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6/41第十二章民國初年的教育

“改革之目的已達，如病已醫愈，不再有死亡之憂。”（蔡元培）一、教育部的成立及對教育的維持與改革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1月3日，任命蔡元培為教育總長。“臨時政府成立，教育總長幸慶得人，此深可為吾未來國民賀者也。”1月9日，改前清學部為教育部，在碑亭巷設立辦事機關。由蔡元培執掌的教育部，是當時南京臨時政府各部中最為精簡、但卻是辦事高效的職能部門。其設置為一廳（承政廳）、三司（普通教育司、專門教育司、社會教育司），外加三位參事，連同總長、次長在內，共75人。這些人是在蔡元培“能者在職”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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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指導下聚集起來的，他們是思想新、有學識、積極肯干，朝氣蓬勃的熱心教育人士，由此形成了民主、高效、廉潔、認真的辦事作風。據蔡元培講，這70多位部員，“一半是我所提出的，大約留學歐美或日本的多一點；一半是范君靜生（范源濂）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經驗的多一點。”當年任職于教育部的魯迅先生，曾回憶道：“說起民元的事來，……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尤其是社會教育司的設置，使社會教育與普通教育、專門教育立于平等地位，不僅有利于民眾教育的發展，而且對普及教育也有促進作用，這是當時教育部組織的最大特色。（“為提倡補習教育、民眾教育起見，于教育部中增設社會教育司。”）教育部成立后的當務之急，是敦促各地迅速恢復正常教學秩序，并在革除清末教育封建性的前提下，為全國教育提供指導意見。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和《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對清末教育制度進行了初步改革。2025/6/43《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共14條，其重要內容為：1.原有學堂均改稱學校，監督、堂長一律通稱校長；2.初等小學，男女同校；3.各種教科書，務合乎共和民國宗旨，清學部頒行的各種教科書，一律禁用；4.民間流行的教科書凡內容與形式具有封建性而不符合共和民國宗旨者，即予改正；5.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7.小學手工科，應予注重；6.中學校為普通教育，文實不必分科；7.廢止舊時獎勵出身制度，等。

《普通教育暫行辦法》明確否定了清末以“忠君”、“尊孔”為核心的舊教育，體現了民主共和的基本精神。

《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共11條，主要根據《普通教育暫行辦法》的精神，對中小學（包括初級師范）的課程設置進行規范。

《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與《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的頒行，一方面穩定了因政體變更而導致的教育教學的無序狀態，另一方面確立了以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理念改革傳統教育的方向。2025/6/44

二、確立新的教育方針

1912年2月蔡元培發表《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一文，率先對民國教育方針從理論上進行整體構想。

“專制時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其一，否定了清末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其二，對“尚公”、“尚武”、“尚實”加以改造，使其符合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體的要求。其三，提出“五育并舉”的教育構想。蔡元培從中國教育的實際情況出發，參考歐美各國的教育經驗，提出了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等“五育并舉”的教育構想。2025/6/45

1912年7月召開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討論通過了新的教育宗旨，9月2日由教育部正式頒布實行。新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盡管由于“世界觀教育”陳義過高（太抽象，不易操作），未被與會者的大多數所接受，但這一教育宗旨顯然是蔡元培“五育并舉”構想的具體化。就形式上看，這一教育宗旨與此前清政府所公布的教育宗旨一樣，首重道德教育，并且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似乎也與由其延續，但就內容（實質）來看，首先，最能體現封建教育乃至整個傳統封建教育特征的核心內容——“忠君、尊孔”被否定了，代之以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標揭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內涵；其次，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被賦予了收復國土、抵制軍閥割據，重視自然科學知識、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等新時代的精神；再次，美育受到國人的關注，不僅呈現的是蔡元培個人的高瞻遠矚以及理想2025/6/46

化的個性特點，實際上反映了對于張揚受教育者個性、重視個人價值等的認同與思考。這一教育教育宗旨的形成與頒布，也標志著中國教育近代化歷程中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啟。這一教育宗旨中體現的資產階級關于人的德、智、體、美和諧發展的思想，為此后民國教育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三、壬子.癸丑學制（1912－1913）的頒行早在教育部頒發《普通教育暫行辦法》的通電中便指出：“民國既立，清政府之學制，最必須改革者。”“至于完全新學制，當征集各地方教育家意見，折衷厘定，正式宣布。”按照蔡元培的初衷，試圖突破日本學制的構架，仿行歐美學制，不過，事與愿違，一方面是歐美國情與中國的巨大差異，另一方面是當時歐美歸國人員習教育者甚少，對歐美學制缺乏深入的了解。最終乃參照日本學制制定了學制草案。2025/6/47

1912年7月10日開幕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討論了許多重要的教育政策與措施。學制問題亦是其間的重要議程。經過熱烈的討論，形成并通過了《學校系統案》。

1912年9月3日教育部以《學校系統令》的形式頒布實行（“壬子學制”）。“壬子學制”頒行后，教育部又陸續公布了《小學校令》、《中學校令》、《師范教育令》、《實業學校令》、《專門學校令》、《大學校令》、《小學教則及課程表》、《中學校令施行規則》、《師范學校規程》、《高等師范學校規程》、《公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大學規程》等，其中有些規定對“壬子學制”作了補充和修改，并于1913年（癸丑年）將這些法令、規程與“壬子學制”綜合為一個統一的學校系統，形成“壬子癸丑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從縱向上將整個學校系統分為三段四級：2025/6/48

第一段為初等教育，分為兩級，初等小學4年，為義務教育，實行男女同校；高等小學3年，男女分校。第二段為中等教育，僅設中學校一級，學習期限4年；第三段為高等教育，不分級，設立大學，分預科本科大學院三個層次。修業期限是預科3年，本科3年（法科和醫科藥學門）或4年（文、理、商、農、醫、工等科），本科之后設大學院，不定年限。此外，學前兒童入蒙養院，蒙養院也不定年限。從橫向將整個國家教育分為三大系統：除普通教育外，還有師范教育與實業教育。師范教育包括師范學校和高等師范學校兩級，前者預科1年，本科4年；后者預科1年，專修科2至3年，本科3年，研究科1至2年。實業教育分甲、乙兩種實業學校，前者預科1年，本科3年，后者本科3年。整個學制17至18年，兒童自6歲入小學，至23（或24）歲大學畢業。2025/6/49

壬子癸丑學制與癸卯學制一樣，仍以日本學制為楷模。但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精神指導下，與癸卯學制相比，其進步性顯而易見。其一，以資產階級的民主精神，蕩滌封建專制主義和科舉的遺毒。壬子癸丑學制廢除了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廢止了舊式教育的讀經講經課和不合民國宗旨的教科書，取消了清末貴胄學堂，摒除了各級各類學堂畢業生獎勵科舉出身的制度。其二，女子教育在學制中占了一定地位。癸卯學制根本沒有女子教育的規定，1907年雖有女學堂章程，也僅限于設立女子小學堂和女子師范學堂。壬子癸丑學制則規定，不僅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而且中學、師范學校、高等師范學校和各類實業學校，均可為女子單獨設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國時代男女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其三，縮短修業年限。壬子癸丑學制整個學制年2025/6/410

