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矛盾”處洞察人物的心理博弈--《三顧茅廬》重讀《三顧茅廬》的解讀重心無疑是對人物形象的分析。作品通過劉備第三次拜訪諸葛亮的舉動，讓讀者看到了劉備謙遜、真誠、大度的品格。至于張飛，從他動輒要綁人、放火的想法來看，他性格暴躁，處事有些魯莽，不夠沉穩。關羽在《三顧茅廬》中只有寥寥數筆，但我們仍然能感受到他識大體、行事穩重、性格溫和的特點。我們一般認為，《三國演義》中的人物都是“扁平人物”，即人物不具復雜性和立體性，而是成為某種性格的符號化載體，如張飛的“勇”，關羽的“義”，劉備的“仁”，諸葛亮的“智”，曹操的“奸”，等等。劉備確實對待朋友、下屬誠懇、仗義，但他身上的“仁”帶有一定的表演成分，有時到了不近人情、冷酷無情的地步。《三國演義》第四十二回，當趙云從亂軍中救出劉禪后，劉備卻將劉禪往地上一擲：“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如此“大義滅親”，自然令趙云感激涕零，連連泣拜：“云雖肝腦涂地，不能報也！”即使在《三顧茅廬》中，劉備看似弘毅寬厚，但我們在一些細節處仍可以發現他處處充滿了個人算計，有著虛偽乃至陰險的一面。為了在《三顧茅廬》中開拓新的解讀空間，本文試圖從人物行為的“矛盾”處入手，挖掘人物性格的多面性，洞察人物之間微妙的心理博弈，借此完成對人物的重新認識。一、劉備真的“仁義”嗎粗讀《三顧茅廬》，我們認為劉備禮賢下士，虛心求教，確實擔當得起一個“仁”字。但是，文中的一個矛盾點是，劉備與諸葛亮素昧平生，他身為（落魄的）皇室后代，曾為官豫州，為何能夠“自降身段”，不惜“三顧茅廬”造訪諸葛亮？我們精讀文本就會發現，劉備如此禮遇一個沒有出眾“業績”的“山野村夫”，并非盲目或糊涂，而是有著特定的主客觀原因，透露了他精心的算計。首先，劉備信任諸葛亮，并非無緣無故，而是有可靠的推薦人。很多讀者并不喜歡《三國演義》中的劉備，認為他一到動情處就涕淚俱下，不夠陽剛；而且，劉備像一個爛好人，不斷強化自己寬宏大量、重情重義的開明形象，沒什么粗獷氣概和鐵腕手段。其實，作為試圖開創皇圖霸業的“豪杰”，劉備對人對事怎么可能沒有自己的判斷取舍？劉備放低姿態，三次登門拜訪諸葛亮，并非僅僅源于求賢若渴，而是他已經認定諸葛亮是一個人才。諸葛亮自稱“南陽野人”，又說自己“年幼才疏”時，劉備說：“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可見，劉備并非沒有經過任何調查就上門，而是有兩位自己認可的人極力推薦，才如此堅定執著。劉備的真誠說到底是有目的和針對性的，并非毫無原則地善待每一個人。《三國演義》第三十六回，劉備因徐庶的運籌帷幄，守住了新野，對徐庶佩服得五體投地。待徐庶被曹操騙去曹營，劉備傷痛欲絕，徐庶向他推薦了諸葛亮，“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漢得張良也”，甚至說，“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三國演義》第三十七回，司馬徽（德）再次向劉備確證，諸葛亮之才超過管仲、樂毅，“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有了這兩個人的極力推薦和贊美，劉備在身邊沒有謀士的背景下，前往隆中請諸葛亮，怎么能算是“禮賢下士”？其次，劉備的實力不入流，他并無挑選人才的資格。《三國演義》中，曹操兵強馬壯，挾天子以令諸侯，足以傲視群雄；孫權三代經營江東，根基深厚，實力不俗。相比之下，劉備的起點最低，實力最弱，連一塊穩固的根據地都沒有，更沒有手握重兵的底氣，他只有一個虛頭巴腦的皇室后人的名頭可以用來標榜，身邊只有關羽、張飛死心塌地地跟著他。在這種背景下，就算諸葛亮才能平庸，劉備也要見上一面。能到劉備麾下的人才，本來就不多，劉備并沒有挑選的余地。