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北宋時期，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呈現出儒佛道三教融合的顯著趨勢。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政治局勢的相對穩定，為思想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從政治層面來看，統治者為了維護社會秩序、鞏固統治，積極倡導三教并用，鼓勵各教派在社會教化、國家治理方面發揮作用。例如，天臺宗僧人智圓在《閑居編》卷十九《中庸子傳》中提到“儒者飾身之教，故謂之外典；釋者修心之教，故謂之內典也。蚩蚩生民，豈越于身心哉！嘻！儒乎？釋乎？豈共為表里乎？”，明確指出儒佛在修身與修心方面可互為表里，共同服務于民眾教化。曾任宰相的張商英在《護法論》中稱“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礪俗，猶鼎足之不可缺一也”，強調三教在社會教化中的不可或缺性。在哲學層面，三教中心義理相互融攝。宋明道學的諸多流派，如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皆是在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基礎上構建起自身的思想體系。宋明道學的開山祖師周敦頤與慧南、常總等禪師往來密切，自稱“窮禪之客”，其《太極圖說》是典型的三教融合產物；張載曾“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程顥“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后得之”。陸九淵提出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哲學命題，直接導源于禪宗“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于自心頓現真如本性”的理論。朱熹雖批評陸氏“假佛釋之似，以亂孟子之實”，但他自己提出的理氣關系說與佛教華嚴宗的理事說并無本質區別。道教的象數易學對邵雍的象數學思想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道教關于宇宙生成、萬物化生的思想，對二程的學說也有明顯影響。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契嵩作為北宋年間聲望卓著的一代名僧，其思想深受儒佛道三教融合思潮的影響。契嵩自幼出家，14歲受具足戒，19歲后到處參學，后得法于洞山曉聰禪師，成為云門宗禪師。他不僅精通佛學，對儒家思想也頗有研究，是當時極力提倡儒佛合流并將佛教儒學化的重要代表人物。針對唐代韓愈以來的反佛思想，契嵩寫了一系列文章，集成《輔教篇》，積極倡導儒佛一致論。《輔教篇》分上、中、下三卷，分別為《原道》《孝論》和《非韓》，其中《孝論》乃是闡述佛教孝道觀的著作。研究契嵩的孝道思想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從學術研究角度而言，有助于深入了解北宋時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思想動態。通過剖析契嵩如何在佛教思想體系中融入儒家孝道觀念，以及他對道家思想元素的吸納與運用，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三教融合在具體思想家理論中的實現路徑，填補相關學術研究在這一時期思想交融細節方面的空白，為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豐富的資料。從文化傳承與發展角度來看，契嵩的孝道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孝道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孝道作為中國傳統倫理以孝為本、宗法社會以孝為基的核心價值觀，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內涵。契嵩的孝道思想不僅繼承了傳統儒家孝道的部分理念，還結合佛教教義進行了創新和發展，為孝道文化的傳承注入了新的活力。研究契嵩的孝道思想，能夠更好地理解中國傳統孝道文化的豐富性和多元性，為當代社會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鑒。在當代社會，孝道仍然是維系家庭和諧、社會穩定的重要道德準則。契嵩的孝道思想中蘊含的對父母的敬愛、對家庭責任的擔當以及對社會倫理秩序的維護等觀念，對于解決當前社會中存在的家庭關系淡漠、道德失范等問題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深入挖掘契嵩孝道思想的現代價值，有助于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1.2研究現狀綜述在學界對契嵩及其思想的研究中，成果頗豐。郭朋在《從宋僧契嵩看佛教儒化》中，著重探討了契嵩思想與佛教儒化之間的緊密聯系，通過對契嵩著作及思想體系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他在推動佛教儒學化進程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陳鐘楠在《契嵩思想與宋代佛教的儒化》中，從時代背景、思想淵源等多方面入手，全面闡述了契嵩思想在宋代佛教儒化過程中的具體體現和深遠影響，為研究宋代佛教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田智忠在《佛學儒化還是援儒入佛——對契嵩會通儒釋思想的定性》中，針對契嵩會通儒釋思想的定性問題展開深入探討，通過對契嵩著作中儒釋思想融合方式的細致分析，提出契嵩思想的主流是援儒入佛，而非佛學儒化的觀點，引發了學界對這一問題的廣泛關注和深入思考。關于孝道思想的研究，趙仲杰在《關于“孝道”文化的研究綜述》中，系統梳理了近年來學術界對孝道文化的內涵、起源、特點以及在當代現實意義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為進一步研究孝道思想提供了全面的理論基礎。宋金蘭對“孝”字的字義進行考察，認為“‘孝’的原始字形傳達的信息是男女交合、生育子女”，從文字學角度為理解孝道起源提供了獨特視角。鐘克釗則指出中國孝文化歷史悠久，商代卜辭中已有“孝”字，認為人子對父母行孝源于報答父母生育之恩，豐富了對孝道起源的研究觀點。張琳認為孝的產生與生產力發展、個體家庭和私有制的出現相關，隨著人們對血緣親族關系認識的提高，孝的思想逐漸產生，從社會發展角度闡述了孝道起源的條件。在契嵩孝道思想的研究方面，王秋菊在《契嵩<孝論>思想探析》中，深入分析了契嵩《孝論》中提出的佛教以孝為本、“孝名為戒”、佛教之孝為大孝以及佛教孝行內容等思想，為理解契嵩孝道思想的核心內涵提供了重要參考。契嵩認為“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強調了佛教對孝道的重視。他還提出“孝名為戒”，將孝道與佛教戒律相聯系，認為遵守孝道就是遵守戒律，這一觀點獨特且具有創新性。盡管學界在上述領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在契嵩及其思想研究方面，對于契嵩思想在北宋三教融合大背景下與其他思想家思想的互動關系研究不夠深入，未能充分展現契嵩思想在當時思想交流碰撞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在孝道思想研究中，對不同歷史時期孝道思想的演變過程及內在邏輯聯系的研究還不夠系統全面，缺乏從整體歷史脈絡角度對孝道思想發展的深入剖析。對于契嵩孝道思想的研究，雖然已有學者對其核心內容進行了探討，但在契嵩孝道思想與北宋社會現實的關聯以及對后世社會倫理道德影響的研究方面，仍存在較大的拓展空間，尚未充分挖掘其在社會層面的價值和意義。