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田宅典賣制度：封建經濟下的產權流轉與社會影響探究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兩宋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重要階段，也是封建經濟發展的高峰期。彼時商品經濟高度繁榮，商業活動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城市中店鋪林立，夜市、早市熱鬧非凡，貨幣流通量大幅增加，交子等紙幣的出現更是推動了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在這樣的經濟大環境下，田宅典賣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活動，日益頻繁。土地和房屋，自古以來就是人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社會財富的重要載體。在兩宋時期，田宅典賣成為了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常見現象。從社會階層來看，上至達官顯貴，下至普通百姓，都參與到了田宅典賣活動中。對于地主階級而言，通過購買、占有和典賣田宅等方式，逐漸擴大了土地占有面積，形成了龐大的土地所有制，進一步鞏固和增強了自身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例如，一些官僚地主憑借其政治權力和經濟財富，不斷購置田宅，再通過典賣等手段進行資產運作，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而對于普通百姓，當面臨經濟困難，如遭遇天災人禍、疾病纏身、婚喪嫁娶等急需資金的情況時，往往會選擇將田宅出典或出賣，以解燃眉之急；在經濟條件好轉后，又可以贖回出典的田宅。田宅典賣制度，作為兩宋時期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封建經濟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不僅是一種經濟行為，更是一種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秩序、土地制度以及各階級的地位與關系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土地制度方面來看，田宅典賣促進了土地的流轉和資源的優化配置，使得土地能夠流向更善于經營和利用它的人手中，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同時，也進一步推動了土地私有制的發展，使得土地的私有產權更加明晰和穩固。在社會階層關系上，田宅典賣活動改變了不同階層之間的財富分配格局，加劇了社會階層的流動。一些富裕的商人或地主通過典買田宅，實現了經濟地位的進一步提升，甚至有可能躋身于更高的社會階層；而一些貧困農民因失去田宅，可能陷入更加艱難的生活境地，社會貧富差距也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深入研究兩宋時期的田宅典賣制度，對于我們全面理解古代經濟、土地制度以及社會結構具有重要的參考和借鑒意義。從古代經濟角度而言，通過剖析田宅典賣的交易流程、價格形成機制、資金流向等方面，可以揭示兩宋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規律，以及經濟活動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在土地制度研究方面，有助于我們了解土地私有制在兩宋時期的發展演變過程，以及土地流轉對農業生產、農村社會結構的影響。從社會結構角度來看，能夠讓我們清晰地認識到不同社會階層在田宅典賣活動中的角色、地位和相互關系，以及這種經濟活動對社會階層流動和社會穩定所產生的作用。此外，研究兩宋時期的田宅典賣制度，還可以為當前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和啟示。盡管時代背景和社會制度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土地作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其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始終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問題。兩宋時期在田宅典賣制度中所積累的經驗和教訓，如如何規范交易行為、保護產權、平衡各方利益等，都可以為我們當前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思考的方向和參考的依據，助力我們在現代社會中更好地實現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穩定發展。1.2國內外研究現狀近年來，兩宋田宅典賣制度作為中國古代經濟和法律史領域的重要課題，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目光，國內外均涌現出不少相關研究成果。國內方面，學者們從多個維度對兩宋田宅典賣制度展開剖析。在制度梳理層面，不少學者對田宅典賣制度的起源、發展脈絡進行了細致研究。他們通過對大量歷史文獻的挖掘，如《宋會要輯稿》《慶元條法事類》等，梳理出田宅典賣制度從早期萌芽到兩宋時期逐漸成熟、完備的過程，指出兩宋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是該制度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在法律規范研究上，有學者深入分析兩宋關于田宅典賣的法律條文，包括契約訂立、交易程序、權利保護等方面的規定，探討這些法律規范在維護交易秩序、保障當事人權益方面的作用。如通過對“先問親鄰”“印契稅契”“讓割賦稅”“原主離業”等法律條文的解讀，揭示其背后蘊含的社會經濟意義和法律價值。還有學者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等案例集為研究對象，分析田宅典賣糾紛的類型、原因以及司法裁判的依據和原則，從實踐角度展現兩宋田宅典賣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的運行狀況。例如，對其中涉及的田宅權屬爭議、交易程序瑕疵等糾紛案例進行分析，探究當時的司法官員如何依據法律和情理來解決糾紛，從而反映出法律制度在實際應用中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國外學者對中國兩宋田宅典賣制度也有所關注，尤其是日本學者在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他們從比較法的視角出發，將中國兩宋田宅典賣制度與日本古代相關制度進行對比研究，為理解中國田宅典賣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在土地產權制度方面，通過對比日本古代土地制度與兩宋田宅典賣制度中土地所有權、使用權的界定和流轉方式，揭示出不同國家在相似歷史時期土地制度的異同，進而探討其背后的文化、經濟和社會因素。然而，當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方面，部分研究在對歷史文獻的解讀上存在一定局限性，對一些晦澀難懂的法律條文和制度規定的理解不夠深入全面，導致對田宅典賣制度某些方面的認識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在研究視角上，雖然已有研究從經濟、法律、社會等多個角度展開，但綜合多學科視角進行系統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少。例如，較少有研究將歷史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理論和方法有機結合，全面深入地分析田宅典賣制度對兩宋時期社會結構、經濟運行、法律文化等方面的綜合影響。本研究將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突破現有研究的局限。在研究方法上，綜合運用多學科方法，不僅深入挖掘歷史學資料，還將運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探討田宅典賣的經濟效應，運用法學理論剖析其法律內涵和價值。在研究內容上，更加注重全面性和系統性，不僅關注田宅典賣制度本身的內容和發展，還將深入探究其對兩宋時期社會各方面產生的深遠影響。同時，力求對歷史文獻進行更細致、準確的解讀，通過對一手資料的深入挖掘和分析，為研究提供更堅實的基礎，以期在兩宋田宅典賣制度研究上取得新的突破。1.3研究方法與思路在研究兩宋時期田宅典賣制度的過程中，為了全面、深入、準確地剖析這一復雜的歷史制度，將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歷史文獻研究法是基礎且關鍵的方法。兩宋時期留存了豐富的歷史文獻，如《宋會要輯稿》《慶元條法事類》《名公書判清明集》《文獻通考》等。通過廣泛查閱、細致梳理這些一手資料，能夠深入了解兩宋田宅典賣制度的具體內容、發展脈絡以及在當時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實際運行狀況。例如，從《宋會要輯稿》中，可以獲取朝廷關于田宅典賣的詔令、法規等，從而明晰制度在國家層面的規范和導向；《名公書判清明集》則記錄了大量田宅典賣糾紛的司法案例，為探究制度在民間實踐中的應用、遇到的問題以及司法裁判的依據和原則提供了豐富素材。