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性自命出》作為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出土于郭店楚墓竹簡，為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篇章。其成書年代大約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對于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發展脈絡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在傳統的思想史研究中，由于資料的局限性，孔孟之間的思想傳承存在一定的空白，而《性自命出》的出土，恰好填補了這一關鍵時期的思想發展鏈條，為學界深入探討儒家思想在這一階段的演變提供了珍貴的一手資料。人性論作為哲學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貫穿于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始終。《性自命出》所提出的“情氣即性”人性論思想，在古代人性論的發展歷程中獨樹一幟。與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等著名人性論觀點相比，“情氣即性”思想從情感和氣質的角度對人性進行剖析，為我們理解古人人性認知提供了全新的視角。通過研究這一思想，我們能夠更加全面地把握古代哲學家對人性本質的多元思考，深入探究他們如何從不同的角度去解釋人的行為、道德觀念以及社會秩序的根源。對《性自命出》“情氣即性”人性論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深入挖掘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豐富內涵，進一步明晰儒家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這不僅能夠加深我們對古代哲學思想體系的理解，也能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啟發我們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為解決當代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1.2研究現狀綜述自《性自命出》出土以來，學界對其展開了多維度、深層次的研究，成果豐碩。在文本解讀方面，眾多學者致力于字詞考釋、句讀辨析與篇章結構梳理。例如，李零的《郭店楚簡校讀記》對簡文的文字進行了細致考訂，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陳來在《竹帛〈五行〉與簡帛研究》中，對《性自命出》的文本結構與思想脈絡進行了深入剖析，使人們對該篇的整體架構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在思想內涵研究上，學者們聚焦于人性論、情論、心論等核心議題。宋立林在《郭店簡〈性自命出〉人性論疏解》中指出，《性自命出》以天-命-性-道-情的邏輯結構展開，展現了“人性”與“天命”的貫通，肯定了人性作為人之為人的內在規定性，是一種普遍的人性論；顏炳罡在《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與荀子的情性哲學》中探討了《性自命出》與荀子情性哲學的關聯，認為《性自命出》中以氣言性的觀點對荀子人性論產生了重要影響。關于“情氣即性”思想，學界也有諸多探討。有學者認為，該思想體現了早期儒家對人性本質的獨特認知，從情感和氣質的角度揭示了人性的構成要素。郭店儒家簡通過肯定人類“情氣”之相同性而肯定人類具有共同人性，通過分析人人所具之真誠情感而肯定人類具有善良之情感“美情”，而因有此“美情”之存在，遂使道德教育與人性之完善發展成為可能。“情氣即性”思想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個體情感和氣質的重視，以及對人性修養和道德教化的追求。已有研究雖成果斐然，但仍存在一定不足。在文本解讀上，部分字詞的釋義和句讀仍存爭議，影響了對思想內涵的精準把握。如“性心”等關鍵術語的理解，學界尚未達成共識。在思想研究方面，對“情氣即性”思想與其他先秦人性論的比較研究不夠深入，未能充分凸顯其在古代人性論發展脈絡中的獨特價值與地位；對該思想在當時社會背景下的實踐意義和影響，以及對后世思想文化的傳承與演變的研究也有待加強。本文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從新的視角深入剖析《性自命出》的“情氣即性”人性論思想。