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遼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重要王朝，在公元916年至1125年期間雄踞北方，其統治范圍廣袤，涵蓋了今天的內蒙古、遼寧、河北、山西等部分地區，對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遼文化作為遼朝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綜合體現，不僅是契丹族智慧的結晶，更是中華民族多元文化寶庫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遼文化在中華民族歷史中占據著獨特而關鍵的地位。在政治制度方面，遼朝創造性地推行“南北面官制”，這種“因俗而治”的統治模式，既尊重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又實現了對多民族國家的有效治理，為后世處理民族關系和國家治理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借鑒。在經濟領域，遼朝積極推動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促進了不同經濟形態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推動了區域經濟的繁榮。在文化藝術方面，遼文化融合了契丹族的草原文化與中原地區的農耕文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化風貌，如精美的遼代瓷器、雄渾的建筑風格、神秘的契丹文字等，都展現了遼文化的獨特魅力。從考古學角度研究遼文化的演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能夠為揭示古代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合的歷史過程提供直觀而可靠的實物證據?？脊虐l掘出土的大量遼代文物，如墓葬中的壁畫、隨葬品，城址中的建筑遺跡、生活用品等，生動地展現了契丹族與漢族、渤海族、回鶻族等周邊民族在文化、藝術、宗教、習俗等方面的交流與互動。例如，在一些遼代墓葬中，既出土了具有典型契丹風格的雞冠壺、馬具等器物，又發現了帶有中原文化特征的瓷器、書畫作品，這清晰地表明了不同民族文化在遼代的相互影響與融合。對遼文化演進的考古學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與發展。遼朝作為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一環，其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是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結果。通過對遼代考古遺址和文物的研究，可以追溯不同民族文化在遼代的匯聚與融合，探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在這一時期的發展脈絡和內在機制，從而更好地認識中華民族文化的豐富內涵和強大凝聚力。正如費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遼文化的演進歷程，正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中的一個生動縮影。1.2研究現狀綜述國內外學者對遼文化的考古研究成果豐碩，為深入理解遼文化的內涵、特征和發展演變提供了堅實基礎。國外方面，日本學者起步較早，在20世紀初就對中國東北及內蒙古地區的遼代遺址進行了調查與研究。鳥居龍藏在20世紀初對遼代遺跡進行考察，其成果為后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參考。三宅俊成、島田貞彥等學者也對遼代城址、墓葬等進行了研究，在遼代考古研究的早期階段，日本學者的成果具有一定影響力，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基礎資料和研究思路。在國內，遼文化考古研究在不同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在城址考古方面，遼上京遺址的考古工作成果突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遼上京遺址進行了全面勘測和有計劃的考古發掘，明確了乾德門形制結構和歷史沿革，確認西山坡遺址為遼代始建、金代沿用的佛教寺院遺址，還對遼上京宮城規模和形制布局進行了探尋，揭示了遼上京雙城制的平面布局，這是“因俗而治”統治理念的物化表現，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形制布局的新模式，對金、元、清諸王朝的都城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遼中京、遼東京等其他遼代城址也有相關考古調查和研究，為了解遼代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發展提供了資料。墓葬考古方面，眾多遼代墓葬的發掘為研究遼文化提供了豐富資料。內蒙古科左前旗吐爾基山墓、扎魯特旗浩特花壁畫墓、遼寧阜新關山蕭和墓地等契丹人墓，以及河北宣化下八里家族墓地、內蒙古巴林左旗韓匡嗣墓地等漢人墓的發掘，使學界對遼代墓葬的形制、隨葬品、喪葬習俗等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學者們通過對墓葬資料的分析，探討了遼墓的時空框架、墓葬制度和喪葬習俗等問題。董新林將遼墓按族屬分為三區，對契丹人和漢人墓葬形制進行類型學分析，并通過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組合差異將遼墓分為四期；劉未分別對契丹大型墓葬、中小型墓葬和漢人墓葬不同時期的變化和特點進行動態考察，提出三類遼墓存在不完全對應的分期。遼代瓷器等遺物的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對遼代陶瓷器的研究中，雞冠壺作為遼代特有的典型器物，受到學者廣泛關注。學者們依據雞冠壺的穿孔數量、腹部形狀、提梁與管狀口之間的距離、圈足、仿皮條凸棱裝飾等特征，對其進行分型分式，探討其演變序列和功能用途，如李宇峰、梁淑琴、楊晶、彭善國等學者都對雞冠壺的分類和演變提出了各自的觀點。此外，對遼三彩、遼瓷分期、窯址及區域問題、“輸入瓷器”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顯著成就，彭善國對遼代陶瓷器進行了綜合研究，試圖建立遼代陶瓷器的編年。盡管已有研究成果顯著，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在研究內容上，對遼文化的某些方面研究還不夠深入全面。例如，對于遼代的手工業生產技術，雖然通過考古發現了一些相關遺跡和遺物，但對其具體生產流程、技術傳承和創新等方面的研究還相對薄弱；在文化交流方面，雖然認識到遼文化與周邊民族文化存在交流融合，但對交流的具體途徑、方式和程度的研究還不夠細致，缺乏系統性的梳理和分析。研究方法上，目前主要以傳統考古學方法為主，雖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隨著科技的發展，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應用還不夠廣泛。在對遼代遺址和遺物的研究中，較少運用自然科學技術手段進行分析，如利用碳十四測年技術更精確地確定遺址和遺物的年代，運用同位素分析技術研究古人的飲食結構和遷徙活動等，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研究視角上，以往研究多集中在遼文化本身的特征、發展演變等方面，從更宏觀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語境中去理解遼文化的研究相對較少。例如，將遼文化置于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整體脈絡中，探討其對中國古代文化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貢獻，以及在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研究還不夠充分?；谝延醒芯康牟蛔悖疚膶⒃谘芯糠较蚝椭攸c上進行拓展和深化。運用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綜合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自然科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技術手段，對遼文化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例如，利用科技考古手段對遼代遺址中的動植物遺存、金屬制品等進行分析，以了解遼代的經濟生活和手工業技術；從更宏觀的歷史文化視角出發，探討遼文化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與周邊地區文化交流互動對東亞文化發展的影響；還將關注遼文化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過程，分析其演變的原因和機制，力求全面、系統地揭示遼文化的內涵和歷史價值。