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1人之初，性本善小慶春漸漸長大了，全家勒緊褲帶，從牙縫里擠出錢供他上了“私塾”。從今他也起先背起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那時的先生教書，不求學生懂，只求會唸，會背，會仿照填詞作詩。若問先生這有什么道理？先生就會據經引典，搖頭晃腦地說：“詩讀百遍，詞意自現。王勃少年，便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曹子建七步唸出‘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乃熟讀之后功力深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背吧，背吧。”不管怎么說，先生的“訓誨”和板子，的確使慶春掃“下了厚實的漢語根基。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頒布詔書，廢除了多年的科舉制度。想靠著科舉連登黃甲，一步登天的幻影破滅了。就連西太后也看出了秀才，舉人的無能，迫不得已，起先了“維新”的嘗試。八歲那年，慶春考進了西直門大街路北的市立高井胡同其次兩等小學堂。終歸是有“私塾底子”，盡然一考就考上了三年級。不久，他又轉入南草廠胡同的市立第十四小學堂（現在可是西城職工業余高校了）。慶春不喜愛洋學堂里的算術、繪畫，只對國文極感愛好。他背得很多古詩古文，又寫得一手好文章，常常揮灑自如，筆底生風。轉學之后慶春相識了一幫新摯友，八、九歲的孩子，正是貪玩的年紀。一天，他和同學煜年相約，考完作文一起去放風箏，恰好這天作文的題目就是《說紙鳶》。慶春三下五除二寫完作文，湊到正苦思冥想，不知如何下筆的煜年身邊，靜靜地說：“煜年，我給你起個頭吧，快點交卷，咱們好去放風箏。”幾分鐘后，煜年順當地交了卷。兩人跑出教室，美美地玩了一通。那半空中隨風沉浮的風箏，愰如一只海鳥，在云海里游弋。時而風平云住，它又如同一只在碧空中滑行的鷂鷹。這情景使這對小伙伴沉醉了。假如說作業是學生的敵人，那么在八九歲的孩子心里，嬉戲、玩耍便是快樂，是幻想、是希望，是一切。幾天之后，先生起先講評作文。他把煜年的那篇拿出來大加夸贊：“破題得體，先獲吾心。”講到興奮之處，禁不住高聲朗讀起來，“紙鳶之為物，起風而畏雨；以紙為衣，以竹為骨，以線牽之，飄揚空中。”望見先生這樣，煜年和慶春四目相勾，偷偷笑起來。不想被先生拿住。煜年只好從實招來。先生聽后，非但沒惱，反倒拈髯良久，點頭贊美，聲言：“我在北直隸（北京）教書多年，慶春文章奇才奇思，時至今日，諸生作文無有出其右者。”這位先生幾乎是第一個發覺舒慶春文學天分的伯樂。誰能說，二十年以后，當舒慶春遠在異邦的土地上冒然拿起筆來，去寫《老張的哲學》，這志氣和當年老師的夸贊沒有一點關系呢？在慶春放風箏，考場作弊的功夫，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更。光緒“駕崩”，太后歸天，三歲娃娃溥儀登了基。廣州城乒乒乓乓鬧了場革命，戰死了七十二條英雄。但天子腳下的北京城依舊照舊，沒有一絲風吹進來，也沒有一滴水溢出去。