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易學思想：體系建構、核心觀點與時代回響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浪潮中，文化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其重要性愈發凸顯。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智慧、情感和價值觀。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文化自信成為時代的強音，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在這一文化復興的大背景下，易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價值和意義也日益受到重視。易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活水，被譽為“大道之源”，歷經數千年的傳承與發展，對中國古代的哲學、政治、倫理、文學、藝術、科技等諸多領域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它以獨特的符號系統、深邃的哲學思想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展現了中華民族對宇宙、自然和人生的深刻認識與理解。從哲學層面來看，易學蘊含著深刻的宇宙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其陰陽學說、變化思想、天人合一觀念等，為中國哲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為中國哲學思想的重要源泉。在政治領域，易學的思想觀念為歷代統治者提供了治國理政的理論依據和智慧啟示，影響著政治制度的設計、政策的制定以及政治文化的形成。倫理道德方面，易學所倡導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如誠信、仁愛、謙遜等，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塑造中國人的道德品格和行為方式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學藝術領域，易學的意象思維、象征手法等為文學創作和藝術表現提供了豐富的靈感和素材，許多經典的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都蘊含著深厚的易學文化底蘊。科技領域，易學的思想也為古代天文學、數學、醫學、建筑學等學科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和方法指導，體現了其在推動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方面的獨特價值。王船山，作為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哲學家和易學大師，其易學思想在易學發展史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船山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動蕩時期，社會的劇烈變革、民族的興衰榮辱，使他對時代的問題有著深刻的洞察和思考。他一生致力于易學研究，著有《周易內傳》《周易外傳》《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周易考異》等多部易學著作，這些著作蘊含著他對易學的獨特見解和深刻思考，構成了一個龐大而嚴密的易學思想體系。船山易學思想不僅是對傳統易學的繼承和發展，更是他對時代問題的回應和對社會現實的關懷。他在易學研究中，融入了自己對歷史、政治、倫理等諸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性和啟發性的觀點。例如，他主張“乾坤并建”的易學原理觀，強調陰陽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認為乾坤二卦是宇宙萬物的根源和基礎，這種觀點深化了對宇宙本體的認識；在解易方法上，他倡導“四圣同揆、彖爻一致”，力圖恢復《周易》經傳的本來面目，揭示其中蘊含的深刻哲理；在易學占筮觀方面，他秉持“占學一理，占義不占利”的思想，將占筮與道德修養和人生智慧相結合，賦予占筮以道德和人文的內涵。這些思想觀點不僅豐富了易學的理論體系，也為后世的易學研究和哲學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借鑒。研究船山易學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從理論層面來看，有助于深入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豐富和完善中國哲學的研究內容。船山易學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其中蘊含的哲學思想、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是中國哲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船山易學思想的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國哲學的發展脈絡和內在邏輯，為中國哲學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同時，對船山易學思想的研究，也有助于推動易學研究的深入發展，促進易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拓展易學的研究領域和應用范圍。從現實意義而言，對當代社會的文化建設、道德修養和人生智慧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在文化建設方面，船山易學思想所體現的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有助于增強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認同感，為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在道德修養方面，其強調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如“占義不占利”“修己治人”等，對于培養當代人的道德品質和社會責任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在人生智慧方面，船山易學思想中蘊含的對人生境遇的深刻洞察和應對策略，如“窮則變，變則通”“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等，能夠幫助人們在面對生活中的困難和挑戰時，保持樂觀積極的心態，做出正確的選擇和決策，實現人生的價值和意義。1.2研究現狀綜述近年來，隨著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浪潮，船山易學思想的研究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研究成果涵蓋了船山易學思想的各個方面，為深入理解和研究船山易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深刻的見解。在船山易學思想基礎概念的研究方面，學者們對“理”“氣”“道”等概念進行了深入探討。有學者認為，船山的“理”并非脫離物質世界的抽象存在，而是與“氣”緊密相連，“理”在“氣”中，通過“氣”的運動變化得以體現，這一觀點打破了傳統理學中對“理”的孤立、靜態的理解，強調了“理”的動態性和實踐性。關于“氣”，學者們指出船山的“氣”是宇宙萬物的本原，是一種充滿活力和變化的物質實體，“氣”的聚散變化構成了宇宙萬物的生成與發展，這一觀點突出了“氣”在船山哲學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為理解其宇宙觀和本體論提供了關鍵線索。對于“道”，學者們認為船山的“道”是宇宙萬物的運行規律和本質特征，是“理”與“氣”的統一，“道”存在于具體事物之中，通過事物的發展變化得以展現，這種對“道”的理解，體現了船山哲學的辯證思維和實踐精神。在船山易學思想的理論體系與方法研究中，學界取得了重要進展。有學者對船山的“乾坤并建”思想進行了深入剖析，認為這一思想是船山易學的核心原理，體現了陰陽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是對《周易》陰陽學說的深化和發展，為構建和諧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在解易方法上，學者們對船山倡導的“四圣同揆、彖爻一致”進行了探討，指出船山力圖恢復《周易》經傳的本來面目，通過對經傳的系統解讀，揭示其中蘊含的深刻哲理，這種解易方法強調了經傳之間的內在聯系和整體性，有助于準確把握《周易》的思想內涵。船山的象數與義理統一觀也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學者們認為船山主張象數與義理不可分割，通過對卦象和爻數的分析，可以揭示其中蘊含的義理，而義理又通過象數得以體現，這種統一觀為易學研究提供了一種全面、系統的方法，避免了象數派和義理派的片面性。船山易學思想在倫理學、政治哲學、生命哲學等領域的應用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倫理學方面，學者們指出船山的易學思想強調道德修養的重要性，認為通過對《周易》的學習和體悟，可以培養人的道德品質和行為規范，如“占義不占利”的思想，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追求正義和道德的行為。在政治哲學領域，學者們認為船山的易學思想為政治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他主張統治者應順應天道，以民為本，實行仁政，這種思想體現了對社會公正和人民福祉的關注，對當代政治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在生命哲學方面，學者們探討了船山易學思想中關于生命的本質、意義和價值的觀點，認為船山強調生命的不斷變化和發展，倡導人們積極面對生活，追求生命的充實和意義，這種生命哲學為當代人提供了一種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和人生追求。然而，當前船山易學思想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雖然對船山易學的一些核心思想和概念進行了探討，但仍有許多方面有待進一步挖掘和拓展。