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揭示數字化時代大學新生的心理適應機制，探討體像自我差異與社交媒體使用動機的關系，以及社交焦慮在二者之間的作用，采用身體意像評估量表、社交焦慮量表以及社交媒體使用動機量表對1350名大一新生開展調查。結果顯示：體像自我差異與社交焦慮顯著正向聯系，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使用動機顯著正向聯系；社交焦慮在體像自我差異與社交媒體使用動機之間中介效應顯著；相比男生，社交焦慮的中介效應在女生群體中顯著。研究整合了自我差異理論和網絡社會補償理論，為高校構建促進新生人際適應的線上支持系統提供理論和實踐參考。關鍵詞體像自我差異；社交焦慮；社交媒體使用動機；網絡社會補償；大學新生1前言大一本科新生正處于青春期向成年早期過渡的關鍵期，這一時期他們對身體形象的關注和評價尤為顯著（Jarmanetal.，2021;Nikolaouetal.，2019;Vannucciamp;Ohannessian，2018）。根據自我差異理論（Self-DiscrepancyTheory，SDT），當個體感知的實際身體屬性與理想身體屬性不符時，會產生體像自我差異（bodyimageself-discrepancy），這種差異越大，心理不適感越強烈，與對身體形象的負面評價密切相關（Gardneretal.，2009;Higgins，1987;Stewartamp;Clayton，2022）。臨床研究表明，對身體形象的負面評價越高，青少年越有可能處于不利的身份發展軌跡上，面對外部環境變化時也顯得更為脆弱（Loreetal.，2023）。然而，體像自我差異在大學新生環境適應過程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討。大一新生環境適應面臨的首要挑戰是重建人際關系，這不僅涉及線下交往，還包括線上交往模式（呂海濤等，2023;Chengetal.，2019;Pouwelsetal.，2021）。Jarman等（2021）的研究發現，身體滿意度與逃避現實的社交媒體使用動機之間存在負向聯系，而與信息分享的使用動機則呈正向聯系（Jarmanetal.，2021）。此外，為了減少理想和現實外表之間的差異，個體可能增加印象管理的使用動機（Beosetal.，2021;Stewartamp;Clayton，2022）。這表明個體通過調整社交媒體使用動機及使用行為，來應對體像自我差異帶來的心理不適。然而，現有研究多數集中在社交媒體帶來的負面影響，忽視了個體在使用社交媒體中的自主性。特別是在大一新生這一群體中，他們往往需要利用社交媒體來建立新的人際關系，以便更好地融入大學新生活，使用動機會更加多樣化。因此，本研究基于SDT推測：體像自我差異程度越高的個體，越有可能通過調整社交媒體使用動機來緩解由此產生的心理不適感。根據以往研究，由體像差異所帶來的心理不適感最直接的表現是出現社交焦慮（Huetal.，2022;Vannucciamp;Ohannessian，2018）。個體對身體的負面評價越高，越擔心他人對自己有相同的負面評價，出現社交逃避行為（Gaoetal.，2023;Pawijitetal.，2019;Pimentelamp;Kalyanaraman，2020）。因此，本研究推測大學新生體像自我差異程度越高，將體驗到較高水平的社交焦慮，這將阻礙新生人際關系的建立。網絡社會補償理論認為社交焦慮者更有可能通過調動網絡資源來彌補現實中的社交資本匱乏（繆曉雷等，2023;Chengetal.，2019;vanIngenamp;Wright，2016）。從社交質量補償來看，個體通過網絡陪伴與溝通，獲得社會支持和歸屬感，提高愉悅心情與內在價值（Douetal.，2023）；通過在線交流維持和促進親密關系，促進自我表露（Elhaietal.，2020;Valkenburgamp;Peter，2007）。這表明網絡使用有機會實現人際交往的“匱乏走向豐富”（Pouwelsetal.，2021）。然而，相較于質量補償的觀點，一些研究者則認為，社交資本匱乏的個體更有可能追求社交數量補償的網絡使用（Chengetal.，2019;Valkenburgamp;Peter，2007），更傾向于關注交友數量或內容的多少，雖然這種方式會短暫的緩和社交資本，但薄弱的社會聯系也會導致更嚴重的心理困擾，進而導致“匱乏者更匱乏”的現象（Chengetal.