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競爭力問題的綜述〔作者:___________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亞當斯密的“能力分工〞到馬歇爾的“差異分工〞，再到科斯的“交易本錢〞理論，經濟學家們一直都在探討企業的產生與開展問題。在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看來，企業不過是一個特殊的生產函數一一個內部沒有“摩擦〞的“黑箱〞。這種“古典環境〞與經濟現實存在明顯的反差。以科斯理論為根底的現代企業理論：產權理論、交易本錢理論、委托代理理論等成為現代企業主流理論。盡管它們翻開了企業的黑匣子，然而并不能很好地解釋現實中的諸多現象。80年代，邁克爾波特以產業為研究對象而提出的競爭戰略理論，成為戰略理論的主流，然而在微觀上指導企業的生產活動仍然乏力。

企業是什么？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來自哪里？企業持續開展的競爭優勢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的問題，成為企業理論和戰略研究的重要課題。

90年代，一批企業理論和企業戰略研究人員提出必須重新認識和分析企業。他們把研究的視角投向了企業擁有的特殊能力：企業競爭力及其核心競爭力。通過對許多大公司的研究分析得出：企業競爭能力是企業成敗的關鍵。企業競爭力理論在90年代企業理論和戰略管理領域異軍突起，很快風行全球。

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關國家競爭力的觀念經歷了一個不斷的演化修正過程，測度方式也與時俱進。古典經濟學者主要以資源擁有數量衡量或比擬國家間競爭力，早期的比擬優勢理論即在于嘗試闡釋國家間如何競爭。然而，經濟學家漸漸明白僅靠資源擁有量的比擬并缺乏以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進入20世紀，從熊彼特到波特等更多學者的理論奉獻使我們進一步了解了競爭力的意義。

一、當代關于競爭力問題的各種學說

〔一〕創新說

熊彼特在1934年發表的?經濟開展理論?以“對于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周期的考察〞作為副標題，涉獵范圍可謂極其廣泛。但是書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他所提出的“創新理論〞。全書共分為六章。第一、第二兩章最為重要，從靜止狀態的“循環流轉〞到經濟開展的根本現象，特別是第二章，對經濟開展，包括從“企業家〞的特點和功能、“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創新〞的涵義和作用，直到資本主義的產生，熊彼特都作了開創性的精辟的論述，既是理論上的探討，也是歷史開展過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那么進一步分別闡述了信貸與資本，企業家利潤，以及資本的利息。我們可以概括地說，“創新理論〞就是熊彼特“經濟開展理論〞的核心。

在書中，熊彼特首先用靜態方法分析了“循環流轉〞，假定在經濟生活中存在一種所謂“循環流轉〞的“均衡〞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企業家〞。沒有“創新〞，沒有變動，沒有開展，企業總收入等于其總支出，生產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資〞，因而不產生利潤，也不存在資本和利息。生產過程只是循環往返，周而復始。這實際上是一種簡單再生產過程。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簡單再生產的條件下，資本家照樣能獲得利潤，掠取剩余價值。可是在這里，熊彼特卻否認了資本主義簡單再生產的情況，以及在這種情況下所存在的剩余價值剝削及其轉化形式利潤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從“動態〞和“開展〞的觀點分析了“創新〞和資本主義。他在這里通過引進“企業家〞和“創新〞而導出了資本主義。這些內容就是書中第二章所闡述的“經濟開展〞的根本現象，也是熊彼特“創新理論〞的本體。

按照熊彼特的觀點，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說，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在熊彼特看來，作為資本主義“靈魂〞的“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進“新組合〞。所謂“經濟開展〞也就是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地實現這種“新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說的“創新〞、“新組合〞或“經濟開展〞，包括以下五種情況：〔1〕引進新產品；〔2〕引用新技術，即新的生產方法；〔3〕開辟新市場；〔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給來源；〔5〕實現企業的新組織。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創新〞是一個“內在的因素〞，“經濟開展〞也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關于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在本書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運用他的“創新理論〞分析了經濟周期的形成和特點。熊彼特認為，由于“創新〞或生產要素的“新組合〞的出現，不是象人們按照“概率論的一般原理〞所預料的那樣連續均勻地分布在時間序列之上，而是時斷時續、時高時低的，有時“群聚〞〔ingroupsorswarms，即“成組〞或“成群〞〕，有時稀疏，這樣就產生了“商業循環〞或“經濟周期〞。同時，在資本主義的歷史開展過程中，“創新〞是多種多樣、千差萬別的，因而對經濟開展的影響就有大小、久暫之分，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動

熊彼特的“經濟開展理論〞，或者說他的“創新理論〞，具有以下幾個大的特點：

第一，熊彼特非常強調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資本主義經濟開展過程中的至高無上的作用，并把這種“創新〞或生產要素的“新組合〞看成是資本主義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認為沒有“創新〞，就沒有資本主義，既沒有資本主義的產生，更沒有資本主義的開展。我們認為，這一看法頗有其可取之處。因為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來就重視生產技術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人類歷史開展中的作用，從來就認為生產力是社會開展的最革命的最活潑的因素。這不僅對于資本主義社會是這樣，即使對于社會主義社會以及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也仍然應該是這樣。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竭力強調“變動〞和“開展〞的觀點，強調并采用了歷史的方法；同時認為“創新〞是一個“內在的因素〞，“經濟開展〞也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一種變動，從而又強調了社會經濟制度“內在因素〞的作用。這在西方經濟學的傳統中，是不多見的。

第三，熊彼特還非常強調和重視“企業家〞在資本主義經濟開展過程中的獨特作用，把“企業家〞看作是資本主義的“靈魂〞，是“創新〞、生產要素“新組合〞以及“經濟開展〞的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這在西方經濟學的傳統中，也是不多見的。

當然，熊彼特的“經濟開展理論〞或“創新理論〞，有其根本缺陷，那就是它抹殺了生產關系及其變動，撇開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及其在歷史開展中的作用，因而上面所談到的諸如“資本主義〞、“資本〞、“企業家利潤〞、“利息〞等等范疇，就都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無關，當然也就掩蓋了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關系。

