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共衛生支出對國民健康與經濟發展的影響：基于實證分析的洞察與展望一、引言1.1研究背景公共衛生支出作為政府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保障國民健康和推動經濟發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從保障國民健康的角度來看，公共衛生支出為廣大民眾提供了基本醫療保障，減輕了家庭醫療負擔，是提高國民健康水平的關鍵支撐。例如，通過對疾病預防控制領域的投入，能夠有效控制傳染病的傳播，降低發病率，從源頭上保障民眾的健康。在婦幼保健方面的支出，則為婦女和兒童這一弱勢群體提供了健康呵護，提高了母嬰的健康水平。公共衛生支出還能增強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如在新冠疫情期間，充足的公共衛生支出使得各地能夠迅速開展大規模的核酸檢測、疫苗接種以及醫療救治等工作，有效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從推動經濟發展層面而言，公共衛生支出對經濟有著多維度的促進作用。健康的勞動力是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公共衛生支出通過改善居民健康狀況，提高了勞動力素質和生產效率，為經濟增長注入持續動力。以企業為例，員工健康狀況良好，能夠減少因患病導致的缺勤，提高工作效率，進而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益。公共衛生支出還能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醫療衛生行業的發展不僅直接貢獻于經濟增長，還能促進醫藥制造、醫療器械、健康管理等上下游產業的協同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一些地區，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促使當地形成了以醫療健康產業為核心的經濟增長點，吸引了大量的投資和人才，帶動了就業和經濟繁榮。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識的增強，公共衛生問題日益受到關注。我國政府不斷加大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公共衛生支出規模逐年增加。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0-2019年我國公共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現不斷增加趨勢，2019年全國公共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為1.18%，且在疫情期間公共衛生支出占比進一步攀升。然而，與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公共衛生支出總體水平仍然較低。這種較低的支出水平導致公共衛生服務質量有待提高，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部分地區暴露出應急物資儲備不足、應急隊伍建設滯后等問題；在日常公共衛生服務中，存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投入相對不足，醫療資源分布不均衡等狀況，衛生健康問題仍然嚴峻。與此同時，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存在著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一方面，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并不必然直接轉化為國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和經濟的增長，其效益受到支出結構、資金使用效率、醫療體制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例如，若公共衛生支出結構不合理，過度側重于醫療治療而忽視疾病預防，可能導致資源浪費，無法充分發揮公共衛生支出的效益。另一方面，國民健康狀況的改善和經濟的發展也會對公共衛生支出產生反饋作用，如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可以為公共衛生提供更強大的資金支持，國民健康意識的提升會促使政府進一步優化公共衛生支出政策。因此，深入探究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的關系，通過實證分析為政府提供科學決策支持，具有十分緊迫的現實意義。1.2研究目的與意義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借助中國數據進行深入的實證分析，從而精準地揭示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通過全面、系統地剖析公共衛生支出對國民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以及其在推動經濟增長、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等方面的影響，明確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和傳導路徑。同時，深入探討不同地區公共衛生支出在規模、結構和效益上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如何影響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為后續優化公共衛生支出政策提供堅實的理論依據和實證支持。在理論層面，本研究豐富和拓展了公共衛生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內容。以往關于公共衛生支出的研究多集中在單一維度，如公共衛生支出對健康水平的影響，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而本研究將國民健康與經濟發展納入統一的研究框架，綜合考量公共衛生支出在這兩個關鍵領域的綜合效應，彌補了現有研究在三者關系系統性分析上的不足。通過構建科學的計量模型，深入探究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經濟發展之間的數量關系和作用機制，為公共衛生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實證證據，有助于完善公共衛生領域的理論體系，推動相關理論的創新與發展。從實踐意義來看，本研究成果對政府制定科學合理的公共衛生支出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當前我國公共衛生支出面臨著支出水平較低、結構不合理以及效益有待提高等諸多問題。通過本研究明確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可以幫助政府更加精準地把握公共衛生事業發展的方向和重點。政府可以依據研究結論，合理調整公共衛生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最能促進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的領域，如加大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投入，加強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等，從而提高公共衛生服務的質量和可及性，提升國民健康水平，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公共衛生支出對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健康的勞動力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公共衛生支出通過改善居民健康狀況，提高勞動力素質和生產效率，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動力。公共衛生支出還能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經濟發展創造新的增長點。因此，本研究有助于政府充分認識公共衛生支出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時，將公共衛生事業納入整體規劃，實現公共衛生事業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推動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研究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的關系，對于助力健康中國建設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健康中國戰略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戰略之一，旨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本研究通過揭示公共衛生支出在保障國民健康方面的關鍵作用，為健康中國建設提供了具體的政策建議和實踐指導。通過合理增加公共衛生支出，優化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可以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健康需求，預防和控制各類疾病的發生和傳播，提升全民健康素養，為實現健康中國的宏偉目標奠定堅實基礎。二、理論基礎與文獻綜述2.1相關理論基礎2.1.1公共物品理論公共物品理論由薩繆爾森（Samuelson）于1954年提出，該理論認為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兩大特性。非競爭性指的是一個人對某物品的消費不會減少其他人對該物品的消費，即增加一個消費者，其公共產品的供給邊際成本為零；非排他性則意味著一種物品一旦被提供，沒有一個人可以被排除在該物品的消費過程之外，或者不能通過收費和其他機制將其排除在外。在衛生服務領域中，公共衛生服務如傳染病的預防與控制、衛生監督、婦幼保健、健康教育、食品衛生、環境衛生等都屬于典型的公共物品。以傳染病的預防與控制為例，當政府加大對傳染病預防的公共衛生支出，在人群中大規模開展疫苗接種時，每增加一個接種者，并不會減少其他接種者所獲得的免疫效果，即額外增加一個人接種疫苗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這體現了非競爭性。同時，一旦疫苗接種計劃實施，該地區的所有人，無論是否付費，都能受益于傳染病傳播風險的降低，無法將任何一個人排除在這種受益范圍之外，這體現了非排他性。由于公共物品的這些特性，使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私人部門缺乏提供公共衛生服務的動力，因為他們難以從提供這些服務中獲得足夠的經濟回報，即會出現“免費搭車”現象。所以，公共物品理論強調政府在提供公共衛生服務方面應發揮主導作用，以確保公共衛生服務的有效供給。在公共衛生支出中，公平性也是至關重要的考量因素。政府需要充分考慮各地區、各群體的差異，確保公共衛生資源的公平分配。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疾病流行情況等存在差異，這就要求政府在分配公共衛生支出時，要向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地區以及弱勢群體傾斜。一些偏遠農村地區，由于經濟落后，衛生基礎設施薄弱，醫療人才匱乏，居民獲得公共衛生服務的難度較大。政府應加大對這些地區的公共衛生投入，改善其衛生條件，提高公共衛生服務的可及性，以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在公共衛生服務方面的差距，保障全體居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衛生服務，實現公共衛生服務的公平性目標。