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學州網絡尋親”透視網絡集群行為的價值累加與社會影響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1.1.1研究背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網絡已深度融入人們的生活，成為信息傳播與社交互動的關鍵平臺。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網絡集群行為愈發頻繁，成為網絡空間中引人注目的現象。網絡集群行為是眾多網民在網絡平臺上，因某一共同話題或事件而聚集，產生的具有一定規模和影響力的集體行為。這些行為形式多樣，涵蓋網絡暴力、網絡謠言傳播、粉絲群體沖突等，對網絡秩序與社會穩定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2022年初發生的“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便是一起典型且極具影響力的網絡集群行為案例。劉學州，這位身世坎坷的少年，自幼被拐賣，后通過網絡開啟尋親之路。在尋親過程中，他遭遇了親生父母的再次遺棄，這一遭遇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眾多網民紛紛在網絡平臺上發表看法、表達觀點。然而，隨著事件的發酵，部分網民受不實信息誤導，或是出于情緒宣泄的目的，對劉學州展開了無端指責與惡意攻擊。這些負面言論迅速在網絡上擴散，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網絡暴力，對劉學州的精神造成了極大傷害，最終成為導致他自殺身亡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一悲劇事件引發了社會的深刻反思，也凸顯了深入研究網絡集群行為的緊迫性與重要性。1.1.2研究意義從理論層面來看，對網絡集群行為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對網絡社會中群體行為規律的認識。網絡空間具有虛擬性、開放性、匿名性等特點，這些特性使得網絡集群行為的形成機制與傳統集群行為存在顯著差異。通過對“劉學州網絡尋親”等具體事件的分析，能夠更全面地了解網絡集群行為的產生原因、發展過程及影響因素，為豐富和完善網絡社會學、傳播學等相關學科理論提供實證依據，推動理論研究的深入發展。在實踐意義方面，研究網絡集群行為對完善網絡治理體系、維護網絡秩序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網絡集群行為中的網絡暴力、謠言傳播等現象，嚴重破壞了網絡生態環境，損害了廣大網民的合法權益。深入剖析這些行為的背后機制，能夠為政府部門、網絡平臺等制定針對性的治理策略提供參考，如加強網絡監管、完善法律法規、優化平臺管理等，從而有效遏制不良網絡集群行為的發生，營造健康、有序的網絡環境。此外，對于保障公民尤其是弱勢群體在網絡空間中的合法權益也具有重要意義。劉學州事件中的受害者作為弱勢群體，在網絡集群行為中遭受了巨大傷害。通過研究，能夠更好地探索如何在網絡環境中保護公民的名譽權、隱私權等合法權益，避免類似悲劇的再次發生。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在網絡集群行為的研究領域，國外學者起步較早，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成果。早期，勒龐在其著作《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對群體心理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雖然當時尚未涉及網絡環境，但他提出的群體易沖動、易受暗示、缺乏理性等觀點，為后續網絡集群行為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國外學者開始聚焦于網絡環境下的集群行為。如卡斯特在《網絡社會的崛起》中指出，網絡社會的形成改變了傳統的社會結構和互動模式，網絡集群行為是這種變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網絡為集群行為提供了新的組織和動員方式，使得信息傳播更加迅速，群體聚集更加便捷。在研究方法上，國外學者綜合運用多種方法。定量研究方面，通過大數據分析工具，對社交媒體上的海量數據進行挖掘，分析網絡集群行為的規模、傳播路徑、參與者特征等。例如，有研究利用網絡爬蟲技術收集推特上關于某一熱點事件的相關數據，通過構建傳播模型，揭示網絡集群行為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的特征和規律。定性研究則注重通過深度訪談、案例分析等方式，探究網絡集群行為參與者的動機、心理和行為邏輯。如通過對參與網絡抗議活動的網民進行訪談，深入了解他們參與的動機和訴求，以及在群體互動過程中的心理變化。國內對于網絡集群行為的研究，隨著互聯網在國內的普及而逐漸興起。近年來，隨著網絡集群行為的日益頻繁和影響的不斷擴大，國內研究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在理論研究方面，學者們結合中國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網絡環境特點，對網絡集群行為的概念、特征、類型等進行了深入探討。如胡泳在《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中，分析了網絡時代公眾表達的新特點，以及網絡集群行為在公共討論和社會變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認為網絡集群行為不僅是一種信息傳播現象，更是社會矛盾和公眾訴求在網絡空間的集中體現。在應用研究領域，國內學者關注網絡集群行為對社會穩定、網絡治理等方面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的應對策略。在社會穩定方面，研究指出網絡集群行為中的網絡暴力、謠言傳播等現象，可能引發社會恐慌，破壞社會秩序，需要加強對這些行為的監測和干預。在網絡治理方面，探討了如何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平臺監管、提高網民素養等措施，規范網絡集群行為，營造健康的網絡環境。例如，有研究建議網絡平臺應加強對內容的審核，及時刪除不良信息，同時建立用戶信用評價體系，對違規用戶進行限制。價值累加理論由美國社會學家尼爾?斯梅爾塞提出，該理論在國內外均有一定的研究與應用。國外學者運用價值累加理論分析社會運動、集體行為等現象，如對美國民權運動、歐洲反全球化運動等進行研究，探討這些運動中各因素的累加如何導致集體行為的發生。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歷史分析、比較研究等方法，將價值累加理論與具體的社會事件相結合，深入剖析事件背后的機制。國內學者將價值累加理論引入網絡集群行為的研究中，試圖從新的視角解釋網絡集群行為的形成機制。如趙歲斐在《“網絡集群行為”與“價值累加”——一種集體行動的邏輯與分析》中，運用價值累加理論對網絡集體行動進行邏輯分析，探討其發展過程。認為網絡集群行為的發生是結構性助長、結構性壓抑、普遍的信念、突發因素、行動動員和社會控制機制等多種因素依次作用的結果。但目前國內對于價值累加理論在網絡集群行為研究中的應用，還處于探索階段，相關研究成果相對較少，研究深度和廣度有待進一步拓展。綜合來看，現有研究在網絡集群行為和價值累加理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在網絡集群行為研究中，對不同類型網絡集群行為的形成機制和演化規律缺乏系統深入的比較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雖然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都有應用，但如何將兩者更好地結合，以更全面、準確地揭示網絡集群行為的本質，還有待進一步探索。在價值累加理論的應用研究中，如何將其與網絡環境的特點更緊密地結合，使其更有效地解釋網絡集群行為，以及如何基于該理論提出更具針對性的網絡集群行為治理策略，都是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本研究將以“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為切入點，運用價值累加理論，深入剖析網絡集群行為的形成機制，旨在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為網絡集群行為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在研究過程中，本研究將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以確保研究的全面性與深入性。案例分析法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通過對“劉學州網絡尋親”這一典型案例進行深入剖析，詳細梳理事件的發展脈絡，從事件的起始、發展到高潮、結局，逐一分析各個階段網絡集群行為的表現形式。深入探究網民在事件中的行為動機，如部分網民是出于對真相的追求，而部分網民則可能是為了宣泄自身情緒；分析行為邏輯，包括信息傳播的路徑、群體互動的方式等，從而揭示網絡集群行為在該事件中的形成機制與影響。文獻研究法也貫穿于研究始終。通過廣泛查閱國內外關于網絡集群行為、價值累加理論等相關文獻資料，全面了解該領域的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總結前人在理論構建、實證研究等方面的經驗與不足，為本研究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思路。同時，在文獻研究的過程中，注重對不同觀點和研究方法的比較分析，以拓寬研究視野，避免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研究視角的獨特性。