說到熊彼特的經濟周期理論，我們必須明確指出，這是他的“創新理論〞的一種運用；換言之，這是他綜合了以前和同時代的經濟學者根據對歷史統計資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長短不同的經濟周期理論，并以“創新〞作為中心線索，從而形成的長、中、短“多層次〞的“三種周期〞理論。這種理論本身，原是來自實際資料的一種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們作為研究資本主義歷史開展過程和經濟運行過程的參考。

至于熊彼特進一步運用技術的革新、新資源的利用以及新領域的開發等等，來解釋經濟周期形成的原因，對于這一點我們那么必須加以具體分析。如果說技術革新等因素對于形成經濟周期的長短方面有所影響，那這一點還是有參考價值的。可是，如果把技術革新等因素看成是產生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包括危機階段在內〕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外表的，沒有深入到問題的實質。所以我們對待熊彼特關于經濟周期形成的論點，如同對待他的其它一些論點一樣，不能籠統一概而論，而要采取兩分法的態度。

總的說來，熊彼特的?經濟開展理論?，可以說是西方經濟學界第一本用“創新〞理論來解釋和闡述資本主義的產生和開展的專著。

著名的管理學大師波特教授也很看重創新在企業取得競爭優勢時所扮演的角色。他所謂的創新不僅指技術上的改善，而且指做事方法的改良，比方新的促銷方法、新的組織方式。一個企業在競爭對手沒有覺察的情況下，首先采用創新觀念，很可能由此而改變雙方的競爭優勢。波特認為，進入國際市場中進行競爭的企業，在創新時必須同時考慮國內市場的需求和國際市場的需求。如果企業過分拘泥于國內市場的需求，會損害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這主要是由于國際市場上的客戶對產品的需求不同于國內市場上的客戶對產品的需求。而且，專注于國內市場的廠商創新壓力較小，創新的意愿也較弱。需要指出的是，波特教授在競爭力問題研究方面更大的奉獻那么是其鉆石理論。

〔二〕鉆石體系說

波特的“鉆石體系說〞認為：一個國家的生產因素、需求條件、支援與相關產業、企業策略、結構與同業競爭、時機變數與政府等因素是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要素。由于波特把上述要素羅列為類似鉆石的菱形圖形，所以也有人稱其為“菱形理論〞。

波特認為，充分的天然資源是國家競爭優勢的第一個關鍵要素。同時，他也成認，國家缺乏某些生產因素時，這種不利現象也可能轉換成產業升級的動力與壓力。國家競爭優勢的第二個關鍵要素是國內市場需求。在波特看來，國內市場大小與國家競爭優勢并沒有必然的關系；相反，如果能激發企業競爭，搶先開展高級與精致的產品，領先國際市場聲勢，本國市場即使規模不大，照樣可以形成產業的競爭優勢。國家競爭優勢的第三個關鍵要素是支援性與相關產業的表現。產業能夠體系化，不但有彼此拉拔效果，甚至能轉換成其他國家無法仿效，也無可取代的競爭優勢。第四項影響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要素是企業策略、結構與同業競爭。企業是創造國家財富的根本單位，企業體也是民族性的展現。民族性格不同，企業經營與競爭的形態自然也會有所不同。時機變數是影響國家競爭優勢的可變因素。時機的來源可能是自然演化的，也可能是由一個偶然的事件促成，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去捕捉稍縱即逝的時機。最后一項可變因素是政府。過分的干預和極度的放任是不可取的兩個極端，合理的選擇應該是以產業政策等方式適度的介入。

波特認為，由產業國際競爭力所決定的產業興衰從根本上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命運。在此根底上，波特把一國產業參與國際競爭過程分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財富驅動等四個階段。他認為國家競爭優勢的源泉在于各個產業中的企業的活力，他尤其關注企業的競爭優勢。如果國家能為企業提供諸如此類的良好環境，產業生產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國家也將連帶受益，國力也會增加。為此，波特在?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了價值鏈概念，認為企業內各部門間假設能連結為一鏈狀機能，將提升產品價值，進而形本錢身競爭力。在波特看來，并非價值鏈上的每一個環節都能創造價值，那些真正創造價值的經營活動，就是企業價值鏈的“戰略環節〞。

至于波特教授的“鉆石模型〞之合理性，可以詳見本人翻譯的一篇文獻。

〔三〕制度說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強調了制度對于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性。他對那種把產業革命的原因歸結于偶然技術革命的說法不以為然。而認為應把目光轉向一個社會如何從封建制度以及產權系統的漫長孕育過程中脫胎走向現代化階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開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對一個國家而言，除非現存的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那么經濟增長不會簡單地發生，即“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要保持經濟組織有效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合理的安排，以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所謂正當的經濟活動〕。由此而來的結論是，社會開展和變革一定說明該社會的產權制度越來越能有效地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從而把有限的資源和精力用到對社會最有益的活動中去，而不是相反。如果這種制度安排十分有利的話，還可以克服環境〔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缺乏。

新經濟史學家也指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術性因素，在技術沒有發生變化的情形下，通過制度創新或變遷亦能提高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開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托馬斯，1989〕制度因素可以影響企業的競爭力，推動或制約經濟增長，是因為制度通過影響人類的選擇行為，從而使制度的變化具有改變收入分配和資源使用效率及鼓勵創新的潛在可能性。

政治、經濟制度的穩定與否影響著企業的競爭力。假設處于劇烈的變動之中，那么難以交易，或本錢過高而使交易不可能發生，如90年代初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企業。同樣制度長期沒有創新也給交易帶來高昂的本錢，影響企業競爭力，如長期在方案經濟體制下的中國國有企業。

政府行為和政策對國家競爭力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對開展中國家而言更是如此。例如“亞洲四小龍〞，在開展階段轉變時適時將進口替代政策轉向出口導向政策，其結果是提高了國際競爭力，并使其經濟表現優于拉丁美洲。政府有效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是提高企業和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條件。市場制度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所創造的最有效率的經濟制度，但是，這種制度存在著結構性、功能性和制度性市場失效門題，為了糾正市場失效，政府應參與和干預市場經濟活動，推動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收入的合理分配，促進經濟的持續和健康增長，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因此，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根本職能，就是解決市場失效門題。但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應該是謹慎的，而不是濫用。由于各種原因，可能會出現政府本身的失效即政府失效，而政府失效會導致市場的扭曲及資源的低效配置，給整個國民經濟造成危害。“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諾思，1994〕“除非某種干預政策有助于克服市場失靈，否那么這種政策將不會加速經濟總體增長……一個根本的原那么是，貿易和產業政策應該針對發生市場失靈的特定活動。〞〔克魯格曼、澳伯斯法爾德，1998〕就國家競爭力而言，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標應該是提高企業和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并以此作為評判政策成敗的首要標準。國際競爭力政策應理所當然地成為政府政策的重要組成部份。