在查閱文獻時，會對其中涉及田宅典賣的條文、案例進行詳細摘錄、分類整理，分析其內在邏輯和相互關系，力求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案例分析法也是重要的研究手段。以《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田宅典賣糾紛案例為主要研究對象，深入剖析每一個案例的背景、糾紛產生的原因、當事人的訴求以及法官的判決依據和結果。比如在“典主遷延入務”案例中，通過分析業主與典主之間關于回贖期限的爭議，探討法律規定在實際執行中的情況，以及當時社會對契約履行、誠信原則的重視程度。通過對多個案例的綜合分析，總結出田宅典賣糾紛的常見類型、主要爭議點以及司法裁判的規律和特點，從實踐角度深化對田宅典賣制度的理解。比較分析法也會被運用到研究中。一方面，將兩宋時期的田宅典賣制度與前代如唐代的相關制度進行縱向比較，分析制度在傳承和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探究這些變化背后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因素。例如，對比唐代和兩宋在田宅典賣契約訂立、交易程序、權利保護等方面的規定，揭示兩宋時期商品經濟發展對田宅典賣制度的影響。另一方面，進行橫向比較，將兩宋田宅典賣制度與同時期其他國家或地區類似的財產交易制度進行對比，從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的角度，更全面地認識兩宋田宅典賣制度的獨特性和普遍性。在研究思路上，首先對田宅典賣制度的起源和發展歷程進行梳理，明確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脈絡，為后續研究奠定歷史基礎。接著，深入剖析田宅典賣制度的具體內容，包括典賣的定義、性質、交易流程、法律規范等方面，全面呈現制度的架構和內涵。然后，從經濟、社會、法律等多個維度分析田宅典賣制度對兩宋時期社會的影響，探討其在土地資源配置、社會階層流動、經濟發展、法律文化形成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最后，結合當前土地制度改革的現狀和需求，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思考兩宋田宅典賣制度對現代土地制度改革的啟示和借鑒意義。二、兩宋田宅典賣制度的形成背景2.1經濟背景2.1.1商品經濟發展兩宋時期，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至新高度，城市商業繁榮，坊市制度被打破，城市不再有嚴格的坊市界限，店鋪林立，商業活動突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夜市、早市熱鬧非凡，“買賣晝夜不絕”。《東京夢華錄》記載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商業盛況，“南通一巷，謂之界身，并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展現出汴京商業的繁榮與交易規模的龐大。在南宋，都城臨安同樣商業發達，“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虛空之屋”。商品經濟的繁榮，促使貨幣經濟迅速發展，貨幣流通量大幅增加，銅錢、鐵錢廣泛使用，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也應運而生。交子最初在四川地區出現，作為一種便捷的交換媒介，它的出現大大促進了商業交易的進行，提高了經濟運行的效率。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業資本不斷積累，商人階層日益壯大，他們積極參與各種商業活動，包括土地和房屋的交易。在商品經濟的大環境下，土地和房屋作為重要的財產形式，其交易也逐漸融入商品交換的體系，田宅典賣活動愈發頻繁。一方面，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的經濟觀念發生轉變，更加注重財產的流動性和增值性。土地和房屋不再僅僅是用于居住和耕種的生活資料，更是具有投資價值的商品。人們通過典賣田宅，實現資產的優化配置，獲取經濟利益。例如，一些富裕的商人或地主，會購買具有潛力的田宅，再通過修繕、改良等方式提升其價值，然后進行典賣，從中獲取差價。另一方面，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人口的流動和城市化進程。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對房屋的需求增加，推動了房屋買賣和租賃市場的繁榮。同時，城市的發展也吸引了更多的商業活動，人們為了從事商業經營，需要購置合適的商業用房或居住場所，這也刺激了田宅典賣活動的開展。商業活動的繁榮，還帶動了相關行業的發展，如牙行、錢莊等。牙行在田宅典賣中發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他們熟悉市場行情，掌握大量的交易信息，能夠為買賣雙方提供交易機會和服務。《宋會要輯稿》中記載，“牙人各有行老供申，姓名入籍”，說明牙人受到官府的管理和規范。錢莊則為田宅典賣提供了資金融通的渠道，使得交易能夠更加順利地進行。例如，當出典人需要資金時，可以向錢莊借貸，以田宅作為抵押；而典權人在支付典價時，也可以通過錢莊進行轉賬等操作。這些行業的發展，進一步完善了田宅典賣的市場機制，促進了土地資源的市場化流轉。2.1.2土地私有制深化兩宋時期實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土地私有制的發展要求。自唐朝中后期均田制瓦解以來，土地私有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宋朝建立后，不再像前代那樣通過國家政治權力對土地進行大規模的分配和調整，而是對土地自由買賣和兼并持自由放任的態度。宋太祖曾宣稱：“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耳。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于輸納，皆我之物。”這種觀念反映出宋朝統治者對土地兼并的認可，認為大地主擁有土地是在為國家看守財富。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下，土地買賣和典當基本不受官府干預，僅需辦理法律手續，繳納交易稅即可。這使得土地所有權的轉移變得更加容易和頻繁，“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成為當時社會的普遍現象。土地私有制的深化，使得土地成為一種可以自由交易的商品，人們對土地的所有權意識不斷增強。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權益，人們在進行田宅典賣時，更加注重契約的訂立和法律程序的規范。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導致土地兼并現象日益嚴重。官僚地主、富商大賈憑借其政治權力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大肆兼并土地。如北宋時期的宰相蔡京，“廣殖田產，富可敵國”；南宋時期的秦檜，“田業甚廣，僅永豐圩一處，租課歲入米麥三萬石”。土地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自耕農經濟受到嚴重沖擊。許多自耕農失去土地后，不得不淪為佃農，租種地主的土地。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的階級結構，租佃關系得到進一步發展。隨著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和土地兼并的加劇，田宅典賣成為土地流轉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對于失去土地的自耕農來說，當他們面臨經濟困難時，往往會選擇將僅有的田宅出典或出賣，以獲取資金維持生計。例如，在遭遇天災人禍、疾病纏身或婚喪嫁娶等情況時，自耕農可能會因為缺乏資金而不得不將田宅典賣給他人。另一方面，對于地主階級而言，田宅典賣為他們提供了擴大土地占有面積、實現資產增值的機會。他們通過典買他人的田宅，不斷擴充自己的土地版圖。同時，一些地主在資金周轉困難時，也會將自己的田宅出典，以獲取所需資金。這種頻繁的田宅典賣活動，進一步推動了土地資源的流動和優化配置。2.2政治背景2.2.1政府政策導向兩宋時期，政府對田宅典賣持較為開放的態度，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來規范和促進這一經濟活動。在宋代，土地買賣、典當基本不受官府干預，僅需辦理法律手續，繳納交易稅即可。宋太祖推行比較自由的土地買賣和民間借貸政策，為田宅典賣的發展提供了寬松的政策環境。為了規范田宅典賣市場，保障交易秩序，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詳細的法律制度。在契約訂立方面，宋代實行紅契制度。宋太祖時規定，典賣人典賣田土必須向官府納稅，在契約上加蓋紅色官印，形成“紅契”。契約一式四份，錢主、田主、商稅院、本縣府各持一份，即“四鈔”，立定合同契約后，新舊業主各執其一。并且，契約中必須注明立契人的姓名、頃畝、田色、坐落、四界、原業稅錢及交易錢額等信息，經官府勘驗無誤、注籍加印后，田產交易才合法有效。紅契不僅是納稅的標志，更是田土持有的法律憑證，一旦田土產生糾紛，經官處置時“唯憑契約”。