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隆慶時期海上貿易法變革

隆慶是明穆宗朱載生的年號，自1567年到1572年只有6年。其前是歷時

45年的嘉靖時期，其后是長達48年的萬歷時期。夾在中間的這個短暫時期卻在

我國海上貿易法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隆慶元年（1567年），明廷采納

福建巡撫涂澤民的題請，在福建月港解除長達200年的海禁，"準販東西二洋〃，

允許私人海商出洋貿易，史稱“隆慶開禁〃。如果說明朝中后期是發端于唐朝的市

舶貿易向清初的海關貿易轉變的重要變革期，那么隆慶時期正是這一重要變革軌

跡上的拐點。

隆慶海上貿易法變革背景

隆慶海上貿易法變革發生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通常學界將明朝中后期

視為我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時期。江南和華南地區的制造業、商業和商業性

農業得到較快和較大規模的發展。以太湖流域為中心，通過長江和大運河等水系

聯結的全國性商品流通網絡得以形成，為隆慶海上貿易法變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

基礎和經濟動力。

葡萄牙人自1415年占領休達后，經過100多年的探索終于打通“里斯本一一

好望角一一果阿一一馬六甲一一澳門〃這條國際貿易通道。東南亞、印度洋、地中

海和西歐等地的國際市場對中國絲綢、茶葉、瓷器等商品有著旺盛的需求。明廷

與葡萄牙經過西草灣、雙嶼港、走馬溪等地發生了多次經濟和軍事上的沖突之后，

終于在嘉靖末期找到雙方利益的平衡點。葡萄牙的貿易合作緩解了中外貿易需求,

有助于平息聲勢浩大的倭患。居留澳門的葡萄牙商人愿意臣服明廷并幫助中國地

方政府清剿叛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明廷對東南沿海社會穩定的顧慮，為隆慶

變革提供了相對穩定的政治基礎。

嘉靖末期，明朝官僚集團內部開展了一次深入向持久的“禁海〃與“開海〃的大

討論，最后達成〃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的共識，為隆慶變革掃除思想上的障

礙。

從朝貢貿易法到商舶貿易法的變革

隆慶海上貿易法變革主要是從朝貢貿易向商舶貿易的法律制度變革。明朝前

期實施的朝貢貿易法有三個顯著特征：

第一，朝貢貿易與海禁政策進行有機結合，形成“海禁一一朝貢〃貿易體制。

海禁目的是禁止臣民私自與外國相通，以防止叛亂。嘉靖時期唐樞寫給胡宗憲的

信中對海禁有明確評價：“律款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為自治吾民，恐其遠出

以生釁端。〃海禁本來是〃通番之禁〃，但后來與朝貢貿易相結合，成了除官方朝

貢貿易外禁止一切私人海商進行海上貿易的長期政策。官方允許的朝貢貿易以外