一方面，綜合運用文字學、歷史學、哲學等多學科方法，對文本進行更深入細致的解讀，力求解決部分字詞和句讀的爭議，準確闡釋“情氣即性”的內涵；另一方面，加強與其他先秦人性論的比較研究，全面梳理其思想淵源與發展脈絡，深入探討其在古代人性論發展中的獨特貢獻與歷史地位，同時關注該思想在社會文化層面的實踐意義與影響，以期為《性自命出》及古代人性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見解。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探究《性自命出》“情氣即性”人性論思想。在文獻解讀方面，對《性自命出》的文本進行細致研讀，結合古文字學、音韻學等知識，對關鍵字詞進行考釋，如對“性”“情”“氣”等核心概念的含義進行深入辨析，參考李零、陳來等學者對簡文的校讀成果，同時結合出土文獻的考古背景和相關歷史資料，準確把握文本的原始內涵。比較分析法也是重要的研究手段。將《性自命出》的“情氣即性”思想與同時期及后世的人性論進行對比，如與孟子的“性善論”對比，分析二者在人性本質、道德根源等方面的差異；與荀子的“性惡論”比較，探討其在人性形成、道德教化方法上的不同。通過這些比較，凸顯“情氣即性”思想的獨特性和在人性論發展脈絡中的地位。從文化學的角度出發，將“情氣即性”思想置于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中進行考察。研究它與先秦時期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會風俗等方面的聯系，探究這一思想如何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文化需求，以及對當時社會秩序的構建和人們行為規范的影響。在研究過程中，注重多學科交叉融合。借鑒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為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從歷史學角度梳理思想發展的脈絡，從社會學角度分析思想與社會結構的相互關系，從心理學角度探討人性論與人類心理活動的關聯。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研究視角上，從“情氣即性”這一獨特視角深入挖掘《性自命出》的人性論思想，綜合考量情感、氣質與人性的關系，突破以往研究中對人性單一維度的分析，全面展現該思想的豐富內涵。在思想剖析上，深入剖析“情氣即性”思想對后世人性論發展的影響，不僅關注其與儒家內部人性論的傳承與演變，還探討其對其他學派人性思想的滲透和啟發，拓展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本研究在方法運用上，打破學科界限，融合多學科研究方法，為《性自命出》及古代人性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發展和演變。二、《性自命出》概述2.1文本來源與時代背景1993年秋，荊門市博物館考古工作人員在沙洋縣紀山鎮搶救性清理發掘了郭店一號楚墓，《性自命出》正是出土于這座戰國楚墓的竹簡文獻。該墓雖規模較小，但出土的竹簡卻蘊含著巨大的學術價值。從形制上看，《性自命出》與同墓所出的《成之聞之》《尊德義》《六德》抄寫形制相同；字體方面，其與上述幾篇字體相近。這些特征為研究竹簡的整理、排序以及推斷其成書年代和流傳脈絡提供了重要線索。《性自命出》的成書年代大約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處于春秋戰國這一社會大變革、思想大激蕩的時期。在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各諸侯國紛紛尋求富國強兵之道，政治格局動蕩不安。這種局勢促使各國統治者重視人才，鼓勵思想創新，為學術繁榮提供了政治土壤。各國之間的競爭不僅體現在軍事和經濟上，還體現在文化和思想領域，不同學派的思想家們奔走于各國之間，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學術觀點，希望得到統治者的采納，從而推動了思想的交流與碰撞。經濟層面，隨著鐵制農具和牛耕的廣泛使用，生產力得到極大提高，井田制逐漸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開始興起。新興的地主階級崛起，他們對社會變革有著強烈的訴求，希望打破舊有的貴族統治秩序，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這種經濟基礎的變革對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促使人們對社會秩序、道德規范和人性本質等問題進行重新思考。例如，土地私有制的出現使得人們更加關注個人利益和財產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思想家們對人性中“欲”的認識和探討。文化領域，“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學興起，學術下移，使得更多的人有機會接受教育，參與到思想的討論和創造中來。