為使契約制度規范化，政府還推行田宅買賣的“標準契約”和“官版契紙”。州通判先用厚紙按千字文順序印造契紙，再按所屬區域內各縣“大小、用錢多寡”按月給付契紙。諸縣領到契紙后“置柜封記”，民戶進行產權交易時，“人戶赴縣買契，當官給付”。同時，城鄉社會中的鎮耆莊宅牙人被官方專籍管理，給予經紀專用的手歷。他們一旦遇見民戶典賣田產，便“抄上立契月日、錢數”，每月統計典賣田宅交易數上報到縣，并向縣“乞催印契”。宋代官板契紙的推廣，極大地促進了田宅契書的規范化，對減少田宅爭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租稅交割方面，為防止“不即過割，致出產人戶虛有抱納”，造成大量產去稅存的現象，政府制定了嚴格的過割稅賦法。規定典賣田宅時，原業稅租、色役錢數情況必須在當日內與稅簿內“對注開收”完畢，新舊業主租稅過割之后，才準開具紅契；否則，新業主無法“投稅”。為約束新業主按時投稅，還規定凡已印給官契者，必須在一個季度之內“赴縣自陳推受批簿”，如果期滿沒有自陳稅簿，則允許原業主論訴，將所買田產“給還原業人”，且不必退還之前所收受的田產交易價錢。如此一來，凡未過割稅賦的契約，若訴訟到官府，“富豪得產之家，雖有契書，即不憑據受理”，充分體現了宋代典賣田宅實時交接稅法的詳備。在契約完稅方面，田宅交易時，“人戶合納牙契稅錢，每交易一十貫，納正稅錢一貫”，此外還有契紙本錢、勘合錢、朱墨頭子錢、用印錢、得產人錢等諸多費用。由于沉重的契稅錢和繁多的附加錢，州縣人戶在典賣田宅時，文契往往超出法律規定的三個月有效時限而“不曾經官投稅”，以逃避各項稅錢及其附加。為此，官府屢降限期投契納稅之法令，屢申自首及告賞之法。宋代規定“交易只憑契照”，經官印押的紅契才是買者取得所有權的合法憑證，若對交易本身有紛爭，經官府相關部門定奪時“止憑契約”，而民間田宅買賣“執白契者，毋得行用”，不經官府印押的白契在交易爭訟中沒有法律效力。政府對田宅典賣的政策導向，一方面促進了土地的流轉和資源的優化配置，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了交易雙方的合法權益，維護了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這些政策為兩宋時期田宅典賣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2.2官僚地主階層的影響兩宋時期，官僚地主階層在社會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他們在田宅典賣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對田宅典賣制度的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在宋代的各種土地所有制中，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據優勢地位。官僚地主們憑借政治特權和雄厚的經濟實力，積極參與田宅典賣活動。他們獲取田地的方式多樣，其中恃勢霸占和仗勢強買是比較惡劣的手段。在四川嘉州，“王蒙正姻明肅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事”，這是典型的倚仗權勢霸占民田的例子。還有一些官僚地主打起“買”的旗號，實則仗勢強買。如宋神宗時，呂升卿兄弟“居喪潤州，嘗令嘩亭知縣張若濟置買土田。若濟遂因此貸部民朱庠、衛公佐、吳延亮、盧及遠、押司錄事王利用等錢四千余貫，強買民田”。當然，也有通過正常買賣獲取田宅的情況，“宦游而歸，鮮不買田”，許多士大夫在為官返鄉后，會購置田宅。官僚地主階層大規模的田宅典賣活動，加劇了土地兼并現象。土地高度集中在官僚地主手中，使得自耕農經濟受到嚴重沖擊。大量自耕農失去土地，不得不淪為佃農，租種地主的土地，這進一步推動了租佃關系的發展。南宋時期，農村階級分化愈發嚴重，有錢人通過投資開發新田、典買土地等方式不斷累積財富；而窮人則因失去土地，生活愈發貧困。官僚地主階層的田宅典賣行為，也對田宅典賣制度的完善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由于他們的田宅交易頻繁，涉及的利益巨大，容易引發各種糾紛。為了解決這些糾紛，維護自身的利益，官僚地主階層對田宅典賣的法律規范和契約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促使政府不斷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如對契約的訂立、履行、回贖等方面做出更加詳細的規定，以保障交易的公平、公正和安全。官僚地主階層在田宅典賣中的行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土地的流轉和經濟的發展，但也帶來了土地兼并加劇、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這些問題對兩宋時期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穩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促使政府不斷調整政策，完善田宅典賣制度，以平衡各方利益，維護社會的穩定。2.3社會背景2.3.1人口增長與流動兩宋時期，人口呈現出顯著的增長態勢。北宋初期，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逐漸恢復和發展，人口數量穩步上升。據學者研究，北宋初期人口約為3000萬，到了北宋末年，人口已超過1億。南宋時期，盡管國土面積有所縮小，但由于南方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口數量依然保持在較高水平。人口的快速增長，使得人地關系日益緊張。有限的土地資源難以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需求，人均土地占有量逐漸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土地的價值愈發凸顯，人們對土地的爭奪也更加激烈。同時，兩宋時期人口流動頻繁。一方面，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經濟繁榮，吸引了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這些人口進入城市后，需要尋找住所，從而增加了對房屋的需求。另一方面，戰爭、災荒等因素也導致了人口的大規模流動。例如，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變，使得北方地區遭受戰亂，大量北方人口南遷。這些南遷的人口不僅需要重新購置土地以維持生計，也對南方地區的房屋產生了巨大的需求。人口的增長和流動，使得社會對田宅的需求急劇增加。為了滿足這種需求，田宅典賣活動愈發活躍。對于擁有田宅的人來說，當他們面臨經濟困難或需要遷移時，往往會選擇將田宅出典或出賣。而對于那些需要田宅的人，如新遷入的人口、城市中的工商業者等，則會通過典買的方式獲得田宅。這種供需關系的變化，推動了田宅典賣市場的繁榮，也促使田宅典賣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例如，隨著田宅典賣活動的增多，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和公平，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規范，對田宅典賣的契約訂立、交易程序、權利保護等方面做出了詳細規定。2.3.2社會觀念的轉變在兩宋時期，社會對財富、土地的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的財富觀念逐漸從傳統的重農抑商向重視商業和財富積累轉變。土地和房屋不再僅僅被視為安身立命的基本生活資料，更被看作是一種重要的財富形式和投資手段。在傳統觀念中，土地是農業生產的基礎，人們主要依靠土地進行耕種，獲取生活所需。然而，兩宋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使得商業活動帶來的財富積累日益顯著。商人通過貿易、手工業等活動獲取了大量財富，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對社會產生了影響。人們逐漸認識到，除了土地耕種，通過商業活動和資產投資也能夠實現財富的增長。土地和房屋作為具有穩定價值的資產，成為了人們投資的重要選擇。一些富裕的商人或地主，會購買田宅進行投資，期望通過田宅的增值或出租獲取收益。例如，在城市中，一些商業繁華地段的房屋租金較高，購買這些房屋用于出租，能夠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同時，社會對土地的觀念也從強調土地的世襲和家族傳承，逐漸向注重土地的流動性和市場價值轉變。“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使得土地買賣和典當更加自由，土地的流轉速度加快。人們不再將土地視為家族不可分割的財產，而是根據自身的經濟需求和利益考量，自由地進行田宅的典賣。當家庭經濟困難時，人們不再像以往那樣堅守土地，而是會選擇將田宅出典或出賣，以解決經濟問題。而在經濟條件好轉后，又可以贖回出典的田宅。這種觀念的轉變，使得田宅典賣行為更加普遍，促進了田宅典賣市場的活躍。此外，社會觀念的轉變還體現在人們對田宅典賣的態度上。在過去，田宅典賣可能被視為一種無奈之舉，甚至會受到社會輿論的一定壓力。但在兩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觀念的更新，田宅典賣逐漸被社會所接受，成為一種正常的經濟行為。無論是士大夫階層，還是普通百姓，都積極參與到田宅典賣活動中。