限17—18年，比癸卯學制縮短了3至4年，其中小學縮短2年，中學縮短1年，比較符合當時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同時也有利于課程的合理配置，加快人才的培養和輸送。其四，在課程的改革上，取消了忠君、尊孔的課程，增加了自然科學課程及職業類、法制類、經濟類新課程，注重生產技能的訓練，要求教育聯系兒童實際，適應兒童身心發展的特點。四、復古主義教育

·恢復“尊孔讀經”

1912年9月1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通電各省，規定自民國元年始，以公歷10月7日為孔子誕辰，“全國各校屆時均舉行紀念會”。9月20日，袁世凱下令“尊崇倫常”，宣稱“中華民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政體雖更，民彝無改”，要求全國人民“恪守禮法，共濟時艱”，并表示：2025/6/411

“本大總統痛時局之阽危，怵紀綱之廢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國勢而在人心。茍人心有向善之機，即國本有底安之理。”在這道恢復禮教的號令鼓舞下，一時間全國各地出現了諸多以“力挽狂瀾，扶翼圣道”為宗旨的尊孔小團體，維新運動時期一度站在時代潮頭的康有為成為了這些團體的領袖人物。在《復教育部書》中，他寫道：“自共和以來，百神廢祀，乃至上帝不報本，孔子停丁祭，天壇鞠為茂草，文廟付之榛荊。……神徂圣伏，禮壞樂崩，曹社鬼謀，秦廷天醉。嗚呼！中國數千年以來，未聞有茲大變也。頃乃聞部令行飭各直省州縣，令將孔廟學田充公，以充小學校經費，有斯異政，舉國惶駭，既已廢孔，小學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長成，未知猶得為中國人否也，抑將為洪水猛獸也。嗚呼哀哉！”在封建遺老的活動下，1913年6月，袁世凱發布2025/6/412《尊孔祀孔令》，通令恢復祀孔典禮。“天生孔子為萬世師表，既結皇煌帝諦之終，亦開選賢與能之始，所謂反之人心而安，放之四海而準者。本大總統證以數千年之歷史，中外學者之論說，蓋灼然有以知日月之無傷，江河之不廢也。”說“前經國務院通電各省，征集多數國民祀孔意見”，“應俟各省一律議復到京，即查照民國體制，根據古義，將祀孔典禮折衷至當，詳細規定，以表尊崇而垂遠。”1914年1月，袁世凱操縱下的“政治會議”通過了“祀孔案”，令全國一律恢復祀孔典禮。1914年9月，袁世凱正式頒布了《祭孔令》，公然恢復前清的祀孔規定，并于同年9月28日，親率百官，在孔廟俎豆馨香，三跪九叩，導演了民國以來第一次全國大規模的祀孔活動。尊孔必然要求“讀經”，只有通過讀經才能使尊孔落到實處。1914年5月，教育總長湯化龍《上大總統言教育書》，提出整治青少年不尊禮法、道德墮落的兩項補救措施，即“讀經”與“尊孔”。2025/6/4131914年5月，教育總長湯化龍《上大總統言教育書》，提出整治青少年不尊禮法、道德墮落的兩項補救措施，即“讀經”與“尊孔”。1914年6月24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下令學校尊孔讀經，通飭京內外各學校、各書坊：“修身及國文教科書采取經訓，務以孔子之言為指歸”，并且規定，“從前業經審定發行之本，如有違背斯義或漏未列入者，并即妥慎改訂呈部審查，以重教育。”1915年1月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擬呈《提倡忠孝節義施行辦法》，其中提出“采取經史，編入課文”，“闡揚效忠之情義，勒成專書”及編撰歌曲、制作圖畫等方法，宣揚孔孟之道，“總期于忠孝之教，節義之端，傳諸民間，布在學校。”同年初，袁世凱頒布的《特定教育綱要》第一條規定：“各學校均應崇奉古圣賢以為師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在有關教科書的條目中規定：“中小學校均2025/6/414

加讀經一科，按照經書及學校程度分別講讀，由教育部編入課程，并妥擬講讀之法，通咨京外轉飭施行。”并規定各學校讀經的具體要求：初等小學講讀《孟子》，高等小學講讀《論語》，中學校節讀《禮記》和《左氏春秋》。國文教學中應多讀《國語》、《戰國策》，選讀《尚書》。大學設立經學院，獨立于其他各科大學之外，“專以闡明經義發揚國學為主，按照各經種類，分立科門。”另外，規定中、小學教師應“研究性理，崇習陸王之學，導生徒以實踐”。在1915年7月公布的《國民學校令》、《高等小學校令》、《預備學校令》及《國民學校令施行細則》中，都規定有讀經的課程設置，這樣就從學校教育制度上恢復了中小學讀經課，消彌了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的改革成果，復活了清末的封建教育傳統。2025/6/415

·篡改民國初年教育宗旨

1913年10月，《天壇憲法》草案頒布，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本”。1914年12月，教育部發布《整理教育方案草案》，旨在從根本上否定南京臨時政府頒行的教育宗旨，另立北洋政府的“今日之教育方針”。1915年1月和2月，袁世凱發布了《特定教育綱要》和《頒定教育要旨》，申明以“注重道德、實利、尚武，并運之以實用”為教育宗旨的基本取向，不提“美感教育”；在《頒定教育要旨》中則明確以“愛國、尚武、崇實、法孔孟、重自治、戒貪爭、戒躁進”為教育要旨，并以《大總統申令》的形式加以頒定。這七項“教育要旨”的核心是“法孔孟”。在袁世凱看來，“法孔孟”就是要求“吾國民誦習孔孟之言，茍于其所謂居仁由義而求得共和法，治國為人之真諦”，如果大家都“法孔孟”，“將見朝野一心，共圖上理，由是揚國粹而躋富強，其道又奚待外求哉。”這就不難看出，袁世凱的主導思想，是以孔孟之道，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使“朝野一2025/6/416

心”，安服于“帝制”。所謂“愛國”，實際上就是清末“忠君”的翻版，在“愛國”一條中附注“誠心愛國勿破壞”，實質乃是打著“愛國”旗號，抵制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在青年學生中的影響，消除民主意識，為恢復和建立封建專制服務。“尚武”、“崇實”基本上延用清末教育宗旨的表述方式。所謂“尚武”即是要求學生自幼在學校，“已習聞忠勇愛國之訓”，長大入社會，才能“衛其國”，但將蔡元培所倡導的以軍國民主義抵制軍閥割據的意義去除。所謂“崇實”，可分兩項言之：一曰物質之實，若數學科、理化科等，皆國民知識技能必需之學科也；一曰精神之實，若政治學、法律學、教育學等，“皆立國之大本大原也”。至于“重自治”、“戒貪爭”、“戒躁進”，無非是要求學生“尊秩序”、“各盡心責任”、“勿肆意妄行”，同樣針對當時形勢，專為對付資產階級革命力量而提出的。2025/6/417

