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個人信息保護中“合法利益”規則的構建與應用：理論、實踐與創新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在數字化時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與社會的運行模式。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個人信息的收集、存儲、使用和傳輸變得更加便捷和高效，個人信息的價值也日益凸顯。它不僅是個人參與社會活動、享受公共服務的基礎，也是企業開展精準營銷、創新服務模式的重要資源，更是國家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的關鍵要素。個人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維護個人權益的基礎，在信息化社會中，個人的各類活動幾乎都離不開信息的記錄與處理，而這些信息正是個人權益的載體，沒有個人信息，個人的隱私權、人格權、財產權等都將無從談起；同時，個人信息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關鍵要素，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飛速發展，個人信息已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通過對個人信息的分析挖掘，政府可以制定更加精準的政策，企業可以推出更加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與服務，整個社會也因此變得更加高效與便捷。然而，隨著個人信息的不斷被收集和利用，個人信息泄露問題也日益嚴峻。人們在享受數字技術帶來便利的同時，也面臨著個人信息被非法獲取、濫用的風險。小到隨手丟棄的購物小票、未撕毀的快遞單，大到“黑客攻擊”、“內鬼”泄露，都是信息泄露的源頭。從明星個人信息被公開售賣，到普通人頻繁接到騷擾電話、詐騙短信，個人信息泄露事件頻繁發生，給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帶來了嚴重威脅。據國際數據公司（IDC）的統計，2019年全球數據泄露事件數量達到1.47億起，相比2018年增長了4.9%。在這些事件中，歐盟地區的數據泄露事件占比最高，達到了36.6%。2019年美國共有2,210起數據泄露事件，泄露的個人信息超過3.28億條。例如，2017年萬豪國際酒店集團發生的數據泄露事件，導致約3.97億客戶的個人信息泄露，其中包括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和信用卡信息。在中國，個人信息泄露問題同樣不容忽視。2023年5月，探客查、勵銷云兩家平臺被曝大規模出售企業家個人信息，包括農夫山泉創始人鐘睒睒、蜜雪冰城實控人張紅甫等。2023年12月，浙江杭州公安通報了一起“倒賣明星網紅身份信息”案件，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黑客韋某19歲，依據境外社交平臺提供的“個人信息庫”源代碼接口，自制可以自動進行收費交易的“機器人”以大量轉發至各類社交群，警方查獲公民個人信息80余萬條，包含大量明星、網紅信息，凍結資金5萬余元，韋某半年時間已經獲利50多萬元。個人信息的泄露不僅侵犯了公民的隱私權、人格權等基本權利，也對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了負面影響，它可能導致公民遭受電信詐騙、身份盜竊等犯罪行為的侵害，引發社會信任危機，阻礙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加強個人信息保護，已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和迫切需求。為了應對個人信息保護的挑戰，我國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這些法律法規構建了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框架，明確了個人信息處理的基本原則和規則，為個人信息保護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其中，《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了個人信息處理的合法、正當、必要和誠信原則，規范了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保障了個人在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中的權利。在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規則中，“合法利益”規則占據著關鍵地位。“合法利益”規則在平衡個人信息保護與合理利用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一方面，個人信息的保護至關重要，它關乎個人的隱私、人格尊嚴和人身財產安全等基本權益。另一方面，個人信息在現代社會中具有巨大的價值，合理利用個人信息能夠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科技創新、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等。然而，個人信息的保護與利用之間往往存在著矛盾和沖突。“合法利益”規則為解決這一矛盾提供了途徑，它允許在滿足一定條件下，基于合法利益對個人信息進行處理，從而實現個人信息保護與利用的平衡。在某些情況下，企業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開展合法的業務活動，需要收集和使用個人信息，當這些行為符合“合法利益”規則時，既能夠保障企業的正常運營，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個人信息權益。從理論層面來看，深入研究“合法利益”規則有助于豐富和完善個人信息保護的理論體系。“合法利益”規則涉及到個人信息權益的性質、范圍以及與其他權利的關系等諸多理論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明確個人信息在法律中的定位，為人格權理論的發展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同時，也有助于加強民法與其他部門法在個人信息保護領域的協調與配合，促進整個法律體系的完善。目前，學界對于“合法利益”規則的具體內涵、適用條件、判斷標準等方面尚未形成統一的觀點，存在諸多爭議和探討空間。深入研究“合法利益”規則，能夠對這些理論問題進行深入剖析，為個人信息保護的理論研究提供更堅實的基礎。從實踐層面而言，研究“合法利益”規則對于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個人信息保護問題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數字時代，個人信息處理活動日益復雜多樣，各種新型的個人信息處理場景不斷涌現。在這些實踐中，如何準確適用“合法利益”規則，判斷個人信息處理行為的合法性，成為了司法實踐和行政執法中的難題。通過對“合法利益”規則的研究，可以提出具體的適用標準和操作指南，為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在處理個人信息保護相關案件時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和裁判指引，切實保障公民的個人信息權益。此外，對于企業等個人信息處理者來說，了解和掌握“合法利益”規則，有助于其規范自身的個人信息處理行為，避免因違法處理個人信息而面臨法律風險，同時也能夠在合法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個人信息的價值，促進企業的健康發展。1.2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個人信息保護中“合法利益”規則的內涵、現狀及存在的問題，通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提出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合法利益”規則構建路徑，以實現個人信息保護與合理利用之間的平衡，為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的完善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具體而言，本研究試圖解決以下幾個關鍵問題：第一，“合法利益”規則的內涵和邊界如何界定？“合法利益”規則在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中具有獨特的地位，但目前對于其內涵和邊界的界定在理論和實踐中均存在諸多爭議。本研究將從法律文本、立法目的、司法實踐等多個角度出發，綜合運用語義分析、歷史分析、比較分析等方法，對“合法利益”的內涵進行深入挖掘，明確其在個人信息保護中的具體含義和范圍，厘清“合法利益”與其他相關概念，如公共利益、個人利益、商業利益等之間的關系，為“合法利益”規則的準確適用奠定基礎。第二，當前“合法利益”規則在實踐中的應用現狀及困境是什么？通過對大量司法案例、行政執法案例以及現實生活中個人信息處理活動的調查研究，全面梳理“合法利益”規則在實踐中的應用情況，分析其在不同場景下的適用方式和效果。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合法利益”規則在實踐中面臨的困境，如規則的模糊性導致理解和適用不一致、利益平衡難以把握、缺乏明確的判斷標準和操作指南等問題，找出問題產生的根源，為后續提出改進措施提供依據。