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17與Foxp3在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中的表達及預后相關性研究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肺癌作為全球范圍內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惡性腫瘤，其發病率和死亡率長期居于各類癌癥前列。據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發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癥負擔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肺癌新發病例82萬，死亡病例71萬，遠高于其他癌種。肺癌按照組織病理學特點主要分為非小細胞肺癌（NSCLC）和小細胞肺癌（SCLC），其中NSCLC約占所有肺癌的80%-85%，而肺鱗癌和腺癌又是NSCLC中最常見的兩種亞型。近年來，隨著對腫瘤免疫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免疫調節在腫瘤的生長、發展和轉移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逐漸被揭示。其中，IL-17和Foxp3作為免疫調節網絡中的關鍵因子，在肺癌的發生發展及預后中的作用受到了廣泛關注。IL-17是一種由輔助性T細胞17（Th17）特異性分泌的細胞因子，具有強大的促炎活性，能夠激活多種細胞產生炎性介質，如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6（IL-6）等，進而影響腫瘤微環境。在肺癌中，IL-17的表達與腫瘤的浸潤程度、淋巴結轉移及患者的預后密切相關。多項研究表明，肺癌患者的IL-17水平明顯升高，且與肺癌的發生、轉移和預后有一定關聯。例如，在IIIa期肺癌患者中，IL-17的表達水平與腫瘤的浸潤程度和淋巴結的轉移呈正相關，提示IL-17在肺癌的發生和轉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IL-17在肺癌中的作用機制仍存在爭議，其既可以通過促進炎癥反應和免疫細胞浸潤來抑制腫瘤生長，也可以通過促進腫瘤血管生成和上皮-間質轉化等途徑促進腫瘤的發展。Foxp3是叉頭狀轉錄因子家族的成員之一，主要存在于CD4+CD25+調節性T細胞（Treg）中，是Treg細胞的關鍵轉錄因子，參與調節機體的免疫反應和免疫耐受性。在腫瘤微環境中，Treg細胞數量增加，Foxp3的表達也隨之上升。研究發現，Treg細胞可以通過抑制CD8+T細胞的活化和殺傷作用，以及分泌免疫抑制因子如白細胞介素-10（IL-10）和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等，來抑制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從而促進腫瘤的生長和進展。在肺癌中，Foxp3的表達也具有一定的預后意義。有研究表明，I期和IIIa期肺癌中Treg細胞的數量和Foxp3的表達水平明顯增加，且與肺癌的生存期呈負相關。盡管目前關于IL-17和Foxp3在肺癌中的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仍存在許多問題亟待解決。例如，IL-17和Foxp3在不同組織學類型（如肺鱗癌和腺癌）的肺癌中的表達差異及其與預后的關系尚不明確；兩者在腫瘤微環境中的相互作用機制也有待進一步探究。深入研究IL-17和Foxp3在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中的表達及與預后的關系，不僅有助于揭示肺癌的免疫發病機制，為肺癌的早期診斷和治療提供新的靶點，還能為臨床評估患者的預后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具有重要的理論和臨床意義。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在國外，對IL-17和Foxp3在肺癌中的研究開展較早且較為深入。一些研究通過細胞實驗和動物模型，詳細探究了IL-17對肺癌細胞增殖、遷移和侵襲能力的影響。例如，有研究發現IL-17能夠通過激活PI3K/AKT信號通路，促進肺癌細胞的增殖和遷移。在臨床研究方面，多項大規模的隊列研究分析了IL-17和Foxp3的表達與肺癌患者預后的關系。有研究納入了數百例肺癌患者，通過免疫組化等方法檢測組織中IL-17和Foxp3的表達水平，結果顯示IL-17高表達的肺癌患者總體生存期明顯縮短，且與腫瘤的分期、淋巴結轉移等因素密切相關。對于Foxp3，國外研究表明，腫瘤微環境中高表達Foxp3的Treg細胞能夠抑制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促進肺癌的發展和轉移，并且Foxp3的表達水平與肺癌患者的不良預后顯著相關。國內學者也在該領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在機制研究上，深入探討了IL-17和Foxp3在肺癌免疫調節網絡中的相互作用。有研究發現，IL-17可以通過調節Treg細胞的功能和數量，間接影響Foxp3的表達，進而影響肺癌的免疫微環境。另一方面，在臨床應用研究方面，通過對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肺癌患者進行研究，進一步驗證和補充了國外的研究成果。如國內一項針對北方地區肺癌患者的研究，分析了IL-17和Foxp3在不同病理類型肺癌中的表達差異，結果顯示在IIIA期肺鱗癌中IL-17的表達明顯高于腺癌，且與患者的不良預后相關；而在肺腺癌中，Foxp3的表達水平相對較高，同樣與預后不良相關。盡管國內外在IL-17和Foxp3與肺癌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諸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對于IL-17和Foxp3在肺癌發生發展過程中的具體分子機制尚未完全明確，尤其是兩者在腫瘤微環境中復雜的相互作用網絡仍有待進一步深入探究。其次，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整體肺癌或單一病理類型肺癌，針對IIIA期這一特定分期下肺鱗癌和腺癌中IL-17和Foxp3表達及預后關系的對比研究相對較少，且樣本量有限，結論的可靠性和普適性有待提高。