·實行初等教育的“雙軌制”袁世凱為了推行復古教育，對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俯制定的學制系統也進行了修改。他在《特定教育綱要》中，首先提出要“改初等小學校為二種：一名國民學校，以符義務教育之義，一為預備學校，專為升學之預備。中學校分為文科、實科，以期專精深造。”套用德國的初等教育制度，實行雙軌制。1915年，北洋軍閥政府相繼頒布《國民學校令》、《高等小學令》、《預備學校令》，規定小學實行雙軌制。一軌是實行義務教育的“國民學校”，以平民子弟為對象，學制4年,授以國民道德之基礎及國民生活所必要之普通知識技能為本旨。一軌是為升學作準備的“預備學校”，以士族子弟為對象，學制7年。分前后兩期，前期4年，后期3年，附設于中學校，“施以初等普通教育，預備升入中學為本旨。”這就使壬子癸丑學制單軌學制的民主主義精神喪失殆盡了。2025/6/418五、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生平與教育活動“學術泰斗，人世楷模。”（毛澤東）“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民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來）“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正是從蔡元培開始，才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體系和形式上的資產階級教育制度。”蔡元培（1868—1940年），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中國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與那個時代的諸多士人一樣，蔡元培沿著科舉的征程度過了青少年時期。16歲中秀才，1889年中舉人，次年赴京參加會試，又告捷。1892年參加殿試，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應散館考試，被授予翰林院編修。甲午之役，《馬關條約》簽訂，蔡元培深受刺激，從此致力于西學的涉獵。2025/6/419

戊戌變法的失敗，令他痛感清廷腐敗無能的同時意識到人才培養的重要性，1898年10月，蔡元培毅然辭去翰林院編修之職，南下從事教育活動，先后擔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嵊縣剡山書院院長等職。1901年9月，被聘為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常在學生中傳播愛國民權思想，還與張元濟等人創辦了《外交報》。1902年4月，蔡元培與蔣智由、葉瀚等人發起成立“中國教育會”，任會長，其后不久，南洋公學爆發退學風潮，他憤而辭職，為幫助退學學生，組建了愛國學社，被推為總理。1904年，光復會在上海成立，蔡元培被推為會長，1905年同盟會成立，被委任為上海分會會長。1907年5月，蔡元培以駐德公使館職員的名義，赴德國留學，1908年秋進入萊比錫大學。這是蔡元培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西方文化，他不僅涉獵了哲學、美學、心理學、人類學、民族學、文明史等學科，還翻譯了包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撰寫了《中國倫理學史》和《中學修身教科書》等著作。1911年2025/6/420

武昌起義后蔡元培回到國內，次年1月，受命擔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掀開了以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精神改造傳統封建教育的序幕。他批判清末的教育宗旨，提出了軍國民教育（軍事體育）、實利主義教育（智育）、公民道德教育（德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舉”方針，主持召開了全國臨時教育會議，制定并頒布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教育制度，即“壬子癸丑學制”。同年7月，因不滿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他與宋教仁等一同辭職，退出內閣，再次赴德留學。次年，又赴法考察教育。1915年，與吳玉章等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及華法教育會，提倡勤工儉學。1917年至192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實際上于1923年即已離開北大），凸顯大學的研究職能，堅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原則，提倡民主與科學，并在全國大學中，首開女禁，使北大擺脫了往日官僚習氣厚重的重圍，逐步走上了現代大學之路。2025/6/4211927年，蔡元培先后擔任南京國民政府的大學院長（相當于教育部長）、監察院長、兼代司法部長以及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1928年5月主持召開全國教育會議，成立“整理中華民國學校系統案”，規定：大學須分設各科；中學廢除二四制，采用三三制或四二制。同年8月，辭去各職，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此后，蔡元培雖不參與教育行政，但對教育事業仍非常關注，積極倡導教育的科學化、勞動化、藝術化。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積極主張抗戰，1932年同宋慶齡、魯迅等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7年底因病移居香港療養，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

·“五育并舉”的教育構想蔡元培任教育總長后，于1912年2月發表《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提出軍國民教育、實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舉”、和諧發展的教育構想。2025/6/422

為了制定民國的教育方針，他于1912年6月又發表《向參議院宣布政見之演說》，第一條就強調教育方針問題。他指出，教育方針應分二：一普通，二專門。在普通教育，務順應時勢，“養成共和公民健全之人格”。在專門學校教育，“務養成學問神圣之風習”。7月，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蔡元培仍然把制定教育方針的問題放在首位，提請大會討論。他說：“當民國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盡此任務，不外乎五種主義，即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是也。五者以公民道德為中堅，蓋世界觀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軍國民教育及實利主義，則必以道德為根本。”在蔡元培的努力下，全國臨時教育會議經過討論，確定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并于9月2日公布施行。

a．軍國民教育2025/6/423

軍國民教育即軍事體育。蔡元培認定其并非為理想社會所需，不過卻是時年中國“不能不采者也”。一者，“強鄰交逼，亟圖自衛，而歷年喪失之國權，非憑借武力，勢難恢復”，即采行軍國民教育是為了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以武力自衛。這是就外部關系而言。一者，就國內狀況而言，為了打破當時軍閥擁兵自重的局面，以及抑制其后將持續一段時期的軍人政府成為“全國中特別之階級”，“以平均其勢力”，也得采行軍國民教育。

b．實利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即智育。這種教育思想最初創立于美國，后來盛行于歐洲。它“以人民生計為普通教育之中堅”，“其主張最力者，至以普通學術，悉2025/6/424

寓于樹藝、烹飪、裁縫及金、木、土、工之中。”顯而易見，實利主義教育是資本時代的產物，是發展經濟、富國富民的一項重要手段，對于“地寶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者甚多，而國甚貧”的中國而言，尤為“當務之急”。

c．公民道德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蔡元培指出：軍國民教育與實利主義教育雖是強兵富國之道，但兵強可能導致對內私斗，對外侵略；國富可能造成貧富懸殊，因此必須“教之以公民道德”。公民道德的要旨，則是法蘭西革命所揭橥的“自由、平等、博愛”，他還以中國傳統道德中的“義、恕、仁”進行比附，意在說明：公民道德教育的崇高目標是樹立愛國主義精神和公而忘私的思想。2025/6/425

d．世界觀教育世界觀教育被蔡元培視為教育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培養人們一種立足于現象世界但又能超脫現象世界而貼近實體世界的觀念和精神境界。“消極方面，使對于現象世界，無厭棄亦無執著；積極方面，使對于實體世界，非常渴慕而漸進于領悟。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而惟時時懸一無方體無始終之世界觀以為鵠。如是之教育，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觀教育。”

e．美感教育美感教育即美育。“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而言之。”它是由現象世界通往實體世界的“津梁”。蔡元培后來在《教育大辭書》的“美育”條目中寫道：2025/6/426

“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論于教育，以陶養感情為目的者也。”晚年回顧當初提倡美育時，亦言，“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別注重。”總之，美育可以陶冶人的情感，養成高尚純潔的人格；可以去私忘我，凈化人的心靈；可以美化人生，使人的性靈寄托于美的享受，導引人們走向人生之最高境界。蔡元培“五育”并舉的教育構想是與他的世界觀密切相關的。他把世界分為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現象世界是相對的，受時間、空間以及因果關系制約，是可以經驗的；實體世界是絕對的，不受因果律制約，無時間、空間之可言，是超越經驗、超越政治的2025/6/427

