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革命論〔上〕〔作者:___________單位:___________郵碼:___________〕

內容提要在過去的十年中,當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主義仍沒有消散的同時,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在中國經濟學界卻又繁盛起來,這種教條主義不僅嚴重威脅著中國經濟學的多元化開展道路,也阻礙了中國經濟學的原創性之開展。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的盛行和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呼喚著中國的經濟學革命,西方異端經濟學研究傳統、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中國經濟改革與開展實踐、現代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國有機主義哲學和中國創造主義新文化等是這種經濟學革命的主要思想來源。中國經濟學革命不僅要完成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中國綜合,還要把一種新型的視野和高瞻遠矚的想像力引入到經濟學之中,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延續和超越,是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經濟學,也是中國經濟學時代到來的先聲。

關鍵詞中國經濟學革命經濟學研究兩大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中國經驗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學界再現了近代史上“西學東漸〞的過程,但這個過程還遠沒有結束。不可否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引入對我國的經濟改革與開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在最本文是我將要撰寫的系列論文的總綱要,論文的寫作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工程(05BJL044)和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方案〞的資助,特此致謝。在拙著?演化經濟學:經濟學革命的策源地?中,筆者曾提出脈象學派的設想并對其研究綱領進行了初步的探討,本文那么是這一研究綱領的宣言書。謹以此文紀念我苦難的、不屈不撓和慈祥的母親郭秀文女士(1923~2005),她的一生代表著近代以降中華民族的某種歷史縮影。近幾年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條化越來越變本加厲,大有席卷中國經濟學界之勢。筆者對這種趨勢的狹隘視野進行過討論和批判①。在本文中,我將首先從經濟學研究的兩大傳統出發,對中國經濟學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繼續進行批判。然后,從中國崛起的角度對新的經濟學革命發生在中國的可能性進行討論,這種論將說明,21世紀的中華文明已經進入了一種新的“軸心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國的經濟學家們需要通過反思的、批判的和“超越的〞途徑把經濟學研究的兩大傳統、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與他們自身所處的文化傳統聯系起來。按照這種思路,論文第四局部將討論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中國綜合問題,第五局部將扼要論述中國經驗對中國經濟學革命的意義,最后那么闡述中國經濟學革命所肩負的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并提出中國經濟學革命的八項主張。

一、經濟學研究的兩大傳統

1998年,筆者在對報酬遞增理論的開展史及其前景進行討論時,區分了新古典主義傳統和結構主義思路這兩種不同的理論類型②。無獨有偶,泰伯(WilliamK.Tabb)在1999年的著作中③更明確地討論了經濟學研究的兩種傳統。綜合泰伯的討論,筆者在對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進行介紹和評論時④,從經濟學研究傳統的角度入手,較為系統地對經濟思想史中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學進行了比照:一種假定技術、制度、偏好和資源稟賦不變,在均衡框架下,研究理性經濟人如何按照效用最大化原那么,實現資源最優配置。這種經濟學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決定論哲學觀,堅持認為存在著適用于一切時間和地點的規律,演繹主義、數學形式化建模和預測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而另一種那么認為,技術、制偏好等都是處于變化之中的,這種變化的典型特征是非均衡過程,資源創造而非資源配置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經濟行為者按照得失權衡而非效用最大化原那么采取行動,經濟研究要特別注重時間和地點的差異,比擬的、制度的、歷史的和解學的方法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在當代經濟學中,前者就是目前正在中國大行其道的所謂西方主流經濟學,而后者那么是在興旺國家中處境維艱的西方異端經濟學的某些特征。