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其它相關論文-從2003年深圳區級人大代表選舉看政治消費者政治激進化現象一、問題的提出2003年深圳市第四屆區級人大換屆選舉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難以用“獨立候選人”、“非正式候選人”、“另選他人”等概念去概括，這就不得不涉及到對政治參與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國內大多數學者喜歡用官方與民間的二分法、或者用法定空間與現實存在相對照的方法來解讀，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釋義過程中的簡單化傾向和對民主政治發展的理想化傾向。簡單化傾向主要表現為有的學者往往喜歡將特定地方的選舉事件無限制地放到我國民主政治實踐的宏觀進程中去考察，重點分析特定地方選舉事件的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認為特定地方的選舉事件會預示著很快就會出現一個更完善、更規范的選舉制度，并促使我國對未來的選舉法、組織法的修改。理想化的傾向主要表現為對特定地方出現的選舉事件解釋成同權力階層、精英階層的政治設計相一致，至少會朝他們所希望的方向發展。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民主政治會在權力階層的寬容放大過程中得到實現，這顯然是對民主政治實踐進程的復雜性估計不足。任何政治選舉都是曲折的政治現象。美國政治學家羅斯托曾經研究過政治變化的內在規律問題，提出了一個政治變化的普遍模式。他發現，政治變化是不滿政治現狀的產物。公民政治不滿導致政治行動，或者說公民政治行動總是政治不滿的結果。政治行動的結果是在成功和失敗之中兩者擇一。如果政治行動獲得成功，有功的組織、運動或其他群體有可能產生新目標，也有可能衰落和死亡。如果爭取政治變化的努力失敗了，進行這種努力的群體有可能解體，也有可能繼續追求老目標，但對于達到這項目標的期望可能會減少。羅斯托還特別指出，參與建立政府或征服權力的各種力量，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與那些支持政府和保持個人或群體權力的力量很不相同1。羅斯托認為他所發現的分析模式具有普遍意義，它可用于分析世界各國政治變化進程，特別可用于分析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政治體制的變化2。換言之，這個模式的普遍意義對分析曾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之一員的中國的政治民主無疑具有重要意義。羅斯托的模式，提出了一個政治參與發展過程不可能是現有法律文本的簡單執行過程，更不可能是按既定程序的機械式發展過程。政治參與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市場變遷的過程，是一個對政治現狀的不滿的調適過程。根據這一原理，并以其為基本的理論基點，本文提出“政治消費者激進化”理論來分析2003年深圳市區級人大代表選舉個案。何謂“政治消費者激進化”？“政治消費者激進化”是指被正在運行中的法定政治體制所排斥在外的公民決定同排斥他們的政治參與政策相悖，集中表現為對正在運行中的政治權力表示不認同。本文將2003年深圳市區級人大代表選舉過程中出現的主動參與競選事件納入分析視野，突出選舉動態發展過程中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分析其“多發性”和“群體性”，進而揭示我國現階段政治市場開放的“深度”。在現有體制下，經濟和政治之間的內在結構關系存在一定的緊張，它不可能為“體制內”與“體制外”各種社會力量提供開放的政治市場平臺，不能完全消解基于現代社會利益分化基礎上的公民的組織化傾向，不能完全代替公民維護其具體利益及其要求公平分享社會整體利益的政治訴求。正是政治與經濟關系內在的緊張關系，決定了中國政治市場開放過程不可能避免政治激進行為。2003年深圳市區級人大代表選舉中肖幼美、吳海寧、鄒家健、徐波、葉原百、王亮主動參選事件為這種深度各不相同的政治激進化行為提供了可供選擇的研究個案，特別是有助于研究政治消費者的理性訴求和非正式選舉工作組織系統行為。二、自由價值理性的自覺在現代社會中，選舉的基本功能是公民和權力之間重要的溝通途徑之一，也是落實公民權（人權）、公民自由（個人自由）、公平、公正、公開、競爭等自由選舉價值分配的重要渠道，但這些價值在我國區縣級人大代表選舉過程中的實際意義不大。這是因為我國人大代表選舉主要依賴于意識形態，投票行為所表達的是贊成意識形態還是否定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灌輸是中國社會維系權力和公民之間溝通的主要方式。