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2-并購商譽減值問題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3"\h\u5809并購商譽減值問題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 1295561.1并購商譽的相關研究 1124641.1.1商譽本質 177131.1.2并購商譽的確認 1182601.2商譽減值 252091.3并購潮下商譽減值的影響 2153251.4文獻述評 38268參考文獻 31.1并購商譽的相關研究1.1.1商譽本質郭瑞娜（2012年）認為，商譽本質的有關的觀點有很多觀，主要包括："好感價值論"、"超額收益論""協同效應論"。從商譽的產生的時間、產生的來源、金額和依附性的角度來看，商譽的本質是企業各構成要素的協同效應。李多順（2009年）指出商譽的本質從會計方面去分析，他把商譽歸屬于企業內部的衍生資產，商譽具有不可以辨認性、不可以獨立轉讓性、間接維護性、主觀性等特點。Canning（1978年）認為一個公司的實際價值應該包含可以清算資產的價值和商譽價值。王靜（2015年）通過對商譽的本質研究討論，認為商譽應只是包含真正的合并商譽和被并購企業由于企業合并而彰顯的自創商譽。董必榮（2008年）指出，學術研究人員的研究方向主要朝著三方面進行：商譽組成的要素、直接計量和間接計量，但是沒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進一步的研究應該清楚商譽的定位，然后再論證商譽本質。LeakePD.（1914）指出其實商譽自身的價值就相等于企業在未來的超額收益現在的價值，然后按照相應的折現率和相對的固定年數折回。CanningJB（1929）認為，商譽類似是一個總賬戶東西，總賬戶的價值應該包括合并的對價和基礎相關的資產的可識別的凈資產之中的不同來確認。1.1.2并購商譽的確認我們國家的《企業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合并》指出：“并購合并成本大于被并購方購買日可辨認凈資產的公允價值的差額確認為商譽”。有關所謂并購商譽的確認，在會計學術界不同的研究人員會對并購商譽有著不同的看法。許金葉（2020年）指出企業并購活動很高頻率會產生商譽，在并購完成的一開始就會記在資產負債表之中。李丹蒙等（2018）認為并購企業對市場大環境、被并購企業生產領域越自信，并購活動越容易產生高溢價。李海波（2020年）認為商譽與企業自生的整體價值有著很強的關聯性。陳樹民、汪僑（2018年）認為企業產生并購活動時對并購商譽應該使用全部商譽法計量，他還提出把現在常用的“部分商譽法”替換成“全部商譽法”。張乃軍（2018年）指出我們國家的商譽認定標準的體系，是非常不完善的；這個就導致上市企業并購后商譽的價值里面摻雜了各種各樣的雜質，這些摻雜的非商譽的部分絕大多數都是不能給并購企業增加所謂的超額收益。王志宏（2016年）認為商譽的確認的會遭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說當時的宏觀環境、評估機構的市場估值等。1.2商譽減值通過對這些年并購商譽減值的文獻收集和研究，以下是相關研究人員的觀點：謝湊多（2020年）指出大額的商譽減值不僅給上市公司帶來利潤的大幅波動，影響上市公司的形象以及自身的發展，也給投資者帶來非常大的投資風險。劉明曦（2020年）認為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是十分重要的，一個企業的內部控制的好與壞，會影響企業經營和商譽減值的計提。李自連（2019年）當下并購是企業發展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高溢價的并購會產生巨額的商譽減值的風險。韓宏穩，唐清泉，黎文飛（2019年）指出最近這些年，我國資本市場并購活動日益頻繁，市場上這么多并購活動后會形成巨額的商譽，會產生巨額商譽減值風險。Francis等（1996年）指出了企業并購后計提較大幅度的商譽減值的原因之一是被并購公司沒有達到承諾的業績指標。嚴漢民，陳夢，梁燕（2021年）得出謹慎的公司管理層會減少高溢價的并購行為，從而減少商譽減值風險。Olante（2013年）表明大約有百分之四十的商譽減值是因為并購時的溢價。1.3并購潮下商譽減值的影響隨著上市公司不斷高溢價的并購其他公司，市場上頻繁出現了各種因為商譽減值“暴雷”的新聞事件，并購產生的商譽減值問題在會計學術界越來越受到相關研究人員的關注。魏厚寨（2021年）認為市場上頻繁出現公司計提巨額商譽減值不利于我們國家的資本市場發展。蒙立元，謝文玉（2020年）指出企業去計提很大金額的商譽減值會影響企業價值，影響相關企業的盈利能力。