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明清浙東學術對儒家和諧文化的傳承和創新〔作者:___________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論文關鍵詞儒家和諧文化浙東學術王陽明黃宗羲傳承和創新

論文內容提要“經世致用〞是浙東學術的根本學術精神，而追求“和諧〞那么是浙東學術的根本價值觀念。尤其是王守仁和黃宗羲，他們立足于自己所處的社會現實，為實現社會和諧，終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王陽明把自己的“致良知〞學說最終歸結為“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提出所謂“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思想，其思想的出發點是試圖通過道德教化的新途徑，在多災多難的明代社會推行和創新儒家的“和諧〞理念。黃宗羲學說的根雖然是儒家文化，但他在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深刻反思鋒利批判中，既對儒家文化所宣揚的社會價值觀作了全面的檢討，又著眼民生對儒家的社會學說作了重新的設計，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啟蒙意義的、試圖引導社會重新走向和諧的思想體系。他們的學術思想，豐富和開展了中國的和諧文化，從而也使以他們為代表的明清浙東學術在中華民族的“和諧文化〞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

追求、崇尚和諧，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社會、政治理念?！昂椭C〞的思想貫穿于中國思想開展史的各個時期及儒、墨、道、法、兵等主要思想學派之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之中，成為中華民族普遍的信念。在中國悠久歷史中，這種信念對保持社會穩定和開展，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發揮了巨大作用。浙東學術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局部，更是包含著豐富而深刻的和諧文化的內容，是我們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和諧文化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源。

從梁啟超到當代學者，都認為經世致用是浙東學術文化的根本精神，那么這個“經世致用〞的“用〞落實在哪里？我們假設以“和諧〞的觀點來看，就可以別見境界：南宋以后，浙東學術走向繁榮，從楊簡經王陽明、再從劉宗周經黃宗羲，下傳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他們經世致用的學術雖各有所專，但都可以用追求“和諧〞將他們貫穿起來，或是為了尋求心靈的和諧、或是為了尋求社會的和諧、或是為了尋求宇宙萬物的和諧?？梢哉f，“經世致用〞是浙東學術的根本學術精神，而追求“和諧〞那么是浙東學術的根本價值觀念。

用“和諧文化〞的觀點來解讀浙東學術文化，可以看到浙東學術文化在傳承中華和諧文化中同樣具有豐富多彩的學術內涵。尤其是明清時期的王守仁和黃宗羲，他們立足于自己所處的社會現實，以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在萬民之憂樂〞的道德良心，體恤民生，為實現社會和諧，終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他們的學術思想，豐富和開展了中國的和諧文化，從而也使以他們為代表的明清浙東學術在中華民族的“和諧文化〞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

一、王陽明對于儒家和諧文化的傳承和革新

以往，人們以唯物唯心的觀點來評判王陽明的學術思想，將其歸之于唯心主義而加以否認。所以，陽明心學在當代人的視野中是變了型的。其實，陽明心學作為儒家文化在明代的重要學術文化的流派，其最大的成就在是豐富和開展中國儒家文化的“和諧文化〞上。

“致良知〞是陽明心學的核心思想。王陽明曾把自己的“致良知〞學說最終歸結為“萬物一體之仁〞的思想。而“萬物一體之仁〞是最能表現其學說的儒家“和諧〞文化特色的。王陽明在其闡述“萬物一體之仁〞思想的?大學問?中，開篇即說：

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就一家，中國猶一人焉。假設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①

?大學?作為儒家政治倫理學說的一部經典，陽明之前的論者常以“大人之學〞為解，把“大〞解釋為“正〞，即標準、楷模之意；“大人〞即為人們的楷模。王陽明那么解?大學?的“大人〞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人，以為“大人〞即圣人，圣人以萬物為一體，天下為一家，國家為一身，而不“間形骸〞、“分爾我〞。他這種解釋，表達的正是儒家自孔子以來以“仁〞為核心的社會“和諧〞理念。王陽明生活于社會矛盾日趨鋒利的明代中葉，提出所謂“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思想，是儒家“大同〞思想在當時的一種新說法，其指導思想的出發點是：試圖通過尋找道德教化的新途徑，不僅要“破山中賊〞，而且更要“破心中賊〞，實現社會和諧，意欲在多災多難的明代社會推行和創新儒家的“和諧〞理念。

