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答謝中書書》的文、人、景、事及教學陶弘景《答謝中書書》作為一篇殘缺的尺牘，現實教學中在受信者為誰、所描繪山水為何地、因何而寫作此尺牘等問題上存在一些疑惑和誤解，從而影響教學，有必要一一加以辨析。學習該文，應緊扣尺牘的文體特征，充分結合現有涉及文章中人、景、事的研究成果創造性地開展教學，完成學習目標，取得最佳教學效果。《答謝中書書》收入統編語文教材八年級上冊第三單元。作為古代山水名篇佳作，陶弘景《答謝中書書》一文長期被選入各種版本的初中語文教材，現行統編語文教材也選入了此文。統編語文教材八年級上冊第三單元，《答謝中書書》與蘇軾《記承天寺夜游》被編為“古文二篇”一課，再與酈道元《三峽》、吳均《與朱元思書》兩篇山水美文，以及《野望》等五首唐詩共同組成“山川美景”主題單元。《答謝中書書》全文68字，字字珠璣，簡潔清新，意境悠深。然而就是這樣一篇短小的山水小品文，因歷史久遠，輾轉流播，首尾不全，文獻闕如，無從參證，存在諸多尚未解開的謎，給閱讀理解帶來一定難處。本文擬對《答謝中書書》所涉及的文、人、景、事作全面辨析，并就該文如何教學作深入探討，以求有裨益于師生的教與學。一、文：一篇殘缺的尺牘《答謝中書書》是作者陶弘景回復“謝中書”來信的信，屬于古人所說的“尺牘”。尺牘指私人書信，屬于應用文體，與日常生活和個人感情最為貼近，是最具真情實感的文體之一。尺牘多為為親友知己而寫，內容一般是“私語”，出自真情，少矯飾做作。明朝小品文大家王思任說：“尺牘者，代言之書也。而言為心聲，對人言必自對我言始。”魯迅先生也曾說：“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自己簡潔的注釋。”《答謝中書書》作為一篇尺牘，就是陶弘景在對人言和自我言，是他“自己簡潔的注釋”。統編教材單元提示要求閱讀此文應該能很好地“體會作者寄寓其中的情懷”，這是定位非常準確定的。然而《答謝中書書》又是一篇殘缺的尺牘。作為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道教茅山派的宗師，陶弘景學識淵博，多才多藝，涉獵廣泛，著述等身。《梁書》本傳稱陶弘景“性好著述”，《茅山志》載陶弘景“著書滿家”“著書二百余卷”。陶弘景的侄子陶翊曾作《華陽陶隱居先生本起錄》，稱陶弘景“在人間制述甚多”，還記錄了陶著名目34種。雖然著述豐富，但陶弘景在世時，其作品并未結集，以至大多散佚。在其逝世半個多世紀后（公元588年），南陳侍中尚書令江總奉敕為陶弘景搜集整理編撰文集，江總為陶集所作序《陶貞白先生集序》就提到：“（陶弘景）文集缺亡，未有編錄”，“（江總）奉敕校之鉛墨，緘以緹湘。藏彼鴻都，副在延閣。”江總最初編成的陶弘景文集共四十五卷，其中外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在《隋志》中還有著錄，可惜到唐朝時這個文集亦逐漸散失。后世歷代都有學者從各種文獻、碑記中輯錄散落的陶作，到南宋時期陶弘景文集才又逐漸完整，編輯了如《陶隱居集》等陶集。從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來看，如今保存下來的陶弘景文集輯本善本至少十二種。統編語文教材所選課文《答謝中書書》選自《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四十六。這套書是中國上古至隋代各類文章之總集，為清代嚴可均輯校而成，收有陶弘景文兩卷，共計三十篇。