這里,有必要對這兩大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劃分加以說明。首先,這種劃分是以兩種不同的世界為根底的:第一種以機械的、靜態的和封閉的世界觀為根底,而第二種那么以有機的、動態的和開放的世界觀為根底。因此,筆者把這兩大經濟學研究傳統分別命名為牛頓主義的和達爾文主義的⑤。下表就是對這兩大經學研究傳統更詳細一點的比擬。其次,這種劃分是按照韋伯的“理想類型〞方法進行的。換言之,它是按照我們對這兩種不同世界觀的現代認識進行劃分的。因此,就當代和經濟思想史中的某種流而言,它不可能完全具備某種傳統的全部特征,特別是某些經濟學流派或著名經濟學家可能同時具有第一種傳統的某些特征和第二種傳統的另一些特征,所以,表格中只列入了這些傳統的典型代表。筆者的研究說明,這兩大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分裂早在古典經濟學解體的過程中就已形。當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先驅者們在19世紀70年代以牛頓主義的機械世界觀為根底發動“邊際革命〞之時,目前西方異端經濟學的先驅———歷史學派、馬克思經濟學、奧地利學派、老制度學以及后來的熊彼特經濟學和凱恩斯革命等都試圖在牛頓主義的機械世界觀之外尋求新的思想來源,其直覺意識與現代有機動態的世界觀具有某種一致性,這就是我對西方異端經濟學傳統所定義的性質⑥。筆者發現,埃里克·賴納特從不同的角度也對經濟理論的這兩種不同類型或兩種教規進行了劃分,并把他們之間的分裂進一步追溯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按照賴納特的劃分,西方主流經濟學教規把物質資源看作是財富的起源,分析焦點集中在物物交換、消費和積累上,使用的分析方法是原子論的和機械的方法;而在另一種教規中,文化即人類的創造力和品行那么是財富的起源,分析的焦點是生產和創新,分析方法是整體義的、有機的和綜合性的,賴納特把這種教規命名為文藝復興經濟學。賴57中國經濟學革命論納特認為,這種教規要比目前的主流經濟學歷史更悠久,它支配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世界觀,主流經濟經濟學研究兩大傳統的簡要比擬⑦牛頓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看問題的出發點研究對象(個人、企業、國家或產業等)都是相同的,假定技術、制度、個人偏好和資源稟賦不變,在均衡框架內進行經濟分研究對象(個人、企業、國家或產業等)是異質的,認為技術、制度、偏好和資源稟賦都處于變動中,在非均衡(“生生不已〞、“變化日新〞)的框架內進行經濟分析研究焦既資

創造的本能和獲利的本能。采納更寬泛的人類行為定義,除了考慮經濟行為者受到追求個人效用的目標支配之外,更應當認識到本能、習慣、階級、文化、認知模式等因素對他(她)們的決策不僅具有約束而且具有塑造作用,行為者按照得失權衡或滿意的原那么展開行動哲學觀采用了將偶然性和能動作用排除在外的機械決定論,在邏輯推演中不考慮歷史不可逆、路徑依賴和制度差異等采納不確定性思維,認為結構和能動的交互作用使經濟世界本身成為決定論的,特別關注歷史不可逆、路徑依賴和制度差異理論結構特點不能處理多樣性、新奇、質變、報酬遞增和系統效應可以容納多樣性、新奇、質變、報酬遞增和系統效應等規律觀認為存在著適用于一切時間和地點的普遍適用的經濟規律規律是相對的,其有效性要受經濟時空的制約,特別關注歷史和地理的差異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或原子論)方法論有機主義(或整體主義或交互作用主義)研究方法的特征在高度抽象中建立邏輯上嚴密一致的公理化體系,數學建模、計量經濟學和預測是其研究方法的特征在歷史時間中的世界多重復雜性中認識世界,回溯法是其重要特征,主要采用比擬的、歷史的、制度的和解釋學的等方法知識論堅持事實和價值兩分法,倡導“客觀中立〞的所謂實證分析西方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綜合、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博奕論、新凱恩斯主義等。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西方異端經濟學:老制度學派、新熊彼特學派、后凱恩斯經濟學、生態經濟學、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如調節學派、女性主義經濟學等。以中國經驗和哲學傳統為根底開展起來的經學理論學教規那么是下一個哲學時期即啟蒙運動的產物,這個時期的價值觀與文藝復興時期是相對立的在文藝復興時期,理性和個性是以把人類想像為一種精神存在的影像為根底的,這種影像把人類看作是有創造力的和有生產性的,而啟蒙運動對人類的理性和個性的理解更多的那么是物質主義的。在屢次再版58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1期經濟學反思與創新的薩繆爾森?經濟學?內封底上,“經濟學的家族樹〞只是展示了主流經濟學教規的演進,而文藝復興經濟學的教規在經濟思想史中卻面臨著絕跡的危險,但當一個國家在對當時的領先國家進行認真追趕時,這種經濟學的復興就勢在必然了⑧。然而,這種經濟學在中國的復興卻面臨著巨大的困難。

二、中國經濟學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