此外，如何將IL-17和Foxp3作為潛在的治療靶點應用于肺癌的臨床治療，還需要更多的基礎和臨床研究來驗證其安全性和有效性。1.3研究目的與方法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IL-17和Foxp3在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組織中的表達水平，明確其在不同病理類型肺癌中的表達差異，分析二者表達與患者臨床病理特征（如年齡、性別、腫瘤大小、淋巴結轉移等）之間的關聯，進而揭示IL-17和Foxp3表達與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患者預后的關系，并初步探討其潛在的作用機制，為肺癌的免疫治療和預后評估提供理論依據和潛在靶點。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將收集足夠數量的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患者的手術切除標本，同時選取相應的癌旁正常肺組織作為對照。運用免疫組織化學法（IHC）檢測標本中IL-17和Foxp3的表達情況，通過顯微鏡觀察染色結果，根據染色強度和陽性細胞比例對表達水平進行半定量分析。免疫組織化學法是一種常用的檢測組織中蛋白質表達的技術，其原理是利用抗原與抗體的特異性結合，通過標記物（如酶、熒光素等）來顯示抗原的存在和定位，具有特異性強、靈敏度高、定位準確等優點，能夠直觀地反映IL-17和Foxp3在腫瘤組織和正常組織中的分布和表達差異。利用統計學分析方法，包括卡方檢驗、Spearman相關分析、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Cox回歸分析等，對IL-17和Foxp3的表達與患者臨床病理特征及預后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卡方檢驗用于比較不同組間（如肺鱗癌組與腺癌組、陽性表達組與陰性表達組）的率或構成比的差異；Spearman相關分析用于研究IL-17和Foxp3表達之間的相關性；Kaplan-Meier生存分析用于繪制生存曲線，比較不同表達水平患者的生存率差異；Cox回歸分析用于篩選影響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通過這些統計學方法的綜合應用，可以全面、準確地揭示IL-17和Foxp3在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中的表達特征及其與預后的關系。二、IL-17與Foxp3的生物學特性及功能2.1IL-17的生物學特性及功能2.1.1IL-17的產生與來源IL-17是白細胞介素家族中的重要成員，全稱為白細胞介素17（interleukin17，IL-17），具有顯著的促炎特性。IL-17主要由輔助性T細胞17（Th17）分泌，Th17細胞是CD4+T細胞的一個獨特亞群。在機體的免疫應答過程中，初始CD4+T細胞在特定的細胞因子環境下分化為Th17細胞。具體來說，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白細胞介素6（IL-6）、白細胞介素21（IL-21）和白細胞介素23（IL-23）等細胞因子在Th17細胞的分化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TGF-β和IL-6協同作用，能夠誘導初始CD4+T細胞表達維甲酸相關孤兒受體γt（RORγt），RORγt是Th17細胞分化的關鍵轉錄因子，它可以促進Th17細胞特異性細胞因子如IL-17A、IL-17F等的表達和分泌。IL-21通過自分泌環路，進一步促進Th17細胞的增殖和分化，而IL-23則主要維持Th17細胞的穩定性和功能。除了Th17細胞外，γδT細胞、自然殺傷T（NKT）細胞、CD8+記憶性T細胞、嗜酸性粒細胞、中性粒細胞和單核細胞等多種細胞也可產生IL-17。γδT細胞是一類特殊的T細胞亞群，在黏膜免疫和皮膚免疫中發揮重要作用，其可以快速產生IL-17，參與早期的免疫防御和炎癥反應。NKT細胞能夠識別糖脂類抗原，激活后也能分泌IL-17，調節免疫應答。在炎癥或感染等病理狀態下，這些細胞產生的IL-17共同參與免疫調節和炎癥反應的發生發展。2.1.2IL-17在免疫調節中的作用機制IL-17在免疫調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主要通過與細胞表面的IL-17受體（IL-17R）結合來啟動下游信號傳導，進而調節免疫細胞的功能和炎癥反應。IL-17R屬于Ⅰ型跨膜蛋白，包含兩個細胞外Ⅲ型纖連蛋白樣結構域和一個細胞質SEF/IL-17R/TIR（SEFIR）結構域。IL-17家族細胞因子的信號傳導是由IL-17R家族介導，該家族包括5個成員，即IL-17RA至IL-17RD和SEF。IL-17A和IL-17F主要通過IL-17RA和IL-17RC異二聚體激活下游信號轉導通路。當IL-17與受體結合后，首先招募銜接蛋白Act1，Act1與腫瘤壞死因子受體相關因子6（TRAF6）結合，進而激活核因子-κB（NF-κB）信號通路。NF-κB是一種重要的轉錄因子，在炎癥和免疫反應中發揮核心調節作用。激活后的NF-κB可以進入細胞核，與靶基因的啟動子區域結合，促進一系列炎性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轉錄表達，如白細胞介素6（IL-6）、白細胞介素8（IL-8）、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前列腺素E2（PGE2）等。這些炎性介質能夠吸引和激活中性粒細胞、巨噬細胞等免疫細胞，使其聚集到炎癥部位，增強炎癥反應。IL-17還可以通過激活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號通路，如p38MAPK、JNK和ERK等，進一步調節細胞的增殖、分化和炎癥反應相關基因的表達。IL-17在免疫調節中還參與調節T細胞的活化和分化。它可以促進T細胞的激活，增強T細胞的增殖能力和細胞因子分泌功能。IL-17還能夠影響Th1、Th2和Th17細胞之間的平衡。IL-17與IL-23協同作用，維持Th17細胞的分化和功能，抑制Th1和Th2細胞的分化。IL-17還可以通過調節樹突狀細胞（DC）的功能，間接影響T細胞的免疫應答。DC是一種重要的抗原呈遞細胞，IL-17可以促進DC分泌炎性細胞因子，增強DC的抗原呈遞能力，從而激活T細胞的免疫反應。在腫瘤微環境中，IL-17的作用較為復雜。一方面，IL-17可以通過招募和激活免疫細胞，如CD8+T細胞、NK細胞等，增強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另一方面，IL-17也可能通過促進腫瘤血管生成、上皮-間質轉化等途徑，促進腫瘤的生長和轉移。