美國另一位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也強調制度的重要性，他認為經濟開展與否取決于制度安排。進而，一國的競爭力歸根結底與一國的制度安排有關。奧爾森指出：當許多興旺國家一直徘徊不前時，有一些開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方面卻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種大相徑庭的經濟結果，決非是因為不同的國家擁有各異的資本或其他資源。一般來說，這一切也并非是由于那些經濟狀況最正確的國家獲得了很多的資本，或某些國家的人民曾經被迫大量地去儲蓄，更不是源于這些國家人均享有極多的土地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經濟上成功的國家往往擁有各種各樣的制度——即不同的法律和組織安排以及經濟政策，而那些在經濟上不那么成功的國家那么缺少這些制度。換言之，一個國家的制度的質量在根本上決定了其經濟成效。在奧爾森看來，市場制度在一開始總不是完善的，只要其根本的框架適應生產力開展的要求，即使在某些方面有缺陷，仍不阻礙經濟成長。不可能等什么都安排好了之后，再來開展。他認為，只有在那些穩定的、充滿信任感的和興旺的民主社會中，一個繁榮市場所需要的權利從長期來看才有依靠。這里有必要提一下楊小凱的運用諾斯的“制度說〞來分析為什么當初的工業革命不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發生而在英國發生，這對于我國當前的改革開放將大有裨益：

以諾斯〔DouglassC.North〕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史學家發現，公元1500年開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貿易，特別是跨大西洋長距離貿易，是工業革命的關鍵條件之一。這其中，制度差異對經濟增長特別是工業革命的開展有著關鍵作用。

貿易帶來的好處以及相關的經濟增長可以用亞當史密斯〔AdamSmith〕的分工理論很精確地刻畫其中的精髓。

亞當史密斯認為，分工的發生將使得生產活動的專業化水平得以上升；專業化水平的上升，那么創造了供給與需求；于是，貿易隨之出現。供給與需求的增加，那么意味著市場容量的變大；而市場的變大，將進一步促進專業化與分工水平的開展。這種分工與市場貿易互為因果的良性循環，正是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亞當史密斯所認為經濟開展的起源。經濟社會也就不斷地從這種分工與市場擴大的良性循環中獲得成長。西歐的大西洋貿易正觸發了上述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過程，同時造就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工業革命。

自1500年以來，大西洋貿易對西歐的開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許多在16至19世紀從事大西洋貿易獲利的國家，以亞當史密斯的思想足以刻畫經濟增長的精髓。不過，同樣進行大西洋貿易，工業革命卻只發生在英國與荷蘭，而不在西班牙與葡萄牙發生。這又是什么道理？

最近，麻省理工學院的約翰遜〔SimonJohnson〕、阿西墨格魯〔DaronAcemoglu〕以及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羅賓森〔JamesRobinson〕等人，在他們的新文章?歐洲的興起：大西洋貿易、制度轉變與經濟增長?中對上述問題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大量經驗證據。他們認為16至19世紀西歐的經濟增長，雖然只是長期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片段現象，但如能研究16至19世紀大西洋貿易開展對經濟增長的奉獻，并藉此管窺經濟增長理論的樣貌，或能讓人們進一步理解完整經濟開展理論所應具備的原理原那么。

杰克遜等人比擬英國與西班牙在大西洋貿易上具備的條件。他們發現，與英國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貿易上不但比英國起步早，而且許多條件優于英國。也就是說，從客觀條件看，如果工業革命能發生在英國，工業革命也應該能在西班牙發生。他們發現，西班牙大致在以下三個方面優于英國。

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國從事大西洋長距離航海探險，較早掌握并擁有相對優良的航海技術和經驗。可以說，這兩國是整個大西洋貿易的先行者，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主導甚至壟斷了整個大西洋貿易。

第二，由于西、葡早于英國從事航海貿易，他們率先占領了自然條件優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國有更好的自然資源進行國際貿易。

第三，約翰遜等人引用新馬克思主義的邊緣理論，認為帝國主義的興旺應以剝削〔殖民地〕為手段，越對殖民地進行剝削的國家，該帝國的國力應該越強。不過，英國與西班牙對待殖民地的方式有顯著的不同。英國對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為主。根本上，英國讓各殖民地成立議會自治，各殖民地擁有各自的憲法并有自主的稅收權利。只有當英國本身遭遇戰事，英國才會透過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國國會，以決議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繳交特別稅費。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無議會，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擁有稅收權，各殖民地所收繳的稅收大局部被送回祖國。所以，依照邊緣理論的說法，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帝國主義開展，應該使工業革命發生在西葡兩國。

但歷史卻讓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而不在西班牙發生。至今，原來分別為英國與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與南美，北美的美國甚至已成為世界的超級強權，而南美洲絕大多數國家仍為開發中國家，政局不安，經濟動亂。

面對這種歷史矛盾，約翰遜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貿易影響制度轉變、制度轉變再與長期經濟開展交互影響的良性循環理論，并以這個理論說明工業革命為何會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在西班牙。

約翰遜等人對上述的開展提出三個重要的假說。第一個假說是，大西洋貿易對歐洲的經濟開展有關鍵的影響。第二個假說是，大西洋貿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轉變〔institutionalchanges〕。第三個假說是，制度轉變的前提條件與國王和皇室專制權力的強弱有關。

約翰遜等人根據以上三個假說所建立的完整論述如下：大西洋的貿易時機，假設能與各國國內內在的制度轉變發生良性循環，那么從大西洋的貿易得到的好處會引發經濟成長與工業革命。而各國在大西洋貿易開展初期所擁有的政治制度，與各國在大西洋貿易后所進行的制度轉變有密切的關系。