冷戰結束后,隨著蘇聯范式和我國傳統政治經濟學陷入危機,一股來勢洶洶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教條主義開始在我國興起,并得到廣泛傳播。按照這種教條主義的看法,經濟學原理是一元的和統一的,經濟學是不應該有國別差異的,即世界上只有一個真正的經濟學,這就是以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學〞⑨。這種所謂的“現代經濟學〞就是“理性選擇的科學〞⑩,它是一套科學的分析工具,而不是意識形態。“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標準性和邏輯的一致性……創立不同的經濟理論或經濟模型所使用的都是現代經濟學的根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11,“主流經濟學與非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依據……其實都是相同的,都是基于現在的主流經濟學……而經濟學最根底的理論還是一般均衡理論,即現代的德布魯的均衡理論……它的根底非常堅實。這并不是說主流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就沒有缺點……但現在開展不出另外一套邏輯來替代它,只能是在這一套邏輯的根底上加以補充、修正,這就是現在的開展方向〞○12。因此,按照林毅夫的看法,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唯一能代表經濟學世界先進水平的,獲得諾貝爾獎就成了中國經濟學界的奮斗目標。在這種教條主義思想指導下,西方主流經濟學加速了控制中國經濟學開展的步伐。按照?第一財經日報?的排名,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和武漢大學高級經濟研究中心就成了推行這種經濟學的急先鋒。以?經濟研究?為代表的一大批過聲名顯赫的學刊紛紛轉型,中國經濟開展的重大問題被棄之不顧,而煩瑣的數學技術卻得到盲目推崇○13。尤其是中國經濟學年會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信念為唯一標準,利用高等學校的權力資源,企圖主導中國經濟學的開展方向。可能出于無知,不少人開始接受他們對“現代經濟學〞的界定,深奧的數學證明似乎代表了科學真理,流利的美國英語成了一種權威的象征。至于這門學科的歷史是怎樣的,經濟學與現實的相干性,經濟學是否以及有無可能存在可供替代的理論范式,他們是不予考慮的,以至于在許多研究者和青年學生中產生這樣一種感覺:美國的、新古典的、數學化的經濟學就是科學的經濟學。更有甚者,張軍教授2005年6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中國經濟學教育十年回憶〞研討會上提出,中國的經濟學教育應該減少培養外鄉的經濟學博士,而專注于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輸送優秀的博士生。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提議竟然得到不少與會者贊成○14。根據我對經濟學研究兩大傳統的劃分,“只有一個經濟學〞的看法無疑是對經濟思想史無知的表現,也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無視西方異端經濟學的存在這種霸權作風的表達。在經濟學原理上不僅存在著兩種完全對立的經濟學,而且,非主流經濟學也從不是以現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為根底的。實際上,被錢穎一教授所推崇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并不是什么“現代經濟學〞,它的世界觀仍停留在18和19世紀的牛頓主義時代。而張維迎教授所謂的“經濟學:理性選擇的科學〞是按照先驗的宗旨對經濟學的定義,它排除了理論開展的多元主義,把我們禁錮在新古典主流經濟學這種單一類型的理論和方法之中。在西方經濟學界,所謂數學分析工具支配思想和問題意識的陳腐觀念已經遭到法國、英國和美國等國經濟學專業學生的劇烈抨擊。況且,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共識〞難道不是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所孕育出來的意識形態嗎?田國強教授“填空式作業〞的洋八股只能閹割中國經濟學者的創造力,而西方異端經濟學各流派在創立不同的經濟理論或經濟模型時沒有一個曾使用過田國強教授所謂現代經濟學的根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條主義不僅阻礙了另一種替代性的經濟學研究傳統在中國的傳播,而且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中國經濟學的多元化開展道路。因此,余甘冒洋學究之敵,效法吾師陳獨秀,首倡中國經濟學革命論。9中國經濟學革命論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條主義是在非常狹隘的視野中產生的。我們知道,柏林墻的倒塌導致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終結,這是許多人包一些原先的馬克思主義者轉而信奉西方主流經濟學所謂科學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今天,許多人仍然不會想到,柏林的倒塌并不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勝利,而是它陷入終結危機的開端。