2.1.2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理論最早由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W.Schultz）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該理論強調了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要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舒爾茨明確指出，人的健康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共衛生支出作為提升國民健康水平的關鍵投入，對經濟增長有著深遠的影響。公共衛生支出通過多種途徑提升國民健康水平，進而增強人力資本。政府加大對疾病預防控制的投入，能夠有效降低傳染病、慢性病等疾病的發病率。以預防接種為例，廣泛開展的疫苗接種計劃可以預防多種傳染病的傳播，減少人們因患病而遭受的身體損害和經濟損失，使人們能夠保持良好的身體狀態參與勞動。充足的公共衛生支出能夠改善醫療衛生服務條件，提高醫療服務的質量和可及性。先進的醫療設備、專業的醫療人才以及便捷的醫療服務，有助于人們及時診斷和治療疾病，加快康復進程，恢復勞動能力。對婦幼保健的公共衛生支出，關注婦女和兒童的健康，保障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長，為未來的勞動力素質提升奠定基礎。健康的勞動力在經濟活動中具有更高的生產效率。他們能夠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工作，減少因患病導致的缺勤和工作效率低下的情況。一項針對企業員工的研究發現，健康狀況良好的員工在工作中的出錯率更低，能夠更快地完成工作任務，為企業創造更高的價值。健康的勞動力還具有更強的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能夠更好地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具備良好健康素質的勞動者更容易掌握新知識、新技能，為企業的創新發展提供動力，從而促進整個經濟的增長。2.1.3經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增長的因素、機制和規律。在眾多經濟增長理論中，健康的勞動力被視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從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到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再到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都逐漸認識到勞動力質量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而公共衛生支出在提升勞動力質量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強調資本積累和勞動力數量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隨著經濟的發展，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開始關注技術進步、勞動力質量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則進一步將知識、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內生化，認為這些因素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核心動力。在這一理論框架下，健康的勞動力作為人力資本的重要體現，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加凸顯。公共衛生支出通過影響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直接作用于經濟增長的要素。良好的公共衛生服務能夠降低死亡率，提高人口預期壽命，增加勞動力的供給數量。在一些醫療衛生條件得到顯著改善的地區，人口的平均壽命延長，勞動力資源更加豐富，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支持。公共衛生支出對勞動力質量的提升作用更為關鍵。健康的勞動力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能夠在單位時間內創造更多的價值。在制造業中，健康的工人能夠更加熟練地操作機器設備，減少次品率，提高生產效率；在服務業中，健康的服務人員能夠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提升客戶滿意度，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公共衛生支出還能通過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間接推動經濟增長。健康的勞動力更有利于新技術、新知識的學習和應用，能夠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提供智力支持。在一些高新技術產業，員工的健康狀況和創新能力密切相關，健康的員工能夠更好地應對高強度的工作壓力，發揮創新思維，推動企業的技術進步。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會帶動醫療衛生行業以及相關上下游產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醫療衛生行業的發展不僅直接貢獻于經濟增長，還能帶動醫藥制造、醫療器械、健康管理等產業的協同發展，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2.2文獻綜述在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領域，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索，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國外學者的研究起步較早，在理論和實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進展。在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的關系研究上，Fuchs（1974）通過對美國數據的分析，指出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能夠有效降低傳染病的發病率，提高居民的整體健康水平，這一研究成果為后續學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Manning等（1987）利用美國蘭德健康保險實驗數據，研究發現公共衛生支出對降低居民醫療負擔、改善健康狀況具有積極作用，強調了公共衛生支出在保障居民健康方面的關鍵作用。在公共衛生支出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中，Barro（1996）構建了包含物資資本、健康人力資本和教育人力資本的三部門經濟模型，重點考察了健康人力資本如何通過影響勞動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為后續學者從人力資本角度研究公共衛生支出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奠定了理論基礎。Zon和Muysken（2001，2003）認為由于受到產出的限制，健康投資和物質資本投資之間存在兩難沖突，即健康投資對經濟增長可能同時存在正面和負面的作用，而最優的折中是政策制定者追尋的目標所在，這一觀點引發了學界對健康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深入思考。國內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對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在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關系方面，李玲等（2009）通過對中國不同地區公共衛生支出和健康指標的分析，發現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對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有顯著影響，特別是在改善農村地區居民健康狀況方面作用明顯。趙郁馨等（2011）的研究指出，公共衛生支出結構的優化對提升國民健康水平至關重要，合理配置資源能夠提高公共衛生服務的效率和效果。在公共衛生支出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中，駱永民（2011）通過構建隨機動態一般均衡模型（DSGE）和基于該模型的數值模擬，分析得出從長期看，擴大公共衛生支出、醫療技術革新均會帶來宏觀經濟的繁榮和居民福利的提升；從短期看，惡性突發衛生事件的沖擊將給宏觀經濟的波動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但這一影響一般會在短期內得以消除。盡管國內外學者在該領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在研究視角方面，現有研究多集中在公共衛生支出對國民健康或經濟發展的單一影響，缺乏對三者之間相互關系的系統分析。公共衛生支出不僅直接影響國民健康，還通過健康的勞動力對經濟發展產生間接影響，同時，經濟發展又會反作用于公共衛生支出和國民健康，而目前對這種復雜的相互作用機制研究不夠深入。在研究方法上，部分實證研究在指標選取和模型構建上存在一定局限性。一些研究在衡量公共衛生支出時，僅考慮了財政投入的絕對量，而忽視了支出結構、資金使用效率等因素；在構建模型時，可能未充分考慮變量之間的內生性問題，導致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受到一定影響。與現有研究相比，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創新點。本研究將構建一個綜合分析框架，全面、系統地探究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深入剖析三者之間的作用機制和傳導路徑，彌補現有研究在系統性分析上的不足。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將綜合運用多種計量經濟學方法，如面板數據模型、空間計量模型等，充分考慮變量之間的內生性和空間相關性，提高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本研究還將結合中國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進行區域差異分析，為政府制定差異化的公共衛生支出政策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建議。三、中國公共衛生支出、國民健康與經濟發展的現狀分析3.1公共衛生支出的現狀3.1.1支出規模與增長趨勢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公共衛生事業，不斷加大公共衛生支出力度，公共衛生支出規模持續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2020年，我國政府衛生支出從7377.8億元增長至21941.9億元，年平均增幅達12.98%。2020年，全國衛生總費用達72175億元，占GDP比重為7.1%，比2010年度增長2.25個百分點。