他們搜集歷史資料證明他們的觀點。他們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兩項指標作為貿易開展下分工上下的代理變量〔proxy〕，他們收集了15至20世紀的東歐、西歐與南歐的城市化數據。他們的經驗研究發現：進行大西洋貿易的城市均有長足的開展，而不進行大西洋貿易的城市，例如東歐、中歐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那么開展緩慢。

另外，他們開展出制度指數〔institutionindex〕，用以刻畫三種制度特征。其一為刻畫各國或各城邦、皇室或其他特權階級侵犯商業活動權利限制的程度；其二為對私有財產保護的程度；其三那么為允許人們在有利可圖的產業中自由經商的程度。這些指數可以作為交易效率的代理變量〔proxy〕。他們發現，隨著大西洋貿易的不斷進展，進行大西洋貿易的各個城邦對財產權的保護，對特權階級權力的限制以及自由經商的權利等均明顯地增加，而那些不進行大西洋貿易的城邦那么變化有限。

同時，他們也發現，英荷兩國在大西洋貿易之初，對專制王權權力的限制明顯多于西葡。

英國的議會政治對皇權有相當的制衡能力，而西葡那么為專制王權的國家，這個初始條件對改良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變化有明顯的影響。也就是說，在英國，限制皇權、保護私有財產〔特別是對土地私有產權的保護〕以及人們可以自由經商的權利等等，隨著大西洋貿易的不斷擴展，改良的程度遠優于西班牙。

也就是說，在理解大西洋貿易對西歐經濟成長的影響后，人們對工業革命的發生有了很不一樣的圖像。這個圖像是以英國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為背景。

英國在進行大西洋貿易之后，社會中出現新的富有商人。這些富商為了保護既有的財富，或為了創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權階級發生沖突。由于英國自始就有比擬自由的代議政治制度，這種議會政治對制度改革產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現了許多新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例如王室的財政與國家財政別離，政黨不能從事營利事業，企業成立不需政府批準而自動注冊，從事國際貿易不需要經過國家特許，即一般民眾可以自由從事大西洋貿易而獲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經濟成長的制度因此出現。

這些制度的出現以英國大革命打破都鐸王朝貿易特許壟斷權為先導，其中詹姆士二世復辟時期又打破革命后共和國執政克倫威爾的政治壟斷，恢復議會制。但詹姆士二世企圖恢復王室各種壟斷特權，又被議會從荷蘭請來客籍國王〔威廉三世，其妻為英國公主，有英國王位繼承權〕，發動榮耀革命，既防止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導致的新政治專制，以虛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權，防止了王室的各種壟斷特權的復辟。

約翰遜等人發現的大量歷史證據說明，這一時期與英國王室有關系的大型貿易公司不斷減少，規模大多也相對變小，而大量與王室無關、沒有特權的人民從大西洋貿易中發財。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新的貿易時機造就了與王室特權無關的新商人階級，他們當中有人甚至富可敵國。這些新富正常交稅，在國會中有代表為他們發言，因此能在政治上發揮相當影響力，這使得整個新富階級在人數與影響力上比舊有的等級特權更強。另外，社會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級，社會階級有了很大的流動性，也就是說，大西洋貿易沖垮了英國社會等級制度的藩籬，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貿易的利益，好處不被國家壟斷獨占，任何人都可能成為成功的企業家而進入上層階級。這種高流動性進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進與貿易的開展，引發了亞當史密斯所描述的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整個社會因而富裕起來，而工業革命也因此在英國發生。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從大西洋貿易創造出來的新富中，有許多人是擁有地產的企業家。這些地主在產權能獲得保護之后，利用土地取得資金，而這些資金也就成為進一步促進投資與賺錢的資本來源。亦即，有效地保護包括土地在內的私有財產權，讓這些擁有土地的地主，不僅不會成為阻礙經濟成長的障礙，反而成為經濟開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從事大西洋貿易卻得到與英國相反的結果。由于西班牙王室壟斷大西洋貿易的好處，在當時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許的公司或等級擁有貿易的權利外，他人均被禁止從事國際貿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對殖民地有稅收權，這使得王室從大西洋貿易獲得的好處益加助長王室權力與專制地位，造成社會中不可跨越的等級越加堅強。與此同時，王室卻將貿易所得到的好處花費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財富之上，社會不能善用大西洋貿易獲得的好處，因此，社會中出現一種不能被逾越的等級，社會的流動性反而更僵固，貧富差距亦越懸殊，大西洋貿易的好處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沒有新的商人階級出現，最終社會也就沒有新的制度創新，促進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就不可能發生，工業革命也就不會在西班牙出現。

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啟示

約翰遜等人的發現有以下幾個含意。第一，讓人們重新認識西歐經濟開展的歷程，理解大西洋貿易在其中所具有的關鍵地位，及其如何引發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成長。第二，工業革命或資本主義出現在限制專制王權的議會國家，這些國家內沒有皇室的特權，沒有固定的特權階級，社會的流動性高，并且保護私人從事商業的各項權利等等。也就是說，英國與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異正反映在商業活動是否開放，而商業活動的開放與否那么影響了社會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階級。第三，他們的發現與諾斯、托馬斯等制度經濟學家的觀點一致。他們發現制度確實在經濟成長中扮演關鍵角色。

上述的故事對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特別有啟發性。中國1978年的改革開放就如同開放大西洋貿易一般地開放了太平洋貿易。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絕大多數也來自太平洋貿易。中國至今享有與美國極大的貿易順差，正足以證明中國正是從太平洋貿易中獲得經濟成長的好處。

但是，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還是建立在政府對商業活動的壟斷與管制之上。事實上，只要成立企業須經政府批準，政府也就控制著所有產業的商業活動。也因為成立企業無法自動注冊，所以一些政府官員就有尋租時機，可能造就了外表上是民營企業的股份公司，本質上仍為官商企業的特許利益等級，最終造成社會流動性遭受阻礙等情形。

因此，如欲中國經濟開展長久延續，關鍵中的關鍵就是進一步打破政府對商業以及貿易活動的壟斷，限制政府對貿易的干預，以及建立分權制衡、權責相符的政府體制等等，好讓中國能像500年前的英國，讓太平洋貿易帶動制度與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造就中國的長治久安。