他認為溝通兩個世界主要靠教育：“教育者，則立于現象世界，而有事于實體世界者也。”他把教育分屬于兩個世界：屬于現象世界的有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屬于實體世界的則有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前三者隸屬于政治，是以追求現世幸福為目的；后二者超秩乎政治，以追求實體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為目的。“五育”的最終目的就是使人達于實體世界的最高境界，這樣才能使“共和國民”具有“健全之人格”。當然，“五育”并舉的教育方針，又是一個不可偏廢的有機整體，他曾經借用人體各種機能的協調作用，進行形象說明：“譬之身體，軍國民主義者，筋骨也，用于自衛；實利主義者，胃腸也，用于營養；公民道德者，呼吸機循環機也，周貫全體；美育者，神經系也，所2025/6/428

以傳導；世界觀者，心理作用也，附麗于神經系，而無跡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廢之理也。”此外，他還從心理學、教育學的角度作了說明。不過，“五育”并舉并非等同于“五育”并重，其重點和中心在于“公民道德教育”。他所謂的道德，從內容上看，即是法國大革命中標揭的“自由、平等、博愛”等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內涵，這也給民國教育定下基調：以資產階級的民主精神改造封建專制時代的道德規范，培養具有近代道德觀念的公民是學校教育的基本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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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思想大學教育思想是蔡元培教育思想體系中值得濃墨重彩的部分，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的興趣偏于高等教育，希望在高等教育方面多貢獻些意見。由于幾度出入西方大學校園修習與考察，加之在國內較長時間主持大學校務，因而對中國近代大學有著切身的體會，在參酌外來經驗，結合自身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了頗具創見且成體系的大學教育思想。

a．“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性質）大學為“研究高深學問”的場所，這是蔡元培辦理大學的出發點。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總長身份出席北京大學開學典禮，在演說中即明確提出“大學為研究高尚學問之地”的主張。1917年1月9日，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中，他開宗明義：2025/6/430“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既然如此，大學學生當以“求學”為志向，摒棄升官發財之臆想。“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次年，北京大學的開學典禮上，他再次重申：“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此后，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闡明這一主張，“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大學并不是販賣畢業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所以，大學的學生并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是在教導指導之下自動的研究學問的。”在“科學研究”作為大學職能的組成部分早已得到確認的情況下，蔡元培如此凸顯大學“研究高深2025/6/431

學問”的屬性，顯然事出有因，即，為了扭轉當年中國學生上大學為做官與發財的科舉積習。尤其是像北大這樣一所由科舉時代走過來的地位特殊的高等學府，因歷史積淀，傳統觀念更加厚重，自然，走向現代大學之途的阻力也就更大。蔡元培后來的回憶表明，由于深受官僚習氣的熏染，當時進入北大的學生，對于學問并沒有多大興趣，他們關注的是畢業及畢業之后的出路。所以，對于學有所長的教員并不見得歡迎，反倒是對前來兼課且有地位的政府官員甚為推崇。“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要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因此，要改革舊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為使北大真正成為“研究高深學問”之處，改變學生因襲的觀念，蔡元培一面廣延“積學而熱心”的教員，一面成立各類的社團組織，以使學生有高尚娛樂之處，并發揚他們的自動精神。經過蔡元培的努力，北大面貌煥然一新。僅就學生方面的情況，他欣慰地嘆道：“一年以來，覺得2025/6/432

學生方面近來很有覺悟：把從前硬記講義，騙文憑的陋見漸漸兒打破了，知道專研學術是學生的天職。”

b．“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辦學方針）大學之“大”，在其包容，“有容乃大”。“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在他看來，要使大學真正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學府，就必須容納不同學派，如果抱殘守缺，持一孔之論，守一家之言，則萬難成就高水平大學。面對林紓等人對北大的責難時，他作了這樣的解說：“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蔡元培堅持的是，“無論為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則首當其沖體現在蔡元2025/6/433

培對教師的選聘上，因為這是能否保證他所認定之大學性質的關鍵所在。在蔡元培的推動下，當時的北京大學，羅致了各方面學術造詣深湛的學者，如在文科教師中，既有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新派人物，又有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黃節、陳漢章等政治上保守而學問深湛的學者，由此使得北大教師隊伍的面貌煥然一新，真正成為一個網羅眾家、各種學派競相爭鳴的學府。蔡元培選聘教員，堅持“以學詣為主”，至于政治見解，學術派別什么的，只要不妨礙授課，則聽任自由。相反，對于“濫竽充數”者，不論什么人，他都堅決辭退，即便是面對外籍教員的控訴乃至時任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了的”之類恐嚇，他也泰然處之。蔡元培以“學詣為主”取舍教員，不僅指向大學的性質，演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公例，亦是為了徹底改變此前學生中普遍存在的升官發財觀念。2025/6/434

c．“學為基本，術為支干”

（系科建制與課程設置）系科建制與課程設置，無疑是大學實現其教學科研職能的重要舉措。從“大學為研究學理的機關”這一理路出發，民國元年，蔡元培任職教育部時，即主張大學“要偏重文理兩科”。擔任北大校長后，蔡元培進一步闡述大學改制問題：大學專設文理二科。其法、醫、農、工、商五科，別為獨立之大學，其名為法科大學、醫科大學等。其理由有二：第一、文理兩科，專屬學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第二、文理兩科，設研究所，實驗室、圖書館、植物園、動物院等種種設備，合為一區，已非容易。如若遍設其他各科，就要增設病院，工場等，困難更大。這一主張，無疑是他的“學為基本，術為支干”的具體化。在答復時人的質疑時，蔡元培作了如此的說明：“鄙人初意以學為基本，術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應。故民國元年修改學制時，主張設法、商等科者，不可不兼設文科。設醫、農、工各科者，不可不兼設理科。”2025/6/435

不過，“學與術雖關系至為密切，而習之者旨趨不同。文、理，學也。雖亦有間接之應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為的，終身以之。所兼營者，不過教授著述之業，不出學理范圍。法、商、醫、工，術也。直接應用，治此者雖亦可有永久研究之興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務于社會；轉以服務時之所經驗，促其術之進步。與治學者之極深研幾，不相侔也。”特別是鑒于當時的大學教育實踐中文、理二科被嚴重忽視或“漸漬于法、商科之陋習”的狀況，“于是，有學術分校之議。”蔡元培認為：“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兩者有性質之別，而不必有年限與程度之差。……以此等性質之差別，而一謂之‘大’，一謂之‘高’，取其易于識別，無他意也。”但由于2025/6/436