夷稱臣納貢為前提，〃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不許互市〃。

第二，朝貢貿易法對中外海上貿易進行嚴格的限制，貿易商品的種類、數量

難以滿足國內外市場的實際需求。朝貢貿易法對各國來華貿易規定有明確的勘合

制度、入貢路線、使團規模、船只和舶物數量、期限等內容。《大明會典》明確

規定安南、占城、高麗、真臘、爪哇等國，每三生一朝貢，琉球兩年一朝貢，每

船一百人，最多不過一百五十人。永樂和宣德時期規定日本來華貿易是十年一貢,

船不過三艘，人不過三百，刀劍不過三十。嘉靖時期規定日本貢船每船水手七十

名，三艘貢船水手共計二百一十名，正副使各一名，居坐六名，士官五名，隨從

僧人七名，隨從商人不得超過六十人。這些嚴格的限制，導致朝貢貿易所能實現

的中外貿易商品數量十分有限。

第三，朝貢貿易遵循"厚往薄來〃的原則，經濟貿易服務于招彳來遠人的政治目

的。外國朝貢使團進貢的貢品會給予豐厚的賞賜。朝貢使團成員攜帶的私人物品，

官方予以購買，購買這些物品往往會支付超過市場價格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對價。

跟隨朝貢使團而來的商人所攜帶的貨物，會在市舶司或會同館的官牙進行交易，

也往往享rr政府給予的〃超國民待遇〃而滿載而歸。這些貢品、使團成員的私人物

品和隨從商人的貨物需要從市舶司運送到京城。政府強令沿途地方官民無償提供

運輸服務。勞民傷財的朝貢貿易成為明朝政府的沉重負擔。

隆慶海上貿易法變革主要體現在〃月港體制〃和“廣中事例〃。〃月港體制〃是隆

慶元年（1567年）明廷在福建月港解除海禁后形成的商舶貿易管理體制。“廣中

事例〃是從弘治時期開始在廣州逐步付諸實施的商舶貿易管理體制。月港和廣州

的商舶貿易法律制度與朝貢貿易法不同：

法律制度的原則和宗旨不同。朝貢貿易服務政治，厚往薄來以招徒遠人，以

營造萬國來朝的政治氛圍。商舶貿易法允許私人海商海上貿易，用以增加政府財

政收入和滿足權貴對海外奢侈品的消費需求。明朝皇室對龍涎香等珍貴香料的需

求對開放海上貿易有一定推動作用。

海上貿易管理機構不同。朝貢貿易由中央和地方多部門進行管理。禮部的主

客司負責發放勘合、規定各國朝貢貢道、貢期、使團人數和貢物數量等。地方則

以市舶司為主。市舶司隸屬布政使司，負責"辨勘合〃"征私貨〃〃平交易地方州

縣也往往參與到朝貢貿易管理中來。值得一提的是自永樂時期起市舶太監長期主

導朝貢貿易，形成市航太監專權而“提舉官吏惟領簿〃的局面。商舶貿易則完全由

地方政府管理。廣州由海道副使主導，而福建月港則由海防同知為主進行管理。

明朝后期，市舶太監也曾一度爭奪甚至壟斷商舶貿易管理權，對海上貿易法律制

度的實施造成極大破壞。

具體貿易管理制度不同。朝貢貿易法包括朝貢管理法和貿易管理法的內容。

朝貢管理法如勘合制度、貢期貢道、使團迎送及覲見、貢品回賜等。貿易管理法

具體有朝貢貿易船只和貨物檢查、貨物運輸、貢品回賜、使團附帶貨物的"給價

收買〃、市舶司及會同館的官牙貿易等制度。商舶貿易具體制度包括船引制度、

商船盤驗、商船保甲制度、商船海外"壓冬〃管理、稅收等制度。