第三，如何構建科學合理的“合法利益”規則體系？在明確“合法利益”規則內涵和分析實踐困境的基礎上，借鑒國外先進的立法經驗和實踐做法，結合我國國情和實際需求，從立法完善、司法裁判、行政監管以及行業自律等多個層面，提出構建科學合理的“合法利益”規則體系的具體建議。包括明確“合法利益”的判斷標準和考量因素，建立健全利益平衡機制，完善個人信息處理者的告知義務和個人的權利救濟途徑，加強對“合法利益”規則適用的監督和管理等，以確保“合法利益”規則在實踐中能夠得到準確、有效的實施，切實保護個人信息權益，促進個人信息的合理利用。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在研究過程中，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個人信息保護中“合法利益”規則。文獻研究法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礎。通過廣泛收集和梳理國內外關于個人信息保護、“合法利益”規則以及相關領域的學術文獻、法律法規、政策文件等資料，對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分析和總結。從國內來看，深入研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中關于個人信息保護和“合法利益”的相關條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相關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案例，明確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合法利益”規則的基本規定和適用范圍。同時，關注國外如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美國《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案》（CCPA）等具有代表性的個人信息保護立法及相關研究成果，分析其在“合法利益”規則方面的立法理念、具體規定和實踐經驗，為我國“合法利益”規則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通過文獻研究，全面了解該領域的研究現狀、發展趨勢以及存在的問題，為后續的研究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案例分析法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深入分析國內外典型的個人信息侵權案例，以及涉及“合法利益”規則適用的司法案例和行政執法案例，如2017年萬豪國際酒店集團數據泄露事件、2023年我國發生的探客查、勵銷云兩家平臺大規模出售企業家個人信息事件等。通過對這些案例的詳細剖析，包括案件的事實經過、爭議焦點、法院的裁判理由和結果等，總結“合法利益”規則在實踐中的應用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分析不同法院在判斷個人信息處理行為是否符合“合法利益”時的考量因素和判斷標準，以及行政機關在監管過程中對“合法利益”規則的理解和運用。通過案例分析，從實踐層面深入了解“合法利益”規則的實際運行情況，為理論研究提供實證支持，同時也為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個人信息保護問題提供參考。比較研究法在本研究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個人信息保護中“合法利益”規則的立法和實踐進行比較分析，包括歐盟、美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分析這些國家和地區在“合法利益”規則的內涵界定、適用條件、判斷標準、利益平衡機制等方面的異同，總結其成功經驗和不足之處。通過比較研究，拓寬研究視野，吸收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先進做法，結合我國國情，提出適合我國的“合法利益”規則構建路徑。在分析歐盟GDPR中“合法利益”規則的嚴格規定和詳細的判斷標準時，與我國現行法律進行對比，思考如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合理引入相關理念和制度，以完善我國的“合法利益”規則。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在研究視角上，本研究突破了以往單一從法律條文或某一部門法角度研究“合法利益”規則的局限，從多維度對“合法利益”規則進行分析。不僅從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多個部門法的角度探討“合法利益”規則在不同法律領域中的體現和應用，還綜合考慮個人信息保護的技術、倫理、社會等因素，分析這些因素對“合法利益”規則的影響，從而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合法利益”規則的內涵和外延。在研究內容上，本研究提出了具有創新性的“合法利益”規則構建路徑。通過對“合法利益”規則內涵的深入挖掘和實踐困境的分析，結合國內外的先進經驗，從立法完善、司法裁判、行政監管以及行業自律等多個層面提出了具體的構建建議。在立法方面，明確“合法利益”的判斷標準和考量因素，完善相關法律條文；在司法裁判方面，建立統一的裁判指引，提高司法的公正性和一致性；在行政監管方面，加強監管力度，完善監管機制；在行業自律方面，推動行業協會制定自律規范，加強行業內部的自我約束。這些建議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為我國個人信息保護中“合法利益”規則的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二、“合法利益”規則的理論基石2.1個人信息保護的基礎理論個人信息作為個人信息保護的核心對象，其概念、范圍及特點是理解個人信息保護的基礎。從概念上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四條規定，“個人信息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與已識別或者可識別的自然人有關的各種信息，不包括匿名化處理后的信息”。這一定義明確了個人信息與自然人的關聯性以及可識別性這兩個關鍵要素。其中，可識別性是判斷信息是否屬于個人信息的重要標準，它既包括直接識別，如通過姓名、身份證號碼等信息直接確定特定自然人；也包括間接識別，即通過與其他信息相結合能夠識別出特定自然人。在互聯網時代，即使一些看似普通的信息，如瀏覽記錄、搜索關鍵詞等，與其他信息聚合后也可能實現對自然人的識別，從而成為個人信息的范疇。個人信息的范圍十分廣泛，涵蓋了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生物識別信息、住址、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健康信息、行蹤信息等諸多方面。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日益數字化，個人信息的范圍還在不斷拓展。在智能家居場景中，設備收集的用戶家居使用習慣、環境參數等信息也屬于個人信息的范疇；在金融領域，個人的交易流水、信用評估數據等同樣被納入個人信息的保護范圍。這些信息不僅反映了個人的基本特征和生活軌跡，還與個人的隱私、財產安全等密切相關。個人信息具有多方面的特點。它具有敏感性，許多個人信息一旦泄露，可能會對個人的隱私、名譽、財產安全等造成嚴重損害。如身份證號碼、銀行卡號等信息泄露可能導致身份被盜用、財產遭受損失；健康信息泄露可能會使個人面臨社會歧視等問題。個人信息還具有可復制性和可傳播性，在數字環境下，個人信息可以被輕易地復制和快速傳播，這使得個人信息一旦被泄露，其影響范圍會迅速擴大，難以控制。個人信息還具有價值性，它不僅對于個人自身具有重要意義，也是企業、政府等組織進行決策、提供服務的重要依據，在商業營銷、社會治理等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個人信息權益的性質在學界和實務界存在一定的爭議，主要觀點包括人格權說、財產權說以及權益集合說。人格權說認為，個人信息與個人的人格尊嚴、人格自由密切相關，是人格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個人信息是對個人人格利益的維護。個人的姓名、肖像等信息體現了個人的獨特性，對其保護是對人格尊嚴的尊重。財產權說則強調個人信息具有經濟價值，能夠為個人帶來經濟利益，如個人數據可以在合法的情況下進行交易，因此個人對其個人信息享有財產權。權益集合說認為個人信息權益是一個集合概念，既包含人格利益，也包含財產利益，還涉及個人在信息處理活動中的自主決定權等多種權益。從我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來看，傾向于將個人信息權益認定為一種綜合性的民事權益，既包含人格權益，也包含一定的財產權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將個人信息保護納入人格權編，明確了個人信息權益的人格權屬性，強調對個人信息中人格利益的保護，如保護個人的隱私、名譽等不受侵害。而在一些涉及個人信息商業利用的場景中，也體現了個人信息的財產權益屬性。企業在使用個人信息進行商業營銷時，需要支付一定的對價，這表明個人信息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個人對其享有一定的財產權益。個人信息權益的內容主要包括個人對其個人信息處理的知情權、決定權、查閱權、復制權、刪除權、可攜帶權等。知情權是指個人有權了解其個人信息被收集、使用、存儲、傳輸等處理活動的相關情況，包括處理目的、處理方式、處理的信息種類、保存期限等。