不同階層的人們紛紛表達自己的觀點和訴求，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學派相繼涌現，他們在人性論、政治哲學、倫理道德等方面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性自命出》的“情氣即性”人性論思想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孕育而生，它既繼承了孔子的部分思想，又對人性問題進行了新的探索，與同時期其他學派的人性論相互影響、相互補充。在與道家的思想交流中，《性自命出》可能受到道家對自然人性的關注的啟發，強調人性的自然本真；而在與墨家、法家的論爭中，又進一步凸顯了儒家重視道德教化和人倫秩序的特點。2.2主要思想脈絡梳理《性自命出》構建了一套以天、命、性、情、道為核心概念的思想體系，各概念之間相互關聯、層層遞進，展現出獨特的思想脈絡。“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明確了天與命、命與性的衍生關系。“天”在古代哲學中常被視為宇宙萬物的根源和主宰，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命”是天的意志的體現，是天賦予萬物的一種規定性。《性自命出》認為，人的“性”來源于“命”，而“命”又源自“天”，這種觀點與《中庸》中“天命之謂性”的思想有相通之處，都強調了人性的先天性和根源性。天通過“命”將自身的某種特質或規定賦予人，從而形成了人的本性。這種先天性的賦予，使得人性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同時也為人類的道德和行為規范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據。“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于外，則物取之也”“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從氣和情感趨向的角度對“性”進行了界定。“氣”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是一個重要概念，它被認為是構成萬物的基本元素，具有流動性和變化性。“喜怒哀悲之氣”表明，“性”是一種內在的、尚未表現出來的情感氣質，當它受到外物的觸動時，就會表現為外在的情感。“好惡”則體現了性的情感價值趨向，即人對事物的喜好和厭惡，這種情感趨向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天生具有對美好事物的喜愛和對丑惡事物的厭惡之情，這種情感趨向會影響人的行為和選擇。“情生于性”，揭示了性與情的內在聯系。“情”是“性”的外在表現，是“性”在與外物接觸過程中被激發出來的情感狀態。當人面對不同的事物時，內在的“性”會產生相應的情感反應，這些情感反應就是“情”。看到美好的事物會產生喜悅之情，遭遇不幸的事情會產生悲傷之情，這些情感都是“性”的外在顯現。“情”與“性”的關系緊密，“情”是“性”的具體體現，而“性”則是“情”的內在根源。“道始于情”，闡述了“道”與“情”的關系。“道”在儒家思想中通常指的是一種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它指導著人們的行為和社會的秩序。“道始于情”表明，“道”的產生與“情”密切相關，“道”是從人的真實情感中發展而來的。人的情感是豐富多樣的，而“道”的作用就是對這些情感進行引導和規范，使其符合社會的道德要求。通過禮儀制度和道德教化，將人的情感引導到正確的方向，使人們在表達情感的同時，也能遵循一定的道德規范，從而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始者近情，終者近義”，進一步說明了“道”的發展過程和最終目標。“始者近情”強調了“道”的起點是人的真實情感，它尊重人的情感需求和自然本性。“終者近義”則表明，“道”的最終目的是趨近于“義”，“義”是一種更高層次的道德準則，它體現了社會的公序良俗和正義原則。在道德修養的過程中，人們從自身的情感出發，通過不斷地學習和實踐，逐漸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義”的要求，從而實現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從“天”到“命”，再到“性”“情”，最終到“道”，《性自命出》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思想架構。這一架構體現了作者對人性、道德和社會秩序的深刻思考，強調了人性的先天性和情感性，以及道德規范和社會秩序的建立與人性、情感的緊密聯系。通過對這些核心概念關系的梳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性自命出》的主要思想脈絡，以及其在先秦儒家思想發展中的獨特地位和價值。三、“情氣即性”人性論思想內涵3.1“情”的內涵解析在《性自命出》中，“情”的內涵豐富而深刻，涵蓋了人類多種情感形式。