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推進以及教育評價機制體制的改革，如何評價高職院校教師的科研成果以及激勵教師從事科研活動成為了新的難題。通過構建相關理論模型，選取典型案例和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影響高職院校教師對科技政策行為選擇的主要因素是科技政策的供需匹配度以及科研環境，教師個體的感知價值在科技政策的供需匹配之間起到調節作用，科研經驗和科研環境是影響感知價值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提出提高高職院校科技政策的供需匹配度及優化高職院校教師科研環境的相關措施，為高職院校和政府部門優化科技政策組合、提高政策利用率開辟新的實踐路徑。關鍵詞：科技政策；供需匹配；感知價值；行為選擇隨著國家對職業教育的重視以及“十四五”規劃關于職業教育的指導方針的出臺，高職院校迎來了新的發展階段。相比本科院校科研和教學的兩頭并進，高職院校更加傾向職業技能的指導和教育，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高職院校教師并不特別關注科研方面的事項，但隨著《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等重要文件的出臺，科研推動高職院校高質量發展的作用越來越突出，黨的二十大報告也強調了“科教融匯”的重要性，高職院校也開始重視科研、強化科研管理制度建設。然而，目前很多高職院校制定的相關科技政策（本文所指的科技政策主要是指高職院校內部所制定的一系列關于科研管理方面的制度）不符合高職院校教師本身發展的需求，往往是模仿和跟進本科院校的做法，導致高職院校的科技政策供給和教師實際需求不匹配，出現教師知道科技政策但不知道如何利用的情形[1]。因此，本研究從高職院校教師行為選擇的角度出發，尋找優化高職院校科技政策的思路和實施路徑。一、研究理論模型的構建近年來，教育學、管理學、系統工程學等不同學科的理論在不斷交叉融合，最早應用于組織行為學的人與環境的匹配理論，現在也逐漸被應用于創業領域，如周翼翔在研究創業者和創業政策關系時構建了兩者的匹配模型[2]。基于感知價值的行為選擇理論也逐漸應用于安全管理領域，如曹慶仁在研究安全行為選擇時引入的安全認識和安全動機概念[3]。個人—環境匹配理論主要應用于人力資源管理學、心理學、教育學等領域，這一理論的核心觀點是當個人的特征與所處的工作環境特征完美匹配時，便會產生兼容性。本研究將個人—環境匹配理論作為基礎，將感知價值、認識和動機概念融入個體對科技政策的行為選擇研究中。前期筆者已經構建了高職院校教師對科技政策的行為選擇模型的基本框架[4]，如圖1所示，環境變量指科技政策供給，個人變量指科技政策的需求，感知價值對匹配度具有調節作用，因此，本研究基于該模型框架開展后續的實證設計與調整。二、研究框架及研究設計本文從高職院校教師行為選擇的角度出發，研究高職院校科技政策的有效性和匹配度，尋找科技政策失效的原因以及如何優化高職院校科技政策策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擬運用扎根理論來展開分析[5]，扎根理論（GroundedTheory，GT）是一種定性研究方法，其核心在于從經驗資料的基礎上建立理論，傳統的扎根理論分為縱向構建和橫向構建兩種類別[6]。縱向構建以時間線為主軸[7]，按照事態的發生順序對已經發生的事情進行回顧，并且歸納事件的前后關系；橫向構建則是對過往研究中存在爭議或者沒有先例的問題進行探究[8]。本文主要研究高職院校教師行為和科技政策的關系，在過往研究中很少出現，切入的角度比較新穎，所以適合采用橫向構建的方式和思路。（一）數據選擇和收集因為全國的高職院校眾多，在選擇研究案例上，本文堅持開放性抽樣的原則，選取不同的高職院校教師作為研究對象，并對他們進行訪談，從中發現、總結理論構建需要的相關概念。本文將高職院校從事科研活動的教師作為重點研究對象，這類人群的科研活動受國家相關政策的鼓勵支持，并且學歷普遍較高，對政策敏感程度也較高，具有典型性。本文將高職院校從事科研活動的教師界定為最近3年承擔科研項目或者從事科研相關工作的教師，最終選擇的6所高職院校教師如表1所示，涉及了信息電子、建筑工程、工業制造等專業。本次研究的一手數據收集方式主要以現場實地訪談為主，各高職院校的受訪者均是該校科研管理部門的人員以及從事科研工作的在職教師，訪談過程比較順利，筆者與受訪者均保持了良好的關系。