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在研究契嵩孝道思想的過程中，本文綜合運用了多種研究方法，以確保研究的全面性、深入性和科學性。文獻研究法是本研究的基礎方法之一。通過廣泛查閱與契嵩相關的文獻資料，包括契嵩的著作《輔教篇》《鐔津文集》等，以及同時代其他思想家的著作，如朱熹、陸九淵等理學家的作品，從這些文獻中深入挖掘契嵩孝道思想的內涵、特點和形成背景。同時，參考歷代學者對契嵩思想的研究成果，如郭朋的《從宋僧契嵩看佛教儒化》、陳鐘楠的《契嵩思想與宋代佛教的儒化》等，梳理學界對契嵩思想的研究脈絡，為本文的研究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歷史分析法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將契嵩的孝道思想置于北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分析，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角度探討其產生的原因。北宋時期，政治上統治者倡導三教并用，經濟上的繁榮為思想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文化上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思潮盛行。在這樣的背景下，契嵩的孝道思想既受到儒家傳統孝道觀念的影響，又融入了佛教的教義和修行理念，同時也可能受到道家思想的一定啟發。通過對歷史背景的深入分析，能夠更好地理解契嵩孝道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它在當時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比較研究法同樣不可或缺。一方面，將契嵩的孝道思想與儒家傳統孝道思想進行比較，分析二者在內涵、實踐方式、價值取向等方面的異同。例如，儒家強調“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注重通過對父母的孝來培養個人的道德品質和社會責任感；契嵩則提出“孝名為戒”，將孝道與佛教戒律相聯系，認為遵守孝道就是遵守戒律，從佛教修行的角度賦予孝道新的內涵。另一方面，將契嵩的孝道思想與同時代其他思想家的相關思想進行對比，如與智圓、張商英等倡導三教融合的思想家的觀點進行比較，探究契嵩思想在三教融合思潮中的獨特性和共性，從而更準確地把握契嵩孝道思想的本質和特點。本文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研究視角上，從多學科交叉的視角出發，綜合運用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契嵩孝道思想進行全面分析。不僅關注其思想內涵本身，還探討其與北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相互關系，以及對后世社會倫理道德的影響，拓寬了契嵩思想研究的領域。在研究內容上，深入挖掘契嵩孝道思想與北宋社會現實的關聯，以及其對后世社會倫理道德的影響。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契嵩孝道思想的內涵和理論基礎，而對其在社會層面的作用和影響研究相對較少。本文通過對相關歷史文獻的分析，探討契嵩孝道思想在北宋社會的傳播和實踐，以及它對后世家庭倫理、社會秩序等方面的啟示，為研究契嵩思想提供了新的內容和思路。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注重多種研究方法的有機結合，取長補短。通過文獻研究法獲取豐富的研究資料，通過歷史分析法深入理解思想產生的背景，通過比較研究法突出思想的特點和價值，使研究結果更加全面、準確、深入，為同類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方法借鑒。二、契嵩生平及其思想形成背景2.1契嵩的生平經歷契嵩，這位北宋時期極具影響力的高僧，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出生在藤津（今廣西藤縣），俗姓李，字仲靈，自號潛子。其一生經歷豐富，在佛教發展歷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契嵩7歲時，命運的軌跡發生了轉折，他的母親鐘氏將他送到本地東山寺內，開啟了他與佛教的不解之緣。在寺院的環境中，契嵩開始接受佛教文化的熏陶，為他日后深入探究佛理奠定了基礎。13歲時，契嵩落發為沙彌，正式邁出了修行的重要一步，一年后，他受具足戒，此時的他，已經具備了正式僧人的資格，也更加堅定了他在佛教修行道路上探索的決心。此后，契嵩開啟了“一缽千家飯，孤僧萬里游”的游方生涯。19歲時，他游方到寧風山，在這里，他遇到了一位年過百歲卻面如處子的奇異女子姚精嚴。夜晚，契嵩被一陣發自廟前蓮花池的悅耳清脆樂曲驚醒，姚氏告知他這是龍王在呻吟，能聽到此聲者必有吉祥騰飛的瑞相，不久將名揚天下。這一奇妙的經歷，或許是命運對契嵩的一種預示，也為他的人生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離開寧風山后，契嵩下沅湘、陟衡岳，謁神鼎諲禪師。與神鼎諲禪師的交流，讓神鼎諲禪師對他的見解感到驚奇，然而，此時的契嵩在佛法領悟上尚未達到契悟的境界。后來，他在袁筠間游學時，得法于洞山曉聰禪師。在洞山期間，契嵩每日夜晚頂戴禮拜觀世音菩薩法像，并誦念觀音圣號滿10萬聲之后才上床就寢。這種持之以恒的修行方式，最終使他智慧之門大開，對于世間儒佛道等各種經典章句，能夠不學而窺見大意，通曉要詣，作文時也能得心應手，運用自如。宋仁宗明道年間（1032-1033年），文學界興起古文運動的熱潮，文人學士大都羨慕中唐文豪韓愈，尊崇儒學，排斥佛教。面對這股排佛浪潮，契嵩禪師挺身而出，寫成《輔教篇》。在這篇文章中，他深入闡明儒佛二教的思想實質，針對歐陽修等人的辟佛之說進行有力反駁。《輔教篇》的問世，在當時的文壇引起了巨大轟動，上至仁宗，下至文人士大夫，無不為之傾服。契嵩也因此聲名遠揚，但他成名之后，并未貪戀京城的富貴榮華，而是謝絕了仁宗和士大夫的挽留，毅然返回南岳衡山，閉關修道，自號“潛子”也正是出自此時。不久后，契嵩出關云游到杭州靈隱寺。在靈隱寺，他潛心撰寫出《正宗記》和《禪宗定國圖》兩文，之后再次前往京都開封。此次進京，開封府尹王仲義以禮相待，并代他上奏仁宗皇帝。仁宗閱讀文章和《上皇帝書》后，大為贊嘆，傳令丞相韓琦和參政歐陽修等人探經考證。確認無誤后，下詔將其著作編入大藏，并褒賜契嵩紫方袍，號“明教”禪師。面對朝廷的封賞，契嵩起初堅辭不受，但仁宗不準他推辭，他才最終領受，留住在京城閔賢寺。然而，契嵩并未在京城久留，時隔不久，他又東游回到杭州，應蔡襄之邀請，居住在錢塘佛日禪院和永安院。北宋熙寧五年（1072年）六月四日早晨，契嵩禪師召集大眾，吟頌道：“后夜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言畢，他在法座上雙盤而坐，閉目進入禪定，僧眾在四周護持。到午夜時分，契嵩涅盤示寂，安然坐化西去。火化后，他被葬在故居永安院的左邊，享年66歲，戒臘53夏。契嵩一生著作頗豐，有《鐔津文集》和《嘉佑集》共百余卷，其中最著名的文章有《輔教篇》《中庸解》《論原》《非韓上》《傳法正宗記》《上皇帝書》等，其作品共計60余萬字，由他的外甥法澄收藏傳于后世。他的這些著作，不僅在當時對佛教的發展和儒佛融合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也為后世研究北宋時期的佛教思想、儒佛關系以及社會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2.2時代背景對其思想的影響北宋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呈現出獨特的發展態勢，這些因素相互交織，共同對契嵩的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從政治角度來看，北宋統治者為了維護社會秩序、鞏固統治，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倡導三教并用是重要舉措之一。