皇上“駕崩”，太后歸天，廣州戰亂，都絲毫沒有打亂京城百姓周而復始的生活，順民們在那幼小的龍種率領下，接著走著昨天的路。三哥要娶媳婦了，這可是個打光棍的年月，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窮人太多。姑娘家全都惦著攀高枝，沒有那個黃花閏女樂意嫁到窮家小戶。但要強的母親硬是給三哥拉成了一門親，對象就是在土城黃亭子開茶館的慶春表舅家的閨女。表舅為人通達，說話也地道：我不圖別的，就圖你們舒家名聲好，名聲清白。這件事給小慶春印象很深，在以后的生涯里，他總是把名聲看得很重，半點不愿模糊。或許也正是這一點鑄成了他日后的悲劇。三哥的親事定下來了，再沾親帶故也得動錢啊。不拍出四十、五十的，一場婚事怎么也過不去。表舅把小慶春找了去，前后左右的利害一說，然后把他和母親的看法端出來：把舒家祖墳地先典出去，辦完了婚事，再漸漸贖。表舅對他說，找他來就是為了立個文書，因為舒家識文嚼字的就他一個了。而且這類事只有男人才能主事。話都說到了，慶春也明白了。萬般無奈，寫唄，八個大字：“錢無利息，地無租價。”六十塊錢，一手交錢，一手交地。錢到手了，三哥可以娶媳婦了。窮人啊，為了生活，能典的全都典出去了。老舒家的祖墳典了出去，嫂子娶過來了。不久，三姐也出嫁了，母親又少了一個好幫手。慶春的姑媽，那位叼著長煙袋鍋子的老太太也被這日子磨得沒了耐性，腿一蹬，隨著她死去的男人去了。偌大個家族，只剩下母親和慶春倆人。母親閑下來，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了。慶春住在學堂里，不能常回家，母親一咬牙也到小學堂里當了工友。真是個咬牙的年月啊。幾年生活的磨難，使母親頭上過早地鍍上了白霜，孤獨和孤寂又使她臉上平添了很多紋路。母親更加老了。在孩童的矇憧世界里，母親是圣潔的。一切和善的因子，似乎都是從母體中靜靜傳給孩子的。據說，胎兒懸浮在羊水里，和母親使著同一個心臟，但分嬰兒有哪兒不舒適，母親頭一個知道。家里就剩下母親和慶春時，母子倆起先相依為命。十幾歲的孩子，難得像慶春那樣懂事。他懂得自己該做什么，不做什么，從不給母親添麻煩。旗人的后代大多愛玩鴿子、弄鳥，可他從不沾邊。他也有自己的樂趣，他愛讀書，可他又并非什么書都愛讀。他說：“自幼我就學會逃學楞挨板子，也不愿說我愛‘三字經’和‘百家姓’。”除了讀書以外，慶春就是愛去個小茶館聽聽說書的，上天橋看個“噌兒戲”。那時的茶館大多都捐帶兩個說書的撐撐門面。說書的可也真不易。全本連臺的“施公案”“彭公案”“楊家將”，硬是從小跟著師付一字一句背下來的。說書人混飯吃的有兩件寶：一張“說破天”的鐵嘴，一付“跑不斷”的鐵腿。無論啥場合，無論聽眾是三倆人還是千兒八百，只要一開講，就不打磕巴兒，不擠眼，一氣說上幾個小時。而且還要把的住，火候一到，見好就收，斷然打住。沖著四方一作揖：“各位三老四少、兄弟……有錢的幫錢，沒錢的幫臉，兄弟感謝諸位了。”這一套整理利索，拔腿就撩，奔下一個書場。那年頭這些窮藝人哪有表，全憑肚里掐點。無論奔得多急多遠，一到地方，不咳不喘不氣短，照樣、、一通天上、地下的開聊。這功夫就要全仗一雙鐵腿了。小慶春像個小尾巴似的，跟在這些街頭藝人屁股后頭，也練就了一雙小鐵腳。他跑熟了北京城的大小茶館，聽了、看了一肚子的典故和故事。