例如，對于船山易學思想在文學、藝術、科技等領域的影響研究相對較少，未能充分展現船山易學思想的廣泛影響力和應用價值。在研究方法上，雖然采用了文獻研究法、理論分析法等多種方法，但創新性不足，缺乏跨學科的研究方法，難以從多維度、多角度深入理解船山易學思想的內涵和價值。在與其他哲學思想的比較研究方面，雖然對船山易學思想與儒學、道家等思想的關系進行了一定的探討，但比較研究還不夠深入和全面，未能充分揭示船山易學思想在繼承和發展傳統哲學思想方面的獨特貢獻和創新之處。綜上所述，當前船山易學思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針對這些不足，從更深入、更廣泛的角度，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對船山易學思想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以期為船山易學思想的研究和傳承做出貢獻。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本研究將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系統地剖析船山易學思想。文獻研究法是本研究的基礎方法。通過廣泛查閱和整理船山的易學著作，如《周易內傳》《周易外傳》《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周易考異》等，以及與船山同時代和后世學者對其易學思想的研究成果，包括學術論文、專著等，深入挖掘船山易學思想的內涵和精髓。對船山易學著作中的原文進行細致的解讀和分析，從字詞的訓詁到語句的理解，再到篇章的整體把握，力求準確還原船山的思想本意。同時，梳理歷代學者對船山易學思想的研究觀點和評價，了解不同學者的研究視角和側重點，為深入研究提供參考和借鑒。歷史研究法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將船山易學思想置于明清交替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考察，分析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對船山易學思想形成的影響。明清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政治變革頻繁，文化思潮多元，這些因素都對船山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通過研究當時的歷史背景，可以更好地理解船山易學思想的產生根源和發展脈絡。探討船山所處時代的哲學思潮，如宋明理學的發展演變、心學的興起與影響等，分析船山易學思想與這些哲學思潮的關系，以及船山如何在繼承和批判傳統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獨特的易學思想體系。比較研究法將貫穿于本研究的始終。通過將船山易學思想與其他易學流派以及中國傳統哲學思想進行比較，揭示其獨特性和創新性。將船山的易學思想與程朱理學、陸王心學進行比較，分析它們在哲學基礎、思想觀點、解易方法等方面的異同，探討船山易學思想對傳統哲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同時，將船山易學思想與道家、墨家等其他哲學流派進行比較，分析它們在宇宙觀、人生觀、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展現船山易學思想在融合多元哲學思想方面的獨特魅力。通過比較研究，能夠更加清晰地認識船山易學思想的特點和價值，以及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和貢獻。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研究視角上，從新的角度挖掘船山易學思想的內涵和價值。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船山易學思想的某一個方面，如哲學思想、解易方法等，本研究將從文化、歷史、哲學等多個維度出發，全面系統地探討船山易學思想，力求展現其豐富的內涵和廣泛的應用價值。在研究過程中，注重將船山易學思想與當代社會的發展需求相結合，探討其對當代文化建設、道德修養、人生智慧等方面的啟示作用，為船山易學思想的現代轉化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研究方法上，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打破學科界限，綜合運用哲學、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船山易學思想進行深入研究。通過跨學科的研究，能夠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對船山易學思想進行分析和解讀，從而獲得更加全面、深入的認識。運用歷史學的方法研究船山易學思想的形成背景和發展歷程，運用文化學的方法分析其文化內涵和價值，運用社會學的方法探討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等。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拓展船山易學思想的研究領域，為解決相關問題提供新的方法和途徑。在研究內容上，本研究將對船山易學思想在文學、藝術、科技等領域的影響進行深入研究，彌補以往研究在這方面的不足。船山易學思想不僅在哲學、倫理學、政治哲學等領域有著重要的影響，在文學、藝術、科技等領域也有著廣泛的滲透和體現。在文學創作中，船山易學思想的意象思維、象征手法等為文學作品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靈感和素材；在藝術領域，其陰陽和諧、變化統一的思想觀念影響著藝術作品的審美追求和表現形式；在科技領域，船山易學思想的某些觀點和方法為古代科技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和指導。通過對這些領域的研究，能夠更加全面地展現船山易學思想的廣泛影響力和應用價值。二、船山其人及其易學著述2.1王船山生平與學術背景王船山，名夫之，字而農，號姜齋，晚年隱居于湖南衡陽石船山，故世稱船山先生。他生于明神宗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和史學家。王船山生活在一個風云變幻、社會動蕩的時代。明朝末年，政治腐敗，宦官專權，黨爭激烈，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尖銳。土地兼并嚴重，大量農民失去土地，淪為佃農或流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時，苛捐雜稅繁重，百姓負擔沉重，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在這種背景下，各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其中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和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勢力最為強大，他們的起義軍迅速發展壯大，對明朝的統治構成了巨大威脅。與此同時，東北地區的滿族勢力逐漸崛起。1616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權，隨后不斷向外擴張，與明朝在遼東地區展開了激烈的爭奪。1644年，李自成率領大順軍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身亡，明朝滅亡。同年，清軍在吳三桂的引導下入關，擊敗大順軍，占領北京，并迅速向全國進軍，逐步建立起對全國的統治。在文化思潮方面，宋明理學在明代占據主導地位，程朱理學被奉為官方正統思想，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理學逐漸走向僵化，淪為士子們謀取功名的工具，其內在的思想活力和創新精神逐漸喪失。與此同時，陽明心學在明代中葉興起，強調“心即理”“致良知”，主張通過內心的反省和體悟來尋求真理，對傳統理學的權威提出了挑戰，在思想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一時間門徒眾多，學派林立。西學東漸也為當時的文化領域帶來了新的元素。自明朝末年起，西方傳教士陸續來華，他們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知識和宗教信仰。利瑪竇、湯若望等傳教士與中國的知識分子交往密切，傳播了天文、歷法、數學、地理等方面的知識，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對傳統的學術觀念和思維方式產生了一定的沖擊。王船山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他的父親王朝聘是一位飽學之士，對儒家經典有深入的研究，注重培養王船山的品德和學問。在家庭的熏陶下，王船山自幼勤奮好學，對儒家經典和歷史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展現出了卓越的才華和深厚的學術功底。十四歲時，他考中秀才，成為當地的知名學者。此后，他繼續深入研究儒家經典和歷史文化，廣泛涉獵諸子百家之學，對天文、地理、歷法、數學等領域也有一定的了解，為他日后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明朝滅亡的慘痛現實，使王船山深受觸動，激發了他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他積極投身于抗清斗爭，曾與夏汝弼、管嗣裘等人在衡山舉兵起義，抗擊清軍，但因力量懸殊，起義最終失敗。此后，他輾轉于湖南、廣西等地，繼續參與抗清活動，并曾在南明永歷政權中任職。然而，南明政權內部腐敗不堪，黨爭不斷，王船山深感失望和無奈。他因直言進諫而得罪權貴，險遭不測，最終被迫離開永歷政權，開始了流亡生涯。在流亡期間，王船山目睹了社會的動蕩和人民的苦難，對明朝滅亡的原因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認識到，明朝的滅亡不僅是政治腐敗和軍事失利的結果，更是文化和思想領域的問題所致。他深感傳統的宋明理學和陽明心學在應對現實問題時的無力，開始尋求一種新的思想體系來解釋社會現象，指導人們的行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王船山隱居于石船山，潛心著述，致力于對傳統學術的批判和創新。