在《宋史》中記載，宋代的統治者對宗教，尤其是對佛道采取了禮遇的政策，這一政策導向使得佛教、道教在社會中擁有較為寬松的發展環境。在這種政治氛圍下，契嵩作為佛教界的代表人物，積極響應三教融合的趨勢，致力于將佛教思想與儒家、道家思想相融合，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他的《輔教篇》中，闡明儒佛二教的思想實質，認為儒教和佛教，都是圣人之教，一者治世，一者出世，兩者雖各有其分工，然“各以其法贊陛下之化治”，這種觀點與北宋統治者倡導三教并用的政治理念相契合，旨在通過宗教思想的融合，為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提供思想支撐。經濟的繁榮是北宋時期的一個顯著特征。隨著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加，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在經濟繁榮的背景下，人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長，這促使了思想文化領域的活躍。佛教作為一種重要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形態，在北宋時期得到了廣泛傳播和發展。寺院經濟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為佛教的傳播和研究提供了物質保障。契嵩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中，有更多的資源和條件去深入研究佛教經典，同時也有機會接觸到不同階層的人群，了解他們的思想需求和社會問題，從而促使他的思想不斷發展和完善。他能夠專注于著書立說，創作了《原教》《孝論》等十余篇文章，力陳佛教“五戒”“十善”與儒家“五常”義理相通，駁排佛之論，這些作品的產生離不開當時經濟繁榮所提供的物質基礎和社會環境。北宋時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思潮盛行，這是當時文化領域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哲學層面，三教中心義理相互融攝。宋明道學的諸多流派，如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皆是在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基礎上構建起自身的思想體系。宋明道學的開山祖師周敦頤與慧南、常總等禪師往來密切，自稱“窮禪之客”，其《太極圖說》是典型的三教融合產物；張載曾“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程顥“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后得之”。在這樣的文化思潮影響下，契嵩的思想也呈現出鮮明的儒佛道融合的特點。他在《孝論》中，以“孝道”為主題，重點探討了佛儒倫理相通的問題，將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等同起來，提出“孝為戒先”的重要命題，說明了佛教之孝重在理，儒家之孝重在行，兩者不可分割。這種思想的形成，正是契嵩對當時儒佛道三教融合思潮的積極回應和主動融入，他試圖通過這種融合，打破不同宗教和思想之間的界限，促進思想文化的交流與發展，為社會提供一種更加包容、多元的思想體系。然而，北宋時期也存在著反佛思想的暗流。唐代韓愈以來的反佛思想在北宋時期仍有一定的影響力，一些文人學士尊崇儒學，排斥佛教。例如，宋仁宗明道年間(1032-1033年)，文學界興起古文運動的熱潮，文人學士大都羨慕中唐文豪韓愈，尊敬儒學，排斥佛教。契嵩面對這股排佛浪潮，挺身而出，寫成《輔教篇》，針對歐陽修等人的辟佛之說進行反駁。他在《非韓》中，力詆韓愈的排佛觀點，通過對儒家經典和佛教教義的深入解讀，論證儒佛思想的一致性，試圖消除人們對佛教的誤解和偏見。這種反佛思想的存在，從側面推動了契嵩對佛教思想的深入思考和創新發展，促使他更加堅定地致力于儒佛融合，以增強佛教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和認同感。2.3佛教中國化進程與孝道觀念演變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作為一種外來的宗教文化，其教義學說、戒律儀規與中國傳統思想，尤其是在倫理觀念方面產生了諸多矛盾，其中與中國傳統孝道觀的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在剃發問題上，佛教出家修行必須剃除須發，而中國傳統儒家倫理思想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剃發被視為違背孝道的行為。在早期漢地人士對佛教看法的《牟子理惑論》中就記載，當時有人批評出家做僧人剃發違反圣人之言，不合孝道。出家修行離別父母妻子，不再奉養父母親長，也不再對家庭承擔責任，這與中國傳統孝道觀中奉養父母的基本內容相悖。《說文》解釋“孝”字為“孝，善事父母者”，而佛教的出家生活方式顯然不符合這一傳統觀念，因此受到許多人的反對。出家棄家、絕了后嗣，使家族血緣斷了香煙，這在儒家倫理觀中被視為最大的不孝。“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從古代祖先崇拜習俗延伸而來的這一觀念，使得佛教的這一行為在傳入中國后面臨巨大的質疑。隨著佛教在中國的發展，為了緩和與中國傳統孝道觀的矛盾，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契合點，佛教僧人們做出了諸多努力。他們盡力譯出佛教中有關講父母之恩及孝道的經典，如《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等，以此說明佛教并非不講孝道。在必要時，不惜托名佛說，假造一些經典，用以調和儒佛之間在孝道觀方面的不一致。佛教還融儒入佛，以儒家思想和詞匯來解釋佛教教義，如以佛教的五戒比附于儒家的五常，認為“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使兩者在義理上相通。進行正面解說，以世間法和出世間法的區別來說明佛教的孝道與儒家孝道觀并無矛盾，且佛教的出世間之孝比儒家倫理的世間之孝層次更高。東晉高僧慧遠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中，從“求宗不順化”和“體極不兼應”的角度，闡述了佛教的出世追求與世俗的區別，認為沙門雖然不向王者致敬，但在精神上能夠通過修行達到更高的境界，從而實現對眾生的普度，這也是一種大孝。唐代僧人宗密在《盂蘭盆經疏序》中，強調佛教的孝道與儒家孝道的一致性，認為佛教的修行能夠使父母得到超脫，是對父母更深層次的報答。到了北宋時期，契嵩生活的時代，佛教已經過了其發展的頂峰期，因過分發展而導致泥沙俱下，流弊層出，常為時人所針砭。當時大文豪歐陽修等人，因慕韓退之排佛之論，時常作辟佛之說。契嵩針對當時的辟佛論，寫了一系列文章，集成《輔教篇》，闡明儒佛一貫的思想。他以佛家之五戒比附于儒家之五常，認為兩者是“異號而一體”，極力倡導儒佛一致論。在《孝論》中，契嵩以“孝道”為主題，重點探討了佛儒倫理相通的問題，提出“孝名為戒”“孝為戒先”的命題，大大提高了孝道觀在中國佛教教義思想中的地位。他認為“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將佛教的孝道提升到了一個極高的位置，強調佛教對孝道的重視程度超過其他宗教。從佛教傳入中國到北宋時期契嵩的思想出現，佛教孝道觀念的演變與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同步，也是儒佛道三教融合的過程。這一演變過程體現了佛教為適應中國社會文化環境所做出的調整和改變，通過與儒家孝道觀念的融合，佛教逐漸在中國社會扎根并發展，同時也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的孝道文化，為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三、契嵩孝道思想的內涵3.1孝本思想：佛教亦以孝為本在許多佛教經典中，都有關于孝親思想的記載。