以“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為切入點，將價值累加理論應用于網絡集群行為的研究中，為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以往的研究多從單一的社會學或傳播學角度出發，而本研究綜合運用社會學、傳播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理論，從價值累加的視角分析網絡集群行為的形成機制，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網絡集群行為的本質。在研究內容上，本研究對“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的網絡集群行為進行了系統而細致的分析。不僅關注事件中網絡暴力等負面行為，還對網絡集群行為中的正面價值，如公眾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對正義的追求等進行挖掘，豐富了網絡集群行為研究的內容。同時，通過對該事件的研究，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網絡集群行為治理策略，為實踐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建議。二、相關理論基礎2.1網絡集群行為概述2.1.1網絡集群行為的定義與特征網絡集群行為指的是一定數量的相對無組織的網民，在網絡環境中或受網絡傳播影響，針對某一共同影響或刺激所產生的群體性行為。它是現實社會集群行為在網絡空間的延伸，與傳統集群行為相比，具有獨特的特征。自發性是網絡集群行為的顯著特征之一。它往往沒有預先的策劃與組織，是網民們在受到某一事件或信息的刺激后，自然而然地參與其中的行為。以“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為例，當劉學州在網絡上公開自己被拐賣及尋親的經歷后，眾多網民在毫無組織的情況下，自發地在各個網絡平臺發表評論、表達看法，迅速形成了一股關注該事件的熱潮，整個過程沒有特定的組織者來安排和協調。情緒性在網絡集群行為中也表現得十分突出。網絡的匿名性使得網民在表達觀點時更容易釋放自己的情緒，而較少受到現實社會中身份、地位等因素的約束。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隨著事件的發展，部分網民在未了解全部事實真相的情況下，僅憑片面信息就被憤怒、同情等情緒左右，對劉學州及其家人進行情緒化的指責和攻擊，這些言論充滿了強烈的主觀色彩，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分析。無組織性也是網絡集群行為的重要特征。參與網絡集群行為的網民來自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社會階層，他們之間沒有明確的組織架構和領導關系，只是基于對某一事件的共同關注而臨時聚集在一起。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的討論中，網民們分散在各個網絡平臺，各自發表觀點，沒有統一的行動綱領和指揮，呈現出一種無序的狀態。2.1.2網絡集群行為的類型網絡集群行為類型多樣，不同類型的行為具有各自獨特的特點和表現形式。網絡輿論是常見的網絡集群行為類型之一，它是網民在網絡上對某一事件或問題發表的各種意見、看法的集合。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網絡輿論從最初對劉學州遭遇的同情，到后來因不實信息引發的對劉學州的質疑和指責，呈現出復雜多變的態勢。眾多網民通過微博、抖音、知乎等平臺發表自己的觀點，這些觀點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場，對事件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網絡暴力則是一種具有嚴重危害性的網絡集群行為。它表現為部分網民利用網絡平臺，通過言語攻擊、惡意詆毀、人肉搜索等方式，對特定的個人或群體進行傷害。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劉學州就遭受了嚴重的網絡暴力。一些網民在未經證實的情況下，對劉學州進行惡意揣測，指責他是“白眼狼”“賣慘博眼球”，并將他的個人隱私信息曝光在網絡上，給他的精神和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傷害，最終導致他不堪重負，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網絡謠言傳播也是網絡集群行為的一種類型。在網絡環境中，一些不實信息往往會迅速傳播擴散，引發網民的關注和討論。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就有謠言稱劉學州尋親是為了索要錢財、他的親生父母是被迫拋棄他等。這些謠言在網絡上迅速傳播，誤導了公眾的認知，加劇了事件的復雜性，使得事件的真相更加難以被揭示。粉絲群體沖突也是網絡集群行為的常見表現形式。在粉絲文化盛行的當下，不同明星的粉絲群體之間常常因為對偶像的維護、資源競爭等問題而發生沖突。例如，在一些明星的作品發布、獎項評選等活動中，粉絲們會在網絡上展開激烈的爭論和攻擊，甚至出現惡意刷榜、抹黑對方偶像等行為，嚴重影響了網絡環境的和諧。2.2價值累加理論內涵2.2.1理論的提出與發展價值累加理論由美國社會學家尼爾?斯梅爾塞（NeilJ.Smelser）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當時，美國社會正處于劇烈的變革時期，民權運動、反戰運動等各類社會運動頻繁爆發，這些社會現象引發了學界對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的廣泛關注與深入研究。斯梅爾塞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借鑒經濟學中產品價值增值的概念，提出了價值累加理論，旨在解釋群體性行為、社會運動甚至革命的發生機制。斯梅爾塞認為，集體行為的產生并非偶然，而是多種因素在特定條件下依次作用、相互累加的結果。該理論的提出，為社會運動和集群行為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打破了以往單一因素解釋的局限性，強調了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在隨后的幾十年里，價值累加理論在社會學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和深入的研究。眾多學者運用該理論對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區的社會運動和集群行為進行分析，不斷豐富和完善了這一理論。例如，有學者將其應用于分析法國大革命、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等重大歷史事件，通過對這些事件中各因素的剖析，進一步驗證和拓展了價值累加理論的解釋力。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也對價值累加理論提出了質疑和改進意見。他們指出，該理論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對各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闡述不夠清晰，對個體行為的微觀層面關注不足等。針對這些問題，后續的研究在保留價值累加理論核心觀點的基礎上，引入了其他理論和研究方法，如社會心理學、網絡分析等，從不同角度對集體行為和社會運動進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如今，價值累加理論依然是研究社會運動和集群行為的重要理論之一，在解釋各類集體行為現象、探討社會變革機制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2.2.2價值累加理論的六個因素價值累加理論認為，集體行為的產生需要六個因素依次發揮作用，這六個因素分別是結構性緊張、環境條件、催化因素、普遍性信念、參與性動員和社會控制。結構性緊張是指社會結構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導致社會成員產生不滿情緒和相對剝奪感。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社會在兒童拐賣、家庭倫理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及部分人在社會資源分配、社會支持體系等方面感受到的不公平，都構成了結構性緊張因素。劉學州自幼被拐賣，其成長過程中缺乏家庭關愛和社會支持，這種遭遇反映了社會在兒童保護和救助機制方面的不足，引發了公眾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關注與思考，也為網絡集群行為的發生埋下了隱患。環境條件包括社會環境和物理環境兩個方面。社會環境指的是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制度等背景因素；物理環境則涉及事件發生的場所、傳播媒介等物質條件。在網絡時代，互聯網作為信息傳播和社交互動的主要平臺，為網絡集群行為提供了獨特的環境條件。互聯網的開放性、便捷性使得信息能夠迅速傳播，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讓更多的人能夠參與到對某一事件的討論中來。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微博、抖音等社交媒體平臺成為信息傳播和網民聚集的主要場所，大量關于該事件的信息在這些平臺上迅速擴散，吸引了眾多網民的關注和參與。催化因素是指能夠引發集體行為的具體事件或導火索。