從文本中“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于外，則物取之也”“凡人情為可悅也，茍以其情，雖過不惡；不以其情，雖難不貴”等論述可以看出，“情”包含了喜悅、憤怒、哀傷、悲痛等基本情感。這些情感是人性的外在表現，當人受到外界事物的刺激時，內在的“性”便會引發相應的情感反應。看到美好的事物會心生喜悅，遭遇不公之事則可能產生憤怒之情，親人離世會感到哀傷悲痛，這些都是“情”的具體體現。“情”在人性中占據著基礎地位。“情生于性”明確了“情”與“性”的根源關系，“性”是內在的本質，而“情”是“性”的外在顯現，是人性的直接表達。“道始于情”進一步強調了“情”的基礎性，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的建立都源于人的真實情感。儒家強調的“仁”“義”等道德觀念，并非憑空產生，而是從人的親情、友情等自然情感中發展而來。子女對父母的敬愛之情是“孝”的情感基礎，推而廣之，對他人的關愛之情則是“仁”的體現。在社會生活中，人們基于對他人的同情、關愛等情感，逐漸形成了互助、友善等道德行為規范，這些都表明“情”是道德產生的源頭，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情”的產生機制與外物的觸動密切相關。“及其見于外，則物取之也”表明，當人的內心受到外界事物的影響時，內在的“性”就會被激發，從而產生各種情感。不同的事物會引發不同的情感反應，美好的事物引發積極情感，丑惡的事物引發消極情感。當人們看到他人遭受苦難時，內心的憐憫之情會被激發，這種情感促使人們去幫助他人；而當看到不道德的行為時，內心會產生厭惡、憤怒之情，這種情感則促使人們去譴責和糾正這種行為。人的情感還受到自身經歷、認知等因素的影響，同樣的事物，不同的人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情感體驗。一個經歷過戰爭苦難的人，看到和平的景象會更加珍惜和喜悅，而一個從未經歷過戰爭的人，可能對和平的感受沒有那么深刻。3.2“氣”的內涵解析在《性自命出》中，“氣”與人性的關聯緊密且獨特，其內涵豐富多元，涵蓋了氣質、生命力等多個層面。從氣質層面來看，“氣”是構成人性的重要因素，它賦予了人獨特的性格特點和行為傾向。“喜怒哀悲之氣，性也”表明，“氣”是內在的情感氣質，是人性的本質體現。這種氣質并非后天形成，而是與生俱來的，它決定了人在面對外界事物時的情感反應和行為模式。有些人天生性格開朗，容易表現出喜悅之情；而有些人則性格沉穩，情感表達較為內斂。這些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氣”的不同所導致的。“氣”也代表著生命力。在古代哲學觀念中，“氣”被視為生命的基礎和動力源泉，它貫穿于人的生命活動之中，維持著人的生存和發展。人的呼吸、血液循環等生理活動都與“氣”密切相關，“氣”的充盈與否直接影響著人的身體健康和精神狀態。一個生命力旺盛的人，往往“氣”充足，表現出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和充沛的體力；而一個體弱多病的人，則可能“氣”不足，精神萎靡、行動遲緩。“氣”作為生命力的體現，也影響著人的情感和思維活動。當一個人“氣”足時，他的情感豐富且強烈，思維敏捷，能夠積極地應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反之，當“氣”不足時，人的情感可能變得淡漠，思維也會變得遲鈍。“氣”對人性的塑造作用不可忽視。它是人性的內在基礎，為情感和行為提供了動力和傾向。不同的“氣”使得人性呈現出多樣性和豐富性。在社會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性格的人，有的人勇敢堅毅，有的人溫柔善良，有的人機智靈活，這些性格差異很大程度上是由“氣”的不同所決定的。“氣”還與道德修養密切相關。儒家強調通過修身養性來提升道德境界，而“氣”的修養是其中的重要環節。通過培養和調節“氣”，可以使人的情感和行為更加符合道德規范，實現人性的完善。通過修煉“浩然之氣”，可以使人具有堅定的道德信念和高尚的道德品質，在面對誘惑和困難時能夠堅守正義，不為外界所動搖。3.3“情氣即性”的內在邏輯在《性自命出》中，“情”與“氣”共同構成人性，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緊密交織。“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于外，則物取之也”，明確表明了“情”與“氣”作為人性的構成要素，“氣”是內在的情感氣質，是“性”的本質體現，而“情”則是“氣”在外界事物觸動下的外在顯現。當人面對不同的情境時，內在的“氣”會引發相應的情感反應，表現為“情”。看到他人遭受苦難時，內在的憐憫之氣會被激發，從而產生同情之情，這種同情之情就是“情”的具體表現。“情”與“氣”的相互作用在道德修養和行為選擇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氣”決定了人的情感傾向和行為動力，不同的“氣”使得人在面對道德抉擇時會有不同的反應。