中國學制受仿襲日本的影響，“社會上對于‘大’字、‘高’字，顯存階級之見，不免誤會。故鄙人所提于校務討論會者，不持前說而持一切皆為大學之說。惟于分合之間調劑之。此則以文、理兩科為普通大學，而其他各科別稱某科大學之主張也。”由此出發，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原有學科進行了改革與調整：擴充文理兩科；將商科并入法科，籌備獨立；劃工科入北洋大學；改革預科。為了突出文理二科的“學理”研究，他認為必須設立各種的研究所。理由有三：一是大學無研究院，則教員易陷入抄發講義不求進步之陋習。二是設立研究所，為大學畢業生深造創造條件。三是使大學高年級學生得以在導師指導下，有從事科學研究的機會。此后，蔡元培更是注意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進一步主張“溝通文理”。他說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中的哲學，必植基于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再如，心理學2025/6/437

從前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甚至同一門學科，亦難以用文、理來框定。如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于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于理科。由于學科之間的彼此交錯，以文、理科來區分甚為勉強。因此，他主張溝通文理，和為一科。1919年，北大進行改革，撤銷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設立14個系，廢學長，設系主任。（廢科<門>改系）蔡元培晚年回顧時年的這一改革，仍記憶猶新：文理二科之劃分，甚為勉強；一則科學中如地理、心理學等等，兼涉文理；二則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1920年后，北京大學的文、理、法科被重組為五個部：第一部：數學系，物理系，天文系；第二部：化學系，地2025/6/438

質系，生物系；第三部：心理系，哲學系，教育系；第四部：中國語言文學系，英國語言文學系，法國語言文學系，德國語言文學系以及行將設置的其他國家的語言文學系；第五部：經濟系，政治系，法律系，史地系。原來意義的學科界限日趨消融。

d．“教授治校”

（管理）實施“教授治校”，是實現大學民主管理、保障大學性質的重大舉措。多年的留德經歷，使蔡元培產生強烈的認同。“德國革命以前是很專制的，但是他的大學是極端的平民主義；他的校長與各科學長，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會公舉的；由四科教授迭任，……周而復始，……全校學生，從沒有為校長生問題的。”反觀中國的情況，如北京大學，“一切校務都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少數人辦理，并學長2025/6/439

也沒有與聞的。”這種模式極易因校長的更替而導致學校混亂局面的生成。“這種組織形式如同專制政府，隨著民主精神的高漲，它必然要被改革掉。”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務后，首先組織了教授會，由各系的教授與講師推舉的代表，負責管理各系；并從各科中各自選出本系的主任，再從這些主任中選出一名負責全校各系工作的教務長，并由教務長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進行全校的教學管理。其次，由校長指定某些教師組成諸如圖書委員會、儀器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和總務委員會等，并參照上述教授會的辦法，組成他們的行政會。再次，召集全校所有從事教學的人員選出代表，組成評議會，議決立法方面的事宜。“這就是為許多人稱道的北京大學‘教授治校’制。”可見，民主精神和依靠專家，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張的兩根支柱，這不僅徹底扭轉了舊北大一切校務由校長等少數幾個人決定的狀況，而且大大調動了教授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出現了民主辦校的生動局面。2025/6/440

·“教育獨立”思想“教育獨立”是當時一股有相當影響的教育思潮，直接誘因即是軍閥割據與混戰，使得教育深受其害，教育經費被克扣，教員工資被拖欠，嚴重影響著教育教學的正常秩序。有識之士不止一次表達過“教育獨立”的主張。1922年2月，李石岑于《教育雜志》上發表《教育獨立建議》一文，在“教育經費獨立”呼聲的基礎上呼吁教育立法、教育行政獨立。相比同時代的有識之士，因緣于多年的留學國外與考察歐美教育的豐富經歷，加之常處中國教育改革的前沿，蔡元培對于“教育獨立”問題的思考融入了較多的西學資源，同時，在深度上也超越了同時代人。民國初年就任教育總長時，蔡元培便明確表示過“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的思路。在邀請范源濂出2025/6/441

任教育次長的談話中，他公開宣稱，“現在是國家教育創制的開始，要撇開個人的偏見，黨派的立場，給教育立一個統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教育是應當立在政潮外邊的。”然而辛亥革命后的中國政局，卻令其失望與日俱增。五四運動期間，他領銜北京國立八校校長發起了“索薪”運動，直至發出“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的強烈抗議。

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上發表《教育獨立議》一文，參照法國“大學區”制，系統地表達關于教育獨立的訴求。他首先闡述了教育的性質：“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既然如此，“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此前，北京大學的成功改造，強化了他的2025/6/442

這一思維。從《教育獨立議》來看，蔡元培企望的“教育獨立”：其一，教育超然于各派政黨以外。蔡元培從教育的功能及周期兩個角度對此作了分析。首先，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個性與群性和諧發展的人，而政黨追求的是一種“特別”的群性，即政治信仰上的一統，及建基于此的行動一致。顯然，它不容許個性的存在。蔡元培例舉道，政黨“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此等政策，“若參入教育，便是大害。”其次，教育的周期較長，這是受制于人的成長規律的必然，所以“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則不然，其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權也交與政黨，政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教育就沒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黨以外。”其二，教育超然于各派教會以外。蔡元培從教育的歷史性與時代性、民族性與國際性兩方面區分了教育與教會的不同取向。“教育是進步的：凡有學術，總是后勝于前”，而“教會則是保守的”，一切2025/6/443

言論與行動唯《圣經》馬首是瞻，不許質疑與非議；“教育是公同的”，比如，英國的學生，可以讀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學；印度的學生，可以用德國人所造的儀器，都沒有什么界限。而“教會是差別的”：基督教與回教不同，回教又與佛教不同，各有自己的教義及準則，然而“彼此誰真誰偽，永遠沒有定論”。因而在民主時代，各國只好在其憲法中規定“信仰自由”一條，讓民眾自行決擇。在這種情況下，“若是把教育權交與教會，便恐不能絕對自由。”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會以外。”總之，教育要獨立，不可不獨立于政黨和教會之外。因為對于教育而言，政黨和教會都是作為外在權威而存在，它們從各自的利益出發去規范與限制教育，在這種情況下，教育是不自由的。

《教育獨立議》不僅從理論層面闡明了教育的“超然”，并且兼采歐美各國之長、勾勒出了實踐層面的圖景：2025/6/444

分全國為若干大學區，每區立一所大學；凡中等以上各科專門學術，都可以設在大學里面，一區以內的中小學校教育，與學校以外的社會教育，……與其他成年教育、盲啞教育等等，都由大學辦理。大學的事務，都由大學教授所組織的教育委員會主持。大學校長，也由委員會舉出。由各大學校長，組織高等教育會議，辦理各大學區相互關系的事務。教育部，專辦理高等教育會議所議決事務之有關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國教育統計與報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學區事務。教育總長必經高等教育會議承認，不受政黨內閣更迭的影響。