士大夫們在為官返鄉后，常常購置田宅；而普通百姓在生活中也會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地進行田宅典賣。這種社會觀念的轉變，為田宅典賣制度的發展提供了思想基礎，使得田宅典賣活動在兩宋時期得以廣泛開展。三、兩宋田宅典賣制度的內容與特點3.1制度內容3.1.1先問親鄰“先問親鄰”是兩宋田宅典賣制度中的一項重要規則，它規定田宅出典或出售時，出典人或出賣人應首先征詢親屬和鄰居的意見，以確定他們是否有意購買。若親鄰中有購買意愿，出典人或出賣人不得將田宅賣給其他人。這一規則有著嚴格的程序規定。宋太祖時期，對“鄰”的概念進行了劃分，東、南為上鄰，西、北為下鄰。出典人或出賣人在詢問鄰居時，需先詢問上鄰，若上鄰不愿購買，再依次詢問其他鄰居。只有當所有鄰居都不愿購買時，才允許向外尋求買家。哲宗時期，對“親”的概念進行了限定，規定為五服以內的人。寧宗時期，對親鄰概念進行了整合，只要具備“親”或“鄰”其中一個條件，就不再屬于被退回的情況。在實際操作中，“先問親鄰”規則的應用較為普遍。例如，在一些地方的田宅典賣交易中，出典人或出賣人會先召集親屬和鄰居，向他們說明田宅的基本情況，如田宅的位置、面積、質量等，并詢問他們是否有購買意向。如果親鄰中有愿意購買的，雙方會進一步協商價格、付款方式等交易細節。在《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案例：“葉秀發有田一段，與葉師呂鄰畔。秀發欲將此田典與他人，師呂以有鄰至之好，欲就其典，而秀發不許。師呂論訴到官。”在這個案例中，葉師呂作為鄰居，認為自己有優先購買權，而葉秀發卻不許，最終引發了訴訟。這表明在實際操作中，“先問親鄰”規則的執行并非一帆風順，常常會出現糾紛。“先問親鄰”規則在實際應用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方面，親鄰可能會利用優先購買權，故意壓低價格，導致出典人或出賣人無法獲得合理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親鄰關系的復雜性，可能會出現多個親鄰都主張優先購買權的情況，從而引發糾紛。此外，在一些情況下，出典人或出賣人可能會為了避免麻煩，而選擇私下與他人進行交易，從而規避“先問親鄰”的規則，這也容易導致交易的不合法性和糾紛的產生。3.1.2印契稅契印契稅契是兩宋田宅典賣制度中的重要環節，它要求田宅典賣的契約必須經過官方蓋章確認，并繳納相應的契稅。宋代實行紅契制度，宋太祖時規定，典賣人典賣田土必須向官府納稅，在契約上加蓋紅色官印，形成“紅契”。契約一式四份，錢主、田主、商稅院、本縣府各持一份，即“四鈔”，立定合同契約后，新舊業主各執其一。并且，契約中必須注明立契人的姓名、頃畝、田色、坐落、四界、原業稅錢及交易錢額等信息，經官府勘驗無誤、注籍加印后，田產交易才合法有效。紅契不僅是納稅的標志，更是田土持有的法律憑證，一旦田土產生糾紛，經官處置時“唯憑契約”。為使契約制度規范化，政府還推行田宅買賣的“標準契約”和“官版契紙”。州通判先用厚紙按千字文順序印造契紙，再按所屬區域內各縣“大小、用錢多寡”按月給付契紙。諸縣領到契紙后“置柜封記”，民戶進行產權交易時，“人戶赴縣買契，當官給付”。同時，城鄉社會中的鎮耆莊宅牙人被官方專籍管理，給予經紀專用的手歷。他們一旦遇見民戶典賣田產，便“抄上立契月日、錢數”，每月統計典賣田宅交易數上報到縣，并向縣“乞催印契”。印契稅契具有重要的意義。從政府財政角度來看，契稅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來源。隨著田宅典賣活動的日益頻繁，契稅收入不斷增加，為政府的財政支出提供了支持。從交易合法性角度來看，經過印契稅契的契約具有法律效力，能夠保障交易雙方的合法權益。在發生糾紛時，紅契作為法律憑證，能夠為司法裁判提供依據，維護交易秩序的穩定。然而，由于契稅較高，一些州縣人戶在典賣田宅時，文契往往超出法律規定的三個月有效時限而“不曾經官投稅”，以逃避各項稅錢及其附加。這不僅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容易引發交易糾紛，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3.1.3讓割賦稅讓割賦稅是兩宋田宅典賣制度中的一項重要要求，其具體內容是當田宅完成典賣后，相關產權和稅收記錄應當從原業主名下轉移至新的所有權人名下。在宋代，為防止“不即過割，致出產人戶虛有抱納”，造成大量產去稅存的現象，政府制定了嚴格的過割稅賦法。規定典賣田宅時，原業稅租、色役錢數情況必須在當日內與稅簿內“對注開收”完畢，新舊業主租稅過割之后，才準開具紅契；否則，新業主無法“投稅”。為約束新業主按時投稅，還規定凡已印給官契者，必須在一個季度之內“赴縣自陳推受批簿”，如果期滿沒有自陳稅簿，則允許原業主論訴，將所買田產“給還原業人”，且不必退還之前所收受的田產交易價錢。如此一來，凡未過割稅賦的契約，若訴訟到官府，“富豪得產之家，雖有契書，即不憑據受理”。在實際實施過程中，讓割賦稅有著明確的操作流程。當田宅典賣交易達成后，買賣雙方需要攜帶相關的契約文書和稅簿，到當地官府辦理賦稅過割手續。官府會對契約進行審核，確認交易的真實性和合法性，然后在稅簿上進行相應的變更登記，將原業主名下的稅賦轉移到新業主名下。例如，在某田宅典賣案例中，張三將自己的田宅典賣給李四，雙方簽訂契約后，一同前往縣衙辦理賦稅過割手續。縣衙的官吏對契約進行仔細審核，確認無誤后，在稅簿上進行了變更登記，將張三名下的田宅稅賦轉移到李四名下。這樣，李四就成為了該田宅的新業主，同時也承擔起了相應的稅賦義務。讓割賦稅對于稅收制度和產權轉移都有著重要的作用。從稅收制度角度來看，它保證了稅收的準確性和連續性，避免了產去稅存現象的發生，確保了國家稅收的穩定。從產權轉移角度來看，它是田宅產權轉移的重要標志之一。只有完成了賦稅過割手續，新業主才能真正獲得田宅的合法產權，享有相應的權益。如果沒有完成賦稅過割，即使簽訂了契約，新業主也可能面臨產權糾紛和稅賦風險。3.1.4原主離業原主離業是兩宋田宅典賣制度中的一項重要規定，其目的在于防止自耕農數量減少以及避免復雜的權利沖突。這一規定明確要求，田宅典賣完成后，原業主必須離開該產業，不能再成為新業主的佃戶。宋寧宗時，吳革論奏，“典賣田宅、投印收稅”雙方，必須立即當官推割稅租。所以，割稅、離業是買賣田宅的必經程序。在實際操作中，當田宅典賣交易完成后，原業主需要及時搬離田宅，將田宅的實際控制權交給新業主。例如，在一些農村地區，當農民將自己的土地典賣給他人后，就需要離開自己耕種多年的土地，不能再繼續在該土地上勞作。原主離業對于防止自耕農減少具有重要意義。在兩宋時期，土地是農民的主要生產資料，自耕農是農業生產的重要力量。如果原主在典賣田宅后不離開，仍然繼續耕種或居住在該田宅上，就可能導致土地的實際控制權與所有權分離，使得新業主無法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權利，影響土地的正常流轉和利用。同時，這也可能導致自耕農數量的虛增，掩蓋了土地兼并的真實情況。例如，一些地主通過典買大量土地，但原主卻依然在土地上耕種，表面上看自耕農數量沒有減少，但實際上土地已經集中到了地主手中，這對農業生產和社會穩定都產生了不利影響。原主離業也有助于避免權利沖突。如果原主不離業，可能會與新業主在土地的使用、收益等方面產生糾紛。例如，原主可能會認為自己對土地仍有一定的權利，從而拒絕新業主的合理要求，或者在土地上進行一些不利于新業主的行為。而新業主則可能會因為原主的存在，無法充分行使自己的所有權，導致雙方產生矛盾和沖突。通過原主離業的規定，可以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減少不必要的糾紛，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3.2制度特點3.2.1典權與契約之債不分在兩宋時期的田宅典賣活動中，典權與契約之債呈現出相互融合的顯著特征。從本質上講，田宅典賣是一種以契約為基礎的民事法律行為。當出典人將田宅出典給典權人時，雙方會簽訂詳細的典賣契約。在這份契約中，明確規定了典賣的價格、期限、回贖條件等關鍵條款，這些條款不僅確定了典權人對田宅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權，也界定了出典人與典權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形成了一種契約之債。這種融合對交易規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交易過程中，契約成為了規范雙方行為的核心準則。無論是出典人還是典權人，都必須嚴格按照契約的約定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例如，在典期內，典權人有權按照契約約定使用田宅，并獲取相應的收益；而出典人則有義務保證田宅的質量和完整性，不得擅自干涉典權人的正常使用。如果一方違反契約約定，就需要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在法律適用方面，由于典權與契約之債不分，相關法律規范既適用于典權關系，也適用于契約之債關系。當出現糾紛時，司法機關會依據契約的約定和相關法律條文進行裁決。在“典主遷延入務”案例中，業主與典主之間就回贖期限產生爭議。司法機關在裁決時，首先會查看雙方簽訂的典賣契約中關于回贖期限的約定，然后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判斷典主是否存在遷延入務的違約行為。這種法律適用方式，體現了典權與契約之債在法律層面的緊密聯系。典權與契約之債不分的特點，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簡化了交易流程，提高了交易效率。但也容易導致一些問題。由于契約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不同的契約條款可能會引發不同的法律后果，這增加了交易雙方的法律風險。