二、關于競爭力問題的其它觀點

〔一〕WEF和IMD的觀點

世界經濟論壇(WEF)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IMD)這兩個競爭力的權威評價機構闡發了自己的觀念。認為國際競爭力是指一國的企業或企業家設計、生產和銷售產品和勞務的能力，其價格和非價格特性比競爭對手更具有市場吸引力。他們認為，國際競爭力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企業內部效率形成的競爭力，另一方面是由環境左右而形成的競爭力，后者是更主要的內容。所以在他們看來，國際競爭力既產生于企業內部效率，又取決于國內、國際和部門的環境。國際競爭力比擬研究的重點是受環境左右而形成的競爭力。

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國際競爭力報告?以未來5-10年的中長期人均GDP的經濟增長為根底，建立多因素決定的系統評價體系，其理論根底是新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技術進步內生化經濟增長模型和大量經驗性研究文獻的綜合。而瑞士國際管理開展學院的?世界國際競爭力年鑒?從國際競爭力概念的定義出發，著眼國家整體的現狀水平、實力和開展的潛力，兼顧國際競爭的資產條件和競爭過程、國內經濟與全球經濟、引進吸收與輸出擴張、個人風險與社會凝聚力的整個國家經濟社會開展的四大平衡關系，強化市場經濟理論在系統描述中的評價原那么的開發與運用，建立系統科學的綜合評價體系。兩機構都是從國內經濟實力、國際化、政府管理要素、金融、根底設施、企業管理、科學技術、國民素質等角度來評價各國競爭力。

〔二〕綜合國力論

有些學者那么認為國家競爭力是一國綜合國力的表達，如漢斯摩根索認為國家競爭力不僅以一國創造財富的能力為標志，而且表達于一國蘊涵的軍事能力、政治能力、文化能力及外交能力。他認為，國際紛爭的背后，無不掩藏著爭奪國家間的權力這一本質。

日本人那么把綜合國力分為三個側面：一是國際奉獻能力，包括經濟、金融、科技、財政實力和對外活動積極性以及在國際社會中的活動能力；二是生存能力，包括人口、資源、經濟和防御實力、國民意志、友好同盟關系；三是強制能力，包括軍事實力、戰略物資和技術、經濟、外交能力。其測算綜合國力是采用社會調查法，亦稱德爾菲法。這是一種直觀判斷預測方法，它是按“國力奉獻能力〞、“生存能力〞、“強制能力〞三個側面指標化進行調查，再按調查結果評分統計，最后取平均值即為國力值。

美國喬治敦大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克萊因也曾提出過一個公式，其綜合國力方程為：綜合國力＝〔根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能力〕＊〔戰略意圖＋國家意志〕。克萊因的綜合國力方程把決定綜合國力的眾多要素大大簡化了，其戰略目標、國民意志、政府要素、政策水平等要素也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統一的估價標準，因而克萊因評分往往帶著各評分人主觀臆斷的偏見。同時，克萊因公式是靜態的，即沒有從時間流程變化來估算綜合國力，無法評價同一國家在各不同歷史時期的綜合國力變化狀態。

德國物理學家富克斯于1965年出版了轟動世界的?國力方程?一書。作者采用的是一種物理學上科學簡化根本變量、以外推法的派生公式為根底的科學方式，選擇類似于生物種類邏輯增長的數學公式作為計算國力及其根本要素〔如人口、鋼、能源等〕的公式，即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世界各國的國家綜合實力與潛力。公式為：Mt=0.5［(Ms)t+(Me)t］。式中，Mt表示t時期的國家力量指數；(Ms)t和(Me)t分別表示t時期的鋼和能源指數。后來，富克斯在1978年版的?明天的強國?一書中，重新修正了他原來的某些預測。根據中國從1950到1975年間25年的人口增長、鋼鐵生產和能源消費等方面數據都比美國和西歐開展要快的事實，富克斯預言，下一個世紀將是中國世紀。

〔三〕政府政策論

政府政策論認為政府的產業目標、保護政策、獎勵出口以及補貼等手段是國家競爭力之本。這樣的論點主要是根據日、韓等國家對汽車、鋼鐵、造船與半導體等少數大型產業的研究而來。但是，這種論點有明顯偏頗之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意大利，政府產業政策的影響力相當薄弱，但是意大利的出口成長率一度僅次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位，該國的生活水準也不斷提升。即使在有強勢政府的日本和韓國，干預成效也不盡如人意。在日本，機、機器人和先進材料等重要產業中，政府的影響力很微弱；日本的許多成功企業，例如汽車業，實際上并不是政府扶植的對象。首先打入美國市場的本田汽車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遭到來自政府有關部門的重重阻撓幾乎被迫歇業；而日本政府從1971年開始積極推動的飛機工業以及1978年開始的軟件工業至今也未能躍升到國際領導地位。有的行業雖然在政府的保護下獲得了成功，卻付出了更為昂貴的代價。韓國政府野心勃勃地投入石化、機床等產業，但是成績同樣乏善可陳。環視各國，但凡政府強力介入的產業，絕大多數無法在國際競爭中立足。這說明，在產業的國際競爭中，政府固然有它的影響力，但決非主角。

〔四〕管理文化論

管理文化論認為企業是創造國家競爭優勢的主體，企業管理文化論也構成了研究這一課題的一個視角。這種理論認為，每個社會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包括顯性的意識形態和隱性的集體意識，它們共同決定著社會的行為準那么和人們的理想追求，從而決定著一個國家經濟生活的組織方式并進而影響著經濟開展的效率和速度。如日本傳統的文化理念形成了日本企業獨特的經營模式，其中集體領導、勞資協作、終身雇傭制、全面質量管理常被認為是日本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這一理論的奉獻在于看到了企業管理文化對企業經營效率的深層作用，但無視了另一個根本領實，即并不存在一個通用的企業文化模式，在特定時期創造出競爭優勢的文化理念在其它場合有可能成為企業開展的阻礙。在90年代日本企業正面臨著這一困境。作為回應，本田汽車最近反過來采取了美國式的個人負責制，以終身雇傭制著稱的日本豐田汽車公司也結束了永不辭退工人的歷史。

