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學論文-新儒家、新道家與新經濟新經濟本質上是新道家、新儒家價值觀在“和平崛起”背景下的一種歷史實踐。大國“和平崛起”的本質是什么呢？不能簡單地說，就是使中國變為強國。強國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和平崛起的實現，最終系于中國文化對世界的吸引力，即對東方理念的普通價值認同，具體說，是以儒道理念為基礎的大國文化吸引力。未來世界只可能認同成熟的意識形態，新道家和新儒家都具備這種成熟度。信息化只有與這種文化價值內核結合，才能把握“和平崛起牌”的真正脈絡。我們發現，儒道文化與信息化，確實在價值體系上具有隔代遺傳特征。按照黑格爾與托夫勒“正反合”三段論公式，自然經濟是肯定命題，工業經濟是否定命題，信息經濟則必然是否定之否定命題，即對自然經濟的再肯定命題。因此，自然經濟中形成的儒道文化，與信息經濟中形成的后現代文化，具有相互肯定的特征，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奇怪的只是為什么我們沒有把這種聯系發現出來。背景如果把第三次浪潮的概念，與第一次浪潮的概念，按“正反合”公式對應起來：“和平”，對應的是儒家的“仁”，“可持續發展”，對應的是道家的“天人合一”。所以我們一再強調，中國和平崛起，不會與別人打起來，就是因為深層的理念不同。這種理念，具有相當的前衛性。第一次浪潮中的儒家、道家價值基因，與第三次浪潮中后現代的價值基因，它們（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或再肯定的方式）的結合是有條件的。一般來說，這種結合不是第二次浪潮中的事情，一定是工業化達到頂點、走下坡路后才會發生的。系統論關于系統與環境關系的理論，可以揭示一個時代價值演變的條件：在遠離平衡的開環條件下，系統負熵增加，有序度提高；而在平衡的閉環條件下，系統熵增，有序度下降。第二次浪潮是前一種情況，第一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屬于后一種情況。1、第三次浪潮的負熵形勢分析在第三次浪潮中，就人與人的關系而言，全球化使地球變小，變成一個日益“開放”的閉環條件系統。在這種“社會負熵”達到增長極限的條件下，中國非要出頭，就會打起來。為此，需要調頭取“和平共處”的價值觀，以適應這個星球過分窄小的現實。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中國發展遇到自然資源這種負熵的限制，要在物質、能源這種負熵資源上與別國競爭，勢必像德國、日本崛起那樣打起來。為此，需要用信息化的方式，以信息資源和知識要素，逐步替代易引發戰爭的物質、能源型負熵。2、第一次浪潮的負熵形勢分析對比之下，這與第一次浪潮期的東方社會，特別是中國，系統和環境之間負熵流的形勢十分類似。儒家價值主要對應人與人的關系，道家價值主要對應人與自然的關系。我們分別分析：從人與人的關系看，戰國時的“托夫勒”、未來學家孔子，比照周朝的“商業模型”，“預見”到了幾百年后秦統一中國后文化的價值取向，應是“仁”。顯然，以大陸鄰接太平洋、西伯利亞、青藏高原的地勢，以當時生產力條件，統一后必是一閉環系統，因此，人與人關系上的價值取向，必然與地中海開環系統不同，應是人與人的和諧型。仁義禮智信，就是當時“和平共處”的原則。從人與自然的關系看，自然經濟的核心負熵資源是土地，然而以可耕地為代表的自然負熵，是有限的。沒有蒸汽機、石油開發等新生產方式的沖擊，人與自然的關系，顯然很快也處在閉環條件之下，這是道家（包括后來佛家）價值觀占上風的負熵條件基礎。王朝每一次崩潰，無一例外，全是負熵不足的結果。即社會系統中人多，占用負熵（主要是糧食）的子系統過多，而自然環境中的地少，可提供的負熵（糧食），達不到系統“負載平衡”（借用IT運營管理術語說）要求，結果用大饑荒、大起義，使系統大崩潰，降低有序化程度（即推翻舊朝，強制“精簡機構”），重建系統。道家的價值取向，客觀上，就是要使人與自然的關系，向著閉環條件要求的低負熵輸入水平調整。這與今天生態保護主義者在增長的負熵資源極限條件下，要求保護生態，維持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道理。3、區別當然，第三次浪潮不是第一次浪潮的簡單重復和肯定，而是螺旋式上升和否定之否定。這種否定之否定，對第一次浪潮，既有肯定的一面，又有否定的一面。否定的一面，主要表現在，第三次浪潮，要肯定和繼承第二次浪潮中，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大生產的生產力，它比自然經濟中的農業生產力更先進；要肯定和繼承第二次浪潮中，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化組織方式。至于肯定的方面，我們下面再詳談。顯然，信息經濟在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的意義上，會有很多與自然經濟表面相似的特征，如古代的農民和今天的知本家都會“在家辦公”，都會復歸大自然等等，但信息經濟絕不是開歷史倒車，而是在互聯網更高的生產力水平上，在數字神經系統的更高組織水平上，促進社會進步。新儒家、新道家的信息化內核與文化吸引力我們在上述大背景下，借助隔代遺傳規律，分析一下信息化的現代化內核，可以從儒家和道家中，吸取一些可以經得起不同意識形態考驗、經得起大國和平崛起考驗、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養分。