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流動與流動試論春秋戰國之際的士與儒士

春秋兩季，新興學者開始形成，并在個性和氣質方面呈現出成熟的趨勢。士在這個方面的

變化，與以孔子及其弟子為代表的儒士集團的出現關系密切。然而，盡管儒士與士有著千

絲萬縷的聯系，但卻又有著相當的區別。在關于土階層的研究中，前輩專家多將研究的目

光投向新興士人的主體特征以及戰國時期的士人，而對于土階層初步形成的春秋戰國之際

卻較少注意C本文旨在從一個橫斷而卜探討春秋戰國之際十的基本情況，揭示在社會結構

行將發生巨大變革的時期，士與儒士的多重性、復雜性及其對于歷史的深遠影響。

一發生階級的“士”

盡管新興1?人的崛起是春秋戰國之際卜分突出的歷史特點，但是傳統的上人在這個時期依

然大量存在。當時舊的事物尚未泯滅，而新的事物卻已登上歷史舞臺。新舊融匯的歷史特

征，使得那個時代士階層的復雜性，不僅遠遠超出春秋中期以前，而且遠甚于稍后的戰國

中、后期。

士的起源很早，相傳舜的時代曾經任命主管刑罰的皋陶為“士”（見《尚書?堯典》篇）。

僅就傳統觀念而言，舊式的士同宗法等級有著緊密聯系。按照社會等級，士為宗法等級制

中的低級貴族;依照社會分工，士大抵是有職司的官府人員。據古代文獻所載，這一時期，

人們習慣上所排列的宗法等級下的社會結構仍舊為:天子一一諸侯一一卿大夫一一士一一

遮人。可見作為位于卿大夫與庶人之間的一種等級身份的士，在社會中占有相當的數量。

西周春秋時期，有文士亦有武士1,并且士常常從事武事。對于士人而言，尚武幾成一種

社會風尚，魯哀公時，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烈士皆有饋賂”（《左傳》

袁公十一年）。這里的王指吳王，士指吳國兵士。齊晉靡笄之戰時，晉將總結晉國勝利的

原因謂“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國語?晉語》五），“三軍之士”即晉

國上、中、下三軍的軍士，要之，春秋戰國之際，宗法等級體制中的士階層和以武事為職

守的武士，是傳統之“士”的延續，還不能稱其為新興士人。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這一類

型的士，在新的士階層出現之后，不僅沒有消聲匿跡，反而會因循舊的宗法等級秩序發展

下去。著名的趙鞅誓師之辭說：“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四十萬，庶人工

商遂，人臣隸圉免.”（《左傳》哀公二年）所謂“庶人工商遂”意即庶人工商之人可以

憑借戰功進仕為士。庶人上升為士，固然說明社會結構不再是僵硬的板塊，表明士階層從

總體上已呈現出活躍的流動狀態，但是，此類由庶人而獲取土身份的人，首先是依靠外在

的行政力量將其擢入“士”的行列之中，其次，“士”的身份的獲得乃是在固有的等級次

序內由庶人上升為士，并沒有佚出宗法體系，而仍然是在舊的等級制內兜圈子，總之，這

一類型的士，其內涵本質并沒有發生變化2。倘若犯了積習而不加分析地以為這樣的士就

是新興的士人，則不免有失偏頗。不過，士階層的擴大、流動，畢竟為新興士人的脫穎而

出開辟了廣闊的社會前景：對于新興的作為知識分子群體的士階層的形成顯然極為有利。

春秋戰國之際所出現的新興士人，有別于傳統之士的關鍵之處在于他們盡管還不能完全擺

脫舊的宗法體系的羈絆，可是其步伐卻是朝著逐漸脫離天然等級身份而自立于宗法體系之

外前進。作為文化知識的掌握者，他們依靠知識和技能（而非其天然的社會等級身份）立

足于社會。春秋戰國之際：依靠文化知識而獲取職業的新興士人，當推孔墨兩家弟子為典

型。《呂氏春秋?尊師》篇載：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馳也，學于子夏;

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于鄉曲，學于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也，學于禽