當出現糾紛時，對于契約條款的解釋和法律適用可能會存在爭議，給司法裁決帶來一定的困難。3.2.2典權人優先購買權兩宋時期，典權人在田宅典賣中享有優先購買權，這是田宅典賣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法律明確規定，當出典人想要將出典的田宅出賣時，典權人在同等條件下擁有優先購買的權利。典權人優先購買權的行使方式有著明確的規定。當出典人有出賣田宅的意向時，需要首先通知典權人。典權人在接到通知后，應在規定的時間內作出是否購買的決定。如果典權人表示愿意購買，出典人必須將田宅賣給典權人；只有在典權人明確表示放棄優先購買權后，出典人才可以將田宅賣給其他人。通過具體案例可以更直觀地了解典權人優先購買權對交易公平性的影響。在某一案例中，張三將自己的田宅出典給李四，典期為五年。在典期即將屆滿時，張三決定將田宅出賣。他首先通知了李四，李四表示愿意以同等價格購買該田宅。于是，張三便將田宅賣給了李四。在這個案例中，李四作為典權人，行使了優先購買權，使得他能夠繼續擁有對該田宅的控制權。從交易公平性的角度來看，典權人優先購買權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典權人的利益。典權人在典期內對田宅進行了一定的投入，如修繕房屋、改良土地等，賦予他們優先購買權，可以使其在田宅交易中獲得相應的回報。同時，這也有助于維護交易的穩定性。因為典權人對田宅的情況比較熟悉，繼續由其購買田宅，可以減少交易成本和風險。然而，典權人優先購買權也可能對交易公平性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如果典權人利用優先購買權，故意壓低價格，或者拖延購買時間，就會損害出典人的利益。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出現多個典權人都主張優先購買權的情況，這容易引發糾紛，影響交易的順利進行。3.2.3死亡情形下的特殊規定兩宋時期的田宅典賣制度針對買受人、典權人死亡時田宅的歸屬問題，制定了特殊規定。當買受人死亡時，田宅會直接歸公。這一規定的出發點在于，防止田宅因買受人死亡而出現產權混亂的情況，確保田宅能夠及時回歸社會資源的分配體系。例如，在一些案例中，買受人在購買田宅后不久死亡，由于其沒有明確的繼承人或相關遺囑，田宅按照規定被收歸官府所有。而當典權人死亡時，出典人在典期結束后還有半年的時間可以贖回田宅。這是考慮到出典人原本就對田宅擁有所有權，在典權人死亡的情況下，給予出典人一定的贖回期限，能夠保障出典人的權益。若出典人在這半年內未贖回田宅，那么田宅也將歸公。比如，王五將田宅出典給趙六，典期為三年。在典期內，趙六死亡，典期結束后，王五有半年的時間可以贖回田宅。如果王五在這半年內贖回田宅，那么田宅的所有權重新歸王五所有；若王五未贖回，田宅將被收歸官府。這些規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從社會層面來看，當買受人或典權人死亡且無明確繼承人時，將田宅歸公有助于避免產權糾紛，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從經濟角度而言，田宅歸公后可以重新進入市場流通，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但這些規定也可能帶來一些社會影響。對于出典人來說，如果典權人死亡后自己未能及時贖回田宅，就可能永久失去田宅的所有權，這對其生活可能產生較大影響。而對于一些貧困家庭來說，失去田宅可能會導致生活陷入困境。四、兩宋田宅典賣制度的流程與實踐4.1典賣流程4.1.1協商議價在兩宋時期的田宅典賣活動中，協商議價是交易的起始關鍵環節，買賣雙方在此過程中圍繞田宅價格展開一系列溝通與博弈。當出典人或出賣人有田宅典賣的意向時，通常會主動尋找潛在的買家。在一些農村地區，村民之間彼此熟悉，出典人可能會首先在鄰里間打聽是否有人有購買意愿；而在城市中，由于人口密集、信息傳播相對較快，出典人可能會通過牙行、熟人介紹等方式尋找買家。一旦找到潛在買家，雙方便會開始就田宅價格進行協商。在協商過程中，田宅的質量是影響價格的重要因素之一。對于土地而言，土壤的肥沃程度、灌溉條件、地理位置等都會對價格產生顯著影響。肥沃且灌溉便利的土地，能夠保證農作物的高產，其價格自然較高；而地理位置優越，如靠近城市、交通要道的土地，因具有更高的商業開發價值或便于耕種和運輸，價格也會相對較高。在《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記載的一起田宅典賣糾紛案例中，涉及的土地因土壤肥沃、靠近水源，周邊交通也較為便利，所以在協商價格時，其價格明顯高于同地區其他質量較差的土地。對于房屋來說，房屋的建筑結構、面積大小、使用年限、裝修狀況等是決定價格的關鍵因素。結構穩固、面積寬敞、使用年限較短且裝修精美的房屋，往往能吸引買家，價格也會相應提高。市場供需關系也是影響田宅價格的重要因素。在人口密集、經濟繁榮的地區，如北宋的汴京、南宋的臨安等城市，對田宅的需求量較大，而土地和房屋資源相對有限，這就導致田宅價格普遍較高。相反，在一些偏遠地區或人口稀少的地方，田宅的供應相對充足，而需求不足，價格則會相對較低。當某一地區商業活動蓬勃發展，吸引大量人口涌入時，對房屋的需求會急劇增加，此時房屋價格往往會迅速上漲。買賣雙方在議價過程中，通常會運用各種策略來爭取更有利的價格。出典人或出賣人會盡力強調田宅的優點和價值，如土地的高產潛力、房屋的優質建筑材料和獨特設計等。他們可能會列舉周邊類似田宅的交易價格，以證明自己的田宅定價合理。而買家則會試圖找出田宅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之處，如土地可能存在的病蟲害隱患、房屋的一些小瑕疵等，以此來壓低價格。買家還可能會采用拖延戰術，不急于做出購買決定，等待出典人或出賣人主動降低價格。在實際交易中，雙方往往會經過多輪的討價還價，最終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價格。4.1.2簽訂契約當買賣雙方就田宅價格及其他交易細節達成一致后，便會進入簽訂契約的環節。兩宋時期的田宅典賣契約有著嚴格的格式和內容要求。契約的格式通常較為規范，一般采用書面形式。在紙張的選擇上，多使用質量較好的紙張，以保證契約的保存時間。契約的開頭會明確注明立契的時間、地點，以及買賣雙方的姓名、身份等基本信息。如“大宋XX年XX月XX日，于XX縣XX鄉，出典人XXX（身份為XX）與典權人XXX（身份為XX）就田宅典賣事宜訂立本契約”。契約的內容涵蓋了田宅典賣的各個關鍵方面。除了買賣雙方的基本信息外，還會詳細描述田宅的具體情況，包括田宅的位置、面積、四至界限等。在描述田宅位置時，會精確到具體的鄉村、街巷名稱；對于土地面積，會明確記載畝數或步數；四至界限則會詳細說明田宅與周邊土地、房屋等的邊界范圍。契約中會明確典賣的價格、付款方式和付款時間。付款方式可能包括一次性支付現金、分期支付現金、以物抵債等多種形式。如果是分期支付，會具體規定每期的支付金額和支付時間節點。契約中還會約定典期（若為典賣）、回贖條件等重要條款。對于典期，會明確規定典賣的期限，如“典期為XX年，自契約簽訂之日起計算”；回贖條件則會詳細說明出典人在何種情況下可以贖回田宅，以及贖回時需要支付的費用等。簽訂契約的程序也較為嚴謹。首先，買賣雙方會在契約上簽字畫押，以表示對契約內容的認可。簽字畫押時，通常會使用個人的印章或指紋。為了確保契約的真實性和合法性，還會邀請證人在場見證。證人一般為雙方都信任的人，如當地的鄉紳、族長、鄰里等。證人會在契約上簽字畫押，證明契約的簽訂過程是公正、合法的。在一些重要的田宅典賣交易中，還會有牙人參與。牙人作為專業的中介，熟悉田宅典賣的流程和市場行情，他們會在契約簽訂過程中起到協調、見證和監督的作用。契約在田宅典賣中具有至關重要的法律保障作用。宋代實行紅契制度，經官府納稅并加蓋紅色官印的契約（紅契）具有法律效力。一旦田宅產生糾紛，紅契是最重要的法律憑證，司法機關在處理糾紛時“唯憑契約”。在“典主遷延入務”案例中，業主與典主之間就回贖期限產生爭議，司法機關在裁決時，首先依據的就是雙方簽訂的典賣契約中關于回贖期限的約定。如果一方違反契約約定，另一方可以憑借契約向官府提起訴訟，要求違約方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契約的存在，明確了買賣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保障了田宅典賣交易的合法性和穩定性，維護了市場交易秩序。4.1.3官府驗證與納稅在兩宋時期，官府驗證與納稅是田宅典賣流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這一環節對于規范市場和增加財政收入都有著重要作用。當買賣雙方簽訂契約后，需要將契約提交給官府進行驗證。官府的驗證方式主要包括對契約內容的審核和對田宅產權的核實。在審核契約內容時，官府會仔細檢查契約中填寫的各項信息，如買賣雙方的姓名、身份、田宅的位置、面積、價格、付款方式、典期（若為典賣）、回贖條件等是否準確、完整。如果發現契約內容存在錯誤、遺漏或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官府會要求買賣雙方進行修正。官府會對田宅產權進行核實，確認出典人或出賣人對田宅擁有合法的產權。這通常需要查閱官府的戶籍檔案、土地登記冊等資料，以確保田宅的產權歸屬清晰，不存在糾紛或爭議。田宅典賣需要繳納相應的契稅。田宅交易時，按照規定，“人戶合納牙契稅錢，每交易一十貫，納正稅錢一貫”，此外，還有契紙本錢、勘合錢、朱墨頭子錢、用印錢、得產人錢諸種。這些契稅和附加費用構成了政府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來源。隨著田宅典賣活動的日益頻繁，契稅收入不斷增加，為政府的財政支出提供了有力支持。官府驗證與納稅對規范市場和增加財政收入具有重要意義。從規范市場角度來看，通過官府對契約的驗證，可以確保田宅典賣交易的合法性和規范性。只有經過官府驗證的契約才具有法律效力，這促使買賣雙方在簽訂契約時嚴格遵守法律規定，如實填寫契約內容，從而減少了欺詐、虛假交易等違法行為的發生，維護了市場交易秩序。