個人在注冊互聯網服務時，有權要求服務提供者明確告知其收集個人信息的目的、范圍和使用方式等。決定權是個人對其個人信息處理的核心權利，個人有權自主決定是否同意個人信息處理者對其個人信息進行處理，以及在何種條件下進行處理。查閱權和復制權使得個人能夠獲取自己的個人信息，了解信息的內容和狀態，以便對個人信息的處理進行監督。刪除權則賦予個人在特定情況下要求個人信息處理者刪除其個人信息的權利，如個人信息處理目的已實現、處理期限已屆滿、個人撤回同意等情形。可攜帶權是指個人有權請求將其個人信息轉移至其指定的個人信息處理者，這一權利有助于打破數據壟斷，促進數據的流通和個人對自身信息的控制。個人信息保護與其他權益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個人信息保護與隱私權密切相關，二者在保護客體上存在部分重疊，如個人的私密信息既是個人信息的一部分，也是隱私權的保護對象。隱私權主要側重于保護個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不被他人知曉，強調的是個人的“私密性”和“不被打擾”；而個人信息保護更側重于對個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存儲、傳輸等處理活動的規范，強調個人對其個人信息的自主控制和信息的安全。在實際應用中，當個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受到侵害時，往往優先適用隱私權的保護規則，但這并不意味著個人信息保護規則就不再適用，二者在不同層面和角度共同保護個人的權益。個人信息保護與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權益也存在一定的沖突與協調。在某些情況下，新聞媒體為了報道公眾關注的事件，可能需要收集和使用個人信息，這就可能與個人信息保護產生沖突。在報道涉及公眾人物的事件時，可能會涉及到公眾人物的個人信息。此時，需要在個人信息保護與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之間進行平衡，既要保障新聞媒體的正當報道權利，又要確保個人信息得到合理的保護。一般來說，當新聞報道具有公共利益目的，且在合理范圍內使用個人信息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個人信息權益，但必須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對個人信息進行妥善處理，避免對個人造成不必要的損害。2.2“合法利益”規則的內涵解析“合法利益”規則在個人信息保護中具有關鍵地位，準確理解其內涵是合理適用該規則的基礎。從法律規定來看，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雖未對“合法利益”作出明確的定義，但在相關條款中體現了“合法利益”規則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條規定，處理個人信息的，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原則，不得過度處理，并符合下列條件：征得該自然人或者其監護人同意，但是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公開處理信息的規則；明示處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和雙方的約定。其中，在滿足合法、正當、必要原則的前提下，若存在“合法利益”的情形，即使未征得個人同意，也可能合法地處理個人信息。《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三條規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個人信息處理者方可處理個人信息：取得個人的同意；為訂立、履行個人作為一方當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勞動規章制度和依法簽訂的集體合同實施人力資源管理所必需；為履行法定職責或者法定義務所必需；為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或者緊急情況下為保護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所必需；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在合理的范圍內處理個人信息；依照本法規定在合理的范圍內處理個人自行公開或者其他已經合法公開的個人信息；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這其中“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在合理的范圍內處理個人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等都與“合法利益”規則相關聯，在這些情況下，個人信息處理者基于合法利益對個人信息進行處理，旨在實現公共利益或其他合法目的。從學理角度分析，“合法利益”是指符合法律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且具有正當性和合理性的利益。它具有合法性、正當性、合理性和關聯性等構成要件。合法性是指利益的取得和行使必須符合法律規定，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在個人信息處理中，個人信息處理者依據法律規定的情形，如為履行法定職責、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對個人信息進行處理，這種處理行為所基于的利益具有合法性。正當性要求利益的追求和實現具有正當的目的，符合社會的公平正義和道德準則。在新聞報道中，媒體為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對公眾人物的部分個人信息進行合理報道，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具有正當性。合理性強調利益的實現方式和程度應當合理，不能過度損害他人的權益。個人信息處理者在基于合法利益處理個人信息時，應當采取合理的處理方式，如遵循最小必要原則，僅收集和使用為實現目的所必需的個人信息，避免過度收集和濫用。關聯性則要求利益與個人信息處理行為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處理個人信息是為了實現特定的合法利益。企業為了提供個性化的服務，收集和分析用戶的相關個人信息，這種收集和分析行為與提供個性化服務的利益具有關聯性。在個人信息保護中，“合法利益”規則具有多方面的價值和作用。從利益平衡的角度看，“合法利益”規則在個人信息保護與合理利用之間起到了平衡作用。一方面，個人信息權益需要得到充分保護，以維護個人的隱私、人格尊嚴和人身財產安全等基本權益。另一方面，個人信息在現代社會中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合理利用個人信息能夠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科技創新、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等。“合法利益”規則允許在滿足一定條件下，基于合法利益對個人信息進行處理，從而在保護個人信息權益的同時，實現個人信息的合理利用。在企業的商業活動中，企業為了開展精準營銷、提升服務質量，需要收集和分析用戶的個人信息，當這種行為符合“合法利益”規則時，既能夠促進企業的發展，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用戶的個人信息權益。從促進信息流通的角度分析，“合法利益”規則有助于促進個人信息的合理流通。在數字經濟時代，個人信息的流通對于數據的共享和利用至關重要。然而，過度嚴格的個人信息保護可能會阻礙信息的流通，影響經濟社會的發展。“合法利益”規則為個人信息的流通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使得在符合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個人信息能夠在不同主體之間合理流轉，實現信息的價值最大化。科研機構為了開展醫學研究，在獲得合法授權的情況下，收集和使用患者的個人醫療信息，這些信息在科研機構之間的流通有助于推動醫學研究的進展，為人類健康事業做出貢獻。“合法利益”規則還對個人信息處理行為起到了規范作用。它明確了個人信息處理者在基于合法利益處理個人信息時應當遵循的原則和條件，促使個人信息處理者依法依規處理個人信息，避免濫用個人信息。個人信息處理者在依據“合法利益”規則處理個人信息時，必須滿足合法性、正當性、合理性和關聯性等構成要件，否則其處理行為將被認定為違法，從而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就要求個人信息處理者在處理個人信息時，要謹慎評估自身的利益和行為，確保處理行為的合法性和合規性。2.3相關法律體系中的“合法利益”規則在國際層面，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對“合法利益”規則作出了較為詳細且具有代表性的規定。GDPR作為歐盟在個人數據保護領域的重要法規，其對“合法利益”的規定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廣泛影響。根據GDPR第6條第1款（f）項規定，數據控制者處理個人數據的合法依據之一是“為了數據控制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之目的，除非該等利益被數據主體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所超越，尤其是當數據主體為兒童時”。