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研究論文-企業“危機發展鏈”原理初探（一）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微觀主體，由其自負盈虧的性質與特征所決定，必然應該成為市場競爭中奮斗不息的競技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企業行為人能否自然地做到“居安思危”，或長期擁有強烈的危機憂患意識，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們在市場競爭中的態度與熱情，進而決定著企業的前途和命運。眾多的理論研究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企業外部大環境的變化和影響，如消費需求的變化、科學技術的發展、國家政策的調整、國際經濟的影響以及競爭對手等因素的變化，市場總是處于瞬息萬變之中，很難想象企業過去的經營成果會一勞永逸地在今后任何時期都能毫無變化地保持下去。國外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曾總結道：“市場上唯一不變的經濟規律就是市場永遠是可變的。”忽視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一基本規律，必然意味著企業在經營中潛伏著巨大的危機。這也正是古人所謂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要義之所在。可見，市場規律要求并迫使企業必須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有利和不利因素以及導致這些因素的根源等進行充分的考慮。“居安思危”，方可預防并化解潛在的危機威脅，做到“防患于未然”，尤其是能在現實的危機來臨之際應付自如，避免茫然失措。這正如孫子兵法上所言“是故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于害，而患于解也。”其次，國內外眾多成功企業的經驗也證明，危機乃至危機意識是激勵士氣、鼓舞斗志的強大壓力器和精神力量。一方面，當現實的危機降臨到企業面前、職工的切身利益與安全感受到嚴重的威脅之際，職工的命運便與企業的前途悄然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此時若能采取適當的形式進行鼓動與激勵，便會極大地激發全體員工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勇氣，從而變現實的危機為強大的壓力，并使企業及其行為人化壓力為動力，化沮喪為振奮；另一方面，一旦企業行為人在日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中萌發了不滿足于現狀的危機感與憂患意識，這必將導致他們對企業產生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進而喚起全體員工奮發進取、百折不撓的創新動機與創新行為；并能使企業在成功面前長期保持清醒的頭腦與理智的判斷。總之，危機以及危機憂患意識的存在，應該能使企業產生巨大的壓力感；而沉重的壓力在有效的激勵機制作用下必將轉化為強大的動力；從而驅使企業不斷謀求技術、市場、管理和組織制度等系列創新；最終實現企業的騰飛與發展。這一過程形象地說，即“危機壓力動力創新發展”。對此，筆者簡稱為“危機發展鏈原理”或“危機壓力和動力原理”。（二）顯而易見，上述“危機發展鏈原理”對廣大的國有企業而言是有很重要的啟迪的。“市場永遠是可變的”經濟規律，要求每一個國有企業及其行為人必須培育必要的危機憂患意識，并使這一現代經營理念根深蒂固地植入企業內部的每一位職工腦海之中，通過危機意識在企業內部營造一個有益于改革和發展的小環境，形成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齊心協力克服阻力與難關”的巨大凝聚力；激勵全體員工的主人翁責任感，促使職工對企業的前途與命運予以極大的關注，使職工時刻感覺到企業的前途危機四伏，因而不可須臾懈怠，最終形成職工與企業同呼吸、共患難的“命運共同體”。然而，應該看到，現實狀況并非完全如此。傳統體制下生成的國有企業不僅缺乏強硬的外在壓力機制；也缺乏內在的動力機制，國有企業或其行為人較為普遍地存在著高枕無憂、不思進取的惰性；并表現出比較嚴重的“等、靠、要”思想，企業行為人既不愿去接受市場競爭的考驗；更不想主動承擔創新的責任和風險，較多的國有企業在市場上竟然已成為鞭策不動的“睡牛”。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撥改貸”改革不但沒能改變我國國有企業投資效益低下狀況，反而使國有企業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計劃經濟時期，鑒于國有資本投放的無償使用所造成的資金運營的低效率與巨額浪費現象，1980年代初期，國務院批轉國家計委、財政部等單位的改革方案，擬試行國有資產由財政無償撥款改為銀行（有償）貸款的辦法，以期增強用款單位的責任感，1985年“撥改貸”全面推開。