伍心怡（2020年）認為，企業發展并購活動日益頻繁，并購商譽也會隨著的不斷增長，增加了商譽減值風險。李自連（2019年）大部分的企業在并購中面臨商譽減值的風險，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并購企業的發展。劉喜和，王潔遠（2019年）指出企業高溢價的并購活動沒有產生協同效應的積極作用。1.4文獻述評本文主要從三個角度進行了相關文獻的梳理，依次是并購商譽的相關研究、商譽減值、并購潮下商譽減值的影響三個方面。企業的高溢價并購會產生高商譽，帶來巨額商譽減值風險。總的來說，在我目前對商譽的研究中，系統的案例研究較少，多為實證研究。通過對文獻的梳理發現，現有文獻大多從并購商譽的確認和計量方面研究并購商譽與公司績效之間的相關性，但很少結合實際案例進行研究，很才進行相關財務數據的分析研究。本文以東方精工公司為研究對象，將理論研究與案例分析相結合，分析了從并購商譽形成到減值的一系列過程，分析了在高溢價并購下，巨額商譽減值對公司績效的巨大影響，并提出了相關建議。參考文獻[1]郭瑞娜.基于協同效應論對商譽本質的探析[J].商業會計，2012,(10):87-88.[2]李多順.商譽本質及會計實務探討[J].財會研究，2009,(14):32-34.[3]Canning，JohnB.TheEconomiesofAccountancy[J].ANewYorkTimesCompanyApril.1978:P38-44.[4]基于商譽本質的確認與計量思考[J].財會通訊，2015,(25):90-93[5]董必榮.商譽本質研究綜述[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8,(03):39-43+143.[6]LeakePD.Goodwill:ItsNatureandHowtoValueIt[J].TheAccount,1914,(1):81-90.[7]CanningJB.TheEconomicsofAccountancy:acriticalanalysisofaccountingtheory[M].TheRonaldPressCompany.1929.[8]許金葉.并購行為中的商譽相關會計處理問題探討[J].財務與會計，2020,(05):37-40.[9]李丹蒙，葉建芳，盧思綺，曾森.管理層過度自信、產權性質與并購商譽[J].會計研究，2018(10):50-57.[10]李海波.企業并購商譽確認計量存在的問題及相關策略分析[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上旬刊）,2020,(01):124-125.[11]陳樹民，汪僑.企業并購商譽確認計量存在的問題及建議[J].財務與會計，2018,(03):77.[12]張乃軍.莫讓商譽成為“皇帝的新衣”——關于商譽處理的理性分析[J].會計之友，2018(18):2-5.[13]謝紀剛，張秋生.股份支付、交易制度與商譽高估——基于中小板公司并購的數據分析[J].會計研究，2013(12):47-52+97.[14]謝湊多.上市公司大額商譽減值的原因及防范對策[J].會計師，2020,(21):13-14.[15]劉明曦.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與商譽減值[D].導師：茅寧.南京大學，2020.[16]李自連.企業并購商譽減值風險管理探究[J].財會通訊，2019,(23):118-121.[17]韓宏穩，唐清泉，黎文飛.并購商譽減值、信息不對稱與股價崩盤風險[J].證券市場導報，2019,(03):59-70.[18]FrancisJ,VincentHL.StudiesonRecognition,Measurement,andDisclosureIssuesinAccounting|CausesandEffectsofDiscretionaryAssetWrite-Offs[J].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1996,34:117-134.[19]嚴漢民，陳夢，梁燕.高管特征對企業并購商譽的影響研究[J].會計之友，2021,(07):93-100.[20]OlanteM.E.Overpaidacquisitionsandgoodwillimpairmentlosses-EvidencefromtheUS[J].AdvancesinAccountingIncorporatingAdvancesinInternationalAccounting,2013,29(2):243-254.[21]魏厚寨.上市公司并購商譽減值問題與可行性分析[J].西部財會，2021,(04):39-42.[22]蒙立元，謝文玉.商譽減值對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