他在艱苦的環境中，憑借著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毅力，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學術著作，如《周易內傳》《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通鑒論》《宋論》等。在這些著作中，他對儒家經典進行了重新詮釋，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對歷史事件和人物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評價，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對哲學、政治、倫理等領域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思考和探討，構建了一個龐大而嚴密的思想體系。王船山的學術思想深受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同時也融合了道家、法家、墨家等諸子百家的思想精華。他批判地繼承了宋明理學和陽明心學的思想成果，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摒棄了其僵化和空洞的部分。在哲學上，他主張“氣一元論”，認為氣是宇宙萬物的本原，理寓于氣中，強調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和運動變化。在認識論上，他強調“行”的重要性，主張“知行合一”，認為只有通過實踐才能獲得真正的知識。在政治上，他反對君主專制，主張限制君權，提倡“公天下”的思想，強調統治者應該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實行仁政。在倫理道德方面，他強調道德的主體性和實踐性，主張通過個人的修養和實踐來實現道德的完善。總之，王船山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個人經歷對他的學術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社會動蕩、文化變革的時代背景下，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深刻的思考，對傳統學術進行了批判和創新，構建了一個具有獨特風格和深刻內涵的思想體系，為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2.2船山易學著述概述王船山一生致力于易學研究，留下了多部具有深遠影響的易學著作。這些著作不僅體現了他對《周易》的深入理解和獨特見解，也反映了他所處時代的學術風貌和思想訴求。以下將對其主要易學著作進行詳細介紹。《周易考異》成書于1648年，當時船山避兵戎于南岳蓮花峰。這部著作屬于文字考訂類型，主要依據《說文》及徐鉉注、郭京《周易舉正》以及《左傳》等文獻，對《周易》經傳部分文字進行訂正。在對《周易》經文“潛龍勿用”的考訂中，船山通過對不同版本的比對和對古代文獻的研究，指出某些版本中對該句的誤讀，并依據可靠的文獻資料進行了糾正，為后人準確理解《周易》經文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周易考異》雖側重于文字層面的校勘，但對于恢復《周易》經傳的原始面貌，準確把握其思想內涵具有重要意義，為后續的易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字基礎。《周易稗疏》同樣完成于1648年，是一部關于文句辨析與釋讀的著作。船山在其中對《周易》經傳中有歧義的文句進行了精辟的辨析，展現了他深厚的學術功底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對于《坤卦》中“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一句的解釋，歷代學者觀點不一，船山通過對上下文的細致分析，結合《周易》的整體思想，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認為“直方大”體現了坤卦的柔順、正直、廣大的品德，而“不習無不利”并非指不學習就能無往不利，而是強調遵循自然之道，不刻意作為，便能獲得吉祥。這種辨析有助于澄清歷代注家的誤解，使讀者更準確地領悟《周易》經傳的深意，對于深入理解《周易》的哲學思想和文化內涵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周易外傳》開始寫作于1655年，即南明永歷九年。當時船山以滿腔熱血救亡圖存卻屢受挫折，在此背景下，他開始借助易學思想來建構并闡釋其哲學體系。該書以“推廣于象數之變通，極酬酢之大用”為宗旨，通過對《周易》卦爻之象，特別是爻在卦中的往來升降上下的動態關系、卦與卦之間的卦爻之象的關聯性以及六十四卦的整體性等方面的探索，為他的哲學體系奠定了基石。在對《乾卦》的闡釋中，船山不僅分析了乾卦的卦象、爻辭所蘊含的哲理，還將其與現實生活中的政治、倫理等問題相結合，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在現實中的應用和體現，強調人們應積極進取，順應天道，不斷提升自己。《周易外傳》不僅僅是對《周易》的解讀，更是船山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和對人生智慧的高度總結，對于研究船山的哲學思想和他所處時代的社會思潮具有重要的價值。《周易大象解》完成于1676年，船山在書中對《周易》六十四卦的大象傳進行了深入的闡釋。他認為，通過“分審于六十四象之性情以求其功效”，并“以精義入神，而隨時處中”的心態對待大象傳，就可以上達于“圣人耳順從心之德”的境界。對于《泰卦》的大象傳“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船山解釋說，天地相交象征著陰陽和諧、萬物亨通，統治者應效法天地之道，合理安排社會生產和生活，輔助百姓，使天下太平。這種闡釋體現了船山對《周易》大象傳的獨特理解，以及他將易學思想與社會治理相結合的理念，對于研究古代的政治哲學和社會思想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周易內傳》與《周易內傳發例》于1685-1686年完成。《周易內傳》基本屬于注釋類型的著作，“守《彖》、《爻》立誠之辭，以體天人之理，固不容有毫厘之踰越”，逐句解釋經傳文字，關鍵在于“體天人之理”。在解釋《系辭傳》中“一陰一陽之謂道”時，船山詳細闡述了陰陽的相互關系以及它們與道的內在聯系，認為陰陽的相互作用和變化是宇宙萬物運動變化的根本原因，道就體現在陰陽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轉化之中。《周易內傳發例》則是船山整個易學思想的高度濃縮與結晶，不僅總結了他長期治《易》的成果與經驗，還剖判了易學系統中各種流派。在發例中，船山提出了自己的易學思想綱領，如“以乾坤并建為宗，錯綜合一為象；《彖》《爻》一致、四圣一揆為釋；占學一理、得失吉兇一道為義；占義不占利，勸戒君子、不瀆告小人為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訓，辟京房、陳摶日者黃冠之圖說為防”，這些觀點對理解他的易學思想體系具有提綱挈領的作用，對于研究易學的發展脈絡和船山易學在其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王船山的這些易學著作，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深入探討了《周易》的內涵和價值。它們體例各異，內容豐富，思想深邃，相互關聯，共同構成了一個龐大而嚴密的易學思想體系，為后世的易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和深刻的啟示，在中國易學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三、船山易學思想的形成背景3.1時代因素對船山易學思想的影響王船山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特殊且動蕩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變革，對船山易學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深遠而復雜的影響。從社會層面來看，當時社會矛盾尖銳，危機四伏。明朝末年，土地兼并現象極為嚴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官僚、地主手中，廣大農民失去土地，生活陷入困境。據史料記載，明朝宗室藩王占據了大量肥沃土地，如福王朱常洵就擁有莊田兩萬頃，導致無數農民流離失所，淪為佃農或流民，社會貧富差距懸殊。苛捐雜稅繁重，農民負擔沉重，再加上頻繁的自然災害，如水災、旱災、蝗災等，使得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和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等起義軍勢力不斷壯大，給明朝的統治帶來了巨大沖擊。這些社會現實讓船山深刻認識到社會底層人民的苦難，也促使他思考社會變革的根源和解決之道，而《周易》中所蘊含的變易思想，為他提供了思考的理論基礎。他認為社會如同《周易》所揭示的宇宙規律一樣，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只有順應這種變化，才能實現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政治上，明朝的腐朽統治和清朝的崛起交替上演。明朝末年，政治腐敗，宦官專權，黨爭激烈。宦官魏忠賢把持朝政，結黨營私，迫害忠良，使得朝廷內部烏煙瘴氣，政治生態嚴重惡化。黨爭不斷，東林黨與閹黨之間的斗爭激烈，各派勢力為了爭奪權力，相互傾軋，嚴重削弱了明朝的統治力量。清軍的崛起和入關，使得民族矛盾急劇上升。明朝在與清軍的戰爭中屢戰屢敗，最終滅亡。清朝建立后，對漢族人民實行高壓統治，強制推行剃發易服等政策，引發了漢族人民的強烈反抗。船山作為明朝的遺民，親身經歷了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統治，他的民族情感和愛國情懷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在這種背景下，他的易學思想中融入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對政治變革的思考。他通過對《周易》的研究，試圖從歷史和哲學的角度尋找明朝滅亡的原因，以及如何實現民族的復興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他認為，政治的清明和穩定是國家繁榮的基礎，統治者應該順應天道，以民為本，實行仁政，否則必將導致國家的滅亡。文化領域同樣發生著深刻的變革。