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止于乾隆退位(1796年)做“太上皇”，持續115年。某些學者作家們頌揚這百年輝煌的“康乾盛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創造了“歷史奇跡”。然而歷史真相到底如何?搜狐歷史日前登載學者陳明遠的文章《戳穿所謂的“康乾盛世”》：針對多年來對于“康乾盛世”的陣陣歌功頌德，我反覆探索思考之后，提出一些實事求是的看法，跟大家討論。所謂“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止于乾隆退位(1796年)做“太上皇”，持續115年。某些學者作家們頌揚這百年輝煌的“康乾盛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創造了“歷史奇跡”。我們必須追究：歷史真相到底如何?滿清入關吞占全國以后，實際上跟元代蒙古貴族入主中原類似，造成中華文明的毀壞和全面大倒退。康熙雍正乾隆等統治者對外實行閉關鎖國，中止了明代以來的西學東漸;對內大興文字獄，扼殺了科技文藝事業的進步。因此，所謂“康乾盛世”時期中國逐步落后于西方，并不值得自吹自擂、引以為光榮和“民族驕傲”，而必須深入清算，總結歷史教訓。直到如今，它的后遺癥仍然阻礙著我國現代化的發展。始終存在著血腥的民族沖突幾乎沒有文化(甚至剛剛開始使用文字)的滿族統治者從入關開始的“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血淋淋殘酷暴行，到覆滅前夕“寧與友邦、不予家奴”的切齒詛咒，從始到終，哪里有什么“清朝政權的利益代表了包括漢族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洗城，江浙一帶(包括昆山平湖乍浦海鹽海寧金華)、江西全境、還有廣州都遭受屠城之災，竟將四川全省屠凈。歷史上哪一次改朝換代給中華民族造成如此巨大的劫難?那些令人發指的暴行，恐怕只有20世紀中葉日本侵略者的大屠殺才可與之相比。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四月清廷下詔的“永不加賦”是在經歷近百年的屠殺、投充、圈地等野蠻政策后迫不得已的所謂“仁政”。清朝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后的很長時間內，一直把它征服的中華各民族看作奴隸，實行野蠻血腥的民族高壓政策。強調滿漢不通婚;筑起種族隔離墻，不準漢族去東北，不準蒙族平民入漢地。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民族歧視。從清初此伏此彼起的“反清復明”到清末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中華人民從來沒有停止過反抗滿清皇朝的斗爭。文字獄清朝文字獄的興起旨在震懾反清勢力，特征是：罪狀由權勢大人對文字的曲解而起，證據也由權勢大人對文字的曲解而成。一個字或一句詩一旦被認為誹謗皇上或諷刺滿清政權，即構成刑責。滿清王朝初期，順治、康熙“文字獄”還只是個別現象，到雍正皇帝在位時則成為一種暴虐的文字檢察制度。文字獄浪潮中表現得最為反常瘋狂者則是所謂“愛好文化”的乾隆皇帝!關于“避席畏聞”的文字獄，史料極多;魯迅先生也有所闡述。本文選取乾隆時期幾個典型的文字獄，引錄如下：(1)1753年，乾隆屢次到江南游歷，民不聊生。江西撫州、千總盧魯生假借工部尚書孫嘉淦名義撰寫勸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辭意悲切，全國廣為傳頌。案發后盧魯生千刀萬剮，兩個兒子處斬，受牽連定罪下獄的有一千多人。(2)1755年，內閣大學士胡中藻所著《堅磨室詩抄》中有詩句“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認為他故意把“濁”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測，處斬。廣西巡撫滿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詩唱和，在《塞上吟》一詩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認為鄂昌自己就是胡兒，詆毀同類，喪心病狂，下令自殺。(3)1764年，秦州知州賴宏典向北京官員請托謀求升遷，信里說“點將交兵，不失軍機”，乾隆認為他明目張膽謀反，砍頭。(4)1778年，江蘇東臺詩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早已去世，遺著《一柱樓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乾隆認為“壺兒”就是“胡兒”，顯然誹謗政府，嘲諷滿清沒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兒孫和地方官員全部斬首。(5)乾隆非常賞識內閣大學士沈德潛，作詩常請他刪改，乾隆作不出詩時還請他秘密代筆。沈德潛死后，乾隆命他的家人進呈沈的詩集，發現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詩也收錄其中，這對乾隆的虛榮心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恰好詩集中有詠黑牡丹一首，有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乾隆認為是影射入主中國的滿族為“異種”，下令剖棺戮尸。(6)1781年，休致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銓所著書中自稱“古稀老人”，又有句說“為王者師”。乾隆說“我自稱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稱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