而《全梁文》中的《答謝中書書》是嚴可均從唐人歐陽詢等編纂的《藝文類聚》輯錄而來。《藝文類聚》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類書，它保存了唐代以前豐富的文獻資料，尤其是許多詩文歌賦等文學作品。《答謝中書書》被收錄于《藝文類聚》卷三七，而且可能是這篇文章目前能見到的最早“原文”。高步瀛在《南北朝文舉要》《答謝中書書》篇解題中說道：“諸本載此篇，大抵皆從《藝文》移錄”，也就是說，其他版本的《答謝中書書》都是來源于《藝文類聚》。盡管在一些不同的陶弘景文集中該文的題目有所不同，如有的為《與謝中書書》或《山中答謝中書書》等，但大抵都從《藝文類聚》輯錄。《藝文類聚》編撰的一大特點，就是選文多為節選。“《藝文》所錄之文多節錄，非全文也，然一篇精華，蓋略具于此”。劉勰在《文心雕龍·書記》中指出“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郁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后世學者從《答謝中書書》書信文體本應“盡言”的要求，以及《藝文類聚》的編撰特點分析，認為目前所見《答謝中書書》應是殘篇，文章被刪除了作為書信體的一些稱呼寒暄、致意落款的首尾文字，只保留了作者描山摹水部分，未能“盡言”。清人李兆洛在其所編撰《駢體文鈔》卷三十《答謝中書書》末批就說此文“亦應尚有起訖”。從陶弘景其他存世尺牘《答虞中書書》《與親友書》也可看出《答謝中書書》應不是全篇。但從現有的古文獻來看，該文中被刪除的文字是什么，無從參證，這就給后人解讀本文帶來了困難，如謝中書為誰，其因何致信陶弘景，謝所來信內容是什么，陶弘景回信的時間、地點，以及信中所寫何處山水等等，都成為“謎”。《答謝中中書》是一篇殘缺的尺牘，對該文教學具有一定意義。“尺牘”對本文教學有文體“規制”性，“殘缺”能夠給教學帶來創新性和多樣性。潘新和教授指出：“閱讀與寫作思維，都可以說是一種文體思維”。王榮生教授認為“好的閱讀教學，往往基于合適的文本解讀；不那么好的閱讀教學，其原因往往是不顧文本體式，采用了不當的解讀方式、閱讀方法。”因為“文體具有體裁的規范、語體的創造、風格的追求”。文體不同，演繹方式不同，審美價值各異。課文教學中應依據文體特征解讀并凸顯文體在語篇中彰顯的獨特的美，開掘出文本的“篇性”，“實現閱讀主體與作者言語智慧、言語生命的融合”。因此，《答謝中中書》的教學必須基于尺牘文體來開展，從尺牘應用性與文學性相結合的特點，尺牘本身具備的審美特征來進行課文解讀。例如，教材在本課預習提示中要求“朗讀課文，體會兩篇文章不同的語言風格”。《答謝中書書》和《記承天寺夜游》語言風格的不同，固然有源于作者語言風格的差異，但“書”和“記”文體形式和功能的不同，必然體現在作者語言選擇運用上的不同，因此兩篇文章的句式、節奏、語氣等都呈現出差異。現實的教學中鮮有老師關注到《答謝中中書》作為一篇尺牘的特性，極少兼顧本文應用體的一方面，而是純粹地將其等同于文學性的寫景小品。教學方法和過程更多地就是讓學生讀一讀課文，品一品字句，寫一寫白話文，然后貼上生硬的標簽：課文表達了陶弘景什么樣的精神思想。閱讀中不能深入揣摩和體認作為書信作者的陶弘景給誰寫信、信寫什么、為何寫信、如何表達。不能說這樣的教學就不行，但很難進入文章的意境，很難深刻而自然地體會作者的情感。作為書信，按理開頭應有稱呼，結尾應有落款，但本文卻首尾闕如。這樣本文就成為了殘篇，留下諸多疑惑。但如果能嘗試抓住尺牘的殘缺疑惑之處進行教學設計，開展深度學習，“于不疑處存疑，于有疑處解疑”，反而可能使課堂增色出彩。