這一規定明確了基于合法利益處理個人數據的條件，即在數據控制者或第三方存在合法利益的情況下，可以處理個人數據，但前提是這種處理行為不能過度侵害數據主體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在具體的實踐中，判斷基于“合法利益”的處理行為是否合法，需要綜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需要評估數據控制者所追求的利益是否合法且正當，是否符合社會公共利益和道德準則。企業為了提升自身的服務質量，通過分析用戶的個人信息來優化產品功能，這種利益追求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因為它旨在為用戶提供更好的服務體驗，同時也有助于企業的發展。然而，如果企業以獲取非法利益為目的，如將用戶的個人信息出售給第三方用于非法營銷活動，那么這種利益追求就不具有合法性。還需要考量數據主體的權益可能受到的影響程度。如果個人信息的處理行為可能對數據主體的隱私權、人格尊嚴等基本權利造成嚴重損害，那么即使存在合法利益，這種處理行為也可能被認定為違法。在一些涉及個人敏感信息的處理場景中，如醫療信息、金融信息等，由于這些信息與個人的隱私和財產安全密切相關，對其處理需要更加謹慎。如果數據控制者在未獲得充分授權的情況下，將患者的醫療信息用于商業廣告推廣，這將嚴重侵犯患者的隱私權，即使企業聲稱其具有商業利益，這種處理行為也不應被允許。歐盟數據保護委員會（EDPB）發布的指南和相關案例也為“合法利益”規則的適用提供了進一步的指導。根據指南，數據控制者在基于“合法利益”處理個人數據時，應當進行“利益平衡測試”，即綜合考慮數據控制者的利益、數據主體的權利和自由以及社會公共利益等多方面因素，以確定處理行為的合法性。在一個案例中，一家企業為了預防和偵查內部欺詐行為，對員工的電子郵件進行監控。雖然企業的目的是為了保護自身的合法利益，防止經濟損失，但這種監控行為也可能侵犯員工的隱私權。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需要證明其監控行為是必要的，并且已經采取了適當的措施來保護員工的隱私，如僅在合理范圍內監控、對監控數據進行嚴格保密等。只有在經過利益平衡測試后，確認企業的利益超過了員工隱私權可能受到的侵害時，這種監控行為才可能被認定為合法。在我國，“合法利益”規則在多部與個人信息保護相關的法律中均有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作為我國民法領域的基礎性法律，在人格權編中對個人信息保護作出了規定，其中蘊含著“合法利益”規則的精神。根據《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條規定，處理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原則，不得過度處理。這一規定體現了在個人信息處理中，需要平衡個人信息權益與其他合法利益的關系。當處理個人信息的行為符合合法、正當、必要原則時，即使未獲得個人的明確同意，也可能基于“合法利益”而被認定為合法。在某些情況下，為了維護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相關部門對個人信息進行收集和處理，雖然未取得個人同意，但如果這種處理行為符合上述原則，就可以基于“合法利益”而被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作為我國專門規范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對“合法利益”規則的體現更為直接和具體。該法第十三條規定了個人信息處理者處理個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礎，其中包括“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在合理的范圍內處理個人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這些規定為基于“合法利益”處理個人信息提供了法律依據。在新聞報道中，媒體為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對公眾人物的部分個人信息進行合理披露，只要這種披露行為在合理范圍內，且符合新聞報道的目的，就可以基于“合法利益”而被視為合法。此外，對于一些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特定情形，如政府部門為了履行法定職責而對個人信息進行處理，也可以依據“合法利益”規則來判斷其合法性。除了上述兩部法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也從不同角度對個人信息保護中的“合法利益”規則進行了規定和補充。《網絡安全法》強調了網絡運營者在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時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保障個人信息安全，這與“合法利益”規則中的合法性、正當性和合理性要求相契合。《數據安全法》則從數據安全的角度出發，規定了在保障數據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數據的原則，這也涉及到個人信息保護與合法利益之間的平衡問題。三、“合法利益”規則的實踐現狀3.1企業實踐中的“合法利益”考量在當今數字化時代，企業對個人信息的處理活動日益頻繁，“合法利益”規則在企業的個人信息收集、使用、共享等關鍵環節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個人信息收集環節，企業通常依據多種法律依據來獲取個人信息，其中“合法利益”是重要的依據之一。許多互聯網企業在收集用戶的基本信息，如姓名、聯系方式等，往往會聲稱是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這一目的與企業的“合法利益”緊密相關。以電商平臺為例，收集用戶的收貨地址是為了能夠準確無誤地將商品送達用戶手中，這是保障電商業務正常開展的必要條件，體現了企業在提供服務方面的合法利益。然而，在實際操作中，部分企業存在過度收集個人信息的現象。一些手機應用程序在安裝時，要求獲取大量與核心業務功能無關的權限，如讀取用戶的通話記錄、短信內容等。這些行為可能超出了基于“合法利益”所需的合理范圍，嚴重侵犯了用戶的個人信息權益。在個人信息使用環節，企業為了實現自身的商業目標，如開展精準營銷、產品研發等，會對收集到的個人信息進行分析和利用。在精準營銷方面，企業通過分析用戶的瀏覽歷史、購買記錄等個人信息，了解用戶的興趣偏好和消費習慣，從而向用戶推送個性化的廣告和產品推薦。這種基于用戶個人信息的精準營銷，能夠提高營銷效果，增加企業的銷售額，符合企業的“合法利益”。但如果企業在使用個人信息時未能充分保護用戶的隱私和信息安全，就可能引發問題。一些企業在共享用戶個人信息時，沒有對信息進行有效的去標識化或匿名化處理，導致用戶信息在共享過程中存在泄露風險。某些第三方數據服務提供商在獲取企業共享的用戶個人信息后，可能會將這些信息用于其他未經授權的目的，從而侵犯用戶的合法權益。在個人信息共享環節，企業出于業務合作、數據分析等目的，常常會將個人信息共享給第三方。在數據合作中，企業可能會與數據服務公司合作，將部分用戶的個人信息提供給對方，以便進行更深入的數據分析和市場研究。這種共享行為需要在合法合規的框架內進行，以確保各方的“合法利益”得到平衡。如果企業在共享個人信息時，未向用戶充分告知共享的目的、接收方的信息以及可能產生的風險，就可能導致用戶對自身信息的控制權受到侵害。一些企業在與第三方共享用戶個人信息時，沒有簽訂詳細的保密協議，或者對第三方的信息安全管理能力缺乏有效的評估，一旦第三方發生信息泄露事件，企業也將面臨法律責任和聲譽損失。企業在遵循“合法利益”規則時面臨著諸多挑戰。從規則本身來看，“合法利益”的界定較為模糊，缺乏明確具體的判斷標準。在實際操作中，企業很難準確判斷自身的利益是否合法、合理，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可以基于“合法利益”處理個人信息。在面對一些新興的業務場景和技術應用時，企業更是難以確定其處理個人信息的行為是否符合“合法利益”規則。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領域，企業利用用戶個人信息進行模型訓練和算法優化，但這些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法律上并沒有明確的規定，企業在實踐中容易陷入困境。企業在平衡個人信息保護與業務發展之間的關系時也面臨困難。在數字經濟時代，個人信息已成為企業的重要資產，對企業的業務發展具有重要價值。然而，加強個人信息保護可能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和合規風險，限制企業對個人信息的利用。企業為了滿足嚴格的個人信息保護要求，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和技術資源，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體系，這對一些中小企業來說可能是巨大的負擔。一些企業可能會因為擔心合規風險而不敢充分利用個人信息，從而影響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企業可以采取一系列有效的策略。企業應加強對法律法規的學習和研究，深入理解“合法利益”規則的內涵和適用條件。通過建立健全內部合規管理制度，明確個人信息處理的流程和標準，確保企業在處理個人信息時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企業可以設立專門的合規崗位，負責對個人信息處理活動進行監督和審查，及時發現和糾正潛在的合規問題。企業還應加強與監管部門的溝通與合作，積極尋求監管部門的指導和支持。監管部門可以通過發布指南、案例分析等方式，為企業提供明確的操作指引，幫助企業更好地理解和適用“合法利益”規則。