在征求部分受訪者同意的情況下，筆者對部分談話內容進行了錄音和文字處理、編碼排列，并且在有疑問和遺漏的地方對受訪者進行了二次電話采訪，進一步確認和補充采訪內容。為了強化數據的有效性和真實性，筆者在完成訪談數據收集和處理以后，還查閱了一些文獻資料，對相關高職院校的案例數據進行了豐富和驗證，最終形成了一份一萬字左右的訪談報告。由于本文是實證研究，需要進行后期驗證，所以在初期編碼階段只隨機選取了三分之二的訪談數據進行分析和模型優化[9]，剩下的數據則用來進行后期飽和度檢驗。（二）核心過程及結果依照扎根理論的研究進程，本文首先進行一手數據資料的歸納分析，大致形成了概念化、范疇化的結果，其次通過進一步優化和濃縮，在不同概念、范疇要素之間構建聯系，使之形成最后的理論框架，主要過程有以下三點。1.開放式編碼。在開放式編碼前，為了盡量避免由于高職院校教師的個人主觀偏見引起的結果偏離，保證編碼的科學性、客觀性和真實性[10]，本文剔除了訪談記錄中過于簡單的回答以及模糊不清的回答，盡可能地保留訪談過程中被訪談者的原話。另外，在整個編碼過程中，筆者還不斷向專家咨詢，盡可能地降低發生偏差的概率[11]。經過第一輪篩選后，本研究得到了186條原始語句及其對應的初始概念。由于第一輪篩選后的初始概念依然非常雜亂，而且不同概念之間還存在交叉，所以本文對初始概念又進行了范疇化整理，剔除了重復次數在兩次以下的初始概念，并且分析和處理了前后矛盾的初始概念。最終本研究歸類了6大范疇和40個初始概念，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每類范疇選取兩條原始語句或初始概念進行展示，具體如表2所示。2.主軸編碼。主軸編碼主要是運用“因果關系—條件—網絡—中間條件—行動—結果”的總體思路，本研究繼續將開放式編碼中的概念進行匯聚，進而尋找各個范疇之間的邏輯關系并整合形成主范疇，得到了科技政策供給—需求匹配度[12]、感知價值[13]、科研環境、科研經驗[14]四個主范疇。3.選擇性編碼。選擇性編碼的過程就是從前文主要范疇中進行深入分析[15]，挑選出最核心的范疇，構建出各個范疇之間的關系結構，本研究準備用“故事線”[16]的形式來分析教師整體行為的過程。“故事線”的過程不但能把各個范疇關聯起來，而且還能展示網絡之間的條件，“故事線”發展結束后也就形成了本文新的理論架構，具體如表3所示。本研究最重要的核心范疇就是科技政策供需匹配度這一條[17]，故事線的展開也是緊緊圍繞這一范疇。具體可以描述為：高職院校的科技政策供需匹配主要是由科技政策的供給以及需求來同時確定的，其又可以分為三種情形。第一類是高職院校教師對科技政策的需求與學校的科技政策供給是大體一致的，只是在縱向匹配度上存在著“量”的差異。第二類是高職院校教師對科技政策的需求與學校的科技政策供給是完全錯配的，也就是在橫向匹配度上存在差異，如高職院校教師需要科研資金的支持，但學校提供的卻是科研培訓方面的政策。第三類就是上面兩種情形同時存在，也就是混合匹配度[18]。顯而易見，不同的匹配程度會導致高職院校教師對科技政策的行為選擇出現變化。在高職院校教師從認知到做出行為選擇的這個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感知價值，教師的感知價值直接影響了高職院校科技政策匹配度的方向和強度，兩者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而教師的科研經驗和科研環境又直接影響著其感知價值，同時，高職院校的科研環境又直接影響著高職院校教師的行為選擇。因此，本文以此故事線為基礎，以原始訪談記錄為依據，對每一級編碼進行深入分析，以核心范疇為主軸線，把主范疇[19]、副范疇[20]和概念聯系成一個整體，構建了優化后的高職院校教師行為選擇模型，具體如圖2所示。4.飽和度驗證。本研究預留了三分之一的訪談記錄，用來對模型進行飽和度檢驗[21]，來驗證模型是否合理，驗證結果具體如下。第一，本文所構建的模型中涉及的范疇已經涵蓋了97%以上，模型范疇已經充足。第二，驗證數據中高職院校教師行為選擇模型中的四項主要范疇（高職院校科技政策供需、感知價值、科研環境、科研經驗）都已經出現，并沒有發現新的主要范疇和新的關系。第三，原來主要范疇之間的關聯關系也沒有發現新的影響因子。因此，本文構建的高職院校教師行為選擇模型通過了飽和度檢驗，達到了各項指標的要求。三、主要研究結論根據本文構建的高職院校教師行為選擇模型可知，影響高職院校教師行為選擇的因素可以劃分成內因和外因兩大部分[22]。內部影響因素主要是感知價值（感知收益、感知成本），科研環境和信息渠道則歸類于外部影響因素。