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劉學州親生父母的再次遺棄這一事件成為了催化因素，引發了公眾的強烈憤慨和同情，使得原本潛在的不滿情緒和關注迅速聚焦到該事件上，促使大量網民參與到網絡討論和行動中來。這一事件就像一顆火星，點燃了網民心中的情緒之火，引發了網絡集群行為的爆發。普遍性信念是指社會成員對某一問題形成的共同看法和認知，這種信念為集體行為提供了思想基礎和行動指南。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公眾普遍秉持著追求真相、維護正義、關愛弱勢群體的信念。這些信念使得網民們在面對劉學州的遭遇時，能夠迅速達成共識，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推動事件的發展。大家堅信劉學州應該得到公正的對待，真相應該被揭示，這種普遍性信念成為了網絡集群行為的重要驅動力。參與性動員是指通過各種方式將具有共同信念的社會成員組織起來，形成集體行動的過程。在網絡環境中，參與性動員主要通過網絡傳播和社交媒體的互動來實現。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一些網絡大V、意見領袖通過發布微博、視頻等內容，呼吁網民關注該事件，為劉學州發聲。他們的言論和行動起到了動員和組織網民的作用，使得更多的人參與到網絡討論、聲援劉學州等行動中來。同時，網民之間的互動和轉發也進一步擴大了事件的影響力，增強了集體行動的力量。社會控制是指社會通過各種手段對集體行為進行約束和調節，以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社會控制機制未能及時有效地發揮作用。網絡平臺對不實信息的監管不力，未能及時制止網絡暴力的發生；相關法律法規在應對網絡集群行為中的網絡暴力等問題時存在滯后性，使得一些惡意攻擊者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這些都導致了社會控制的失效，使得網絡集群行為朝著負面方向發展，最終釀成了悲劇。這六個因素相互關聯、層層遞進，共同構成了價值累加理論的核心內容。當這些因素在特定情況下依次出現并相互作用時，就會導致集體行為的發生。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各因素的累加使得原本普通的尋親事件演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網絡集群行為，對劉學州本人、其家庭以及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三、“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全景剖析3.1事件發展脈絡3.1.1尋親階段2021年12月6日，17歲的河北少年劉學州在網絡平臺上發布了一則尋親視頻。在視頻中，他神情真摯，話語中透露出對親生父母的渴望。他詳細講述了自己的身世：大約在2004-2006年出生，3個月大時被養父母從山西大同一家飯店以近3萬元的價格買來。他還提到，養父母在他4歲時因煙花爆炸不幸離世，此后他便跟隨姥姥姥爺、舅舅媽媽生活，爺爺奶奶也會給予撫養費用。在成長過程中，他常常因自己的身世遭受他人異樣的眼光，被罵“野孩子”，這讓他內心深處對親生父母的思念愈發強烈。這則尋親視頻一經發布，便迅速在網絡上傳播開來。當時，正值孫海洋尋親成功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之際，網絡尋親的熱度居高不下。劉學州的尋親視頻借助這一熱度，吸引了眾多網友的目光。網友們紛紛在評論區留言，表達對他的同情與支持，積極為他提供尋親線索。一些熱心網友還主動幫忙轉發視頻，希望能擴大信息的傳播范圍，助力他早日找到親生父母。12月10日，一位來自四川的網友稱劉學州很像自己的弟弟，這一消息讓劉學州和眾多關注此事的網友燃起了希望。然而，隨后的DNA對比結果卻令人失望，此次尋親線索中斷。但劉學州并未放棄，繼續在網絡上尋求幫助。12月14日，家中老人意外翻出一個當年的疫苗本，上面記錄著劉學州的本名“丁晶”以及他親生父親的名字。這一關鍵信息的出現，為尋親帶來了轉機。劉學州通過網絡搜索，找到了父親的電話并撥通。然而，由于對方誤以為是騙子，電話被掛斷。幸運的是，12月15日，山西臨汾警方通過DNA比對，成功找到了劉學州的親生父親。當晚，劉學州激動地在網上曬出疫苗本，表達了對未來的期待。12月27日，劉學州在石家莊與父親丁先生見面。照片中的父子倆眉眼相似，父親臉上洋溢著笑容，劉學州的眼中也充滿了喜悅。這一場景被網友們紛紛轉發，大家都為他感到高興。1月初，劉學州又前往內蒙古見到了母親。1月10日，他在網上分享了與母親的合影，言語中滿是幸福，稱自己是個幸福的“小朋友”。在這一階段，網絡上充滿了對劉學州的祝福和對他尋親成功的欣慰，大家都期待著他能從此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3.1.2沖突爆發階段然而，團聚的喜悅并未持續太久。1月11日后，劉學州的社交平臺不再發布與父母相關的消息，平靜之下實則暗流涌動。1月17日，劉學州在社交平臺發文，稱自己再次遭到親生父母的遺棄，生母將他拉黑。據他所述，矛盾的起因是他一直居無定所，希望生父母能給他提供一個住處，無論是買房還是租房。但親生父母對此反應激烈，不僅拒絕了他的請求，還罵他“沒良心”“白眼狼”，隨后生母將其拉黑。這一消息在網絡上引發軒然大波，網友們紛紛對此事發表看法。一些網友對劉學州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支持，認為他作為一個未成年人，在養父母去世后無家可歸，向親生父母尋求一個住所是合理的訴求。他們指責劉學州的親生父母過于冷漠，沒有盡到為人父母的責任。但也有部分網友對劉學州找父母要房子的行為提出質疑，認為他的做法不妥。這些網友在網絡上發表評論，質疑劉學州尋親的動機不純，猜測他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才認親，甚至有人惡意揣測他是在“賣慘博眼球”。劉學州隨后在社交平臺發文回應“要房”質疑，他曬出自己當時居住的破敗不堪、荒草叢生的房子照片，反問“這是我現在的家，我怎么去住？這一切是親生父母賣我導致的，所以我找他們要一個屬于我自己的家有錯嗎？”。1月18日凌晨，他又曬出與親生母親的對話錄音，錄音中母親的話語更是讓網友們感到憤怒。母親表示，劉學州養父母不抱養他，還有別人家會抱。這一言論進一步激化了網友們的情緒，網絡輿論迅速升溫，支持劉學州和指責他的兩派網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各種觀點在網絡上激烈碰撞。1月18日中午，劉學州考慮到生父母家的兄弟姐妹是無辜的，決定暫時不向親生父母提起民事訴訟，但強調“放棄訴訟并不代表原諒了他們”。1月19日，劉學州再次在微博上稱，將起訴其親生父母。當晚，他表示正在為起訴做相應的法律程序準備，還計劃報警，希望司法機關以拐賣兒童罪和遺棄罪對其親生父母進行刑事追訴。劉學州生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她和劉學州生父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認親后劉學州“逼著”他們買房，將對話錄音發到網上導致他們被網暴，拉黑劉學州是想獲得平靜生活。雙方各執一詞，使得事件的真相更加撲朔迷離，網絡輿論也愈發復雜。在這一階段，網絡上充斥著各種猜測、指責和爭論，原本單純的尋親事件逐漸演變成一場網絡輿論風暴，網絡集群行為的特征愈發明顯。3.1.3悲劇結局與后續影響隨著網絡輿論的不斷發酵，劉學州遭受的網絡暴力也日益嚴重。一些不明真相的網友在網絡上對他進行惡意攻擊，言語中充滿了侮辱和詆毀。他們用“心機婊”“快去死”“惡心”“娘炮”等惡毒詞匯對劉學州進行辱罵，甚至對他進行人肉搜索，將他的個人隱私信息曝光在網絡上。這些網絡暴力行為給劉學州的精神帶來了極大的傷害，使他陷入了極度痛苦和絕望的境地。在遭受網絡暴力的同時，劉學州還面臨著媒體報道失衡的問題。某報的一篇報道僅采訪了劉學州生母，未采訪劉學州本人，卻在報道中單方面呈現生母的觀點，稱劉學州多次要求為其購房，還威脅生父母分別離婚，使兩家生活都受到影響。這篇報道引發了網友對劉學州的更多誤解和攻擊，進一步加重了他的心理負擔。1月24日凌晨，劉學州在海南三亞服藥自殺。他在微博上發布了一篇近7000字的絕筆長文《生來即輕，還時亦凈》，回顧了自己短暫而坎坷的一生。在文中，他詳細講述了自己出生被父母賣掉做彩禮、四歲養父母雙亡、遭遇校園欺凌和男老師猥褻、尋親卻被二次遺棄以及被網絡暴力攻擊的經歷。他在文中表達了對這個世界的失望和對真相的渴望，希望人販子、親生父母和對自己實施網絡暴力的人能得到應有的懲罰。盡管劉學州被好心人及時送往醫院，但最終還是搶救無效死亡，他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15歲。劉學州的自殺事件在網絡上迅速發酵，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深刻反思。這一悲劇讓人們深刻認識到網絡暴力的嚴重危害，也引發了對新聞倫理的討論。眾多媒體和網友紛紛譴責網絡暴力行為，呼吁大家要理性看待網絡事件，不要輕易被情緒左右，對他人進行無端指責和攻擊。同時，也對媒體的報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強調媒體在報道新聞事件時應遵循客觀、公正、全面的原則，尊重當事人的權益，避免因報道失衡引發網絡暴力等不良后果。相關部門也開始重視網絡暴力問題，加強了對網絡環境的監管，加大了對網絡暴力行為的打擊力度。此外，劉學州的事件也讓社會更加關注兒童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等問題，促使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和社會救助體系的健全。這一事件成為了一個轉折點，引發了社會對網絡集群行為、網絡暴力等問題的深入思考和積極應對。三、“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全景剖析3.2事件中的網絡集群行為表現3.2.1網絡輿論的形成與演變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網絡輿論的形成與演變過程清晰且復雜，深刻反映了網絡集群行為的特征。