企業也可以向監管部門反饋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為監管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參考。企業應重視用戶的權益，加強與用戶的溝通和互動。在處理個人信息時，企業應充分尊重用戶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向用戶清晰、明確地告知個人信息處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圍，以及用戶享有的權利。通過提供便捷的用戶反饋渠道，及時處理用戶的投訴和建議，增強用戶對企業的信任。3.2司法實踐中的“合法利益”判定在司法實踐中，“合法利益”的判定是解決個人信息保護相關糾紛的關鍵環節，其判定標準和方法對于維護個人信息權益和規范個人信息處理行為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對一系列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可以清晰地了解司法實踐中對“合法利益”的判定情況。在“郭某訴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等隱私權、個人信息權益糾紛案”中，被告百度公司在用戶使用其搜索引擎服務時，收集了用戶的搜索關鍵詞等個人信息，并將這些信息用于廣告投放。原告郭某認為百度公司的行為侵犯了其個人信息權益。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綜合考慮了多方面因素來判定百度公司的行為是否基于“合法利益”。法院考量了百度公司收集和使用個人信息的目的，百度公司聲稱其收集用戶搜索關鍵詞是為了提供更精準的搜索服務和個性化的廣告推薦，這一目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企業的正常運營和發展相關，符合企業的“合法利益”范疇。法院還審查了百度公司處理個人信息的方式是否合法、正當、必要。百度公司在收集個人信息時，是否向用戶進行了明確的告知，是否遵循了最小必要原則，僅收集了與實現目的相關的信息。最終，法院根據具體情況，對百度公司基于“合法利益”處理個人信息的行為進行了綜合判斷，認定其是否構成侵權。在另一起涉及金融機構的案例中，某銀行在向客戶發放貸款時，收集了客戶的個人身份信息、財務狀況信息等，并將這些信息共享給第三方信用評估機構。客戶認為銀行未經其同意將個人信息共享給第三方，侵犯了其個人信息權益。法院在判定時，首先分析了銀行共享個人信息的目的，銀行是為了評估客戶的信用風險，以決定是否發放貸款以及確定貸款額度和利率，這是銀行開展正常金融業務的必要環節，符合銀行的“合法利益”。法院還審查了銀行與第三方信用評估機構之間的合作協議，看是否對個人信息的保護作出了合理的安排，如是否要求第三方采取嚴格的保密措施，確保個人信息不被泄露和濫用。通過對這些因素的綜合考量，法院最終判定銀行的行為是否符合“合法利益”規則。從這些案例中可以總結出司法實踐中判定“合法利益”的一般標準和方法。在判定“合法利益”時，首先要明確利益的合法性。個人信息處理者所追求的利益必須符合法律規定，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如果個人信息處理者以非法獲取個人信息進行商業交易為目的，這種利益顯然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為基于“合法利益”處理個人信息的依據。利益的正當性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處理個人信息的目的應當具有正當性，符合社會公共利益和道德準則。在新聞報道中，媒體為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對公眾人物的部分個人信息進行合理披露，這種行為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具有正當性。但如果媒體為了追求商業利益，過度曝光公眾人物的隱私，這種行為就缺乏正當性。還需要考慮利益的合理性。個人信息處理者在處理個人信息時，應當采取合理的方式和手段，遵循最小必要原則，避免過度收集和濫用個人信息。在上述百度公司的案例中，百度公司如果收集了大量與搜索服務和廣告推薦無關的用戶個人信息，就可能被認定為處理方式不合理，不符合“合法利益”的要求。在司法實踐中，還會綜合考慮個人信息處理行為對個人權益的影響程度。如果個人信息處理行為對個人的隱私權、人格尊嚴等基本權利造成了嚴重損害，即使存在一定的合法利益，這種處理行為也可能被認定為違法。在涉及個人敏感信息的處理中，如醫療信息、金融信息等，由于這些信息與個人的隱私和財產安全密切相關，對其處理需要更加謹慎，必須充分保障個人的權益。司法實踐中在“合法利益”判定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由于“合法利益”的概念較為抽象，法律規定不夠具體明確，導致不同法院在判定時可能存在理解和適用上的差異。對于某些新興的個人信息處理場景，如人工智能算法中對個人信息的使用，現有的法律規定難以直接適用，法院在判定時缺乏明確的指引，容易出現裁判不一致的情況。利益平衡的把握也存在一定難度。在個人信息保護中，需要平衡個人信息權益與個人信息處理者的合法利益以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但在實際操作中，如何準確衡量各方利益的大小，確定合理的平衡點，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在一些情況下，法院可能過于傾向保護個人信息權益，忽視了個人信息處理者的合法利益，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發展；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又可能對個人信息權益保護不足，導致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明確“合法利益”的判定標準和指引。立法機關可以通過制定司法解釋、發布指導性案例等方式，細化“合法利益”的判定標準，明確在不同場景下的適用規則，為司法實踐提供更具體、更具操作性的指導。司法機關也應加強對個人信息保護案件的研究和總結，提高裁判的一致性和公正性，通過案例示范作用，引導個人信息處理者依法合規處理個人信息，切實保護個人信息權益。3.3監管實踐中的“合法利益”監管在個人信息保護領域，監管部門肩負著維護市場秩序、保障個人信息權益的重要職責，對“合法利益”規則的有效監管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環節。監管部門主要通過多種方式對“合法利益”規則進行監管。首先，監管部門通過制定和完善相關的監管政策和指南，為個人信息處理者提供明確的行為準則。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部門發布了一系列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規范性文件，如《常見類型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必要個人信息范圍規定》，明確了不同類型APP必要個人信息的范圍，為判斷APP收集個人信息的行為是否基于“合法利益”提供了具體標準。這些政策和指南詳細闡述了“合法利益”在不同場景下的適用條件和要求，指導個人信息處理者在收集、使用、共享個人信息時，如何遵循“合法利益”規則，避免違法違規行為。監管部門還會開展專項執法行動，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進行監督檢查。針對互聯網金融、電商、社交網絡等個人信息處理量大、風險高的行業，監管部門會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專項檢查。檢查內容包括個人信息處理者是否按照規定的目的和范圍收集個人信息，是否對個人信息進行了妥善的安全保護，以及在基于“合法利益”處理個人信息時是否履行了相應的告知義務等。對于發現的違法違規行為，監管部門會依法進行嚴厲處罰，如責令整改、罰款、暫停業務等，以起到警示和規范市場的作用。投訴舉報處理也是監管部門監管“合法利益”規則的重要手段。監管部門設立了專門的投訴舉報渠道，鼓勵個人對侵犯其個人信息權益的行為進行投訴舉報。當接到投訴舉報后，監管部門會及時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實存在違法違規行為的個人信息處理者，依法進行處理，并將處理結果反饋給投訴舉報人。通過這種方式，監管部門能夠及時發現和處理個人信息保護領域的問題，維護個人的合法權益。在監管實踐中，也面臨著諸多難點。由于“合法利益”規則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模糊性，監管部門在判斷個人信息處理行為是否符合“合法利益”時，缺乏明確具體的判斷標準。在一些新興的業務模式和技術應用場景中，如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如何準確界定“合法利益”的范圍和邊界，成為監管部門面臨的難題。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個人信息處理行為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監管部門難以制定統一適用的監管標準，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個案分析和判斷，這增加了監管的難度和成本。監管資源的有限性也制約了監管的效果。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個人信息處理活動日益頻繁，涉及的領域和范圍不斷擴大，監管部門面臨著巨大的監管壓力。然而，監管部門的人力、物力和技術資源相對有限，難以對所有的個人信息處理行為進行全面、深入的監管。