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在研究遼文化演進的過程中，本研究將綜合運用多種考古學研究方法，以全面、深入地揭示遼文化的內涵與發展脈絡。類型學方法是本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通過對遼代各類考古遺物，如陶器、瓷器、金屬器、玉器等進行類型學分析，依據器物的形態、紋飾、制作工藝等特征，對其進行分類、排比和分期斷代，從而探尋器物的演變規律和發展序列。以遼代雞冠壺為例，通過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出土的雞冠壺在穿孔數量、腹部形狀、提梁與管狀口之間的距離、圈足、仿皮條凸棱裝飾等方面的細致比較，劃分出其不同的類型和演變階段，進而了解契丹族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生活方式、審美觀念以及與其他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對其器物形制的影響。地層學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在遼代遺址和墓葬的考古發掘中，嚴格遵循地層學原理，仔細分辨不同文化層的土質、土色及包含物，理清遺存的上下、前后疊壓或打破關系，以此確定遺跡和遺物的相對年代順序。在遼上京遺址的考古發掘中，通過對不同地層的分析，明確了遼代不同時期城市建設的發展變化，以及遼代之后金代、元代等時期對該遺址的利用和改造情況，為研究遼上京的歷史沿革提供了重要依據。本研究還將運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對遼文化中的各種文化因素進行剖析。遼文化是在契丹族原有文化的基礎上，融合了中原文化、渤海文化、回鶻文化等多種文化因素而形成的。通過對遼代考古遺存中不同文化因素的識別、分析和研究，探討這些文化因素的來源、傳播途徑以及在遼文化中的融合與發展，從而深入理解遼文化的多元性和獨特性。在遼代墓葬中，既發現了具有契丹特色的隨葬品，如馬具、皮囊壺等，又有體現中原文化的瓷器、銅鏡等，通過文化因素分析，可以揭示出契丹族與漢族在喪葬習俗、物質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融合。本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創新點。在研究視角上，突破以往僅從單一學科角度研究遼文化的局限，采用多學科交叉分析的方法。結合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自然科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遼文化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研究。利用歷史學文獻資料，與考古發現相互印證，還原遼代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生活；借助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理論，研究遼代的民族結構、社會組織和文化習俗；運用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如碳十四測年、同位素分析、成分檢測等，對遼代遺址和遺物進行科學分析，獲取更準確的年代信息、古人飲食結構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等方面的資料。在研究內容上，注重對新的考古發現的解讀和利用。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遼代遺址和墓葬被發現和發掘，這些新的考古資料為遼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本研究將密切關注最新的考古動態，及時將新的考古發現納入研究范圍，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以填補遼文化研究中的空白或修正以往的認識。對近年來新發現的遼代貴妃墓的研究，通過對墓葬形制、隨葬品、墓志等資料的分析，不僅豐富了對遼代貴族喪葬制度和生活狀況的認識，還為研究遼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提供了新的線索。本研究還嘗試從文化傳播和交流的動態過程來研究遼文化的演進。以往研究多側重于遼文化本身的靜態特征和發展階段，而本研究將更加關注遼文化在與周邊地區文化交流互動過程中的傳播、融合與創新，探討遼文化在東亞文化圈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貢獻，從更宏觀的歷史文化背景中揭示遼文化演進的內在機制和規律。二、遼文化溯源：早期契丹文化的考古學印記2.1契丹族興起的地理與歷史背景契丹族作為遼文化的創造者，其興起與獨特的地理環境和豐富的歷史背景緊密相連。契丹族起源于中國東北地區，主要活動在西拉木倫河（潢水）和老哈河（土河）流域，這一區域在今天的內蒙古赤峰市、通遼市一帶。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滋養著這片土地，形成了獨特的自然環境。河流周邊水草豐美，為畜牧業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使得契丹族在早期以游牧為生，逐水草而居。廣袤的草原不僅為牲畜提供了充足的飼料，也塑造了契丹人豪放、勇敢的性格特點，馬背上的生活培養了他們精湛的騎射技藝和堅韌的意志。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流域處于草原與農耕文化的過渡地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沿。契丹族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周邊民族文化的影響。其北面是室韋等游牧民族，他們與契丹族在經濟生活和文化習俗上有諸多相似之處，相互之間的交流促進了契丹族畜牧業和游牧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南面是漢族聚居的農耕地區，中原文化的先進生產技術、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對契丹族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在長期的交往中，契丹族逐漸吸收了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冶鐵技術、建筑技術等，同時也接觸到了儒家思想、佛教文化等，這些外來文化元素與契丹族自身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為契丹族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契丹族的早期歷史可追溯到北魏時期。據《魏書》記載，“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俱竄于松漠之間”，此時的契丹族與庫莫奚同屬一個部落聯盟，活動范圍大致在松漠地區。松漠，即今天大興安嶺以南、燕山山脈以東、努魯爾虎山系以北、松遼平原以西的廣闊區域，這里地勢較為平坦，草原廣袤，同時又有山脈、河流作為天然屏障，為契丹族的繁衍和發展提供了相對穩定的地理空間。在南北朝時期，契丹族受到周邊強大勢力的擠壓，發展較為緩慢。北齊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四年（553年）親率大軍攻擊南下的契丹部落，俘獲10余萬人、數十萬頭牲畜，此次打擊使契丹部族損失慘重，部落離散。之后，契丹族又受到突厥的侵擾，被迫分居于突厥、北齊、高麗三個地方。然而，契丹族并未因此而衰落，反而在隋唐時期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隨著隋朝和唐朝的大一統，契丹族被分開的三個支系逐漸聚攏，形成了部落聯盟。唐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契丹正式歸入中央王朝政權的版圖，受唐朝設立的松漠都督府管轄。在唐朝的統治下，契丹族與中原地區的交流日益頻繁，不僅在政治上接受唐朝的冊封和管理，在經濟、文化等方面也與中原地區建立了緊密的聯系。唐朝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對契丹族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加速了契丹族的社會發展進程，為其后來的崛起奠定了基礎。唐末，契丹族在首領耶律阿保機的帶領下逐漸崛起。耶律阿保機統一了契丹各部，于后梁開平元年（907年）即可汗位，神冊元年（916年）稱帝，國號契丹。耶律阿保機在統一契丹各部的過程中，積極吸收中原文化，重用漢族知識分子，如韓延徽、韓知古等，這些漢族謀士為契丹族帶來了先進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幫助耶律阿保機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政治、軍事和法律制度，推動了契丹族從部落聯盟向國家政權的轉變。