具有浩然正氣的人，在面對不義之事時，會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表現出勇敢和正義的情感與行為；而“氣”不足或氣質懦弱的人，可能會選擇退縮和逃避。“情”也會影響“氣”的表現和發展。積極的情感，如喜悅、善良等，能夠滋養和提升“氣”，使人的氣質更加高尚和堅定；而消極的情感，如憤怒、嫉妒等，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調節，可能會破壞“氣”的平衡，導致人的行為失當。過度的憤怒可能會使人失去理智，做出沖動的行為，從而影響自身的氣質修養。“情”與“氣”在人性中的相互關系還體現在它們對人的認知和思維方式的影響上。“情”能夠影響人的認知判斷，不同的情感狀態會使人對事物產生不同的看法和理解。當人處于喜悅的情感狀態時，往往會對周圍的事物持積極的看法，更容易發現事物的美好之處；而當人處于悲傷或憤怒的情感狀態時，可能會對事物產生負面的評價，忽略事物的積極方面。“氣”也會影響人的思維方式和決策能力。氣質沉穩的人，在思考問題時往往更加冷靜和理性，能夠做出全面而準確的判斷；而氣質急躁的人，可能會在思考問題時缺乏耐心，容易做出片面的決策。在社會生活中，“情氣即性”的內在邏輯也有著廣泛的體現。不同的人由于“情”與“氣”的差異，會表現出不同的性格特點和行為方式。有些人熱情開朗，善于與人交往，這可能與他們內在的積極情感和開朗的氣質有關；而有些人則性格內向，不善言辭，這可能是由于他們的情感較為內斂，氣質較為沉靜。在人際交往中，了解他人的“情”與“氣”，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行為和意圖，從而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當我們了解到一個人平時氣質溫和，突然表現出憤怒的情緒時，我們就可以通過分析他所處的情境，推測他憤怒的原因，進而更好地與他溝通和交流。四、“情氣即性”與相關思想比較4.1與孟子性善論比較在人性本質的觀點上，《性自命出》主張“情氣即性”，認為人性由內在的情感氣質“氣”和外在表現的“情”共同構成，人性具有自然性和多樣性。“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于外，則物取之也”表明，人性是一種自然的情感氣質，受到外物的影響而表現為不同的情感。不同的人由于“氣”的差異，在面對相同的事物時，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情感反應和行為表現。孟子則提出“性善論”，認為人性本善，人生來就具有“四端”之心，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這“四端”是人性善良的根源，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本質特征。孟子認為，人之所以有善性，是因為天賦予了人這種道德本性，“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通過盡心、知性，人可以上達于天，實現天人合一。二者在道德根源的認識上存在差異。《性自命出》認為道德源于人的情感和外在的教化。“道始于情”說明道德規范的建立是從人的真實情感出發的，通過對情感的引導和規范，使其符合社會的道德要求。同時，它也強調后天的教化對人性的塑造作用，“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教使然也”，認為人的本性雖然相同，但由于后天教育的不同，會導致人的行為和道德觀念的差異。孟子則主張道德源于人的內在善性，“四端”之心是道德的內在依據。他認為，人天生就具有善良的本性，這種本性是道德的源頭，只要將“四端”之心加以擴充和培養，就能發展出仁、義、禮、智等道德品質。“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強調了內在善性的自我擴充和發展對于道德修養的重要性。在人性發展的觀點上，《性自命出》認為人性具有可塑性，后天的環境和教化對人性的發展起著關鍵作用。人在與外物接觸的過程中，情感會受到影響，通過教育和修養，可以引導情感向正確的方向發展，使人性不斷完善。“待物而后作，待悅而后行，待習而后定”，表明人性需要在后天的實踐和學習中逐漸確定和發展。孟子雖然也重視后天的修養和教育，但更強調人的內在善性的主導作用。他認為，人只要充分發揮自己的內在善性，通過“存心”“養性”等修養方法，就能保持和發揚善性，實現道德的完善。“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強調了通過減少欲望來保持和修養內在善性的重要性。盡管存在差異，“情氣即性”與孟子性善論也有一定的聯系。二者都關注人性與道德的關系，試圖從人性的角度尋找道德的根源和依據。《性自命出》從情感和氣質出發探討人性，為孟子性善論的產生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礎。