點，其權利的喪失容易，保障難也就不難理解了。第四，農民的農地產權也不完整。按照土地法農地的所有權歸集體，農地的使用權歸農民。但客觀上講代表集體的村委會及各級政府對農民農地的使用權具有無限處置的權利。首先，農民對土地使用不是永久的，也不能繼承，當然更不能買賣。農民只是被嚴格地限定在確定下來的土地上進行耕種，然后按照國家的定價向國家出售糧食。其次，農民沒有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權利。在實踐上由于社會并沒有為農民轉換身份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農民沒有轉換其他職業的可能性，除非農民創業建立了自己的鄉鎮企業或成為農村個體戶，但農民的身份沒有變化，土地的經營權名義上沒有變化，即使讓別人來耕種也是一種對別人勞動的支付，不涉及權利變化。再次，在法律上農民經營權沒有合法買賣的法律依據，法律上只保障農民的經營權不保障農民使用權的轉讓。2.農民成為現行產權制度的最大受害者在土地上進行耕種的農民由于上述權利被剝奪，農民邊緣化的速度在加快，撂荒土地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同樣擺脫不了這種邊緣化的命運。因為農民被剝奪了上述產權后被迫成為土地的高度依附者，即使農民進城打工，由于沒有合法的身份，農民的子弟也沒有享受城市福利的權利，包括不能平等的和城市居民子弟享受同樣的教育，農民的最終歸宿仍然是農村。有一組數據說明農民在近年來邊緣化的速度。1997年，農民人均來自農業的純收入為1267.69元，而2001年則僅為1165.17元，4年間人均在農業收入上減少了102.52元，即減少了8.1%。而中國在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總量，2001年與1996年相比，卻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約200萬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顯示，2003年前三季度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4719元，而農民的人均收入卻僅為1500元，還不及城鎮居民收入的13。從人均收入的增長情況來看，落后前者5.9%，增長速度僅為前者的三成不到。而1995年城鄉人均收入之比為2.49，1978年這個比例為2.36。三、遏制農民邊緣化的產權制度建設構想1.建立完善的現代產權制度完善的現代產權制度是一個系統的公正的保證社會各職業階層產權利益的產權保護制度，實行平等的社會福利制度，主要包括養老制度，失業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社會救濟制度，建立市場化的農產品交易制度，國家可以制定交易規則，但不能干涉交易雙方的權利。允許農民根據市場供求對農產品自行定價，實施不受限制的自由交易。實施永久的農民土地使用制度，在承認土地的所有權歸集體的前提下，國家可以將現有的土地按照現在的經營權界定農民的永久使用權，并且可以繼承。建立土地使用權的交易制度，允許土地使用權的有償轉讓、投資、入股，承認土地使用權買賣的合法性，建立土地使用權的交易規則，監督土地使用權的公平交易。實行農民再教育制度，通過立法賦予國家為農民提供再教育的職責，通過立法強制50歲以上的農民一生必須接受至少一項職業培訓，并取得執業資格，以此提高農民素質，增強農民的從業能力，使農民有能力進行職業轉換。2.組織成立維護農民產權利益的農民協會組織農民協會是維護農民利益的農民維權組織，它應當具有與工會同等的地位和職能，當農民產權利益受到損害時可以代表農民利益與政府及相關機構溝通，并可同時具有組織協助農民進行選舉，監督村委會的工作，保證村委會能夠正確行政，防止村委會侵犯農民的合法權益。農協除了維護農民權益外，還可以進行農業指導服務，提供農業信息等。有了農民協會這一聯系農民和市場的中介組織，就可以既能保證農民利益也可以為農民提供相應的配套服務，提高農民的市場掌控能力，同時還可以監督政府依法行政，防止政府侵害農民利益的行為發生。3.完善農業稅收政策中國是世界少數征收農業稅的國家之一，而歐盟和美國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在對農業進行補貼。在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實行長期的剪刀差的農業政策，用農業補工業，導致農業沒有得到應有的積累，農業設施落后，生產效率低，生產的技術含量低，交易方式簡單等，導致在中國工業已經基本形成了規模并且具有了較強的國際競爭力的時候農業還處在傳統農業階段，在中國農業產業產出與消費雙雙出現下滑的情況下，已經開始影響整個國家GDP的增長了。因此，首先要對現有的農業稅收政策進行調整，進而完全取消農業稅。可以參照美國和歐盟的農業政策來調整中國的農業政策。按照WTO農業協議我們只可以在“綠箱”項目中進行補貝占。4.為農業生產領域制定優惠的資本吸引策略之所以強調在農業生產領域制定優惠的資本吸引策略，原因在于農業生產領域目前是外資吸引最少的領域。這既與中國一直實行的土地政策有關，同時也與農業吸引資本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有關。有關數據表明，在19962000年間，農業部門的國內生產總值為7.1291萬億元，占同期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18.18%。這個期間農業部門協議利用外資占各個行業部門總量的比重為2.25%，實際利用外資占各個產業部門總和的比重為1.53%。就是說，農業部門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只有農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8.42%。“九五”期間農業部門的總投資為1148.60億元，占全社會總投資的2.05%。這種狀況遠遠不能滿足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與農業部門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極不相稱。此外，外商直接投資的項目規模普遍偏小，雖有個別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