遼朝建立后，耶律阿保機繼續向外擴張，先后征服了周邊的奚族、渤海國等，使契丹族的勢力范圍不斷擴大，為遼文化的繁榮發展創造了廣闊的空間。2.2早期契丹墓葬文化特征2.2.1墓葬形制與結構早期契丹墓葬形制豐富多樣，主要包括石室墓、土坑墓以及磚室墓等，其中以單室墓為主流，但在遼初，等級較高的仿木結構多室大墓也已嶄露頭角。這些墓葬形制的形成與演變，深受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傳統以及喪葬觀念的影響。石室墓在早期契丹墓葬中較為常見，其結構特點鮮明。以內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的寶山1號墓為例，該墓為石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等部分構成。墓室平面呈長方形，四壁由規整的石板砌成，頂部采用石板疊澀起券，形成穹窿頂，這種結構使得墓室空間較為規整，且具有較好的穩定性。墓室內部通常設有棺床，用于放置尸體和隨葬品。在墓室的墻壁上，繪有精美的壁畫，內容涵蓋人物、花鳥、山水等，這些壁畫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更生動地反映了當時契丹人的生活場景和審美觀念。土坑墓則是一種更為簡易的墓葬形式，多為普通契丹人所采用。此類墓葬一般是在地下挖掘一個土坑，將尸體直接放入坑內，或在坑內放置簡單的棺木后再放入尸體，然后用土填埋。在一些土坑墓中，也會隨葬少量的生活用品，如陶器、石器等，以滿足死者在另一個世界的生活需求。土坑墓的出現，與早期契丹人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方式密切相關，體現了他們樸實的喪葬觀念。在遼代早期，磚室墓也有一定數量的發現。磚室墓的墓室平面形狀多樣，有方形、圓形以及少數不規則形。位于遼寧省法庫縣的葉茂臺7號墓便是一座磚室墓，由墓道、前室、左右耳室、主室組成，墓門為仿木結構門樓。主室呈方形，四壁用青磚砌筑，頂部為八角攢尖頂，這種結構既體現了契丹族對中原建筑風格的借鑒，又融入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前室和耳室的設置，增加了墓葬的空間層次感，也為放置更多的隨葬品提供了便利。在主室中，設有棺床小帳，小帳內橫放一具石棺，棺床上放置著各種隨葬品，包括瓷器、漆器、金銀器等，顯示出墓主人較高的身份地位。從墓葬結構來看，早期契丹墓葬注重實用性與象征性的結合。墓室的布局和設施往往與契丹人的生活居住環境相呼應，如墓室中的棺床類似于日常生活中的床鋪，體現了“事死如事生”的喪葬理念。同時，墓葬中的一些特殊結構和裝飾，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例如，寶山1號墓中的穹窿頂，可能象征著天空，寓意著死者靈魂的升天；而葉茂臺7號墓中的仿木結構門樓，則展示了墓主人對生前居住建筑的懷念，以及對身份地位的彰顯。早期契丹墓葬形制與結構的演變，也反映了契丹族與其他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過程。從早期較為簡單的土坑墓、石室墓，到后來出現的仿木結構磚室墓，體現了契丹族對中原文化中建筑技術和喪葬制度的吸收與借鑒。這種文化交流不僅豐富了契丹墓葬文化的內涵，也促進了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與融合，為遼文化的多元發展奠定了基礎。2.2.2隨葬品類型與象征意義早期契丹墓葬中的隨葬品豐富多樣，種類繁多，這些隨葬品不僅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和財富狀況，更蘊含著深刻的游牧文化特征和象征意義。馬具與兵器是早期契丹墓葬中常見的隨葬品，充分彰顯了契丹族作為游牧民族的特色。在遼代早期墓葬中，兵器的數量眾多，尤其是鏃的式樣繁雜多樣。許多高等級墓中隨葬有多套馬具，且均為實用器。如赤峰遼駙馬墓，出土了8套馬具，同時還伴有30枚鳴鏑和20枚鐵鏃。馬具在契丹人的生活中至關重要，它是契丹人騎馬出行、游牧遷徙以及征戰的必備工具。精美的馬具不僅體現了契丹人高超的手工技藝，更象征著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擁有多套馬具，表明墓主人在契丹社會中具有較高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可能是部落中的貴族或重要的軍事將領。兵器的隨葬則與契丹族的軍事生活和戰爭傳統緊密相連。契丹族以騎射見長，兵器是他們在戰爭中獲取勝利的關鍵。墓葬中隨葬兵器，一方面是為了滿足死者在另一個世界的軍事需求，使其能夠繼續保持戰斗能力；另一方面，也象征著墓主人的英勇和戰功。不同類型的兵器，如鏃、刀、劍等，可能代表著墓主人在戰爭中的不同職責和技能。鳴鏑作為一種特殊的兵器，在契丹族的軍事活動中具有重要的指揮作用，其隨葬更顯示出墓主人在軍事指揮方面的重要地位。陶器與瓷器也是早期契丹墓葬隨葬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低等級墓中，隨葬品以陶器為主，或全部為陶器；而在高等級墓中，則以瓷器為主，但也會伴有一些陶器。此時，流行矮體肥胖雞冠壺和提梁雞冠壺，同時也有穿帶壺等具有游牧特色的瓷器。雞冠壺，又被稱作仿皮囊壺，多由瓷制，也有金屬和木制的，但數量較少。其獨特的造型源于契丹人傳統的皮囊容器，這種容器便于攜帶，適合游牧生活中儲存和運輸液體。雞冠壺的隨葬，體現了契丹人對游牧生活的眷戀和對傳統生活方式的傳承。提梁雞冠壺和穿帶壺的設計，更是考慮到了在馬背上攜帶的便利性，反映了契丹人在生活中對實用性的追求。瓷器在高等級墓中的出現，不僅顯示出墓主人的財富和地位，也反映了契丹族與中原地區在經濟文化交流方面的深入。遼代早期，契丹族通過與中原地區的貿易往來、戰爭掠奪以及文化交流等方式，獲得了大量的中原瓷器。這些瓷器的精美工藝和獨特造型，受到了契丹貴族的喜愛和追捧，成為他們彰顯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時，瓷器的隨葬也體現了契丹人對中原文化的認同和向往。金銀器皿在高等級墓中屢見不鮮，如寶山1號墓、2號墓，耶律羽之墓以及駙馬墓等。這些金銀器皿制作精美，工藝精湛，多采用鎏金、鏨花等工藝，展現出極高的藝術價值。金銀器皿的隨葬，無疑是墓主人身份地位和財富的有力象征。在契丹社會中，金銀被視為珍貴的財富，只有貴族階層才有能力擁有和使用大量的金銀器皿。這些金銀器皿不僅是實用的生活用品，更是一種奢侈品和裝飾品，體現了墓主人的奢華生活和尊貴身份。除了上述隨葬品外，早期契丹墓葬中還會隨葬一些其他物品，如墓志、裝飾品、生活用品等。墓志在太宗時期的高等級契丹墓中已開始使用，如耶律羽之墓、駙馬墓等。墓志上通?？逃心怪魅说男彰?、生平事跡、家族背景等信息，為研究契丹族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結構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資料。裝飾品如瑪瑙、玉、水晶、琥珀首飾等，不僅具有裝飾美觀的作用，還可能蘊含著一定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寓意。生活用品如銅鏡、火盆、剪、熨斗等的隨葬，體現了“事死如事生”的喪葬觀念，希望死者在另一個世界也能過上與生前相似的生活。2.3聚落遺址與生活形態2.3.1聚落選址與布局早期契丹聚落遺址的選址與布局深受其游牧生活方式的影響，呈現出獨特的規律和特點。這些聚落大多位于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流域，這一區域水草豐美，地勢平坦開闊，為游牧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赤峰地區的諸多早期契丹聚落遺址，如林西縣井溝子西區墓地、敖漢旗周家地墓地等，均分布在河流附近，方便獲取水源，滿足人畜的日常用水需求。同時，平坦開闊的地形有利于牲畜的放牧和活動，使得契丹人能夠在這片土地上自由地遷徙和游牧，追逐水草而居。從聚落布局來看，早期契丹聚落具有明顯的分散性和靈活性。由于游牧生活的流動性，契丹人并不像農耕民族那樣建立固定的大型聚落，而是以較小的部落為單位，分散在廣袤的草原上。這些部落聚落通常由若干帳篷組成，帳篷之間的間距較大，沒有明顯的規劃和布局。這種分散的布局方式，既便于牲畜的放牧和管理，又能在遇到自然災害或戰爭威脅時，迅速撤離和轉移，保證部落的安全。在一些早期契丹聚落遺址中，還發現了一些與游牧生活相關的特殊設施。如在部分聚落遺址周邊，發現了圓形或橢圓形的圍欄遺跡，這些圍欄可能是用來圈養牲畜的，防止牲畜走失。同時，在聚落附近還發現了一些馬道遺跡，這些馬道連接著各個帳篷和圍欄，方便契丹人騎馬出行和管理牲畜。早期契丹聚落的選址和布局，也體現了一定的防御意識。雖然聚落較為分散，但在選址時，往往會選擇在地勢較高、視野開闊的地方，以便于觀察周圍的情況，及時發現潛在的威脅。部分聚落遺址周邊還設有簡單的防御工事，如土堆、壕溝等，用于抵御外敵的入侵。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契丹人逐漸與周邊民族，尤其是漢族進行交流與融合，其聚落選址和布局也開始發生變化。在一些與漢族接壤的地區，契丹聚落開始出現定居化的趨勢，布局也逐漸變得規整。一些聚落中出現了房屋建筑，取代了部分帳篷，房屋的排列也開始有了一定的規律。在一些較大的聚落中，還出現了街道、市場等公共設施，表明契丹人在與漢族的交流中，逐漸吸收了農耕民族的定居生活方式和城市規劃理念。