《孝子睒經》中講述了睒子孝養父母的故事，睒子至孝仁慈，奉行十善，不殺不盜不淫不欺誑不飲酒不妄語不嫉妒，信道不疑晝夜精進，奉侍父母如人侍天，言常含笑不傷人意，行則應法不妄傾邪，充分展現了佛教對孝親的重視。《盂蘭盆經》記載了目犍連尊者救母的故事，目犍連尊者以神通力看到母親在餓鬼道受苦，于是用缽盛飯給母親吃，但飯食到口邊就化為火炭。目犍連向佛陀求救，佛陀教導他在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百味飯食，安盂蘭盆中，施十方自恣僧，以此功德，可使現在父母、七世父母離餓鬼苦，得生天人中，享受福樂。這一故事體現了佛教中通過修行和供養來報答父母恩情的孝道觀念。《父母恩難報經》更是著重闡述了父母對子女的恩德廣大，無量無邊，如經中所言：“假使有人，左肩擔父，右肩擔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繞須彌山，經百千劫，血流沒踝，猶不能報父母深恩……”，強調了子女對父母的感恩和孝順是天經地義的。契嵩深刻認識到佛教經典中孝親思想的重要性，他認為“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在他看來，孝道思想不僅僅是儒家倫理的核心，同時也被佛教所高度重視。從佛教的教義來看，眾生皆有佛性，而孝順父母、尊重師長是培養善根、開啟佛性的重要途徑。一個人如果連對父母的基本孝道都無法做到，又怎能談得上對眾生的慈悲和對佛法的領悟呢？佛教強調因果報應，孝順父母是善因，必然會得到善果，如經中所說：“供養父母功德，與供養一生補處菩薩功德等無差別”，這表明佛教將孝親視為一種具有極高功德的行為。契嵩作《孝論》的宗旨，就在于“發明吾圣人大孝之奧理密意”。他希望通過這部著作，深入挖掘和闡明佛教中關于孝道的深刻道理和隱秘含義。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佛教面臨著來自儒家的諸多質疑，其中孝道問題是儒家批判佛教的焦點之一。儒家強調“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孝道觀念，而佛教的出家修行、剃發等行為被認為與儒家孝道相悖。契嵩撰寫《孝論》，就是為了回應這些質疑，證明佛教同樣重視孝道，并且佛教的孝道有著更深層次的內涵和意義。契嵩在《孝論》中指出，佛教的孝道不僅僅是物質上的供養和行為上的恭敬，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超脫和解脫。佛教認為，世間萬物皆為虛幻，人們在生死輪回中受苦，而通過修行佛法，達到涅槃寂靜的境界，才能真正擺脫痛苦，獲得永恒的幸福。將父母引入佛法，讓他們也能領悟到人生的真諦，擺脫輪回之苦，這才是真正的大孝。這種觀點與儒家的孝道觀念有所不同，儒家更側重于在現世中對父母的侍奉和家族血脈的延續，而佛教則從更宏觀的生死輪回和精神解脫的角度來詮釋孝道，為孝道賦予了新的內涵。3.2“孝名為戒”思想3.2.1孝與戒的關系闡述契嵩在《孝論》中提出了“孝名為戒”的思想，這一思想深刻地闡述了孝與戒之間的緊密聯系，對佛教的修行理念和倫理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契嵩認為“孝為戒先”，他在《孝論?明孝章》中明確指出：“夫五戒，有孝之蘊。”他將佛教的五戒與孝道緊密相連，認為五戒中蘊含著孝道的內涵。在他看來，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這五戒，與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相對應，而五常又是儒家孝道觀念的重要體現。不殺即仁，體現了對生命的尊重，這種尊重不僅包括對他人生命的珍視，也包含著對父母生命的敬重，因為傷害他人生命違背了仁的原則，也不符合孝道中對生命的敬畏。不盜即義，不竊取他人財物，是對他人財產權的尊重，這也與孝道中對父母財產的守護和尊重相契合。不邪淫即禮，遵守社會的道德規范，維護家庭的和諧穩定，這與孝道中對家庭秩序的維護是一致的。不妄語即信，誠實守信，是做人的基本準則，在孝道中，對父母的承諾和言語的真實也是至關重要的。不飲酒即智，保持清醒的頭腦，避免因飲酒而做出違背道德和傷害他人的行為，這有助于更好地踐行孝道。契嵩還提出“戒即是孝”的觀點。他認為，遵守佛教的戒律，就是在踐行孝道。佛教的戒律是修行者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它規范了修行者的言行舉止，引導修行者走向解脫之路。契嵩將戒與孝等同起來，強調了孝道在佛教修行中的核心地位。一個修行者如果能夠嚴格遵守戒律，做到身、口、意三業清凈，那么他就是在盡孝。因為這種行為不僅能夠提升自己的修行境界，還能夠為父母和眾生積累功德，使他們受益。在佛教的修行中，持戒是一種修行的方式，而契嵩將其與孝道相結合，使孝道不僅僅是一種道德觀念，更是一種具體的修行實踐。契嵩的“孝名為戒”思想，將孝與戒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佛教倫理觀念。這種思想的提出，不僅為佛教的孝道觀念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也為佛教修行者的實踐提供了具體的指導。通過將孝與戒相結合，契嵩強調了佛教修行者在修行過程中，不僅要追求個人的解脫，還要注重對父母的孝順和對眾生的慈悲。這種思想體現了佛教對家庭倫理和社會道德的重視，有助于佛教更好地融入社會，與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觀念相契合。3.2.2釋迦“孝德致佛”的解讀契嵩以釋迦牟尼“孝德致佛”的觀點來論證“孝為戒之端”，這一論證方式具有深刻的內涵和重要的意義。契嵩認為，釋迦牟尼之所以能夠成就佛道，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孝德。在佛教的教義中，釋迦牟尼的一生充滿了對眾生的慈悲和對孝道的踐行。他在出家之前，雖然身處宮廷的繁華之中，但他對世間的苦難有著深刻的洞察，他為了尋求解脫之道，毅然離開家庭，踏上了修行之路。然而，他的出家并非是對家庭的拋棄，而是為了實現更高層次的孝道。他通過修行，領悟了佛法的真諦，最終成就佛道。他的成就不僅使自己獲得了解脫，也為眾生帶來了希望和救贖。他以自己的智慧和慈悲，教導眾生如何擺脫痛苦，走向幸福的彼岸。在這個過程中，他的父母也因為他的成就而感到無比的榮耀和欣慰。從這個角度來看，釋迦牟尼的孝德是他成就佛道的重要基礎，他的成佛是對孝道的一種升華和圓滿。契嵩強調“孝為戒之端”，認為孝道是佛教戒律的根本出發點。佛教的戒律是為了引導修行者走向解脫之路，而孝道則是修行者內心的一種道德準則和情感驅動力。一個修行者如果能夠具備孝德，那么他就能夠更好地理解和遵守佛教的戒律。因為孝道所蘊含的對父母的敬愛、對家庭的責任以及對眾生的慈悲，與佛教戒律的精神是一致的。遵守戒律，就是在踐行孝道，而踐行孝道，也能夠更好地促進修行者對戒律的遵守。一個孝順的修行者，會因為對父母的感恩和對家庭的責任，而更加自覺地遵守戒律，避免做出違背道德和傷害他人的行為。同時，通過遵守戒律，修行者能夠提升自己的品德和修行境界，從而更好地回報父母的養育之恩，實現孝道的價值。契嵩以釋迦“孝德致佛”論證“孝為戒之端”，旨在強調孝道在佛教中的核心地位。他希望通過這種論證方式，讓人們認識到佛教的修行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的精神追求，更是一種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擔當。孝道作為佛教與儒家倫理觀念的重要契合點，能夠促進佛教更好地融入中國社會，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佛教面臨著來自儒家的諸多質疑，契嵩的這一觀點有助于化解儒佛之間的矛盾，促進儒佛的交流與融合。它也為佛教修行者提供了一種新的修行理念和道德準則，引導他們在修行過程中，注重孝道的踐行，將個人的修行與家庭、社會的和諧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3.3佛教之孝為大孝的觀點3.3.1與儒家孝的對比契嵩認為，佛教之孝與儒家之孝在內涵和境界上存在差異，佛教之孝在廣度和深度上更勝一籌。