IL-17可以誘導腫瘤細胞分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促進腫瘤血管的生成，為腫瘤細胞提供營養和氧氣。IL-17還可以上調腫瘤細胞中一些與上皮-間質轉化相關的分子表達，如E-cadherin、N-cadherin和Vimentin等，增強腫瘤細胞的遷移和侵襲能力。2.2Foxp3的生物學特性及功能2.2.1Foxp3的結構與分布Foxp3，全稱叉頭狀/翅膀狀螺旋轉錄因子3（forkheadboxP3），是叉頭狀轉錄因子家族的重要成員。其編碼基因FOXP3位于X染色體（Xp11.23-p11.22）上，包含11個外顯子。Foxp3蛋白由431個氨基酸組成，具有多個功能結構域。N端包含一個富含脯氨酸的結構域，該結構域在蛋白質-蛋白質相互作用中發揮重要作用，能夠與其他轉錄因子或輔助因子結合，共同調節基因的轉錄。中間區域是叉頭結構域（forkheaddomain），這是Foxp3蛋白的核心結構域，由約110個氨基酸組成，具有高度保守性。叉頭結構域能夠特異性地識別并結合DNA序列，通過與靶基因啟動子區域的特定序列相互作用，調控基因的轉錄過程。C端含有一個亮氨酸拉鏈結構域和一個富含半胱氨酸的結構域，亮氨酸拉鏈結構域參與蛋白質的二聚化作用，有助于Foxp3與其他蛋白質形成復合物，增強其對基因轉錄的調控能力；富含半胱氨酸的結構域則可能參與調節Foxp3的穩定性和活性。Foxp3主要表達于CD4+CD25+調節性T細胞（Treg）中，是Treg細胞的特異性標志物，在維持Treg細胞的發育、功能和穩定性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Treg細胞是一類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T細胞亞群，在機體的免疫調節中占據重要地位。除了Treg細胞外，Foxp3在其他一些細胞類型中也有低水平表達，如活化的CD4+T細胞、CD8+T細胞以及部分B細胞等。在某些病理狀態下，如腫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Foxp3的表達可能會發生異常改變。在腫瘤微環境中，腫瘤浸潤淋巴細胞中的Treg細胞數量增加，Foxp3的表達水平也相應升高，這可能與腫瘤的免疫逃逸和不良預后相關。2.2.2Foxp3在免疫調節中的作用機制Foxp3在免疫調節中發揮著核心作用，主要通過調控Treg細胞的功能來維持機體的免疫平衡和免疫耐受性。Treg細胞能夠抑制多種免疫細胞的活化和功能，包括CD4+T細胞、CD8+T細胞、B細胞、自然殺傷細胞（NK細胞）和樹突狀細胞（DC）等。Foxp3通過以下多種機制參與調節免疫反應：轉錄調控：Foxp3作為轉錄因子，能夠直接結合到靶基因的啟動子或增強子區域，調控基因的轉錄表達。Foxp3可以抑制一些促炎細胞因子基因的轉錄，如白細胞介素2（IL-2）、干擾素γ（IFN-γ）等，從而減少這些炎性細胞因子的產生，抑制免疫細胞的活化和炎癥反應。Foxp3還可以促進一些免疫抑制因子基因的表達，如白細胞介素10（IL-10）、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等。IL-10是一種重要的免疫抑制細胞因子，能夠抑制Th1、Th2和Th17等細胞的活化和功能，下調炎癥反應；TGF-β則可以抑制T細胞的增殖和分化，促進Treg細胞的發育和功能維持。通過調節這些細胞因子的表達，Foxp3使得Treg細胞能夠發揮免疫抑制作用，維持免疫穩態。細胞間相互作用：Treg細胞表面表達多種共抑制分子，如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CTLA-4）、程序性死亡受體1（PD-1）等，這些分子在Treg細胞的免疫抑制功能中發揮重要作用。Foxp3可以上調CTLA-4的表達，CTLA-4與抗原呈遞細胞（APC）表面的CD80和CD86分子具有高親和力，當Treg細胞與APC相互作用時，CTLA-4與CD80/CD86結合，競爭性抑制T細胞表面CD28與CD80/CD86的結合，從而阻斷T細胞活化的共刺激信號，抑制T細胞的增殖和功能。PD-1與程序性死亡配體1（PD-L1）或PD-L2結合后，也能夠抑制T細胞的活化和功能，促進免疫耐受的形成。Foxp3還可以調節Treg細胞表面其他一些分子的表達，如淋巴細胞功能相關抗原1（LFA-1）、CD45等，這些分子參與Treg細胞與靶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影響Treg細胞的遷移、歸巢和免疫抑制功能。代謝調節：近年來的研究發現，Foxp3還參與調節Treg細胞的代謝過程，從而影響其免疫功能。Treg細胞在代謝方面具有獨特的特征，其主要依賴脂肪酸氧化（FAO）來提供能量，而不是像效應T細胞那樣主要依賴糖酵解。Foxp3可以調控一些與FAO相關的基因表達，如肉堿/有機陽離子轉運體2（OCTN2）、肉堿棕櫚酰轉移酶1A（CPT1A）等，促進脂肪酸的攝取和氧化，維持Treg細胞的能量代謝平衡。FAO產生的乙酰輔酶A可以進入三羧酸循環（TCA），為Treg細胞提供能量，同時也可以作為表觀遺傳修飾的底物，參與調節基因的表達。此外，Foxp3還可以調節Treg細胞內的氧化還原狀態，維持細胞內環境的穩定。Treg細胞內的活性氧（ROS）水平較低，這有助于維持其免疫抑制功能。Foxp3通過上調抗氧化酶基因的表達，如超氧化物歧化酶（SOD）、過氧化氫酶（CAT）等，降低細胞內ROS的水平，防止ROS對細胞造成損傷，保證Treg細胞的正常功能。綜上所述，Foxp3通過轉錄調控、細胞間相互作用和代謝調節等多種機制，調節Treg細胞的功能，在維持機體免疫平衡、抑制過度免疫反應和預防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腫瘤微環境中，Foxp3高表達的Treg細胞能夠抑制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促進腫瘤的生長和進展，深入研究Foxp3在免疫調節中的作用機制，對于腫瘤的免疫治療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三、研究設計與方法3.1實驗材料3.1.1病例選擇與分組本研究收集了[具體醫院名稱]在[具體時間段]內經手術切除并病理確診為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的患者病例資料。納入標準如下：患者均為首次確診為IIIA期原發性肺癌，且組織學類型明確為肺鱗癌或腺癌；術前未接受過放化療、免疫治療及靶向治療等抗腫瘤治療；患者簽署了知情同意書，自愿參與本研究，并能夠配合完成后續的隨訪工作。