2.3.2生產工具與經濟活動早期契丹人的經濟活動主要以畜牧、漁獵為主，兼營少量農業，這在出土的生產工具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些生產工具不僅是他們生產活動的重要載體，更是研究早期契丹人經濟生活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實物資料。在畜牧方面，出土的馬具和羊骨、牛骨等動物骨骼是重要的實物證據。馬具在契丹人的畜牧生活中占據著核心地位，精美的馬具不僅是騎馬的必備工具，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赤峰遼駙馬墓中，出土了8套馬具，包括馬銜、馬鐙、馬鞍等，這些馬具制作精良，采用了多種工藝，如鎏金、鑲嵌等，反映出契丹人對馬具的重視和精湛的制作技藝。同時，在眾多早期契丹聚落遺址中，大量羊骨、牛骨的出土，表明羊和牛也是契丹人重要的畜牧對象。這些動物為契丹人提供了肉、奶、皮毛等生活必需品，是契丹人經濟生活的重要支柱。漁獵活動在早期契丹人的經濟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出土的漁獵工具，如魚鉤、魚叉、網墜、箭鏃等，種類繁多，制作精細。在一些靠近河流、湖泊的聚落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魚鉤和魚叉，這些工具的材質有骨制、石制和金屬制等，反映出契丹人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環境下采用的不同漁獵方式。箭鏃的種類更是豐富多樣，有柳葉形、三角形、菱形等，其材質也包括骨、石、鐵等。不同形狀和材質的箭鏃，適用于不同的獵物和狩獵場景，體現了契丹人在漁獵活動中的智慧和經驗。農業在早期契丹人的經濟活動中雖然所占比重較小，但也有一定的發展。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如鐵犁鏵、鐵鋤、鐵鐮等，表明契丹人已經掌握了一定的農業生產技術。在一些聚落遺址中，還發現了粟、黍等農作物的遺跡，進一步證實了契丹人從事農業生產的事實。不過，由于契丹人長期以游牧生活為主，其農業生產方式相對粗放，主要采用輪荒耕作的方式，即開墾一片土地，種植幾年后，待土地肥力下降，便棄耕另尋新地，這種方式與游牧生活的流動性相適應。從出土的生產工具和相關遺跡可以看出，早期契丹人的經濟活動具有鮮明的游牧民族特色，畜牧和漁獵是其主要的經濟來源，農業則處于輔助地位。隨著與周邊民族，特別是漢族的交流與融合，契丹人的經濟活動逐漸發生變化，農業生產的比重有所增加，生產技術也不斷提高，這為遼代經濟的多元化發展奠定了基礎。三、遼文化形成期：建國前后的文化交融與發展3.1遼建國的歷史進程與文化變革契機遼朝的建立，是契丹族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其建國過程充滿了曲折與變革，對契丹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契丹族早期以部落聯盟的形式存在，各部落之間相對松散，政治組織較為簡單。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外部環境的變化，契丹族內部逐漸出現了統一的需求。在唐朝末年，中原地區陷入了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無暇顧及北方邊疆，這為契丹族的崛起提供了契機。耶律阿保機作為契丹族的杰出領袖，憑借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軍事智慧，逐漸統一了契丹各部。901年，耶律阿保機被推舉為迭剌部夷離堇，掌握了契丹部落的軍事大權。此后，他率領契丹軍隊四處征戰，先后征服了室韋、奚等周邊部落，勢力范圍不斷擴大。907年，耶律阿保機在契丹各部的支持下，即可汗位，成為契丹部落聯盟的首領。然而，耶律阿保機并不滿足于可汗的地位，他渴望建立一個更加穩固的政權，效仿中原王朝的體制，實現皇權的世襲。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耶律阿保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重用漢族知識分子，如韓延徽、韓知古等，這些漢族謀士為他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和生產技術。在韓延徽等人的幫助下，耶律阿保機開始改革契丹舊有的政治制度，建立起了一套相對完善的中央集權體制。他設立了南北面官制，“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這種“因俗而治”的統治模式，既尊重了契丹族的傳統習俗和文化，又適應了統治廣大漢族地區的需要，有效地促進了民族融合和社會穩定。耶律阿保機還積極推動契丹族的文化建設。他命人創制了契丹文字，結束了契丹族“刻木為契”的歷史，為契丹族的文化傳承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契丹文字的創制，不僅是契丹族文化發展的重要標志，也促進了契丹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在宗教方面，耶律阿保機尊孔崇儒，將儒家思想作為治國的重要理念，同時也大力扶持佛教和道教的發展，使契丹族的宗教信仰更加多元化。在經濟領域，耶律阿保機重視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他鼓勵契丹人學習漢族的農業生產技術，開墾荒地，種植糧食作物，同時也積極發展畜牧業，使契丹族的經濟逐漸從單一的游牧經濟向農牧結合的經濟模式轉變。在手工業方面，耶律阿保機大力支持冶鐵、陶瓷、紡織等行業的發展，促進了契丹族手工業技術的提高和產品的豐富。916年，耶律阿保機正式稱帝，建國號為“契丹”，定都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羅城），建立了年號“神冊”，確立了世襲皇權的統治。這一舉措標志著契丹族從部落聯盟向封建國家的轉變，遼朝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遼建國對契丹文化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契機和變革動力。國家的建立為契丹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強大的物質基礎。在遼朝的統治下，契丹族的文化得到了更加系統的整理和傳承，同時也吸收了中原文化、渤海文化、回鶻文化等周邊民族文化的精華，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遼文化。遼建國后，通過與中原王朝的交流和貿易，大量的中原文化傳入契丹地區。中原地區先進的科技、文學、藝術、哲學等對契丹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建筑方面，遼代的宮殿、寺廟、城址等建筑風格融合了中原建筑的特點，如遼上京的建筑布局采用了中原都城的規劃理念，同時又保留了契丹族的特色。在文學藝術方面，契丹人開始學習漢族的詩詞、繪畫、音樂等藝術形式，涌現出了一批具有較高藝術水平的作品。遼建國也促進了契丹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隨著遼朝疆域的不斷擴大，契丹族與漢族、渤海族、回鶻族等民族的接觸日益頻繁。在這個過程中，各民族之間相互學習、相互影響，共同推動了文化的發展。契丹族的文化也通過與其他民族的交流，傳播到了更廣泛的地區，對周邊地區的文化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3.2城址考古與都城文化的形成3.2.1遼上京的營建與規劃理念遼上京，作為遼代的五京之首，其營建過程見證了契丹民族從游牧部落向封建王朝的轉變，規劃布局中蘊含著深刻的中原文化與游牧文化融合的理念。遼上京的營建始于神冊三年（918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城皇都，以禮部尚書康默記充版筑使”，開啟了這座都城的建設歷程。在此之前，此地已有葦甸、龍眉宮、西樓、明王樓等建筑，為遼上京的營建奠定了基礎。在營建過程中，遼上京充分借鑒了中原都城的規劃理念。其城址平面略呈“日”字形，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漢城兩部分組成，總面積約5平方公里。這種布局體現了契丹統治者“因俗而治”的治國理念，將契丹人與漢人分別安置在不同區域，以適應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食侵饕幼≈醯せ适?、貴族和官員，是遼代政治、軍事和宗教中心；漢城則是漢人、渤海人等其他民族的聚居地，以商業和手工業活動為主?；食堑慕ㄖ季煮w現了“皇權至上”的思想。皇城內建有宮城，形成“回”字形格局，突出了皇宮的核心地位。宮城的南門承天門有樓閣，高大雄偉，彰顯了皇權的威嚴。宮城內的宮殿建筑采用中原傳統的中軸線對稱布局，如宮殿建筑群沿中軸線依次排列，體現了中原建筑文化中對對稱美的追求和對等級秩序的強調。同時，宮殿建筑的建筑風格也融合了中原和契丹的特色，在建筑結構和裝飾上，既采用了中原地區的斗拱、飛檐等建筑元素，又融入了契丹族喜愛的動物造型、幾何圖案等裝飾元素，展現了獨特的藝術魅力。遼上京的規劃布局也考慮到了游牧文化的特點。雖然城市采用了相對固定的建筑形式，但在城市的功能布局上，仍然保留了一些游牧生活的痕跡。