……

各學校中，均不得有宣傳教義的課程，不得舉行祈禱式。以傳教為業的人，不必參與教育事業。

……

在蔡元培的視界里，這是一個能逐步達成“教育經費獨立、教育行政獨立、教育思想獨立、教育內容獨立”的可資借鑒的理想藍本。2025/6/445

1927年前后，歷史終于為蔡元培實踐“教育獨立”創造了曇花一現的時機。他效仿法國的教育管理模式，改教育部為大學院，作為管理全國學術與教育行政的最高機構，與此同時，積極醞釀將地方的教育廳改制為大學區，“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元”，每大學區設校長一人，綜理區內一切學術與教育事項。1927年6月1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105次會議議決通過了《大學院組織法》，17日，正式任命蔡元培為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其后的第109次會議正式通過大學區案，并決定先期在浙江、江蘇試行。蔡元培本人述及，“當時國民政府以全力應付軍事，對于教育事業尚無具體計劃，余與李（石曾）、吳（靜江）諸先生以教育不可無主管機構，又不愿重蹈北京教育部以官僚支配教育之覆轍，因有設立大學院之主張。”不過，由軍事所促成的機緣，必將隨著局勢的漸趨平靜而逝去。

2025/6/446第十三章新文化運動與20世紀20年代的教育一、新文化運動對封建傳統教育的批判與反思

·抨擊封建教育的危害與沒落，反思民族教育傳統的固有不足，大力提倡資產階級的新教育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對封建禮教、思想、文學等展開了激烈的批判。

《新青年》創刊號（時名《青年雜志》）上，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即明確反對“奴隸的、保守的、退隱的、鎖國的、虛文的、想象的”舊思想，主張“自主的、進步的、進取的、世界的、實利的、科學的”新思想。其后的《一九一六年》等論文中，陳獨秀集中將矛頭指向作為封2025/6/447

建社會倫理道德核心的“三綱五常”，直斥“忠、孝、節”等禮教是“以己屬人的奴隸道德”，號召人們擺脫“奴隸之羈絆”，完成思想和個性的解放，主張“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啟迪國民覺悟。他說：“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

1919年1月的《新青年》（第6卷第1號）上，陳獨秀發表了著名的《本志罪案的答辯書》。“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下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頭斷血流，都不推辭。”

·“民主”、“科學”、“打倒孔家店”2025/6/448

對于舊式教育，他們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吾國教育界，乃尚牢守幾本教科書，以強迫全班之學生，其實與往日之《三字經》、《四書》、《五經》等，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相差。”洋務運動以來，在“中體西用”的導引下，封建舊式教育并沒有從本質上被突破。陳獨秀在《近代西洋教育》一文中強烈的抨擊了這一傾向：“我們中國，模仿西洋創辦學校已經數十年，而成效毫無。學校處數固屬不少，不能普及；就是已成的學校，所教的非是中國腐舊的經史文學，就是死讀幾本外國文和理科教科書，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尚遠，此等教育，有不如無，因為教的人和受教的人，都不懂得教育是什么，不過把學校畢業當作出身地步，這和從前科舉，有什么區別呢？”為此，陳獨秀提出，中國教育“必須取2025/6/449

法西洋”。在《今日之教育方針》中，他明確主張“用科學的現實生活來取代復古迷信”，“用民主主義教育來取代專制主義的教育”。二、新文化運動對教育觀念變革的促動

·教育的個性化“尊重個性”、注重個體的價值與人格尊嚴等逐漸成為新時代的教育理念，特別是來自歐美的“兒童中心”觀受到國人的闡揚。

“從前教育只知研究應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應如何教；今后之教育應覺悟人應如何教，所以兒童本位教育是也。”當時的《教育雜志》、《中華教育界》、《新教育》等著名的教育專業刊物發表了大量的“兒童中心”方面的言論。“設計教學法”、“道爾頓制”、“文納特卡制”等以“兒童中心”觀念為指導思想的教學方式在中國掀起了實驗的熱潮。2025/6/450

·教育的平民化“民主”理念在教育領域的呈現。要使“引車賣漿之徒，甕牖繩樞之子”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五四”運動后，李大釗積極號召青年學生深入廠礦、田間，作啟迪民眾的“先鋒”。“平民教育運動”的興起詮釋了這一理念。

·教育的實用化實業、職業教育思潮的興起。民國初年，黃炎培便發出“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的呼吁，倡導圍繞“實用”這一目標，改革小學各教科，要求“打破平面的教育，而為立體的教育”，“漸改文字的教育，而為實物的教育。”

·教育的科學化一方面在學校教育中傳授科學知識與方法，培養科學精神，另一方面以科學方法分析、研究教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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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文化運動推動下的教育改革

·民初教育宗旨（精神）的恢復

1916年9月，國務院命令撤銷袁世凱所頒布的“教育要旨”，恢復民初的教育宗旨。緊接著，在《高等小學校令施行細則》中，刪除了有關讀經的內容。次年，憲法審議會否決了“定孔教為國教”的提案，并撤銷了1913年“天壇憲法”草案中規定的“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的條文。至此，以恢復尊孔讀經為基本特征的“教育要旨”從形式與內容上被廢除。不過，對1912年9月教育部所制定的教育宗旨，教育界也存在爭議，特別是對其中的“軍國民教育”。

1919年4月，教育部組織的教育調查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教育宗旨問題。會員沈恩孚、蔣夢麟向會議提交了《教育宗旨研究案》，主張廢止民國元年的教育宗旨，向歐美學習，另擬新的教育宗旨。他們建議以“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2025/6/452

神”為新的教育宗旨，并對此作出具體說明：“所謂健全人格者，當具下列條件：１、私德為立身之本，公德為服務社會國家之本。２、人生所必需之知識技能。３、強健活潑之體格。４、優美和樂之感情。所謂共和精神者：１、發揮平民主義，俾人人知民治為立國根本。２、養成公民自治習慣，俾人人能負國家社會之責任。”這一宗旨，反映了國內教育界對“民國成立以來，禍患迭乘，究其原因，實由國民缺乏共和精神所致”這一重大問題認識上的趨同。不過，《教育宗旨研究案》雖經會議討論通過，但教育部未據呈公布。此后，受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教育本身無目的”的影響，國內教育界人士也一度認為沒有必要另定教育宗旨。1919年10月在太原召開的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五屆年會上，通過《請廢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義案》，呈請教育部明令廢止此前所公布的教育宗旨，宣布“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為教育本義，“聽各研究者闡發。”當時教育部雖未同意這個意2025/6/453

見，但在1922年制定新學制時，不明定教育宗旨，而提出“七項標準”作為指導思想。“七項標準”的主要內容，與“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的所謂教育本義是一脈相承，體現出一種民主氣息和科學精神。“使教育易于普及”、“發揮平民教育精神”，蘊含的是教育民主化、大眾化的訴求。“謀個性之發展”、“注意生活教育”，則呈現出一種科學精神。“謀個性之發展”，是對以往“教育者預定一目的，而強受教育者以就之”的扭轉，“注意生活教育”，是對以往教育與生活分離、學校與社會脫節的反對。“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注意國民經濟力”、“多留地方伸縮余地”，主要是從宏觀層面反映教育與社會進化、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2025/6/454

·教育普及有所發展當時的一些著名的教育團體，如江蘇省教育會、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中華教育改進社，等，經常討論義務教育、普及教育問題，一些學校還率先作這方面的改革嘗試。