讓我們首先從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在美歐和前社會主義集團的統治地位談起。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統治地位的形成是冷戰時期兩大政治軍事集團之間的對峙和意識形態斗爭的結果。有關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統治地位形成的故事已經盡人皆知,鮮為人知的那么是,1945年,在反共的意識形態和麥卡錫主義的主導下,美國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曾經對美國經濟學界所存在的異端經濟學進行了圍剿,這使后者在當時幾近滅絕。埃里克·S·賴納特寫道,冷戰經濟學在許多方面是一場烏托邦的戰爭,正如科林·克拉克指出的,“理論〞被錯當成“科學〞。這是一場發生在“好人〞與“壞蛋〞之間相對并不復雜的科學戰爭,就像那個時代的西方電影一樣。在這場戰爭中,市場不被視為“好〞即被視為“壞〞,這導致經濟理論的兩極化。因此,經濟學逐漸進入一種純意識形態領,正如瓊·羅賓遜和其他人所斷言的,這種意識形態隱藏在假設之中○15。但是,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之間這種意識形態的斗爭卻是在兩種不同版本的李嘉圖經濟學之間的戰爭○16,換言之,他們是在同一根藤上所結出的兩個苦瓜。正如埃里克·S·賴納特指出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在今天根本上仍然是李嘉圖靜態谷物理論的形式化○17。蘇范式的政治經濟學在傳統上起源于馬克思,這與李嘉圖經濟學又有什么關系呢?我們知道,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來源于李嘉圖,而李嘉圖的這種理論那么具有靜態谷物理論的性質。因此,正是這種共同的起源,無論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還是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都無法處理多樣性、新知識的創造、質變、報酬遞增和企業家精神,而熊彼特所批評的“李嘉圖惡習〞在這兩大理論體系中都得到充分表達:在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中是經院哲學,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那么表現為演繹主義和數學形式主義。因此,對于巴黎大學的伯納德·格瑞恩來說,正如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一樣,主流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是一個沒有價值的理論體系,因為經濟學家們已經發現,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模型實際上與競爭和市場無關,它是一個“蘇聯式高度集中〞的經濟模型,有一個仁慈的拍賣人在做大量的工作,還有愚笨的價格接受群體○18。這難道就是茅于軾先生所說的主流經濟學所謂非常堅實的根底嗎?實際上,西方主流經濟學與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在冷戰時期所進行的烏托邦戰爭根本上屬于牛頓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內部的戰爭,而這種戰爭那么完全使達爾文主義的經濟學研究傳統被邊緣化了,不僅馬克思經濟學中的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在前蘇聯和改革前的中國沒有得到任何創造性的開展,而且自改革開放以來,除了中國改革理論的開展外,作為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西方異端經濟學諸流派在我國至今仍很少有人進行研究。在這種背景之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性質就可想而了,它所獎勵的對象主要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這不僅助長了數學形式主義在經濟學中的泛濫,而且對牛頓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內部的烏托邦戰爭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它在某種程度上就成了冷戰的犧牲品和新思想的絆腳石。至于美國許多名牌大學的經濟學系也大都被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所控制,正如約瑟夫·哈勒里在對法國學生的經濟學改革運動進行評論時所指出的,“麻省理工學院自身卻培養出了這樣的個體,他們斯大林主義式地努力把法國經濟學中新古典主義的壟斷奉假設神明,拉豐和泰勒爾即是其中的兩個代表〞○19。因此,如果張軍教授的建議被付諸實施,中國經濟學界將完全喪失自主開展經濟學教育及創造新理論的可能性。只有中國人才能建設自己的國家,即使外國人對這一點也看得很清楚。2005年去世的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在談到中國經濟開展時曾指出,中國開展的核心問題是要培養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而中國的管理者應該是中國自己培養的,他們深深植根于中國的文化之中,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難道經濟學高級人才的培養不應該更是如此嗎?

