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轉型期國企職工社會心理承受力探析國有企業的職工在經歷了20多年的改革后，其經濟地位發生了變化。首先是社會結構的變遷。改革使民營企業家、個體工商業者率先受益，一部分干部和知識分子的狀況也得到改變。而國有企業的職工經濟收入提高的幅度相對小于其他幾個階層。第二是分配制度的改革。它一方面包括整個分配體制由高度集權的計劃體制逐步向市場決定初次分配、政府和社會進行再分配的方向轉化，另一方面則是分配方式和個人收入來源的逐步多元化。隨著市場與資源配置作用和能力的進一步加強，其對收入分配結果的影響越來越大，效率、效益與收入差距的關系也更為直接和明顯。以市場效益和崗位貢獻為依據的新工資制度的實施，一方面使不同企業間，因效益不同，職工收入水平也不同；另一方面，在同一企業內部，職工之間因崗位、技能和貢獻的不同，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第三是社會流動的沖擊。國企職工的流動率較前已大大提高，很多職工從國有、集體企業向“三資”、民營企業流動，從工廠向服務性行業流動。國企職工心理承受力的社會表征20多年的改革歷程使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綜合國力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同時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強，但其堅韌性還有所欠缺，適應性還不強，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是心理失衡導致對改革產生消極情緒。廣大職工主觀上感受到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同實際狀況有著相當大的偏差。特別是當職工們習慣于在收入方面同高收入者攀比時，往往更覺得實際生活水平的提高微乎其微。聯系到物價上漲因素，他們會認為自己的生活水平實際上在下降。為數不少的職工則認為改革以來其個人經濟地位與其對社會的貢獻相比偏低，而且這一比例連年下降，與周圍的其他階層的人相比，其經濟地位實在偏低。以上主觀感受，加劇了國企職工的心理失衡。隨著社會資源的日益豐富，獲取資源的途徑的多樣化，以及個人價值取向的多元化，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異向變化在今天已相當顯著。原先享有較高政治地位的工人階層，隨著經濟地位的相對下降，原有的政治上的榮譽感與優越感逐漸失落，他們更多的傾向于將自己的社會資源的所失同其他階層的所得相比，因此這個階層傾向于認為自己是改革的最大承受者。這種心理失衡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排解和疏導，極易產生對自身以及改革前景的迷惘意識，甚至對改革進程產生懷疑、消極情緒。第二是浮躁心態導致無法及時把握改革機遇。國企職工原有的優勢心理受到了諸如個體戶、民營企業家、中外合資企業職工等階層的重創，許多職工對自身在新的社會格局的位置似乎越來越難以理性化的確認，自己把持不住自己，唯恐自己的游移不定，在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再次喪失千載難逢的機遇，一看到市場經濟大潮中的機遇就想躍躍欲試，但一想到其意味著風險時，又猶豫不決，裹足不前，唯恐自己一次錯誤的選擇，造成終身遺憾，追悔莫及，常有一種浮躁、焦慮感不斷地煎熬著他們。第三是不公平的心態致使對新分配制度產生認知誤區。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企業中多數職工的公平觀也開始由過去生存保障公平向現在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轉變。但也有部分職工仍停留在傳統的公平觀上，認為職工作為國有企業的主人，不論職位大小，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地位是平等的，在現代大生產分工協作條件下，既然企業生產經營好壞、效益高低是所有職工聯合勞動的結果，那么分配也應該平均分享，工資、獎金、津貼、福利等平均發放，而對改革后企業分配中引入市場機制，工資獎金、甚至住房都與個人勞動績效與企業效益掛鉤進行分配及其差距的拉開，表現出不接受，折射出職工社會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特別是伴隨著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那些從生產崗位上下崗的富余人員及失業者的工資及其他收入驟然減少，更強化了其待遇不公平、地位不平等的感覺。國企職工對社會不良現象的社會心理反應就目前來看，我國廣大國企職工對改革中出現的腐敗現象、兩極分化和分配不公、社會風氣滑坡、社會治安不穩定等社會不良現象存在著較大的不滿，其中尤對腐敗現象、社會分配不公強烈不滿。對腐敗的極大不滿。腐敗已成為當今廣大職工十分痛恨的現象，許多職工認為就是由于管理者搞特殊化、大吃大喝對企業經濟利益的侵占搞垮了企業。根據江蘇省2001年9月份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腐敗問題在群眾最為關注的問題中排第三位，52%人認為多數領導干部是廉潔的，但有85%人認為腐敗程度依然嚴重（注：宋林飛主編藍皮書2002：江蘇經濟社會形勢與預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1頁。）。