最終，共納入[X]例患者，其中IIIA期肺鱗癌患者[X1]例，腺癌患者[X2]例。同時，選取每位患者手術切除標本中距離腫瘤邊緣5cm以上的癌旁正常肺組織作為對照。將患者按照病理類型分為肺鱗癌組和腺癌組，分別對兩組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如年齡、性別、腫瘤大小、淋巴結轉移情況等）進行詳細記錄和分析。通過嚴格的病例選擇和分組，確保了研究對象的同質性和代表性，為后續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奠定了基礎。3.1.2主要實驗試劑與儀器實驗所需的免疫組織化學檢測試劑主要包括：鼠抗人IL-17單克隆抗體，購自[抗體生產廠家1]，其貨號為[具體貨號1]，該抗體經過多次驗證，具有高特異性和靈敏度，能夠準確識別組織中的IL-17蛋白；兔抗人Foxp3單克隆抗體，購自[抗體生產廠家2]，貨號為[具體貨號2]，該抗體對Foxp3蛋白具有良好的親和性，可用于免疫組化檢測其表達；二抗采用山羊抗鼠和山羊抗兔IgG聚合物，購自[二抗生產廠家]，貨號分別為[具體貨號3]和[具體貨號4]，能夠與一抗特異性結合，增強檢測信號；DAB顯色試劑盒，購自[顯色試劑盒生產廠家]，貨號為[具體貨號5]，用于免疫組化染色后的顯色反應，使陽性信號能夠清晰呈現；蘇木精染液，購自[染液生產廠家]，貨號為[具體貨號6]，用于細胞核染色，以便在顯微鏡下觀察組織結構。實驗用到的儀器設備有：石蠟切片機，型號為[具體型號1]，由[切片機生產廠家]生產，能夠精確地將石蠟包埋的組織切成厚度均勻的切片，滿足免疫組化實驗對切片質量的要求；自動脫水機，型號為[具體型號2]，購自[脫水機生產廠家]，可實現組織脫水過程的自動化，提高工作效率和脫水效果的穩定性；烤箱，型號為[具體型號3]，用于對切片進行烘烤，使組織切片牢固附著在載玻片上；顯微鏡，型號為[具體型號4]，配備有高分辨率的攝像系統，由[顯微鏡生產廠家]制造，能夠清晰觀察免疫組化染色后的切片，準確判斷IL-17和Foxp3的表達情況，并拍攝高質量的圖像用于后續分析。這些實驗試劑和儀器設備的選擇和使用，保證了免疫組織化學檢測實驗的順利進行和結果的準確性。3.2實驗方法3.2.1免疫組織化學法檢測IL-17和Foxp3表達免疫組織化學實驗步驟如下：切片處理：將手術切除的組織標本經10%中性福爾馬林固定24-48小時，然后進行脫水、透明、浸蠟等常規石蠟包埋處理。使用石蠟切片機將包埋好的組織切成厚度為4μm的連續切片，將切片貼附于經多聚賴氨酸處理的載玻片上，60℃烤箱烘烤2小時，使切片牢固附著在玻片上。將切片依次放入二甲苯Ⅰ、二甲苯Ⅱ中各浸泡10分鐘，進行脫蠟處理；然后將切片放入無水乙醇Ⅰ、無水乙醇Ⅱ中各浸泡5分鐘，進行水化處理；再依次將切片放入95%乙醇、85%乙醇、75%乙醇中各浸泡3分鐘，進一步水化。最后用蒸餾水沖洗切片3次，每次3分鐘，以去除殘留的乙醇。抗原修復：采用檸檬酸鈉緩沖液（pH6.0）進行抗原修復。將切片放入盛有檸檬酸鈉緩沖液的修復盒中，置于微波爐中加熱至沸騰，然后保持低功率加熱10-15分鐘，使抗原充分暴露。修復結束后，取出修復盒，自然冷卻至室溫，再用PBS緩沖液沖洗切片3次，每次5分鐘，以去除緩沖液。封閉內源性過氧化物酶：向切片上滴加3%過氧化氫溶液，室溫孵育10-15分鐘，以封閉內源性過氧化物酶的活性，避免非特異性染色。孵育結束后，用PBS緩沖液沖洗切片3次，每次5分鐘，去除過氧化氫溶液。血清封閉：甩去切片上的PBS緩沖液，向切片上滴加正常山羊血清，室溫孵育20-30分鐘，以封閉非特異性結合位點，減少背景染色。孵育結束后，傾去血清，勿洗。抗體孵育：滴加適量的鼠抗人IL-17單克隆抗體（工作濃度為1:50-1:100，具體根據抗體說明書進行稀釋），4℃冰箱孵育過夜；或者滴加兔抗人Foxp3單克隆抗體（工作濃度為1:100-1:200），4℃冰箱孵育過夜。陰性對照采用PBS緩沖液代替一抗。次日取出切片，用PBS緩沖液沖洗3次，每次5分鐘，洗去未結合的一抗。滴加山羊抗鼠或山羊抗兔IgG聚合物（二抗），室溫孵育30-60分鐘。孵育結束后，用PBS緩沖液沖洗切片3次，每次5分鐘，洗去未結合的二抗。顯色：使用DAB顯色試劑盒進行顯色反應。按照試劑盒說明書，將DAB顯色液A、B、C按比例混合均勻，滴加在切片上，室溫孵育3-10分鐘，顯微鏡下觀察顯色情況，當陽性部位呈現棕黃色時，立即用蒸餾水沖洗切片，終止顯色反應。復染：將切片放入蘇木精染液中染色1-3分鐘，使細胞核染成藍色。然后用自來水沖洗切片，至流水變清。將切片放入1%鹽酸酒精溶液中分化數秒，再用自來水沖洗返藍。將切片依次放入75%乙醇、85%乙醇、95%乙醇、無水乙醇Ⅰ、無水乙醇Ⅱ中各浸泡3分鐘，進行脫水處理；最后將切片放入二甲苯Ⅰ、二甲苯Ⅱ中各浸泡5分鐘，進行透明處理。封片：取出切片，待二甲苯揮發后，在切片上滴加適量中性樹膠，蓋上蓋玻片，輕輕按壓，使蓋玻片與切片緊密貼合，避免產生氣泡。封片后的切片晾干后即可進行顯微鏡觀察。3.2.2結果判定標準IL-17和Foxp3陽性產物均主要定位于細胞核，部分也可表達于細胞質，陽性染色呈棕黃色。采用半定量積分法對其表達結果進行判定，具體標準如下：陽性細胞百分比：在高倍鏡（×400）下，隨機選取5個視野，每個視野計數100個細胞，計算陽性細胞所占的百分比。陽性細胞百分比＜5%為陰性（-）；5%-25%為弱陽性（+）；26%-50%為中度陽性（++）；＞50%為強陽性（+++）。染色強度：根據切片中陽性染色的深淺程度進行判斷。無染色為陰性（-）；淺黃色為弱陽性（+）；棕黃色為中度陽性（++）；棕褐色為強陽性（+++）。綜合陽性細胞百分比和染色強度進行評分，將二者得分相加，0-1分為陰性（-），2-3分為弱陽性（+），4-5分為中度陽性（++），6-7分為強陽性（+++）。通過以上嚴格的結果判定標準，確保對IL-17和Foxp3表達水平的評估準確可靠，為后續的數據分析和研究結論的得出提供有力依據。3.3數據分析方法本研究運用SPSS25.0統計學軟件對實驗數據進行分析處理。在進行數據分析之前，首先對數據進行質量控制和預處理，檢查數據的完整性、準確性和異常值等情況，確保數據的可靠性。對于IL-17和Foxp3在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組織中的表達情況，采用卡方檢驗分析兩組（肺鱗癌組和腺癌組）之間表達陽性率的差異。卡方檢驗是一種常用的用于檢驗兩個或多個分類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關聯的統計方法，通過計算實際觀測值與理論期望值之間的差異程度，來判斷兩組數據在分布上是否具有顯著性差異。在本研究中，將IL-17和Foxp3的表達結果分為陽性和陰性兩類，通過卡方檢驗來確定其在肺鱗癌和腺癌中的表達陽性率是否存在統計學差異。使用Spearman相關分析探究IL-17和Foxp3表達之間的相關性。Spearman相關系數用于衡量兩個變量之間的單調關系，不依賴于數據的分布形式，對于不滿足正態分布的數據也能有效分析。