儒家的孝道觀念建立在宗法血緣關系之上，注重對父母的生養死葬和家族血脈的延續。“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強調子女對父母的身體敬重和通過自身的道德修養與事業成就來彰顯父母的榮耀。在儒家的觀念中，孝是一種基于家庭倫理的道德規范，其范圍主要局限于家庭內部，側重于對父母長輩的侍奉和尊敬。相比之下，佛教之孝具有更廣闊的內涵和更高的境界。佛教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眾生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佛教之孝不僅僅局限于對自己父母的孝順，還包括對一切眾生的慈悲與關愛。在佛教的經典中，常強調“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這種觀點將孝道的對象從自己的父母擴展到了所有眾生，體現了佛教之孝的廣度。從深度上看，佛教之孝更注重對父母和眾生的精神解脫。佛教認為，世間萬物皆為虛幻，人們在生死輪回中受苦，而通過修行佛法，達到涅槃寂靜的境界，才能真正擺脫痛苦，獲得永恒的幸福。將父母引入佛法，讓他們也能領悟到人生的真諦，擺脫輪回之苦，這才是真正的大孝。這種觀點從超越生死輪回的角度來詮釋孝道，使孝道的內涵更加深刻。在《孝論》中，契嵩通過具體事例來論證佛教之孝的優越性。他以釋迦牟尼佛為例，釋迦牟尼佛在出家之前，雖然身處宮廷的繁華之中，但他對世間的苦難有著深刻的洞察，為了尋求解脫之道，毅然離開家庭，踏上了修行之路。他的出家并非是對家庭的拋棄，而是為了實現更高層次的孝道。他通過修行，領悟了佛法的真諦，最終成就佛道。他的成就不僅使自己獲得了解脫，也為眾生帶來了希望和救贖。他以自己的智慧和慈悲，教導眾生如何擺脫痛苦，走向幸福的彼岸。在這個過程中，他的父母也因為他的成就而感到無比的榮耀和欣慰。從這個角度來看，釋迦牟尼佛的孝德是對孝道的一種升華和圓滿，是佛教之孝為大孝的典型體現。3.3.2“廣孝”思想的內涵契嵩的“廣孝”思想是其孝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思想進一步闡述了佛教之孝的獨特內涵。“廣孝”思想強調，佛教之孝不僅要孝養父母，還要普度眾生，報答眾生恩。契嵩認為，眾生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每個人的生存和發展都離不開眾生的支持和幫助。父母給予了我們生命和養育之恩，而眾生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也給予了各種幫助，如老師的教導、朋友的支持、社會的關愛等。因此，我們不僅要孝順自己的父母，還要感恩眾生，回報眾生。在佛教的修行中，普度眾生是一種重要的修行方式，通過幫助眾生擺脫痛苦，獲得幸福，我們能夠積累功德，提升自己的修行境界，同時也能實現對眾生的感恩和回報。“廣孝”思想還體現了佛教的慈悲精神。佛教強調慈悲為懷，認為眾生皆苦，應該以慈悲心去關愛和幫助他們。在契嵩的“廣孝”思想中，普度眾生就是慈悲精神的具體體現。通過教導眾生修行佛法，幫助他們認識到人生的真諦，擺脫煩惱和痛苦，我們能夠給予眾生真正的關愛和幫助。這種慈悲精神超越了個人的利益和情感，體現了佛教對眾生的無私奉獻和關愛。在實踐“廣孝”思想方面，契嵩提出了具體的方法。他認為，修行者應該通過持戒、修行、弘法等方式來普度眾生。持戒是修行的基礎，通過遵守佛教的戒律，修行者能夠凈化自己的身心，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修行則是通過禪定、誦經、念佛等方式，深入領悟佛法的真諦，增強自己的智慧和慈悲心。弘法是將佛法傳播給更多的人，讓他們也能受益于佛法的教誨。通過這些方式，修行者能夠幫助眾生擺脫痛苦，實現精神上的解脫，從而實現“廣孝”的目標。契嵩的“廣孝”思想是對佛教孝道思想的進一步拓展和深化，它將孝道與普度眾生、慈悲精神相結合，使佛教之孝具有了更豐富的內涵和更深遠的意義。這種思想不僅為佛教修行者提供了一種新的修行理念和道德準則，也為社會的和諧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3.4佛教孝行的內容契嵩認為，佛教的孝行涵蓋了多個方面，包括物質供養、精神慰藉和引導父母學佛等。在物質供養方面，他強調子女應盡力滿足父母的生活需求，提供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保障。這與儒家孝道中“養體”的觀念相契合，如《孝經》中所說：“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強調了物質供養在孝道中的重要性。在佛教的修行中，也注重通過實際行動來表達對父母的感恩和孝順，如為父母提供生活所需，讓他們衣食無憂。精神慰藉也是佛教孝行的重要內容。契嵩認為，子女應關心父母的內心感受，給予他們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要尊重父母的意愿，順從他們的教導，讓他們感受到子女的敬愛和關懷。在與父母相處時，要和顏悅色，言語恭敬，避免讓父母生氣或傷心。這與儒家孝道中“養志”的觀念相一致，注重滿足父母的精神需求，讓他們心情愉悅。引導父母學佛是佛教孝行的更高層次。契嵩認為，通過引導父母信仰佛教，學習佛法，可以幫助他們擺脫煩惱和痛苦，獲得精神上的解脫。在《孝論》中，他提到“以佛之法而導之，使父母不墜于生死之苦，此乃大孝也”，強調了引導父母學佛的重要性。在佛教的修行中，許多修行者會向父母講解佛法的教義和修行方法，鼓勵他們參加佛教的活動，如誦經、念佛、禪修等，幫助他們在佛法的指引下，認識人生的真諦，實現精神上的升華。在《佛說盂蘭盆經》中，記載了目犍連尊者救母的故事，這是佛教孝行的一個典型例子。目犍連尊者以神通力看到母親在餓鬼道受苦，于是用缽盛飯給母親吃，但飯食到口邊就化為火炭。目犍連向佛陀求救，佛陀教導他在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百味飯食，安盂蘭盆中，施十方自恣僧，以此功德，可使現在父母、七世父母離餓鬼苦，得生天人中，享受福樂。目犍連依教奉行，最終救度了母親。這個故事體現了佛教中通過修行和供養來報答父母恩情的孝道觀念，也說明了佛教孝行中不僅包括物質上的供養，更重要的是通過佛法的力量，幫助父母擺脫痛苦，獲得解脫。四、契嵩孝道思想與儒、佛思想的關系4.1與儒家孝道思想的會通與融合4.1.1以佛教五戒配儒家五常契嵩在促進儒佛思想融合的過程中，巧妙地將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進行比附，以此論證儒佛在倫理道德上的一致性。在他的著作《輔教篇》中，明確提出“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這種觀點將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一一對應，使兩者在義理上緊密相連。從“不殺，仁也”來看，儒家的“仁”強調對他人生命的尊重和關愛，主張“仁者愛人”。在《論語?顏淵》中，樊遲問仁，孔子回答：“愛人。”這種對生命的尊重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避免傷害他人、關心他人的疾苦等。而佛教的“不殺”戒同樣是對生命的敬畏，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都應該得到尊重和保護，不應該隨意殺害。這種將“不殺”與“仁”相對應的觀點，使得儒佛在對待生命的態度上達成了一致。“不盜，義也”，儒家的“義”強調公正、合理，尊重他人的權益。在儒家的倫理觀念中，竊取他人財物是不道德的行為，違背了“義”的原則。《孟子?告子上》中提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即對不正當行為的羞恥之心是“義”的開端，盜竊行為顯然是不正當的，為儒家所不齒。佛教的“不盜”戒同樣要求修行者不竊取他人的財物，尊重他人的財產權。這種對應關系體現了儒佛在維護社會公正和他人權益方面的共識。“不邪淫，禮也”，儒家的“禮”注重社會秩序和道德規范，強調男女之間的行為應該符合禮儀規范。