的確，腐敗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其領域、層次、類型已滲透到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其嚴重性超過建國以來的任何時候。在轉型時期中國的腐敗又有了新的特點：一是腐敗現象有了公開化傾向，“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似乎是司空見慣，不是見不得人的事，已成為半公開的，彼此都在心照不宣中進行。二是腐敗現象已深入各行各業，有行業化傾向。一些行業在某些所謂制度或規定下，亂收費亂攤派，建一個項目可有多少回扣等等。三是腐敗現象的發展已經使包括職工在內的不少公民自覺不自覺嘗試腐敗帶來的“實惠”。一些職工利用工作職業之便，貪占企業公共財物干私活等等。四是一些人打著改革的旗號，進行腐敗行為。為政不廉的有權者為謀私利，制定所謂改革政策，為腐敗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結果肥了個人和“小集團”，卻坑了國家和集體。對貧富兩極分化與分配不公不滿。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結構與利益格局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各階層收入差距的拉大，形成了“兩極分化”的趨勢。從某種意義上說，兩極分化是一個社會是否有活力的標志，也是一個社會是否有壓力的標志。改革本身是一個利益格局的整合過程，是要使參加改革的絕大多數人從改革中獲益。由于國有企業的沉重歷史包袱，由此而產生了巨額社會成本直接沖抵了利潤，因而企業所具有的初次分配能力受到極大的削弱，職工的收入也隨之與其他經濟單位工作人員的收入拉開距離且出現繼續擴大的趨勢。從收入分配差距來看，最高收入者與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以3.10%的增長速度擴大。在下崗職工中，低收入家庭占據半數以上，人均月收入為300元以下的，占54.3%。據國家計委社會發展研究所與國家統計局城調隊在2000年7月聯合對6個城市居民進行問卷調查，對當前收入差距拉大不太能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占被調查者的36.5%，認為一般的占40.8%，認為勉強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占19.7%（注：陸建華社會發展進程步入全新的開放階段，楊家勇等中國當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及發展趨勢，載汝信等主編社會藍皮書200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8、151頁。）。這表明，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深入，人們開始對合理的收入差距有所認識，但對于那種因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手段而造成的人為收入差距依然不滿。當今一些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已完成“原始積累”過程，進入了資產增殖快、積累率高的快速發展階段，個體私營及承包租賃者年收入比國有企業職工高出幾倍甚至數十倍。隨著國有企業實行多年的“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的改革措施，職工收入不僅大大降低，甚至出現了新的貧困階層。大多數下崗職工主要靠借債和家庭其他成員的收入維持生活，還有的人是靠原有積蓄。以蘇州市為例，2001年上半年全市困難戶的數量比1999年增加了18%，低于生活保障線（每月200元）的家庭數比1999年增加了202%（注：宋林飛主編藍皮書2002：江蘇經濟社會形勢與預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421頁。），而相對當前的物價水平而言，多數下崗職工生活拮據，處于困境之中。他們大部分收入用于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的食品支出上，倘若有什么意外事情發生，則經濟上將不堪負擔。如在江蘇省徐州市的調查中發現，因病致貧的有354戶，占國企職工總數的48%（注：宋林飛主編藍皮書2002：江蘇經濟社會形勢與預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頁。）。由于生活陷入貧困，一些下崗職工的精神狀態低落，就連家庭關系的和睦水平也有所下降。為防止兩極過度分化，必須進一步強化稅收、價格政策等經濟杠桿調節手段；健全法制，保護合法收入、限制高收入和取締非法收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制定最低生活保障線；嚴厲打擊濫用職權的腐敗現象，真正使廣大職工在“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帶動下走向共同富裕。對社會風氣滑坡不滿。近年來，人們道德水平開始出現滑坡，社會信用度破壞嚴重，各種不良風氣如詐騙、唯利是圖、損人利己、賣淫嫖娼等行為較前幾年有所增加，嚴重損害著我國人民的整體精神風貌。當前社會風氣日益不良的狀況主要表現在：(1)社會道德的退化。許多老職工非常懷念20世紀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