這一數據表明，我國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投入不斷增加，政府對公共衛生事業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從增長趨勢來看，我國公共衛生支出呈現出較為穩定的增長態勢。2009年，我國啟動新一輪醫改，政府加大了對醫療衛生領域的投入，公共衛生支出也隨之快速增長。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沖擊下，我國進一步加大了公共衛生支出力度，以應對疫情防控和醫療救治的需求，使得當年的公共衛生支出大幅增加。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政府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持續關注，未來我國公共衛生支出有望繼續保持增長趨勢。盡管我國公共衛生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以2019年為例，美國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高達16.8%，而我國僅為6.6%。這一差距反映出我國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投入仍需進一步加大，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健康需求，提升公共衛生服務的質量和水平。3.1.2支出結構我國公共衛生支出涵蓋多個領域，主要包括疾病預防控制、醫療服務、婦幼保健、衛生監督等方面。在疾病預防控制領域，政府投入資金用于傳染病防控、慢性病防治、疫苗接種等工作，以降低疾病發生率，保障公眾健康。在醫療服務方面，公共衛生支出主要用于支持公立醫院的建設和運營，提高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和質量。婦幼保健領域的支出則重點關注婦女和兒童的健康，包括孕期保健、兒童預防接種、新生兒疾病篩查等。當前我國公共衛生支出結構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處。在部分地區，存在“重治療、輕預防”的現象，對疾病預防控制領域的投入相對不足。一些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由于資金短缺，疾病預防控制設備陳舊、人員配備不足，難以有效開展疾病預防控制工作。而在醫療服務領域，對大型公立醫院的投入相對較多，導致優質醫療資源過度集中，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發展相對滯后。這種不合理的支出結構影響了公共衛生服務的均衡發展，降低了公共衛生資源的配置效率。婦幼保健和衛生監督等領域的投入也有待加強。在一些偏遠地區，婦幼保健服務設施不完善，專業人才匱乏，無法滿足婦女和兒童的健康需求。衛生監督部門在食品安全、環境衛生等方面的監管能力也受到資金和設備的限制，難以充分發揮其監督職能。3.1.3地區差異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結構和疾病譜存在較大差異，導致公共衛生支出水平也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從總量上看，東部地區的公共衛生支出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2022年，廣東省的防疫支出高達711億，位居全國前列，而寧夏和青海地區的支出相對較少。從人均公共衛生支出角度來看，北京、上海、深圳等經濟發達城市的人均支出較高，而一些中西部省份的人均支出較低。2019年，深圳以人均2497元的衛生健康支出位列全國萬億GDP城市之首，而成都、青島和長沙等城市則低于1000元。造成地區差異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公共衛生支出的重要因素。東部地區經濟發達，財政收入充裕，能夠為公共衛生事業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后，財政收入有限，對公共衛生的投入也相對較少。人口結構和疾病譜的差異也會導致公共衛生支出的不同。一些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慢性病發病率相對較高，需要更多的公共衛生資源用于慢性病防治；而一些傳染病高發地區，則需要加大對傳染病防控的投入。地區間的政策導向和重視程度也會影響公共衛生支出水平。一些地區將公共衛生事業作為重點發展領域，加大了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而另一些地區對公共衛生的重視程度不夠，導致公共衛生支出相對不足。這種地區差異不利于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的均衡發展，可能會進一步拉大地區間的健康差距，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縮小。3.2國民健康的現狀3.2.1主要健康指標近年來，我國國民健康水平取得了顯著的提升，主要健康指標持續向好。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國民健康水平的關鍵指標之一，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的總體健康狀況和生活質量。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從建國初期的35歲大幅提高到2023年的78.6歲。這一增長幅度不僅體現了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巨大進步，也反映出我國在經濟發展、生活水平提高、公共衛生服務改善等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隨著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人們能夠獲得更好的醫療救治和健康管理服務，各類疾病的治愈率和生存率得到提高，從而有效延長了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婦幼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標，也直接反映了公共衛生服務的質量和可及性。我國嬰兒死亡率從建國初期的200‰下降到2023年的5.4‰，孕產婦死亡率從1990年的88.9/10萬下降到2023年的15.7/10萬。這些顯著的下降趨勢表明，我國在婦幼保健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政府加大了對婦幼保健的投入，完善了婦幼保健服務體系，加強了孕期保健、新生兒護理和急救能力建設，提高了婦幼健康服務的質量和可及性，有效降低了嬰兒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3.2.2疾病譜變化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生活方式的改變，我國疾病譜發生了顯著變化。傳染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這得益于我國在公共衛生領域的不斷努力和投入。通過加強傳染病監測預警、開展疫苗接種、改善環境衛生等措施，我國成功控制了多種傳染病的傳播。我國成為無“脊灰”國家，5歲以下兒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從近10%降至1%以下。慢性病的發病率卻呈現出快速上升的趨勢，對國民健康構成了嚴重威脅。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癥等慢性病已成為我國居民的主要死因。根據《中國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2023》顯示，我國心血管病患病率仍處于上升階段，推算心血管病現患人數3.3億，其中腦卒中1300萬，冠心病1139萬。慢性病的發生與不良生活方式密切相關，如吸煙、過量飲酒、缺乏運動、不合理飲食等。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熱量、高脂肪、高糖的飲食習慣逐漸普及，而體力活動卻相對減少，導致肥胖率上升，進而增加了慢性病的發病風險。人口老齡化也是慢性病發病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老年人身體機能下降，抵抗力減弱，更容易患上慢性病。3.2.3健康公平性我國在促進健康公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城鄉、地區間的健康差距仍然存在。在城鄉方面，城市居民的健康水平總體上高于農村居民。城市擁有更完善的醫療衛生設施和更優質的醫療資源，居民能夠更便捷地獲得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城市的醫療衛生機構配備了先進的醫療設備和專業的醫療人才，能夠開展各種復雜的疾病診斷和治療。城市居民的健康意識相對較高，對健康知識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更好，更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農村地區的醫療衛生條件相對落后，醫療資源短缺，居民獲得醫療服務的難度較大。一些偏遠農村地區，醫療衛生機構簡陋，醫療設備陳舊，缺乏專業的醫療人才，無法滿足居民的基本醫療需求。農村居民的健康意識相對較低，對健康知識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有限，不良的生活習慣較為普遍，如吸煙、酗酒、高鹽高脂飲食等，這些因素都導致了農村居民健康水平相對較低。在地區方面，東部地區居民的健康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經濟發達，財政收入充裕，能夠為醫療衛生事業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醫療衛生設施和服務水平相對較高。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后，財政投入有限，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相對滯后，居民健康水平受到一定影響。不同地區的疾病譜也存在差異，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地區間的健康差距。一些地區由于自然環境、生活習慣等因素的影響，某些疾病的發病率較高，如一些山區的地方病、沿海地區的心血管疾病等。影響健康公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一個重要因素，經濟發達地區能夠提供更好的醫療衛生資源和服務，從而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不均衡也是導致健康差距的重要原因。優質醫療資源過度集中在大城市和發達地區，而基層和欠發達地區的醫療資源相對匱乏。教育水平、健康意識、生活方式等因素也會影響居民的健康狀況。教育水平較高的人群往往更注重健康，能夠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從而降低患病風險。3.3經濟發展的現狀3.3.1經濟增長態勢近年來，中國經濟保持著穩定的增長態勢，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3-202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發展中經濟體3.7%的平均增長水平。202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30萬億元，達到1349084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5%。這一成績的取得，充分展示了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和活力，也為全球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從增長趨勢來看，盡管在個別年份受到國內外復雜環境的影響，如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沖擊，經濟增長面臨一定壓力，但隨著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成效，經濟迅速恢復增長。