在實際交易中，如果買賣雙方為了逃避契稅而簽訂虛假契約，一旦被官府發現，不僅契約將被認定無效，雙方還會受到相應的法律制裁。從增加財政收入角度來看，契稅作為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為政府的各項公共事務和社會事業提供了資金支持。政府可以利用這些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水利工程修繕、教育文化事業發展等，促進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然而，由于契稅較高，一些州縣人戶在典賣田宅時，文契往往超出法律規定的三個月有效時限而“不曾經官投稅”，以逃避各項稅錢及其附加。這不僅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容易引發交易糾紛，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官府屢降限期投契納稅之法令，屢申自首及告賞之法。宋代規定“交易只憑契照”，經官印押的紅契才是買者取得所有權的合法憑證，若對交易本身有紛爭，經官府相關部門定奪時“止憑契約”，而民間田宅買賣“執白契者，毋得行用”，不經官府印押的白契在交易爭訟中沒有法律效力。4.1.4交割與離業田宅交割和原主離業是田宅典賣的最后關鍵步驟，這一環節對產權轉移和社會穩定有著重要影響。當田宅典賣完成官府驗證與納稅后，便進入交割環節。在交割過程中，出典人或出賣人需要將田宅的實際控制權交給典權人或買受人。對于土地而言，出典人或出賣人需要帶領典權人或買受人到土地現場，明確土地的四至界限，交付土地的相關附屬物，如農具、灌溉設施等。對于房屋，出典人或出賣人需要將房屋的鑰匙、房契等相關文件交給典權人或買受人，并確保房屋的設施設備完好無損。在某一田宅典賣案例中，張三將自己的房屋出賣給李四，在交割時，張三不僅將房屋鑰匙和房契交給了李四，還向李四詳細介紹了房屋的使用情況和注意事項，確保李四能夠順利接收房屋。原主離業是指田宅典賣完成后，原業主必須離開該產業，不能再成為新業主的佃戶。宋寧宗時，吳革論奏，“典賣田宅、投印收稅”雙方，必須立即當官推割稅租。所以，割稅、離業是買賣田宅的必經程序。在實際操作中，當田宅典賣交易完成后，原業主需要及時搬離田宅。這一規定對于產權轉移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作用。從產權轉移角度來看，原主離業確保了新業主能夠完全行使對田宅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避免了原業主對田宅的繼續占有或使用，從而使產權轉移得以徹底實現。從社會穩定角度來看，原主離業有助于防止自耕農數量減少以及避免復雜的權利沖突。如果原主不離業，可能會導致土地的實際控制權與所有權分離，引發新業主與原業主之間的糾紛，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4.2實踐案例分析4.2.1普通民戶典賣案例在兩宋時期，普通民戶參與田宅典賣的情況較為常見。以《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羅柄女使來安訴主母奪去所撥田產”案為例，能夠深入了解普通民戶田宅典賣的實際情形。在這個案例中，羅柄曾立下遺囑，將自己的田產撥給女使來安。羅柄去世后，其主母卻將這份田產奪去。來安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向官府提起訴訟。從交易過程來看，羅柄撥田產給來安，雖非典型的買賣交易，但從法律層面可視為一種特殊的產權轉移。羅柄立下遺囑的行為，類似于訂立契約，明確了田產的歸屬。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遺囑作為一種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書，能夠對財產的分配起到約束作用。然而，主母奪去田產的行為，打破了這種既定的產權安排。在這個案例中，遇到的問題主要是產權爭議。主母可能認為自己作為羅柄的親屬，對田產擁有優先繼承權，或者對羅柄撥田產給來安的行為存在異議。而來安則依據羅柄的遺囑，主張自己對田產的合法權益。解決方式是通過官府的司法裁決。官府在審理此案時，遵循相關法律規定和原則。首先，注重事實和證據，要求雙方提供相關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主張。來安提供了羅柄的遺囑作為關鍵證據，證明自己對田產的合法取得。官府依據“交易只憑契照”的原則，認定遺囑的法律效力。同時，運用基本法律原則，如權屬原則，判斷田產的真正歸屬。最終，官府判決來安勝訴，維護了來安的合法權益。這個案例反映出普通民戶在田宅典賣中，契約和法律的重要性。即使是在復雜的家庭關系和產權糾紛中，只要有合法的契約和證據，普通民戶的權益就能得到法律的保護。也顯示出當時的司法體系在處理田宅典賣糾紛時，能夠依據法律和事實進行公正的裁決，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經濟秩序。4.2.2官僚地主典賣案例官僚地主參與田宅典賣的案例在兩宋時期也屢見不鮮。北宋時期，宰相蔡京憑借其政治權力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廣殖田產。他在田宅典賣過程中，往往利用自己的權勢，獲取更多的利益。與普通民戶典賣相比，官僚地主典賣存在諸多差異。在交易資源方面，官僚地主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政治資源，他們能夠輕易地購買大量田宅。而普通民戶由于經濟實力有限，往往只能典賣少量的田宅以解決生活困境。在交易方式上，官僚地主可能會利用權勢進行強買強賣。蔡京恃勢霸占民田，使得許多普通民戶失去了自己的田宅。而普通民戶之間的典賣，通常是在自愿和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協商議價。官僚地主大規模的田宅典賣活動，對社會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在經濟方面，加劇了土地兼并現象，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官僚地主手中，導致自耕農經濟受到嚴重沖擊。許多自耕農失去土地后，不得不淪為佃農，租種地主的土地，這進一步推動了租佃關系的發展。在社會階層方面，鞏固和增強了官僚地主階層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他們憑借大量的田宅資產，在社會中擁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話語權。而普通民戶則因失去田宅，生活更加貧困，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這種貧富差距的擴大，容易引發社會矛盾和不穩定因素。4.2.3典賣糾紛案例田宅典賣糾紛在兩宋時期較為常見，《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記載了許多相關案例。“阿章訴徐鼎孫盜賣田產”案就是一個典型。阿章與徐鼎孫系叔嫂關系，阿章將田產出典給徐鼎孫，典期為三年。在典期尚未屆滿時，徐鼎孫卻將田產賣給了他人。糾紛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徐鼎孫違反契約約定，在典期未到的情況下擅自將田產轉賣。這不僅侵犯了阿章的回贖權，也違反了田宅典賣的基本規則。解決途徑是阿章向官府提起訴訟。官府在解決這起糾紛時，有著明確的法律依據。宋代法律規定，典賣田宅必須遵守契約約定，在典期內，典權人不得擅自處分田產。“交易只憑契照”，阿章與徐鼎孫簽訂的典賣契約是解決糾紛的關鍵依據。官府在審理過程中，注重事實和證據，要求雙方提供相關的契約和證言。通過對契約的審查和對事實的調查，官府認定徐鼎孫的行為違法。最終，官府判決徐鼎孫的轉賣行為無效，阿章有權在典期屆滿后贖回田產。這個案例反映出宋代法律在處理田宅典賣糾紛時，對契約的重視和對當事人權益的保護。只要當事人能夠提供合法有效的契約，法律就會維護其權益。也體現了當時的司法體系在解決田宅典賣糾紛方面的成熟和公正，通過依法裁決，維護了社會的經濟秩序和公平正義。五、兩宋田宅典賣制度的影響5.1對經濟發展的影響5.1.1促進土地資源優化配置在兩宋時期，田宅典賣制度借助市場機制，對土地資源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起到了關鍵推動作用。從市場機制角度來看，田宅典賣制度允許土地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在市場上自由流轉。當土地所有者因各種原因，如經濟困難、經營不善或有更好的投資機會時，他們可以通過典賣土地獲取資金。而那些有經營能力、善于利用土地的人，則可以通過購買或典入土地，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這種基于市場需求和個人利益驅動的土地交易，使得土地能夠流向更善于經營和利用它的人手中。在農業生產中，一些擁有豐富種植經驗和先進生產技術的農民，通過典買土地，能夠將這些土地進行合理規劃和利用，提高土地的產出效率。他們可能會引入新的農作物品種，改進灌溉和施肥方式，從而增加農作物的產量。在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商業活動的繁榮促使人們對土地的利用方式發生改變。原本用于農業生產的土地，可能會被改造成商業用地，用于建設店鋪、作坊等。這種土地用途的轉變，是市場需求引導下的資源優化配置，能夠更好地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田宅典賣制度也促進了土地資源在不同地區之間的流動。