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

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于學也。

文中所提到的儒墨兩家弟子均為社會底層中人，然而終究憑借文化知識使得社會身價改變,

成為“名士顯人”。戰國前期，以宇越為代表的“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

半”3的情形，則說明庶人學以入仕，從而改變身份成為士人，成為一種社會風氣。

春秋戰國之際的新興士人，事實上至遲在春秋時期就已萌芽。那時，社會上已有一些士人,

依靠其技能脫離本宗族而服務于卿大夫之家。齊國的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

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左傳》文公十四年）。由楚奔吳的伍員評論吳公子光

說：“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左傳》昭公二十年）。他們所求之

士，其來源身份雖杳不可辨，然其依靠技藝而服務于貴族則是事實。這一部分士人在社會

身份與社會職業的選擇方面，已有新興士人的雛形。另外，在傳統觀念中，“士”的一種

含義是指稱那些有道德情操的人，用墨子的話來概括便是“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

術”（《墨子?尚賢》上）。司馬子魚說“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

（《左傳》僖公十九年）。這種義士，就是以道德高尚而在社會中有一定影響的士人。還

有一些士人以其某種技能而受到官府重視。齊國管仲所設計的外交方案中有?項謂“為游

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于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國

語?齊語》）。這里所提到的“游士”是有外交才能的士人，“賢士”則指品德高尚的士

人。傳統士人定位中的道德含義無疑對孔子關于士人的論定有一定影響。

需要提及的是，春秋時期作為貴族等級中的士人，按照傳統，往往是文化教育的接受者，

春秋時人所謂“士競于教”（《左傳》襄公九年）、“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

（《國語?魯語》下）都說明士與文化知識的傳授關系密切。傳統士人在這方面的特性為

春秋戰國之際的新興士人圻繼承，從而使文化知識作為士人的一個根本特點，日益突出。

顯然這是傳統延續與發展的結果。

二儒家學派對于士的本質------儒君觀的介入為“君

春秋戰國之際這一歷史交匯時期，新興之士與傳統之士并存，“士”的含義繁紜復雜，故

而人們對于“士”如何定位的問題還難以把握。相傳魯公曾經向孔子請教過“何如則可謂

士矣”（《論語-子路》）。可見當時社會中人們對于“士”的問題尚不易把握。孔子對

于“士”的本質內涵有許多討論和說明，他指出，“士志于道”（《論語?里仁》），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所謂士者，雖不

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

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

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大戴禮

記?哀公問五義》）。總之，孔子對于士人的定位，其內涵已經超越傳統之士的定義。在

孔子的思想中，士的社會身份與其社會等級關系不大，他們不再擁有與生俱來的社會地位,

也不再以武事為主要職守：而更側重于其內在道德情操和理想觀念。在理想境界中，士以

具有高遠的理想、不懈追求、知行結合、反躬自省、情操高尚等為其核心內涵。孔子之后,

儒家學派對于土的內涵不斷進行探求，曾子就沿著孔子的這一思路對于土的氣概進行發揮,

他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幾乎將士的道德內涵發揮到了極致。經過以孔子、曾子為代表的儒家

學派的設定，新興士人的氣度精神及其君子品格基本確立，并且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春秋戰國之際儒家學派對于新興之士的本質的探討與其關于君子人格的探求很有關系。

“君子”起初指居于高位者，他們位于宗法等級的上層，在物質生活方面鐘鳴鼎食十分優

裕，在文化生活方面則構造出濃厚的文化氛圍，并且注重個人的文化教養，正所謂“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論語?顏淵》）。春秋戰國之際社會大變動的時期，庶民崇尚

君子成為社會習尚，比較著名的一個例子是差不多與孔、黑同時代的寧越，史載：

寧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真如

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寧越日：“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

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呂氏春秋?博志》）

寧越畏懼耕稼之苦走上學而入仕的道路，實為世風使然。據《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載,

寧越的同鄉“棄田圃而隨文學才邑之半”，從中足可窺見當時涌動的庶民傾慕君子的社會

潮流。

另?方面，在周代貴族自身發展過程中，涌現出不少杰出人物，他們的言行積淀出許多屬

于通靈智慧及美好情愫的東西。他們一般具有高度的文化素養，人們亦稱其為“君子”。

這類基本上屬于道德范疇的君子，與作為貴族身份標識的君子有所區別。他們的出現使得

“君子”之稱不再為貴族身份的專稱，而表現出更多的道德內涵。春秋戰國之際興起的崇

尚君子之風中，?般人多追求君子的優裕生活及等級地位，可是自孔子開始的儒家學派卻

不斷給“君子”注入人格完善和精神氣質方面的內容。概括說來，在其理想中，“君子”

必須具有淵博的學識，“博學于文”（《論語?雍也》）；必須“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

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論語?學而》）；而貫穿“君子”人格主線的則是崇

仁厲義，做到“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應當

唯“義之與比”（《論語?里仁》），擁有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博大胸懷，”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論語?顏淵》）。而君子最終的理想在于“修己以敬”，“修己以安