而且，曹操或許可以等著人才主動投靠，劉備只能一一上門邀請。第三十七回中，劉備首顧茅廬時，大雪紛飛，張飛勸劉備不必親往，劉備說，“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這再次證明，劉備并非“宅心仁厚”，他只是根據自己的處境和實力，以“三顧茅廬”的誠意，去打動每一個潛在的精英。再次，劉備需要以“仁義”和“誠意”塑造個人形象，以便產生廣告效應。在曹操與孫權的襯托下，劉備沒有任何優勢，他只能進行“差異化競爭”，高舉“仁義”的大旗，打著“漢室正宗”的名號，真誠待人，指望賢臣猛將能主動歸附。小說開頭，劉備準備第三次拜訪諸葛亮時，關羽都看不下去：“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敢見。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但是，關羽沒想過，除了“真誠”，劉備能打動諸葛亮的還有什么？面對關羽的質疑，劉備搬出“傳統”來辯解：“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況吾欲見大賢耶？”劉備非常清楚，他這樣“三顧茅廬”，既是做給諸葛亮看，也是做給關羽、張飛看，更是做給天下的謀士良將看。劉備通過三次拜訪諸葛亮，成功地營造了自己愛才惜才，以誠心換真心的“人設”，相當于做了一次成本極低的自我營銷。劉備第三次拜訪諸葛亮時有一些細節：“離草廬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這是為了避免馬蹄聲驚擾諸葛亮，也不想讓諸葛亮覺得三人在馬上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傲慢之感；諸葛均在路上遇到三人，沒有引他們到莊，劉備并不覺得失禮，因為“彼各有事，豈可相強”；劉備對諸葛亮身邊的仆童尊為“仙童”，稱自己為“劉備”（古代為示親熱和尊重，一般稱字號，直呼其名會顯得輕慢）；劉備聽聞諸葛亮還在睡覺，“拱立階下”，顯得非常謙卑；等了半晌，仆童欲叫醒諸葛亮，劉備阻止，“又立了一個時辰，孔明才醒”。也就是說，劉備在諸葛亮堂前等了兩個多小時，卻沒有不耐煩或者坐在他處歇息；諸葛亮醒了之后，又去更衣，“又半晌，方整衣冠出迎”，劉備沒有任何慍怒。可見，劉備為了見諸葛亮，不僅來了三次，第三次還等了近三個小時才真正與諸葛亮交流。也只有劉備這種處于事業草創期的“創業者”，才會有這么多時間和誠意，去邀請一位“得力干將”。綜上所述，“三顧茅廬”不是劉備有多仁義，而是他沒有別的選擇，“真誠”是他唯一的武器。二、諸葛亮真的曠達嗎在《三顧茅廬》中，諸葛亮像一位“跳出三界外”的世外高人，頗有道家的“出世”之風。這實際上存在一個矛盾：既然諸葛亮有著超然物外的飄逸，按理說應該是不問窗外事的，那為何他對于天下大勢看得如此透徹，甚至對于劉備的處境、出路都有精到的分析？這說明，諸葛亮的隱居更像是一種姿態，是為了彰顯知識分子的清高，隱含了待價而沽的算計。通過分析《三顧茅廬》中的一些細節，我們發現，諸葛亮并不安心做一位“隱士”，而是有著強烈的“入世”沖動，并渴望建功立業。首先，諸葛亮將與劉備見面的時間多次延宕，是一種精心的設計，意在考驗劉備的誠意，為自己物色一個值得信賴的“雇主”。第三十七回，司馬徽提及一個細節：諸葛亮認為他的四位密友如果出仕，“可至刺史、郡守”，“眾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如果諸葛亮真的有歸隱之心，為何不談自己的理想？《三顧茅廬》中諸葛均提及，諸葛亮“昨暮方歸”。試想，諸葛亮昨天傍晚就回家了，劉備三人要騎馬從新野至隆中，還要在離草廬半里之外的地方下馬步行，其時至少已近中午，這時諸葛亮居然“在草堂上晝寢未醒”，這多少有點不正常。只有一種解釋，諸葛亮是在故意試探劉備的耐心，看看自己在劉備心中的分量。劉備自然心中有數，所以特地“拱立階下”平靜等候。