在?西方異端經濟學傳統與中國經濟學的劇烈轉向?一文中,筆者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為么比西方主流經濟學潛在更優的西方異端經濟學并沒有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在該文中,筆者曾簡要地提示以下因素可以對此加以解釋: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在20世紀的統治地位,異端經濟學內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訐,新的世界觀開展成系統化的和成熟的經濟學研究框架所遭遇的巨大困難,數學形式主義在經濟學中的制度化,主流經濟學對異端的排擠和打擊的制度化,西方科學文化的影響,冷戰時期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以及20世紀30年代之后美歐國家不存在像中國目前這樣的重大制度變遷對新經濟學的需求等。然而,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得更遠大一些,從東西方文化傳統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我們就會得出另一個驚人的結論:西方異端經濟學在西方興旺國家之所以歷經坎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異端經濟學與西方科學傳統中占統治地位的思維模式截然異趣,但與中國源源流長的文化傳統卻有驚人的相似性。如果這一結論能夠成立,那么,對于草創時期的中國經濟學的原創性之開展來說,它就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歷史意義。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綱領進行簡要的概括。一般認為,方法論個人主義、復原論思維和公理化方法是其主要特征。第一,方法論個人主義。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哲學根底是原子本體論,這種理論認為,任何實體所擁有的特征都獨立于與其他實體的聯系,個體盡管在形態上不同,但卻完全是同質的,這種方法論在哲學中被稱為實體主義思維模式。第二,復原論思維。西方主流經濟學遵循經典科學之方法,對所有經濟現象的解釋都從這種原子化的個人行為出發,否認整體(如宏觀結構或社會環境)局部地成為個體行為的原因,因而它無法處理局部與整體之間交互作用的復雜現象。第三,公化方法。公理化方法是指從一種(或一套)不證自明的公理出發,運用演繹邏輯,推演出普遍適用的結論,在科學史中,這方法被稱為笛卡兒—歐幾里德思維模式。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業已證明,新古典經濟學的這種研究綱領形成于邊際革命時對經典物理學(或經典科學)的類比和模仿。經典物理學是以機械原子論為根底的科學。

無疑,經典物理學是科學,但這種“經濟物理學〞是科學的嗎?這個問題姑且不管,我們在這里所關心的是:經典科學是唯一的科學嗎?正如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所指出的,人類的科學開展存在著兩種不同途徑:機械原子論的和有機整體論的。這種看法目前已經被科學界較普遍接受。一般認為,機械原子論是西方世界在17世紀發生科學革命的主要原因,它是西方傳統科學中占統治地位的科學思維。在20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中,西方科學傳統中又誕生了系統論或有機整體論的現代科學新思維。機械原子論的思維特征是復原論的,它是以形式邏輯體系和可控實驗為根底的,而有機整體論的思維特征那么是“相干性〞和“非局域性〞,它是以對整體的多方面的和整合的理解為根底的○20。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中發現機械原子論在中國思想中全然闕如,“在(古)希臘人和印度人開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那么開展了有機宇宙的哲學〞○21。因此,筆者認為,近代科學沒有發生在中國,從科學創造角度來看,就是因為缺乏西方的傳統科學思維,但有機整體論的科學思維以其傳統的方式在中國一直存在著并仍在開展著。按照唐力權先生的看法,機械原子論是自巴門尼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在西方傳統哲學中占統治地位的“實體性思維方式〞的反映,而以懷特海為杰出代表的“界面性思維方式〞那么反映了現代西方思想中反實體主義的傾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22,以及皮爾斯、詹姆斯和杜威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當屬目前這種反實體主義思潮的先驅。唐力權指出,做了大半輩子數學、物理學教授的懷特海對物理學革命中所誕生的科學新思維當然是了然于胸的。但正如李約瑟和唐力權所相信的,也是懷特海本人所猜測的,西方思想中肇始萊布尼茨(或斯賓諾莎)、中經黑格爾和恩格斯的61中國經濟學革命論開展,而最終在當代懷特海哲學中到達頂峰的有機主義傳統很可能(當然是局部地)在中國哲學中有其淵源,它的姍姍來遲那么說明,東方智慧與西方思想乃是互為鏡像的:他們彼此的開展既并行卻又相悖○23。因此,當中國傳統的科學思維在20世紀與西方新的科學思維相遇之時,李約瑟評論說,中國這種有機整體論的傳統保存了“內在而未誕生的最充分意義上的科學〞。李約瑟的這種看法得到了普里高津、卡普拉、哈肯和托姆等著名科學家的贊同。筆者曾對演化經濟學與中國原發性科學傳統之間驚人的相似性進行了初步的探討○24。結論是,與機械原子論占統治地位的形式化模型不同,型態模型那么是有機整體論的根本特征。因此,在中國原發性科學傳統和演化經濟學中發現同樣的模型就缺乏為奇了。