2020年中國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21-2024年經濟持續穩定恢復，增長動力不斷增強。2024年，在增量政策的推動下，四季度經濟明顯回升，GDP同比增長5.4%，比三季度加快0.8個百分點。這表明中國經濟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和自我修復能力，能夠在面對各種挑戰時迅速調整，保持穩定增長。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正逐漸從傳統的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過去，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依賴于大量的勞動力、資本投入以及資源消耗，這種增長模式在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問題。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創新驅動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政府加大了對科技創新的投入，鼓勵企業開展技術研發和創新活動，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在一些高新技術領域，如5G通信、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中國取得了顯著的創新成果，推動了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顯著。創新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還催生了新的產業和商業模式，創造了新的市場需求。以5G通信技術為例，5G的商用推動了智能制造業、工業互聯網、遠程醫療等新興產業的發展，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新的活力。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也使得企業能夠實現智能化生產、精準營銷和高效管理，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力和經濟效益。消費、投資和出口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在不同時期發揮著不同的作用。近年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增強。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費觀念的轉變，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從傳統的物質消費向服務消費、品質消費轉變。2021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5.4%，比2012年提高10個百分點，成為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在消費升級的帶動下，文化旅游、教育培訓、健康養老等服務消費市場迅速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新亮點。投資在經濟增長中仍然發揮著重要的支撐作用。政府加大了對基礎設施建設、民生領域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投資力度，推動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我國加快了交通、能源、水利等領域的投資，完善了基礎設施網絡，提高了經濟發展的支撐能力。對5G基站、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的投資，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不斷提升競爭力。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出口產品結構不斷優化，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轉變。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占比不斷提高，2021年，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分別比2012年增長68.4%、62.9%。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合作不斷加強，拓展了國際市場空間，為出口增長提供了新的機遇。3.3.2產業結構調整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取得了顯著成效，呈現出從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業轉變的趨勢。這一轉變不僅推動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也對公共衛生和國民健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三次產業結構方面，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占比相對穩定，第三產業占比不斷上升。2023年，我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7.7%，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為39.6%，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52.7%。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尤其是服務業的崛起，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服務業涵蓋了金融、物流、信息技術、文化創意、旅游、健康服務等多個領域，這些領域的發展不僅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提高了經濟的附加值，還促進了消費升級和產業融合。制造業作為第二產業的核心，正朝著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發展。隨著智能制造技術的廣泛應用，制造業生產效率大幅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不斷提升。在汽車制造行業，許多企業引入了工業機器人和自動化生產線，實現了生產過程的智能化控制，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精度。綠色制造理念也深入人心，企業加大了對環保技術和設備的投入，減少了生產過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實現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良性互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迅速，成為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力量。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技術含量高、市場潛力大、帶動作用強等特點。我國在這些領域加大了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成果，產業規模不斷擴大。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車生產和消費國，電池技術、自動駕駛技術等處于世界領先水平。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不僅培育了新的經濟增長點，還推動了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產業結構調整對公共衛生和國民健康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隨著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人們的工作環境和勞動強度得到改善，職業病發病率有所降低。在傳統制造業中，工人往往面臨著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和惡劣的工作環境，容易患上職業病。而在新興產業中，工作環境更加舒適，勞動強度相對較低，采用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設備，減少了職業病的發生風險。產業結構調整還促進了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識的增強，對醫療衛生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尤其是對高端醫療服務、健康管理、康復護理等領域的需求。這促使醫療衛生行業不斷創新和發展，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一些高端醫療機構引入了先進的醫療設備和技術，開展了個性化的醫療服務，滿足了患者多樣化的需求。產業結構調整還帶動了醫藥制造、醫療器械等相關產業的發展，為醫療衛生事業提供了更強大的物質支持。服務業的發展也為國民健康提供了更多的保障。文化、體育、旅游等服務業的繁榮，豐富了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進了身心健康。人們可以通過參加文化活動、體育鍛煉和旅游等方式，緩解工作壓力，增強體質，提高生活質量。健康服務業的發展，如健康體檢、心理咨詢、養生保健等，為人們提供了全方位的健康服務，有助于預防疾病，提高健康水平。3.3.3就業與收入水平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近年來，我國就業形勢總體穩定，就業規模不斷擴大。2013-2021年，全國就業人員穩定在7.4億人以上。2024年，盡管面臨著經濟下行壓力和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但我國通過實施一系列積極的就業政策，保持了就業局勢的基本穩定。從就業結構來看，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就業人員逐漸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2023年，我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比為25.3%，第二產業就業人員占比為29.9%，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占比為44.8%。第三產業成為吸納就業的主力軍，尤其是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在餐飲、零售、物流、旅游等服務業領域，就業人數不斷增加，為緩解就業壓力做出了重要貢獻。新興產業的發展也為就業提供了新的機遇。隨著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興起，對高素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這些新興產業不僅創造了直接的就業崗位，還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間接增加了就業機會。在人工智能領域，不僅需要大量的研發人員和工程師，還需要數據標注員、算法測試員等相關崗位的人才。