宋明理學在明代長期占據統治地位，成為官方正統思想，對士人的思想和行為產生了深遠影響。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理學逐漸走向僵化，成為束縛人們思想的工具。許多士人只注重對經典的背誦和對義理的空洞闡釋，而忽視了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和解決。陽明心學在明代中葉興起，強調“心即理”“致良知”，主張通過內心的反省和體悟來尋求真理。心學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理學的僵化局面，激發了人們的思想活力，但也逐漸走向了空疏和狂放的極端。西學東漸也為當時的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西方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知識和宗教信仰，如利瑪竇帶來了西方的天文、歷法、數學等知識，湯若望參與了清朝歷法的修訂。這些西方文化的傳入，對傳統的學術觀念和思維方式產生了沖擊，引發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和重新審視。船山身處這樣的文化環境中，他對宋明理學和陽明心學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同時也對西學的傳入持開放和包容的態度。他在易學研究中，試圖擺脫傳統學術的束縛，汲取各種文化的精華，構建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他認為，易學應該回歸到經典的本義，結合現實問題進行闡釋，以指導人們的行為和社會的發展。明末清初的社會動蕩、政治變革和文化思潮的激蕩，促使船山對傳統學術進行深刻反思。他在易學研究中，將自己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和思考與《周易》的思想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易學思想。這種思想不僅是對傳統易學的繼承和發展，更是對時代問題的回應和對社會變革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3.2學術傳承與船山易學思想的淵源王船山的易學思想并非憑空產生，而是在深厚的學術傳承基礎上，通過對前代易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并在與同時代學者的學術交流中逐漸形成的。這一過程既體現了易學思想發展的連續性，又展現了船山思想的獨特創新性。船山對前代易學思想的繼承是多方面的，且具有深刻的內涵。從哲學基礎來看，他深受《周易》古經及《易傳》的影響。《周易》作為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經典，其蘊含的陰陽觀念、變化思想以及天人合一的理念，構成了船山易學思想的基石。在《周易內傳》中，船山對“一陰一陽之謂道”的闡釋，就充分體現了他對《易傳》陰陽思想的繼承與深化。他認為陰陽是宇宙萬物的基本構成要素，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動著事物的發展變化。“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亦無間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圍也。”船山強調陰陽的普遍性和客觀性，認為陰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于天地萬物之中，是宇宙運行的根本規律。在解易方法上，船山借鑒了漢易象數派和宋易義理派的方法。漢易象數派注重對卦象、爻數的研究，通過對這些符號的解讀來闡釋《周易》的內涵。船山在其易學著作中，也運用了象數的方法來分析卦爻辭。在解釋《乾卦》初九爻“潛龍勿用”時，他結合龍的象征意義以及初九爻在卦中的位置，認為此時陽氣初起，力量尚弱，如同潛藏的龍，應隱忍待機，不可貿然行動。這種解讀方法體現了他對象數派解易方法的吸收和運用。宋易義理派則側重于從哲學義理的角度來闡釋《周易》，強調道德修養和人生智慧的啟示。船山也深受義理派的影響，他在解讀《周易》時，常常從義理的角度出發，探討其中蘊含的道德準則和人生哲理。在對《坤卦》的闡釋中，他強調坤卦所代表的柔順、包容的品德，認為人們應效法坤卦，以柔順的態度對待他人，以包容的胸懷接納萬物，從而實現自身的道德修養和人生價值。船山對前代易學思想并非一味地繼承，而是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和發展。在易學原理觀方面，他提出了“乾坤并建”的思想，這是對傳統易學的重大突破。傳統易學中，對于乾坤二卦的關系，雖有陰陽相依的認識，但往往側重于乾卦的主導地位。船山則認為乾坤二卦是并建的，二者同等重要，相互依存，共同構成宇宙萬物的根源。“乾坤并建，為《周易》之綱宗，對立而統一，共成生化之妙。”他認為乾坤二卦的并建，體現了陰陽的平衡與和諧，是宇宙萬物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這種思想深化了對宇宙本體的認識，為構建更加完善的易學體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解易方法上，船山倡導“四圣同揆、彖爻一致”，力圖恢復《周易》經傳的本來面目，揭示其中蘊含的深刻哲理。他認為《周易》經傳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位圣人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彖辭和爻辭也相互關聯，共同表達了《周易》的思想內涵。在解讀《周易》時，他注重從整體上把握經傳的意義，通過對經傳文字的細致分析，揭示其中的內在聯系和邏輯關系，避免了片面解讀和斷章取義的弊端。與同時代學者的學術交流，對船山易學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當時，學術界呈現出多元的思想格局，不同學派之間相互交流、相互影響。船山與顧炎武、黃宗羲等思想家處于同一時代，雖然他們之間可能沒有直接的學術交往，但他們都生活在明清交替的歷史時期，面臨著相似的社會問題和文化困境，因此在思想上有著一定的共鳴和相互影響。顧炎武主張“經世致用”，強調學術研究應關注現實問題，為社會服務。這種思想對船山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使他在易學研究中更加注重將易學思想與社會現實相結合，通過對《周易》的闡釋來探討社會變革、政治治理等問題。黃宗羲批判封建專制制度，主張限制君權，提倡民主思想。船山在政治思想上也對君主專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的“公天下”思想與黃宗羲的民主思想有著一定的相通之處，都體現了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批判和對理想政治秩序的追求。船山還可能受到了當時西學東漸思潮的影響。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學知識和思想觀念，為中國學術界注入了新的活力。雖然船山對西學的接受程度和具體態度尚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可以推測，西學的傳入拓寬了他的視野，使他在思考問題時能夠從更廣闊的角度出發，為他的易學思想增添了新的元素。學術傳承與時代的學術交流共同塑造了王船山獨特的易學思想。他在繼承前代易學思想的基礎上，通過創新和發展，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易學體系。與同時代學者的交流，又使他的思想能夠與時俱進，不斷完善。船山易學思想不僅是對傳統易學的傳承與創新，更是時代精神的體現，對后世的易學研究和哲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四、船山易學思想的核心觀點4.1“乾坤并建”的易學原理觀4.1.1“乾坤并建”的內涵“乾坤并建”是王船山易學思想的核心原理觀，在其整個易學體系中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這一思想的內涵豐富而深刻，涵蓋了宇宙觀、本體論和方法論等多個層面。在宇宙觀層面，船山認為乾坤二卦是宇宙萬物的根源和基礎，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宇宙的基本秩序。乾坤并建并非簡單地將乾坤二卦并列，而是強調它們在宇宙生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協同作用。他在《周易內傳》中指出：“乾坤并建，為《周易》之綱宗，對立而統一，共成生化之妙。”乾坤二卦分別代表陰陽二氣，陰陽二氣“絪缊于宇宙，融結于萬匯，不相離，不相勝”，它們的相互交融、相互激蕩，推動了宇宙萬物的生生不息。天為陽，地為陰，天地交感，萬物化生。乾卦所代表的陽氣，具有剛健、主動、向上的特性，它是宇宙萬物運動變化的動力源泉；坤卦所代表的陰氣，具有柔順、包容、承載的特性，它為萬物的生長提供了基礎和條件。只有乾坤并建，陰陽和諧，宇宙才能保持平衡和穩定，萬物才能正常生長發育。從本體論角度來看，乾坤并建體現了船山對宇宙本體的獨特認識。他認為，乾坤是宇宙本體的兩種基本存在形式，二者不可分割。乾坤并建意味著宇宙本體既具有陽剛的一面，又具有陰柔的一面，陰陽相互蘊含，相互為體。乾中有坤，坤中有乾，陰陽的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構成了宇宙本體的內在矛盾和運動變化。“乾坤相倚，互為其根，無有乾而無坤，無有坤而無乾。”這種本體論認識，突破了傳統易學中對乾坤關系的片面理解，強調了陰陽的整體性和統一性，為理解宇宙的本質和規律提供了新的視角。在方法論上，乾坤并建為人們認識世界和解決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指導原則。它啟示人們，在認識和處理事物時，要充分考慮到事物的陰陽兩個方面，既要看到事物的陽剛之性，也要看到事物的陰柔之質，不能片面地強調某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只有把握好陰陽的平衡和協調，才能實現事物的和諧發展。在個人修養方面，人們應效法乾坤之德，既要有乾卦所代表的自強不息的精神，積極進取，奮發向上，又要有坤卦所代表的厚德載物的胸懷，包容萬物，謙遜待人。在社會治理方面，統治者應遵循乾坤并建的原則，既要發揮陽剛的統治力量，又要注重陰柔的德治感化，剛柔相濟，恩威并用，才能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乾坤并建還體現了一種辯證的思維方式。它認為，陰陽之間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對立中有統一，統一中有對立。