在兩宋時期，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對土地的需求和利用效率也各不相同。一些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地區，對土地的需求較大，土地價格相對較高；而一些偏遠地區或人口稀少的地方，土地資源相對豐富，但利用效率較低。通過田宅典賣制度，土地可以從資源相對豐富的地區流向需求較大的地區，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在南方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周邊，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商業活動的繁榮，對土地的需求不斷增加。而北方一些偏遠農村地區，由于人口外流等原因，土地出現閑置。通過田宅典賣，北方的土地可以被南方的投資者或經營者購買或典入，用于開發農業產業或建設商業設施，從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5.1.2推動商品經濟發展兩宋時期的田宅典賣活動，對相關產業和商業活動產生了顯著的帶動作用，有力地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田宅典賣活動直接帶動了房地產市場的繁榮。隨著田宅典賣的日益頻繁，市場上對土地和房屋的交易需求不斷增加，這促使房地產市場更加活躍。在城市中，出現了大量的房地產中介機構，如牙行等。牙行在田宅典賣中發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他們熟悉市場行情，掌握大量的交易信息，能夠為買賣雙方提供交易機會和服務。《宋會要輯稿》中記載，“牙人各有行老供申，姓名入籍”，說明牙人受到官府的管理和規范。牙行的存在，不僅促進了田宅典賣交易的順利進行，還推動了房地產市場的規范化和專業化發展。田宅典賣還帶動了建筑、裝修等相關產業的發展。當田宅被典賣后，新的業主往往會對房屋進行修繕、改造或裝修，以滿足自己的居住或經營需求。這就刺激了建筑材料的需求，如木材、磚瓦、石灰等。建筑工匠、裝修工人等行業的從業者也因此獲得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在北宋都城汴京，隨著田宅典賣活動的頻繁開展，建筑和裝修行業十分繁榮。許多建筑工匠和裝修工人憑借自己的手藝，在市場上獲得了可觀的收入。田宅典賣活動還對商業活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大量的田宅典賣交易，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這就促使錢莊等金融機構的發展，為田宅典賣提供資金融通的渠道。錢莊不僅為出典人提供貸款，以田宅作為抵押；還為典權人在支付典價時提供轉賬等金融服務。田宅典賣活動也促進了商業信用的發展。在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需要建立起信任關系，以確保交易的順利進行。這種商業信用的發展，為其他商業活動的開展奠定了基礎。在兩宋時期，商業活動中出現了賒銷、預付款等交易方式，這些都與田宅典賣活動中商業信用的發展密切相關。5.1.3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在兩宋時期，契稅作為田宅典賣活動中的一項重要稅收，對政府財政收入有著重要意義。田宅交易時，按照規定，“人戶合納牙契稅錢，每交易一十貫，納正稅錢一貫”，此外，還有契紙本錢、勘合錢、朱墨頭子錢、用印錢、得產人錢諸種。這些契稅和附加費用構成了政府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來源。隨著田宅典賣活動的日益頻繁，契稅收入不斷增加。在北宋時期，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和土地私有制的深化，田宅典賣活動愈發活躍，契稅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漸提高。到了南宋時期，由于國土面積縮小，政府財政收入面臨壓力，契稅收入的重要性更加凸顯。政府通過嚴格的稅收征管，確保契稅的足額征收。在一些地區，官府設立專門的機構負責契稅的征收和管理，對田宅典賣契約進行嚴格審核，防止偷稅漏稅行為的發生。契稅收入的增加，為政府的各項公共事務和社會事業提供了資金支持。政府可以利用這些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如修建道路、橋梁、水利工程等，改善交通和灌溉條件，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政府還可以將資金用于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興辦學校、培養人才，提高社會的文化素質。在南宋時期，政府利用契稅收入，在一些地區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設施，有效地改善了農田灌溉條件，提高了農業產量。政府也加大了對教育的投入，興辦了許多書院，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人才。然而，由于契稅較高，一些州縣人戶在典賣田宅時，文契往往超出法律規定的三個月有效時限而“不曾經官投稅”，以逃避各項稅錢及其附加。這不僅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容易引發交易糾紛，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官府屢降限期投契納稅之法令，屢申自首及告賞之法。宋代規定“交易只憑契照”，經官印押的紅契才是買者取得所有權的合法憑證，若對交易本身有紛爭，經官府相關部門定奪時“止憑契約”，而民間田宅買賣“執白契者，毋得行用”，不經官府印押的白契在交易爭訟中沒有法律效力。5.2對社會結構的影響5.2.1加速土地兼并在兩宋時期，田宅典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兼并的進程，對社會階層分化和農民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由于兩宋實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買賣和典當基本不受官府干預，僅需辦理法律手續，繳納交易稅即可。這使得土地所有權的轉移變得更加容易和頻繁，為土地兼并創造了條件。官僚地主、富商大賈憑借其政治權力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在田宅典賣中占據優勢地位。他們通過各種手段，如恃勢霸占、仗勢強買等，大量兼并土地。在四川嘉州，“王蒙正姻明肅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事”，這是典型的倚仗權勢霸占民田的例子。還有一些官僚地主打起“買”的旗號，實則仗勢強買。如宋神宗時，呂升卿兄弟“居喪潤州，嘗令嘩亭知縣張若濟置買土田。若濟遂因此貸部民朱庠、衛公佐、吳延亮、盧及遠、押司錄事王利用等錢四千余貫，強買民田”。這些行為導致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加劇了土地兼并的程度。土地兼并的加劇，使得社會階層分化愈發嚴重。一方面，官僚地主階層通過兼并土地，進一步鞏固和增強了自身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他們擁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生活奢華，在社會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大量自耕農失去土地，淪為佃農。自耕農是農業生產的重要力量，他們失去土地后，經濟狀況急劇惡化，生活陷入困境。他們不得不租種地主的土地，向地主繳納高額的地租，承受著沉重的剝削。南宋時期，農村階級分化愈發嚴重，有錢人通過投資開發新田、典買土地等方式不斷累積財富；而窮人則因失去土地，生活愈發貧困。對于農民生活而言，土地兼并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失去土地的農民不僅失去了基本的生產資料，也失去了穩定的生活來源。他們面臨著饑餓、貧困和社會地位下降的困境。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打工或乞討，生活充滿了不確定性和苦難。土地兼并還導致了農村社會的不穩定。失去土地的農民容易產生不滿情緒，當這種情緒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可能會引發社會動蕩。在一些地區，出現了農民起義等反抗活動，對社會秩序造成了嚴重破壞。5.2.2改變社會階層關系兩宋時期的田宅典賣活動，對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經濟地位和社會關系產生了顯著的改變。從經濟地位來看，田宅典賣為一些富裕的商人或地主提供了提升經濟地位的機會。在商品經濟繁榮的背景下，商業資本不斷積累，商人階層日益壯大。這些商人通過參與田宅典賣活動，購買具有潛力的田宅，實現了資產的增值。一些商人利用商業活動積累的財富，在城市中購置大量房產，然后將其出租或轉賣，獲取了豐厚的利潤。他們的經濟地位得到了進一步提升，甚至有可能躋身于更高的社會階層。相反，對于一些貧困農民來說，田宅典賣可能導致他們經濟地位的下降。當農民遭遇天災人禍、疾病纏身或其他經濟困難時，往往會選擇將田宅出典或出賣，以解燃眉之急。