事件初期，劉學州發布尋親視頻，其悲慘的身世迅速引發了公眾的同情與關注。這一階段，網絡輿論主要圍繞對劉學州的同情和對他尋親成功的期待展開。眾多網友在微博、抖音等平臺上留言，表達對他的支持與鼓勵，積極為他提供尋親線索。如微博上“#劉學州尋親#”話題迅速登上熱搜，相關話題閱讀量短時間內突破千萬，網友們紛紛轉發他的尋親視頻，希望能幫助他早日找到親生父母。此時的網絡輿論呈現出一邊倒的態勢，大家都站在劉學州的立場，期待他能迎來美好的結局。隨著劉學州與親生父母相認后矛盾的爆發，網絡輿論開始發生轉變。劉學州被親生父母再次遺棄，以及他向親生父母索要住房遭拒并被罵“白眼狼”等消息傳出后，網絡上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一部分網友依然堅定地支持劉學州，認為他作為一個未成年人，在養父母去世后無家可歸，向親生父母尋求一個住所是合理的訴求。他們指責劉學州的親生父母過于冷漠，沒有盡到為人父母的責任。如在抖音上，一些網友制作視頻，聲討劉學州親生父母的行為，視頻點贊量高達數十萬。另一部分網友則對劉學州找父母要房子的行為提出質疑，認為他的做法不妥。這些網友在網絡上發表評論，質疑劉學州尋親的動機不純，猜測他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才認親，甚至有人惡意揣測他是在“賣慘博眼球”。雙方各執一詞，在網絡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網絡輿論呈現出分裂的狀態。某報的一篇報道進一步加劇了網絡輿論的復雜性。該報道僅采訪了劉學州生母，未采訪劉學州本人，卻在報道中單方面呈現生母的觀點，稱劉學州多次要求為其購房，還威脅生父母分別離婚，使兩家生活都受到影響。這篇報道引發了網友對劉學州的更多誤解和攻擊，網絡輿論迅速轉向對劉學州的指責和謾罵。原本支持劉學州的網友也開始動搖，部分人加入了指責劉學州的行列。在微博的相關話題下，大量網友對劉學州進行惡意評論，言語中充滿了侮辱和詆毀，使得劉學州陷入了輿論的漩渦中心。劉學州自殺身亡后，網絡輿論再次發生巨大轉變。這一悲劇事件讓人們深刻認識到網絡暴力的嚴重危害，也引發了對新聞倫理的討論。眾多媒體和網友紛紛譴責網絡暴力行為，呼吁大家要理性看待網絡事件，不要輕易被情緒左右，對他人進行無端指責和攻擊。同時，也對媒體的報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強調媒體在報道新聞事件時應遵循客觀、公正、全面的原則，尊重當事人的權益，避免因報道失衡引發網絡暴力等不良后果。如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出網絡暴力的危害，呼吁加強網絡治理，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此時的網絡輿論從對劉學州的指責轉變為對網絡暴力和媒體責任的反思，引發了社會各界對網絡環境和新聞倫理的深入思考。3.2.2網絡暴力的呈現形式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劉學州遭受了多種形式的網絡暴力，這些暴力行為給他帶來了巨大的身心傷害。言語辱罵是網絡暴力最為直接的表現形式。一些不明真相的網友在網絡上對劉學州進行惡意攻擊，使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對他進行辱罵。“心機婊”“快去死”“惡心”“娘炮”等侮辱性詞匯充斥在劉學州的微博、抖音評論區以及私信中。這些言語如同一把把利刃，刺痛了劉學州的內心，給他的精神帶來了極大的創傷。據統計，在事件發酵的高峰期，劉學州每天收到的辱罵性私信多達數百條，評論區的負面評論更是不計其數。這些惡意的言語讓他陷入了極度痛苦和絕望的境地，逐漸失去了對生活的信心。惡意揣測也是劉學州遭受網絡暴力的重要形式。部分網友在未了解全部事實真相的情況下，僅憑片面信息就對劉學州的行為動機進行惡意揣測。他們質疑劉學州尋親的動機不純，認為他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才認親，是在“賣慘博眼球”。在劉學州表示希望親生父母為其提供住房后，這種惡意揣測更是甚囂塵上。一些網友在網絡上發文，毫無根據地指責劉學州是在利用尋親事件炒作自己，想要通過索要房產來謀取私利。這些惡意揣測不僅誤導了公眾的認知，也讓劉學州承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使他在面對親生父母的冷漠和網絡暴力的雙重打擊時，更加孤立無援。隱私曝光對劉學州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一些別有用心的網友通過人肉搜索等方式，將劉學州的個人隱私信息曝光在網絡上。他的家庭住址、學校信息、身份證號碼等個人隱私被隨意傳播，這不僅侵犯了他的隱私權，也給他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劉學州曾在微博上哭訴，自己的個人信息被曝光后，經常接到騷擾電話和短信，甚至有人跑到他的學校和居住地進行騷擾。這種隱私曝光的行為讓他失去了基本的生活安寧，生活陷入了混亂之中，進一步加重了他的心理負擔。這些網絡暴力行為相互交織，對劉學州的精神和生活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他在遺書中詳細描述了自己遭受網絡暴力的痛苦經歷，稱自己“承受了太多太多‘心機婊’‘快去死’‘惡心’‘娘炮’等等各種各樣的網絡暴力”，“這一生見識到了血緣親情的傷害，冷漠無情、人性的扭曲……見識到了‘人心’的黑暗”。網絡暴力成為導致他最終選擇自殺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讓人們深刻認識到網絡暴力的嚴重危害。四、價值累加理論視角下“劉學州事件”的網絡集群行為分析4.1結構性緊張因素4.1.1社會轉型期的信任危機社會轉型期是社會結構、經濟體制、價值觀念等方面發生深刻變革的時期，這一時期往往伴隨著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的凸顯，信任危機便是其中之一。在當今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受到沖擊，人們的價值取向日益多元化，這使得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基礎受到削弱。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利益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也加劇了社會成員之間的矛盾和不滿情緒，進一步影響了社會信任。在人際關系方面，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和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的熟人社會逐漸被陌生人社會所取代，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變得更加表面化和功利化。人們在社交中往往更加注重自身利益，對他人的信任度降低，導致人際關系變得冷漠、猜疑。這種信任危機在網絡環境中也有所體現，網絡的虛擬性和匿名性使得人們更容易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和意圖，進一步加劇了網絡空間中的信任困境。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社會轉型期的信任危機表現得十分明顯。部分網友對劉學州尋親動機的無端質疑，便是信任危機的一種體現。他們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僅憑主觀臆斷就懷疑劉學州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才認親，這種惡意揣測反映出他們對他人的不信任。在現實社會中，一些人出于對自身利益的保護，往往對他人的行為動機持懷疑態度，這種心態在網絡環境中被放大，導致部分網友在面對劉學州的尋親行為時，首先想到的不是同情和支持，而是質疑和指責。此外，在事件中媒體報道的失衡也加劇了社會信任危機。某報在未全面采訪事件雙方的情況下，單方面呈現劉學州生母的觀點，這種有失偏頗的報道引發了公眾對媒體公信力的質疑。在社會轉型期，媒體作為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本應承擔起客觀、公正報道事實的責任，但部分媒體為了追求流量和關注度，忽視了新聞倫理，導致公眾對媒體的信任度下降。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媒體報道的失衡使得公眾難以獲取全面、真實的信息，進一步加劇了網絡集群行為中的情緒性和盲目性，使得事件朝著負面方向發展。4.1.2網絡空間的信息不對稱網絡空間的信息傳播具有快速性、廣泛性和復雜性的特點，這使得信息在傳播過程中容易出現不對稱的情況。信息發布者往往出于各種目的，對信息進行篩選、加工甚至歪曲，導致信息在傳播過程中失真。網絡平臺上的信息海量且繁雜，用戶在獲取信息時往往受到自身認知水平、信息篩選能力等因素的限制，難以全面、準確地了解事件的真相。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信息不對稱是導致網絡集群行為發生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事件初期，劉學州發布尋親視頻，其悲慘的身世引發了公眾的同情和關注。然而，隨著事件的發展，一些不實信息開始在網絡上傳播。例如，關于劉學州找父母要房子的事情，部分媒體在報道時只采訪了劉學州的生母，片面呈現了生母的觀點，稱劉學州多次要求為其購房，還威脅生父母分別離婚，使兩家生活都受到影響。這些片面的信息誤導了公眾的認知，使得很多網友在未了解全部事實真相的情況下，就對劉學州進行指責和攻擊。劉學州本人在面對網絡上的質疑和攻擊時，雖然試圖通過發布照片、錄音等方式澄清事實，但由于信息傳播的不對稱性，他的聲音并沒有被廣泛聽到和接受。