這就導致一些違法違規行為可能無法及時被發現和處理，影響了個人信息保護的效果。為了改進監管實踐，監管部門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監管部門應加強與其他相關部門的協作與配合，建立健全跨部門的聯合監管機制。個人信息保護涉及多個領域和部門，如網信、公安、市場監管等，通過加強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和協同執法，能夠形成監管合力，提高監管效率。網信部門在發現個人信息泄露線索后，可以及時與公安部門協作，共同開展調查取證，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監管部門應加大對“合法利益”規則的宣傳和培訓力度，提高個人信息處理者的合規意識和能力。通過組織培訓、發布案例分析等方式，幫助個人信息處理者深入理解“合法利益”規則的內涵和要求，指導其建立健全內部合規管理制度，規范個人信息處理行為。監管部門還可以鼓勵行業協會等組織發揮作用，制定行業自律規范，加強行業內部的自我約束和管理。監管部門應加強對新技術的研究和應用，提升監管的技術水平。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對個人信息處理活動進行實時監測和分析，及時發現潛在的風險和問題。通過建立個人信息保護監測平臺，對APP的個人信息收集行為進行自動化監測，能夠快速發現違規收集個人信息的行為，提高監管的精準性和時效性。四、“合法利益”規則存在的問題4.1規則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在個人信息保護領域，“合法利益”規則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這一特性主要體現在法律規定和實踐應用兩個層面。從法律規定來看，目前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對“合法利益”的內涵和外延缺乏明確且具體的界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重要法律中，雖然涉及到“合法利益”規則，但均未對其作出清晰的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三條規定了個人信息處理的合法性基礎，其中雖有“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在合理的范圍內處理個人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等與“合法利益”相關的表述，但對于何為“公共利益”、“合理范圍”如何界定、“其他情形”具體包含哪些等關鍵問題，均未給出明確解釋。這使得法律條文在實際應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不同的主體對其理解和解讀可能存在較大差異。這種模糊性的法律規定在實踐中容易引發諸多問題。在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中，企業、政府部門等個人信息處理者難以準確判斷自身基于“合法利益”處理個人信息的行為是否合法合規。企業在開展精準營銷活動時，收集和分析用戶的個人信息，認為這是基于自身的商業利益，屬于“合法利益”范疇，但由于法律規定的模糊性，其行為可能被質疑是否過度侵犯了用戶的個人信息權益。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在審理個人信息保護相關案件時，也面臨著判斷困難。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不同法院對同一類型案件的判決結果可能存在差異，導致司法裁判的不一致性，影響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在一些涉及企業收集用戶個人信息用于商業目的的案件中，有的法院可能認為企業的行為符合“合法利益”規則，不構成侵權；而有的法院則可能認為企業的行為超出了合理范圍，侵犯了用戶的個人信息權益。在實踐應用中，“合法利益”規則的不確定性也表現得十分明顯。不同行業、不同場景下，對于“合法利益”的理解和判斷標準存在較大差異。在互聯網行業，企業為了提供個性化的服務，通常會收集大量用戶的個人信息，如瀏覽歷史、搜索記錄等，認為這是為了提升用戶體驗，符合企業的“合法利益”。但在醫療行業，醫療機構收集患者的個人信息主要是為了提供醫療服務和保障患者的健康權益，其對“合法利益”的考量重點與互聯網行業截然不同。即使在同一行業內，不同企業對“合法利益”的把握也可能存在差異。一些大型互聯網平臺在收集用戶個人信息時，可能會以提供更全面的服務為由，收集大量與核心業務關聯度不高的信息；而一些小型互聯網企業則可能更注重保護用戶隱私，僅收集必要的個人信息。這種不確定性還體現在個人信息處理者與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難以把握。在個人信息處理過程中，個人信息處理者往往追求自身的商業利益或其他利益，而個人則更關注自身信息權益的保護。由于“合法利益”規則的不確定性，雙方在利益平衡上容易產生分歧。個人信息處理者可能認為其基于“合法利益”處理個人信息的行為是合理的，但個人可能認為自己的信息權益受到了侵害，從而引發糾紛。在一些APP過度收集用戶個人信息的案例中，APP開發者聲稱收集這些信息是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符合自身的“合法利益”，但用戶則認為APP收集的信息超出了必要范圍，侵犯了自己的隱私權和個人信息權益。“合法利益”規則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對個人信息保護產生了多方面的負面影響。它增加了個人信息處理者的合規成本和法律風險。由于難以準確判斷“合法利益”的邊界，個人信息處理者可能會在處理個人信息時采取保守策略，過度收集或不當使用個人信息，從而面臨法律責任。它也使得個人在維護自身信息權益時面臨困難。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標準，個人難以判斷自己的信息權益是否受到侵害，以及如何尋求有效的救濟途徑。這種模糊性和不確定性還可能導致市場競爭的不公平，一些企業可能會利用規則的漏洞，非法獲取和使用個人信息，從而在市場競爭中獲得不正當優勢。4.2與其他規則的沖突與協調難題在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體系中，“合法利益”規則與其他重要規則之間存在著復雜的沖突與協調難題，其中與“告知-同意”規則的沖突尤為突出。“告知-同意”規則是個人信息保護的核心規則之一，它強調個人信息處理者在處理個人信息時，應當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取得個人的同意，這是保障個人對其個人信息處理知情權和決定權的重要手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明確規定，處理個人信息應當取得個人同意，個人信息處理的重要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重新向個人告知并取得同意。“合法利益”規則與“告知-同意”規則在某些情況下存在沖突。在一些企業的商業活動中，企業可能基于自身的合法利益，如為了開展精準營銷、提升服務質量等，需要對用戶的個人信息進行分析和利用，但卻未獲得用戶的明確同意。從“合法利益”規則的角度來看，企業的這種行為可能被認為是為了實現自身的合法商業目標，符合“合法利益”的范疇；然而，從“告知-同意”規則的角度出發，企業未取得用戶同意就處理個人信息的行為明顯違反了該規則。在互聯網廣告領域，一些廣告商通過收集用戶在多個網站上的瀏覽記錄、搜索關鍵詞等個人信息，進行精準廣告投放。廣告商認為這種行為是基于自身的商業利益，能夠提高廣告投放的效果，符合“合法利益”。但在這一過程中，廣告商往往沒有充分告知用戶其收集和使用個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也未獲得用戶的明確同意，這就與“告知-同意”規則產生了沖突。這種沖突的產生原因主要在于兩者的價值取向和側重點有所不同。“告知-同意”規則更加強調個人對其個人信息的自主控制權，將個人的意愿置于首位，旨在充分保障個人的知情權和決定權，使個人能夠對自己的個人信息如何被處理有清晰的認識和自主的選擇。而“合法利益”規則則更側重于平衡個人信息保護與個人信息處理者的合法利益以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個人信息處理者在滿足特定條件下，基于合法利益對個人信息進行處理，以實現其他重要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這種價值取向的差異使得在某些情況下，兩者難以協調一致。“合法利益”規則與“最小必要”規則之間也存在一定的沖突與協調問題。“最小必要”規則要求個人信息處理者在處理個人信息時，應當采取對個人權益影響最小的方式，限于實現處理目的最小范圍，即僅收集和使用為實現特定目的所必需的個人信息，避免過度收集和濫用個人信息。在一些實踐場景中，個人信息處理者可能基于自身的“合法利益”，認為需要收集超出“最小必要”范圍的個人信息。在金融領域，一些金融機構為了更全面地評估客戶的信用風險，可能會收集客戶的大量個人信息，包括客戶的消費習慣、社交關系等，這些信息可能并非嚴格意義上評估信用風險所必需的。金融機構可能認為這些信息有助于更準確地評估客戶的信用狀況，符合自身的“合法利益”。但從“最小必要”規則的角度來看，金融機構的這種行為可能超出了必要的范圍，侵犯了客戶的個人信息權益。這一沖突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合法利益”規則在實際應用中，對于“合法利益”的界定和范圍的把握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導致個人信息處理者在判斷自身的利益需求時，可能會出現過度解讀的情況，從而與“最小必要”規則產生沖突。