諸葛亮醒時，吟了一首詩：“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其中的“遲遲”，意為“太陽緩慢落山的樣子”。這說明，諸葛亮居然睡到了將近傍晚時分。再看這首詩的內容，諸葛亮表明了一種曠達灑脫的閑適心態，猶言自己胸中有丘壑，知道心中的“大夢”，但是并不因此汲汲營營，而是依然逍遙自在，在草堂“春睡足”。這樣的詩才和心境，在劉備心中自然是加分項。其次，諸葛亮空有才華，但用武之地并不多，投靠劉備是首選，所謂“寧為雞頭，不為鳳尾”也。當時實力最強的諸侯是曹操，但曹操門下謀士如云，諸葛亮在那里很難脫穎而出，不會受到重視。至于孫權陣營，三代經營，必然各方勢力盤根錯節，諸葛亮即便委身于此，也會處處受掣肘。相比之下，諸葛亮進入劉備的“草臺班子”，卻可以成為絕對的核心。劉備勸諸葛亮出山時說：“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老于林泉之下？”確實，對于受過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來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永恒的追求，諸葛亮恐怕也不能例外。因此，諸葛亮是想“入世”的。只不過，諸葛亮多方權衡之后，需要“擇枝而棲”。再次，諸葛亮“身未升騰思退步”，這并非源于灑脫，而是一種高明的人生智慧。諸葛亮隱居隆中，但一直關心天下形勢，待劉備通過了他的考驗之后，他決定輔佐劉備，但同時交代弟弟諸葛均：“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蕪田畝。待我功成之日，即當歸隱。”這看起來很矛盾，既然準備大干一場，為何先想好退路？事實上，諸葛亮這句話是說給劉備聽的，其目的有三：一方面強調自己的清高與超脫，不是為了權力或富貴而追隨劉備，以后也不會與劉備或其他人爭權奪利；另一方面，諸葛亮既要“功名”，又要“清名”，希望在世間留下“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的傳奇經歷；此外，諸葛亮世事洞明，不可能不知政治的險惡，劉備在未發跡時可以“三顧茅廬”，劉備的繼位者不可能有這份誠意，更不會對諸葛亮心存感激，反而會有忌憚，適時退場方是首選。如果諸葛亮在劉備稱帝后立刻歸隱，他的人生會更圓滿，不至于“星落秋風五丈原”。只是，諸葛亮對“權力”毫不留戀的豁達，既獲得了劉備毫無保留的信任，也促使劉備毫無戒心地對諸葛亮“臨終托孤”，導致諸葛亮無法“功成身退”。想來，諸葛亮固然“神機妙算”，能夠謀劃自己的后路，未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沒有在個人聲望的頂點全身而退，反而為人生增添諸多敗筆，留給后人無數唏噓感慨。三、“隆中對”對人物的進一步刻畫《三顧茅廬》的核心沖突是劉備如何打動諸葛亮，讓他心甘情愿地追隨自己。但是，小說中實際上還有一個更隱秘的沖突，就是如何讓劉備相信諸葛亮有真才實學，能堪大用。諸葛亮通過“隆中對”，以高屋建瓴的視野，提出了“三分天下”的思路，讓劉備茅塞頓開，心悅誠服。在“隆中對”中，我們看到了諸葛亮的雄才大略，實際上，這一段對話也是對人物的進一步刻畫。首先，從“隆中對”中，我們發現，劉備才識粗淺，能力平庸。諸葛亮問劉備的志向時，劉備回答：“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看來，劉備雖然志存高遠，奈何腹中草莽，對于政治構想只有一個空洞模糊的目標，缺少反思能力（目標是否可行），也沒有制訂具體的實施路徑。而且，劉備為了掩飾自己的野心，說自己起事的原因是不忍“漢室傾頹，奸臣竊命”，是為了天下百姓（“伸大義于天下”）。這就不僅無能，而且虛偽。對于這樣一位沒有才干，只會以“仁義”來籠絡人心的領導人，按理說諸葛亮應該心存鄙夷。