部分網友在看到片面的信息后，已經形成了先入為主的觀念，對劉學州的解釋充耳不聞。這種信息不對稱導致了公眾對事件的理解出現偏差，使得網絡輿論逐漸偏離了理性的軌道，最終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網絡暴力。此外，網絡平臺的算法推薦機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信息不對稱。算法推薦根據用戶的興趣、瀏覽歷史等數據，為用戶推送相關信息，這使得用戶更容易接觸到與自己觀點相似的信息，形成信息繭房。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一些網友在算法推薦的影響下，只看到了對劉學州不利的信息，進一步加深了他們對劉學州的誤解和偏見。這種信息繭房效應使得不同觀點之間難以進行有效的交流和碰撞，加劇了網絡集群行為中的群體極化現象，使得網絡輿論更加情緒化和極端化。四、價值累加理論視角下“劉學州事件”的網絡集群行為分析4.2環境條件因素4.2.1社交媒體的傳播特性社交媒體作為網絡時代信息傳播與社交互動的關鍵平臺，其獨特的傳播特性為網絡集群行為的發生提供了適宜的環境和平臺。社交媒體具有開放性的特點，這使得信息的傳播不再受傳統媒體的諸多限制。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任何人都可以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發布關于該事件的信息、表達自己的觀點。劉學州本人能夠通過微博、抖音等平臺公開自己的尋親經歷，吸引眾多網友的關注。普通網友也可以在評論區留言、轉發相關內容，分享自己的看法和感受。這種開放性打破了信息傳播的壁壘，使得事件能夠迅速在網絡上擴散，吸引了大量網民的參與。互動性是社交媒體的另一重要特性。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用戶之間可以進行實時互動，形成一個活躍的交流社區。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網友們通過點贊、評論、轉發等方式，與他人分享自己的觀點和情感，相互影響、相互感染。當劉學州被親生父母再次遺棄的消息傳出后，網友們在評論區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支持劉學州的網友和質疑他的網友相互交鋒，這種互動進一步激發了網民的情緒，使得網絡輿論迅速升溫。一些網友的評論得到大量點贊和轉發，成為熱門話題，引導著更多人參與到討論中來，推動了網絡集群行為的發展。社交媒體的傳播速度極為迅速，信息能夠在短時間內傳遍全球。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每一個新的進展，如劉學州與親生父母的對話錄音曝光、某媒體的片面報道等，都能在瞬間通過社交媒體傳播開來，引發廣泛關注。這種快速傳播的特性使得事件的影響力迅速擴大，能夠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的網民關注和參與。相關話題在微博上的閱讀量迅速突破數億，討論熱度持續攀升，使得該事件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為網絡集群行為的爆發提供了強大的動力。社交媒體的傳播還具有裂變式的特點。一條信息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發布后，會通過用戶的轉發、分享，像病毒一樣迅速擴散。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最初劉學州的尋親視頻可能只有少數人關注，但經過網友的不斷轉發，很快就被大量用戶看到。這種裂變式傳播使得事件的傳播范圍不斷擴大，吸引了更多不同背景、不同興趣的網民參與到討論中來，形成了大規模的網絡集群行為。同時，社交媒體平臺的算法推薦機制也會根據用戶的興趣和行為，將與該事件相關的信息推送給更多潛在的關注者，進一步加速了信息的傳播和網絡集群行為的發展。4.2.2自媒體的推波助瀾自媒體在網絡信息傳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部分自媒體為了追求流量，發布片面或不實信息，對網絡集群行為起到了激化和推動作用。自媒體的一大特點是門檻較低，任何人都可以注冊成為自媒體賬號，發布內容。這導致自媒體行業魚龍混雜，部分自媒體從業者缺乏專業的新聞素養和職業道德。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一些自媒體為了吸引眼球、獲取更多的流量和關注度，在未對事件進行深入調查核實的情況下，就發布關于劉學州的片面或不實信息。他們只選取對自己觀點有利的信息片段進行報道，忽略了事件的其他重要方面，誤導了公眾的認知。部分自媒體在報道該事件時，片面呈現劉學州生母的觀點，稱劉學州多次要求為其購房，還威脅生父母分別離婚，使兩家生活都受到影響。這些報道沒有采訪劉學州本人，也沒有呈現事件的全貌，卻在網絡上廣泛傳播，引發了網友對劉學州的誤解和指責。這些片面的報道在網絡上迅速擴散，使得原本支持劉學州的網友開始動搖，部分人加入了指責劉學州的行列。網絡輿論迅速轉向對劉學州的指責和謾罵，劉學州陷入了輿論的漩渦中心，遭受了嚴重的網絡暴力。一些自媒體還故意制造話題，挑起爭議，以吸引更多的流量。他們通過發布一些具有煽動性的言論，如“劉學州就是為了錢才認親”“劉學州是在賣慘博眼球”等，引發網友的憤怒和好奇，從而增加文章或視頻的點擊量和轉發量。這些言論進一步激化了網友的情緒，使得網絡輿論更加情緒化和極端化。不同觀點的網友在網絡上展開激烈的爭論，甚至演變成相互攻擊和謾罵，加劇了網絡集群行為中的群體極化現象。此外，自媒體的傳播范圍廣泛，能夠迅速將信息傳播給大量的受眾。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一些擁有大量粉絲的自媒體賬號發布的不實信息，能夠在短時間內被眾多網友看到和轉發，影響力巨大。這些不實信息的廣泛傳播，使得更多的人受到誤導，參與到對劉學州的指責和攻擊中來，進一步推動了網絡集群行為朝著負面方向發展。自媒體為追求流量而發布的片面或不實信息，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加劇了網絡集群行為的危害，對劉學州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四、價值累加理論視角下“劉學州事件”的網絡集群行為分析4.3催化因素4.3.1關鍵事件的觸發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關鍵事件的觸發成為網絡集群行為的重要催化因素。劉學州被親生父母再次遺棄這一事件，就像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千層浪。劉學州在尋親成功后，本以為能夠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得到父母的關愛。然而，現實卻殘酷地將他的希望擊碎。當他因居無定所，向親生父母提出提供住處的合理請求時，不僅遭到了拒絕，還被罵“沒良心”“白眼狼”，生母更是將他拉黑。這一消息在網絡上曝光后，迅速引發了網民的強烈關注和憤慨。劉學州與親生父母之間的矛盾沖突，觸動了公眾內心深處對親情、道德和正義的敏感神經。人們難以接受親生父母如此冷漠的行為，紛紛在網絡上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態度。一些網友對劉學州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支持，認為他是無辜的受害者，親生父母的行為違背了基本的人倫道德。他們在微博、抖音等平臺上發布評論，聲援劉學州，指責他的親生父母。如微博上一位網友評論道：“劉學州太可憐了，他只是想要一個家，親生父母怎么能這么狠心？”這條評論獲得了數千個點贊，引發了眾多網友的共鳴。而另一些網友則對劉學州找父母要房子的行為提出質疑，雙方觀點激烈碰撞，使得網絡輿論迅速升溫。這一關鍵事件的發生，使得原本關注劉學州尋親的網民們迅速聚集起來，形成了大規模的網絡集群行為。媒體的報道也在關鍵事件的觸發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劉學州與親生父母的矛盾爆發后，各大媒體紛紛介入報道。然而，部分媒體的報道存在片面性和傾向性，加劇了網絡輿論的復雜性。某報的一篇報道僅采訪了劉學州生母，未采訪劉學州本人，卻在報道中單方面呈現生母的觀點，稱劉學州多次要求為其購房，還威脅生父母分別離婚，使兩家生活都受到影響。這篇報道在網絡上廣泛傳播，引發了網友對劉學州的誤解和指責。許多網友在看到這篇報道后，沒有進一步核實信息，就盲目地相信了報道內容，加入了指責劉學州的行列。媒體的這種片面報道，使得劉學州在網絡上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境地，遭受了更多的網絡暴力，也進一步推動了網絡集群行為朝著負面方向發展。4.3.2媒體報道的影響媒體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的報道角度、內容和方式，對網絡輿論走向和集群行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報道角度來看，部分媒體過于關注事件中的爭議點，如劉學州找父母要房子的行為，而忽視了事件背后更深層次的問題，如兒童拐賣、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等。這種片面的報道角度，使得公眾的關注點被引導到了一些表面的爭議上，而忽略了事件的本質。在報道劉學州與親生父母的矛盾時，一些媒體沒有全面呈現雙方的觀點和背景信息，只是聚焦于雙方的言語沖突，導致公眾難以了解事件的全貌，從而產生誤解。在報道內容方面，一些媒體為了追求流量和關注度，發布了一些未經核實的信息和片面的觀點。如前文提到的某報的報道，僅根據劉學州生母的單方面陳述就進行報道，沒有對劉學州的說法進行核實，也沒有呈現事件的其他重要細節。這種片面的報道內容，誤導了公眾的認知，使得公眾對劉學州產生了錯誤的判斷。