城市中設有大量的空地和草場，方便契丹人放牧牲畜，體現了契丹人對游牧生活方式的眷戀和傳承。在城市的交通規劃上，也考慮到了馬匹的通行需求，道路寬闊，便于騎馬出行。遼上京的營建與規劃理念，是中原文化與游牧文化相互交融的典范。它既吸收了中原都城規劃的先進經驗，又保留了契丹族的文化傳統，為遼代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種獨特的規劃理念，不僅對遼代其他城市的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也為后世研究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和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3.2.2城市功能分區與文化內涵遼上京城內的功能分區清晰明確，主要包括宮殿區、居民區、商業區等，每個功能分區都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反映了遼代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特征。宮殿區位于皇城內，是遼代皇權的象征和政治中心。宮城的建筑規模宏大，布局嚴謹，體現了“皇權至上”的思想。宮城內的宮殿建筑采用了中原傳統的建筑風格，如中軸線對稱布局、高臺建筑等，彰顯了宮殿的威嚴和莊重。宮殿的建筑材料和裝飾工藝也十分考究，使用了大量的石材、木材、琉璃等材料，裝飾有精美的雕刻、彩繪等，展現了高超的建筑技藝和藝術水平。在宮殿區內，還設有各種禮儀性建筑，如太廟、社稷壇等，用于舉行祭祀、朝會等重要儀式，體現了遼代對中原禮儀文化的吸收和傳承。居民區分布在皇城和漢城?；食莾鹊木用駞^主要居住著契丹皇室、貴族和官員，他們的住宅建筑規模較大，裝飾精美，體現了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這些住宅建筑在布局和風格上，既保留了契丹族的傳統特色，如采用氈帳式建筑元素、注重院落空間的營造等，又融入了中原建筑的一些特點，如使用磚石結構、裝飾有精美的木雕和磚雕等。漢城內的居民區則主要居住著漢人、渤海人等其他民族，他們的住宅建筑風格更加多樣化，既有中原傳統的四合院式建筑，也有適應本地氣候和生活方式的簡易房屋。居民區的布局相對緊湊，街道狹窄，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居住習慣。商業區主要集中在漢城。漢城作為遼上京的經濟中心，商業活動十分繁榮。在商業區內，設有各種店鋪、作坊和市場，交易的商品種類繁多，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奢侈品等。從考古發掘中發現，漢城內出土了大量的瓷器、鐵器、金銀器等文物，這些文物不僅反映了當時商業的繁榮，也展示了遼代手工業的發展水平。商業區內的建筑多為臨街店鋪，建筑風格簡潔實用，以滿足商業活動的需要。在商業區內，還設有一些娛樂場所，如酒樓、茶館、戲樓等，豐富了人們的生活。遼上京城內的功能分區，不僅體現了遼代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也反映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宮殿區的建筑風格和禮儀制度體現了中原文化對遼代的深刻影響，居民區的建筑特色反映了契丹族與其他民族在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上的差異與融合，商業區的繁榮則展示了遼代經濟的多元發展和不同民族之間的經濟交流。通過對遼上京城內功能分區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遼代的社會文化內涵，以及遼文化在中原文化與游牧文化交融過程中的獨特發展路徑。3.3墓葬文化的新變化3.3.1貴族墓葬的等級與規制遼代貴族墓葬的等級制度在墓葬形制、規模和隨葬品等方面有著嚴格且細致的體現，這些特征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階層結構，也展示了遼代獨特的喪葬文化。在墓葬形制上，多室墓葬是遼代大貴族階層的典型特征，墓主人主要為皇族、后族以及部分漢族世家大族。這類墓葬可進一步分為特大型墓葬與大型墓葬兩類。特大型墓葬的墓主人多數為皇族與后族的重要成員，如耶律羽之墓、陳國公主墓、秦晉國大長公主墓等。耶律羽之墓由墓道、墓門、前室、東西耳室和主室組成，墓室規模宏大，結構復雜。主室平面呈方形，邊長約4.2米，頂部為穹窿頂，高達6米。墓室內裝飾精美，墻壁上繪有精美的壁畫，內容包括人物、動物、花卉等，展現了高超的繪畫技藝和豐富的文化內涵。陳國公主墓同樣規模巨大，由墓道、天井、墓門、甬道、前室、東西耳室和后室組成，后室放置著公主和駙馬的合葬棺，棺木上裝飾有精美的金銀器和玉器，彰顯了墓主人的高貴身份。大型墓葬的墓主人多集中在耶律與蕭兩大姓氏之間，也有部分漢族高級貴族，如耶律延寧墓、蕭相公墓、趙德鈞墓等。趙德鈞生前官職為“盧龍軍節度使”，屬正三品，其墓葬依例當屬大型墓葬，但其前、中、后三室帶九個耳室的形制較為特殊，可能是其自比皇陵的結果。這些大型墓葬雖然在規模上略遜于特大型墓葬，但在墓葬形制和裝飾上也體現了較高的規格，墓室結構復雜，通常有多個墓室和耳室，墓室內的壁畫和隨葬品也較為豐富。單室墓葬則主要為一般貴族、高級官員和部分當地漢族大族、具有較大財力的商人等。此類墓葬形制多以單室出現，以墓道的長短區分地位的高低及財力多寡。一些地位較高的貴族，其墓道相對較長，而普通貴族或官員的墓道則較短。在遼寧朝陽發現的一些單室墓葬，墓道長度在5-10米不等，墓室平面呈方形或長方形，面積一般在5-10平方米左右，隨葬品相對較少，但也有一些精美的瓷器、陶器和金銀器等。墓葬規模也是區分貴族墓葬等級的重要標志。大貴族的墓葬通常規模較大，占地面積可達數百平方米，甚至更大。如耶律羽之墓的墓葬總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包括墓道、墓室、陪葬坑等多個部分。而一般貴族的墓葬規模則相對較小，占地面積多在幾十平方米到一百多平方米之間。隨葬品的種類和數量在遼代貴族墓葬等級制度中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高等級的貴族墓葬中，隨葬品豐富多樣，包括大量的金銀器、玉器、瓷器、馬具、兵器等。陳國公主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銀器，如金面具、金冠、金花銀枕等，以及精美的玉器，如玉帶、玉佩等，這些隨葬品制作精美，工藝精湛，展示了墓主人的財富和地位。同時，高等級墓葬中還會隨葬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物品，如墓志、哀冊等，這些物品記錄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跡和家族背景，進一步彰顯了其身份地位。相比之下，低等級的貴族墓葬隨葬品則相對較少，種類也較為單一。一般以陶器、瓷器等生活用品為主，金銀器和玉器的數量較少。在一些普通貴族的墓葬中，可能只隨葬幾件簡單的陶器和瓷器，以及少量的裝飾品。遼代貴族墓葬的等級與規制，是當時社會等級制度在喪葬文化中的具體體現。通過對這些墓葬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遼代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為研究遼代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3.3.2漢文化元素的融入遼代墓葬中出現了豐富的漢文化元素，這些元素的融入是遼代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重要體現，對遼代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仿木構建筑是遼代墓葬中常見的漢文化元素之一。在遼代墓葬中，尤其是高等級的貴族墓葬，常常出現仿木構的建筑裝飾，如斗拱、屋檐、門窗等。這些仿木構建筑裝飾不僅具有裝飾性，更體現了遼代對中原建筑文化的吸收和借鑒。河北宣化下八里遼墓群中的墓葬，就大量采用了仿木構建筑形式。墓室內的斗拱、屋檐等構件制作精細，采用了榫卯結構，與中原地區的木構建筑相似。這些仿木構建筑裝飾的出現，反映了遼代對中原建筑技術的掌握和運用，同時也展示了遼代墓葬文化的獨特風格。壁畫題材也是遼代墓葬中漢文化元素融入的重要表現。遼代墓葬壁畫題材豐富多樣，其中一些題材明顯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在一些遼代墓葬壁畫中，出現了儒家的“二十四孝”故事，如郭巨埋兒、王祥臥冰等。這些故事在中原地區的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體現了儒家的孝道觀念。在內蒙古赤峰地區的一些遼代墓葬中，就繪制了“二十四孝”故事的壁畫，這些壁畫通過生動的畫面，向人們傳達了儒家的道德觀念，反映了遼代對中原儒家文化的認同和接受。遼代墓葬壁畫中還出現了與佛教相關的題材，如佛像、菩薩像、飛天等。佛教起源于印度，在東漢時期傳入中國，經過長期的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遼代統治者大力推崇佛教，佛教文化在遼代社會中廣泛傳播。在遼代墓葬中出現佛教題材的壁畫，表明佛教文化已經深入到遼代的喪葬文化中，成為遼代墓葬文化的一部分。遼代墓葬中漢文化元素的融入，有著多方面的原因。