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上是一種平等主義取向，平等不僅是社會的主要目標，也是社會主義政治的象征。政治平等主義是基于這樣一個理論假設：即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選舉將使社會整體乃至全體人民一致作出可取的和為人接受的政治選擇。選民應該就一個統一的上級組織推薦的候選人名單進行表決，這個組織在政治機構中充分表達單一社會的根本愿望。根據政治平等主義的理論假設，政治選舉的隱含意義是號召全體人民參與政治決策。這個理論假設的誤區是把民意等同于決策。正是這個內在的理論誤區決定意識形態投票會走向其對立面。因為這種選舉重在號召全體人民參與決策，而不是代表公民、各方利益和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平等主義在物質貧乏的狀態下對公民是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往往經受不起源自于市場經濟生活基于利益、機會、能力等要素的競爭性平等主義的檢測，特別是會對市場經濟的競爭有所體驗的公民喪失吸引力。政治消費者往往認為自己代表的利益是“體制外”的利益，或單位利益，或社區利益，或公眾利益，或階層利益，這些利益同公民個體、群體的生存息息相關，涉及到具體的利益，需要其鮮明的代表者。在中國，市場經濟有一定發展，社會分化加深，并進入個人日常生活的財產領域，潛在利益矛盾不僅開始激化，也變得越來越公開化。“體制內因素”不僅不可能完全代表公民具體利益，還會使公民個人在不規則的市場經濟分化中有受到不同程度歧視的感覺，感受到了權利的被剝奪。出于對這種權利被剝奪感的深深體驗，政治消費者往往弱化意識形態的贊同，不得不放棄逃避、沉默、附和等消極政治行為，轉而充分利用選舉的民主功能，不再把希望寄托于在人大中尋求代理人，而是主動參選人大代表，以便更好、更有利地維護相關利益。一旦從意識形態訴求轉向選舉的民主價值訴求，中國人大選舉中的“公正”價值缺失必然會顯示出來，成為與權力依存緊密程度不同的政治消費者之間政治訴求的中心價值。這種公正價值有兩種來源，一是來自于民間社會的“公正”觀念，它深深地從小就埋在政治消費者心靈之中；二是來自選舉過程中的現場沖突。如陳女士認為吳海寧張貼海報是“單方面的宣傳行為”，對她作為候選人是“不公平”的，“張貼海報要經麻嶺社區選舉工作領導小組的同意。要宣傳應該兩個候選人一起宣傳。”這場爭論典型地反映了“選舉過程不公正”，特別是選舉過程沒有公正操作3。在從意識形態溝通轉向選舉溝通中的民主價值訴求過程中，政治消費者捍衛選舉中的“公正”價值固然重要，但更應該關注選舉中自由理念是否進一步訴求于“法治”。這種訴求表現為對現有法律的學習、理解和應用的復雜行為過程。這種法治理性價值訴求根本在于對政治消費者公民權的認同和維護。第一，意識到并極力維護憲法賦予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政治消費者出于公民個體權利本能意識或信仰，以憲法賦予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為基本準則，作出了明智的理性選擇，或是拒絕社區選舉組織的勸阻，或是戰勝單位的壓力，或是利用正式選舉工作組織的工作失誤，或是出于對正式候選人確立程序不透明的抗議，以現有法律規定的“另選他人”走上了選舉的前臺。第二，他們從街道選舉工作辦公室、市區人大等部門詳細咨詢，并同有關部門進行溝通，以便了解有關選舉法規、選舉規則和選民登記程序。第三，他們都出于對“法不規定不違法”法治精神的信仰，認識到現存選舉法中關于選舉工作組織負責介紹候選人、選舉日不能做宣傳等法律規定的局限性，意識到區人大代表選舉是直接選舉，候選人理應享有與選民交流的機會，通過召開見面會、向選民發表競選演說，利用電視、報紙等宣傳自己的參政意愿和承諾，讓選民深入全面地了解候選人。“法不規定不違法”的法治精神在深圳區級人大代表選舉中已成為政治消費者的精神共識，但這種共識并沒在法定的選舉工作組織系統中得到認同，這是一個極其有趣的現象。這就造成2003年深圳法定選舉工作系統內出現“法律秩序主義”和“法律法治主義”兩種不同的法治認知觀，進而導致選舉活動沖突中兩種不同的博弈方式。秩序主義的標志在于重視選舉中的“紀律”、“秩序”和“大局”觀念，缺失“公平”、“公正”、“平等”等價值判斷；對選舉中的失誤持不可避免的態度，容忍選舉過程中的細節失誤。法治主義的標志在于重視選舉法律中的“公平”、“公正”、“平等”等基本價值訴求，承認法律的自由空間，法不規定不禁止。前者在南山區法定選舉工作組織行為中集中得到體現，后者在羅湖區法定選舉工作組織行為中表現極為鮮明，福田區選舉工作組織行為是兩者兼而有之。三、非正式的選舉組織網絡的孕育選舉作為一種民主制度，人們常常夸大其民主擇優功能。實際上，選舉的功能也有不同。選舉的理想功能是擇優功能，意在選出最好的政治消費者（公民）的代表，但在實際選舉中常常發揮的是權力認定功能。法國政治學者讓馬里科特雷、克洛德埃梅里在談到選舉功能多樣性時曾指出，“代表公民已不再是選舉的惟一功能。