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側重考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司法機關的均衡不同，從社會層面上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經濟學分析更多集中在對社會的效用上。經濟學上通常采用“卡爾多·希克斯改進”的方法來判斷社會整體效益是否增加和是否最大化，在分析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否促進了社會福利增加時，可以對比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成本和收益。雖然刑事訴訟的成本收益難以像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那樣可以有明確的數字進行計量，但并不影響運用經濟手段進行評價。本部分將考特、尤倫經典的理性犯罪人理論和最優威懾理論引入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同時采取卡爾多·希克斯改隨著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的自首、坦白，公安機關在定案和搜集證據上需要投入的警力隨之減少；通過控辯協商犯罪嫌疑人接受檢察院提起的指控以及量刑建議，檢察官在審查、指控犯罪事實以及結合具體案情敲定量刑程度上投入的精力隨之減少；審判階段若采用了速裁審理程序，可以省略庭審流程，則法官對于案件的實質性審查內容也隨之減少2。結合刑事訴訟流程可以看出，適用認罪認罰程序，可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羈押措施開始，對其進行羈押、看管整體會耗費司法時間和資源。根據刑事訴訟法有關羈押期限的規定羈押時間越長，司法機關投入的監管成本就越高。適用認罪認罰制度，被告人主動向偵查機關自首、坦白，加快案件真相的查明，與檢察機關達成認罪協商，減免退回補充偵查的期限。根據刑事訴訟法有關審理期限的規定，以一審案件為例?,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中的數據23《刑事訴訟羈押期限表(2021最新版)》中列出“一般刑事案件采取強制措施逮捕后偵察期間羈押最長時間為7個月，審查起訴期間最長羈押時間為6.5個月，一審程序算上退回補充偵查的時間，羈押期限最長達20個月，二審程序算上檢察院閱卷期以及上訴、抗訴、移送的時間，羈押期限最長達5個月13天”,來源：蘭4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審理期限為60日，最長可延長至180日；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審理期限一般為20日，最長為45日；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案件，審理期限一般為10日，最長為15日。5,認罪認罰案件更多轉向用速裁程序審理。結合三種審理程序適用比例的變化，可以計算出適用了該制度后，審理期限共減少了15240647天?,通過簡化訴訟程序，減少被告人的羈押期限，縮短訴訟周期和司法機關辦案時長，降低時間成本。3.減輕累訴認罪認罰可以大幅度降低訴訟成本，減少被告人因較長的審理期限而需要聘請更長時間的辯護律師的費用，同時也降低了被告人家屬的心理負擔。對司法機關來說，可以大大提高案件審理的效率，減少部分工作內容，節省了大量的司法資源。此外，減少累訴也適用于受害人，盡早查明案件真相，有助于受害者盡快獲得精神和經濟上的賠償。1.降低了懲罰的嚴厲程度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同時意味著一定懲罰嚴厲程度的降低。刑罰的教育功能就在于通過懲戒實施了犯罪行為的罪犯，教育、震懾潛在犯罪人。但認罪認罰從寬降低了刑期，從而降低了犯罪成本，使得潛在犯罪人認為刑罰的嚴厲程度可以因為主動認罪而降低，導致犯罪的增加。將考特、尤倫“理性犯罪人”的經典學說引入從寬制度，從寬制度量刑減讓的適用，降低了對被告人威懾，從理論假設上設計討論從寬對刑罰威懾作用的影響。52019年1月至2020年8月，全國各地檢察機關通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共辦理案件1416417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后，用普通程序審理案件的比例下降20%,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比例下降7.6%。數據來源：《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的/spp/zdgz/202010/t20201017_482200.shtml,2022年3月5日訪問。