王陽明的所謂“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就是視天地萬物為一生命整體，將自然界的萬物視為自己生命的一局部，象保護自己的生命一樣去保護它，保護它，不要使它受到傷害。因為每一物都表達了天地之“生意〞、“生理〞，每一物都有自身的價值，因而應當受到尊重，受到保護。人類自身不僅要生存，而且要使物物“各遂其生〞、“各順其性〞，這才是仁的真正實現，才是“天地萬物一體〞境界。

王陽明“萬物一體之仁〞的說法雖然是從宋代理學家這里接受過來的，但他要把它來作為自己推進“社會和諧〞的指導工具，是需要對它作理論改造的，因為他們所面對的社會現實和歷史使命是大不相同的。宋儒所面對的是如何維護既定的封建等級制度的長存久安，所以他們的學說重心是在說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如何的不同，論證社會階級分層的合理性，從而保持所謂的“社會和諧〞；而王陽明面對的那么是明代社會各階層對立日趨劇烈、社會動亂的嚴酷現實，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他要倡導社會和諧，就不能把自己學說的重點放在論證階層等級差距的合理性上，而是恰好相反，要竭力說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如何的相同，從而淡化這種區隔，調和這種對立，實現所謂的“社會和諧〞。

正因為有上述所說的差異，所以，王陽明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最富創造力的思想家，針對程朱理學在維護封建“和諧〞秩序上的失效，為了重建封建統治秩序，他對“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思想作了新的詮釋，在“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等儒學“和〞文化的根本觀念上，形成了和程朱理學絕然不同的思想學說，在傳承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和諧文化中創立了以“致良知〞為核心概念的心學理論體系。

首先，王陽明以“致良知〞來闡發表達“萬物一體之仁〞精神的“人我〞關系，對什么是理想社會“和諧〞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見解。

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對于理想社會“人我〞關系的根本看法，都是以先秦儒家的“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作藍本的，但如何到達這種美好的境界呢？王陽明和宋儒有不同的解答。

宋代理學認為，理想社會的人際關系是這樣的：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②

他們把天地比作父母，認為人生于天地之間，自應把萬民看作同胞兄弟，把萬物視為同伴和朋友。在這樣的社會里，人人都尊長慈幼，同情、保護病苦、殘疾、鰥寡、孤獨者；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沒有矛盾和爭訟。顯然，在宋儒們看來，人類社會和諧的根據不在人自己身上，而在外在的“乾坤〞即“天理〞這里，因此，和諧的社會是依靠君主和大臣按照“天理〞來精心治理的結果，所以，要實現太平盛世，就要“存天理、滅人欲〞。

王陽明對理想社會的“人我關系〞是這樣描繪的：

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親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那么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假設皋蘷稷契者，那么出而各效其能〞③

在王陽明看來，天下要“親如一家〞，人們能“各效其能〞，雖然需要“大人〞的有效統治，但“大人〞(圣人)之所以能視天下如一家，并不是由于外在的“理〞對他提出這種要求，而是他的內心具有“仁〞的本質，“大人〞具有視人如己的崇高情懷和“博施濟眾〞的社會責任感，是出于他的“良知〞。而這樣的良知不只“大人〞之心有，即使平民百姓也有這樣的良知；天下人都有良知，所以心是息息相通的。這就是“萬物一體之仁〞的根據。這樣，就在道德人格，或者說在人倫關系的根本問題上，縮小了圣人與平民也即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差距。從而在如何實現社會和諧的著眼點上，王陽明從宋儒的訴諸于君臣的善治轉變為訴諸于人們良知的發現。