遼代與中原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有著密切的交流。遼代統治者積極吸收中原文化的先進成果，以促進自身的發展。在這種背景下，中原地區的建筑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等逐漸傳入遼代，并在遼代社會中傳播和發展。遼代墓葬中漢文化元素的融入，對遼代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它促進了遼代與中原地區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加強了遼代與中原地區的聯系。漢文化元素的融入豐富了遼代墓葬文化的內涵，使其更加多元化和富有特色。這些漢文化元素的傳播和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遼代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促進了遼代社會的漢化進程。四、遼文化繁榮期：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與發展4.1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對文化的推動遼代中期，在遼圣宗、遼興宗和遼道宗統治時期，遼朝政治局勢相對穩定，經濟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態勢，這為遼文化的繁榮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強大的動力。遼圣宗即位后，在其母承天皇太后蕭綽的輔佐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們重用漢族官員，如韓德讓等，推行漢化政策，進一步完善了遼朝的政治制度。在中央，加強了皇權統治，削弱了貴族勢力，設立了樞密院、尚書省等機構，使中央政權更加集中和高效；在地方，實行了州縣制，加強了對地方的管理和控制。這些改革措施促進了遼朝政治的穩定，為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遼代中期的經濟發展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農業方面，遼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勵農業發展的政策，如開墾荒地、興修水利、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等。在上京、中京等地區，大量的荒地被開墾為農田，糧食產量大幅提高。在今內蒙古赤峰地區，發現了許多遼代的農田遺址和灌溉渠道遺跡，證明了當時農業的發達。同時，遼朝還注重畜牧業的發展，契丹人傳統的畜牧業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馬、牛、羊等牲畜的數量不斷增加，不僅滿足了國內的需求，還成為重要的貿易商品。手工業在遼代中期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陶瓷業、冶鐵業、紡織業等行業發展迅速。遼代的陶瓷以其獨特的造型和精美的工藝而聞名于世，如雞冠壺、鳳首瓶等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瓷器，不僅在國內廣泛使用，還遠銷到周邊地區。在內蒙古赤峰缸瓦窯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遼代瓷器，這些瓷器種類繁多，釉色豐富，反映了當時陶瓷業的高超水平。冶鐵業的發展為遼朝的軍事和生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遼代的鐵器制作精良，如兵器、農具等，在質量和工藝上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紡織業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遼代的紡織品以其精美的圖案和細膩的質地而受到人們的喜愛，成為重要的貿易商品。商業的繁榮也是遼代中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遼朝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如北宋、西夏、回鶻等，保持著密切的貿易往來。在遼宋邊境，設立了許多榷場，進行商品交換。遼朝出口的商品主要有牲畜、皮毛、藥材、陶瓷等，進口的商品則主要有茶葉、絲綢、瓷器、書籍等。商業的繁榮促進了城市的發展，遼代的五京，即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東京遼陽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成為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城市規模不斷擴大，人口日益增多，商業活動十分活躍。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為遼文化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在文化藝術方面，遼代中期出現了許多杰出的作品。遼代的繪畫藝術在吸收中原繪畫技巧的基礎上，融入了契丹民族的特色，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在遼代墓葬壁畫中，不僅有描繪契丹人日常生活的場景，如狩獵、放牧、宴飲等，還有展現中原文化元素的畫面，如佛教故事、儒家典故等。遼代的書法藝術也有了很大的發展，許多契丹貴族和文人都擅長書法，他們的書法作品既有中原書法的韻味，又體現了契丹民族的豪放氣質。文學方面，遼代中期的詩歌創作也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許多契丹詩人和漢族詩人相互交流，共同創作，詩歌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既有描寫自然風光和生活情趣的作品，也有表達政治抱負和愛國情懷的詩篇。在遼代的文學作品中，還出現了一些反映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內容，體現了遼代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教育和科技也得到了重視和發展。遼朝設立了國子監、太學等教育機構，培養了大批人才。在科技方面，遼代在天文、歷法、醫學等領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遼代的天文學家對天文現象進行了詳細的觀測和記錄，制定了較為準確的歷法。在醫學方面，遼代的醫學家吸收了中原和北方少數民族的醫學經驗，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醫學理論和治療方法。4.2宗教文化的考古發現與影響4.2.1佛教遺跡與信仰傳播遼代佛教遺跡眾多，寺廟遺址和佛塔是其中的重要代表，這些遺跡見證了佛教在遼代的廣泛傳播以及對遼文化產生的深遠影響。遼代的寺廟遺址分布廣泛，在遼代的五京及其他地區均有發現。其中，遼上京的西山坡佛寺遺址是遼代佛教寺廟的重要代表。該遺址位于遼上京城皇城西南角的西山坡上，是一處規模宏大的佛教寺廟建筑群。通過考古發掘，發現了大量的建筑基址、石柱礎、鋪地磚等遺跡，以及與佛教相關的遺物，如泥塑人面像、經幢座等。這些遺跡和遺物表明，西山坡佛寺在遼代具有重要的地位，可能是遼代皇室或貴族出資修建的皇家寺廟。在遼代中京地區，也發現了多處寺廟遺址。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的遼中京大定府遺址中，就有寺廟遺址的存在。這些寺廟遺址的建筑布局和結構，體現了遼代佛教寺廟的特點，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佛教在中京地區的繁榮景象。在遼中京寺廟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佛像、經卷等佛教文物，這些文物不僅展示了遼代佛教藝術的高超水平，也證明了佛教在當地的廣泛傳播。佛塔是遼代佛教遺跡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遼代佛塔以其獨特的建筑風格和精湛的工藝而聞名于世。應縣木塔，即佛宮寺釋迦塔，位于山西省朔州市應縣城內西北佛宮寺內，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純木結構樓閣式建筑。該塔始建于遼清寧二年（1056年），由遼興宗在其出身應州的皇后蕭氏倡導下同意修建，爾后由田和尚奉敕募建。應縣木塔通身木質結構，沒用一顆鐵釘，采用榫卯連接，歷經近千年的風雨、地震、戰亂等自然災害和人為破壞，依然屹立不倒，展現了遼代高超的建筑技術和工藝水平。塔內供奉著兩顆佛牙舍利，是佛教徒心目中的圣物，吸引了眾多信徒前來朝拜，進一步推動了佛教在遼代的傳播。天津薊縣的獨樂寺觀音閣也是遼代佛教建筑的杰出代表。獨樂寺始建于唐代，遼統和二年（984年）重建。觀音閣是獨樂寺的主體建筑，閣內供奉著一尊高達16米的十一面觀音菩薩像，是我國現存最大的泥塑之一。