·學校教學內容的改革首先，學校教育采用國語和白話文。新文化運動中文學革命的開展，文學作品逐漸使用白話文，其中出現不少優秀的文學作品，為學校教育提供了理想的國語教材和課外讀物。1917年10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議決《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語言統一案》。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供各地推廣。1919年10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提出改中小學國文科為國語科。1920年教育部通令規定，凡國民學校都廢止所用文言文教材，代之以現代語體文，至2025/6/455

學校都廢止所用文言文教材，代之以現代語體文，至1922年止，停止使用一切文言文教科書。至此，國語教學和白話文教材在學校教學中的位置得以確立，這是五四時期的一項重大的教育改革。其次，中等教育開始重視科學教育和職業訓練。1916年10月在北京舉行的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年會上，與會者建議今后中等教育應以“完足普通教育為主，而以職業教育、預備教育輔之”，主張中學從第三學年起，視地方情形，增設職業課程，酌減普通課程。該建議1917年得到教育部采納實施。1919年4月，教育部通令中學可以酌量地方情形增減部定各種科目和教學時間。此禁一開，給各地各校以較多自由發展余地。從此中學開始實行選科制，準許學生在修畢必修課前提下，依個人興趣、特長2025/6/456

和需要自行選擇科目。由于選科制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與五四時期倡導的民主和科學精神相吻合，倍受教育界青睞。

·師范教育和大學的改革

a.“六大師范區”（直隸、東三省、湖北、四川、廣東、江蘇）的規劃及“高師改大”運動

b.北京大學的改革與沖破女禁

1919年5月19日，甘肅女學生鄧春蘭上書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要求：“國立大學增女生席”，“實行男女同班”。適逢蔡元培辭職南下，此信未返。6月，鄧春蘭的公開信以及大學解除女禁的呼吁，先后在北京《晨報》、上海《民國日報》等登載，輿論界再次掀起婦女問題大討論。1920年2月，北京大學沖破女禁，首次招收9名女生入學，開創了中國大學中男女同校的首例。其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也于6月招收女生。不久，全國所有大學都開始招收女生。2025/6/457

四、“五四”時期的教育思潮“夫今之所謂新教育者，亦多端矣。曰練習主義之教育，曰試驗主義之教育，曰實用主義之教育，曰動勞主義之教育，曰人格主義之教育，曰新理想主義之教育，曰自學輔導主義之教育，曰杜威之教育，曰蒙臺梭利之教育，曰欣斯凱泰奈之教育，曰愛倫凱之教育，紛紜逞說，各有優異。如臨百戲斗巧之場，如入萬花爭妍之圃，前瞻后盼，耳目眩瞀，誠令人昏迷顛倒，莫知所始從也。”

·平民教育思潮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對于平民教育思潮的形成，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15年，陳獨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針》一文中，提出要“以人民為主人，以執政為公仆”，從而確立教育的“惟民主義”方針，要求一切學校教育機關向全民開放。俄國十月革命后，李大釗提出了無產階級的平民主義，就是要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特權階級完全打破，主張2025/6/458

無論是什么人，都應無條件地享受平等受教育的權力。1919年3月，鄧中夏發起組織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該團“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以教育普及與平等為目的”。

1919年10月，北京高師的部分教職員和青年學生，在杜威來華講演的影響下，組織了“平民教育社”，以研究、宣傳、實施平民教育為宗旨，并創辦《平民教育》雜志，希望通過平民教育來實現平民政治，明確提出平民教育就是要“教國民人人都有獨立人格的與平等思想的教育”。

1920年，晏陽初歸國后，在上海、長沙、煙臺、杭州、嘉興等地作了大規模識字運動的試驗，轟動一時。1923年8月，由朱其慧、陶行知和晏陽初發起，在北京清華學校召開全國平民教育大會，會議決定在北京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此后，總會通2025/6/459

過各地分會在全國20多個省市開辦了大量“平民學校”，設立了許多“平民讀書處”、“平民問字處”，還設立了廣播電臺，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平民教育運動。1925年以后，平教會工作逐漸向農村轉移。

·工讀主義教育思潮工讀主義思潮也是“五四”時期盛行的一種社會、教育思潮。這一思潮與實利主義、實用主義教育思潮、職業教育思潮、平民教育思潮等有著廣泛的聯系，其主要特點是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以創造一個合理的社會，實現一種理想社會與人生的追求。基本內涵有：勤工儉學、半工半讀、工學結合、工學并進、工學兼營、工讀互助、手腦并用等。倡導工讀主義教育的人，也比較復雜，有早期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資產階級教育家，也有空想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部分先進的青年學生把工讀主義作為實現理想社2025/6/460

會的途徑，積極地組織工讀主義教育團體進行實驗。1919年2月，北京高師部分青年學生發起組織“工學會”，倡導“工學主義”，主張“要把工和學并立，作工的人一定要讀書，讀書的人一定要作工。”他們認為求學和作工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活動，不應該有尊卑貴賤的區別。他們強調“工”應該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學”是為了求得作工的知識，所以，工離不了學，學離不了工。為了宣傳、研究和實踐工學主義，工學會出版了《工學》月刊，辦起了石印組、木版印刷組、照相組、打字組、雕刻組和書報販賣組，計劃每周24小時上課，24小時勞動，12小時自修。由于得不到學校的支持，這個工學計劃，未能實現。較之“工學會”，1919年底由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主任王光祈率先在北京發起組織的“工讀互助團”則更為激進。試圖通過“半工半讀”達到“教育和職業合一”，進而實現一個“人人做工，人人2025/6/461

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工讀互助團試行了“共產”的“新生活”。團員本著各盡所能的精神，每天作工四小時以上，作工所得歸團體所有，團員生活必需的衣食及教育費、書籍費、醫藥費由團體供給。在北京工讀互助團成立后不久，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廣州、揚州等地也陸續發起成立工讀互助團或類似的組織。工讀互助團運動雖轟動一時，但也是曇花一現。由于團體薄弱的經濟基礎與按需分配的尖銳矛盾，以及團員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作風與集體主義生活方式發生沖突，這種由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思想雜糅的工讀互助生活，很快宣告破產。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也主張工讀，他們號召知識青年深入廠礦與農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而“五四”時期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則將工讀主義教育思潮推向了高潮，由一場2025/6/462

以輸入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為指導思想、以教育救國和實業救國為主要追求、以工讀結合為主要手段的教育運動，逐漸轉變成為尋求革命道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運動和革命運動，昭示了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趨勢。此外，還有以胡適、張東蓀等人為代表的純粹工讀主義，實質是將工讀完全看作經濟問題。如胡適認為，工讀主義“不過靠自己的工作去換點教育經費而已”，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張東蓀也把工讀當作是解決青年失學問題的好方法，提出各省“省立學校與省立工廠合一化”或“學校工場化”的主張。“五四”時期的各種工讀主義運動雖然各有其特定的宗旨，但都促進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促進了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并借工讀主義探索新生活、新社會，這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積極的意義。2025/6/463

