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微觀規制：生態環境的守護神論文關鍵詞微觀規制生態環境公共品論文摘要良好的生態環境具有公共品的性質，但單靠市場機制往往會出現市場失靈；而政府通過對生態環境實施微觀規制就能較好地彌補和解決市場機制在生態環境上的缺陷與問題。一、微觀規制對維護生態環境的重要作用(一)對生態環境實施規制的經濟社會背景政府的微觀規制(或管制，下同)分為經濟管制和社會管制兩類。20世紀70年代之前，市場經濟國家對公用事業、通訊、交通與金融的價格和進入實施控制稱為經濟管制。70年代以來，對產品質量、工作場所安全和環境管制稱為社會管制，而90年代以來，社會管制(以下所述“微觀規制”，主要是指“社會管制”)的重點轉向了處理涉及到長期生態經濟問題，包括溫室效應、酸雨、大氣臭氧層的損耗等。這些生態經濟問題關系到一國或地區乃至全球的社會福利。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工業化國家在討論是否需要包括對生態環境實施社會管制的問題時，存在著社會民主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兩種政治觀念的爭論。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觀念認為，因為政府對其公民的福利負有責任，所以政府有理由對企業的活動進行管制；古典自由主義的政治觀念則認為，為了保護公民的自由，應當限制政府的作用，從而反對社會管制(小賈爾斯，伯吉斯，2003)。但由于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這些國家最終還是選擇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而偏離了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例如，英國的經濟學家E.J米香針對20世紀中期美國的“經濟奇跡”背后存在的生態環境問題指出，遠郊的荒地蔓延，近處的交通癱瘓。城市里混雜著烏煙瘴氣和荒蕪破爛，瘋狂的生活節奏也無法掩蓋住精神上的空虛和絕望(E.JMishan，1970)。于是，美國政府就生態環境問題發布了一系列法律，包括水污染控制法(1956年)、清潔空氣法(1963年)、水質量法(1965年)等，同時建立了環境保護委員會(EPA)等相應的管制機構，并賦予這些機構廣泛的權利，以強化對生態環境的管制。另一個實例是，日本經濟經過高速增長，實現了“經濟大國”的目標，但高速增長帶來的公害問題卻日趨嚴重。19671969年，熊本縣新日本淡水化工廠的廢水引起有機水銀中毒(水俁病)、因四日市石油聯合工廠的復合大氣污染引起哮喘、昭和電工的廢液使新瀉縣阿賀野川流域的有機水銀中毒(第二水俁病)、三井金屬礦業神岡礦業所排出的鎘，導致富山縣神通川流域多人染上了渾身疼痛病。正是這一系列震驚日本甚至世界的生態環境污染事件，促使日本政府于1967年頒布了公害對策基本法，1971年設立了旨在加強生態環境管制力度的環境廳。中國在生態環境方面出現的問題是，由于生產力水平所限，宏觀經濟總體上是以粗放型、外延型發展為特征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代價來實現經濟的較高增長，由此導致資源供給不足。環境污染嚴重，生態平衡失調。例如，中國600多座城市的大氣中，總懸浮微塵濃度超過了世界衛生組織標準十幾倍，全國流經城市的河段，86遭到比較嚴重的污染(樊萬選等，2004)。中國自1970年開始公布了一批涉及生態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包括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構成了對生態環境微觀規制體系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又不斷健全這一微觀規制體系。(二)維護良好生態環境的主要難點舒適的生活環境，不但需要擴大居住的空間，而且需要與之相配合的生態環境。良好的生態環境提供給人們的生存空間里只有新鮮的空氣、清潔的流水，而沒有噪音和惡臭。但為什么良好的生態環境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出現并且保持呢?首先，維護良好生態環境的困難，其主要原因是由生態環境的性質所決定的。良好的生態環境具有公共品的性質，因此，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生態環境公共品”。而凡是公共品，極易出現不付費者的“搭便車”現象，“生態環境公共品”也是如此。