外部影響因素不僅對高職院校教師行為選擇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而且還通過內因（感知價值）間接作用于高職院校教師的行為選擇。內因和外因的作用機制不同，影響高職院校教師行為選擇的程度也不同，具體可以分為以下三方面。（一）影響高職院校教師行為選擇的主要因素是科技政策的供需匹配度以及科研環境從匹配程度的角度來看，如果高職院校沒有調查和考慮高職院校教師的實際需求，只是單純的出臺很多科技政策，那么很多政策就會被空置，起不到實際作用，只有符合高職院校教師實際需求的科技政策才是有效的。由此可見，高職院校的科技政策和教師實際需求的匹配程度決定了高職院校教師的最終行為選擇。研究結果還發現，積極的科研環境會促進教師主動利用和關注科技政策，而消極的科研環境不僅會減弱高職院校教師的感知收益[23]，導致科技政策供需匹配度下降，還會加劇信息渠道不暢通，導致高職院校教師進行負面的行為選擇，高職院校教師即使知道有相關科技政策也不想主動了解、利用。這就是現實中高職院校教師知道科技政策不利用、不關注的最根本原因，這個結論也和“個體需求和組織供給的匹配度會影響個體行為”[24]的研究結果相一致。（二）高職院校科技政策供需匹配之間起到調節作用的是感知價值感知成本和感知收益構成了感知價值，當高職院校教師感知某項科技政策具有潛在利用價值時，他對這項政策的了解欲望和關注度就會上升，即使這項科技政策存在某些條件或壁壘，其也會努力去克服這些限制，爭取能夠利用到這項政策，從而達到供需匹配。相反，如果高職院校教師沒有意識到某項政策的潛在價值或者對這項政策的認識存在誤差，那么他對這項科技政策的關注度和欲望就會降低，放棄對這項科技政策的利用（即使這項科技政策制定得很好），我們將這種現象定義為“認知落差”[25]。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外在的科研環境如果滿足不了高職院校教師的需求，那么教師就會產生認知落差，從而產生負面情緒，個體和組織之間也容易產生沖突。（三）高職院校教師的科研經驗和所在的科研環境是影響感知價值的主要因素在本文構建的模型中，高職院校教師的科研經驗由教師的科研學習經歷和科研實踐構成。通過科研學習，高職院校教師能夠對科研工作的流程、切入途徑、風險狀況等形成了一定的認知，從而對科技政策的價值做出潛在判斷。在訪談中，一些有過企業從業經歷或者科研實踐經歷的高職院校教師談到，他們的實踐經驗影響了他們對科技政策的潛在價值判斷，進一步表明了有經驗的教師和剛剛走出校門的新教師在科技政策需求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科研環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信息渠道及溝通，高職院校教師會根據自身情況對科技政策的價值做出判斷，如果信息渠道阻塞，信息不對稱，高職院校教師就不能完全利用科技政策或者只是了解一部分，其對科技政策的感知價值就會降低。四、啟發和創新（一）提高高職院校科技政策的供需匹配度第一，高職院校應進一步評估與優化科技政策。一是全面審視現有的科技政策體系。高職院校應當從教師的需求出發，深入分析現有科技政策的不足之處。高職院校需要對政策進行細致地梳理，從教師的角度去思考，哪些政策在實際操作中存在障礙，哪些政策未能有效滿足教師的實際需求。在此基礎上，高職院校應對各類科技政策進行細分和優化。例如，要為不同學科、不同研究方向的教師制定更具針對性的政策，以提高政策供給與教師需求的匹配度，確保科技政策能夠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第二，高職院校應提高科技政策的使用效率。例如，在科研資助方面，同樣是5萬元的科研資助金額，對于承擔人文社科項目的高職院校教師來說可能已經足夠了，但是對一個需要實驗設備、自然科學項目的教師來說可能只是啟動資金，故高職院校在科研資助方面需要區別分類不同類型的科研項目，提高科技政策的供需匹配度。第三，強化跨部門協作。高職院校應跨部門聯合制定政策，避免政策之間的沖突和重復，加強科研、財務、人事等部門的溝通協作，確保政策實施的高效性。（二）優化高職院校教師的科研環境優化科研環境主要是優化信息渠道和增加教師科研學習培訓機會。因為高職院校的教師在科研經驗上面存在差異，對信息獲取的渠道和信息敏感度不同，所以高職院校在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