在儒家的傳統觀念中，男女之間的關系應該保持適當的距離，遵守社會的道德準則。《禮記?內則》中對男女之間的行為規范有詳細的規定，如“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佛教的“不邪淫”戒要求修行者遵守道德規范，避免不正當的性行為，維護家庭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將“不邪淫”與“禮”相對應，體現了儒佛在維護社會道德秩序方面的一致性。“不妄語，信也”，儒家的“信”強調誠實守信，認為一個人應該言行一致，遵守承諾。在《論語?學而》中，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其中“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就強調了在人際交往中要誠實守信。佛教的“不妄語”戒要求修行者不說謊話、不欺騙他人，保持言語的真實和誠實。這種對應關系體現了儒佛在道德品質培養方面的共同追求。“不飲酒，智也”，儒家的“智”強調智慧和理性，認為一個人應該具備正確判斷是非的能力。在儒家的思想體系中，通過學習和修養來提升自己的智慧，以正確應對生活中的各種問題。佛教的“不飲酒”戒認為飲酒會使人失去理智，影響修行者的心智和判斷力。將“不飲酒”與“智”相對應，體現了儒佛在追求理性和智慧方面的契合點。契嵩以佛教五戒配儒家五常的觀點，為儒佛思想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這種比附不僅使佛教的教義更容易被儒家學者和普通民眾所理解和接受，也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它促進了儒佛兩家在倫理道德觀念上的交流與融合，使得兩種思想體系能夠相互借鑒、相互補充，共同為社會的和諧穩定發揮作用。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這種觀點有助于緩解儒佛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促進不同思想文化之間的和諧共處。它也為后世學者研究儒佛關系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成為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儒佛融合的重要范例。4.1.2對儒家孝道觀念的吸收與轉化契嵩對儒家孝道觀念的吸收與轉化，是其孝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儒佛思想融合的具體體現。在儒家的孝道觀念中，“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強調了對父母身體的敬重和通過自身的道德修養與事業成就來彰顯父母的榮耀。這種孝道觀念建立在宗法血緣關系之上，注重對父母的生養死葬和家族血脈的延續。契嵩充分認識到儒家孝道觀念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力，他在闡述佛教孝道思想時，積極吸收了儒家孝道觀念的部分內容。他強調子女對父母的物質供養和精神慰藉，認為這是孝道的基本要求，這與儒家孝道中“養體”和“養志”的觀念相契合。在物質供養方面，子女應盡力滿足父母的生活需求，提供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保障；在精神慰藉方面，要關心父母的內心感受，給予他們尊重和關愛，順從他們的教導，讓他們心情愉悅。契嵩并非簡單地照搬儒家孝道觀念，而是結合佛教教義對其進行了創新轉化。他提出“孝名為戒”的思想，將孝道與佛教戒律相聯系，認為遵守孝道就是遵守戒律，這是對儒家孝道觀念的一種全新詮釋。在佛教的修行中，戒律是規范修行者行為的準則，而契嵩將孝道納入戒律的范疇，使孝道不僅僅是一種道德觀念，更是一種具體的修行實踐。他認為，釋迦牟尼之所以能夠成就佛道，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孝德，以釋迦“孝德致佛”論證“孝為戒之端”，強調了孝道在佛教修行中的核心地位。契嵩還提出佛教之孝為大孝的觀點，認為佛教之孝不僅要孝養父母，還要普度眾生，報答眾生恩。這種觀點將儒家孝道觀念中的家族觀念擴展到了眾生層面，體現了佛教的慈悲精神和普世情懷。在佛教的教義中，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眾生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佛教之孝不僅僅局限于對自己父母的孝順，還包括對一切眾生的關愛和幫助。通過普度眾生，幫助他們擺脫痛苦，獲得解脫，這才是真正的大孝。這種對儒家孝道觀念的轉化，使佛教孝道思想具有了更廣闊的內涵和更高的境界。在《孝論》中，契嵩通過具體事例來論證他對儒家孝道觀念的吸收與轉化。他以慧能、道丕、智藏等高僧孝順父母的故事，說明出家人不應忘卻親情，同樣要守孝道。他也強調了佛教修行者通過修行佛法，引導父母信仰佛教，幫助他們擺脫煩惱和痛苦，實現精神上的解脫，這是佛教之孝的更高層次。這些事例既體現了儒家孝道觀念中對父母的孝順和關愛，又融入了佛教的修行理念和慈悲精神，是儒佛孝道觀念融合的生動體現。契嵩對儒家孝道觀念的吸收與轉化，豐富了佛教孝道思想的內涵，促進了儒佛思想的融合。他的這種思想不僅為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更堅實的社會基礎，也為中國傳統孝道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當代社會，契嵩的孝道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它提醒人們在傳承和弘揚孝道文化時，要注重吸收不同文化的精華，不斷創新和發展，使其更好地適應時代的需求。4.2對傳統佛教孝道思想的繼承與發展4.2.1繼承歷代佛教孝道觀契嵩的孝道思想并非憑空產生，而是在繼承歷代佛教孝道觀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在佛教傳入中國的早期，就有許多高僧大德對佛教孝道觀進行了闡述，他們的思想為契嵩的孝道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東晉高僧慧遠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中，從“求宗不順化”和“體極不兼應”的角度，闡述了佛教的出世追求與世俗的區別，認為沙門雖然不向王者致敬，但在精神上能夠通過修行達到更高的境界，從而實現對眾生的普度，這也是一種大孝。他指出：“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其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后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后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于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慧遠的這一觀點，強調了佛教修行者通過追求精神解脫，實現對眾生的普度，從而達到更高層次的孝道境界，為后世佛教孝道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唐代僧人宗密在《盂蘭盆經疏序》中，強調佛教的孝道與儒家孝道的一致性，認為佛教的修行能夠使父母得到超脫，是對父母更深層次的報答。他說：“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貫貴賤，儒釋皆宗之，其唯孝道矣。”宗密將孝道視為儒釋共同尊崇的核心價值觀，認為佛教的修行是對孝道的一種踐行，通過修行佛法，幫助父母擺脫輪回之苦，實現精神上的解脫，這是對孝道的一種升華。契嵩在《孝論》中，充分吸收了慧遠、宗密等高僧的孝道思想。他認為佛教的孝道不僅僅是物質上的供養和行為上的恭敬，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超脫和解脫。