不同的個人信息處理者對于“合法利益”的理解和判斷標準可能存在差異，這也增加了協調兩者沖突的難度。協調“合法利益”規則與其他規則之間的沖突面臨著諸多困難。由于相關法律法規對于“合法利益”規則以及其他規則的規定不夠明確和具體，在實際操作中，缺乏統一的判斷標準和協調機制。不同的個人信息處理者、司法機關和監管部門對于規則的理解和適用可能存在差異，這就容易導致在處理具體問題時，難以達成一致的意見，從而影響了規則的有效實施。利益平衡的把握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需要綜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如個人信息權益、個人信息處理者的合法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等。在協調規則沖突時，如何在這些利益之間找到合理的平衡點，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如果過度強調個人信息權益的保護，可能會限制個人信息的合理利用，影響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如果過度傾向于個人信息處理者的合法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又可能會導致個人信息權益受到侵害。4.3實踐中的濫用風險在個人信息保護領域，“合法利益”規則在實踐中存在著被濫用的風險，這對個人信息權益構成了嚴重威脅。在企業層面，部分企業為了追求自身的商業利益最大化，常常打著“合法利益”的旗號，肆意收集和使用大量個人信息。一些互聯網企業在提供服務時，會以提升用戶體驗、優化服務質量為借口，收集遠超服務所需的個人信息。某些手機應用程序在安裝過程中，除了獲取必要的權限，如訪問通訊錄、位置信息、相冊等，還會要求獲取一些與核心功能無關的權限，如麥克風權限、短信讀取權限等。這些企業聲稱收集這些信息是為了更好地了解用戶需求，提供個性化的服務，屬于基于“合法利益”的行為。但實際上，這些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往往超出了合理范圍，可能被用于精準廣告投放、用戶畫像分析等商業目的，嚴重侵犯了用戶的個人信息權益。一些企業在共享個人信息時，也存在濫用“合法利益”規則的情況。企業為了拓展業務合作，可能會將用戶的個人信息共享給第三方合作伙伴，而這些共享行為往往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據和合理的理由。某些電商平臺在未明確告知用戶且未取得用戶同意的情況下，將用戶的購物記錄、收貨地址等個人信息共享給第三方廣告商，用于廣告投放和市場調研。電商平臺可能會聲稱這種共享行為是基于自身與第三方的商業合作利益，屬于“合法利益”的范疇。但這種行為卻忽視了用戶對其個人信息的控制權和隱私權，導致用戶的個人信息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被泄露和濫用。在公共管理領域，政府部門在履行職責過程中，也可能出現對“合法利益”規則的不當運用。在一些公共安全監控場景中，政府部門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會收集和使用大量的個人信息，如人臉識別信息、行蹤軌跡信息等。然而，部分政府部門在收集和使用這些信息時，可能存在程序不規范、目的不明確等問題。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場所大規模安裝人臉識別設備，收集行人的面部信息，但在收集過程中，未向公眾充分告知收集的目的、方式和范圍，也未明確規定這些信息的使用和存儲期限。政府部門可能認為這種行為是為了維護公共安全，符合“合法利益”的要求。但這種做法卻引發了公眾對個人隱私和信息安全的擔憂，因為這些信息一旦被泄露或濫用，可能會對個人的權益造成嚴重損害。“合法利益”規則被濫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法律層面來看，“合法利益”的概念本身較為模糊，缺乏明確的界定和判斷標準。在相關法律法規中，對于“合法利益”的內涵和外延沒有給出具體的解釋，這使得個人信息處理者在判斷自身行為是否符合“合法利益”規則時，存在較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不同的個人信息處理者對“合法利益”的理解和把握可能存在差異，導致在實踐中出現濫用的情況。從利益驅動角度分析，個人信息在當今數字化時代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這使得企業和部分公共管理部門為了追求經濟利益或實現自身的管理目標，不惜冒險濫用“合法利益”規則。企業通過收集和利用個人信息，可以開展精準營銷、個性化推薦等業務，從而提高市場競爭力和經濟效益。而政府部門在進行社會治理時，可能會認為收集和使用更多的個人信息有助于提升治理效率和效果，從而忽視了對個人信息權益的保護。監管不力也是導致“合法利益”規則被濫用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個人信息保護領域的監管機制還不夠完善，監管部門的執法力度和監管能力有限，難以對所有的個人信息處理行為進行全面、有效的監管。一些企業和公共管理部門在濫用“合法利益”規則時，可能不會受到及時的法律制裁和監管處罰，這進一步助長了濫用行為的發生。“合法利益”規則的濫用對個人信息權益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它侵犯了個人的隱私權，使個人的私人生活和個人信息處于被隨意窺探和泄露的風險之中。個人的敏感信息，如醫療健康信息、金融賬戶信息等，一旦被濫用，可能會導致個人遭受隱私泄露、身份盜竊、詐騙等侵害。濫用“合法利益”規則還會損害個人的自主決定權，個人在個人信息處理過程中無法真正實現對自己信息的控制和管理，個人信息處理者往往在未經個人充分知情和同意的情況下，擅自處理個人信息，剝奪了個人對自身信息的自主選擇權利。這種濫用行為還可能引發公眾對個人信息保護的信任危機，影響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和諧。五、“合法利益”規則的構建思路5.1明確規則的適用范圍與條件明確“合法利益”規則的適用范圍與條件是構建科學合理的“合法利益”規則體系的基礎。在適用范圍方面，“合法利益”規則應主要適用于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中，當個人信息處理者在處理個人信息時，無法依據取得個人同意、為訂立履行合同所必需、為履行法定職責或法定義務所必需等明確的合法性基礎進行處理時，可考慮適用“合法利益”規則。在一些新興的業務場景中，如智能家居設備收集用戶的使用習慣信息以優化設備功能，由于這些信息的收集并非為了訂立或履行合同，也不屬于履行法定職責或法定義務的范疇，此時若能證明收集行為符合“合法利益”規則，則可使該行為合法化。在具體的適用場景上，“合法利益”規則可適用于多種情況。在商業活動中，企業基于自身的合法商業利益，如開展市場調研、進行精準營銷等，在滿足一定條件下可以處理個人信息。企業為了了解市場需求，改進產品或服務，通過問卷調查等方式收集用戶的相關個人信息，若該行為符合“合法利益”規則，就可在不取得用戶明確同意的情況下進行。在公共管理領域，政府部門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如進行人口普查、公共衛生監測等，也可依據“合法利益”規則處理個人信息。在疫情防控期間，政府部門收集居民的行程信息、健康狀況信息等，以有效防控疫情，保障公眾的生命健康安全，這種行為符合社會公共利益，可適用“合法利益”規則。為了確保“合法利益”規則的正確適用，需要明確其適用條件。個人信息處理者所追求的利益必須具有合法性，即符合法律規定，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企業不能以非法獲取個人信息進行商業交易為目的來處理個人信息，否則其行為不具有合法性，不能適用“合法利益”規則。利益的正當性也是重要條件，處理個人信息的目的應當符合社會公共利益和道德準則。媒體為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對公眾人物的部分個人信息進行合理報道，這種行為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具有正當性，可在一定條件下適用“合法利益”規則。但如果媒體為了追求商業利益，過度曝光公眾人物的隱私，這種行為就缺乏正當性，不能適用該規則。還需滿足利益的合理性條件。個人信息處理者在處理個人信息時，應當采取合理的方式和手段，遵循最小必要原則，避免過度收集和濫用個人信息。在收集個人信息時，應僅收集與實現目的直接相關的信息，且收集的數量和范圍應控制在合理限度內。企業在進行精準營銷時，若僅收集用戶的基本消費偏好信息，以提供針對性的產品推薦，這種行為符合合理性要求；但如果企業收集用戶的大量敏感信息，如醫療健康信息、金融賬戶信息等，且這些信息與精準營銷并無直接關聯，就屬于不合理的收集行為，不符合“合法利益”規則的適用條件。個人信息處理行為對個人權益的影響程度也應作為適用條件之一。若個人信息處理行為對個人的隱私權、人格尊嚴等基本權利造成嚴重損害，即使存在一定的合法利益，也不應適用“合法利益”規則。在處理個人敏感信息時，如生物識別信息、宗教信仰信息等，由于這些信息與個人的隱私和人格尊嚴密切相關，對其處理需要更加謹慎，必須充分保障個人的權益。若處理行為可能對個人權益造成較大影響，應進行充分的風險評估，并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否則不能適用“合法利益”規則。5.2完善規則的判定標準與流程建立科學合理的“合法利益”判定標準是確保“合法利益”規則有效實施的關鍵。在判定標準的制定過程中，應遵循一定的原則。首先是合法性原則，即個人信息處理者所主張的利益必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企業不能以非法獲取個人信息進行商業交易為目的來處理個人信息，否則其行為不具有合法性，不能適用“合法利益”規則。