當代的政治制度賦予它另一含義：它必須理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權力關系，使政治決策的制定者與決策所實施的對象之間能夠溝通。換言之，不管政權的性質如何，選舉必須保證個人服從政權”4。選舉在我國人大代表的選舉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的正好是這種認定功能。我國人大代表選舉認定功能是同中國特定的權力系統相聯系的。有的學者將它表述為“行政推動”，有的學者表述為“內部圈定”。實際上，中國特定的權力系統作為一個復雜的網絡，它有兩個鮮明特征：權力的中心性和權力的復合性，而權力的復合性服從于權力的中心性。這個網絡呈現同心圓結構，其靈活性取決于邊緣之處觸角的伸縮大小。考慮到其伸縮有較大的剛性面，這個網絡的彈性是極其有限的。但又不能否認這個網絡還存在靈活性，不過不是太大而已。2003年深圳區級人大代表選舉顯示了政治消費者在這個靈活性不太大的網絡中還是有可能誕生一個非正式的來自于公民社會的選舉組織網絡，并增強選舉中選擇的“自由度”。這個非正式選舉網絡首先表現為政治消費者社會（公民社會）涌現出個體化的政治英雄。我國人大代表候選人提名主要有兩類：“有組織提名”和“非組織提名”。前者是指有正式組織依托的，如政黨、人民團體為主體推薦提名的候選人，后者是無正式組織可依賴的選民聯名提名的候選人。“有組織提名”的候選人雖有權力復合程度差異，但主要靠他們在人大代表選舉中起著維系權力認定的基本功能。“非組織提名”的候選人是社區居民聯名推薦的初步候選人，沒有較強的“團體意義”上的組織可供依賴，惟有其內心的英雄主義力量。這類候選人若獲得一定的法定權力認同，在選舉過程中有可能被中國高度復合性的權力體制所認可，如肖幼美由于其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他易于得到有關部門及其相關人士的認同，最終成為正式候選人。這類候選人也有可能不被高度復合性權力體制所認可，會遭到單位權力和法定的正式選舉工作組織的執行權力的阻攔，最后不得不以“另選他人”方式參加競選。如葉原百是組織各方面都比較反對的人，被選區小組從初步候選人中“醞釀”掉。這些“非組織提名”的候選人，走上參與競選的前臺，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人大代表候選人從提名到確立過程中的相對固定化、封閉化傾向，特別是打破了組織“圈定”的老傳統，初步顯示了“有組織提名”和“非組織提名”候選人之間的差異，為選民的選擇行為提供了可供選擇的明確的“選項”，萌生了“自由意義”上的選舉的種子“選擇性”5。2003年深圳區級人大代表選舉“自由”度增強還表現在“非組織提名”的候選人用書面載體表達個人觀念。選舉本應是信息開放的過程，是候選人與選民相互接近的過程，但中國現行選舉往往成為選民簡單認同的過程，特別是候選人不需言語和文字來表達內心的信仰、觀念和態度。但“言語”和“行動”的相互溝通是同公民社會“自由意義”上的選舉分不開的。政治消費者候選人利用自做海報、散發公開信和印制宣傳單、小卡片，向選民宣傳自己。這些海報制作技術講究，多用彩色進行渲染，或用大寫字體凸顯候選人的名字，或者配制彩色照片和插圖。除鄒家健在海報中公開維權網址外，其他政治消費者的宣傳技術還是相當原始的，提供給政治消費者的信息也相當有限。候選人公開陳述參政意見，以便與選民溝通，還有利于提高集票能力。“非組織提名”的候選人的出現催生了一個萌芽形態的非正式的、無實體的組織網絡。政治消費者主動參加競選從表面上看來是一個個獨立的選舉事件，各候選人之間似乎不存在聯系，不存在明顯的溝通渠道。但他們在事實上是有聯系的，并進行了有效的溝通。他們之間的非正式關系主要表現為個體之間的聯系，而這種聯系有直接聯系和間接聯系兩種形式。直接聯系是指個人之間的短暫拜訪，重在參選經驗的交流和宣傳技術的學習。間接形式是一種啟發式的經驗模仿或感悟。這兩種形式有可能交錯進行，相互影響，形成良性互動。這種非正式的組織關系有助于選舉經驗快速交流，有助于提升候選人角逐的宣傳技術，特別有助于政治消費者在選舉中意識到“組織”因素的重要性。政治消費者有沒有獨立的競選班子，關系到對動員“特定選民群體”的能力（如流動人口）、選舉過程中的投票監督和選舉的最終成敗。吳海寧表示自己愿意出資，聘請專職工作人員，在麻嶺社區設立“南山區人大代表吳海寧辦公室”，公開辦公電話，一周7日，24小時接待與傾聽選區居民意見。在選舉結束后，鄒家健、吳海寧、葉原百三人聚集到葉原百家中，總結本次參加競選的得失6。王亮在選舉中成立了“選舉總部”，學校團委、學生科、學生會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通過對2003年深圳市區級人大代表換屆選舉的考察，肖幼美、吳海寧、鄒家健、徐波、葉原百、王亮作為政治消費者，對現有的區縣級人大代表選舉的現狀是滿意的，出于維護公民政治權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