孟子的性善論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性自命出》中對人性自然情感的重視，將自然情感提升為道德情感，進一步發展了儒家的人性論思想。4.2與荀子性惡論比較在對人性初始狀態的看法上，《性自命出》與荀子的性惡論存在顯著差異。《性自命出》主張“情氣即性”，認為人性是自然的情感氣質，是由“喜怒哀悲之氣”構成的，這種人性無所謂善惡，具有自然質樸的特點。“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悅而后行，待習而后定”表明，人性在初始狀態下是一種未被外界完全塑造的潛在狀態，它受到外物和后天教化的影響，才會逐漸形成具體的行為和道德觀念。荀子則認為人性本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他指出人的本性中存在著“好利”“疾惡”“好生色”等不良傾向，如果順從這些本性，就會導致爭奪、殘賊、淫亂等惡行的產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荀子認為人性中的這些惡的因素是與生俱來的，需要通過后天的“偽”，即人為的教化和努力，來加以改造和約束。在后天改造和道德培養的途徑上，二者也各有側重。《性自命出》強調通過外在的教化和環境的影響來引導人性向善。“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教使然也”，認為人的本性雖然相同，但由于后天教育的不同，會導致人的行為和道德觀念的差異。它主張通過“道”來引導人性，“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通過對情感的引導和規范，使其符合社會的道德要求，從而實現人性的完善。通過禮儀制度和道德教化，讓人們在情感的表達和行為的選擇上遵循一定的規范，逐漸培養出良好的道德品質。荀子則主張通過“化性起偽”來改造人性。他認為，既然人性本惡，就需要通過圣人制定的禮義法度和道德教育來矯正人的本性，使人能夠克制自己的欲望，遵守社會的規范。“故圣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荀子強調圣人的作用，認為圣人能夠洞察人性的弱點，制定出合理的禮義制度和道德規范，通過教育和強制手段，引導人們逐漸克服本性中的惡，培養出善良的品德和行為習慣。荀子還強調學習和積累的重要性，認為人們通過不斷地學習禮義，積累道德知識，就能夠逐漸改變自己的本性，實現道德的提升。在對道德與人性關系的理解上，《性自命出》認為道德是在人性的基礎上，通過對情感的引導和規范而形成的，道德是人性發展的必然結果。“道始于情”，說明道德的根源在于人的真實情感，通過對情感的引導和規范，使其符合社會的道德要求，從而形成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而荀子則認為道德是為了約束和改造人性而產生的，是對人性惡的一種矯正和補救。道德是圣人制定的，目的是為了防止人們因為本性中的惡而導致社會的混亂和無序。4.3與道家人性思想比較在對待人性本真的態度上，《性自命出》與道家人性思想既有相似之處，又存在差異。道家以老子、莊子為代表，強調人性的自然本真，認為人性應保持質樸、純真的狀態，不受外在的過多干預和束縛。老子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強調人應順應自然之道，回歸自然本性。莊子則認為人性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應被人為的道德規范和社會制度所扭曲，他倡導“逍遙游”，追求一種超越世俗束縛、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性自命出》同樣重視人性的自然性，其“情氣即性”的觀點認為人性是自然的情感氣質，具有質樸的特點。“喜怒哀悲之氣，性也”表明，人性是由內在的情感氣質構成，這種情感氣質是自然生成的，不受外在道德觀念的先驗規定。二者都肯定了人性中自然的一面，認為人性不應被過度人為雕琢。在人性的發展方式上，道家主張無為，認為應讓人性自然發展，避免過多的人為干涉。老子提出“無為而治”，認為統治者不應過多地干預百姓的生活，讓百姓自然地發展，才能保持人性的本真。莊子也反對用外在的規范來約束人性，他批判儒家的禮義制度對人性的束縛，認為這些規范破壞了人性的自然和諧。《性自命出》雖重視人性的自然性，但也強調后天的教化和引導。它認為“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教使然也”，人的本性雖然相同，但由于后天教育的不同，會導致人的行為和道德觀念的差異。通過“道”來引導人性，“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借助禮儀制度和道德教化，引導人的情感和行為符合社會的道德要求，從而實現人性的完善。在道德與人性的關系上，道家認為道德規范是對人性的束縛，主張超越世俗的道德觀念，回歸自然人性。老子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制定的道德規范反而違背了自然之道，導致了虛偽和欺詐的產生。