“月港體制〃的主要法律制度的框架是在隆慶時期構建的。隆慶元年開禁后，

逐步形成船引管理制度、商業稅則、“海防館〃貿易管理等法律制度。雖然〃廣中

事例〃起始時間較早，比如弘治新例、正德抽分，以及嘉靖時期對廣東沿海私人

貨物的抽分都是在隆慶之前完成的，但是這些隆慶之前的商舶貿易實踐形成的制

度在隆慶時期才真正得到官方的認可，從而具有穩定的合法性。其中，“廣中事

例〃的稅收制度變革是在隆慶時期實現的。

事實上，隆慶時期月港開禁推動廣州貿易的進一步對外開放，廣東地方攻府

開始采取“丈抽〃取代〃抽解〃，稅收從征收實物轉變為收取白銀。隆慶五年，為防

止葡人逃避抽分，廣州開始實施丈抽法計算稅額。直接管理機構也從具有軍事性

質的海道副使變為海防同知與市舶提舉及香山F官等具有商什管理和行政管理

職能的官員共同負責。這三個管理機構共同參與〃丈抽〃，以葡萄牙商船的吃水量

作為征稅依據。

隆慶海上貿易法變革的機理

在明朝二百年的海禁背景下，東南沿海一度出現〃多元化利益集團〃的海上貿

易格局。當時影響海上貿易的力量可以分為日本海商集團、葡萄牙海商集團、中

國中央政府、中國海商集團、地方政府和地方勢要等幾股力量。

首先，中外海商集團通過斗爭與合作，推動明廷對海上貿易法進行變革。在

嘉靖時期，由于日本使團〃寧波爭貢事件〃和中葡“西草灣海戰〃，中國拒絕了日本

和葡萄牙海商的海上貿易請求。日本海商和葡萄牙海商開始活躍在閩浙粵沿海，

并與中國海商力量相互借重。他們憑借先進的軍艦和〃佛郎機〃大炮，一定程度上

獲得軍事上的優勢，形成對官方力量產生沖擊力的海上武裝力量。

國際社會對中國貨物，尤其是生絲、絲綢的需求極度旺盛，從而引發中國海

商為高額利潤鋌而走險，中國海商集團得以迅速崛起。許棟、汪直、徐海、陳東

以及后來的迪洪珍、張維等海商集團，都是在葡萄牙人的貿易影響下崛起的。中

國海商集團的影響力，正如萬歷時期都御使溫純奏疏所述："諸奸旦效汪直、曾

一本輩故智，負海稱王，擁兵列寨，近可以規重利，遠不失為尉佗。〃他們成為

明廷的心頭大患。中外海商集團曠日持久的武裝斗陣，讓明廷認識到“市禁則商

轉為寇〃〃禁愈嚴而寇愈盛〃，于是幡然醒悟的官僚集團決定進行海上貿易法變革。

其次，沿海勢要巨室對海上貿易法變革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諸如謝遷家

族、林希元、柴德美等沿海勢要大家是在東南沿海貿易中的一股特殊的力量。這

些勢要巨室與政府和海商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依附于政府的行政權力,

同時謀取與中外海商集團進行海上貿易的豐厚利潤。

這股力量十分強大，上可通天。曾剿滅閩浙沿海走私海商集團的閩浙巡撫朱

紈就是在他們的聯合施壓下服毒自盡的。作為從事通番的“大窩主〃，他們是海上

私人貿易的組織者、中介者，也是海上貿易習慣法的實踐者。作為與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有著T絲萬縷聯系的政治集團，勢要巨室通過滲透在地方和中央政府的