人”，從而達到修己以安天下百姓的最高境界。

不過，春秋戰國之際，對于土階層投入關注、對于土之品格進行探討的，非獨儒家為然。

當時最有影響的兩個士人集團一一儒家和墨家，對于這個問題都有探討，但他們對“士”、

“君子”的理解卻并不一致。墨家所強調的是選拔能夠治理國家的賢良之士，讓其成為

“社稷之佐”（《墨子?尚賢》上）。因此對于士人而言，受到當政者的注意以求富貴尊

寵，便至關重要。墨子對于士學習“文”這一方面看得并不重，而謂“士雖好學，而行為

本焉”（《墨子?修身》i。他雖然也重視士的道德品質修養，但其所注FI的只在于“兼

愛”，認為如果“據財不能以分人”便“不足與友”（《墨子?尚賢》上）。儒家和墨家

相比，更為強調在“文”與“質”、知與行方面的兼修，他們認為入仕固然重要，但不入

仕同樣也可以達到君子的標準。總起來說，墨家雖然也褒揚君子，但對于君子晶格的問題，

卻沒有進行深入探討，也沒有形成系統理論。而儒家學派卻薪盡火傳般地不斷對這個問題

進行研討，使其理論漸趨完善，這對于后來士人的精神面貌和氣質的形成有著巨大影響。

可以說在春秋戰國之際，關于君子品格的問題只是經過儒家的不斷發展才得以基本完成的。

總之，士、君子的含義在春秋戰國際之正處于迅速變動之中，極其紛繁復雜。只是在以孔

子、曾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那里，士、君子的概念才擺脫了宗法等級身份的羈絆，成為理

想人格的代名詞。無論他們的身份如何，在儒家理論里面，他們總是這樣一個群體:具有

文化素養和美好情懷，關注人世間的蕓蕓眾生，以道義自任，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百折不

撓。這一點對于認識儒士的形成是一個重要方面，因為儒士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形成

和發展的，他們所言、所行、所思、所論，無一脫離這種環境和氛圍。

三孔門直接入孔門的“士”身份

春秋戰國之際，孔子及其門弟子所組成的儒士集團，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接受儒家文

化教育、實踐儒家理想精義，是他們區別于一般士人的主要特征。儒士是士階層的典型代

表，但他們自身仍處于其歷史發展的早期階段，在社會身份、社會影響等方面，都與戰國

時期的士存有差異。因此：學者們所指出的那種完全脫離傳統宗法體系的“獨立知識分子

階層”的壯大及“以仕為職業”的局面，在這一時期還只能說處于萌芽狀態，尚未完全確

立。

首先，我們來探討儒士身份獲得的問題。倘若我們承認儒士群體中的每一成員均可稱為士

的話，則不難發現，儒士身份的獲得，與一般新興士人獲取士身份的途徑并不一致。春秋

戰國之際的新興士人，憑借自己的文化知識、德藝而參與社會選擇，諸如“農民之秀出者”

（《國語?齊語》語），我們前面提到的寧越及那些“中牟之人”，均依靠道德文化向庶

民上升為士，但在事實上他們仍是躋身于傳統的社會等級行列之中，只不過社會地位有了

提高。而儒家弟子卻不同，他們一俟入孔門學習，掌握儒家文化，奉儒家思想為圭臬，便

成為儒士。孔門弟子中有來源于宗法等級下層者，如顏回、子羽、曾參;也有來源于貴族

階層者，如司馬耕、南宮括、公西赤;也有來自貧民階層者，如仲弓、子張;而多數則源于

庶人，如子路、子夏。他們入孔門學習便獲取儒士身份，這首先與他們的天然身份無關。

其次，儒士身份的獲得，并不意味著他們步入宗法等級體制下的“士”階層，享有了“士”