莊子則以“駢拇枝指”的比喻，批判儒家的仁義道德如同駢拇枝指一樣，是多余的、違背人性的。《性自命出》則認為道德是在人性的基礎上，通過對情感的引導和規范而形成的，道德是人性發展的必然結果。“道始于情”表明，道德的根源在于人的真實情感，通過對情感的引導和規范，使其符合社會的道德要求，從而形成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基于對他人的關愛、同情等情感，逐漸形成了互助、友善等道德行為規范，這些道德規范是對人性中美好情感的升華和引導。五、“情氣即性”思想的影響與價值5.1對當時社會思想的影響《性自命出》的“情氣即性”思想在儒家思想發展歷程中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它處于孔子與孟子思想之間的關鍵節點，為儒家思想的傳承與發展注入了新的內涵。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雖未明確提出系統的人性論，但強調“仁”的核心地位，“仁”是一種內在的道德情感和品質，這與《性自命出》中重視情感在人性中的基礎地位有一定的契合之處。“情氣即性”思想進一步發展了孔子對人性和情感的關注，將人性與情感、氣質緊密聯系起來，為儒家的道德修養和社會秩序構建提供了更為細致的人性論基礎。這一思想為孟子性善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淵源。“情氣即性”中對情感的重視，啟發了孟子對道德情感的深入挖掘。孟子提出的“四端”之心，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與《性自命出》中所強調的情感與人性的關系密切相關。孟子將這些道德情感視為人性本善的根源，認為人天生就具有這些善良的情感，通過擴充和培養這些情感，可以實現道德的完善。這種思想的發展，是在《性自命出》“情氣即性”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對人性中道德本質的認識，使儒家的人性論更加完善和系統。“情氣即性”思想與同時期其他學派的思想產生了激烈的碰撞與交流，對當時的思想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與道家思想相比，道家強調人性的自然本真，追求個體的自由和超脫，反對過多的人為束縛。《性自命出》雖也重視人性的自然性，但更強調后天的教化和引導，認為通過禮儀制度和道德教化，可以使人性得到完善和發展。這種差異促使儒道兩家在人性論和道德觀上展開了深入的討論，彼此借鑒和吸收對方的思想精華。儒家吸收道家對自然人性的關注，更加注重在道德修養中保持人性的自然純真；道家則從儒家的教化思想中認識到社會秩序和道德規范的重要性，對其個體自由的思想進行了一定的反思和調整。與墨家思想相比，墨家主張“兼愛”“非攻”，強調功利和實用。《性自命出》的“情氣即性”思想則更側重于從人性的角度探討道德的根源和基礎，強調情感和氣質在人性中的重要性。二者在思想上的差異引發了關于道德本質和價值的討論。墨家批評儒家過于注重情感和禮儀，忽視了實際的功利效果；儒家則認為墨家的功利思想過于狹隘，忽視了人性中的情感和道德追求。這種思想碰撞促進了不同學派之間的相互學習和發展，推動了當時思想的繁榮和進步。5.2對后世哲學思想的價值《性自命出》的“情氣即性”思想為后世思想家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源頭，在宋明理學心性論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宋明理學是儒家思想發展的重要階段，其心性論的形成和發展深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響，而《性自命出》的“情氣即性”思想為宋明理學心性論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思想啟示。在宋明理學中，“性”與“情”的關系是心性論的核心議題之一。《性自命出》提出“情生于性”“道始于情”，強調了“情”在人性和道德中的基礎地位。這一思想對宋明理學產生了深遠影響，促使理學家們深入探討“性”與“情”的關系。程顥、程頤提出“性即理”，認為人性就是天理的體現，而“情”則是“性”的外在表現。朱熹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提出“性是未發，情是已發”，將“性”與“情”分別歸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不同層面。這種對“性”與“情”關系的探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性自命出》“情氣即性”思想的啟發，強調了“情”作為人性的外在表現，需要通過道德修養和規范來引導和約束，以實現人性的完善和道德的提升。《性自命出》中關于“氣”的思想也對宋明理學產生了影響。宋明理學中的“氣”概念與《性自命出》中的“氣”有一定的關聯，都強調“氣”在宇宙萬物和人性中的重要作用。