演化經濟學中的創新體系、產業集群和波特的競爭優勢〞菱形〞模型等都是典型的型態模型,這些理論所賴以產生的系統的和有機的方法毫無疑問當屬中國科傳統。然而,雖然演化經濟學的這些理論影響很大,但卻無法納入到西方主流經濟學公理化思維的教科書之中,而這些教科書目前仍統治著西方國家的經濟學教育。相反,西方異端經濟學各流派在很大程度上卻是西方思想中反實體主義思潮的產物。例如,凡勃倫所創立的老制度學派就是建立在美國實用主義哲學根底之上的。但老制度學派的研究綱領是先天缺乏的,正如霍奇遜在談到美國老制度主義的開展所遇到的困難時指出的,老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及其后繼者從未開展一種后來由摩根、亞歷山大和懷特海等建立起來的“突現〞哲學觀,這對老制度學派的開展是災難性的○25。因此,如果我們成認唐力權先生的研究:懷特海的過程哲學已經逸出了西方文化傳統的主流,并開始進入中國原發性的思維模式,那么,想像就會像黃昏時的貓頭鷹一樣再次展翅遨游!雅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終結?這本小書中,曾經指出這樣的事實:在“公元前一千年〞的“軸心時代〞曾出現了某些“有創造力的少數人〞,他們通過反思的、批判的以及甚至可以稱為“超越的〞途徑,把他們自身及其所處的文明聯系起來。在“軸心時代〞,人們發現了一種高瞻遠矚的傾向,一種追問和反思,一種新型的和積極的視野與想像。這些“少數人〞已不再僅僅是闡述他們文化中的既定“規那么〞的“文化專家〞。即使他們繼續接受這些“規那么〞,也常常是以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待它們……由軸心時代所奠定的問題意識會以錯綜復雜的、而且往往是預想不到的方式進入此后所有高級文明的人類文化開展史之中。○26按照雅斯貝斯這種“世界歷史尺度的〞思考類型,回想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文明所遭遇的“千年未有之變局〞:從中西文化的劇烈沖突到引人矚目的“北京共識〞,遙想21世紀“中國崛起〞的創造性沖動,我們不禁要問:中華文明是否又開始進入一種新的“軸心時代〞?在這個時代,文化的各個領域(包括自然科學界)將會同時出現許多“有創造力的少數人〞,他們將創造性地融會貫穿中西文化的優良基因,通過創造新的文化而激發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如果是這樣,中國經濟學革命愿做這個時代到來的報春鳥。經濟思想史告訴我們,經濟學是時代精神的反映和文化創造的產物,而時代精神和文化創造那么是以想像力為前提的,中國經濟學革命概莫能外。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曾指出,“分析工作必然要以一種分析前的認識行為作先導,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這種分析前的認識行為稱之為想像○27。有意思的是,這種想像不僅必須在歷史上先于任何領域中分析努力的出現,而且每當有人告訴我們,從某一角度觀察事物,而這個角度的來源不能從這門科學原有水平的事實、方法與結果中找到時,那么,這種想像也許會重新進入每一門已經確立的科學開展歷史之中。〞○28中國經濟學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這種新型的視野和想像力帶入到仍是以西方文化為根底的理論經濟學之中,從而開創中國經濟學時代。但是,也許人們根本就不相信我的這種說法,可能至多有個別的人會認為這是很遙遠的事情。然而,正如懷特海所指出的,“假設我們從綿延幾萬年的全部人類歷史來看,新時代的到來往往是相當突然的〞○29。因此,想像不僅可以防止我們對新時代的到來毫無思想準備,而且它也擴大了選擇的集合,并使創造性的行為成為可能。

西方異端經濟學的演化經濟學綜合是由波茨和筆者分別獨立提出的○30,綜合的目的就是為了提供一套能被人們系統學習的知識體系。目前,當牛頓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得到充分的表達之時,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較為系統的知識體系仍付之闕如。當異端經濟學家們對主流經濟學的缺陷進行批判時,主流經濟學家們經常以這種理由進行回應:“異端〞沒有一套可以與“正統〞相比肩的根本原理和知識體系。正因為如此,筆者曾提出,21世紀經濟學家的主要目標就是通過演化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為經濟學提供一種不同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框架○31。現代演化經濟學是以現代哲學和自然科學為根底的經濟學研究新范式,因此,在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創造性綜合過程中,它應該更廣泛地吸收系統論、自組織和復雜性科學等現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同時,與新古典主流的“經濟學帝國主義〞行徑相反,這種綜合也要更廣泛地從其他社會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吸收營養。在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創造性綜合中,如何處理馬克思的經濟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需要專文加以討論,這里只是簡單地提出一些初步看法。首先,馬克思的經濟學根本上屬于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馬克思的利益關系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自不待言,但就他對技術和經濟動態的強調而言,無疑也是屬于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我們今天可以發現,熊彼特的技術競爭理論是對馬克思理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因此,我們在一些西方異端經濟學中的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流派中發現馬克思的深刻影響是缺乏為奇的。