信息化工作者往往在“應用、務實”的氛圍中，不自覺地陷入局部處處主動，全局處處被動的尷尬處境。究其深層原因，在于缺乏對歷史主干的富于遠見的現實把握。把信息化核心理念，同古今中外人類主流價值判斷融為一體，而不是割斷聯系，是一方有針對性的解藥。我認為最值得重視的，是以開放的心態，批判吸收東方傳統理念與后現代理念這兩股人類精華思想，建設性地認識信息化的內核價值。后現代理念總的取向，是對工業化的價值內核進行批判。但后現代理論魚龍混雜，也不能一概而論。主要分兩種，一種是批判的后現代理論，只批判，不建設；一種是“建設性的后現代”理論，主要致力于第三次浪潮價值內核的建設性工作。前一種，對于認識工業社會的局限性有益，對于做事無益；后一種，則是一種主流化的前衛價值觀。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對工業化不是簡單否定，而是致力于工業化與信息化的結合；對信息化，也不是進行理想化，而是重在可行性的建設上。我認為，新儒家和新道家，可以在建設性后現代的語境下，改造為中國信息化走向世界的主流話語力量。它們顯然比一些不倫不類的“含糊概念”，對世界具有更好的文化吸引力。最近有專家認為：中國文化應當成為“中國崛起”的軟力量的重要構成。這種軟力量的作用在于對全中國人民的感召力、凝聚力和認同感；同時，它對全世界文化的吸收能力有助于改善和推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關系。中國儒家文化的優秀成分，確實可以在國際關系中起到潤滑劑的作用，如“中庸”、“仁政”、“王道”等等。道家的哲學觀點對西方思想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亞洲國家對中華文化的天然崇拜正在發生深刻的作用。中國文化的特點使“中國崛起”具有某種親和力。因此，研究這個問題，成為事關中國走向的重大課題。與后現代的比較限于篇幅，我不可能展開分析，只是點到為止：首先，我們注意到后現代的鼻祖之一，海德格爾思想與莊子思想的內在一致性，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海德格爾與莊子合流而成的新道家思想的根本意義在于，把互聯網的根本價值基礎，從西方，移向了東方，移向了中國。新道家關于“場有”（道）的概念，與量子力學對于場的發現，為互聯網革命，奠定了哲學本體論上的理論基礎。有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都可歸為新道家。其中明言尊崇中國文化的，就有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化學家普利高津（上述負熵理論就是他的貢獻，我認為他是信息化思想之源）、物理學家李政道等。第二，胡塞爾與孔子思想的聯系，現在正被越來越多的人發現。關于仁的學說還在其次，我認為首先是在根本方法論上，現象學強調的“回到事物本身”，與儒家漢書中首先提出的“實事求是”，正是后現代新儒家思想的根本出發點。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現象學”與孔子對于生活世界的執著，深層是通的。以往人們會誤解孔子總是拿身邊說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因為哲學思辯能力不足。可從后現代觀點看，這正是最前衛的方法。胡塞爾指出：“這個世界是前科學地在日常的感性經驗中被主觀地、相對地給予的，但是我們并不因此而認為存在有許多世界。”孔子的方法，與后現代科學中的語境的方法，伽達默爾闡釋學的對話方法是靈犀相通的。第三，儒道禪都崇尚體驗。事實上，新道家在把體驗作為認識的出發點上，與新儒家是一致的。新道家強調原發體驗為知識之根，海德格爾曾在一次講演中，當眾向主持人布伯索取莊子，念“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一段，說明自己的觀點。他的思想極大影響了存在主義和解釋學，“在后現代的視野中，西方中心論的所有理論支柱都塌倒”。體驗更是“以人為本”的后現代入口，涉及人本的“本”之所在。以體驗為本的“人本”，不再是人的異化本質，而是人的生活本質，是幸福和快樂。現代中國人可能不會預見到，正是這個不起眼的體驗，將構成對西方中心霸權勢力的絕殺。當世界經濟進入體驗的路子后，知識經濟將進入資本勢力鞭長莫及的個人知識經濟領地（隱性知識生產、個性化服務、感性價值領域），在幾個世紀的工業化中攻城掠地、戰無不勝的資本，將很難抵抗體驗這種具有成癮性特征的力量的誘惑，而被兵不血刃地解除武裝。這正是日本人把體驗這一文化吸引武器，提高到又一次明治維新的高度，再次偷襲美國的力量所在；也是深思熟慮的美國外交季刊發現日本動向后失聲驚呼的原因。中國和平崛起，關鍵在文化吸引力，這方面已晚了日本一步，需要進一步加深對現代化的認識，把信息化與提高文化吸引力結合起來。西方在這方面是有術無道，中國是有道無術，關鍵是要盡早悟道、入道。第四，哈貝馬斯主體間性與孔子的仁，為互聯網提供了新的理性基礎。支撐著工業化的經濟人理性，最終要為體現互聯網外部性、互聯性特征的社會人理性所逐步擠入。信息化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于，要摸索出一條以互聯網方式，如體現知識共享、社會資本特征的新生產方式，進行鼓勵創新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安排的路子。中國能不能和平崛起，取決于在這方面是領先還是落后。中國現在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