支系來影響國家海上貿易法的制定。如果說皇帝及其主導的朝廷是最后的決策者

或立法者，那么這些勢要大家則是海上貿易法變革的幕后推手。他們了解海商，

甚至他們自己就是海商或國內海商的政治靠山，或是外國海商的合作者，同時他

們熟悉并影響朝政。在朝貢貿易向商舶貿易轉變過程中，他們是這一變革的參與

者和利益獲得者。

再次，地方政府積極主動地進行海上貿易法變革。在經歷正德、嘉靖時期朝

貢貿易向商舶貿易的幾番嘗試后，海禁法、朝貢貿易法、商舶貿易法與海上貿易

習慣法之間開始出現一定的融合，也就是制定法與習慣法的聯結。而這個轉化過

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聯結主體是地方政府和官員。

無論是〃廣中事例〃還是〃月港體制〃，最早都是由地方官員推動完成的，朝廷

起初都不知情。隨著商船貿易和私人貿易的發展，地方官員參與的級別也逐步提

升，商舶貿易和私人貿易也逐步從秘密走向公開C”廣中事例〃的形成，起初是守

澳官允許海商在屯門等地貿易。然后由海道副使汪柏與葡萄牙的大艦長索薩達成

口頭協議，允許葡萄牙海商來華貿易。汪柏是皇帝派出的官員，也是清剿海盜的

能臣。守澳官、海道副使顯然都是在地方督撫的授意或允許下開展海上貿易法的

探索。不同于令地方政府頭疼的朝貢貿易，商舶貿易則是地方政府積極追求的。

不僅地方財政需要商舶貿易稅收的補給，甚至地方官員的薪酬都需要用抽解的貨

物或白銀來支付。這一點從廣東地方官員不斷奏請實施抽分制可以看出。

地方官員將走私貿易轉化為能夠收取商稅的商舶貿易。而這個過程的實現,

是通過推動朝廷認可朝貢貿易向商舶貿易轉化完成，同時把私人海商貿易裹藏其

中。商舶貿易對于物價的評估等中介服務與朝貢貿易不同，需要專業的牙行來輔

助完成貿易和征稅。市舶司的“平物價〃的功能由官定牙行完成，而隨著商稅的征

收，商稅也自然由牙行輔助完成。而在官方主持商舶貿易過程中，為了通過商舶

貿易減少走私貿易，需要借鑒私人海上貿易長期實施的貿易模式，于是閩浙私人

貿易時期盛行“歇家牙行〃模式得以運用。所以廣州的貿易官牙大多是漳泉人。這

些漳泉人自然是與政府有緊密聯系的勢要大姓，類似于林希元這樣的門生故舊遍

及地方官僚系統的人.

隆慶海上貿易法變革評價

一方面，隆慶海上貿易法變革開啟了合法的海上貿易通道，中外海商可以通

過福建月港或者廣州的澳門實現商品貿易。海上貿易通道暢通了，一定程度上滿

足了國內外貿易需求，消除了諸如嘉靖時期政府與中外商民之間的尖銳矛盾。雖

然隆慶、萬歷時期東南沿海仍然不斷出現海盜集團的叛亂，但其規模、破壞力和

沖擊力都不能和嘉靖大倭患相提并論。海上貿易為政府帶來巨額的稅收，緩解了

明朝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危機。海上貿易暢通了，大量的商品出口也推動了東南沿

海地區制造業和商業的發展。尤其是閩浙沿海居民的民生得到了改善。

隆慶海上貿易法變革對明朝后期、鄭氏集團利清代的海上貿易法律制度產生

了深遠的影響。明后期海上貿易法律制度主要體現在月港督餉館貿易管理體制、

稅收制度體系、廣州的〃三十六行〃。督餉館稅收體制是在隆慶時期海防同知主導

的管理體制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為了防止海防同知稅收權力的專管和濫用，形

成了由海道副使、海防同知和督餉館相互制約的貿易管理體制。萬歷時期形成的

水餉、陸餉、加增餉稅收制度體系是在隆慶時期"商稅則例〃基礎上發展而成。明

末廣州“三十六行〃是隆慶開禁后政府借鑒嘉靖時期民間“大窩主〃開設的歇家牙

行和汪柏設立的"客綱客紀〃制度的基礎上構建的貿易組織機構。

明末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建立的鄭氏集團在海上貿易管理上借鑒了隆慶時期

的經驗，比如鄭氏集團實施的〃牌餉〃制度就是將〃月港體制〃中的船引制度和詢稅

制相結合的產物，牌餉既是海上貿易的通行證，也是對海商征稅的依據和憑證。

清代海關體制是由海關監督和〃十三行〃行商主導和實施。海關監督的職能是

由〃廣中事例〃的海道副使和“月港體制〃的海防同知演變而來。清〃十三行〃則是由

明末〃三十六行〃發展而成。

另一方面，隆慶海上貿易法變革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隆慶海上貿易法

變革是在具有很大局限性的政治思想指導下完成的。隆慶變革是在遵循〃海禁

——朝貢〃貿易體制這一祖制的基礎上，為解決嘉靖時期“大倭亂〃引發的政治經濟

危機問題形成的法律變革，是祖制和現實矛盾解決方案調和而成的折中方案。這

一變革的指導思想就“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變革的目的依然是維護祖制，

至少在名義上是維護朝貢貿易體制。開啟海上貿易不過是權宜之計，是不得已而

為之的工具性手段。

其次，隆慶海上貿易法變革實施的范圍有限。隆慶開海僅限于福建的月港一

個出海口岸，能夠出海貿易海商也主要局限于來自漳州泉州地區。這就再次證明

了隆慶海上貿易法變革不是為了發展海上貿易。如果是為了發展貿易，開放寧波

的海禁則更為有效。寧波港口的地理環境優于月港，又有繁榮的江南地區作為腹

里。嘉靖四十四年（年65年）、萬歷二年（1574年）、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

浙江官員先后三次奏請開放浙海，明廷都以諸如“浙江沿海港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