正當性原則也不可或缺，處理個人信息的目的應當符合社會公共利益和道德準則。媒體為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對公眾人物的部分個人信息進行合理報道，這種行為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具有正當性，可在一定條件下適用“合法利益”規則。但如果媒體為了追求商業利益，過度曝光公眾人物的隱私，這種行為就缺乏正當性，不能適用該規則。在具體的判定標準方面，應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利益的相關性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個人信息處理行為與所追求的利益之間應當存在緊密的關聯。企業為了提供個性化的服務，收集和分析用戶的相關個人信息，這種收集和分析行為與提供個性化服務的利益具有關聯性，可在符合其他條件的情況下適用“合法利益”規則。若企業收集用戶的個人信息與自身的業務和利益毫無關聯，如一家電商企業收集用戶的醫療健康信息用于廣告投放，這種行為就不符合利益相關性要求，不能適用“合法利益”規則。還需考慮個人信息處理行為對個人權益的影響程度。如果個人信息處理行為對個人的隱私權、人格尊嚴等基本權利造成嚴重損害，即使存在一定的合法利益，也不應適用“合法利益”規則。在處理個人敏感信息時，如生物識別信息、宗教信仰信息等，由于這些信息與個人的隱私和人格尊嚴密切相關，對其處理需要更加謹慎，必須充分保障個人的權益。若處理行為可能對個人權益造成較大影響，應進行充分的風險評估，并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否則不能適用“合法利益”規則。處理個人信息的必要性也是判定標準之一，個人信息處理者應當僅在必要的情況下處理個人信息，遵循最小必要原則，避免過度收集和濫用個人信息。規范的判定流程是保障“合法利益”判定公正性和準確性的重要保障。在個人信息處理前，個人信息處理者應當進行“合法利益”評估。制定詳細的評估報告，明確闡述處理個人信息的目的、所依據的合法利益、處理方式、可能對個人權益造成的影響等內容。一家互聯網企業計劃收集用戶的瀏覽歷史信息用于精準廣告投放，在收集前，企業應進行“合法利益”評估，分析這種收集行為是否符合企業的商業利益，是否會對用戶的個人信息權益造成侵害，以及是否采取了必要的保護措施等，并形成書面評估報告。在評估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個人的意見和訴求。可以通過公開征求意見、舉行聽證會等方式，讓個人參與到評估過程中，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擔憂。對于個人提出的合理意見，個人信息處理者應當予以采納和回應。在企業進行精準廣告投放的案例中，企業可以通過在其網站或APP上發布公告，征求用戶對收集瀏覽歷史信息用于廣告投放的意見，對于用戶提出的關于隱私保護的擔憂，企業應詳細說明將采取的保護措施，如加密存儲、匿名化處理等，以消除用戶的疑慮。在個人信息處理過程中，應建立動態監測機制，及時發現和解決可能出現的問題。定期對個人信息處理行為進行審查，確保其始終符合“合法利益”規則的要求。若發現個人信息處理行為存在問題，如超出了評估報告中確定的范圍和方式處理個人信息，應立即停止處理行為，并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如刪除不當收集的個人信息、向個人道歉等。當個人對個人信息處理行為提出質疑或投訴時，應建立專門的處理機制。及時受理個人的質疑和投訴，進行調查核實，并在規定的時間內給予個人明確的答復。對于確實存在違法違規行為的個人信息處理者，應依法進行處理，如責令整改、罰款等，以維護個人的合法權益。5.3加強規則的監督與救濟機制建立健全監督機制是確保“合法利益”規則有效實施的重要保障。監管部門應在個人信息保護中發揮主導作用，加強對個人信息處理活動的全方位監管。監管部門應明確職責分工，避免出現監管空白和重疊的情況。網信部門應負責統籌協調個人信息保護工作，制定相關政策和標準；市場監管部門應加強對企業個人信息處理行為的監管，防止企業濫用個人信息；公安部門則應嚴厲打擊侵犯個人信息的違法犯罪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監管部門應建立常態化的監督檢查機制，定期對個人信息處理者進行檢查。檢查內容包括個人信息處理者是否遵循“合法利益”規則的適用范圍和條件，是否履行了告知義務，是否采取了必要的安全保護措施等。對于發現的問題，應及時責令整改，并依法進行處罰。監管部門還可以通過隨機抽查、專項檢查等方式，加強對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的監管力度，確保個人信息處理活動的合規性。除了監管部門的監督，還應充分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鼓勵公眾積極參與個人信息保護監督，通過設立舉報熱線、網絡舉報平臺等方式，方便公眾對侵犯個人信息權益的行為進行舉報。對于公眾的舉報，監管部門應及時受理并進行調查處理，將處理結果反饋給舉報人。同時，對舉報屬實的舉報人給予一定的獎勵，以提高公眾參與監督的積極性。媒體和社會組織也應發揮監督作用。媒體可以通過曝光侵犯個人信息權益的典型案例，引起社會關注，推動問題的解決。社會組織可以開展相關的宣傳教育活動，提高公眾的個人信息保護意識，同時也可以對個人信息處理者的行為進行監督和評估，發布評估報告，為監管部門提供參考。完善救濟機制是保障個人在個人信息權益受到侵害時能夠獲得有效賠償和保護的關鍵。在民事救濟方面，應進一步完善個人信息侵權責任制度。明確個人信息侵權的歸責原則，采用過錯推定原則，即個人信息處理者如果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就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這樣可以減輕個人的舉證負擔，更好地保護個人的權益。在賠償范圍上，應包括個人因信息泄露所遭受的財產損失、精神損害等。對于精神損害賠償，應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合理確定賠償金額。還應建立公益訴訟制度，對于侵害眾多個人信息權益的行為，檢察機關、消費者協會等可以提起公益訴訟，要求個人信息處理者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公益訴訟可以有效地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對個人信息處理者形成威懾，促使其依法合規處理個人信息。在行政救濟方面，應建立健全個人信息保護投訴處理機制。監管部門應設立專門的投訴處理機構，負責受理個人對個人信息處理行為的投訴。投訴處理機構應及時對投訴進行調查核實，對于存在違法違規行為的個人信息處理者，依法進行處理，并將處理結果告知投訴人。個人對監管部門的處理結果不滿意的，可以向上級監管部門申請行政復議，上級監管部門應依法進行審查，并作出公正的復議決定。在刑事救濟方面，應加強對侵犯個人信息犯罪的打擊力度。對于情節嚴重的侵犯個人信息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進一步完善相關的刑事法律規定，明確侵犯個人信息罪的構成要件和量刑標準，提高犯罪成本，遏制侵犯個人信息犯罪的發生。加強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之間的協作配合，形成打擊侵犯個人信息犯罪的合力，確保犯罪分子受到應有的懲罰。六、案例分析與啟示6.1典型案例深度剖析在個人信息保護領域，通過對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能夠更直觀地理解“合法利益”規則在實踐中的應用情況、存在的問題以及對個人信息保護的重要影響。以“郭某某訴某網絡有限公司個人信息保護糾紛案”為例，該案件聚焦于購物類APP自動化推薦應用的合法性基礎判定。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個性化推薦算法已成為互聯網平臺提升用戶體驗、優化服務的重要手段。在本案中，原告郭某某在注冊、使用被告公司運營的購物APP時發現，APP在用戶首次使用時，通過彈窗顯示《隱私權政策》《用戶協議》等，要求用戶選擇“同意”或“拒絕”，若選擇“拒絕”則不能繼續使用該APP。《隱私權政策》中明確提到，為向用戶展示更契合需求的商品或服務信息，會收集和使用用戶在訪問或使用APP時的瀏覽、搜索記錄及設備信息、服務日志信息，以及其他取得用戶授權的信息，通過算法模型預測用戶的偏好特征，匹配用戶可能感興趣的商品、服務或其他信息，并根據用戶點擊、瀏覽或購買的情況，對向用戶展示的商品、服務或其他信息進行排序。同時，還會基于用戶的偏好特征在APP及其他第三方應用程序向用戶推送可能感興趣的商業廣告及其他信息，或者向用戶發送商業性短信息。從“合法利益”規則的角度來看，被告公司的行為存在一定的爭議。一方面，被告公司可能認為其收集和使用用戶個人信息進行自動化推薦的行為是基于自身的商業利益，即通過精準推薦提高用戶的購買轉化率，提升平臺的經濟效益，符合“合法利益”的范疇。個性化推薦能夠為用戶提供更符合其需求的商品和服務，提高用戶的滿意度和忠誠度，從長遠來看，也有利于平臺的發展。另一方面，原告郭某某則認為被告公司的行為侵犯了其個人信息權益，主要體現在被告公司在收集和使用個人信息時，未充分保障其知情權和選擇權。APP要求用戶在首次使用時必須同意《隱私權政策》，否則無法繼續使用，這種“不同意就無法使用”的模式被認為是一種強迫同意的行為，不符合“告知-同意”規則的要求。法院在審理此案時，綜合考慮了多方面因素。法院審查了APP對于自動化決策及其在信息推送、商業營銷行為中的應用，是否已通過APP內措施保障用戶的選擇權（拒絕權）。經查明，案涉購物APP在“我的APP-設置-隱私設置-廣告管理”中，用戶可依照不同商品（或服務）類目選擇性地剔除個性化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