下文將針對課文殘漏部分進行教學設計作進一步闡釋。二、人：謝中書為誰作為一篇尺牘，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文中的受信者“謝中書”是誰，他與陶弘景是什么關系。由于是殘篇尺牘，謝中書是誰，從書信原文中已不可知，只能從陶弘景生平、交往等史料中去考據。魏晉南北朝時，謝氏是豪門望族，在史料中出現的謝氏人物如過江之鯽。當時“中書”官職也是一種統稱，具體的與“中書”有關的官職名五花八門，如中書監、中書令、中書舍人、中書郎、中書侍郎等不一而足。陶弘景一生經歷豐富，交游甚廣，友朋眾多，而保存下來的史料因歷史久遠，來源有限，想確定“謝中書”為何人實在有些困難。統編教材認定“謝中書”為“謝征（500～536）”。實際上，對謝中書就是謝征，學界存在爭議。目前比較流行的“謝中書為誰”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謝中書”為謝征。也即統編教材的觀點。謝征，《梁書》叫謝徵，字元度，《南史》稱謝微，字玄度。“謝中書”即是謝征的觀點，最早見于清人許梿編選的駢文選集《六朝文絜》卷七《答謝中書書》眉間注：“中書名微，或云征，字元度，陳郡陽夏人。好學，善屬文，嘗為安成王法曹，累遷中書、鴻臚”。此后流傳較廣的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以及大部分高校文學史教材也持此說。按《梁書》，謝征（徵）“初為……，兼中書舍人”“（中大通）四年，累遷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謝征有可能在二十多歲時因當“中書舍人”，或在三十二歲當“中書郎”時，被人稱之為“謝中書”。謝征與陶弘景同年去世，但小陶44歲。無論何時，一位六七十歲的老人與一位二三十歲的青年談山水還是與常情常理頗有出入。因此，陶謝年齡的巨大差異，成為質疑謝中書即是謝征的重要依據。還有學者認為謝征少年得志，仕途順利，位高權重，陶弘景仕途坎坷，一直屈沉下僚，最后憤而辭官隱居，存在“代溝”的兩人似乎“不大適應成為風景鑒賞的交流對象”。還有有學者檢索現有關于陶弘景的傳記史料，未發現有陶弘景與謝征交往的證據。二是“謝中書”為謝胐。高步瀛在《南北朝文舉要》中對《答謝中書書》解題時指出：“謝中書，疑是謝胐。《梁書·(謝)胐傳》：胐，天監五年，授中書監。”鐘國發在其《陶弘景評傳》中也認為謝中書即是謝胐：他比陶弘景大十五歲，“約永明七年(489年)從義興太守內調為中書令，至隆昌元年外調為吳興太守。陶弘景恰于永明八年啟假東行浙越。”據《梁書》《南史》等史料，劉宋升明年間，謝朏與褚炫、劉俁、江斅入殿侍文，號為“四友”。陶弘景與“四友”之一的劉俁是生死之交。劉俁在反對蕭道成篡位中與父兄遇難，陶弘景不顧危險，冒死為劉俁收尸入殮。《神仙拾遺》《太平廣記》神仙傳介紹陶弘景時，把其與褚炫、劉俁、江斅合稱“升明四友”。由此可見，謝朏與陶弘景應是有過交往，有可能還過從甚密。劉黎明認為謝朏、陶弘景均為官場失意者，謝的故主袁粲、陶的故主劉秉，均因反對蕭道成而被殺，二人在蕭齊初年都極不得志。謝朏雖一直在朝闕，但政治消極，可謂隱于朝。陶弘景出仕十年，到36歲時還是個六品的散官“奉朝請”，最終隱于山。陶弘景于永明十年（公元492年）隱居，謝朏此前三年出任中書令。因此“謝中書”即是謝朏。但有學者認為史書多以“司徒”而非“中書”稱謝朏，“謝中書”難以是謝朏。三是“謝中書”為謝朓。