對“北京松人”那一套處世哲學有了進一步了解，什么見人下菜碟，見了松人攏不住火，有便宜不占王八旦，樹葉掉下來砸別人腦袋……北京人愛起哄，愛瞧喧鬧，哪兒有個吵架拌嘴的事，不消倆分鐘就會聚了一幫子敲鑼邊的，只要一扎堆，過路人必定就有伸頸項瞪眼上來就摻和的，也不管是個什么事。北京人打架也是一絕——天橋的把式，金是嘴活。說出那話能把人嚇死，可就是不動手。北京人也有豪爽的一面，在賭場、地攤、鴿子市、鳥市、酒館、茶座，不難聽見這樣的話：“誰把誰坑了，那得說人家能耐，誰被誰坑了，誰自認是傻蛋。”這條“公理”乍一聽惡得厲害。事后一咂摸，也有道理。那年月，賭場無父子，買賣無兄弟，見錢眼開，六親不認，哥們兒之間，兩脅插筷子……。少年時代這段經驗，給慶春打下了扎實的生活基礎。舒慶春能成為幾百萬“北京松人”中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和母親的訓誨是分不開的，他曾說過，母親是個“寧肯挨餓，也不愿求人的，同時對別人又是很義氣的……”上小學時，慶春家確常常挨餓，逢到中午放學回家，慶春聽到母親充溢內疚的回答：“今兒中午沒飯了。”他總是扭頭就走，不說二話。他已懂得自己不是孩子了，雖然那年小慶春還不滿十二歲。他不情愿讓母親望見自己挨餓的樣子，不情愿凝視母親那雙苦痛的眼睛，更不情愿讓同學們知道他沒有吃飯，下午上課時，他總是那樣精神飽滿。小小年紀，他已經有了很強的自尊心。慶春滿十二歲生日那年，武昌兵變，革命黨革命勝利。孫中山做了臨時大總統，各省紛紛舉義旗響應。大清王朗——滿族人的天下，傾刻間變成了共和國。辮子絞了，龍旗換了，不滿光緒皇帝、抓過康有為、梁啟超的肉頭袁世凱。清朝的皇帝仍住在故宮紫禁城，共和國大總統住進了中南海。轟轟烈烈，一塌糊涂，真是個鬧事的大雜燴年頭。北京人簇新勁一過，又回頭各干各的了，誰當政，老百姓還是過的苦日子。茶余飯后的談料又從“國事”變成了柴米油鹽、仁瓜倆棗，不斷飛漲的行情。清朝完蛋了，宣統變成了民國，漢人當政了，旗人下野了，變成了遺老遺少。這一切并沒使慶春的家境有什么變更。十三歲上，慶春考進了八旗子弟中學堂（現在的北京三中），學堂設在祖家街明末名將祖大壽的家廟里。三進大院，一式大瓦房，窗明幾凈。這里雖說都是清一色的在旗子弟，卻貧富不一。像慶春這樣的窮學生沒幾個，唯一可以讓慶春可以慶幸的是，他小學時的同窗好友羅常培也考進了這所中學堂。這倆個打看“噌兒戲”時就“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的小哥們又在一起了。后來成為語言學專家的羅常培教授回憶當時的情景“……一個小禿兒，天生瀟灑，豪放、有勁，把力氣隱藏在里面而不輕易表現出來。被老師打斷了藤教鞭，疼得眼淚在眼睛里亂轉也不愿掉下一滴淚珠或討半句饒。”羅先生對摯友總是夠意思，時時常“白乎”幾句。說到自己：“一個歪毛，生來拘謹，害羞，怯懦，計較表面毀譽，受了欺壓就會哭，……”他這是在自我揶揄了。歪毛和小禿兒最大樂趣就是逛天橋了，只要得空，他們就一頭扎在那里。舊北京，沒去過天橋，就算不得地道北京人。提起北京城，沒有人不知道天橋的。打元朝那會兒，天橋就已經是個市肆，原本有東西兩個河道，遍植荷花。詞云：“莫道斜街風物好，到此處便魂銷”（元人《天橋詞》）常有文人騷客登酒樓而賦詩。黃仲則，張船山名揚天下，天橋則是令他們心醉的去處。據傳詩人朱彝尊著《日下舊聞》，歷經數年，便是在天橋酒樓上完成的。