按理說，“撥改貸”應該是屬于用經濟手段管理經濟活動的有益嘗試，它應該有利于加強對企業的投資管理、抑制國有企業的盲目投資需求、培養企業的投資風險意識。但是，實際運行結果卻完全否定了上述理論推斷。到目前為止，國有企業負債率已高達80以上，十幾年的間接融資制度并沒有增強國有企業負責人的壓力，當然更談不上實現企業的騰飛與發展了，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在目前采取“債轉股”的方式來為國有企業化解巨大的債務壓力與風險。造成上述狀況的原因，直觀地說，與“企業家”這一生產要素在我國的“缺位”有關，即原有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在自身素質與經營能力上，大多和真正意義上的職業企業家規定或要求相距甚遠。當然，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傳統的計劃經濟制度以及由此所決定的國有企業制度和干部制度等的不合理。具體說，傳統的國有企業制度導致了國有企業投資主體非人格化傾向極為嚴重，國家對國有企業統負盈虧，企業缺乏必要的法人財產所有權，因而其行為人便自然地缺乏危機壓力感和利益動力刺激；而政企職責不分，政府對國有企業非經濟干預過多過濫，更淡化了企業行為人的危機憂患和自我加壓意識，助長了企業負責人對國有資產的運營管理極不負責的消極應付態度；此外，現行體制下的企業領導人的“官員化”傾向以及其行政任命制度也是妨礙企業家資源廣泛形成的另一重要體制根源。從“撥改貸”來說，這一改革雖在形式上改變了企業的資金來源方式，因而加強了企業資金的硬性約束，但是由于我國經濟在其它方面并沒有形成配套改革，如投資體制仍沿襲過去的“國家定項目、國家給資金”的體制，投資決策仍“層層審批、集體決策”，這樣，在“看起來誰都對投資負責，但實際上誰都可以不對投資負責”的制度安排下，顯然是不可能培養起企業負責人的風險責任意識的。特別是由于對一個企業貸款的多少實際上決定著國家對該企業乃至該企業所在地的資源配置的多寡，這樣貸款的多少不僅影響到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甚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決定著該國有企業負責人的職務升遷與福利待遇的高低，這使得國有企業領導者們最終于19871988年前后紛紛悟出了一個“道理”“撥改貸”將可能是向國家要錢、盡快擴張企業規模的捷徑或“一頓免費的午餐”，“不貸白不貸”的心態促使國有企業大量向國有銀行貸款。制度上的缺陷成為造就我國國有企業盲目投資的“罪魁禍首”！而今天，為了解決國有企業的高負債率負擔，政府對國有企業實施資產重組、“債轉股”等一系列改革對策，筆者認為，盡管這些減輕國有企業負擔的優惠政策有助于國有企業擺脫困境，實現“國企三年解困”的目標，但是，如果上述體制與制度方面的缺陷不能在盡量短的時期內得到有效的扭轉或克服，那么，即使國有企業的現有包袱可以一次性得到非常徹底的剝離，恐怕也不能肯定地說我國的國有企業便能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或者說具備了自我創新和自我發展的意識和能力。綜上所述，培育、普及并強化國有企業的危機憂患意識，一方面固然需要造就一支職業企業家隊伍；但另一方面，更需要進行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和改革。例如，第一，在企業內部要通過國有企業制度創新，建立起靈活的、能有效適應市場變化要求的現代企業制度，并將國有企業最終塑造成自我加壓、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競技者；第二，在企業外部要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盡快建立，創造企業主動參加市場競爭并勇于接受市場考驗的宏觀體制背景與環境，通過企業內部應變機制和外部壓力環境的創建，培育并造就出企業的不斷自我加壓機制，增強企業適應風險以及抗拒危機的素質和技能；第三，要改革傳統的干部制度，并在全社會創造一個有利于企業家隊伍自發形成并日益壯大的宏觀環境，最終使國有企業行為人在市場競爭中時時刻刻能自覺地保持著一種強烈的危機感與憂患意識，并通過危機意識這一自動“加壓泵”和天然“發動機”，驅使企業成為一種無需政府或其他的人為外力來推動的“自我增長器”。（三）“危機發展鏈”原理還表明，不斷“創新”是企業危機憂患意識的必然結果和企業發展與騰飛的必由之路。企業一旦停止了創新，既意味著“危機發展鏈”原理中“危機”和“發展”之間的“鏈條”中斷；更意味著企業活力與競爭力的消失。廣義上說，創新并非企業的“專利”，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所普遍存在的以個人作為首要行動主體的創新就屬于“個人創新”范疇；而我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政府所實施的眾多自上而下式的制度改革則屬于“政府創新”范疇（1）；但一般而言，“企業創新”仍是最基本的或者說是最典型的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