這種辯證關系存在于宇宙萬物之中，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內在動力。通過對乾坤并建思想的理解和運用，人們可以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把握事物發展的趨勢，從而更好地應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和機遇。在面對困難和挫折時，人們可以從乾坤并建的思想中汲取力量，看到困難背后隱藏的機遇，以及挫折中蘊含的希望，從而保持樂觀積極的心態，勇往直前，戰勝困難。“乾坤并建”思想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它以乾坤二卦為核心，揭示了宇宙萬物的生成、發展和變化規律，體現了陰陽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全面、辯證的思維方式和認識世界的方法。這一思想不僅對船山的哲學體系產生了深遠影響，也為后世的易學研究和哲學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啟示。4.1.2與傳統易學“首乾”說的對比在傳統易學中，“首乾”說占據著重要地位。這種觀點認為，乾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具有首要地位，是萬物的起始和根本。《易傳?乾卦?彖傳》中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強調乾元是萬物賴以開始的根源，統御著整個天道。在這種觀念下，乾卦所代表的陽氣被視為宇宙的主導力量，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傳統易學“首乾”說的形成，與古代社會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關。在封建社會，君主被視為天子，代表著天的意志，具有絕對的權威。乾卦所象征的剛健、尊貴的特性，與君主的地位和權力相契合，因此被賦予了特殊的地位。王船山的“乾坤并建”說與傳統易學的“首乾”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船山認為，乾坤二卦是并建的，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他在《周易外傳》中指出：“獨《乾》尚不足以始，必有《坤》焉，健以存生之理，順以厚生之德，而后萬物資始以資生。”明確反對將乾卦視為唯一的起始和根本，強調坤卦在萬物生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船山認為，陰陽二氣是宇宙萬物的基本構成要素，它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動著事物的發展變化。乾卦代表陽氣，坤卦代表陰氣，二者缺一不可，只有乾坤并建，才能實現萬物的生化。“陰陽具于太虛絪缊之中，其一陰一陽，或動或靜，相與摩蕩，乘其時位以著其功能。”這種觀點強調了陰陽的平衡和協調，突破了傳統“首乾”說中對乾卦的片面強調，使人們對宇宙萬物的生成和發展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從哲學思想的角度來看，“首乾”說體現了一種一元論的思維方式，將乾卦所代表的陽氣視為宇宙的唯一本原和主導力量，強調了事物的單一性和主導性。而“乾坤并建”說則體現了一種二元論的思維方式，認為乾坤二卦所代表的陰陽二氣是宇宙的兩個基本本原，它們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共同構成了宇宙萬物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這種二元論的思維方式更加符合事物的實際情況，能夠更好地解釋宇宙萬物的復雜性和變化性。在價值取向方面，“首乾”說往往強調陽剛、進取、競爭等價值觀念，與封建社會中強調君主權威、等級制度的價值取向相契合。而“乾坤并建”說則更加注重陰陽的平衡和協調，強調柔順、包容、和諧等價值觀念。它倡導人們在生活中既要積極進取，又要懂得順應自然，包容他人，追求一種和諧、平衡的生活狀態。這種價值取向在當今社會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有助于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推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王船山的“乾坤并建”說在與傳統易學“首乾”說的對比中，展現出了獨特的創新性和深刻的思想內涵。它突破了傳統觀念的束縛，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和思維方式，對易學的發展和哲學的思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通過對“乾坤并建”說與“首乾”說的比較研究，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船山易學思想的獨特價值和歷史貢獻。4.2“四圣同揆、彖爻一致”的文本觀與解易方法4.2.1對《周易》文本的解讀王船山認為，《周易》是一部蘊含著深刻哲理和智慧的經典，其文本由伏羲畫卦、文王系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傳共同構成，這四位圣人在易學思想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四圣同揆”。船山在《周易內傳發例》中明確指出：“伏羲氏始畫卦，而天人之理盡在其中，可知易卦是說理的。而上古儉樸，沒有明確的說明易道以流傳天下后世，慶幸的是有筮氏傳承了伏羲氏的卦象。周文王即此卦象而體會，乃系之彖辭，發明卦象得失吉兇的原因。周公通達此卦象的變化，研究爻位適時的始終變化。雖孔子之前還有夏、商朝的連山、歸藏二家等雜占，待等孔子刪定而依據文王、周公易道以明吉兇因得失、事物本性命，就揲策占象之中，冒天下之道，并以文言和諸傳說明彖、爻辭，又貫通義例與變動，作系傳、說卦、雜卦等，使占者、學者得其指歸。如此伏羲氏、周文王、周公、孔子，這四位圣人的易道是一致的，即‘四圣同揆’。”伏羲畫卦，以陰陽符號構建了宇宙萬物的基本模型，開啟了人類對宇宙和人生的認識之門。八卦中的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分別象征著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等自然現象和基本元素，它們之間的相互組合和變化，構成了六十四卦，展現了宇宙萬物的多樣性和變化性。這些卦象不僅僅是簡單的符號，而是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和智慧，反映了宇宙的運行規律和人生的道理。文王系辭，為卦象賦予了具體的意義和價值判斷，使卦象與人事相結合，為人們提供了行為的指導。他通過對卦象的深入理解和體悟，系以彖辭，闡明了卦象所蘊含的得失吉兇的原因。在《乾卦》的彖辭中，文王寫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這段彖辭深刻闡述了乾卦所代表的陽氣的偉大作用，它是萬物的起始根源，統御著整個天道，推動著萬物的生長和發展，體現了文王對乾卦的深刻理解和對宇宙萬物生成規律的認識。周公作爻辭，進一步細化了卦象在不同情境下的變化和意義，使人們能夠更加具體地把握事物的發展趨勢。他通過對爻位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爻在卦中的往來升降上下的動態關系，以及這種關系所反映的事物發展的階段性和變化規律。以《乾卦》初九爻“潛龍勿用”為例，周公通過對初九爻在卦中的位置和陰陽屬性的分析，指出此時陽氣初起，力量尚弱，如同潛藏的龍，應隱忍待機，不可貿然行動。這種對爻辭的解讀，為人們在面對具體情境時提供了具體的行為建議。孔子作傳，對《周易》的思想進行了系統的闡釋和發揮，使其哲學內涵更加豐富和深刻。他的《易傳》包括《彖傳》《象傳》《系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等，從不同角度對《周易》的卦象、爻辭進行了解讀和闡釋，將《周易》的思想與儒家的道德觀念、政治理念相結合，使其成為一部具有深刻哲學內涵和道德教化意義的經典。在《系辭傳》中，孔子提出了“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著名命題，深刻闡述了陰陽的相互關系以及它們在宇宙萬物發展變化中的作用，為后世對《周易》的理解和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船山強調，這四位圣人的思想一脈相承，共同構成了《周易》的完整體系。他們的易學思想雖然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對宇宙、自然和人生的深刻認識和思考。伏羲畫卦是對宇宙萬物的抽象概括，文王系辭是對卦象與人事關系的具體闡釋，周公作爻辭是對爻位變化和事物發展趨勢的細致分析，孔子作傳則是對《周易》思想的系統總結和哲學升華。只有將他們的思想聯系起來，才能全面、準確地理解《周易》的內涵和精神實質。“四圣同揆”的觀點，體現了船山對《周易》文本的尊重和對傳統易學的傳承。他認為，《周易》是一部歷經數千年傳承和發展的經典，其中蘊含著歷代圣人的智慧和心血，我們應該以敬畏的態度對待它，深入研究其中的思想內涵，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這種觀點也為他的解易方法奠定了基礎，使他在解讀《周易》時，能夠從整體上把握經傳的意義，避免片面解讀和斷章取義的弊端。4.2.2解易方法的特點與應用王船山解易方法的特點鮮明，主要體現在他對“四圣同揆、彖爻一致”原則的堅持和運用上。他認為，《周易》經傳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位圣人的思想一脈相承，彖辭和爻辭相互關聯，共同表達了《周易》的深刻哲理。在解讀《周易》時，他注重從整體上把握經傳的意義，通過對經傳文字的細致分析，揭示其中的內在聯系和邏輯關系。船山在解易時，善于將象數與義理相結合。他認為，象數是義理的基礎，義理通過象數得以體現。在解釋卦爻辭時，他既注重分析卦象、爻數所蘊含的象征意義，又深入挖掘其中所蘊含的道德、政治、人生等方面的義理。以《乾卦》為例，船山在解讀時，不僅分析了乾卦的卦象（乾為天，純陽之卦）、爻數（六爻皆陽）所象征的剛健、進取的精神，還從義理的角度闡述了乾卦所蘊含的自強不息、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和道德準則。他認為，乾卦的初九爻“潛龍勿用”，從象數上看，初九爻處于卦的最下位，陽氣初起，力量尚弱；從義理上看，它告誡人們在時機不成熟時，應隱忍待機，積蓄力量，不可貿然行動。