其次,雖然馬克思的經濟學從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主流經濟學,但由于時代的限制和他未經批判地采納了前人的一些理論和觀念,這就使得他的理論系不可防止地帶有牛頓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某些缺陷。例如,馬克思未經批判地接受了人類行為的理性假定,而這個假定那么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個根本假定。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主義經濟大論戰〞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蘭格在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辯護中為什么嚴格地遵循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邏輯。正因為同樣的原因,筆者在前表中把理性選擇的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作為兩種對立的傳統區分開來。馬克思對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創造性綜合最大的奉獻是在科學哲學方面。批判實在論是近二十多年來在經濟學方法論和科學哲學方面最重要的進展,它在經濟學中有其自身的傳統,植根于西方異端經濟學的主要流派之中,如老制度學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奧地利學派、“新熊彼特〞學派和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等。批判實在論批判性地利用了上述學派的許多見解,并使之更加明確和一致,有力地推動了這些學派之間的交流和對話,目前已經成為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創造性綜合的科學哲學根底。而馬克思那么是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的先驅,正如坎特指出的,“我們現在可以自信地確認馬思在思性的一位先驅〞○32。如果我們知道,在目前的國內外大學科學哲學教科書中很難發現馬克思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批判實在論對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的開展就具有重大意義了。因此,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創造性綜合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的指導。然而,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本節的討論仍沒有觸及到本文的核心問題:達爾文主義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實質是什么,為什么說這種傳統的創造性綜合是中國的經濟學革命?本文以下局部將集中討論這個問題,但在本節讓我們先從思維科學的角度或更具體地說從思維模式談起。瑞士經濟學家多普菲也談到了經濟學研究的兩種傳統,“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區分兩種理論類型,一種假定理論陳述是普遍有效的,而另一種那么拒絕普遍性的假設,并堅持理論陳述在其有效性上要限定在特定的時空維度上。在方法論的討論中,前者被廣泛認為是律那么的(nomological)方法或普遍規律的(nomothetic)方法,經典力學和主流經濟學使用的就是這種方法。我們甚至沒有一個術語可以對第二種理論方法加以命名,這一事實足以說明第一種方法的統治63中國經濟學革命論地位。然而,正是第二種理論形成的方法論道路演化經濟學有關○33。英文術語nomological如何翻譯,仍有待于討論,筆者翻譯成“律那么的〞是借用了唐力權先生的術語,其含義是,在西方傳統哲學中,所謂對真理的追求受規那么概念所宰制,是對符合律那么或“機械必然性〞的追求。例如,形式邏輯、數學和機械等受制于嚴格的和固定的規那么,具有“機械必然性〞。○34那么,如何為第二種理論方法加以命名呢?多普菲在一篇文章中把它命名為“演化的〞○35,這也是演化經濟學家們非常樂于接受的命名。但是,多普菲發現,許多自封的演化經濟學家仍然傾向于無視第二種理論方法的實質,因此他在該文中把這種方法命名為“歷史慣用的〞方法。多普菲認為,律那么的方法外生地處理了先前的條件,并在理論討論的過程中武斷地應用了這些條件。相反,歷史慣用方法那么把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在觀念上的要素與關于事件的理論命題結合起來,并且強調它們在理論上的統一。這種分析在方法論上依賴著一個根本的循環:經濟事件依賴于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反過來,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也是由這些經濟事件所影響和塑造的○36。賈森·波茨評論到,歷史慣用方法要求有關“歷史〞的觀念發生轉變,傾向于采用“脈絡(context)〞這種更抽象的概念,“脈絡〞這個概念考慮的是維度性,而不允許考慮連續性○37。據我所知,多普菲是西方經濟學界對經濟學的本體論根底深有研究的少數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