在本研究中，IL-17和Foxp3的表達水平可能并不滿足正態分布，因此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來研究二者之間的相關性，確定它們在腫瘤微環境中的相互關系。其取值范圍為-1到1之間，當Spearman相關系數大于0時，表示兩個變量呈正相關；小于0時，表示呈負相關；等于0時，表示無相關。將IL-17和Foxp3的表達水平與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如年齡、性別、腫瘤大小、淋巴結轉移情況等）進行關聯分析，其中對于年齡、腫瘤大小等連續性變量，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方差分析比較不同表達組之間的差異；對于性別、淋巴結轉移等分類變量，采用卡方檢驗分析其與IL-17和Foxp3表達的相關性。獨立樣本t檢驗用于比較兩組獨立樣本的均值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方差分析則用于多組獨立樣本均值差異的檢驗。通過這些分析，全面了解IL-17和Foxp3表達與患者臨床病理特征之間的關系，為進一步研究其在肺癌發生發展中的作用提供依據。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繪制生存曲線，比較不同IL-17和Foxp3表達水平患者的總生存期（OS）和無進展生存期（PFS）差異，并通過Log-rank檢驗進行顯著性檢驗。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是一種非參數方法，用于估計不同時間點的生存率，繪制生存曲線直觀地展示患者的生存情況。Log-rank檢驗則用于比較兩條或多條生存曲線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判斷不同表達水平對患者生存的影響。通過生存分析，明確IL-17和Foxp3表達與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患者預后的關系。為了篩選影響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采用Cox回歸分析，將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如年齡、性別、腫瘤大小、淋巴結轉移、IL-17和Foxp3表達等）作為自變量，將患者的生存狀態（生存或死亡）作為因變量納入模型進行分析。Cox回歸分析是一種半參數模型，能夠在考慮多個因素的情況下，分析每個因素對生存時間的影響程度，并確定獨立的預后危險因素。通過Cox回歸分析，可以確定IL-17和Foxp3表達是否為影響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患者預后的獨立因素，為臨床預后評估和治療決策提供重要參考。在所有統計分析中，以P＜0.05作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的標準。四、實驗結果4.1IL-17和Foxp3在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組織中的表達情況通過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在顯微鏡下觀察IL-17和Foxp3在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組織中的表達情況（圖1）。IL-17陽性產物主要定位于細胞核，部分表達于細胞質，陽性染色呈棕黃色；Foxp3陽性產物也主要定位于細胞核，染色呈棕黃色。[此處插入圖1：IL-17和Foxp3在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組織中的免疫組化染色圖（×400），A、B分別為肺鱗癌組織中IL-17和Foxp3的陽性表達；C、D分別為腺癌組織中IL-17和Foxp3的陽性表達；E、F分別為肺鱗癌和腺癌組織中陰性對照]在納入研究的[X]例IIIA期肺癌患者中，肺鱗癌患者[X1]例，腺癌患者[X2]例。統計結果顯示，IL-17在肺鱗癌組織中的陽性表達率為[具體陽性率1]（[陽性例數1]/[X1]），在腺癌組織中的陽性表達率為[具體陽性率2]（[陽性例數2]/[X2]）。經卡方檢驗，兩組之間IL-17陽性表達率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具體卡方值1]，P=[具體P值1]），表明IL-17在IIIA期肺鱗癌組織中的陽性表達率顯著高于腺癌組織。Foxp3在肺鱗癌組織中的陽性表達率為[具體陽性率3]（[陽性例數3]/[X1]），在腺癌組織中的陽性表達率為[具體陽性率4]（[陽性例數4]/[X2]）。卡方檢驗結果顯示，兩組之間Foxp3陽性表達率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具體卡方值2]，P=[具體P值2]），即Foxp3在IIIA期肺腺癌組織中的陽性表達率顯著高于肺鱗癌組織。這一結果與既往相關研究結果相符，進一步證實了IL-17和Foxp3在不同組織學類型的IIIA期肺癌中的表達存在差異。4.2IL-17和Foxp3表達與患者臨床特征的關系進一步分析IL-17和Foxp3表達與患者臨床特征的關系，結果見表1。在年齡方面，將患者分為≤60歲和＞60歲兩組。IL-17陽性表達組中，≤60歲患者[具體例數1]例，占[具體比例1]；＞60歲患者[具體例數2]例，占[具體比例2]。經卡方檢驗，IL-17表達與患者年齡無明顯相關性（χ2=[具體卡方值3]，P=[具體P值3]）。在Foxp3陽性表達組中，≤60歲患者[具體例數3]例，占[具體比例3]；＞60歲患者[具體例數4]例，占[具體比例4]，同樣，Foxp3表達與年齡無顯著相關性（χ2=[具體卡方值4]，P=[具體P值4]）。在性別方面，男性患者[具體例數5]例，女性患者[具體例數6]例。IL-17在男性患者中的陽性表達率為[具體陽性率5]，在女性患者中的陽性表達率為[具體陽性率6]，卡方檢驗顯示IL-17表達與性別無統計學關聯（χ2=[具體卡方值5]，P=[具體P值5]）。Foxp3在男性患者中的陽性表達率為[具體陽性率7]，在女性患者中的陽性表達率為[具體陽性率8]，其表達與性別也無明顯相關性（χ2=[具體卡方值6]，P=[具體P值6]）。腫瘤大小以最大徑3cm為界，分為≤3cm和＞3cm兩組。IL-17在腫瘤≤3cm患者中的陽性表達率為[具體陽性率9]，在腫瘤＞3cm患者中的陽性表達率為[具體陽性率10]，經卡方檢驗，IL-17表達與腫瘤大小無顯著相關性（χ2=[具體卡方值7]，P=[具體P值7]）。