6(1416417×0.076)×(20-天圖2從寬懲罰的影響見圖2所示，用一條45°線表示典型的理性犯罪所得，在這條線上犯罪的所得與受到的懲罰比例完全等同，懲罰與犯罪嚴重程度等量對等便無法實現“威懾”的效果。因此刑事懲罰必須要高于犯罪所得，圖中的“懲罰”曲線代表未予以從寬的刑罰懲戒，每一種程度的犯罪受到的懲罰均大于犯罪所得，此舉對于他來說就是無利可圖的，理性犯罪人將不會選擇犯罪。但從寬制度降低了懲罰嚴厲程度，懲罰曲線向下移動，且犯罪人還有內心確認的犯罪之后不被抓獲的概率，綜合相乘即為“從寬后犯罪人預期懲罰”曲線。在此討論一種假設，存在犯罪人對適用從寬制度后的預期懲罰在犯罪嚴重程度處于x?和x?之間時低于犯罪獲利的情況，此區間內一個理性的、無道德的犯罪人將選擇犯罪。犯罪收益的斜率可以表示犯罪邊際收益，預期懲罰曲線切線斜率可以表示犯罪人的預期邊際成本，切于x時犯罪邊際收益等于犯罪人的預期邊際成本，犯罪所得和預期懲罰的距離最大，即犯罪嚴重程度在x處時犯罪凈收益最大。因此，從寬處罰降低了對潛在犯罪人的威懾力，降低了犯罪需要付出的代價，使得出現潛在犯罪人內心的預期收益高于預期犯罪成本的情況，犯罪率提高，這有悖于遏制犯罪的刑罰目的。2.減少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質上是被告人通過主動供述和放棄部分訴訟權利，將原本使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使用更為高效的簡易、速裁程序。訴訟程序的簡化，審理期限時間成本的縮短，人力成本的降低是建立在被告人放棄掉的部分訴訟權利的基礎上的。原本對抗式的訴訟模式庭審是對案件事實和證據進行嚴密辯論和質詢的實質性審查，適用認罪認罰制度形成的協商式的訴訟格局將法庭重心移至被告人自對協商后量刑結果自愿性的核實以及裁判結果的酌情減輕。在我國，正式進入一審審判程序之前犯罪嫌疑人最長可被羈押13.5個月，被采取強制措施的被告人長時間面對未知的判罰，精神上產生焦慮，物質上需要花費更多金錢長時間聘請辯護律師跟進，因此普遍急于結束這樣漫長的審判，主動放棄部分訴訟權利，即使本身如果按照普通程序走可能判處比當前的量刑建議更輕刑罰也會選擇當下認罪認罰，盡快結束訴訟。這樣的結果有悖于刑事訴訟要對被告人應有權利進行實質保護的目的。(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凈收益凈收益即制度收益減去制度成本的剩余，凈收益為正，運用卡爾多·希克斯改進便可以評價該制度的適用增加了社會整體福利。前文已列舉的制度主要的收益、成本等其實是很難量化的，也難以窮盡各個方面推導出一個恒定的常數，寫成一個標準的、完善的實證模型加以驗證。可以從大的方向上來看，當這些制度的成本和收益滿足什么樣的條件時，可以使凈收益為正。制度的收益，前文列舉的訴訟時間的減少可以降低司法人員的工作量，同樣減少了給當事人帶來的累訴困擾，可以用訴訟時間把工作量和累訴困擾串聯起來，用C.表示適用從寬制度縮短的辦案時間，用C,表示減少的人力投入，用C制度的成本，前文列舉的包括懲罰嚴厲程度的降低、被告人訴訟權利的減少。假設沒有適用從寬制度的基準刑期為D,被告人主動認罪認罰可以酌定減輕刑罰的比例為a,則懲罰嚴厲程度的降低可以用Da表示。被告人訴訟權利的減少可能會增加錯案的概率，那些急于擺脫累訴選擇認罪認罰，以及由于司法機關刑訊逼供、誘騙認罪導致被告人非自愿認罪認罰，由此產生了司法錯案的概率為,不良效用產生的錯案概率與選擇認罪認罰被判處刑罰的乘積，即p×D(1-a)。從令制度收益總量與成本總量相等，由此構造從寬制度邊際效用函數：在一個具體案件中，不適用從寬制度的基準刑期D是確定的，進一步簡化可以得到一個模型并畫出大致圖像：圖3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邊際效用函數D見圖3所示，截距項二9處代表著訴訟減少時間在一定限度內增加，即從寬制度訴訟程序在一定程度內的簡化并不會導致司法錯案概率的增加，適度的從寬不會減少社會的凈收益。在邊際效用函數上方的部分，制度適用總收益大于總成本。當訴訟減少的時間制度適用收益總量nC?≥Dc,司法實踐中訴訟程序的簡化是有邊界的，因此對于基準刑期D高的案件，D越高a就越小，即犯罪情節嚴重的案件，量刑減讓的比例也應當降低。從寬制度效用函數的橫坐標用以表示司法錯案的增加概率，想要確定使用從寬制度的訴訟程序簡化程度的邊界，可以通過司法錯案率增加的概率上限表示。錯案概率直接影響著刑事司法的公平正義，錯案率越高，從寬制度的收益就低。雖然直接加大司法資源投入可以降低錯案率，但社會有限的司法資源要求一項刑事司法制度必須達到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運用邊際收益和成本模型尋找最優錯案率，司法資源在減少錯案率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時達到最優投入，該交點對應的錯案減少率最優，記為D',最優錯案率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