王家葵在其被學術界認為是目前對陶弘景研究最精細的著作《陶弘景叢考》中提出“謝中書”是謝朓。他認為：“《陶隱居集》中有《答謝中書書》一篇，朓建武初曾‘掌中書詔告’，故得稱‘謝中書’。”對于何以認定謝中書就是謝朓，《叢考》沒有論證，但可以猜測的是，謝朓與蕭衍、沈約、范云等同為竟陵八友，陶弘景雖非八友之一，但與蕭衍熟識，后來蕭衍稱帝，二人關系也一直很好。至于沈約，更是與陶弘景相交一生。因此，陶弘景應與八友之一的謝朓有過往從，書信往來也是情理之中。不認同此觀點者則認為謝朓任中書郎只有幾個月，只是任官的過渡，現有文獻只見稱“謝宣城”未見稱“謝中書”；謝朓趨附齊明帝蕭鸞，而陶弘景最惡蕭鸞，由此二人不可能訂交。四是“謝中書”為謝覽。王京州通過檢校檢索陶弘景文集及其生平史料后，得出“謝中書”是謝覽的結論。理由主要是反映陶弘景生平的主要史料《華陽陶隱居內傳》記載，陶弘景隱居茅山后“齊梁間侯王公卿從先生受業者數百人，一皆拒絕，惟徐勉、江枯、丘遲、范云、江淹、任防、蕭子云、沈約、謝瀹、謝覽、謝舉等，在世是早申擁慧之禮，絕跡之后，提引不已。”傳中所提三謝，唯有謝覽做過中書舍人，死后追贈中書令。又據《三洞珠囊》云：“梁高祖從(陶弘景)而受道，梁簡文、邵陵諸土、謝覽、沈約、阮忻、虞權，服膺師事之。”可見謝覽與陶弘景交往密切，有師生之誼。《華陽陶隱居內傳》還有多處提及謝覽，顯示陶弘景與謝覽交往之深甚于其它侯士公卿。“先是，吏部尚書謝覽夢人告曰:‘先生(陶弘景)得道未久，職位且掌錄籍’”，“(陶弘景)唯奇謝覽，覽年少，自疑壽不永，先生曰:‘我在此，不使君了如此也。’”王曉東則從謝覽父謝瀹與陶弘景的關系證明謝中書當為謝覽。謝瀹與陶弘景交好，《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記載，齊武帝永明十年(492)謝瀹聞聽陶茅山出世，寫《陶先生小傳》一文，說明二人交往之情深。謝覽乃故人之后，陶弘景與之鴻雁傳書，縱論山水，應屬自然。“謝中書”究竟是誰，不管是謝征、謝朏、謝朓，還是謝覽都沒有絕對的證據和把握。甚至可以懷疑，謝中書是否是陶弘景虛構的一個受信者，只是他寫作表達所需要的受信主體意象？謝中書難以確定，但選擇誰為“謝中書”，卻對閱讀理解《答謝中書書》有重要影響。因為不同的對象，對于界定陶弘景答書寫作的時間、地點，乃至理解陶弘景的內心情感都有所不同。這幾人的生平事跡、性格氣質、文治武功都不一樣，他們致陶弘景信的目的、內容也定是不一樣，陶弘景的回信對不同的謝中書，用意自是也不一樣。是贊許，拒絕？是勸慰，諷刺？是知音心語，還是皮里陽秋？都有可能。比如高步瀛就認為陶弘景是借回信諷刺謝朏不能守節。“謝中書”不確定本是本文的疑惑和為難之處，但在教學中如能巧用這個不確定性問題，課堂反而能凸顯出特色。首先，教師可拋出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爭議，并提供關于“四謝”生平的一些支架性資源，如《宋書》《梁書》《南史》中關于陶弘景、諸謝的傳記，請學生閱讀和探究，自己判斷和確認“謝中書”該為誰，或只是一個虛構人物。這一學習活動既能擴大學生閱讀面，又能激發學生興趣，啟發思維，還能起到知人論世的效果。其次，學生閱讀課文，結合自己確認的“謝中書”，反向猜想他給陶弘景寫了一封什么樣的信，為何寫這封信，并請學生依據不同身份“謝中書”猜寫《謝×與陶弘景書》。最后，學生再深入閱讀課文，思考自己確定的“謝中書”讀了陶弘景回信后會有些什么想法，有什么話想對陶弘景說，請以謝中書名義再寫《答陶弘景書》。這樣的教學，就將課文的疑惑轉化為教學的資源和切入點，學生完成富有挑戰性的學習任務，使課文學習始終處于真實的語文運用情景當中。