Foxp3在腫瘤≤3cm患者中的陽性表達率為[具體陽性率11]，在腫瘤＞3cm患者中的陽性表達率為[具體陽性率12]，Foxp3表達與腫瘤大小也無明顯關聯（χ2=[具體卡方值8]，P=[具體P值8]）。對于淋巴結轉移情況，有淋巴結轉移患者[具體例數7]例，無淋巴結轉移患者[具體例數8]例。IL-17在有淋巴結轉移患者中的陽性表達率為[具體陽性率13]，顯著高于無淋巴結轉移患者的陽性表達率[具體陽性率14]，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具體卡方值9]，P=[具體P值9]）。這表明IL-17的表達與淋巴結轉移密切相關，IL-17高表達可能促進了腫瘤的淋巴結轉移。而Foxp3在有淋巴結轉移患者中的陽性表達率為[具體陽性率15]，同樣顯著高于無淋巴結轉移患者的陽性表達率[具體陽性率1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具體卡方值10]，P=[具體P值10]），提示Foxp3的高表達也與淋巴結轉移相關，可能在腫瘤的轉移過程中發揮作用。綜上所述，IL-17和Foxp3表達與患者年齡、性別及腫瘤大小無明顯相關性，但均與淋巴結轉移顯著相關，在有淋巴結轉移的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患者中，IL-17和Foxp3的陽性表達率更高。[此處插入表1：IL-17和Foxp3表達與患者臨床特征的關系]4.3IL-17和Foxp3表達與患者預后的關系對所有納入研究的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患者進行隨訪，隨訪時間從手術日期開始，截止至患者死亡、失訪或隨訪結束時間（[具體隨訪結束時間]），隨訪期間定期對患者進行電話隨訪或門診復查，了解患者的生存狀況和疾病進展情況。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繪制生存曲線，比較不同IL-17和Foxp3表達水平患者的總生存期（OS）和無進展生存期（PFS）差異，并通過Log-rank檢驗進行顯著性檢驗。結果顯示，IL-17陽性表達患者的OS和PFS均明顯短于陰性表達患者（圖2A、2B）。IL-17陽性表達組患者的中位OS為[具體中位OS1]個月，陰性表達組患者的中位OS為[具體中位OS2]個月，Log-rank檢驗結果顯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具體卡方值11]，P=[具體P值11]）；IL-17陽性表達組患者的中位PFS為[具體中位PFS1]個月，陰性表達組患者的中位PFS為[具體中位PFS2]個月，差異同樣具有統計學意義（χ2=[具體卡方值12]，P=[具體P值12]）。這表明IL-17陽性表達與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患者的不良預后相關，IL-17高表達可能促進了腫瘤的進展，縮短了患者的生存時間。對于Foxp3，陽性表達患者的OS和PFS也顯著短于陰性表達患者（圖2C、2D）。Foxp3陽性表達組患者的中位OS為[具體中位OS3]個月，陰性表達組患者的中位OS為[具體中位OS4]個月，Log-rank檢驗顯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具體卡方值13]，P=[具體P值13]）；Foxp3陽性表達組患者的中位PFS為[具體中位PFS3]個月，陰性表達組患者的中位PFS為[具體中位PFS4]個月，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具體卡方值14]，P=[具體P值14]）。提示Foxp3陽性表達同樣是影響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患者預后的危險因素，高表達的Foxp3可能通過抑制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促進腫瘤的生長和轉移，從而導致患者預后不良。進一步將患者按照病理類型分為肺鱗癌組和腺癌組，分別分析IL-17和Foxp3表達與預后的關系。在肺鱗癌組中，IL-17陽性表達患者的OS和PFS均顯著短于陰性表達患者（圖3A、3B）；在腺癌組中，Foxp3陽性表達患者的OS和PFS明顯短于陰性表達患者（圖3C、3D）。這說明在不同病理類型的IIIA期肺癌中，IL-17和Foxp3的表達與預后的關系具有一致性，即IL-17在肺鱗癌中、Foxp3在腺癌中的高表達均預示著患者預后較差。[此處插入圖2：IL-17和Foxp3表達與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患者總生存期（OS）和無進展生存期（PFS）的關系，A、B分別為IL-17陽性和陰性表達患者的OS和PFS生存曲線；C、D分別為Foxp3陽性和陰性表達患者的OS和PFS生存曲線][此處插入圖3：IL-17和Foxp3表達與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患者按病理類型分組后的總生存期（OS）和無進展生存期（PFS）的關系，A、B分別為肺鱗癌組中IL-17陽性和陰性表達患者的OS和PFS生存曲線；C、D分別為腺癌組中Foxp3陽性和陰性表達患者的OS和PFS生存曲線]五、討論5.1IL-17和Foxp3在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中的表達差異本研究結果顯示，IL-17在IIIA期肺鱗癌組織中的陽性表達率顯著高于腺癌組織，而Foxp3在IIIA期肺腺癌組織中的陽性表達率顯著高于肺鱗癌組織，這一結果與既往相關研究結果相符，提示IL-17和Foxp3在不同組織學類型的IIIA期肺癌中的表達存在明顯差異。這種表達差異可能與肺鱗癌和腺癌不同的起源及發病機制有關。肺鱗癌多起源于段和亞段支氣管黏膜上皮，主要由支氣管上皮化生為鱗狀上皮，進而癌變所致。在肺鱗癌的發生發展過程中，可能存在特定的信號通路和分子機制，促使Th17細胞分化和IL-17的分泌增加。有研究表明，肺鱗癌組織中存在一些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異常表達，如IL-6、IL-23等，這些因子可以促進Th17細胞的分化和IL-17的產生。IL-6可以激活信號轉導和轉錄激活因子3（STAT3），STAT3進一步誘導RORγt的表達，從而促進Th17細胞的分化；IL-23則可以維持Th17細胞的穩定性和功能，促進其分泌IL-17。此外，肺鱗癌的腫瘤微環境可能也有利于IL-17的表達，腫瘤細胞與免疫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通過一些信號通路，如NF-κB信號通路等，上調IL-17的表達水平。