足見天橋不光有市餅（飲食小吃），日昃市（晚市），窮漢市（專賣便宜物品），雜耍、地攤，伸胳膊弄腿的。還不乏漢魏、唐宋之遺風。到了民國，慶春、常培這一輩，天橋更喧鬧了。唱戲的，耍猴的，拉洋片的，賣鹵煮火燒的，賣爆肚的比比皆是。慶春、常培一到天橋，先一頭扎進雜耍場子。隨著緊鑼密鼓拉開了場子，班主上來了。那段開場白小哥倆早背熟了。不外乎：“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摯友，四海之內皆兄弟，諸位能賞光站個場，兄弟就感恩不盡了。”接著叮咣五四耍兩下子，決不會多，就兩下子。又叫賣上了：“光說不練假把式，光練不說傻把式，又說又練真把式。”咣、咣、咣、咣，瞧那架式，立刻就要玩真格的了。不然，他又站在那兒說開了，你也鬧不清他有多大道道。左等不練，右等不練，站在那兒唾沫星子四濺的胡啃。明眼人知道，這是抻著呢！要錢！幾個大子甩下去，乒乓五四好歹練上一通，沒半袋煙功夫，鼓息鑼停。耍手藝的人把金燦燦的小鑼一翻個兒，嘴里又起先叫賣。沒別的，還是要錢。趁著小銅鑼翻個的當兒，慶春和常培眉毛一歪，出來了。轉身又鉆進了戲園子。這里是名優俞振庭約女伶孫一清合演成班大戲，雖比不上東安市場的祥瑞，前門外廣和樓，大柵欄廣德樓富連成科班的氣派，卻也玩的是全本連臺，文武全活。小哥倆混進來，先聽一段“蘇三起解”，又來段“水漫金山。”日子長了，慶春也會哼上倆句什么西皮、二黃之類，打上半套夾生的拳腳。祖輩們這種散發著泥土芳香的藝術熏陶，牢牢地鑄進了慶春的大腦里。日后，他把這些豐富生活寫進了《斷魂槍》《鼓書藝人》。數年之后，他到英倫之島喝了那樣多的洋墨水，但他仍深愛著天橋，家鄉的風土人情，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土老帽”作家。他的筆始終向著下層社會的小人物。廢了清朝，興了民國，祖宗的月份牌也被改用了陽歷。春節不讓過了，向格林威治看齊，中國人起先過元旦、新年了。可老百姓卻根本不尿這個小年，照樣按著老章程辦事，只把舊歷春節當做正宗。或許是眾意難犯，中國人起先有了兩個年節。這年的陰歷除夕，學校規定學生一律返校，以響應政府的“新政”。要過年了，老舒家的墻上并沒有掛上往年必定懸在墻上的《王羲之換鵝》圖。姑媽死了，哥哥在外地當差，家里只剩下相坐無言的慶春母子。看著母親孤伶伶的樣子，慶春幾次到嘴邊的話又咽了下去。靜默地吃過了晚飯，兒子最終把要返校的事告知了母親。母親什么話也沒說，她懂得小兒子心里想的是什么，她站起身，把兒子送到院門口，掏出幾個銅子塞到慶春手上：“小子，拿著。過年買點啥。”半晌她又擠出一句：“早去早回啊。”慶春來到了街上。這里的喧鬧景象并不次于往年，走親串友的人們，不絕于耳的爆竹聲，夜市小販的叫賣聲……。這一切慶春似乎都沒有望見、聽見。他抬起頭，看著夜空中清楚可見的寒星冷月，心里說：“母親，我肯定要掙錢養活您，再不讓您去洗衣補襪，再不讓您挑家庭這個沉重的擔子，再不讓……”他覺得他長大了，他發誓要分些家庭負擔。學監象是了解學生的心情似的，望見慶春后，他象對全部返校的學生一樣重復著說：“回去吧，你們回去吧，過年，回家過個團聚年吧，”看著學監慈愛的笑容，慶春心里的冰團融釋了。他遺忘了說一聲感謝，也遺忘了說一句拜年的話，轉身就跑。這時他心里只惦記著，大年三十在家獨坐的母親。他連跑帶顛地奔回家時，母親正對著一枝紅燭發楞呢。