本單元的單元提示要求“反復誦讀，借助聯想和想象，進入詩文的意境，感受山川風物之靈秀，體會作者寄寓其中的情懷。”學生自己選擇“謝中書”，確定受信主體的不確定性，讓學生以答信人的方式讀出自我的理解，不就是在聯想和想象，不就是在去體會作者寄寓其中的情懷么？因為任何一個讀者都是一個“謝中書”。三、景：哪兒的山水本單元的其他幾篇文章，寫山水風景，都能確定具體地方的山與水。如酈道元《三峽》寫的是長江三峽，蘇軾《記承天寺夜游》記的是黃州承天寺，吳均《與朱元思書》描繪的是富春江的美景。但陶弘景《答謝中書書》只能是籠統的“山川之美”，在文中根本找不出地名，具體哪兒的“山川”又是一個謎。這個現象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相關的學者通過對陶弘景的生平游歷的考證對“何處山川”得出了多種結論。比較典型、有影響的有以下幾種。一是籠統的“江南山水”。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即稱“本篇敘述江南山水之美，清麗自然，毫無堆砌雕琢的弊病。”各種版本的文學史教材和文學作品選基本都持此論，認為陶弘景描繪的是“江南山水”。二是勾容山水。倡導者為高步瀛。其在《南北朝文舉要》《答謝中書書》解題中說：“《南史》言朏遁節不全，為清談所少。豈通明盛夸勾容山川之美，以諷之邪？”高步瀛猜測陶弘景通過描寫勾容的山水諷刺謝朏“遁節不全”。勾容，也即陶弘景長期隱居的茅山所在之地。《勾容縣志》載縣內有勾曲山(即茅山)。陶弘景茅山修道，創立道教茅山宗，茅山是其發祥地、根據地和大本營。陶弘景在一些詩文如《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華陽頌》中曾提到過茅山。但也有學者認為，茅山山水平淡無奇，而且近南朝時都城健康，文中所描繪山水“顯然非茅山之類臨近京師的小山水，而可能是陶弘景于浙東所見”，而且《茅山志》也沒有收錄陶弘景此文，足以說明答書所稱“山川之美”非茅山之美。三是永嘉山水。王家葵在《陶弘景叢考》中提出陶弘景是寫浙江溫州永嘉之山水。王京州和王曉東等通過檢考陶弘景游蹤，又比對謝靈運游蹤及山水詩，對比謝詩陶文對山水景物的描繪，發現陶文與謝靈運在永嘉時所作詩歌極為相似，很有共同處。特別是又在《華陽陶隱居內傳》中發現，陶弘景多次游歷永嘉，而且曾發出“彼山水甚美”之概嘆。因此，二人認為陶弘景回信寫的當是永嘉山水。四是嵊州山水。劉黎明緊扣《答謝中書書》中“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一句，認為陶弘景描寫的山水應是謝靈運游歷過、描繪過的山水。據此通過考證謝靈運山水詩中與《答謝中中書》一文中山水相似之處，認為陶弘景筆下山水應是浙江紹興嵊州山水。同時針對“永嘉山水說”，他認為在南朝時嵊州比永嘉人口更多，開發更早，更易于到達和隱居，永嘉人跡罕至，談不上“山川之美，古來共談”。其他還有一些說法，如有人認為陶弘景在信中寫的是浙江溫州瑞安的山水。因為謝靈運也曾數次游覽瑞安仙巖，寫下了“誰知蒼莽千峰外，尚有仙山一點青”的詩句。陶弘景確曾隱居瑞安陶山，陶山原名嶼山，因陶弘景而改稱“陶山”，山上有以陶弘景字命名的“通明寺”。清人唐黼墀曾撰楹聯：“六朝霸業成逝水，千古名山猶姓陶”。考究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作為定論。如果一定非要“坐實”陶弘景所寫山水的具體地點和范圍，相對來說，把“山川之美”定位于“江南山川之美”更加合理。