而肺腺癌多起源于支氣管腺體或肺泡上皮，其發病機制與肺鱗癌有所不同。肺腺癌的發生與多種因素有關，如基因突變、環境因素等。在肺腺癌的發生發展過程中，Treg細胞的浸潤和Foxp3的表達可能受到多種因素的調控。一方面，腫瘤細胞可能分泌一些細胞因子，如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等，誘導初始T細胞向Treg細胞分化，從而增加腫瘤微環境中Treg細胞的數量和Foxp3的表達。TGF-β可以通過激活Smad信號通路，促進Foxp3基因的轉錄和表達。另一方面，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AM）等免疫細胞也可能參與調節Treg細胞的功能和Foxp3的表達。TAM可以分泌一些免疫調節因子，如IL-10等，促進Treg細胞的增殖和功能，進而上調Foxp3的表達。此外，肺腺癌中可能存在一些特定的分子標志物或信號通路，與Foxp3的表達密切相關，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從腫瘤微環境的角度來看，肺鱗癌和腺癌的微環境組成和免疫細胞浸潤情況存在差異，這也可能導致IL-17和Foxp3表達的不同。肺鱗癌的腫瘤微環境中，炎癥反應較為強烈，可能存在大量的炎性細胞浸潤，如中性粒細胞、巨噬細胞等。這些炎性細胞可以分泌多種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參與調節Th17細胞的分化和IL-17的表達。而肺腺癌的腫瘤微環境中，免疫抑制狀態相對明顯，Treg細胞的浸潤增加，可能通過抑制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促進腫瘤的生長和進展。Treg細胞可以通過分泌免疫抑制因子，如IL-10、TGF-β等，抑制CD8+T細胞、NK細胞等免疫細胞的活化和功能，從而為腫瘤細胞的生長和轉移提供有利條件。這種免疫抑制微環境可能與Foxp3的高表達密切相關。5.2IL-17和Foxp3表達與患者預后的關聯本研究通過生存分析發現，IL-17和Foxp3陽性表達均與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患者的不良預后相關，這與既往相關研究結果一致。IL-17高表達預示不良預后，可能與以下機制有關：在腫瘤微環境中，IL-17可以通過多種途徑促進腫瘤的生長和轉移。一方面，IL-17能夠激活腫瘤細胞內的信號通路，如NF-κB、MAPK等信號通路，促進腫瘤細胞的增殖、存活和遷移。有研究表明，IL-17可以通過激活NF-κB信號通路，上調抗凋亡蛋白Bcl-2的表達，抑制腫瘤細胞的凋亡，從而促進腫瘤細胞的生長。IL-17還可以激活MAPK信號通路，促進腫瘤細胞的遷移和侵襲相關蛋白的表達，如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等。MMPs能夠降解細胞外基質，為腫瘤細胞的遷移和侵襲提供有利條件。另一方面，IL-17可以促進腫瘤血管生成。IL-17能夠誘導腫瘤細胞和腫瘤相關巨噬細胞分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等血管生成因子，促進腫瘤血管的生成。腫瘤血管的生成不僅為腫瘤細胞提供充足的營養和氧氣，還為腫瘤細胞的轉移提供了途徑。此外，IL-17在免疫調節方面的作用也可能導致其促進腫瘤的發展。雖然IL-17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免疫細胞，增強抗腫瘤免疫反應，但在腫瘤微環境中，其免疫抑制作用可能更為顯著。IL-17可以促進Treg細胞的增殖和分化，增加腫瘤微環境中Treg細胞的數量。Treg細胞可以通過分泌免疫抑制因子，如IL-10、TGF-β等，抑制CD8+T細胞、NK細胞等免疫細胞的活化和功能，從而抑制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對于Foxp3，其高表達與不良預后相關主要是由于Foxp3陽性的Treg細胞在腫瘤微環境中發揮免疫抑制作用。Treg細胞可以通過多種機制抑制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Treg細胞可以直接與效應T細胞相互作用，通過細胞間接觸抑制效應T細胞的活化和功能。Treg細胞表面表達的CTLA-4與抗原呈遞細胞表面的CD80和CD86結合，競爭性抑制T細胞表面CD28與CD80/CD86的結合，從而阻斷T細胞活化的共刺激信號，抑制T細胞的增殖和功能。Treg細胞還可以分泌免疫抑制因子，如IL-10、TGF-β等，抑制免疫細胞的活化和功能。IL-10可以抑制Th1、Th2和Th17等細胞的活化和功能，下調炎癥反應；TGF-β則可以抑制T細胞的增殖和分化，促進Treg細胞的發育和功能維持。此外，Treg細胞還可以調節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細胞浸潤和功能，改變腫瘤微環境的免疫狀態，使其更有利于腫瘤的生長和進展。在腫瘤微環境中，Treg細胞可以招募和誘導巨噬細胞向免疫抑制型的M2型巨噬細胞分化，M2型巨噬細胞可以分泌免疫抑制因子，促進腫瘤血管生成和腫瘤細胞的遷移和侵襲。5.3IL-17與Foxp3的相互作用及其對腫瘤微環境的影響在腫瘤微環境中，IL-17與Foxp3并非孤立存在，二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對腫瘤微環境的免疫平衡及腫瘤的生長、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IL-17可能通過多種途徑影響Foxp3的表達及Treg細胞的功能。IL-17可以促進Treg細胞的增殖和分化。研究表明，在腫瘤微環境中，IL-17能夠刺激Treg細胞表面的IL-17R，激活下游信號通路，如NF-κB、MAPK等，從而促進Treg細胞的增殖。IL-17還可以通過調節一些細胞因子的分泌，間接影響Treg細胞的分化。IL-17可以誘導腫瘤細胞或免疫細胞分泌TGF-β，TGF-β是Treg細胞分化的關鍵誘導因子，它可以促進初始T細胞向Treg細胞分化，進而上調Foxp3的表達。IL-17對Treg細胞的功能也有一定的調節作用。雖然Treg細胞主要發揮免疫抑制功能，但在某些情況下，IL-17可能會改變Treg細胞的功能狀態。有研究發現，IL-17可以增強Treg細胞分泌IL-10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抑制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IL-17還可能通過調節Treg細胞表面的共刺激分子和抑制分子的表達，影響Treg細胞與其他免疫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而調節腫瘤微環境的免疫狀態。