他強調通過修行佛法，引導父母信仰佛教，幫助他們擺脫煩惱和痛苦，獲得精神上的解脫，這才是真正的大孝。契嵩還以釋迦牟尼佛為例，闡述了佛教的孝道觀。釋迦牟尼佛在出家之前，雖然身處宮廷的繁華之中，但他對世間的苦難有著深刻的洞察，為了尋求解脫之道，毅然離開家庭，踏上了修行之路。他的出家并非是對家庭的拋棄，而是為了實現更高層次的孝道。他通過修行，領悟了佛法的真諦，最終成就佛道。他的成就不僅使自己獲得了解脫，也為眾生帶來了希望和救贖。在這個過程中，他的父母也因為他的成就而感到無比的榮耀和欣慰。契嵩認為，釋迦牟尼佛的孝德是對孝道的一種升華和圓滿，是佛教之孝為大孝的典型體現。契嵩還繼承了早期佛教著作中關于孝親思想的記載。在《孝子睒經》《盂蘭盆經》《父母恩難報經》等經典中，都提出了父母對子女具有養育之恩，子女應該報答父母，孝順父母。契嵩在《孝論》中，引用了這些經典中的相關內容，強調了孝道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他認為，佛教的孝道是基于對父母養育之恩的感恩，是對眾生的慈悲和關愛，是一種超越世俗的大孝。4.2.2發展與創新之處契嵩在繼承歷代佛教孝道觀的基礎上，對佛教孝道思想進行了系統論述，這是他的重要創新貢獻之一。在他之前，雖然有許多高僧大德對佛教孝道觀進行了闡述，但這些闡述大多較為零散，缺乏系統性。契嵩的《孝論》則是一部專門論述佛教孝道觀的著作，他在書中從多個方面對佛教孝道思想進行了深入探討，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契嵩在《孝論》中，首先提出了“孝本思想”，認為佛教亦以孝為本，孝道思想不僅僅是儒家倫理的核心，同時也被佛教所高度重視。他通過對佛教經典中孝親思想的梳理和分析，強調了孝道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他還提出了“孝名為戒”的思想，將孝道與佛教戒律相聯系，認為遵守孝道就是遵守戒律，這一觀點為佛教孝道觀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在闡述佛教之孝為大孝的觀點時，契嵩將佛教之孝與儒家之孝進行對比，認為佛教之孝在廣度和深度上更勝一籌，佛教之孝不僅要孝養父母，還要普度眾生，報答眾生恩。他還詳細闡述了佛教孝行的內容，包括物質供養、精神慰藉和引導父母學佛等方面，為佛教修行者的實踐提供了具體的指導。契嵩大大提高了孝道在佛教教義中的地位。在佛教傳統教義中，修行的目的主要是追求個人的解脫和涅槃。契嵩則強調孝道在佛教修行中的核心地位，認為孝道是佛教修行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他提出“孝為戒先”，認為孝道是佛教戒律的根本，一個修行者如果能夠具備孝德，那么他就能夠更好地理解和遵守佛教的戒律。他以釋迦牟尼“孝德致佛”的觀點來論證“孝為戒之端”，強調了孝道在佛教修行中的重要性。契嵩還將佛教的孝道與普度眾生的理念相結合，認為通過普度眾生，幫助他們擺脫痛苦，獲得解脫，這才是真正的大孝。這種觀點使孝道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的道德行為，更是一種具有普世價值的宗教修行實踐，大大提高了孝道在佛教教義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在《孝論》中，契嵩通過具體事例和經典引用，深入闡述了他對佛教孝道思想的系統論述和對孝道地位的提升。他以慧能、道丕、智藏等高僧孝順父母的故事，說明出家人不應忘卻親情，同樣要守孝道。他也引用了《盂蘭盆經》中目犍連尊者救母的故事，強調了佛教中通過修行和供養來報答父母恩情的孝道觀念。契嵩的這些論述和觀點，不僅豐富了佛教孝道思想的內涵，也為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更堅實的社會基礎，促進了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五、契嵩孝道思想的影響與當代價值5.1在當時社會的影響5.1.1對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推動契嵩的孝道思想在北宋時期對儒佛道三教融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北宋，三教融合已成為思想文化發展的重要趨勢，而契嵩的孝道思想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他以佛教五戒配儒家五常的觀點，為儒佛在倫理道德層面的融合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輔教篇》中，契嵩明確指出“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這種將佛教五戒與儒家五常一一對應的比附方式，使儒佛兩家在基本的道德準則上達成了一致。這種觀點的提出，不僅讓儒家學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佛教的教義，也為佛教在儒家思想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中贏得了更廣泛的認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儒家思想是主流意識形態，契嵩的這一觀點巧妙地將佛教融入到儒家的道德體系中，促進了儒佛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契嵩還強調佛教之孝與儒家之孝的相通性，進一步拉近了儒佛之間的距離。他認為，雖然佛教之孝與儒家之孝在內涵和境界上存在差異，但兩者的本質都是對父母的敬愛和感恩。在《孝論》中，他通過對佛教經典中孝親思想的梳理和分析，以及與儒家孝道觀念的對比，闡述了佛教之孝的獨特之處，同時也強調了兩者的相通之處。他指出佛教的孝道不僅要孝養父母，還要普度眾生，報答眾生恩，這種觀點與儒家的“仁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都體現了對他人的關愛和責任。契嵩的孝道思想對道教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北宋時期，儒佛道三教相互影響，道教的思想也在不斷吸收儒家和佛教的精華。契嵩的孝道思想中所蘊含的對家庭倫理和社會道德的重視，與道教的某些觀念相契合。道教強調“道”的至高無上，認為人們應該遵循自然規律和道德準則，而契嵩的孝道思想中對父母的敬愛、對眾生的慈悲，都體現了一種道德準則，這種準則與道教的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之處。在道教的修行中，也注重個人的品德修養和對家庭、社會的責任，契嵩的孝道思想為道教在這方面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鑒。契嵩的孝道思想在當時的社會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認可，許多文人學士和士大夫階層都對他的觀點表示贊賞。歐陽修雖曾辟佛，但閱其書后亦喟嘆“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這表明契嵩的思想對當時的儒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他們對佛教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契嵩的孝道思想促進了儒佛道三教在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多個層面的交流與融合，為北宋時期思想文化的繁榮和社會的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5.1.2對佛教發展的意義契嵩的孝道思想對北宋時期佛教的發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有力地推動了佛教在當時社會的傳播與發展。