一些自媒體為了吸引眼球，故意發布一些具有煽動性的言論，如“劉學州就是為了錢才認親”“劉學州是在賣慘博眼球”等，進一步加劇了網絡輿論的情緒化和極端化。媒體的報道方式也對網絡集群行為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信息傳播迅速的網絡時代，媒體的報道往往能夠在短時間內引起廣泛關注。一些媒體采用了標題黨、情緒化的報道方式，吸引讀者的眼球，激發他們的情緒。在報道劉學州事件時，一些媒體使用了諸如“劉學州索要房產，親生父母不堪其擾”“劉學州尋親背后的真相令人震驚”等標題，這些標題夸大了事件的矛盾和爭議，引發了讀者的好奇心和憤怒情緒。這種情緒化的報道方式，使得網絡輿論更容易被情緒左右，導致網絡集群行為中的非理性因素增加。媒體在事件中應承擔起客觀、公正、全面報道事實的責任。然而，部分媒體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的表現卻未能盡到這一責任。媒體作為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其報道不僅影響著公眾對事件的認知，也影響著網絡輿論的走向和網絡集群行為的發展。如果媒體能夠秉持客觀、公正的態度，全面呈現事件的真相，及時糾正不實信息，就能夠引導公眾理性看待事件，避免網絡集群行為朝著負面方向發展。媒體在報道熱點事件時，應加強自律，遵守新聞倫理，提高專業素養，為公眾提供真實、準確、有價值的信息，發揮媒體在網絡集群行為中的積極引導作用。4.4普遍性信念因素4.4.1公眾的道德評判標準公眾在面對“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時，基于自身的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形成了對該事件的普遍性信念，這種信念在網絡集群行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社會的道德觀念體系中，親情被視為一種深厚而不可替代的情感紐帶，父母對子女負有撫養、關愛和保護的責任。當劉學州被親生父母再次遺棄的消息傳出后，這一行為嚴重違背了公眾心中關于親情和父母責任的道德標準。公眾普遍認為，親生父母既然賦予了劉學州生命，就應該承擔起養育他的責任，而他們的遺棄行為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違背人倫的。這種道德評判標準使得公眾對劉學州的遭遇產生了強烈的同情和對其親生父母的譴責。在微博、抖音等網絡平臺上，大量網友發布評論，指責劉學州親生父母的行為，表達對劉學州的支持和同情。如網友“正義使者”評論道：“親生父母怎么能如此狠心，劉學州太可憐了，他只是想要一個家，父母卻如此冷漠，這簡直沒有一點人性。”這條評論獲得了數千個點贊，反映出公眾對劉學州親生父母行為的不滿和對劉學州的同情。在公眾的道德觀念中，誠信也是重要的價值準則。在事件中，部分網友對劉學州尋親動機的無端質疑，以及一些不實信息的傳播，引發了公眾對誠信問題的關注。當一些網友毫無根據地質疑劉學州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才認親時，這種行為被其他網友視為不誠信和不負責任的表現。公眾認為，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不應該隨意對他人進行惡意揣測和詆毀，這種行為違背了誠信原則。而一些自媒體為了追求流量，發布片面或不實信息，更是加劇了公眾對誠信缺失的擔憂。這些行為引發了公眾對網絡環境中誠信問題的討論，使得公眾更加堅定地追求真相，希望能夠還原事件的真實面貌，抵制不實信息和惡意揣測。公眾的道德評判標準還涉及到對弱勢群體的關愛和保護。劉學州自幼被拐賣，養父母雙亡，在成長過程中遭受了諸多苦難，他的遭遇使他成為了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公眾基于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和關愛，對劉學州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支持。在網絡上，許多網友自發地為劉學州發聲，呼吁社會關注他的遭遇，給予他幫助和支持。他們認為，社會應該為弱勢群體提供保護和支持，讓他們感受到溫暖和關愛。這種對弱勢群體的關愛和保護的信念，成為了網絡集群行為中支持劉學州一方的重要力量。公眾的道德評判標準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形成了普遍性信念，這種信念影響了公眾的行為和態度，推動了網絡集群行為的發展。它既激發了公眾對劉學州的同情和支持，也引發了對其親生父母以及網絡上不良行為的譴責和批判。4.4.2對公平正義的訴求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網民對公平正義的強烈訴求是推動網絡集群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平正義是社會的核心價值追求，人們普遍期望社會能夠公平地對待每一個人，正義能夠得到伸張。劉學州的遭遇觸動了網民內心深處對公平正義的敏感神經，引發了他們對事件中不公平現象的關注和憤慨。劉學州自幼被拐賣，失去了與親生父母生活的機會，在成長過程中又遭受了諸多苦難。然而，當他好不容易找到親生父母時，卻再次被遺棄。這種命運的不公讓網民們感到憤怒，他們認為劉學州應該得到公平的對待，他的親生父母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在網絡上，眾多網友紛紛要求相關部門徹查劉學州被拐賣的真相，追究人販子和其親生父母的法律責任，為劉學州討回公道。如網友“追尋正義”在微博上發文：“劉學州太慘了，他的一生都被這些不公平的事情籠罩著，必須要讓那些傷害他的人受到應有的懲罰，還他一個公平。”這條微博獲得了大量的轉發和點贊，反映出網民對公平正義的強烈渴望。在事件中，網絡暴力的存在也嚴重違背了公平正義的原則。一些不明真相的網友在網絡上對劉學州進行惡意攻擊、謾罵和人肉搜索，侵犯了他的合法權益。這種行為讓其他網民感到憤慨，他們認為網絡暴力是對公平正義的踐踏，必須加以制止。網民們呼吁大家要理性看待事件，不要被情緒左右，對他人進行無端指責和攻擊。同時，也希望相關部門能夠加強對網絡環境的監管，打擊網絡暴力行為，維護網絡空間的公平正義。人民日報等媒體發表評論文章，強調網絡暴力的危害，呼吁加強網絡治理，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這些評論得到了網民的廣泛認同，進一步體現了網民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對公平正義的訴求還體現在網民對真相的執著追求上。在事件中，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實信息的傳播，事件的真相變得撲朔迷離。網民們渴望了解事件的真實情況，希望能夠還原事實的本來面目。他們通過各種渠道收集信息，對事件進行分析和討論，試圖揭開事件背后的真相。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網友自發地對事件進行調查和核實，發布客觀、真實的信息，為其他網民了解事件提供了幫助。他們的行為體現了對公平正義的追求，認為只有在真相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正義。網民對公平正義的訴求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促使他們積極參與到網絡集群行為中，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態度。這種訴求不僅推動了事件的發展，也引發了社會對公平正義、網絡暴力等問題的深入思考。4.5參與性動員因素4.5.1意見領袖的引導作用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意見領袖憑借其在網絡平臺上的影響力，對網民的行為和觀點產生了重要的引導作用，成為參與性動員的關鍵力量。網絡大V和知名博主在事件初期，憑借其廣泛的粉絲基礎和較高的關注度，率先對劉學州的尋親事件進行報道和評論，吸引了大量網民的關注。他們發布的內容往往具有較強的感染力和傳播力，能夠迅速引發網民的共鳴。如某知名博主在微博上發布了一篇關于劉學州尋親的文章，詳細講述了劉學州的悲慘身世和尋親歷程，呼吁大家關注這一事件。這篇文章在短時間內獲得了數十萬的點贊和轉發，眾多網民在評論區留言，表達對劉學州的同情和支持，使得事件迅速在網絡上傳播開來，吸引了更多網民的關注和參與。一些擁有專業知識或特定身份的意見領袖，如律師、媒體人等，他們的觀點和建議也對網民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劉學州決定起訴親生父母后，一些律師在網絡平臺上發表專業的法律分析，解讀相關法律法規，為劉學州提供法律建議，同時也幫助網民更好地理解事件中的法律問題。這些律師的專業解讀使得網民對事件的認識更加深入，也增強了他們對劉學州維權行動的支持。媒體人在事件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通過采訪、報道等方式，呈現事件的多面性，引導網民全面了解事件。然而，部分媒體人的片面報道也加劇了事件的復雜性，誤導了網民的認知。意見領袖在事件中的言論和行為，不僅影響了網民的認知和態度，還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網絡集群行為的發展方向。當劉學州遭受網絡暴力時，一些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站出來為他發聲，譴責網絡暴力行為，呼吁大家理性看待事件。這些意見領袖的發聲，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網絡暴力的進一步蔓延，引導網民回歸理性思考。然而，也有部分意見領袖為了追求流量和關注度，發布片面或不實信息，加劇了網民的情緒波動，推動了網絡集群行為朝著負面方向發展。