這種象數與義理相結合的解易方法，使船山對《周易》的解讀更加全面、深入，既避免了象數派只注重象數而忽視義理的弊端，又避免了義理派只空談義理而脫離象數的不足。注重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也是船山解易方法的一大特點。他在解讀《周易》時，常常結合歷史事件和現實生活，將《周易》的思想應用于對歷史和現實問題的分析和解決。在《周易外傳》中，船山通過對歷史上朝代興衰、政治得失的分析，闡述了《周易》中蘊含的政治智慧和歷史規律。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而《周易》的思想可以幫助人們認識和把握這種變化，從而在現實生活中做出正確的決策。在分析明朝滅亡的原因時，船山運用《周易》的陰陽學說和變化思想，指出明朝末年政治腐敗、社會矛盾激化，是陰陽失調的表現，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他通過對歷史的反思，強調了統治者應順應天道，以民為本，實行仁政，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船山還強調解易要注重實踐。他認為，《周易》的思想不僅是一種理論，更是一種指導人們實踐的智慧。在《周易內傳》中，他指出：“易之為道，即象以見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兇，即占以示學，切民用，合天性，統四揆于一貫，會以言、以動、以占、以制器與一原。”這表明船山認為《周易》的思想應與人們的言行、占筮、制器等實踐活動相結合，通過實踐來檢驗和應用《周易》的思想。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可以根據《周易》的思想來指導自己的行為，如在面對困難和挫折時，借鑒《周易》中“窮則變，變則通”的思想，積極尋求變化和突破；在處理人際關系時，運用《周易》中“和為貴”的思想，倡導和諧、包容的態度。在具體的卦爻辭分析中，船山的解易方法得到了充分的應用。以《坤卦》六二爻“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為例，船山在解讀時，從象數角度分析了六二爻在坤卦中的位置（陰爻居陰位，得中得正），認為這象征著柔順、正直的品德。從義理角度，他認為“直方大”體現了坤卦的柔順、正直、廣大的品德，“不習無不利”并非指不學習就能無往不利，而是強調遵循自然之道，不刻意作為，便能獲得吉祥。他還結合歷史和現實，指出統治者若能具備這種品德，以柔順、正直、廣大的胸懷治理國家，就能使國家繁榮昌盛，百姓安居樂業。這種解易方法，使船山對《坤卦》六二爻的解讀既符合卦爻辭的原意，又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為人們理解和應用《周易》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王船山“四圣同揆、彖爻一致”的解易方法，具有獨特的特點和重要的應用價值。他通過將象數與義理相結合、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周易》的解讀提供了一種全面、系統、深入的方法，使人們能夠更加準確地把握《周易》的思想內涵，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指導。4.3“占學一理，占義不占利”的易學占筮觀4.3.1占筮歷史的演變在王船山的視野中，占筮歷史經歷了五個重要階段的演變，每個階段都呈現出獨特的特點，對易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第一階段是從伏羲畫卦到孔子刪定時期，此為筮占的初始階段，也被視為最為純正的時期。伏羲氏始畫卦，以陰陽符號構建了宇宙萬物的基本模型，其中蘊含著深刻的天人之理。周文王依據卦象體會其中的深意，系之彖辭，闡明了卦象得失吉兇的原因。周公通達卦象的變化，研究爻位適時的始終變化，作爻辭進一步細化了卦象在不同情境下的意義。孔子則在文王、周公易道的基礎上，刪定并作傳，以文言和諸傳說明彖、爻辭，貫通義例與變動，使占者、學者能夠得其指歸。這一時期，“四圣同揆”，他們的易道是一致的，占筮不僅僅是一種預測吉兇的手段，更是人們精研義理、安身立命的重要方法。在《左傳》中記載的許多占筮案例，都是依據這一時期確立的占筮原則和方法進行的，如“周史以周易見陳侯，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周史通過對觀卦和否卦的卦象、爻辭的分析，推斷出陳國的興衰。這表明在這一階段，占筮與義理緊密結合，人們通過占筮來領悟天地之道，指導自己的行為。第二階段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后，《易經》雖因被視為卜筮之書而幸免于難，但易道卻遭受了嚴重的扭曲。君子儒因懼怕遭受迫害而不敢講習易道，技術之人則各以其意擬議，導致占筮逐漸偏離了正道。雜占之書紛紜而相亂，襄楷、郞顗、京房、鄭玄、虞翻等人為代表的占筮者，過于注重象數的旁搜曲引，卻忽視了其中蘊含的義理。京房的納甲筮法，將天干地支納入卦象之中，通過復雜的運算來推斷吉兇，雖然在象數方面有一定的創新，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義理的深入探究，使得占筮變得繁瑣復雜，而其蘊含的哲學內涵卻被淡化。這一時期，占筮的目的逐漸從追求義理轉向了追求個人的利害得失，易道的精神實質被掩蓋。第三階段是魏晉時期，玄學大師王弼對《易經》進行了變革，將其轉變為學者問道之書。王弼專于言理，廢筮占之法于不講，使占筮的方法逐漸失傳。雖然他在義理的闡釋方面有一定的貢獻，使《易經》的哲學內涵得到了進一步的挖掘，但卻丟掉了昭示天人之蘊的象數，導致“以筮玩占”之道無法得到傳承，無法體現先圣“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的要義。在王弼的影響下，魏晉時期的易學研究更加注重對抽象義理的探討，而忽視了占筮的實踐應用，使得易學逐漸脫離了實際生活。第四階段是唐宋時期，這一時期的易學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蘇軾出入佛老引言治理，程子純乎理事而無神，矯枉過正。張橫渠略言之，以廣周敦頤《通書》，而未貫全易于一揆。朱熹作《周易啟蒙》，筮占又有所發展，但朱熹學宗程迥，于易理盡廢王弼以來引伸之理，而專言象占，否定孔子所傳非前圣本旨，僅以卜筮之用，而謂非學者之所4.4“象數相倚，窮理盡性”的象數與義理統一觀4.4.1象數與義理的關系王船山認為，象數與義理在易學中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二者緊密相連，共同構成了《周易》的豐富內涵。象數是義理的基礎，義理通過象數得以體現。船山在《周易外傳》中指出：“天下無數外之象，無象外之數。既有象，則得以一之、二之而數之矣；既有數，則得以奇之、偶之而象之矣。”這表明象與數是相互關聯的，它們是對事物外在表現和內在規律的一種符號化表達。在《周易》中，卦象是由陰陽兩種基本符號組合而成，爻數則是對卦象中陰陽爻的數量和位置的規定。這些象數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蘊含著深刻的義理。乾卦由六個陽爻組成，其卦象象征著天，具有剛健、進取的特性，這種特性正是通過乾卦的象數得以體現。而義理則是對象數的內在意義和價值的闡釋，它揭示了象數背后所蘊含的宇宙規律、人生哲理和道德準則。船山強調，象數是理解義理的重要途徑。他認為，通過對卦象和爻數的分析，可以深入探究其中所蘊含的義理。在解釋《周易》的卦爻辭時，船山常常結合象數進行解讀。在解讀《坤卦》六二爻“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時，他從象數的角度分析了六二爻在坤卦中的位置（陰爻居陰位，得中得正），認為這象征著柔順、正直的品德，進而從義理的角度闡述了這種品德所蘊含的道德意義和人生智慧。這種解讀方式體現了船山對象數與義理關系的深刻理解，即通過象數的分析來揭示義理，使義理更加具體、生動，易于理解。義理也離不開象數，它是象數的內在本質和核心。義理賦予象數以意義和價值，使象數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符號，而是具有了豐富的內涵和深刻的哲理。如果脫離了義理，象數就會變得空洞無物，失去其存在的意義。在《周易》中，每一卦象和爻數都承載著特定的義理，它們是義理的外在表現形式。《泰卦》的卦象為乾下坤上，象征著天地相交、陰陽和諧，這種象數組合所蘊含的義理是事物發展順利、亨通的狀態。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義理的支撐，《泰卦》的象數才具有了實際的意義和價值。船山還認為，象數與義理的統一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不同的情境和背景下，象數所蘊含的義理可能會有所不同，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析和解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環境中，人們對《周易》的理解和應用也會有所差異，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象數與義理的關系時，要充分考慮到這些因素，靈活運用象數和義理，以更好地把握《周易》的思想內涵。王船山的象數與義理統一觀，強調了二者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象數為義理提供了具體的表現形式和研究基礎，義理則賦予象數以深刻的內涵和價值。只有將象數與義理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全面、準確地理解《周易》的思想精髓，為人們的生活和實踐提供有益的指導。4.4.2在易學研究中的體現在船山的易學研究中，象數與義理統一觀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以《乾卦》為例，從象數角度看，乾卦由六個陽爻組成，其卦象為天，象征著剛健、純陽。這種象數特征決定了乾卦所蘊含的義理。船山在《周易內傳》中對乾卦的闡釋，充分體現了象數與義理的統一。他認為乾卦的剛健之性，體現了宇宙間陽氣的主導作用，陽氣的運行推動著萬物的生長和發展。“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元作為宇宙萬物的起始根源，通過乾卦的象數得以體現，而乾元所蘊含的生生不息的義理，則是通過對乾卦象數的深入分析而揭示出來的。初九爻“潛龍勿用”，從象數上看，初九爻處于卦的最下位，陽氣初起，力量尚弱，如同潛藏的龍。船山從義理角度解讀，認為此時應隱忍待機，積蓄力量，不可貿然行動，這是符合乾卦整體義理的。這種解讀方式將象數與義理緊密結合，使讀者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爻辭的含義。再看《坤卦》，坤卦的卦象為地，由六個陰爻組成，象征著柔順、包容。船山在解釋坤卦時，同樣將象數與義理相結合。