張載提出“太虛即氣”，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氣”構成的，“氣”的聚散變化形成了萬物的生滅。在人性論方面，他認為“氣”是構成人性的重要因素，人性的善惡與“氣”的清濁有關。這種觀點與《性自命出》中“氣”與人性的關聯有相似之處，都認識到“氣”對人性的塑造和影響。朱熹也強調“氣”在宇宙和人性中的作用，認為“理”與“氣”相互依存，共同構成了宇宙萬物和人性。“氣”的稟受不同，導致了人性的差異。這些思想都體現了《性自命出》“氣”的思想對宋明理學的影響，豐富了宋明理學的宇宙觀和人性論。在道德修養方面，《性自命出》強調通過外在的教化和環境的影響來引導人性向善，這一思想為宋明理學的道德修養論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宋明理學強調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修養方法來實現道德的完善，這與《性自命出》中重視后天教化和環境影響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顥、程頤主張通過“格物致知”來探究事物的理，從而達到對天理的認識和把握，進而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朱熹進一步完善了“格物致知”的理論，認為通過對事物的窮究，可以獲得知識，從而明辨是非善惡，指導自己的行為。這種道德修養方法的提出，受到了《性自命出》中重視后天教化思想的影響，強調了通過學習和實踐來提升道德境界的重要性。5.3現代社會的啟示在現代社會，理解《性自命出》“情氣即性”思想對人性的認知，有助于我們以更加全面、客觀的視角看待人性。它提醒我們，人性是自然情感氣質與社會教化相互作用的結果，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可塑性。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應該尊重每個人的自然情感和氣質差異，認識到這些差異是人性豐富性的體現。在教育和管理中，不應簡單地對人進行刻板的評價和要求，而應根據人的不同情感氣質特點，因材施教、因勢利導。對于情感豐富、氣質活潑的學生，可以鼓勵他們參與文藝、社交等活動，發揮其優勢；對于氣質沉穩、情感內斂的學生，可以引導他們在學術研究、技術創新等領域深入發展。在處理人際關系方面，“情氣即性”思想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它強調情感在人性中的基礎地位，啟示我們在人際交往中要注重情感的交流與溝通。通過理解他人的情感和情緒變化，能夠更好地建立起相互信任、理解和尊重的關系。當我們察覺到他人的喜悅或悲傷時，給予積極的回應和支持，能夠增進彼此的感情。在團隊合作中，關注成員的情感需求，營造良好的情感氛圍，能夠提高團隊的凝聚力和協作效率。了解成員的氣質特點，合理分配任務，讓每個人都能在適合自己的崗位上發揮最大的作用，也有助于團隊的和諧發展。在道德教育領域，“情氣即性”思想為現代道德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它認為道德是在人性的基礎上，通過對情感的引導和規范而形成的。這啟示我們在道德教育中，應從人的情感出發，激發人們內心的道德情感，如同情心、正義感、責任感等。通過情感教育，讓人們在情感體驗中感受道德的力量，從而自覺地遵守道德規范。在學校教育中，可以通過開展主題班會、社會實踐等活動，引導學生在具體的情境中體驗和感悟道德情感，培養他們的道德行為習慣。在家庭教育中，家長也應注重以身作則，通過自己的言行舉止，向孩子傳遞積極的道德情感和價值觀。“情氣即性”思想還提醒我們，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中，要關注人的情感和精神需求。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面臨著各種壓力和挑戰，容易出現情感失衡和精神焦慮等問題。我們應該重視人的情感健康，提供相應的心理支持和疏導，幫助人們調節情緒，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通過發展文化藝術、休閑娛樂等活動，滿足人們的情感需求，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六、結論6.1研究成果總結通過對《性自命出》“情氣即性”人性論思想的深入探究，我們對這一思想的內涵、價值及影響有了更為全面和深刻的認識。“情氣即性”思想認為人性由內在的情感氣質“氣”和外在表現的“情”共同構成，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塑造了人性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于外，則物取之也”，明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