因為，陶弘景一生大多都在江浙一帶游歷，無論茅山、永嘉、嵊州還是瑞安，都可以說是江南。而且，從這一帶的山水來看，景色風光也似乎大同小異。如果說要從謝靈運的山水詩中去比對尋找陶弘景筆下山水，確定具體山水之地也未嘗不可，但文人描摹山水很多時候并不是寫實而是寫意。現今有一句話“不在乎沿途的風景，而在乎看風景的心情”，古今相同也。事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陶弘景筆下的山水是他心中的山水，他所描繪的山水之美是他心中追求的山水之美，而未必就是一地一景的山水之美。這個可以通過對他早期的作品《尋山志》的解讀得出。《尋山志》是陶弘景十五歲時寫的一篇賦文，表達了自己熱愛自然，回歸山水的愿景。文中用大量的鋪排陳敘描繪了所尋之虛擬山水，如“日斜云而色黛，風過水而安流。觸嵚岑而起巘，值闊達而成洲。石孤聳而獨絕，岸懸天而似浮。”所用之語詞，所寫之景色《答謝中書書》中語詞和景色似曾相識，這樣的山水與《答謝中書書》的山水何其相似爾。兩文寫作時間相去幾十年，但山水之狀依然相似，這是因為這樣的山水就是陶弘景向往的山水，是他心中的山水。而答書最后以“康樂”謝靈運比擬，未必就是說自己所寫之景即謝靈運所“奇”之景，有可能只是借謝靈運在山水中求寄托，在山水中“通過對佛玄義理的體悟，來獲得一種他自認為超越他人的精神和人格的境界”，來說明自己是在山水中修真養性，以獲得無上之道。由此，完全可以有理由說《答謝中書書》的“山川之美”有可能就是虛寫，就是虛景，作者只是借山水之形，傳山水之魂，抒心中之情。《答謝中書書》山水之地不可確定對于教學也有啟示作用。在實際的教學中很多老師往往給學生出示“江南山水”或其他地方山水的圖片、視頻，然后分析作者寫的山水如何如何的“形象”，在描寫山水時用了什么什么的方法。《答謝中書書》山水之地的不可確定性，實際上可以提醒我們在學習本課時，大可不必拘泥于學習作者是如何對景物形象作細致刻畫的，不必借用一些所謂的山水視頻圖畫來讓學生感受該文所描繪出的山水之美，那些只是外在的，外形的，千篇一律的。重點是要抓住作者如何將心中情與景之魂結合起來的。修真“成仙”是道士的至高追求，成仙主要講究的是神似而不是貌像。作為道士和文學家的陶弘景深諳此道，他曾經說：“凡書疏之興，所以運達意旨，……所謂得魚而忘荃也。”在陶弘景看來，書信也要超越語言文字的限制，達到神會的境界。《答謝中書書》就體現了這種追求。而且，山水之作到了南朝，作家已經非常注重審美主體“心神”與山水之“神”的互動交融，在南朝文人的眼里，“山水虛靈化了，也情致化了”。由統編教材主編溫儒敏等人編寫的教師教學用書在提示本文如何教學時提到：“作者寫景，沒有僅僅停留在景物本身，而是抓住景物的靈魂，即自然萬物的勃勃生機，通過高低、遠近、動靜的變化，視覺、聽覺的立體感受，來傳達自己與自然相融合的生命愉悅，體現了作者酷愛自然、長伴林泉的志趣。”這確實是對該文山水之地不可確定性的很好解讀。引領學生體會感受作者心神與山水靈魂的交融是本課學習的重點和難點，而不僅僅在于“知道”寫的是什么景，哪兒的景。四、事：為何而寫《答謝中書書》當然是為回信“謝中書”而寫。我們要探討的是“謝中書”在他的信中寫了什么？陶弘景通過回信要表達什么？要給謝中書傳達什么？關于這一點，很多語文教師都是這樣來理解：謝征（按教材所認為“謝中書”即謝征）受皇帝的委托寫了一封信給陶弘景，希望他出來為官，為朝廷效命。陶弘景因痛恨當時社會黑暗，官場不公，回信拒絕了對方的邀請，借談山水之美表達了自己隱逸山林的決心。這種認為陶弘景答書由來的說法值得商榷。