觀音閣的建筑結構采用了獨特的斗拱技術，斗拱種類繁多，造型復雜，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獨樂寺觀音閣不僅是佛教信仰的重要場所，也是遼代建筑藝術的珍貴遺產，對后世的建筑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佛教在遼代的傳播路徑呈現出多向性和復雜性。從地域上看，佛教首先在遼代的燕云地區（今河北、山西北部）傳播，這一帶在遼代之前就已經是佛教盛行的地區，遼代取得燕云十六州后，佛教在這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隨著遼代政治、經濟的發展，佛教逐漸向遼代的其他地區傳播，包括上京、中京、東京、西京等地。在傳播過程中，佛教與遼代的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遼代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的傳播對遼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思想文化方面，佛教的教義和思想觀念逐漸滲透到遼代社會的各個層面，對遼代人的價值觀、道德觀和人生觀產生了重要影響。佛教的慈悲、平等、因果報應等思想，與遼代原有的游牧文化和儒家思想相互交融，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氛圍。在文學藝術方面，佛教為遼代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靈感，許多遼代的文學作品中都融入了佛教的元素，如詩歌、散文、小說等。佛教藝術也在遼代得到了高度發展，佛像雕塑、壁畫、經卷裝幀等藝術形式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這些藝術作品不僅具有宗教價值，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佛教的傳播還促進了遼代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遼代與北宋、西夏、回鶻等國家和地區都有密切的佛教交流，通過佛教交流，遼代吸收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佛教文化精華，同時也將自己的佛教文化傳播到了周邊地區，對東亞佛教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4.2.2佛教造像與藝術風格遼代佛教造像在造型、工藝和風格上展現出獨特的魅力，融合了多元的藝術元素，成為遼代文化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造型方面，遼代佛教造像具有鮮明的特點。佛像的面部圓潤豐滿，線條柔和，五官比例協調，表情莊重而慈祥，給人以親切、莊嚴之感。佛像的身體比例適中，體態豐滿，身著袈裟，衣紋流暢自然，富有層次感。在一些佛像的造型中，還融入了契丹族的服飾元素，如在佛像的服飾上裝飾有契丹族傳統的圖案和花紋，體現了契丹族文化與佛教文化的融合。菩薩像在遼代佛教造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菩薩像的造型優美，身姿婀娜，頭戴寶冠，身披瓔珞，手持法器，面容慈悲。菩薩像的寶冠通常裝飾有精美的珠寶和佛像，瓔珞則采用金銀、寶石等材料制作，工藝精湛，光彩奪目。菩薩像的服飾也十分華麗，衣紋飄逸，展現出菩薩的超凡脫俗和慈悲為懷。遼代佛教造像的工藝精湛，采用了多種制作工藝。在佛像的制作中，常用的工藝有泥塑、木雕、石雕、金屬鑄造等。泥塑佛像質地細膩，可塑性強，能夠塑造出逼真的形象和細膩的表情。木雕佛像則具有質地堅硬、紋理美觀的特點，通過雕刻師的精心雕琢，能夠展現出佛像的莊嚴和神圣。石雕佛像堅固耐用，造型大氣，常采用整塊石材雕刻而成，展現出雄渾的藝術風格。金屬鑄造佛像則以其精湛的鑄造工藝和華麗的裝飾而著稱，常見的金屬材料有銅、鐵、金、銀等，鑄造的佛像表面光滑，質感強烈，裝飾有精美的花紋和圖案。遼代佛教造像的風格融合了多元的藝術元素。一方面，遼代佛教造像受到了中原佛教造像風格的影響，繼承了唐代佛教造像的豐滿圓潤、宋代佛教造像的細膩寫實等特點。在佛像的面部表情和身體姿態的塑造上，能夠看到中原佛教造像風格的影子。另一方面，遼代佛教造像也融入了契丹族的民族特色和草原文化元素。在佛像的服飾、裝飾圖案等方面，常常出現契丹族喜愛的動物造型、幾何圖案等，體現了契丹族的審美觀念和文化傳統。遼代佛教造像還受到了西域佛教造像風格的影響。在一些佛像的造型中，能夠看到西域佛教造像中常見的高鼻深目、卷發等特征，以及獨特的服飾和裝飾風格。這種多元藝術元素的融合，使得遼代佛教造像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成為中國佛教造像藝術中的一朵奇葩。4.3手工業與商業文化的考古證據4.3.1陶瓷業的發展與特色遼代陶瓷業在考古發現中呈現出獨特的發展軌跡和鮮明的特色，為研究遼文化的繁榮提供了重要線索。遼代的陶瓷窯址分布廣泛，主要集中在遼代的五京府治附近，如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的上京窯、赤峰市的赤峰缸瓦窯、遼寧省遼陽市的遼陽江官屯窯、北京市的北京龍泉務窯、山西省大同市的渾源界莊窯等。這些窯址的發現，展示了遼代陶瓷業的規模和分布情況。赤峰缸瓦窯是遼代最重要的陶瓷窯址之一，通過考古發掘，揭示了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該窯址燒造的陶瓷器種類繁多，以白瓷為主，同時也有綠釉、黃釉、三彩等陶器。在赤峰缸瓦窯出土的白瓷，胎質細膩，釉色潔白，制作工藝精湛，部分白瓷的質量可與中原地區的名窯產品相媲美。遼代陶瓷器的造型豐富多樣，其中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器形尤為引人注目。雞冠壺是遼代陶瓷的典型代表，其造型獨特，源于契丹人傳統的皮囊容器，保留著壓皮棱、針腳等細節，反映出契丹族作為游牧民族多使用皮質用品的特點。早期的雞冠壺多為單孔，到遼代中期，雞冠上多為雙孔。在造型演變上，遼代早期壺的腹部較為飽滿，受唐和五代瓷器造型影響；遼代中晚期，受到宋代瓷器瘦高造型的影響，壺的造型變得瘦高。鳳首瓶也是遼代陶瓷的特色器形之一，其造型優美，瓶身修長，頸部裝飾有鳳首，栩栩如生，體現了契丹族獨特的審美觀念和藝術風格。雞腿瓶則是一種小口、長腹、平底的陶瓷瓶，因形狀類似雞腿而得名，這種瓶便于攜帶和儲存，適合游牧生活的需要。遼三彩是遼代陶瓷中的精品，出現于遼代中晚期。其釉色多為黃、綠、白三色，色彩鮮艷，光澤亮麗。盤碗等器物采用印花裝飾方法，印花紋飾模仿金銀器，紋樣多為花卉圖案，如牡丹、蓮花等，寓意吉祥美好。陶瓷壺普遍采用模制方法成形，有些壺的造型為動物造型，如赤峰博物館的三彩鴛鴦壺、通遼博物館的三彩摩羯壺、三彩交頸鴛鴦壺等，這些動物造型不僅在遼代陶瓷器中出現，在其他質地器物上也常出現，體現了契丹族對動物造型的喜愛。遼代貴族墓中出土了大量五代北宋的瓷器精品，包括精美的定窯白瓷、越窯青瓷、耀州窯青瓷、景德鎮湖田窯青白瓷等。遼早期墓葬中可以見到邢窯白瓷、定窯白瓷、越窯青瓷，在遼代中晚期墓葬中，可以見到越窯青瓷、景德鎮湖田窯瓷器。這些中原窯址燒造的精品瓷器，出土在遼代貴族墓葬中，是遼與中原政治與經濟往來的實證，也反映了遼代貴族對中原瓷器的喜愛和追求。遼代陶瓷業的發展，不僅體現了契丹族自身的文化特色，也反映了遼代與中原地區及其他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遼代陶瓷器在造型、工藝、裝飾等方面，既吸收了中原陶瓷的先進技術和藝術風格，又融入了契丹族的民族特色，形成了獨特的遼代陶瓷文化，成為遼文化繁榮的重要標志之一。4.3.2貨幣與商業貿易的考古發現遼代貨幣的出土情況以及商業遺址的考古發現，為研究遼代商業貿易的發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從考古發現來看，遼代貨幣在出土貨幣總量中所占比例相對較少，僅占不足10%，90%以上都是宋錢或舊錢。1958年，遼中京遺址發掘出土大量宋錢，僅2枚遼錢；1972年，巴林左旗小辛莊出土銅錢140公斤，僅44枚遼錢；1978年，赤峰牛營子出土銅錢60多公斤，只清寧、大安數枚遼錢等。這表明即使在遼代中期經濟鼎盛時期，流通貨幣仍以外來錢為主，鑄幣業始終處于相對落后狀態。遼代鑄幣業發展滯后有諸多原因。客觀上，遼代經濟發展極不平衡，除五京之中商品經濟較為發達、商業活動頻繁外，廣大農牧區閉塞落后，尚處于自給自足或實物交換狀態，對貨幣的需求量本身就不大。遼鑄幣業起步晚，加之游牧文化流動性大，噬武尚戰，性好掠奪，其錢幣來源十分廣泛，從漢地輸入的漢唐五代舊錢及宋錢成為主要流通貨幣。遼境內鐵多銅少，原料缺乏，歷代統治者都實行銅禁，并嚴禁私鑄，致使銅鑄幣稀少。同時，遼境內盛產金銀，礦冶發達，金銀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錢幣，這也是造成遼代鑄幣量少的一個原因。契丹傳統流行實物交換，在很多地區，直到晚期，牲畜、布帛、皮張一直用于充當支付手段。從主觀上看，遼統治者對鑄幣業重視不足，鑄幣在漢化過程中吸收漢文化的結果之一，也是貫徹“因俗而治”為妥善處理多民族關系而采取的一項措施。在商業遺址方面，遼代的城市遺址中發現了一些與商業活動相關的遺跡和遺物。遼上京的漢城作為商業和手工業活動的中心，出土了大量的瓷器、鐵器、金銀器等文物，反映了當時商業的繁榮。在一些遺址中，還發現了店鋪、作坊的遺跡，以及用于交易的度量衡器具等。這些考古發現表明，遼代的商業貿易活動在城市中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和組織。