的社會地位及權利。孔門弟子里面雖多有學而入仕者，但仍有一部分儒士并不入仕。尤其

是在孔子歿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史記?儒林列傳》），孔門弟子間發生了很

大分化。曾為孔子宰的原憲在孔子歿后“逍亡在草澤中”，其時任衛相的子貢嘲笑原憲敝

衣襤褸，子思卻正色道：“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

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在這里，子思仍以孔子所設定的精神自守。孔門弟子

閔子騫亦“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原憲和閔子騫雖沒

有步入作為貴族的士階層，但并不能否定他們的儒士身份。如果我們考慮到儒士身份的獲

得與一般士人有所不同的話，我們或可這樣對儒士定義，謂儒士即掌握了儒家思想文化的

士人。不過，文化知識對于儒士只是擴大了他們在社會中進行生活選擇的范圍，他們之中

的一部分人，僅僅以道德技藝自守，并不以知識文化為謀生手段，因而也無從擁有作為

貴族“士”的身份地位。

由于春秋戰國之際的儒上為知識文化的掌握者，而學者們又依據“上古者，有四民:有士

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谷梁傳》成公元年）的文獻記載推斷春秋后期一經形

成專業知識分子階層，事實上，當時雖然有一部分儒士進行著授徒講學，成為最早的專業

知識分子，但就儒士整體而言，他們卻依然同農、工、商各階層有著種種聯系。在孔門弟

子中，以經商著稱的是子貢，孔子說他“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

進》），子貢具有豐富的經商經驗，預測市場行情十分準確，所以屢試不爽而財富千金，

子貢的“好廢舉，與時轉貨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非必為其離開孔門以后之事，

很可能在求學孔門時便進行著商業活動，可以說他是儒士一一商人二位一體者。儒士與農，

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有的專家解釋“士”的初義即謂士就是農夫，或者說是自由農民。

入春秋以后，士仍然同農業息息相關4。早期士人多任職于卿大夫之前，常常以邑宰身份

監督民眾的農業生產活動，杳點田地收獲情況。《禮記?少儀》篇載“問士之子長幼，長

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可見耕耘之事為士的職責,《禮記?典禮》上篇即謂“四

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田地荒蕪，便是“士”沒有盡

職盡責，足見士與田地關系的密切，所以古書上才有“士食田”（《國語?晉語》）的說

法，《管子?問篇》有關于“士之有田者”情況的問題，說明士擁有田地的情況比較普遍＜1

《禮記-曲禮》下篇謂“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如果將這條材料

和前面關于士擁有田地并且參加農作的材料結合起來看，恰恰可以說明士一方面有迎往送

來等文化方面的職守，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們還未完全脫離農業生產。例如曾參，文獻記載

他“敝衣而耕于魯”（《孔子家語?在厄》）、“敝衣以耕”（《說苑?立節》）、“駕

羊”（《說苑?雜言》）等事，雖然未必盡皆可信，但流傳即廣，淵源有自，還是能夠說

明曾參并未脫離農業生產,即使在就學孔門而成為著名儒士以后，曾參也還是將授徒與耕

讀結合，成為后世儒士耕讀結合的濫觴5。春秋戰國之際，即使是某些農民上升進入“士”

階層，但依然不能徹底斷絕他們同農業生產的聯系，趙鞅賜士田“十萬”就是一個例證。

從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士就是掌握了文化知識的農民。從大的范圍看，這種情況直至

戰國時期依然存留，《戰國策?齊策》四載術士語謂“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

處農市；下則鄙野、監門”，若此說可信的話，那么“士之高者”，才是“徒步而處農畝”

的農夫。

孔門弟子以教授為職業者，有子夏、曾參、子游等人，他們常身兼數職，子夏授徒的同時

乂為“魏文侯師”（《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在授徒時嘗耕種于田里，并且與執

魯政的季氏保持著一定程度上的師友關系。只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傳播文化知識才越來越

多地成為儒士的主要職業：其專業知識分子的形象才逐漸凸現出來。

四孔門浚人，前入也非“仕于諸科”

春秋戰國之際，儒士以及整個士階層與宗法體制的關系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顧炎

武在辨析春秋、戰國兩個時代歷史特征的時候，謂戰國時期“士無定主”（《日知錄》卷

三“周末風俗”條），從整個戰國時期的情況看，此說甚是。然而，說到春秋戰國之際，

情況卻似乎另當別論。

以孔子為代表的早期儒士：入仕從政是他們人生價值的重要選擇，所以有的專家稱其為

“求仕集團”。可是，那個時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士人自主選擇精神的科舉制度遠未出

現，在種種條件的制約下：士人的求仕道路并不暢通。雖然有的孔門弟子因才學出眾、聲

名遠播而引起執政者的注意，但是，早期士人，其入仕在許多時候必須由老師向卿大夫舉

薦。孔子曾向孟武伯推薦子路、冉求、公西赤等弟子，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

客言也”（《論語?公冶長》）。當季康子詢問孔門弟子情況時，孔子卻指出子路、子貢、

再有等的特點，并且強調說“于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認為他們皆有治才。

除了老師的薦舉之外，孔門弟子之先入仕者，還常常引薦后進，例如子路擔任季氏宰的時

候，就曾經推薦“子羔為費宰”（《論語?先進》），后來，子路于衛卿孔悝之家，子羔

亦隨之而仕于衛（見《左傳》哀公十五年）.孔門弟子常仕于同一位卿大夫之家，如季氏

家中就有子路、再求、仲弓等多位。季氏還邀請孔門弟子閔子騫仕于其家。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是由于孔門弟子頗具才干，堪當重任，另一方面則出于孔門弟子間的相互推薦保舉。

這種由老師和同門學長推薦而入仕的情況，是早期儒士參與現實政治的重要途徑。

入仕的孔門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