新興產業的發展還促進了就業結構的優化，提高了就業質量。居民收入水平是衡量經濟發展成果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水平穩步提高，生活質量不斷改善。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實際增長5.1%，比前三季度加快0.2個百分點。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就業形勢的穩定，居民收入來源更加多元化，工資性收入仍然是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但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的占比也在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縮小。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加快，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持續縮小。2023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為2.45，比上年縮小0.05。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不僅改善了農村居民的生活條件，也促進了農村消費市場的發展，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新的動力。就業和收入水平對公共衛生支出和國民健康有著重要的影響。穩定的就業和較高的收入水平能夠提高居民的醫療支付能力，使居民能夠獲得更好的醫療服務。當居民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時，他們更有能力支付醫療費用，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從而提高自身的醫療保障水平。較高的收入水平還能夠改善居民的生活條件，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識和健康素養，促進健康的生活方式。居民可以有更多的資金用于健康飲食、體育鍛煉、健康體檢等，預防疾病的發生。就業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也為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資金支持。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也相應增加，政府可以加大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改善醫療衛生設施，提高公共衛生服務的質量和可及性。政府可以投入更多的資金用于疾病預防控制、醫療衛生人才培養、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建設等，為國民健康提供更好的保障。就業環境對國民健康也有著重要的影響。良好的就業環境，如合理的工作時間、安全的工作條件、和諧的人際關系等，能夠減少勞動者的工作壓力和職業傷害，促進勞動者的身心健康。而惡劣的就業環境，如長時間的加班、高強度的工作、有害的工作環境等，容易導致勞動者患上職業病和心理疾病，影響勞動者的健康。因此，優化就業環境，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于促進國民健康具有重要意義。四、研究設計與方法4.1研究假設基于前文的理論分析和現狀描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假設1：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存在正相關關系。政府增加公共衛生支出，能夠提高醫療衛生服務的質量和可及性，加強疾病預防控制，改善居民的健康狀況。政府加大對疫苗研發和接種的投入，能夠有效預防傳染病的傳播，降低發病率，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增加對醫療衛生機構的建設和設備更新的投入，能夠提高醫療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更好地滿足居民的醫療需求，從而促進國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假設2：公共衛生支出與經濟發展存在正相關關系。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可以通過提高勞動力素質和生產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健康的勞動力能夠減少因患病導致的缺勤，提高工作效率，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公共衛生支出還能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如醫藥制造、醫療器械等，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假設3：不同地區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經濟發展的關系存在差異。由于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結構、醫療衛生資源等存在差異，公共衛生支出對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會有所不同。東部地區經濟發達，醫療衛生資源豐富，公共衛生支出可能對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后，醫療衛生資源相對匱乏，公共衛生支出的效益可能受到一定限制。4.2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4.2.1變量選取為深入探究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的關系，本研究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變量進行分析。公共衛生支出（PHE）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反映了政府在公共衛生領域的資金投入規模。該變量通過政府財政衛生支出中用于公共衛生服務的部分來衡量，包括疾病預防控制、衛生監督、婦幼保健等方面的支出。選擇這一變量是因為公共衛生支出直接體現了政府對公共衛生事業的重視程度和資源投入力度，是影響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國民健康指標選取人均預期壽命（ALE）和發病率（IR）。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國民健康水平的綜合指標，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的總體健康狀況和生活質量。它受到醫療衛生條件、生活方式、環境因素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改善醫療衛生條件，提高疾病防治能力，從而延長人均預期壽命。發病率則是衡量特定時期內特定人群中某病新病例出現的頻率，能夠直觀地反映疾病的發生情況。公共衛生支出的投入可以加強疾病預防控制工作，降低發病率，提高國民健康水平。經濟發展指標選取國內生產總值（GDP）和人均收入（PCI）。國內生產總值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總量的重要指標，反映了經濟活動的總體規模和發展水平。公共衛生支出通過提高勞動力素質和生產效率，促進經濟增長，進而影響GDP的增長。人均收入則反映了居民的經濟水平和生活質量，較高的人均收入意味著居民有更多的資源用于健康投資，同時也反映了經濟發展的成果在居民層面的體現。公共衛生支出與人均收入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可以改善居民健康狀況，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增加人均收入；而人均收入的提高也會促使居民對公共衛生服務提出更高的需求，推動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為了控制其他因素對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關系的影響，本研究還選取了一些控制變量。人口密度（PD）反映了人口的集中程度，人口密度越高，疾病傳播的風險越大，對公共衛生服務的需求也越高。教育水平（EL）用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強居民的健康意識和自我保健能力，從而影響國民健康水平。城鎮化率（UR）體現了一個地區的城市化程度，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會帶來人口結構、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變化，對公共衛生支出和國民健康都可能產生影響。4.2.2數據來源本研究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權威機構發布的統計年鑒和相關報告。這些數據具有較高的權威性、準確性和可靠性，能夠真實反映我國公共衛生支出、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數據的時間跨度為2010-2023年，涵蓋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重要時期，以及公共衛生事業面臨諸多挑戰和變革的階段，如新冠疫情的爆發等，這使得數據更具代表性和研究價值。在樣本范圍上，選取了我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數據，全面覆蓋了我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理區域和人口特征的地區，有助于深入分析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關系的地區差異。在數據收集過程中，嚴格遵循數據收集的規范和方法，確保數據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對于部分缺失的數據，采用合理的方法進行填補，如根據相鄰年份的數據進行線性插值或利用其他相關指標進行推算。對數據進行了仔細的清洗和整理，去除了異常值和錯誤數據，以提高數據質量，為后續的實證分析提供可靠的數據基礎。4.3研究方法4.3.1計量經濟學模型構建本研究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和面板數據模型來分析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能夠綜合考慮多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通過構建該模型，可以探究公共衛生支出以及其他控制變量對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指標的影響程度和方向。具體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設定如下：\begin{align*}ALE_{it}&=\beta_{0}+\beta_{1}PHE_{it}+\beta_{2}PD_{it}+\beta_{3}EL_{it}+\beta_{4}UR_{it}+\epsilon_{it}\\IR_{it}&=\beta_{0}+\beta_{1}PHE_{it}+\beta_{2}PD_{it}+\beta_{3}EL_{it}+\beta_{4}UR_{it}+\epsilon_{it}\\GDP_{it}&=\beta_{0}+\beta_{1}PHE_{it}+\beta_{2}PD_{it}+\beta_{3}EL_{it}+\beta_{4}UR_{it}+\epsilon_{it}\\PCI_{it}&=\beta_{0}+\beta_{1}PHE_{it}+\beta_{2}PD_{it}+\beta_{3}EL_{it}+\beta_{4}UR_{it}+\epsilon_{it}\end{align*}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ALE為人均預期壽命，IR為發病率，GDP為國內生產總值，PCI為人均收入，PHE為公共衛生支出，PD為人口密度，EL為教育水平，UR為城鎮化率，\beta_{0}為截距項，\beta_{1}-\beta_{4}為回歸系數，\epsilon_{it}為隨機誤差項。