“謝中書”（尤其是謝征）不可能代朝廷致信陶弘景勸其出山，《答謝中書書》也不應是為了拒絕“謝中書”代皇帝來勸自己出仕，也就是說謝陶的通信不是一勸一拒，理由如下。第一，陶弘景隱居是經過齊梁皇帝“允許”的，假使皇帝要陶弘景出山，直接征召即可。《南史》載陶弘景于永明十年（492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隱居茅山。為免齊武帝蕭賾猜忌，他上《解官表》，求其允許自己歸隱，齊武帝賜予大量修煉和生活之物，詔允之。據此，齊武帝已是不會再請陶弘景出山。在《華陽陶隱居集》中有陶弘景詩《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這首詩沒有說明是哪位皇帝下詔，因此后人有認為是齊高帝、齊武帝或齊明帝。該詩無論是回答哪位皇帝（事實上，齊高帝時，陶弘景還沒有歸隱，齊武帝詔允陶弘景歸隱，其在陶歸隱一年左右，即公元493年去世，因此，該詩最大可能是回答齊明帝），都表明蕭齊王朝的皇帝征召過陶弘景，但被拒絕。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南齊朝，朝廷已經明了了陶弘景不愿出仕的決心，不可能再通過所謂“謝中書”來規勸。如果認為“謝中書”就是謝征，那么此信應是寫于南梁的梁武帝時期。陶弘景青年時代就同梁武帝蕭衍交好，蕭衍應清楚陶弘景的才能，因而執政后“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屢加禮聘”，陶弘景皆辭謝，“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斆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可見，梁武帝對陶弘景不為己所用也是死心了的，自己親自征召都拒絕，他又豈會讓一個“謝中書”去規勸？第二，謝征在陶弘景歸隱時還未出生，謝征任“中書”一職時，陶弘景已歸隱三十年。謝征出生于齊永元二年，即公元500年，陶弘景辭官隱居茅山是在齊武帝永明十年，即公元492年，已是相差8年。至謝征兼“中書舍人”，他至少二十歲左右，那么陶弘景已經茅山修真三十年左右了，這時路人皆知陶弘景斷無再返塵世的可能。且謝征小陶弘景44歲，其資歷、名望均不足以勸有“山中宰相”之稱的陶弘景出山入世。第三，無論是南齊還是南梁的皇帝，陶弘景都能與之書信往來，無需“謝中書”作“中介”。由于陶弘景青年時與父親參與了反對齊高帝蕭道成的活動，他始終對蕭齊一朝保持著戒心，不愿接近南齊皇帝，到了東昏侯蕭寶卷時，基本已經“與物遂絕”。但如果他愿意，是可以直接與皇帝通信，直達天庭的，他的應詔詩就可說明之。至于到了梁武帝時期，兩人是“老朋友”，經常書信往來，更無需“謝中書”做媒介。據《梁書》《南史》，蕭衍稱帝，“梁”這個國號都是陶弘景幫忙起的。《梁書》《南史》都載“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后，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國家每有吉兇征討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能被稱為“山中宰相”，說明陶弘景即使隱居山林，梁武帝通過書信也在讓其參與軍國大事。不僅是國家大事，即使是討論文學藝術、生活日常，陶弘景也能與梁武帝自由通信。比如著名的兩人討論鐘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