王陽明是位富有憂患意識的思想家。本來，封建道德以“三綱〞“五常〞來維系社會統治秩序，區分人的身份貴賤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命根子，也是封建社會不能實現社會廣泛和諧的要害所在。而王陽明認為，不同等級、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人都有共同的“本然良知〞?！傲贾暤娘@露發用，就是“天道〞的貫徹流行。由于人人都有共同的“良知〞，因此人與人，不管是富貴貧賤，也不管是古今遠近，以“良知〞為融匯點，就可以凝成一體。他的“良知〞學說，正好抓住了這個要害，以“致良知〞學說突破了封建等級制度對于社會各階層的阻隔，在人倫觀念上為實現封建社會上層與下層之間的和諧開拓了渠道。這是陽明心學在傳承儒家社會和諧文化中既能超越前人，又能啟迪后人的重大奉獻。陽明學說之所以在東亞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啟蒙中能發生影響，原因也在于此。

其次，王陽明以“致良知〞為核心的“萬物一體〞的心學體系，在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和諧觀念方面開辟了一個新境界。

王陽明認為，不僅世上不同的人都有共同的“良知〞，而且宇宙天地、世間萬物也具有人的“良知〞。人與天地、萬物的共同發源處都是“良知〞，“良知〞又把人與天地、萬物凝為一體。他論證道：“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因此“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④從而把宋明理學中的本體論哲學推向頂峰?！靶闹`覺〞，即“良知〞，既是“造化的精靈〞、“萬物的主宰〞，又是“天理〞、“至善〞和學問。在這里，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都以“良知〞即“吾心〞為源頭、為基點統一起來、同一起來，融為一體。也就是說，人及宇宙中的萬事、萬物以及關于萬事、萬物之理，都統一到、同一到我的心中。王陽明從“良知〞是宇宙本體出發，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天地、人與萬物的關系問題上，形成“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整體觀，把先秦以來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和諧觀念開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再次，必須看到，在王陽明“萬物一體〞的和諧觀中，人與人之間的愛是有厚薄親疏的，物與物之間也是有等差的。

王陽明認為愛之所以有厚薄，這不是人為刻意要這樣，而是先天注定的“道理合該如此〞。他舉例說：“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那么生、不得那么死，不能兩全，救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⑤而這個“合該如此〞的“道理〞也就是封建倫理道德義禮智信。按照這個“條理〞，得不到愛，甚至作出犧牲的人或物，就要“忍得〞，以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和封建倫理綱常。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論對此從哲理的高度上比其前輩作了更完整、更嚴密、更巧妙的答復。他確信，只要貫徹“以萬物為一體〞，就可以把整個社會凝聚成既有秩序、有等差，又相親相愛、不分彼此的和諧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中，由于人人都能做到“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⑥，因此便可實現天下大治。當然，王陽明倡導“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和諧觀念，根本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當時的封建統治，其所憧憬的這種美好的和諧社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是不可能實現的。但作為一種思想體系，一種思維方式，他的心學是有其歷史必然性和時代進步性的。特別是他的“萬物一體〞論把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整體和諧觀念提高到一個新的哲理高度，更加具有重要意義。

二、黃宗羲對儒家和諧文化的終結及創新

黃宗羲生活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際，中國封建社會已處于窮途末路。雖然這時滿清王朝入主中原，漢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不占主導地位，但是儒家文化在這時還是作為主流文化存在著，儒家文化中以“仁〞為根本價值取向的“和諧文化〞為凝聚中華民族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黃宗羲作為當時的大思想家和大學問家，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為傳承儒家和諧文化作出了特殊的奉獻。

如果說，程朱理學是以論證封建等級差異的合理性為主題，以穩固封建宗法秩序為宗旨來傳承儒家和諧文化的話；而陽明心學以論證人性的平等為主題，以緩解封建階級沖突為宗旨來傳承儒家和諧文化的話；那么，黃宗羲那么是在封建社會的末期，是以批判封建專制統治的不合理性為主題，是以探索社會和諧新出路為宗旨來傳承儒家和諧文化的。黃宗羲學說的根雖然是儒家文化，但是他的學說充滿了批判精神和革新精神，從而在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深刻反思中，既對儒家文化所宣揚的社會價值觀作了全面的檢討，又著眼民生對儒家文化作了重新的設計，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啟蒙意義的、試圖引導社會重新走向和諧的理論學說。