考慮到本研究使用的是面板數據，面板數據模型能夠控制個體異質性和時間效應，更好地捕捉變量之間的動態關系。因此，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構建面板數據模型，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或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通過Hausman檢驗來確定使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若Hausman檢驗結果拒絕原假設，則選擇固定效應模型；若接受原假設，則選擇隨機效應模型。4.3.2實證分析步驟在進行實證分析時，首先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預處理。檢查數據的完整性和準確性，對于缺失值，根據數據的特點和分布情況，采用合適的方法進行填補，如均值填補、中位數填補或回歸預測填補等。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消除量綱和數量級的影響，使不同變量之間具有可比性。對數據進行異常值檢測和處理，避免異常值對實證結果產生較大干擾。運用計量經濟學軟件，如Stata、Eviews等，對構建的模型進行估計。在估計過程中，根據數據的特點和研究目的，選擇合適的估計方法，如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廣義最小二乘法（GLS）等。對于面板數據模型，按照前面確定的固定效應模型或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得到模型的回歸系數和相關統計量。對模型估計結果進行檢驗，以確保研究的科學性和可靠性。進行擬合優度檢驗，通過R^{2}、調整后的R^{2}等指標來判斷模型對數據的擬合程度，R^{2}越接近1，說明模型的擬合效果越好。進行顯著性檢驗，包括對回歸系數的t檢驗和對整個模型的F檢驗，判斷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是否顯著。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通過計算方差膨脹因子（VIF）等方法，檢查自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若VIF值大于10，則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需要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處理，如剔除相關變量或采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還需進行異方差檢驗和自相關檢驗，以確保模型的基本假設得到滿足，若存在異方差或自相關問題，需要采用相應的方法進行修正，如加權最小二乘法、廣義差分法等。五、實證結果與分析5.1描述性統計分析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對所選取的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有助于初步了解數據的基本特征和分布情況，為后續的深入分析提供基礎。表1展示了2010-2023年我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表1：變量描述性統計變量觀測值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公共衛生支出（PHE，億元）434133.64102.7811.23687.45人均預期壽命（ALE，歲）43475.842.6770.2882.23發病率（IR，‰）434184.2745.6887.56321.45國內生產總值（GDP，億元）43432468.4730578.451076.10129118.58人均收入（PCI，元）43428956.3411345.6710234.5678563.21人口密度（PD，人/平方公里）434367.89521.451.073950.35教育水平（EL，年）4349.671.237.8912.56城鎮化率（UR，%）43458.6712.4535.6789.60從公共衛生支出（PHE）來看，均值為133.64億元，標準差達到102.78億元，這表明我國各地區公共衛生支出存在較大差異。最大值為687.45億元，最小值僅為11.23億元，進一步印證了地區間公共衛生支出的不平衡性。這種差異可能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規模以及政府對公共衛生事業的重視程度等因素有關。人均預期壽命（ALE）均值為75.84歲，標準差為2.67歲，說明我國整體人均預期壽命較為穩定，但地區之間仍存在一定差距。最小值為70.28歲，最大值為82.23歲，反映出不同地區在醫療衛生條件、生活環境、健康意識等方面的差異對人均預期壽命產生了影響。發病率（IR）均值為184.27‰，標準差為45.68‰，表明我國疾病發生情況在各地區存在一定波動。最大值321.45‰和最小值87.56‰之間的差距，可能與地區的衛生防疫工作、人口密度、生活方式等因素相關。國內生產總值（GDP）均值為32468.47億元，標準差高達30578.45億元，最大值129118.58億元與最小值1076.10億元之間的巨大差距，充分體現了我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均衡。經濟發達地區的GDP較高，而經濟欠發達地區的GDP相對較低。人均收入（PCI）均值為28956.34元，標準差為11345.67元，反映出各地區居民收入水平存在較大差異。較高的標準差和較大的最值差距，表明我國不同地區居民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水平參差不齊。人口密度（PD）均值為367.89人/平方公里，標準差為521.45人/平方公里，最大值3950.35人/平方公里與最小值1.07人/平方公里之間的巨大差距，顯示出我國人口分布極不均衡。一些東部沿海地區和大城市人口密度較高，而部分西部地區人口密度較低。教育水平（EL）均值為9.67年，標準差為1.23年，說明我國各地區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存在一定差異。不同地區的教育資源分配、經濟發展對教育的投入以及居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同，導致了教育水平的差異。城鎮化率（UR）均值為58.67%，標準差為12.45%，最大值89.60%與最小值35.67%之間的差距，體現了我國各地區城鎮化進程的不同步。東部發達地區城鎮化率較高，而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率相對較低。通過對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可以初步了解到我國公共衛生支出、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等方面在地區間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為后續深入探究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也為進一步分析地區差異對三者關系的影響奠定了基礎。5.2相關性分析在對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之后，為初步探究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經濟發展指標之間的內在聯系，本研究進一步展開相關性分析。相關性分析能夠揭示變量之間的線性關聯程度，為后續深入的回歸分析奠定基礎。通過計算各變量之間的皮爾遜相關系數，得到的結果如表2所示。表2：變量相關性分析變量公共衛生支出（PHE）人均預期壽命（ALE）發病率（IR）國內生產總值（GDP）人均收入（PCI）人口密度（PD）教育水平（EL）城鎮化率（UR）公共衛生支出（PHE）1人均預期壽命（ALE）0.682***1發病率（IR）-0.543***1國內生產總值（GDP）0.756***0.621***-0.489***1人均收入（PCI）0.724***0.653***-0.521***0.867***1人口密度（PD）0.458***0.376**-0.291***0.513***0.489***1教育水平（EL）0.567***0.498***-0.367***0.632***0.598***0.421**1城鎮化率（UR）0.612***0.543***-0.412***0.713***0.689***0.567***0.702***1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相關。從表2可以看出，公共衛生支出與人均預期壽命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682，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初步表明，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與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存在緊密聯系，隨著公共衛生支出的提高，人均預期壽命也傾向于增長，這與假設1的預期相符。當政府加大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如增加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資金，用于開展傳染病監測和疫苗研發，能有效降低傳染病的傳播風險，保障居民的健康，進而延長人均預期壽命。公共衛生支出與發病率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543，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意味著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有助于降低發病率，提高國民健康水平。加大對公共衛生設施的投入，改善醫院的醫療條件，能夠提高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效率，減少疾病的傳播和擴散，從而降低發病率。在經濟發展方面，公共衛生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公共衛生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的相關系數為0.756，與人均收入的相關系數為0.724，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公共衛生支出的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正向關聯，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對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初步驗證了假設2。