遼代與周邊國家和地區保持著密切的貿易往來，這在考古發現中也有體現。在遼宋邊境設立的榷場，是雙方進行貿易的重要場所。通過榷場貿易，遼代與北宋之間進行了廣泛的商品交換，遼代出口的商品主要有牲畜、皮毛、藥材、陶瓷等，進口的商品則主要有茶葉、絲綢、瓷器、書籍等。在一些遼代墓葬中，出土了來自中原地區的瓷器、絲綢等物品，這些物品可能是通過貿易或其他方式傳入遼代的。遼代與西夏、回鶻等國家和地區也有貿易往來，在一些考古遺址中，發現了具有西夏、回鶻特色的文物，如西夏的瓷器、回鶻的織物等，這些文物見證了遼代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遼代商業貿易的發展，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繁榮，也加強了遼代與周邊地區的文化交流。通過貿易往來，遼代吸收了其他地區的先進文化和技術，同時也將自身的文化傳播到了更廣泛的地區，豐富了遼文化的內涵。五、遼文化衰落期：文化變遷與傳承的考古學見證5.1遼金戰爭與遼文化的衰落遼金戰爭是遼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遼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成為遼文化衰落的關鍵轉折點。遼代后期，政治腐敗，社會矛盾激化，國力逐漸衰退。而此時，女真族在東北地區迅速崛起，建立了金國。女真族長期受遼朝的統治和壓迫，對遼朝積怨已久。1114年，女真族首領完顏阿骨打以“遼人殘虐”為由，誓師反遼，拉開了遼金戰爭的序幕。遼金戰爭初期，金軍憑借著高昂的斗志和強大的戰斗力，在戰場上取得了一系列勝利。1115年，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定都會寧府（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同年，金軍攻占了遼朝的黃龍府（今吉林省農安縣），這是遼朝在東北地區的重要軍事據點，黃龍府的失陷，使遼朝在東北地區的防線出現了重大缺口。遼天祚帝得知黃龍府失陷后，親率大軍征討金國，但在護步達岡之戰中，遼軍被金軍打得大敗，遼天祚帝被迫逃亡。這場戰役是遼金戰爭中的關鍵一戰，遼軍的主力部隊遭受重創，元氣大傷，從此遼朝在軍事上陷入了被動防御的局面。此后，金軍乘勝追擊，繼續向遼朝的腹地進攻。1120年，金軍攻占了遼上京臨潢府，遼朝的政治中心受到嚴重威脅。1122年，金軍又相繼攻占了遼中京大定府和遼南京析津府，遼天祚帝被迫逃往夾山（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武川縣境內）。在遼金戰爭的過程中，遼代的文化遺產遭受了嚴重的破壞。許多遼代的宮殿、寺廟、城址等建筑被戰火焚毀，大量的文物被掠奪或毀壞。遼上京的宮殿建筑群在戰爭中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許多宮殿被燒毀，建筑構件散落一地。遼代的佛教寺廟也未能幸免，許多寺廟中的佛像、經卷等文物被損毀或掠奪，佛教文化的發展受到了沉重的打擊。遼金戰爭導致了遼代社會的動蕩和人口的大量流失。戰爭使得大量的百姓流離失所，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經濟陷入了困境。許多遼代的文化人才在戰爭中喪生或逃亡，文化傳承出現了斷層。在遼代中期繁榮發展的文學、藝術、科技等領域，由于缺乏人才的支撐，逐漸走向衰落。遼金戰爭還改變了遼代的政治格局和民族結構。遼朝的滅亡，使得契丹族失去了政治上的統治地位，被迫遷徙和分散。許多契丹人在戰爭中被屠殺或淪為奴隸，契丹族的人口數量急劇減少。在戰爭結束后，幸存的契丹人逐漸與其他民族融合，契丹族的文化特色也逐漸消失。遼金戰爭對遼文化的衰落產生了多方面的推動作用。戰爭的破壞使得遼代的文化遺產遭受了巨大損失，文化傳承的物質基礎被削弱；社會的動蕩和人口的流失，導致了文化人才的匱乏和文化傳承的斷層；政治格局的改變和民族結構的調整，使得遼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發展環境和生存空間，最終走向了衰落。5.2晚期墓葬與城址的文化特征轉變5.2.1墓葬的簡化與變異遼代晚期墓葬在形制和隨葬品方面呈現出顯著的簡化與變異趨勢，這一現象深刻反映了當時社會文化的變遷。在墓葬形制上，遼代晚期的墓葬規模普遍縮小，結構也變得更加簡單。以赤峰地區的遼代晚期墓葬為例，多為多邊形磚砌單室墓，如敖漢旗羊山2號墓為八角形磚砌墓、3號墓為方形磚砌墓。這些墓葬大多由墓道、天井、甬道和墓室組成，相較于遼代早期和中期的多室墓葬，晚期墓葬的空間布局明顯簡化。在赤峰地區的一些遼代晚期墓葬中，墓道長度縮短，天井數量減少，墓室面積變小。一些小型磚室墓的墓室面積甚至不足10平方米，與早期大型墓葬的寬敞墓室形成鮮明對比。墓葬的結構也趨于簡單，早期墓葬中常見的復雜仿木構建筑裝飾在晚期逐漸減少，斗拱、屋檐等構件的制作變得粗糙，甚至消失不見。隨葬品方面，遼代晚期墓葬的隨葬品數量明顯減少，種類也變得單一。早期墓葬中豐富多樣的金銀器、玉器、瓷器等隨葬品在晚期墓葬中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簡單的陶器和瓷器。在寧城縣的一些遼代晚期墓葬中，隨葬品僅有幾件陶罐和瓷碗，幾乎不見金銀器和玉器的蹤影。遼代晚期墓葬中隨葬品的品質也有所下降。早期墓葬中制作精美的隨葬品在晚期變得工藝粗糙，造型簡單。一些瓷器的釉色暗淡，質地粗糙，缺乏早期瓷器的細膩質感和精美裝飾。遼代晚期墓葬的簡化與變異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變遷密切相關。遼代晚期，政治腐敗，社會動蕩，經濟衰退，國力逐漸衰弱。這些因素導致了貴族階層的財富減少，社會地位下降，從而影響了墓葬的規模和隨葬品的豐富程度。佛教文化的盛行也對遼代晚期墓葬產生了影響。佛教倡導的“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等觀念，使得人們對墓葬的重視程度相對降低，不再像以前那樣追求奢華的墓葬和豐富的隨葬品。在一些遼代晚期墓葬中，出現了與佛教相關的隨葬品，如佛像、經卷等，而傳統的隨葬品則相應減少。5.2.2城址的廢棄與改造遼代晚期，部分城址出現了廢棄現象，而一些未廢棄的城址則經歷了改造，這些變化體現了遼文化在晚期的傳承與斷裂。以遼上京為例，遼代晚期，隨著遼朝國力的衰退和政治中心的轉移，遼上京的地位逐漸下降。金代建立后，遼上京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許多宮殿、寺廟、民居等建筑被焚毀或拆除，城市規?？s小，人口減少。在遼上京遺址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大量的建筑廢墟和廢棄的建筑構件，表明當時的城市建筑遭到了大規模的破壞。一些遼代晚期的城址在廢棄后，被改造成了其他用途。位于遼寧省營口市的土城子遺址，原為遼金時期的人類居住址和海鹽交易場所，沿用至元代，明初漸廢。該城址在廢棄后，其建筑遺址被逐漸掩埋，土地被開墾為農田或鹽場，原有的城市功能消失。也有一些城址在遼代晚期進行了改造，以適應新的社會需求。一些城址的城墻被加固或擴建，城門的位置和形制也發生了變化。在一些城址中，還出現了新的建筑設施，如防御工事、倉庫等。這些改造措施表明，遼代晚期的城址在面臨外部威脅和內部變化時，試圖通過改造來維持城市的功能和安全。遼代晚期城址的廢棄與改造，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變化。政治上，遼朝的衰落導致了對城市的管理和維護能力下降，一些城市因失去政治支持而逐漸廢棄。經濟上，商業貿易的萎縮和農業生產的不穩定，使得城市的經濟功能受到影響，一些城市因失去經濟活力而被廢棄或改造。文化上，遼文化的衰落和外來文化的沖擊，使得城市的文化特色逐漸消失，一些城市在改造過程中融入了新的文化元素。遼代晚期城址的廢棄與改造，也體現了文化傳承與斷裂的復雜過程。城址的廢棄意味著遼代原有文化的部分斷裂，城市的建筑、布局、功能等方面所承載的遼文化元素逐漸消失。而城址的改造則表明，在文化傳承的過程中，也存在著適應新環境、吸收新元素的現象，遼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與其他文化相互融合，產生了新的文化形態。5.3遼文化的傳承與影響遼文化在金、元及后世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傳承痕跡，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在金代，遼文化的諸多元素得到了傳承和延續。在政治制度方面，金代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遼代的南北面官制，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發展和完善。金代的猛安謀克制度，就與遼代的部族制度有一定的淵源關系，都是為了適應統治多民族地區的需要而設立的。在文化藝術方面，金代的陶瓷、繪畫、雕塑等藝術形式，都受到了遼文化的影響。金代的陶瓷器在造型和裝飾上，既有繼承遼代陶瓷的元素，又融入了女真族的特色，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在繪畫和雕塑領域，金代也吸收了遼代的藝術技巧和表現手法，同時又展現出自身的民族特色。元代時期，遼文化的影響依然存在。在元代的政治體制中，雖然以蒙古傳統制度為主，但也借鑒了遼代的一些統治經驗。在文化方面，遼代的佛教文化對元代佛教的發展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