望見老兒子回來，她臉上露出了笑容，心里踏實了。生活的磨煉使母親成了一特性格剛毅、感情很少外露的人。她沒有像有的母親那樣一把將小兒子攬在懷里，說上一些酸楚楚永世難忘的話。而是拿出一個紙包，說：“我給你買了一包雜拌兒，剛才一忙，也忘了給你，你拿去吃吧。過年了，你也上街去玩玩吧。”說完，她老人家站起身，去里屋睡覺了。慶春沒有去吃那包雜拌，也沒有心思去找伙伴們玩耍，他站起來走到院門口，看著張燈結彩、忙勞碌碌的鄰居四鄰，心里充溢了一些成年人才會有的感慨……街上鬧成一片，穿著新衣服放“麻雷子”崩“二踢腳”的，三朋四友湊在一起把麻將牌推得山響的。喝酒猜拳，叫聲不絕的。合家老小守夜包餃子，熱喧鬧鬧地把“灶王爺”從天宮迎回來的。街頭巷尾，屋里房外，熱熱乎乎說著貼心話的。逛夜市、趕燈會、上戲園子、賣小吃的人們，穿著花花綠綠的大姑娘，小媳婦，坐在床頭籌劃著明兒一早是先去拜年，還是去逛廠甸或是東安市場，是先上孩子他大爺家，還是先去閨女她婆婆家，這可是個細致事，弄不好三親六故八大姨里就有蹦出來挑理的。鬧上一口老酒，塞上一肚子老肉，伸展伸展累了一年的筋骨，大快朵頤悶上一覺的……千家萬戶，大街小巷，各色人等大過年時的各種景象，慶春覺得這一切和自己毫不相干，他只想著一件事：要獨立，要做個自食其力的人，不能再讓母親終日操勞來養活自己了。大年三十，正值人們歡慶除夕，舉家同慶，鬧夜熬霄的時候，慶春帶著滿肚子心事上床了，他要睡了。他著了一眼里屋垂下的門簾，他的老母親睡在那里……，他靜靜地吹熄了燈，鉆進了被窩。大年剛過，在祖家街中學堂只上了半年學的慶春，背著母親，偷偷地考上了在端王府夾道的北京師范學校。這是道地的洋學堂，在當時算是“舶來品”了。一般在旗的子弟很少投考這種學校，他們認為：要說吃的，用的，穿的東西，或許是洋人的好。可要說學問。那還是祖宗留下來的好。慶春不管這一套，他看中師范只有一條，就是學費、伙食、宿處、書籍，還有制服，一律由學校供應。慶春心里想：我現在還沒有實力瞻養老母，但是我再不能給她老人家添累贅了。他沒想到考上以后，他又坐了一回臘。學校要預先交十元錢保證金。十元錢，不多，一般的小康之家過年耍一把牌也得輸這個數。有錢人家小姐、少爺出趟門，轉一小圈，光雇轎子錢，這個數都打不住。可對一個寅吃卯糧的困苦人家，這就意味著要砸鍋賣鐵，要當點啥。慶春怯生生地跑回家，把這事和母親說了。老兒子的這點“心眼兒”，當娘的早就知道。可家里該典當的東西早就押出去了，還有什么可以換現錢的呢？最終母親眼光落在了兩口木箱子上。這是嫂子結婚時帶過來的嫁妝，當時做價是五十塊錢，母親一咬牙，十塊錢就把它交給了打小鼓的。錢到手了，救了兒子的大急。慶春后來成了個“大作家”，母親一回憶起這段事，就覺得這箱子賣的不虧！師范念上了，慶春深知這些來之不易，不敢有半點松懈。孩提時代的那點玩興，都讓他揉進了書本里。他刻苦讀書，勤奮學習，各科功課成果卓著，尤以“國文”遙遙領先。校長方還發覺了這頭“羊群里的駱駝。”對他的丈才大加賞識，親自來教慶春做詩填詞，慶春果真心有靈犀，仿著陸放翁、吳梅村謅了幾首歪詩，盡然也頗有些味道。不過后來他真正起先寫作生涯，倒是很少寫舊體詩。因為他究竟是寫小說的。慶春在師范上學的四年，中國的政治形勢就象一盤咖喱豆腐，黑白交雜，怪誕而麻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