許多人往往只從良好的生態環境中得到滿足，卻恰恰忽略了對生態環境保護的義務。因為消費“生態環境公共品”存在著“搭便車”問題，所以解決類似環境污染等生態環境問題，完全依靠市場的功能是不可能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率的市場機制進行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市場失靈。如果農作物因自然災害而減產，市場將通過價格的調整以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如果要實現公路系統的現代化，選民可施去游說政府開發有效率的運輸系統。而對于“生態環境公共品”的生產，即使一部分人或廠商去生產“生態環境公共品”，或者維護生態環境，但這一部分人或廠商未必能夠得到應有的回報，于是這些參與者將失去生產“生態環境公共品”，或者維護生態環境的積極性以及去選擇對維持生態環境有效率的方法。因此，市場的功能在生態環境被破壞的情況下是失靈的，政府實施和加強微觀規制就勢在必行。其次，許多類型的環境危害無法像商品一樣通過市場計量其價值。薩繆爾森舉例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環保人士呼吁停止在美國的西北部伐木，以保護斑點貓頭鷹的棲息地。這將以數以千計的伐木工人的就業為代價，而卻無法計量斑點貓頭鷹持續生存下去的價值(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2004)。盡管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少計量無法直接用市場價格來顯示的生態環境危害的價值，例如，使用“機會成本”、“或發價值”等概念，“但是計量非市場部分的價值確實是一個難題”(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2004)。雖然許多類型的環境危害無法傢商品一樣通過市場計量其價值，但可以肯定的是，保護斑點貓頭鷹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維持生態平衡以及生物多樣性，使人類和自然界和諧共處。這說明，政府的微觀規制要做的恰恰是市場之外存在的價值。二、微觀規制在維護生態環境中的基本功能(一)對生態環境的微觀規制是一種規則微觀規制(包括對生態環境的微觀規制)究竟是命令還是規則?在市場經濟國家同樣遇到過區分的困難。哈耶克對命令和規則作了區分，他認為規則“不像命令，而是能在不追求統一目的的人群中間創造一種秩序”(哈耶克，1973)。與此同時，管制的一個重要作用是政府為消費者代表與企業之間就公用事業價格和服務合同的談判提供一個裁判所(Goldberg，1976)，管制者的職能是“裁判員”。而管制機構本身固有的缺陷是集檢舉和裁決于一身，這就容易出現管制的偏差。因此，管制過程應該體現“管制的政治化”而非“有效率的法律化管制”(波斯納，1977)。中國的理論界強調提高政府執行力問題，指出政府執行力弱化表現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肖文濤，2007)但是，這一觀點強調了政府的法律法規有“命令”的一面，忽略了法律法規又有創造秩序的“規則”的一面。政府在實施管制的過程中，一方面，法律法規是管制機構執行管制的政策工具，這就要求在制定的過程中充分匯集各方面的意見，通過相關者(消費者、企業和管制者)的充分互動，并且接受認真審查和聽取社會公眾的批評，而決不能僅靠管制機構先驗的杜撰。在微觀規制的制定程序中，立法聽證是關鍵，因為聽證是管制機構收集信息的一種主要機制，通過收集與管制相關的盡可能完全的信息，從而為制定規制提供依據。雖然，我國的聽證制度已經開始形成，但是，管制者還沒有足夠的手段全面而準確地觀察到消費者的利益，因而就不能相對準確地估算出社會的福利效應；社會公眾或消費者因為對相關的價格等信息還沒有充分掌握，缺乏與管制者和(諸如與環境污染有關系的)企業談判的經驗，所以，立法聽證就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面，管制機構的行為應當受到司法審查的制約以及行政程序和機構控制法規的限制，以保證管制機構行為的合法性。但是，中國有的管制機構有時表現出“唯我獨尊”的姿態以及有“以言代法”的行為，卻還沒有形成對管制機構行為的完備的制衡機制。由于上述問題的存在，就造成了一些規制未能依照自然生態規律來確立，反而助長了自然資源開發利用中的浪費和生態環境破壞現象，像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1988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