〔五〕勞工組織論

勞工組織論從集體行動的非理性角度理解一國的競爭優勢，他們認為工會是一種反動組織，是阻礙技術改良和經濟成長的障礙。工會為了維持既得利益，千方百計阻止先進的自動化技術推行，阻礙了對人力資本根據效率所做出的邊際調整；工會制造了勞動力要素的二元市場結構并形成了工資剛性，阻礙了自動化技術的推行和跨工種的合作。根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調查，如果按工種、按工序比擬，美國汽車業裝配工人的個體效率并不低于日本工人，但是如果比擬整個生產體系的效率，日本企業卻要高得多。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企業分工靈活，工序協作好。美國工會為了保護會員的就業權利，防止資方削減雇工人數，就在勞資談判時把工種分得很細，其結果是既阻礙了自動化的推行，也阻礙了工序間的合作，從而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喪失了勞動力。這一理論所涉及的僅僅是產業競爭中的一個現象，它并不能揭示出國家競爭優勢的創造源泉和因素。

綜觀有關競爭力問題的各種理論和觀點，我們不難發現，早期的經典理論僅僅是為我們提供了探討競爭力問題的一個切入點，并缺乏以解釋問題的全部。后來學者的奉獻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我們對競爭力問題進行研究的視野，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系統而成熟的理論框架，指導人們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競爭力的深層次問題，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缺憾。

二、關于競爭力問題的其它觀點

〔一〕WEF和IMD的觀點

世界經濟論壇(WEF)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IMD)這兩個競爭力的權威評價機構闡發了自己的觀念。認為國際競爭力是指一國的企業或企業家設計、生產和銷售產品和勞務的能力，其價格和非價格特性比競爭對手更具有市場吸引力。他們認為，國際競爭力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企業內部效率形成的競爭力，另一方面是由環境左右而形成的競爭力，后者是更主要的內容。所以在他們看來，國際競爭力既產生于企業內部效率，又取決于國內、國際和部門的環境。國際競爭力比擬研究的重點是受環境左右而形成的競爭力。

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國際競爭力報告?以未來5-10年的中長期人均GDP的經濟增長為根底，建立多因素決定的系統評價體系，其理論根底是新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技術進步內生化經濟增長模型和大量經驗性研究文獻的綜合。而瑞士國際管理開展學院的?世界國際競爭力年鑒?從國際競爭力概念的定義出發，著眼國家整體的現狀水平、實力和開展的潛力，兼顧國際競爭的資產條件和競爭過程、國內經濟與全球經濟、引進吸收與輸出擴張、個人風險與社會凝聚力的整個國家經濟社會開展的四大平衡關系，強化市場經濟理論在系統描述中的評價原那么的開發與運用，建立系統科學的綜合評價體系。兩機構都是從國內經濟實力、國際化、政府管理要素、金融、根底設施、企業管理、科學技術、國民素質等角度來評價各國競爭力。

〔二〕綜合國力論

有些學者那么認為國家競爭力是一國綜合國力的表達，如漢斯摩根索認為國家競爭力不僅以一國創造財富的能力為標志，而且表達于一國蘊涵的軍事能力、政治能力、文化能力及外交能力。他認為，國際紛爭的背后，無不掩藏著爭奪國家間的權力這一本質。

日本人那么把綜合國力分為三個側面：一是國際奉獻能力，包括經濟、金融、科技、財政實力和對外活動積極性以及在國際社會中的活動能力；二是生存能力，包括人口、資源、經濟和防御實力、國民意志、友好同盟關系；三是強制能力，包括軍事實力、戰略物資和技術、經濟、外交能力。其測算綜合國力是采用社會調查法，亦稱德爾菲法。這是一種直觀判斷預測方法，它是按“國力奉獻能力〞、“生存能力〞、“強制能力〞三個側面指標化進行調查，再按調查結果評分統計，最后取平均值即為國力值。

美國喬治敦大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克萊因也曾提出過一個公式，其綜合國力方程為：綜合國力＝〔根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能力〕＊〔戰略意圖＋國家意志〕。克萊因的綜合國力方程把決定綜合國力的眾多要素大大簡化了，其戰略目標、國民意志、政府要素、政策水平等要素也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統一的估價標準，因而克萊因評分往往帶著各評分人主觀臆斷的偏見。同時，克萊因公式是靜態的，即沒有從時間流程變化來估算綜合國力，無法評價同一國家在各不同歷史時期的綜合國力變化狀態。

德國物理學家富克斯于1965年出版了轟動世界的?國力方程?一書。作者采用的是一種物理學上科學簡化根本變量、以外推法的派生公式為根底的科學方式，選擇類似于生物種類邏輯增長的數學公式作為計算國力及其根本要素〔如人口、鋼、能源等〕的公式，即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世界各國的國家綜合實力與潛力。公式為：Mt=0.5［(Ms)t+(Me)t］。式中，Mt表示t時期的國家力量指數；(Ms)t和(Me)t分別表示t時期的鋼和能源指數。后來，富克斯在1978年版的?明天的強國?一書中，重新修正了他原來的某些預測。根據中國從1950到1975年間25年的人口增長、鋼鐵生產和能源消費等方面數據都比美國和西歐開展要快的事實，富克斯預言，下一個世紀將是中國世紀。

〔三〕政府政策論

政府政策論認為政府的產業目標、保護政策、獎勵出口以及補貼等手段是國家競爭力之本。這樣的論點主要是根據日、韓等國家對汽車、鋼鐵、造船與半導體等少數大型產業的研究而來。但是，這種論點有明顯偏頗之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意大利，政府產業政策的影響力相當薄弱，但是意大利的出口成長率一度僅次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位，該國的生活水準也不斷提升。即使在有強勢政府的日本和韓國，干預成效也不盡如人意。在日本，機、機器人和先進材料等重要產業中，政府的影響力很微弱；日本的許多成功企業，例如汽車業，實際上并不是政府扶植的對象。首先打入美國市場的本田汽車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遭到來自政府有關部門的重重阻撓幾乎被迫歇業；而日本政府從1971年開始積極推動的飛機工業以及1978年開始的軟件工業至今也未能躍升到國際領導地位。有的行業雖然在政府的保護下獲得了成功，卻付出了更為昂貴的代價。韓國政府野心勃勃地投入石化、機床等產業，但是成績同樣乏善可陳。環視各國，但凡政府強力介入的產業，絕大多數無法在國際競爭中立足。這說明，在產業的國際競爭中，政府固然有它的影響力，但決非主角。