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意見領袖的引導作用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他們的言論和行為對網民的參與性動員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網絡集群行為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加強對意見領袖的引導和管理，提高他們的社會責任意識和媒介素養，對于規范網絡集群行為、維護網絡秩序具有重要意義。4.5.2群體認同感的強化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網民在參與網絡集群行為的過程中，通過與他人的互動和交流，不斷強化群體認同感，進一步推動了集群行為的發展。在網絡平臺上，圍繞劉學州事件形成了不同的群體，這些群體基于對事件的不同看法和態度，在互動中逐漸形成了各自的群體認同感。支持劉學州的群體，他們通過在微博、抖音等平臺上發布支持劉學州的言論、分享相關信息，表達對劉學州的同情和支持。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相互點贊、評論、轉發，形成了一種緊密的聯系。當他們看到其他成員發布的支持劉學州的內容時，會產生一種共鳴，認為彼此是志同道合的人，從而強化了群體認同感。這種群體認同感使得他們更加堅定地支持劉學州，積極參與到為劉學州發聲、譴責其親生父母等行動中來。而質疑劉學州的群體，同樣在互動中強化了群體認同感。他們在網絡上發表質疑劉學州的言論，對他的行為動機進行惡意揣測。當他們的觀點得到其他成員的認同和支持時，會覺得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從而更加堅信自己的觀點，進一步強化了群體認同感。這種群體認同感使得他們在網絡上更加積極地傳播自己的觀點，與支持劉學州的群體展開激烈的爭論，加劇了網絡輿論的分裂和對立。群體認同感的強化還體現在群體內部的情感共鳴上。在劉學州遭受網絡暴力時，支持他的群體成員會感同身受，對他的遭遇表示憤怒和同情。這種情感共鳴進一步加深了他們之間的聯系，強化了群體認同感。他們會更加團結地為劉學州辯護，抵制網絡暴力行為。而質疑劉學州的群體在面對支持劉學州群體的反駁時，也會產生一種共同對抗的情感，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群體認同感，使得他們更加堅定地維護自己的觀點。群體認同感的強化對網絡集群行為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它使得群體成員更加積極地參與到網絡集群行為中，增強了群體的凝聚力和行動力。在支持劉學州的群體中，強烈的群體認同感促使他們積極為劉學州尋找證據、提供幫助，努力為他討回公道。而在質疑劉學州的群體中，群體認同感則使得他們不斷傳播質疑劉學州的言論，加劇了網絡輿論的復雜性。然而，過度強化的群體認同感也可能導致群體極化現象的出現，使得群體成員更加固執己見，難以接受不同的觀點，進一步加劇了網絡集群行為中的非理性因素。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群體認同感的強化在網絡集群行為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既推動了網民積極參與到事件的討論和行動中，也加劇了網絡輿論的分裂和對立。因此，在網絡環境中，需要引導網民理性看待事件，避免過度強化群體認同感帶來的負面影響，促進網絡集群行為朝著積極健康的方向發展。4.6社會控制因素4.6.1網絡平臺的管理漏洞網絡平臺在內容審核、用戶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漏洞，是導致網絡暴力等不良行為難以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內容審核方面，許多網絡平臺存在審核標準不明確、審核流程不規范的問題。以微博、抖音等平臺為例，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關于劉學州的大量不實信息和辱罵性言論在平臺上廣泛傳播，平臺卻未能及時進行審核和處理。一些網友發布的未經證實的謠言，如劉學州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才認親、他威脅生父母離婚等，在網絡上迅速擴散，誤導了公眾的認知。而平臺在審核過程中，對于這些明顯存在問題的信息未能及時發現并刪除，使得不實信息得以肆意傳播，加劇了網絡輿論的混亂。部分網絡平臺的審核機制存在技術缺陷，難以對海量的網絡信息進行全面、準確的審核。目前，大多數平臺主要依靠算法和人工審核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內容審核。然而，算法審核往往只能識別一些簡單的關鍵詞和敏感信息，對于一些隱晦的、具有誤導性的信息則難以察覺。人工審核雖然能夠更加靈活地判斷信息的真實性和合法性，但由于人力有限，難以對所有信息進行及時審核。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大量的信息在短時間內涌入平臺，人工審核難以跟上信息傳播的速度，導致許多不良信息在審核之前就已經廣泛傳播，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在用戶管理方面，網絡平臺對用戶的身份認證和行為監管存在不足。一些平臺雖然實行了實名認證制度，但認證過程往往不夠嚴格，存在漏洞，使得一些用戶可以通過虛假身份注冊賬號，從而逃避監管。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一些對劉學州進行惡意攻擊的網友，可能就是使用虛假身份注冊的賬號，他們在網絡上肆意發表辱罵性言論，侵犯劉學州的權益，而平臺卻難以對其進行有效的追溯和處罰。網絡平臺對用戶的違規行為處罰力度不夠，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對于發布不實信息、進行網絡暴力等違規行為的用戶，平臺往往只是采取警告、禁言等較輕的處罰措施，難以對其形成威懾。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一些對劉學州進行惡意攻擊的用戶，在被平臺警告或禁言后，很快又更換賬號繼續進行攻擊，平臺對此缺乏有效的應對措施。這種處罰力度不足的情況，使得網絡平臺上的違規行為屢禁不止，網絡暴力等不良行為得以肆意蔓延。4.6.2法律法規的不完善當前法律法規在應對網絡集群行為、網絡暴力等方面存在明顯的不足，亟待完善。在網絡集群行為方面，現有的法律法規對網絡集群行為的界定不夠清晰明確。網絡集群行為的形式多樣，包括網絡輿論、網絡暴力、網絡謠言傳播等，不同類型的行為在法律上的定性和處理方式也應有所不同。然而，目前的法律法規對于這些行為的界定較為模糊，缺乏具體的標準和依據，導致在實際執法過程中，難以準確判斷某種行為是否屬于網絡集群行為，以及應該如何對其進行處理。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對于部分網友對劉學州進行的惡意攻擊和網絡暴力行為，由于法律法規的界定不明確，相關部門在處理時面臨諸多困難，難以對這些行為進行有效的制裁。在網絡暴力方面，法律法規的處罰力度相對較輕，難以對網絡暴力行為形成有效的威懾。網絡暴力行為嚴重侵犯了他人的名譽權、隱私權等合法權益，給受害者帶來了巨大的身心傷害。然而，目前我國對于網絡暴力行為的處罰主要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和《民法典》等法律法規，處罰方式主要包括警告、罰款、拘留等。這些處罰措施對于一些情節嚴重的網絡暴力行為來說，力度明顯不夠，難以起到應有的懲戒作用。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劉學州遭受了嚴重的網絡暴力，但其攻擊者大多只受到了輕微的處罰，甚至有些攻擊者并未受到任何處罰，這使得網絡暴力行為更加猖獗。法律法規在網絡監管方面也存在缺失，對于網絡平臺的責任和義務規定不夠明確。網絡平臺作為網絡信息傳播的重要載體，在網絡集群行為和網絡暴力的發生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目前的法律法規對于網絡平臺在內容審核、用戶管理等方面的責任和義務規定不夠詳細，缺乏可操作性。一些網絡平臺為了追求流量和經濟效益，對平臺上的不良信息和違規行為視而不見，未能履行應有的監管職責。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相關網絡平臺未能及時有效地對不實信息和網絡暴力行為進行處理，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網絡暴力的蔓延。為了完善法律法規，首先應明確網絡集群行為和網絡暴力的法律界定，制定具體的判斷標準和處罰依據，使執法部門在處理相關案件時有法可依。加大對網絡暴力行為的處罰力度，對于情節嚴重的網絡暴力行為，應追究刑事責任，提高網絡暴力行為的違法成本。明確網絡平臺的監管責任和義務，要求網絡平臺建立健全內容審核和用戶管理機制，對平臺上的不良信息和違規行為及時進行處理。如規定網絡平臺在接到用戶舉報后，應在一定時間內進行核實和處理，并將處理結果反饋給用戶。只有完善法律法規，才能有效遏制網絡集群行為和網絡暴力的發生，維護網絡空間的秩序和公民的合法權益。五、網絡集群行為的價值累加效應與社會影響5.1正面價值累加效應5.1.1社會問題的揭示與關注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網絡集群行為有力地揭示了一系列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為推動社會進步奠定了基礎。該事件將兒童拐賣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再次推到公眾視野的焦點位置。劉學州自幼被拐賣，他的悲慘遭遇成為眾多被拐兒童命運的縮影，讓人們深刻認識到兒童拐賣對個人、家庭和社會造成的巨大傷害。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每年仍有不少兒童被拐賣，這些孩子的人生軌跡被徹底改變，家庭也因此陷入無盡的痛苦之中。