但是，換一個角度看，如果劉備能力出眾，可能就不需要諸葛亮了，也不會過分重視諸葛亮，更不會為諸葛亮提供盡情施展才華的政治空間與舞臺。諸葛亮在談及曹操的崛起時說：“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劉備現在也處于弱勢，未能成功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人謀”，缺少諸葛亮這樣的人才。其次，在“隆中對”中，劉備表現出假仁假義的一面。當諸葛亮向劉備指出未來的行動方向時，劉備“如撥云霧而睹青天”，但是馬上又擔憂：“荊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這就是劉備的尷尬之處，他高舉“仁義”大旗以招攬賢士，但在開疆拓土的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殺戮、掠奪。這時，“仁義”反而成了自縛手腳的桎梏，不如曹操那樣公開宣稱“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來得自由。面對這種因自造“人設”而帶來的道德困境，諸葛亮并無良策，只好說：“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后必歸將軍。”諸葛亮用莫測的“天命論”以及“德不配位”的宿命論來安慰劉備，其實并沒有真正解決劉備的現實問題，卻有效地緩解了劉備的道德焦慮。這既體現了諸葛亮的睿智，又折射了劉備的假仁假義：既想奪取利益，又不想損折自己的聲名。“隆中對”之后，劉備對諸葛亮佩服得無以復加，但諸葛亮仍然不愿痛快地出山，劉備泣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劉備這句話的道德邏輯是：諸葛亮出山，不是幫劉備，而是幫天下百姓。換言之，劉備參與逐鹿中原，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是為了蒼生社稷。劉備說完這句話之后，“淚沾袍袖，衣襟盡濕”。這多少有點夸張，表演的痕跡過重，似乎他不是因為得不到諸葛亮的輔佐而深感遺憾，而是為天下百姓得不到賢人的照拂而痛心。再次，通過“隆中對”，我們得以洞悉諸葛亮深謀遠慮背后的心機深沉。諸葛亮對于天下大勢，體現出非凡的洞察力。諸葛亮認為，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至于孫權，“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面對已有深厚根基的曹操與孫權，諸葛亮深知皆不可強攻，需要因人制宜地選擇應對策略。曹操野心勃勃，劍指天下，不可能成為合作的對象；孫權由于受到曹操的擠壓，反而與劉備存在共同利益。面對當時各方政治勢力的版圖分布，諸葛亮建議劉備取荊州和益州，“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在這個“三分天下”的計劃中，諸葛亮的眼光、決斷力、全局視野，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相比于劉備只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匡扶漢室”的雄心，實在是有云泥之別。當諸葛亮“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掛于中堂”，向劉備具體講解“三分天下”的謀略時，我們可以想象，如此敏銳周密的計劃，絕非臨時起意就能提出，必然經過了幕后的反復推演和思考。這說明，諸葛亮絕非安心隱居之人。但是，劉備請他出山相助時，諸葛亮卻百般推辭，“亮久樂耕鋤，懶于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