·職業教育思潮職業教育思潮是由清末民初的實利主義、實用主義教育思潮演化而來的。1911年，陸費逵在《世界教育狀況序》中提出：“吾國今日亟宜注重國民教育、職業教育、人才教育”，認為“國民程度之高下，恃國民教育；國民生計之贏絀，恃職業教育”。1913年，他又在《中華教育界》上發表《論人才教育職業教育與國民教育并重》一文，提出“職業教育則以一技之長可謀生活為主”。這些是中國近代早期的職業教育主張。從1915年起，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多次提出推行職業教育的議案，早期倡導實用主義教育的人士大多轉而提倡職業教育，職業教育思潮逐漸形成。1915年，陳獨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針》一文中，將“職業主義”列為四大新教育方針之一。1916年9月，江蘇省教育會率先提出了“實施職業教育方法案”，并成立全國第一個省級“職業教育研究會”。1917年5月，黃炎培聯合教育界，實業界人士40多人2025/6/464

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并發表了《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在此全國性機構的推動下，職業教育思潮迅速蔓延東南、華北、華東和華中地區，其影響波及全國各地。在1922年頒布的“新學制”中，職業教育占有了重要地位。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職業教育思潮逐漸趨于消沉。2025/6/465

·科學教育思潮科學教育思潮是“五四”時期非常流行的一種新思潮。科學教育發端于洋務運動時期的“西藝”教育，但西藝教育偏重于科學知識和技能的傳授，而忽視科學精神和方法的培養，尚不能算是真正意義的科學教育。維新運動期間，以嚴復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闡揚以科學知識為教育內容，科學態度在于善疑慎言，科學方法是在于反復試驗中求得定理定律，科學效用在于辨明是非等方面，已開科學教育之河。雖未明確提出“科學教育”一詞，但卻是其時言“西學”者所難望其項背。1914年6月，任鴻雋與趙元任、胡明復等留美學者在美國發起組織“中國科學社”，并于1915年1月刊發《科學》雜志，倡導科學教育。任鴻雋在《科學與教育》一文中，揭明了“科學教2025/6/466

育”真義，主張將科學與教育相聯系，并闡釋了科學教育與人生、科學教育與社會、科學教育與文學、科學教育與審美及美術等各方面的關系，為科學教育思潮的興起奠定了基礎。“五四”新文化運動樹起“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科學教育思潮由此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當時倡導科學教育的主要流派有：以任鴻雋為代表的中國科學社，倡導以科學內容尤其是科學方法、科學精神滲透到學校教育之中；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以科學為思想解放的武器，通過文化反思倡導科學啟蒙；以胡適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倡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以此作為解決一切學術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有效方法。“五四”時期科學教育思潮的涌起，更與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來華講學時倡導科學教育有著密切的聯系。繼杜威之后，孟祿、推士等人也應邀來華進行調查和考察，對改進中小學的科學教育提出許多建設性意見，為中國科學教育思潮注入新流。2025/6/467“五四”以后科學教育的重點移至科學精神培養上，并把教育作為一門科學進行研究，提出了教育科學化的口號。教育及心理測量、智力測驗、教育統計、學務調查等在20年代的教育界成為十分盛行的研究方法，受到普遍的重視。新教學法，如自學輔導法、分團教學法、蒙臺梭利教學法等的研究與實驗在中小學得以開展。高等學校尤其是師范院校中培養教育學科專門人才的學科和專業開始設置。科學教育思潮開啟了中國20世紀教育科學研究與實驗的風氣。

1923年，胡適在《科學與人生觀》一書的序言中寫道：“近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地態度，那名詞就是‘科學’。”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科學化”已成為國際教育學界的普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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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義教育思潮國家主義教育思潮興盛于20世紀20年代中期，是一種具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色彩的社會思潮。這一思潮萌芽于清末民初的軍國民教育和國民教育。1907年7月《東方雜志》刊登《論平民主義與國家主義之廢興》，極力推崇國家主義。民國初年討論教育方針時，有的教育家提出相對國家主義教育觀點，主張教育以國家根本利益為中心，統一教育宗旨，統一教育計劃，統一行政管理和統一學校教材。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人們從德國的戰敗認定“國家至上”的國家主義教育制度的破產，加之“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弘揚民主和個性自由為主旨的教育觀念的影響，國家主義教育思想一度沉寂下來。

1922年以后，國家主義教育思潮再度興起，以曾琦、左舜生、李璜、陳啟天、余家菊等人為代表，大力倡導國家主義教育，其主要觀點大多是以愛國主義為標榜，主張以國家為中心改革當時教育的流弊，以2025/6/469

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提倡教育機會均等，倡導普及義務教育，將教育完全統一于國家集權控制之下。為維護教育主權的獨立與統一，反對任何黨派、私人、地方、教會的教育和外國殖民教育，將教育權收歸國家，使教育真正成為一種國家辦理或監督的事業。這些觀點在當時國內軍閥專權，戰亂頻繁，外國列強侵略加深，民族危機嚴重的社會背景下，頗合教育界人士之心。這一思潮于1924—1925年間臻于極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20年代的收回教育權運動，促成學校中軍國民教育和愛國教育的加強。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民黨明令禁止國家主義，國家主義教育思潮由此消沉。2025/6/470五、教學方法的改革與實驗

·借道日本導入赫爾巴特教育理論——“五段教學法”以“倫理學”和“心理學”作為“教育學”的科學基礎，構建起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科學教育學之父”教育過程分為：管理、教學、訓育管理兒童旨在建立外部秩序，為教學和訓育創造條件。訓育是在教學的基礎上形成意志、培養品德。按兒童獲得知識的心理過程，將教學分為：明了、聯想、系統、方法四個階段。明了就是由教師提示教材，使學生領會所學的事實；聯想就是使學生把所提示的事實與從前所知的事實相聯合，進行2025/6/471

聯想，造成新的觀念；系統就是使學生了解新舊事實之間的關系之后，能進行歸納而得到一個原則或一個概念；方法就是使學生把所求得的原則應用在新的問題上或新的事實上。后來，赫爾巴特的學生戚勒（齊勒爾）把“明了”分為“分析”和“綜合”二段，其余三段與赫爾巴持相同，成為“五段教學法”。戚勒的弟子萊茵，認為戚勒所用的名稱不當，改五段的名稱為“預備，提示，比較或聯想，總結，應用”。舊三中心：教師、教材、課堂

·“新教育”運動（歐洲），“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美國）新三中心：兒童、活動、經驗

·“設計教學法”在中國“設計”一詞，最初在教育上的應用，見于190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學報》和《工藝訓練2025/6/472

雜志》。當時，該校工藝訓練部主任理查德在上述刊物上發表文章，主張中學的工藝訓練，不應當以教師為主，要求學生依據教師規定的藍圖去做，而應當采取問題解決的方法，創設一個問題的情境，由學生自己去計劃，自己去實行，自己去解決。理查德稱此種方法為“設計”。可見，“設計”的原始意義，是指學生自己計劃、運用他們已有的知識和經驗，通過自己實際操作，在實際情境中解決實際的問題。這也是1918年以前美國教育界公認的“設計”的定義。“設計教學法”的創始人克伯屈所采用的“設計”一詞，是“專指自愿的活動”，見于1918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學報》上發表的《設計教學法，在教育過程中自愿活動的應用》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