〔四〕管理文化論

管理文化論認為企業是創造國家競爭優勢的主體，企業管理文化論也構成了研究這一課題的一個視角。這種理論認為，每個社會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包括顯性的意識形態和隱性的集體意識，它們共同決定著社會的行為準那么和人們的理想追求，從而決定著一個國家經濟生活的組織方式并進而影響著經濟開展的效率和速度。如日本傳統的文化理念形成了日本企業獨特的經營模式，其中集體領導、勞資協作、終身雇傭制、全面質量管理常被認為是日本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這一理論的奉獻在于看到了企業管理文化對企業經營效率的深層作用，但無視了另一個根本領實，即并不存在一個通用的企業文化模式，在特定時期創造出競爭優勢的文化理念在其它場合有可能成為企業開展的阻礙。在90年代日本企業正面臨著這一困境。作為回應，本田汽車最近反過來采取了美國式的個人負責制，以終身雇傭制著稱的日本豐田汽車公司也結束了永不辭退工人的歷史。

〔五〕勞工組織論

勞工組織論從集體行動的非理性角度理解一國的競爭優勢，他們認為工會是一種反動組織，是阻礙技術改良和經濟成長的障礙。工會為了維持既得利益，千方百計阻止先進的自動化技術推行，阻礙了對人力資本根據效率所做出的邊際調整；工會制造了勞動力要素的二元市場結構并形成了工資剛性，阻礙了自動化技術的推行和跨工種的合作。根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調查，如果按工種、按工序比擬，美國汽車業裝配工人的個體效率并不低于日本工人，但是如果比擬整個生產體系的效率，日本企業卻要高得多。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企業分工靈活，工序協作好。美國工會為了保護會員的就業權利，防止資方削減雇工人數，就在勞資談判時把工種分得很細，其結果是既阻礙了自動化的推行，也阻礙了工序間的合作，從而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喪失了勞動力。這一理論所涉及的僅僅是產業競爭中的一個現象，它并不能揭示出國家競爭優勢的創造源泉和因素。

綜觀有關競爭力問題的各種理論和觀點，我們不難發現，早期的經典理論僅僅是為我們提供了探討競爭力問題的一個切入點，并缺乏以解釋問題的全部。后來學者的奉獻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我們對競爭力問題進行研究的視野，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系統而成熟的理論框架，指導人們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競爭力的深層次問題，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缺憾。

三、國內外核心競爭力理論綜述

〔一〕綜合觀點

核心競爭力理論是當代管理學和經濟學相互交融的最新成果在這一交融過程中,經濟學為其提供了豐富的最新成果，而戰略管理研究更突出強調開展一種揭示企業內部本質的、更加實用的理論,二者的完美結合提供一種全新的企業分析理論.

然而論述以技能為根底的管理學文獻所遇到的難題之一是作者們在描述這一領域的觀點時所使用的一系列術語范疇。類似的一些術語―實力、技能、競爭力、能力、組織知識、無形資產——交替地被許多作者使用過.肯尼思安德魯斯使用“獨特競爭力〞不僅對一個組織做什么進行描述,而目描述它做什么做得非常好.CK普拉海拉德和G海默于1990年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了一篇具有標志性的文章，引入了“核心競爭力〞一詞。他們把“核心競爭力〞定義為技能和競爭力的集合，對企業競爭成功有奉獻的“學習的雜亂堆積〞。有些作者希望重視“公司內的集體性學習〞，他們選擇了使用“能力〞或“核心能力〞來更好地表達其中的動態學習過程。這些術語普遍所有的是對那些獨一無二的能力、知識和行為程度做出了界定，它們往往成為組織優勢的潛在之源。

綜合性內部能力對一個企業的成功至關重要的觀點己不再新鮮。菲利普塞滋尼克寫作了?行政管理中的領導藝術?一書，他是成認諸如人員和以前的經驗這些組織內重要因數的首批作家之一。這些因數關系到在執行既定政策的成功時機。他認為，一個組織的開展歷史造成它具有“特殊的缺陷和能力〞，或者說是對構建執行期望政策的組織競爭力必然帶來影響的自然出現的制度模式。塞滋尼克稱這種組織的特殊特征為“獨特競爭力〞。他把成功管理的藝術界定為對一個組織中任務或戰略的適用性做出實際評價的一種能力。他的結論是，影響一個組織的內部社會因素如果不是更能，至少與外部市場環境一樣會同樣影響到組織的成功時機。

這個結構影響了許多研究企業政策的學者。然而，70年代初期以后，關于獨特競爭力或公司實力的研究停滯不前。其原因是公司經理很難切實確定什么是公司的優勢或弱點。

競爭力理論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處于停滯不前的另一個原因是那些有影響的學者和咨詢專家把注意力轉向了其他戰略分析方法。在業務戰略層次，以邁克爾波特為代表的環境學派開發了一些分析框架，如幫助經理人員理解外部時機和競爭威脅的五種力量分析法。在公司層次，波士頓咨詢集團與他人共同開發的資產組合規劃論法，幫助公司經理們按照競爭地位和產業吸引力分析公司資產組合中往往迥然不同的業務。資產組合管理為公司經理建立具備互補性增長和現金生成特點的業務組合提供了指南。對業務層次和公司層次戰略的這些分析方法在80年代主宰了管理學的理論，但是著眼于企業內部競爭力的理論并未被完全遺忘。隨著80年代資源依賴學派的出現，這種理論積聚了越來越強的力量。

資源依賴學派注重根據企業的內部特征來分析企業為什么追求具有不同產出的各種戰略。其中心主張是，組織是可用來獲得特許市場地位的區種專門化資源的積聚，是一種可持續的競爭優勢。資源依賴學派成認一個組織的歷史和經歷、特點和文化、優勢和能力有助于它的戰略，而目實際上對該戰略的成功也是至關重要的。