從和諧文化的意義上來解讀黃宗羲學說，可見他在看待宇宙的和諧、社會的和諧、心靈的和諧等方面有不同于前人的新思想和新論點。他的學說，既具有對儒家傳統和諧文化終結的意義，也具有開創民族的新和諧文化的意義。

〔一〕黃宗羲提出了理氣心性合一的本體論，在論證儒家“和諧〞觀念的哲學理論上開拓了新境界。

在宋明理學中，“理〞、“氣〞關系的問題是哲學根本問題，理和氣誰先誰后的問題，最終是為政治效勞的，是為了說明是以封建倫理綱常來約束百姓生活、還是從民生實際出發來改善社會治理的問題。黃宗羲的學術思想以其哲學本體論為一切立論的根據。對此，他繼承了老師劉宗周的“理不離氣〞的觀點，堅持天道以氣為實體。黃宗羲明確反對朱子的理先氣后之說，明確地堅持了理依于氣而行的觀點。在黃宗羲這里，理氣與心性同一序列，是同一的氣的不同表現，這一點也不同于王陽明。與王陽明相比，黃宗羲在本體論上有一宇宙始基的觀念，而王陽明那么沒有。在世界的本原問題上，黃宗羲比王陽明具有更多的實證論成分，而王陽明那么完全是境界論。

黃宗羲的心性論，由其理氣論派生，提出了“盈天地皆氣〞的觀點，所以他論心性，皆以氣為根據，他在?孟子師說?中對理氣心性諸概念及其關系作了明確界定：

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即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即性也。猶四時之氣，和那么為春，和盛而溫那么為夏，溫衰而涼那么為秋，秋盛而寒那么為冬，寒衰那么復為春，萬古如是，假設有界限于間。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見，見之于氣，性不可見，見之于心，心即氣也。⑦

黃宗羲的理氣論，一本其師劉宗周，是他的心性論、功夫論的學理根底。因此，他的理氣論與張載、羅欽順、王廷相也不同，認為他們的理氣論與心性論不能歸一?？梢哉f，在氣一元論的徹底方面，在以氣為根據解釋心性諸范疇方面，黃宗羲的理論是包容性最廣、最能融通、最少隔礙的。

黃宗羲對陽明心學的繼承，主要表現在“盈天地皆心〞一說上。他說：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殊，非窮萬物之殊也。⑧

所謂“盈天地皆心也〞，正是王陽明“充塞天地〞的靈明之說的活用。在黃宗羲“盈天地皆心〞這一套理論中，把宇宙間萬事萬物看做氣而同時又看做心，因為人賦予天地萬物以意義，天地萬物對人而言是一種有意義的存在，使其成為“在我之物〞。所以黃宗羲既可言“盈天地間皆氣也〞、“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亦可言“盈天地間皆心〞。這二者在他這里并無矛盾。

“盈天地皆氣〞和“盈天地皆心〞這兩個觀點是黃宗羲哲學思想的根本命題，他由此而構建了理氣心性合一的哲學本體論。在這個問題上，充分展示了黃宗羲作為大思想家，具有超乎前人的杰出的哲學思辯才能。在他的這個哲學本體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融合：

一是他的理氣心性合一的哲學本體論，把運動著的物質世界〔氣〕、事物開展規律〔理〕、人類社會的感性世界〔性〕、構成人們知識體系的理性世界〔心〕很好地融合起來了，并且將這四者的本末、因果、體用的關系十分清晰地揭示出來，開辟了儒家哲學本體論的新境界；這不僅在當時是十分先進的，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恰當的。