劉學州事件通過網絡的廣泛傳播，引發了公眾對兒童拐賣問題的強烈關注，眾多網友紛紛呼吁加強對兒童拐賣犯罪的打擊力度，完善兒童保護機制。一些公益組織和志愿者也積極行動起來，加大了對被拐兒童信息的收集和傳播力度，為尋找被拐兒童貢獻力量。在社會輿論的推動下，相關部門進一步加強了對兒童拐賣案件的偵破工作，加大了對人販子的懲處力度，完善了兒童失蹤信息發布平臺，提高了尋親的效率。家庭教育缺失也是該事件中凸顯的重要社會問題。劉學州在成長過程中，不僅遭受了被拐賣的痛苦，還面臨著家庭教育的缺失。他自幼失去養父母，在缺乏父母關愛和教育的環境中成長，這對他的心理和人格發展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這一現象引發了公眾對家庭教育重要性的深刻反思，讓人們認識到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眾多專家學者紛紛在網絡平臺上發表觀點，強調家庭教育對孩子身心健康和價值觀形成的重要作用。一些家長也開始審視自己的教育方式，加強了與孩子的溝通和交流，注重培養孩子的品德和心理承受能力。同時，學校和社會也加大了對家庭教育的支持力度，開展了各種家庭教育講座和培訓活動，幫助家長提升教育水平。網絡集群行為還促使社會對未成年人保護問題給予更多關注。劉學州作為未成年人，在尋親過程中遭受了網絡暴力和親生父母的再次遺棄，他的合法權益受到了嚴重侵犯。這一事件讓人們意識到未成年人在社會中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需要得到更多的保護和關愛。公眾通過網絡表達了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強烈訴求，呼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對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相關部門也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加強了對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法規的宣傳和執行力度，加大了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的打擊力度。同時，社會各界也積極參與到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中，建立了更多的未成年人保護機構和公益組織，為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幫助和支持。“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的網絡集群行為，通過對兒童拐賣、家庭教育缺失、未成年人保護等社會問題的揭示和引發的廣泛關注，為社會進步提供了契機。它促使社會各界共同努力，采取一系列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推動社會在兒童保護、家庭教育、未成年人權益保障等方面不斷完善和發展。5.1.2公眾意識的覺醒與提升“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網絡集群行為引發了公眾對網絡暴力和新聞倫理等問題的深刻反思，有力地促進了公眾意識的覺醒和提升，為社會文明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在事件中，劉學州遭受了嚴重的網絡暴力，這一現象讓公眾深刻認識到網絡暴力的巨大危害。眾多網友開始反思自己在網絡上的言行，意識到網絡不是法外之地，每個人都應對自己在網絡上的言論和行為負責。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主流媒體紛紛發表評論，譴責網絡暴力行為，呼吁網民要理性看待網絡事件，尊重他人的合法權益。這些評論得到了廣大網民的積極響應，許多網友表示今后會更加謹慎地發表言論，避免成為網絡暴力的參與者。一些網絡平臺也加強了對用戶的教育和引導，開展了網絡文明宣傳活動，提高用戶的網絡素養和道德水平。該事件也引發了公眾對新聞倫理的關注和思考。某報在報道劉學州事件時存在片面性和傾向性，只采訪了劉學州生母，未采訪劉學州本人，卻在報道中單方面呈現生母的觀點，這種失衡的報道誤導了公眾的認知，加劇了網絡暴力的發生。這一現象引發了公眾對媒體報道真實性、客觀性和公正性的質疑，促使公眾更加關注新聞倫理問題。新聞界也對這一事件進行了深刻反思，強調媒體應堅守新聞倫理底線，秉持客觀、公正、全面的原則進行報道。許多媒體加強了對記者的培訓和管理，提高記者的職業道德和專業素養，確保報道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同時，公眾對媒體的監督意識也得到了提升，更加注重對媒體報道的批判性思考，不再盲目相信媒體的片面報道。公眾意識的覺醒和提升還體現在對弱勢群體權益保護意識的增強上。劉學州作為弱勢群體的一員，他的遭遇引發了公眾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和關注。公眾開始意識到弱勢群體在社會中面臨的困境和挑戰，需要得到更多的關愛和支持。在網絡上，眾多網友呼吁社會要關注弱勢群體的權益，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幫助和保障。一些公益組織和志愿者也積極行動起來，開展了各種關愛弱勢群體的活動，為他們提供物質幫助和精神支持。這種對弱勢群體權益保護意識的增強，有助于營造一個更加公平、和諧的社會環境。“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的網絡集群行為，通過引發公眾對網絡暴力、新聞倫理和弱勢群體權益保護等問題的反思，有效地促進了公眾意識的覺醒和提升。這種意識的轉變和提升，將對社會文明的發展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推動社會朝著更加文明、和諧的方向發展。五、網絡集群行為的價值累加效應與社會影響5.2負面價值累加效應5.2.1對當事人的傷害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網絡集群行為引發的網絡暴力，對劉學州個人的身心健康和名譽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傷害，也給其家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劉學州在尋親過程中，本就承受著被親生父母再次遺棄的心理創傷。而網絡暴力的出現，無疑是雪上加霜，使其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淵。大量的辱罵性言論和惡意揣測，如“心機婊”“賣慘博眼球”等，不斷沖擊著他的心理防線，給他的精神帶來了極大的壓力。長期處于這樣的網絡暴力環境中，劉學州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問題，他感到極度的孤獨、無助和絕望，對生活失去了信心。最終，這些負面情緒和壓力導致他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是網絡集群行為對當事人造成的最為慘痛的后果。網絡暴力對劉學州的名譽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害。一些不實信息在網絡上廣泛傳播，使得公眾對他產生了誤解和偏見。盡管劉學州曾試圖通過發布照片、錄音等方式澄清事實，但這些努力在網絡暴力的浪潮下顯得微不足道。在他去世后，仍有部分網友對他持有負面看法，這使得他在生前未能得到公正的對待，死后也難以安息。這種名譽上的損害，不僅影響了劉學州個人，也對他的家庭造成了傷害。他的家人也因此遭受了社會的異樣眼光和輿論的壓力，生活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劉學州的家庭在事件中也陷入了困境。他的養父母早已離世，他一直與姥姥姥爺、舅舅媽媽生活在一起。網絡暴力使得他們的生活不得安寧，經常受到騷擾和指責。家人不僅要承受失去劉學州的悲痛，還要面對社會輿論的壓力，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劉學州的姥姥因承受不住打擊，身體狀況急劇惡化。網絡集群行為對當事人及其家庭的傷害是全方位、深層次的，它不僅摧毀了劉學州的生命和名譽，也給其家庭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和災難。這種傷害提醒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網絡集群行為的負面影響，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和治理。5.2.2網絡秩序的破壞在“劉學州網絡尋親”事件中，網絡集群行為引發的謠言傳播和惡意攻擊等現象，對網絡秩序造成了嚴重破壞，給網絡生態環境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謠言在網絡上迅速傳播，嚴重干擾了公眾對事件真相的認知。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網絡上散布不實信息，稱劉學州尋親是為了索要錢財、他威脅生父母離婚等。這些謠言在社交媒體平臺上迅速擴散，引發了公眾的廣泛關注和討論。由于網絡信息傳播的快速性和廣泛性，很多網友在未核實信息真實性的情況下，就盲目相信并轉發這些謠言，導致謠言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據統計，在事件發酵的高峰期，關于劉學州的謠言相關話題閱讀量高達數億，討論熱度持續攀升。這些謠言的傳播，使得事件的真相變得撲朔迷離，公眾難以獲取準確的信息，從而陷入了認知混亂。惡意攻擊行為也嚴重破壞了網絡的和諧氛圍。部分網友在網絡上對劉學州進行辱罵、詆毀和人肉搜索，這些行為不僅侵犯了劉學州的合法權益，也破壞了網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