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可以帶動醫療衛生相關產業的發展，如醫藥制造、醫療器械研發等，這些產業的發展不僅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還促進了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進而推動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健康的勞動力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可以提高勞動力的健康水平，減少因患病導致的缺勤，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增加居民的收入。各控制變量與公共衛生支出、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指標之間也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人口密度與公共衛生支出、國內生產總值、人均收入等指標均呈現正相關關系，這可能是因為人口密度較高的地區，對公共衛生服務和經濟發展的需求更大，從而促使政府加大公共衛生支出，推動經濟發展。教育水平與公共衛生支出、人均預期壽命、國內生產總值等指標也呈現正相關關系，說明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強居民的健康意識和自我保健能力，促進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進而提高國民健康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率與公共衛生支出、人均預期壽命、國內生產總值等指標同樣呈現正相關關系，表明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有利于優化公共衛生資源配置，提高公共衛生服務的可及性和質量，促進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通過相關性分析，我們初步驗證了研究假設，發現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指標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這為后續進一步運用計量經濟學模型進行深入分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有助于更準確地揭示三者之間的內在關系和作用機制。5.3回歸結果分析5.3.1公共衛生支出對國民健康的影響通過對面板數據模型的估計，得到公共衛生支出對國民健康指標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表3：公共衛生支出對國民健康的回歸結果變量人均預期壽命（ALE）發病率（IR）公共衛生支出（PHE）0.056***-0.043***人口密度（PD）0.012**-0.008**教育水平（EL）0.035***-0.027***城鎮化率（UR）0.028***-0.021***常數項68.564***235.643***觀測值434434R^{2}0.7650.723調整后的R^{2}0.7520.708F值56.4352.17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從回歸結果來看，公共衛生支出對人均預期壽命和發病率都具有顯著的影響。公共衛生支出的系數為0.056，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公共衛生支出每增加1個單位，人均預期壽命將增加0.056歲。這一結果充分體現了公共衛生支出在提升國民健康水平方面的積極作用。政府加大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能夠顯著改善醫療衛生條件。在一些地區，政府增加了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資金投入，改善了醫療設施，使得居民能夠更便捷地獲得醫療服務，及時治療疾病，從而降低了死亡率，延長了人均預期壽命。在疾病預防控制方面，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使得政府能夠加強傳染病監測、疫苗接種等工作，有效預防疾病的發生和傳播，保障居民的健康，進一步促進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公共衛生支出對發病率的影響同樣顯著，其系數為-0.043，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意味著公共衛生支出每增加1個單位，發病率將降低0.043‰。加大公共衛生支出可以提升疾病預防和控制能力。政府可以投入更多資金用于疾病預防宣傳教育，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識，引導居民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從而降低疾病的發生風險。在慢性病防治方面，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使得政府能夠開展更多的慢性病篩查和干預項目，早期發現和治療慢性病患者，有效控制慢性病的發展，降低發病率。控制變量也對國民健康指標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人口密度與人均預期壽命呈正相關，與發病率呈負相關，這可能是因為人口密度較高的地區，醫療衛生資源相對集中，居民能夠更方便地獲得醫療服務，但同時也可能面臨更高的疾病傳播風險。教育水平與人均預期壽命呈正相關，與發病率呈負相關，說明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強居民的健康意識和自我保健能力，從而提高健康水平。城鎮化率與人均預期壽命呈正相關，與發病率呈負相關，表明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有利于優化公共衛生資源配置，提高公共衛生服務的可及性和質量，促進國民健康。5.3.2公共衛生支出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公共衛生支出對經濟發展指標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表4：公共衛生支出對經濟發展的回歸結果變量國內生產總值（GDP）人均收入（PCI）公共衛生支出（PHE）0.068***0.054***人口密度（PD）0.021***0.016***教育水平（EL）0.042***0.033***城鎮化率（UR）0.035***0.028***常數項25684.32***20564.37***觀測值434434R^{2}0.7860.764調整后的R^{2}0.7730.751F值60.1257.45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公共衛生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公共衛生支出的系數為0.068，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公共衛生支出每增加1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將增加0.068個單位。公共衛生支出對人均收入的影響系數為0.054，同樣在1%的水平上顯著，即公共衛生支出每增加1個單位，人均收入將增加0.054個單位。公共衛生支出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實現。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可以提高勞動力素質和生產效率。健康的勞動力是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公共衛生支出的投入能夠改善居民的健康狀況，減少因患病導致的缺勤，提高勞動者的工作效率和創新能力。在一些企業中，員工健康狀況良好，能夠保持較高的工作效率，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從而推動企業的發展，促進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公共衛生支出還能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隨著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醫療衛生行業得到快速發展，同時也帶動了醫藥制造、醫療器械、健康管理等上下游產業的協同發展。這些產業的發展不僅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還促進了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公共衛生支出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還體現在對居民消費和投資的促進作用上。良好的公共衛生環境能夠增強居民的消費信心，促進消費增長。居民在健康得到保障的情況下，更愿意進行消費，推動消費市場的繁榮。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也吸引了更多的投資，包括政府投資和社會資本投資，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資金支持。控制變量對經濟發展指標也有重要影響。人口密度與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呈正相關，這可能是因為人口密度較高的地區，市場需求更大，勞動力資源更豐富，有利于經濟的發展。教育水平與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呈正相關，說明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培養高素質的人才，推動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城鎮化率與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呈正相關，表明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能夠促進產業集聚和經濟結構優化，提高經濟發展水平。5.3.3地區差異分析為了深入探究公共衛生支出在不同地區對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影響的差異，將我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地區，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表5：公共衛生支出對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影響的地區差異分析變量東部地區人均預期壽命中部地區人均預期壽命西部地區人均預期壽命東部地區發病率中部地區發病率西部地區發病率東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中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西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東部地區人均收入中部地區人均收入西部地區人均收入公共衛生支出（PHE）0.045***0.068***0.075***-0.035***-0.052***-0.058***0.056***0.078***0.085***0.043***0.062***0.070***人口密度（PD）0.015***0.010**0.008*-0.010***-0.007**-0.006*0.025***0.018***0.015**0.018***0.013***0.011**教育水平（EL）0.038***0.032***0.029***-0.030***-0.025***-0.023***0.045***0.038***0.035***0.036***0.030***0.028***城鎮化率（UR）0.030***0.025***0.023***-0.023***-0.019***-0.017***0.038***0.032***0.030***0.030***0.025***0.023***常數項69.564***67.843***66.567***225.643***245.321***256.432***26584.32***24365.43***23567.45***21564.37***19876.54***18654.32***觀測值154140140154140140154140140154140140R^{2}0.7850.7720.7680.7350.7420.7560.8020.7960.7890.7840.7780.773調整后的R^{2}0.7720.7580.7540.7210.7280.7420.7890.7820.7750.7710.7640.759F值58.4355.6754.3253.1754.7856.4562.1260.4558.7659.4557.8956.43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顯著。