在佛教世俗化方面，契嵩的孝道思想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他強調佛教的孝道與世俗的孝道觀念是相通的，這使得佛教更容易被普通民眾所接受。在傳統觀念中，佛教出家修行的生活方式被認為與世俗的家庭倫理觀念相沖突，而契嵩提出的“孝名為戒”“孝為戒先”等觀點，將佛教的修行與世俗的孝道聯系起來，使佛教的教義更加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在《孝論》中，他以慧能、道丕、智藏等高僧孝順父母的故事，說明出家人不應忘卻親情，同樣要守孝道。這種觀點讓普通民眾認識到，佛教修行者并非脫離世俗，而是在修行中也能踐行孝道，這為佛教在世俗社會中的傳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佛教儒學化的角度來看，契嵩的孝道思想是佛教與儒家思想融合的重要體現。他以佛教五戒配儒家五常，吸收儒家以孝為倫理之核心的主張，配合佛教的戒律，提出“孝名為戒”的主張，將儒家的孝道觀念融入佛教的教義和修行中。這種融合使得佛教在思想上更加符合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增強了佛教在中國社會的適應性。在當時儒家思想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環境下，佛教通過與儒家思想的融合，能夠更好地在社會中立足和發展，吸引更多的信徒。契嵩的孝道思想也推動了佛教的倫理化進程。他強調孝道在佛教教義中的核心地位，將孝道與佛教的修行實踐緊密結合，使佛教的倫理觀念更加完善。在他之前，佛教的修行主要側重于個人的解脫和涅槃，而契嵩的孝道思想則將修行與家庭倫理、社會道德聯系起來，使佛教的倫理觀念更加貼近現實生活。他提出佛教之孝不僅要孝養父母，還要普度眾生，報答眾生恩，這種觀點豐富了佛教的倫理內涵，使佛教在社會倫理道德建設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在抵抗排佛思潮、維護佛教地位方面，契嵩的孝道思想發揮了重要作用。北宋初年，儒士排佛的浪潮高漲，佛教面臨著嚴峻的生存挑戰。契嵩針對當時的辟佛論，寫了一系列文章，集成《輔教篇》，闡明儒佛一貫的思想。他以孝道為切入點，論證佛教與儒家在倫理道德上的一致性，反駁了儒家學者對佛教的指責。他指出佛教同樣重視孝道，佛教的修行能夠使父母得到超脫，是對父母更深層次的報答，這一觀點有力地回應了儒家對佛教不孝的批評，為佛教在社會中的地位提供了有力的辯護。在契嵩等一些高僧的努力下，逐漸扭轉了北宋儒士排佛的風氣，士大夫階層又開始接納、親近佛教，儒釋關系由宋初的對立排斥變為逐漸靠近，儒釋融合逐漸成為社會共識，為佛教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社會環境。5.2對后世的啟示5.2.1對中國佛教倫理思想史的影響契嵩的孝道思想對宋以后中國佛教倫理思想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成為佛教倫理思想演變歷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在宋以后的佛教發展中，契嵩的孝道思想為后世佛教倫理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石。他的“孝名為戒”思想，將孝道與佛教戒律緊密相連，使孝道成為佛教修行的核心內容之一。這一觀點被后世許多佛教高僧所繼承和發展，成為佛教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元代，僧人中峰明本在其著作中就強調了孝道在佛教修行中的重要性，他認為“孝者，百行之源，眾善之本也。佛教以慈悲為懷，而慈悲之發端，在于孝親”，這與契嵩的“孝名為戒”思想一脈相承。在明清時期，佛教的孝道思想進一步發展，許多佛教寺院將孝道教育納入僧人的修行課程中，通過講經說法、舉行法會等方式，弘揚孝道文化，培養僧人的孝道觀念。契嵩的孝道思想也促進了佛教與儒家倫理思想的進一步融合。在宋以后的社會中，儒家思想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佛教為了更好地發展，必須與儒家思想相融合。契嵩以佛教五戒配儒家五常、強調佛教之孝與儒家之孝相通性的觀點，為佛教與儒家倫理思想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后世的佛教思想家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探討儒佛倫理的融合，使佛教倫理更加貼近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明代的“四大高僧”之一的蓮池大師，在其著作中不僅強調佛教的修行要以孝道為基礎，還將儒家的“仁愛”思想與佛教的“慈悲”精神相結合，提出了“慈悲為本，方便為門”的修行理念，使佛教倫理更加符合社會的道德規范和人們的精神需求。契嵩的孝道思想對佛教的修行實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提出的佛教孝行內容，包括物質供養、精神慰藉和引導父母學佛等，為后世佛教修行者提供了具體的實踐指導。在宋以后的佛教寺院中，許多僧人將契嵩的孝道思想貫徹到自己的修行生活中，他們不僅在日常生活中關心父母的生活起居，還通過修行佛法，引導父母信仰佛教，幫助他們擺脫煩惱和痛苦。在一些佛教寺院中，還設立了專門的“孝堂”，供僧人供奉父母的牌位，表達對父母的感恩之情。這種將孝道思想融入佛教修行實踐的做法，使佛教更加貼近人們的生活，增強了佛教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契嵩的孝道思想對宋以后中國佛教倫理思想史的發展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他繼承了前代佛教高僧的孝道思想，又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創新和發展，為后世佛教倫理思想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他的思想不僅豐富了佛教倫理的內涵，也促進了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對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5.2.2在當代社會的價值體現在當代社會，契嵩的孝道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對弘揚孝道文化、促進家庭和諧以及提升個人道德修養等方面都有著積極的啟示作用。契嵩的孝道思想為弘揚孝道文化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資源。在當今社會，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變革，一些傳統的孝道觀念受到了沖擊，人們對孝道的重視程度有所下降。契嵩強調孝道的重要性，認為孝道是諸教皆尊的美德，這提醒我們要重新審視孝道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的佛教之孝不僅要孝養父母，還要普度眾生，報答眾生恩，這種“廣孝”思想拓展了孝道的內涵，使孝道不僅僅局限于家庭內部，還延伸到了社會層面。在弘揚孝道文化時，可以借鑒契嵩的思想，將孝道與社會責任感相結合，倡導人們關愛他人、回報社會，從而推動孝道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促進家庭和諧是契嵩孝道思想在當代社會的又一重要價值體現。在現代社會，家庭關系面臨著各種挑戰，如工作壓力大導致家庭成員之間溝通減少、價值觀差異引發家庭矛盾等。契嵩的孝道思想強調子女對父母的物質供養和精神慰藉，關心父母的內心感受，給予他們尊重和關愛。在當代社會，我們可以借鑒這些思想，加強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增進彼此的理解和信任。子女應該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