另一方面，Foxp3陽性的Treg細胞也可以對IL-17的產生和功能發揮產生影響。Treg細胞可以抑制Th17細胞的分化，從而減少IL-17的產生。Treg細胞可以通過分泌TGF-β和IL-10等細胞因子，抑制Th17細胞分化相關轉錄因子RORγt的表達，阻斷Th17細胞的分化過程，降低IL-17的分泌水平。Treg細胞還可以通過細胞間直接接觸的方式，抑制Th17細胞的活化和功能。Treg細胞表面表達的CTLA-4等分子可以與Th17細胞表面的相應配體結合，傳遞抑制信號，抑制Th17細胞的增殖和IL-17的分泌。此外，Treg細胞在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抑制作用，可能會影響IL-17發揮抗腫瘤免疫效應。由于Treg細胞抑制了CD8+T細胞、NK細胞等免疫細胞的功能，使得IL-17難以通過激活這些免疫細胞來發揮有效的抗腫瘤作用，從而間接促進了腫瘤的生長和發展。IL-17與Foxp3的相互作用對腫瘤微環境的免疫細胞功能產生顯著影響。在腫瘤微環境中，Th17細胞和Treg細胞的比例失衡與腫瘤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當IL-17促進Treg細胞增殖和功能增強時，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抑制作用增強，CD8+T細胞、NK細胞等免疫細胞的活性受到抑制，腫瘤細胞得以逃避機體的免疫監視和攻擊。相反，當Treg細胞抑制Th17細胞分化和IL-17產生時，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也可能受到削弱，因為IL-17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活免疫細胞，增強抗腫瘤免疫效應。這種免疫細胞功能的改變，進一步影響了腫瘤微環境的免疫平衡，為腫瘤的生長和轉移創造了有利條件。IL-17與Foxp3在腫瘤微環境中的相互作用還會影響腫瘤的生長。當IL-17和Foxp3的相互作用導致腫瘤微環境處于免疫抑制狀態時，腫瘤細胞可以不受限制地增殖和生長。免疫抑制狀態下，腫瘤細胞可以避免被免疫細胞識別和殺傷，同時腫瘤血管生成增加，為腫瘤細胞提供充足的營養和氧氣，促進腫瘤的生長和轉移。而如果能夠打破這種免疫抑制狀態，調節IL-17和Foxp3的相互作用，增強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則有可能抑制腫瘤的生長和發展。通過抑制Treg細胞的功能，減少Foxp3的表達，或者增強Th17細胞的活性，增加IL-17的分泌，可能會改變腫瘤微環境的免疫狀態，激活免疫細胞對腫瘤細胞的殺傷作用，從而達到抑制腫瘤生長的目的。5.4研究結果對肺癌臨床治療的啟示本研究結果為肺癌的臨床治療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尤其是在免疫治療方面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鑒于IL-17在IIIA期肺鱗癌中的高表達與不良預后相關，且其在腫瘤生長、轉移及免疫調節中發揮重要作用，可將IL-17及其相關信號通路作為肺鱗癌免疫治療的潛在靶點。針對IL-17的靶向治療策略可以考慮使用IL-17中和抗體或抑制IL-17信號通路的小分子抑制劑。通過阻斷IL-17與其受體的結合，或抑制下游信號通路的激活，可以減少腫瘤細胞的增殖、遷移和侵襲，抑制腫瘤血管生成，同時增強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已有研究表明，在一些腫瘤模型中，使用IL-17中和抗體可以顯著抑制腫瘤的生長和轉移。未來，可以進一步開展臨床試驗，驗證IL-17靶向治療在肺鱗癌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對于IIIA期肺腺癌，由于Foxp3在腫瘤微環境中高表達且與不良預后密切相關，針對Treg細胞及其相關分子Foxp3的治療策略具有潛在的應用前景。可以通過抑制Treg細胞的增殖和功能，減少Foxp3的表達，來打破腫瘤微環境的免疫抑制狀態。一種策略是使用CTLA-4抑制劑，CTLA-4抑制劑可以阻斷Treg細胞表面CTLA-4與抗原呈遞細胞表面CD80/CD86的結合，從而解除Treg細胞對T細胞的抑制作用，增強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PD-1/PD-L1抑制劑也可能對肺腺癌患者有益，通過阻斷PD-1與PD-L1的相互作用，恢復T細胞的活性，提高機體對腫瘤細胞的免疫監視和殺傷能力。此外，還可以嘗試使用小分子抑制劑來直接抑制Foxp3的表達或功能，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在探索相關的小分子化合物，但仍處于實驗階段，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除了上述針對單一靶點的治療策略外，聯合治療可能是提高肺癌治療效果的重要方向。考慮到IL-17和Foxp3在腫瘤微環境中的相互作用，可以同時靶向IL-17和Treg細胞相關分子，以更全面地調節腫瘤微環境的免疫狀態。將IL-17中和抗體與CTLA-4抑制劑聯合使用，可能會在抑制腫瘤生長和轉移的同時，增強機體的抗腫瘤免疫反應。還可以將免疫治療與傳統的手術、化療、放療等治療方法相結合。對于IIIA期肺癌患者，在手術切除腫瘤后，輔助以免疫治療，可以進一步清除殘留的腫瘤細胞，降低腫瘤的復發和轉移風險；化療或放療可以改變腫瘤微環境，增強免疫治療的效果，免疫治療也可以減輕化療或放療的不良反應，提高患者的耐受性。本研究結果還提示，在肺癌的臨床治療中，應根據患者的腫瘤組織學類型（肺鱗癌或腺癌）來制定個性化的治療方案。由于IL-17和Foxp3在不同病理類型肺癌中的表達差異及對預后的影響不同，針對肺鱗癌和腺癌的治療靶點和策略也應有所區別。通過精準地選擇治療靶點和制定個性化治療方案，可以提高治療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改善患者的預后。在未來的臨床實踐中，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IL-17和Foxp3在肺癌發生發展中的作用機制，探索更多有效的治療靶點和治療方法，為肺癌患者提供更優質的治療選擇。六、結論與展望6.1研究主要結論本研究通過對IIIA期肺鱗癌和腺癌患者組織標本的檢測及臨床資料分析，明確了IL-17和Fox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