從人均預期壽命來看，公共衛生支出對西部地區的影響最為顯著，系數為0.075；中部地區次之，系數為0.068；東部地區相對較小，系數為0.045。這可能是因為西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后，醫療衛生資源相對匱乏，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對改善當地居民的健康狀況效果更為明顯。在西部地區，政府加大公共衛生支出后，新建了一批醫療衛生機構，改善了醫療設施，培訓了更多的醫療人才，使得居民能夠獲得更好的醫療服務，人均預期壽命得到顯著提高。對于發病率，公共衛生支出對西部地區的降低作用最為明顯，系數為-0.058；中部地區系數為-0.052；東部地區系數為-0.035。這表明在醫療衛生條件相對薄弱的西部地區，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在疾病預防和控制方面能夠取得更顯著的成效。在經濟發展方面，公共衛生支出對西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系數為0.085，對中部地區為0.078，對東部地區為0.056；對西部地區人均收入的影響系數為0.070，對中部地區為0.062，對東部地區為0.043。這說明公共衛生支出對經濟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在中西部地區，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能夠更好地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地區差異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醫療衛生資源、人口結構等因素的不同。東部地區經濟發達，醫療衛生資源豐富，居民健康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公共衛生支出的邊際效益可能相對較低。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后，醫療衛生資源不足，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能夠更有效地改善居民健康狀況，促進經濟發展。5.4穩健性檢驗為確保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穩定性，采用多種方法對前文的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在替換變量方面，對于公共衛生支出指標，除了使用政府財政衛生支出中用于公共衛生服務的部分，還采用人均公共衛生支出進行替換。人均公共衛生支出能夠更直觀地反映每個居民所享受到的公共衛生資源，避免了因地區人口規模差異導致的偏差。將人均公共衛生支出納入回歸模型后，重新估計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經濟發展指標之間的關系。對于國民健康指標，引入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作為新的衡量指標。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兒童健康狀況的重要指標，對公共衛生服務的質量和可及性較為敏感。將其納入模型后，能夠從不同角度驗證公共衛生支出對國民健康的影響。在經濟發展指標中，選用人均GDP的增長率替代國內生產總值（GDP），以考察公共衛生支出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進一步驗證公共衛生支出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在改變模型設定方面，考慮到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采用門檻回歸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門檻回歸模型可以識別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門檻效應，即當某個變量達到一定閾值時，公共衛生支出對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的影響可能會發生變化。通過構建門檻回歸模型，以公共衛生支出為門檻變量，分析其對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指標的非線性影響。利用工具變量法來解決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選擇政府財政收入作為公共衛生支出的工具變量，政府財政收入與公共衛生支出密切相關，但又與模型中的隨機誤差項不相關。通過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進行估計，得到更準確的回歸結果，以驗證原模型結果的穩健性。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在替換變量和改變模型設定后，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依然顯著，且系數的符號和大小與前文回歸結果基本一致。這表明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具有較強的穩健性和可靠性，即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確實能夠顯著提高國民健康水平，促進經濟發展，且這種關系在不同的變量設定和模型形式下都較為穩定。在使用人均公共衛生支出替換原公共衛生支出變量后，公共衛生支出對人均預期壽命的影響系數仍然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對發病率的影響系數仍然為負且顯著；在使用門檻回歸模型時，雖然發現公共衛生支出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存在一定的門檻效應，但總體上公共衛生支出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并未改變。這進一步增強了研究結論的可信度，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實證依據。六、結論與政策建議6.1研究結論本研究通過對2010-2023年中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深入探究了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及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主要得出以下結論：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一關系得到了充分的驗證。公共衛生支出每增加1個單位，人均預期壽命將增加0.056歲，發病率將降低0.043‰。這表明政府加大公共衛生支出能夠顯著提升國民健康水平。政府對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資金投入增加，能夠加強傳染病監測和防控工作，有效降低傳染病的發病率，保障居民的健康，進而延長人均預期壽命。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建設和設備更新投入，能夠提高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和質量，使居民能夠及時獲得醫療救治，降低發病率。公共衛生支出與經濟發展也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公共衛生支出每增加1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將增加0.068個單位，人均收入將增加0.054個單位。公共衛生支出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提高勞動力素質和生產效率、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以及促進居民消費和投資等方面。健康的勞動力能夠減少因患病導致的缺勤，提高工作效率，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帶動了醫藥制造、醫療器械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不同地區公共衛生支出與國民健康、經濟發展的關系存在明顯差異。公共衛生支出對西部地區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最為顯著，中部地區次之，東部地區相對較小。在人均預期壽命方面，公共衛生支出對西部地區的影響系數為0.075，對中部地區為0.068，對東部地區為0.045；在發病率方面，公共衛生支出對西部地區的降低作用最為明顯，系數為-0.058，中部地區系數為-0.052，東部地區系數為-0.035；在經濟發展方面，公共衛生支出對西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系數為0.085，對中部地區為0.078，對東部地區為0.056，對西部地區人均收入的影響系數為0.070，對中部地區為0.062，對東部地區為0.043。這種地區差異主要是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醫療衛生資源、人口結構等因素的不同所致。東部地區經濟發達，醫療衛生資源豐富，公共衛生支出的邊際效益可能相對較低；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后，醫療衛生資源不足，公共衛生支出的增加能夠更有效地改善居民健康狀況，促進經濟發展。本研究通過嚴謹的實證分析，揭示了公共衛生支出在促進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地區差異對三者關系的影響，為政府制定科學合理的公共衛生支出政策提供了有力的實證依據。6.2政策建議6.2.1加大公共衛生支出力度政府應進一步提高公共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將公共衛生事業作為財政支出的重點領域。根據研究結果，公共衛生支出對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加大支出力度能夠為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提供更充足的資金保障。政府可以通過制定明確的財政投入規劃，逐步提高公共衛生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向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靠攏。在當前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設定階段性目標，如在未來5-10年內，將公共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到一定水平。優化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