然而，一旦失去田宅，他們就失去了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保障，經濟狀況可能會陷入惡性循環。他們可能不得不租種地主的土地，向地主繳納高額的地租，生活變得更加貧困。在一些農村地區，許多農民因為失去土地而淪為佃農，他們的經濟地位遠遠低于自耕農，生活十分艱難。田宅典賣也對社會階層關系產生了影響。隨著田宅典賣活動的頻繁開展，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有所增強。一些原本處于較低社會階層的人，通過成功的田宅典賣交易，積累了財富，提升了自己的社會地位。而一些原本處于較高社會階層的人，由于經營不善或其他原因，可能會在田宅典賣中失去財富，導致社會地位下降。這種社會階層的流動，打破了傳統社會階層的固定格局，使得社會關系變得更加復雜。田宅典賣還引發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在田宅典賣過程中，由于涉及到巨大的經濟利益，不同階層之間可能會因為價格、產權等問題產生糾紛。官僚地主階層在田宅典賣中往往憑借權勢欺壓普通百姓，導致普通百姓的利益受損。這些矛盾和沖突如果得不到妥善解決，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的穩定。5.2.3促進人口流動與城市化兩宋時期的田宅典賣制度，對人口流動和城市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進而推動了城市化進程。在兩宋時期，人口增長迅速，人地關系日益緊張。田宅典賣制度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調整土地資源的方式。當一些地區人口過于密集，土地資源有限時，人們可以通過典賣田宅，離開原住地，前往土地資源相對豐富的地區。一些農民在原住地難以獲得足夠的土地進行耕種，于是他們將田宅典賣后，遷移到偏遠地區，開墾荒地，重新開始生活。這種人口流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地矛盾，促進了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田宅典賣也促進了人口向城市的流動。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經濟繁榮，吸引了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田宅典賣為這些人口提供了在城市立足的機會。一些農民將農村的田宅典賣后，帶著資金來到城市，購買或租賃房屋，從事商業、手工業等活動。在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臨安，有許多來自農村的人口，他們通過田宅典賣獲得資金，在城市中開設店鋪、作坊，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推動了城市的發展。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對城市的基礎設施、商業服務、文化娛樂等方面的需求也不斷增加。為了滿足這些需求，城市不斷進行建設和擴張，城市規模逐漸擴大。在汴京和臨安，城市中出現了大量的店鋪、酒樓、茶館、劇院等商業和文化設施，城市的功能更加完善。人口的流動也促進了城市文化的繁榮。不同地區的人口匯聚到城市，帶來了各自的文化和習俗，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城市文化。田宅典賣還促進了城市房地產市場的發展。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對房屋的需求也不斷增加。田宅典賣使得城市中的房屋交易更加頻繁，房地產市場更加活躍。這促使城市中出現了許多房地產中介機構和建筑企業，推動了城市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在一些城市中，出現了專門從事房屋買賣和租賃的牙行，他們為買賣雙方提供交易信息和服務，促進了房屋交易的順利進行。建筑企業也不斷發展壯大，為城市建設提供了大量的房屋和基礎設施。5.3對法律制度的影響5.3.1完善契約法律體系兩宋時期的田宅典賣制度，極大地促進了契約法律體系的完善。在田宅典賣活動中，契約作為規范雙方權利義務關系的重要法律文書，其訂立、履行、變更和解除等環節都有了詳細的法律規定。宋代實行紅契制度，宋太祖時規定，典賣人典賣田土必須向官府納稅，在契約上加蓋紅色官印，形成“紅契”。契約一式四份，錢主、田主、商稅院、本縣府各持一份，即“四鈔”，立定合同契約后，新舊業主各執其一。并且，契約中必須注明立契人的姓名、頃畝、田色、坐落、四界、原業稅錢及交易錢額等信息，經官府勘驗無誤、注籍加印后，田產交易才合法有效。紅契不僅是納稅的標志，更是田土持有的法律憑證，一旦田土產生糾紛，經官處置時“唯憑契約”。為使契約制度規范化，政府還推行田宅買賣的“標準契約”和“官版契紙”。州通判先用厚紙按千字文順序印造契紙，再按所屬區域內各縣“大小、用錢多寡”按月給付契紙。諸縣領到契紙后“置柜封記”，民戶進行產權交易時，“人戶赴縣買契，當官給付”。這些規定，明確了契約的格式、內容和程序，使契約更加規范化、標準化。兩宋時期對契約履行和違約責任也有明確規定。在契約履行方面，要求雙方嚴格按照契約約定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如果一方違反契約約定，如出典人在典期內擅自處分田宅，或者典權人未按時支付典價等，就要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違約責任的形式包括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等。在“典主遷延入務”案例中，典主違反契約約定，拖延回贖期限，法院判決典主承擔違約責任，賠償業主的損失。兩宋時期田宅典賣制度對契約法律體系的完善，對后世契約法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后世在制定契約法律時，大多借鑒了宋代的經驗，對契約的訂立、履行、違約責任等方面做出了類似的規定。明清時期的契約法律，在很多方面都繼承了宋代的傳統，如對契約格式的要求、對產權轉移的規定等。兩宋時期對契約精神的強調，也為后世契約法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促進了契約觀念在社會中的普及和深化。5.3.2強化產權保護意識兩宋時期的田宅典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人們對產權的重視，增強了產權保護意識。在田宅典賣活動中，產權的明晰和保護至關重要。宋代實行紅契制度，經官府納稅并加蓋紅色官印的契約（紅契）具有法律效力，是田宅產權的重要憑證。這使得人們在進行田宅典賣時，必須明確田宅的產權歸屬，確保交易的合法性。在“阿章訴徐鼎孫盜賣田產”案中，阿章與徐鼎孫系叔嫂關系，阿章將田產出典給徐鼎孫，典期為三年。在典期尚未屆滿時，徐鼎孫卻將田產賣給了他人。阿章向官府提起訴訟，最終官府依據契約判決徐鼎孫的轉賣行為無效，阿章有權在典期屆滿后贖回田產。這個案例充分體現了宋代法律對產權的保護。阿章憑借合法的典賣契約，維護了自己對田產的產權。田宅典賣制度中的“讓割賦稅”規定，也強化了產權保護意識。當田宅完成典賣后，相關產權和稅收記錄應當從原業主名下轉移至新的所有權人名下。這一規定確保了產權轉移的完整性和合法性，使新業主能夠合法地享有田宅的權益，同時也明確了原業主的權利義務。隨著田宅典賣活動的日益頻繁，人們逐漸認識到產權保護的重要性。為了保護自己的產權，人們在進行田宅典賣時，會更加謹慎地簽訂契約，詳細約定雙方的權利義務。他們也會更加關注法律規定，了解自己的權益和保護途徑。這種產權保護意識的增強，不僅有利于維護個人的財產權益，也有利于維護社會的經濟秩序和穩定。5.3.3為后世法律提供借鑒兩宋時期的田宅典賣制度，為后世土地法律和民事法律制度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在土地法律方面，兩宋時期對田宅產權的界定、轉移和保護等方面的規定，為后世土地法律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參考。后世在制定土地法律時，大多借鑒了宋代對土地產權的規定，明確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等。明清時期的土地法律，在土地產權的界定和保護方面，繼承了宋代的一些做法，如對土地買賣契約的要求、對土地產權糾紛的處理等。在民事法律制度方面，兩宋時期田宅典賣制度中的契約法律規范，對后世民事契約法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后世在制定民事契約法律時，借鑒了宋代對契約訂立、履行、違約責任等方面的規定，使民事契約法律更加完善。宋代對典權制度的規定，也為后世典權法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后世在典權的定義、性質、權利義務等方面的規定，大多參考了宋代的典權制度。兩宋時期田宅典賣制度中的一些法律原則，如公平、公正、誠信等原則，也為后世法律所繼承和發揚。這些原則在后世法律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成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經濟秩序的重要準則。在處理民事糾紛時，后世法律往往強調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契約履行中，強調誠信原則，要求當事人遵守契約約定，履行自己的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