這些概念對于業務單位戰略和公司層次戰略都是適用的。在業務層次，一個主要觀點是競爭優勢導源于企業的特有資源和能力，而競爭對手很難模仿或購得它們。在公司層次，資源依賴理論家把企業看作具有不同適用性的區種資源的集合，即企業的資源可被安置于生產不同最終產品的各種業務內。一個成功的戰略依賴于積累專門化的資源，并通過創造業務單位開發利用資源使資源與市場時機相匹配。對于業務層次和公司層次戰略而言，資源依賴理論家們把內部特征和能力看作比反復無常的市場上可變的需求更穩定的靠山。這與早期的關注企業優勢的理論家和關注競爭力與能力的著作有點類似。

美國學者杰伊巴尼是資源依賴學派最著名的代表人之一。他的?從內部尋找競爭優勢?一文探究了資源依賴學派的理論性概念如何幫助管理者理解業務和公司層次戰略問題。巴尼認為企業的資源和能力如果具有〔1〕價值，〔2〕稀缺性，〔3〕難以模仿性，那么它們對于競爭就顯得非常重要。資源的價值是由可以得到的開發資源的時機決定的，這些時機有時會變化。例如擁著個人電腦變得更加高級、更加廉價，IBM在大型計算機上的能力變得越來越無價值。關系到競爭的重要資源也具有稀缺性。如果許多競爭者具備了相同或相似的能力，那么沒有哪一家企業將擁有競爭優勢。

內維斯、古爾德和迪拜樂將學習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知識獲得、知識共享和知識運用，但他們警告說，這些并非學習必需經過的階段。他們對諸如摩托羅拉、互助投資公司、法國電信和非亞特等公司的研究揭示，企業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學習。例如，某些企業看重從內部開展知識，而另一些企業更樂意接受來自外部的知識。知識傳播在有的公司是非常正式的，而在別的公司知識卻是通過網絡或隨意接觸呈現非正式地傳播。不同的公司致力于學習的領域也不同；工程公司可能重視生產或流程的改良，消費品公司那么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改善分銷或效勞系統。這些作者強調，不存在單一形式的成功的學習型組織，相反，右在許多不同的然而都有效率的學習系統。作者同時指出了能夠使各種組織增進學習的各種促進因數和方法。對組織學習系統有奉獻的因素包括對度量的關心，開放的氣氛，勝利感和領導的參與。

內維斯與合作者還提出了改良組織學習的各種戰略。一種戰略選擇是通過強化或修正企業的學習定位使現有的學習系統更為有效。另一種選擇是改良各種促進性因素，如開展計量體系或鼓勵更多的部門間溝通。第三種選擇是嘗試對學習定位和促進性因數進行變革。這將有助于經理們從改善或變革企業獲得、分享和運用知識的途徑中做出選擇。

Y.多茲吸收了資源依賴學派開展起來的許多概念，討論了如何對核心競爭力進行管理。多茲識別了競爭力管理中的五個關鍵過程；競爭力的開發過程、擴散過程、集中過程、影響過程和更新過程；列舉了加速開展競爭力的有效管理手段，包括業務流程再造、質量管理、職業培訓等。然而，使用這些手段也有風險。組織體重視改良或獲得一種專門化競爭力會給現有權力結構帶來挑戰，或者會漸漸破壞自然出現的競爭力。管理人員也許還會識別不出理應受到鼓勵的競爭力。類似的難題常發生于競爭力管理的每個關鍵過程。

在一個充滿高度競爭的商業環境里，開發和保護核心競爭力的能力將會使公司走在競爭的前頭。而如何為實際操作中的管理人員提供實踐上的指導仍將是競爭力理論學者今后需要進一步研究的領域。

〔二〕各家觀點

麥肯錫〔Mckinesy〕公司的凱文.科因，斯蒂芬.霍爾和帕特里夏.克里福德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以往投資和學習行為所積累的一系列互補的技能與知識的結合，他具有一定的特異性，是使一項或多項關鍵業務到達業界一流水平的能力。

梯斯〔Teece〕認為，核心競爭力是指，許多有差異的技能、補償資產和慣例的集合，它可以在某些業務領域為企業提供一種競爭能力，強化企業競爭優勢。

梅雅和烏特巴克〔M.H.Meyer,M.Utterback〕認為，核心競爭力特指企業價值活動各環節所蘊涵的、區別于競爭對手的獨特能力，如研究開發能力、生產制造能力和市場營銷能力等。這些能力往往直接映射為企業在產品系列創新、新產品上市推廣、對廣泛資源的組織協調等方面的獨特能力〔個體化的且難以仿效的運作能力〕

奎因、道賴和帕克特〔Quinn,Doorley,Paquette，1990〕認為，核心競爭力的積累與企業的持續開展、特別是企業核心產品與核心技術的開展過程息息相關。由于產品與技術平臺是需通過長期的學習和積累才能建立的，因此，核心競爭力是企業以往的投資和學習行為中所積累的、獨特的企業專長〔歷史性的難以仿效的知識集合〕

巴頓〔DorothyLeonardBarton〕認為，核心競爭力是使企業獨具特色并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的知識體系，他取決于四個緯度間的強烈相互作用：技巧和知識基、技術系統、管理系統、價值觀系統，而不易為其他企業所模仿。

周叔蓮等認為，企業核心競爭能力是在一定制度的框架下，企業所擁有的、基于獨特知識技術積累的一種競爭能力。他們還認為，企業核心能力是企業能夠作好什么的能力，以及為什么能夠做的那么好。在這個意義上說，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與企業核心能力兩個概念的含義是一直的。

李海艦、聶輝華認為，核心能力是一種整合企業內外部資源〔技術或知識〕的能力。整合不是簡單的綜合，而是以我為主，將有利于自身開展的各種驅動因素聯為一體。企業在開展過程中，不僅要善于整合內部資源，更要善于整合外部資源。

張金昌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但主要是由企業內部各個環節的競爭力所決定的，關鍵在于企業的總體創新能力。

四、競爭力和核心競爭力之間的轉化

企業是由一系列生產要素有機組合而成的。當企業能夠比競爭對手更好地使用這些要素完成某項工作時，企業就擁有了一定的競爭優勢，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