他認為坤卦的柔順之德，體現了大地承載萬物、孕育生命的特質。“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卦的象數決定了其義理，而義理又通過象數得以彰顯。坤卦六二爻“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從象數上看，六二爻陰爻居陰位，得中得正，象征著柔順、正直。船山從義理角度闡釋，認為具備這種品德的人，能夠遵循自然之道，不刻意作為，便能獲得吉祥，這是象數與義理統一的具體體現。在分析卦與卦之間的關系時，船山也運用了象數與義理統一的方法。他認為，卦與卦之間的象數變化，反映了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和相互關系，而其中所蘊含的義理則揭示了事物發展的規律和趨勢。《泰卦》與《否卦》，泰卦的卦象為乾下坤上，象征著天地相交、陰陽和諧，萬物亨通；否卦的卦象為坤下乾上，象征著天地不交、陰陽隔絕，萬物閉塞。船山通過對這兩個卦象數的分析，揭示了它們所蘊含的義理，即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陰陽相互作用的過程，當陰陽和諧時，事物就會順利發展；當陰陽失調時，事物就會陷入困境。這種分析方法使人們能夠從象數和義理兩個層面理解卦與卦之間的關系，更好地把握《周易》所揭示的事物發展規律。王船山在易學研究中，始終堅持象數與義理統一的原則。通過對卦象和爻數的細致分析，揭示其中所蘊含的義理；又以義理為指導，深入理解象數的內涵和意義。這種研究方法使他對《周易》的解讀更加全面、深入，為后世的易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范例和啟示。五、船山易學思想在哲學領域的應用與影響5.1對本體論的構建——“絪缊論”“絪缊論”是王船山哲學本體論的核心內容，其內涵豐富而深刻，蘊含著對宇宙本質和存在方式的獨特理解。船山認為，“絪缊”是宇宙萬物的本體狀態，它由陰陽二氣相互交融、相互作用而構成。在《張子正蒙注》中，船山提到：“陰陽具于太虛絪缊之中，其一陰一陽，或動或靜，相與摩蕩，乘其時位以著其功能。”這表明陰陽二氣在“絪缊”的狀態下，處于一種動態的平衡和相互作用之中，它們的運動變化推動了宇宙萬物的生成和發展。“絪缊”狀態下的陰陽二氣，具有“合同而不相悖害，渾淪無間”的特點。陰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滲透，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這種觀點突破了傳統哲學中對陰陽關系的片面理解，強調了陰陽的統一性和整體性。船山還指出，“絪缊”是一種“太和之真體”，它是宇宙的本然狀態，是一種超越了具體事物的存在。雖然“絪缊”非目力所及，不可得而見，但它卻是宇宙萬物存在的基礎和根源。在船山哲學本體論中，“絪缊論”占據著核心地位，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它為船山的哲學體系提供了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解釋了宇宙萬物的生成和存在的根源。傳統哲學在探討宇宙本體時，往往存在著將本體與現象相分離的傾向，而船山的“絪缊論”則強調本體與現象的統一，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絪缊”本體的具體表現形式。這種觀點使船山的哲學更加貼近現實世界，能夠更好地解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絪缊論”也為船山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提供了指導。由于“絪缊”本體是通過陰陽二氣的相互作用和變化來體現的，因此人們在認識世界時，需要通過對陰陽變化的觀察和分析，來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在研究自然現象時，人們可以通過觀察自然界中陰陽二氣的變化，如四季的更替、晝夜的變化等，來認識自然規律；在研究人類社會時，人們可以通過分析社會中陰陽關系的變化，如政治的興衰、人際關系的和諧與沖突等，來把握社會發展的趨勢。船山的“絪缊論”對后世哲學本體論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為后世哲學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視角，啟發了他們對宇宙本體和存在問題的深入探討。在明清時期，許多哲學家受到船山“絪缊論”的影響，開始重新審視傳統哲學中的本體論問題，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和理論。清代哲學家戴震在其哲學體系中，吸收了船山“絪缊論”的一些思想，強調氣的物質性和運動性，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氣的運動變化而生成的。在現代哲學研究中，船山的“絪缊論”也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研究。一些學者認為，“絪缊論”中蘊含的陰陽相互作用、動態平衡等思想，與現代科學中的系統論、辯證法等理論有著相通之處，能夠為現代哲學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絪缊論”中對本體與現象關系的探討，也有助于現代哲學家更好地理解存在的本質和意義，推動哲學研究的深入發展。“絪缊論”作為船山哲學本體論的核心，以其獨特的內涵和重要的地位，對后世哲學本體論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不僅豐富了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思想，也為現代哲學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5.2對發展觀的塑造——“化生論”“化生論”是王船山基于其易學思想提出的重要發展觀，其核心內容圍繞著宇宙萬物的生成與發展展開。船山認為，宇宙萬物皆由陰陽二氣相互作用而化生。陰陽二氣處于“絪缊”的狀態，它們相互交融、相互激蕩，從而推動了萬物的產生和發展。“天地絪缊，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船山對《易傳》中這一觀點進行了深入的闡釋和發揮，強調陰陽的相互作用是萬物化生的根本原因。在自然界中，四季的更替、萬物的生長收藏，都是陰陽二氣相互作用的結果。春季陽氣上升，萬物復蘇；夏季陽氣盛極，萬物繁茂；秋季陰氣漸長，萬物收斂；冬季陰氣極盛，萬物潛藏。這種陰陽的消長變化，構成了自然界生生不息的發展過程。在人類社會中，“化生論”同樣有著重要的體現。人類的繁衍、社會的發展，都離不開陰陽的相互作用。男女結合，繁衍后代，這是陰陽交合在人類社會中的直接體現。而社會的發展，如政治制度的演變、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等，也都可以看作是陰陽相互作用的結果。新的政治制度的產生往往是對舊制度的變革和發展，這其中蘊含著陰陽的矛盾與統一；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也是如此，傳統文化為陰，新的文化元素為陽，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進，推動著文化的不斷發展。“化生論”體現了“天地之化日新”的發展觀，這一觀點具有深刻的內涵。船山認為，宇宙萬物都處于不斷的變化和發展之中，沒有永恒不變的事物。“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風雷非昨日之風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他強調事物的發展是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舊事物不斷被新事物所取代，新事物在舊事物的基礎上不斷產生和發展。這種發展觀打破了傳統的靜止、僵化的思維模式，強調了事物的動態性和變化性，具有很強的創新性和前瞻性。從哲學角度來看，“天地之化日新”的發展觀與辯證法的思想相契合。它認識到事物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和對立，以及矛盾雙方的相互轉化。陰陽二氣的相互作用，既包含著矛盾的對立，又包含著矛盾的統一。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陰陽的矛盾推動著事物的變化和發展，當陰陽的矛盾達到一定程度時，就會發生轉化，從而推動事物向新的階段發展。在歷史觀方面，船山的“化生論”對中國傳統發展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傳統的歷史觀往往強調歷史的循環論，認為歷史是一種周而復始的循環過程，缺乏對歷史發展的動態性和進步性的認識。而船山的“化生論”則強調歷史的發展是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新的歷史階段在舊的歷史階段的基礎上不斷產生和發展，這為中國傳統歷史觀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分析朝代的更替時，船山認為每個朝代都有其產生、發展和滅亡的過程，新的朝代在繼承舊朝代的基礎上，會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創新，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在社會發展觀方面，“化生論”也為人們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它啟示人們，社會的發展是一個不斷變革和創新的過程，只有不斷適應時代的變化，積極推動改革和創新，才能實現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在當今社會，科技的飛速發展、文化的多元化交流，都要求我們以“天地之化日新”的發展觀為指導，積極面對變化，勇于創新，不斷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化生論”以其獨特的內涵和積極的發展觀，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發展觀。它不僅為我們理解宇宙萬物的生成和發展提供了深刻的理論依據，也為我們認識歷史和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對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5.3在倫理學、政治哲學等領域的體現在倫理學領域，船山易學思想有著深刻的體現。其“占義不占利”的思想，為人們的道德行為提供了重要的準則。