二是把中國哲學史上關于世界本體論的各方面的合理思想融合起來了，無論是心本體、氣本體、理本體，黃宗羲將它們中的合理內核都游刃有余、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包容在自己的這個哲學本體論中了，這是一般的思想家所難以做到的，也是其后的思想家很難超越的。他的這個本體論思想，對于我們今天豐富和開展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本體論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從儒家的“和諧文化〞的意義上來看黃宗羲這個理氣心性合一的世界本體論，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就是為詮釋“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的“和〞的世界觀提供了一個精致的哲學理論體系。因此可以說，黃宗羲的哲學思想，既是對儒家“中和〞哲學最好的終結，又為構建具有近代意義的中國“和諧〞哲學理論體系開啟了大門。

〔二〕黃宗羲提出了建立“天下為主，君為客〞社會改革方案，在建設“和諧〞的政治制度上提出了新設想。

黃宗羲是明亡的親身經歷者。作為士族子弟，他在一系列抗清活動失敗后，從總結明亡教訓的角度寫成?明夷待訪錄?。在這部著作及前十年所寫的?留書?中，他對專制政體作出了初步的反思，對封建帝王的專制專制進行了劇烈的批判，對未來社會如何建立和諧的政治體制作了有益的思考。

首先，黃宗羲對為君之道進行了論述，說明了君主在保障社會和諧中的根本職責。黃宗羲從人的本性與國家起源的角度分析了君主設立的社會原因。他認為君主產生于人脫離了動物式的蒙昧走入初民社會時期公眾興利除害的需要。他說：“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⑨這就是說，由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因而就會造成社會各方面關系的不和諧，君主的產生正是為了克服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從而為保持社會和諧效勞的。君主的職分，是為群體謀利益而不是為一己謀利益。后來人爭君主之位，是因為君主的職分改變了：

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⑩

今世的君主，為得到君位，不惜毒害天下百姓為其爭奪權位；得到政權后，也不惜毒害天下百姓去保有其政權，因此，黃宗羲憤而抨擊曰：“然那么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B11

其次，黃宗羲對君臣之道進行了探究，提出“在萬民之憂樂〞是保持君臣和諧關系的準那么。他認為：因為天下國家之大，非君一人所能治，必須設官分擔治國之責。人之為臣，是為天下，非為君；為萬民，非為一姓。所以，著眼于天下萬民，于天下萬民為不義不利之事，即使受君主強迫，臣下也不應去做。黃宗羲對于所謂治亂有一個非常卓越的見識：

“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B12

作臣子的，不懂得這個道理，不從萬民之憂樂著眼，即使能輔佐君主而治，或為君主死節，都不合于臣道。

其三，黃宗羲對治國之道進行了批判，提出應當以“藏天下于天下者〞的原那么來建立國計與民生的和諧關系。黃宗羲對封建專制的批判矛頭也指向古今法制。他所謂法，不限于法律法令，也泛指國家制度設施等。黃宗羲比擬三代之法和后世之法時認為，兩者的根本區別是，前者為公法，后者為一己之私法。一己之私法，創法者固為私，變法者亦未始不為私。在私法之下，即使有能治之人，其所治亦在私法的范圍內。黃宗羲指出，法之為公為私是最大關節，“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為公之法，法之外另有大空間。在公法下，正確的行為固為法所許，不正確的行為也不致招致罪名，為法所害。

〔三〕黃宗羲倡導“切于民用〞的經濟觀念，為構建“和諧〞的社會經濟秩序提出新見解。

黃宗羲謀求社會和諧的思想，表現在經濟領域，主要是圍繞變革經濟結構、土地制度和賦稅體制而展開。在黃宗羲看來，理想的國家政治，還要通過經濟措施，才能使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明夷待訪錄原君?〕。

黃宗羲以“切于民用〞為標準，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歷代封建統治者都把“重本(農業)抑末(工商業)〞作為根本國策。明清時期，統治者更是變本加厲地推行這一國策，規定“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嚴禁棄農從商。自明中葉以后，由于資本主義生產萌芽的開展和市民階層力量的壯大，人們改變了重農抑商的封建傳統經濟思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