船山認為，在面對生活中的各種選擇時，人們應該以義為出發點，而不是僅僅追求個人的利益。在處理人際關系時，應秉持正義和善良的原則，尊重他人的權利和尊嚴，關心他人的福祉。這種思想強調了道德的主體性和自覺性，鼓勵人們通過自我約束和自我修養，實現道德的完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船山的易學思想與儒家的傳統道德觀念相契合，進一步深化了對道德本質的認識，對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和行為規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船山易學思想還強調道德修養的重要性，認為通過對《周易》的學習和體悟，可以培養人的道德品質和行為規范。在《周易》中，許多卦爻辭都蘊含著豐富的道德教誨，如《乾卦》所體現的自強不息的精神，鼓勵人們在面對困難和挫折時，要堅持不懈，努力奮斗；《坤卦》所體現的厚德載物的品德，教導人們要包容萬物，謙遜待人。船山通過對這些卦爻辭的解讀，將其中的道德內涵轉化為具體的行為準則，引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踐行這些道德規范，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在政治哲學領域，船山易學思想同樣有著重要的應用。他主張統治者應順應天道，以民為本，實行仁政。在《周易》中，“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船山認為，統治者應效法天地之道，合理安排社會生產和生活，輔助百姓，使天下太平。這體現了他對社會公正和人民福祉的關注，強調了統治者的責任和使命。統治者應該關心百姓的生活，減輕百姓的負擔，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只有這樣，才能贏得民心，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船山還認為，政治的清明和穩定是國家繁榮的基礎，而政治的清明和穩定離不開道德的支撐。統治者應具備高尚的道德品質，以身作則，為百姓樹立榜樣。他在《周易外傳》中指出：“君天下者，仁以為心，恕以為政。”強調統治者應以仁愛之心對待百姓，以寬容之政治理國家。這種思想體現了船山對理想政治秩序的追求，對當代政治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在分析歷史上的政治事件和朝代興衰時，船山也運用了易學思想。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而政治的興衰與統治者是否順應天道、是否以民為本密切相關。在探討明朝滅亡的原因時，船山指出，明朝末年政治腐敗，統治者背離了天道和民心，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最終走向滅亡。他通過對歷史的反思，強調了統治者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遵循易學所揭示的政治規律，實行仁政，以避免重蹈覆轍。船山易學思想在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等領域有著廣泛而深刻的體現。它為人們的道德修養和行為規范提供了指導，為政治治理和社會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對當代社會的道德建設和政治建設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六、船山易學思想與其他哲學思想的比較研究6.1與儒家思想的關系王船山的易學思想與儒家思想緊密相連，具有深厚的淵源。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其核心價值觀和基本理念貫穿于船山的易學研究之中，成為其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宇宙觀方面，儒家強調“天人合一”，認為天與人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人應當順應天命，遵循自然規律。船山的易學思想也體現了這一觀念，他認為《周易》所揭示的宇宙規律與人生道理是相通的，通過對《周易》的研究，可以領悟天地之道，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他在《周易內傳》中指出：“易者，所以彌綸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而示人以吉兇之故者也。”強調《周易》是對天地之道的全面闡述，人們可以通過學習《周易》來了解宇宙的運行規律，從而指導自己的行為。在人生觀方面，儒家倡導積極入世，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目標，強調個人的社會責任和道德義務。船山的易學思想也蘊含著積極的入世精神，他通過對《周易》的闡釋，鼓勵人們在面對生活中的困難和挑戰時，要積極進取，自強不息。他認為，《乾卦》所體現的剛健精神，正是人們在人生道路上應當具備的品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船山認為，人們應當效法天道，不斷努力，追求自我完善，為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在道德倫理方面，儒家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價值觀，強調道德修養和行為規范。船山的易學思想同樣注重道德倫理的培養，他認為《周易》中的卦爻辭蘊含著豐富的道德教誨，人們可以通過對這些內容的學習和領悟，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他在解讀《坤卦》時，強調了坤卦所代表的柔順、包容的品德，認為人們應當效法坤卦，以仁愛之心對待他人，以寬容之德包容萬物。船山的易學思想并非簡單地繼承儒家思想，而是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了創新和發展。他對儒家的一些概念和觀點進行了重新詮釋，使其更加符合時代的需求和社會的現實。在對“理”與“氣”的關系的理解上，船山突破了傳統儒家的觀點，提出了“理在氣中”的思想。他認為，“氣”是宇宙萬物的本原，“理”是“氣”的運動變化規律，二者不可分割。這種觀點強調了物質世界的客觀性和運動變化的普遍性，為儒家的哲學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政治思想方面，船山對儒家的“民本”思想進行了深化和拓展。他認為，統治者應當以民為本，關注百姓的利益和福祉，實行仁政。他在《周易外傳》中指出：“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強調了百姓的生命和利益高于一切，統治者應當以天下為公，而不是僅僅關注一家一姓的興亡。船山還將易學思想與儒家的經世致用思想相結合，強調學術研究應當服務于社會現實。他通過對《周易》的研究，提出了許多關于社會治理、政治改革等方面的見解，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提供了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王船山的易學思想與儒家思想相互交融、相互影響。他在繼承儒家思想的基礎上，通過對《周易》的深入研究和獨特闡釋，對儒家思想進行了創新和發展，使其更加豐富和完善。船山的易學思想不僅體現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也為儒家思想的傳承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對后世的哲學研究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6.2與道家思想的異同王船山的易學思想與道家思想在某些方面存在著相似之處，但在本質上也有著明顯的差異。這種異同關系反映了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多元性和豐富性。在宇宙觀方面，船山易學思想與道家思想有著一定的相似性。道家認為宇宙萬物的本原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強調道的先在性和超越性。船山的易學思想也強調宇宙的本體性，他提出的“絪缊論”認為，宇宙萬物皆由陰陽二氣相互交融、相互作用而生成，陰陽二氣處于“絪缊”的狀態，是宇宙萬物的本體。這種觀點與道家的宇宙生成論有相似之處，都強調宇宙的根源性和整體性。道家的“道”是一種超越具體事物的存在，它是宇宙萬物的根源和本體，而船山的“絪缊”同樣是一種超越具體事物的本體狀態，陰陽二氣在“絪缊”中相互作用，推動了宇宙萬物的生成和發展。在對自然規律的認識上，船山易學思想與道家思想也有相通之處。道家主張“道法自然”，認為自然規律是不可違背的，人類應該順應自然，遵循自然規律。船山在其易學思想中也強調對自然規律的尊重和遵循，他認為《周易》所揭示的宇宙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人們應該通過對《周易》的研究和領悟，來認識自然規律，從而指導自己的行為。他在《周易內傳》中指出：“易者，所以彌綸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而示人以吉兇之故者也。”強調《周易》是對天地之道的全面闡述，人們可以通過學習《周易》來了解宇宙的運行規律，進而順應自然，避免違背自然規律而帶來的災難。船山易學思想與道家思想在本質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道家思想以“道”為核心，追求個體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越，強調無為而治，主張人們順應自然，不刻意追求功利和權力。老子主張“無為而治”，認為統治者應該減少對百姓的干預，讓百姓自然發展；莊子則追求精神的逍遙游，強調個體的自由和超越，對世俗的功利和權力持批判態度。船山的易學思想則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為核心，強調人的社會責任和道德義務，追求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他認為，人們應該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為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在他的易學思想中，道德修養是非常重要的，他認為通過對《周易》的學習和體悟，可以培養人的道德品質和行為規范，使人們成為有道德、有責任感的人。在政治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