，2019；Pouwelsetal.，2021）。此外，一些研究者認為，焦慮情緒可能伴隨游戲、刷視頻等非社交網絡使用行為的出現，這種行為被認為是焦慮者回避社交的應對策略，會導致更多的手機或網絡成癮問題（Elhaietal.，2020;Panovaetal.，2020;Rozgonjuketal.，2018）。綜上，社交焦慮者在現實生活中人際交往質量的下降，可能通過增加在線網絡使用行為來彌補社交資本或者疏解焦慮情緒，但最終產生的影響存在較大的差異。整合來看，已有研究較為廣泛探討了社交焦慮如何影響社交媒體的使用行為，但對于行為發生前的驅動動機關注不足。需要注意的是，行為和動機并非必然存在直接聯系，相同的行為可能源于不同的使用動機（Smocketal.，2011）。此外，自我差異理論在解釋線上人際交往也存在局限。傳統觀點認為，由于自我差異產生的心理不適可能將個體導向有風險的網絡使用行為，例如網絡成癮（Mancinietal.，2019），但這一觀點不能解釋個體從線上獲得社交補償的現象。本研究在此基礎上，整合了自我差異理論和網絡社會補償理論，提出了一個新的解釋框架，即由體像自我差異產生的社交焦慮體驗，可能導致個體社交資本的匱乏，為了補償這種不足，個體可能會增強社交網絡媒介的使用動機。為此，本研究假設社交焦慮在體像自我差異與社交媒體使用動機之間起中介作用。這一假設為理解數字化時代大學新生的心理適應機制提供了新的解釋路徑。此外，性別角色是影響身體形象感知、社交媒體使用目的、社交焦慮的重要變量。例如已有研究發現，與男性相比，女性更關注社交媒體中與社交相關的內容（Panovaetal.，2020），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更易出現焦慮情緒和過度使用的行為（Kircaburunetal.，2020;Valkenburgamp;Peter，2007）。此外，女生比男生有更頻繁的身體檢查行為（Sobetal.，2021），對身體有較高的負面評價（王春梅，黃樂陶，2024;vonSpreckelsenetal.，2022）。因此，本研究推測女生在大一新生階段對身體形象的關注和評價，以及人際適應挑戰中更加敏感，更易從社交媒體中進行適應和補償。綜上所述，本研究整合自我差異理論與網絡社會補償理論，構建一個中介模型，考察體像自我差異與社交媒體使用動機的關系、社交焦慮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別的調節作用。研究的假設模型如圖1所示，旨在了解數字化時代大學新生的心理適應機制，為高校促進大一新生的人際適應提供理論和實踐指導。2方法2.1對象樣本量估算：采用的公式（黃悅勤，2015）。n為樣本量，Z為統計量，E為誤差值，P為概率值。本研究中，設Z=1.96（可信度為95%），E=5%，P=21.97%。其中，21.97%為大學生社交焦慮的檢出率，來自李幼琳（2017）的研究。社交焦慮對于整合自我差異理論和網絡社會補償理論，構建新的理論框架至關重要，選取此檢出率以確保樣本有效反映社交焦慮的影響，支持理論驗證。由此，初步估算樣本量最少為264人。于2017年10月至12月，選取福建省某大學2017級大一本科新生為研究對象。通過心理委員在班級里發放電子或紙質問卷進行調查。共回收問卷1382份，保留有效問卷1350份（剔除明顯規律、大量空白答卷32份），有效回收率為97.68%。性別：男生509人（37.70%），女生841人（62.30%）。年齡：16～17歲45人，18～19歲1046人，20～21歲257人，22～23歲2人。家庭經濟水平：中等水平890人（65.93%），較低水平427人（31.63%），較高水平33人（2.44%）。本研究符合湖南師范大學心理研究倫理審查標準，并獲得了被調查者的知情同意。2.2工具2.2.1身體意向評估量表采用由Gardner等（2009）編制的身體意向評估量表。該量表由17個男性和女性的體型輪廓圖組成，每個輪廓圖，根據給定的身高和體重，對應特定比例的身體尺寸，包括肩、胸、腰、臀部寬度、大腿寬度和大腿上部寬度等。17個輪廓圖從低于平均體重的60%到高于平均體重的140%進行排列，每個輪廓圖之間相差5%的比例單位。17個輪廓圖中體重的百分比對應BMI范圍為：男性16.68～38.92，女性16.92～39.48。參與者被要求指出哪個輪廓圖最接近他們自己的實際體型和理想體型，并通過理想體像百分比減去實際體像百分比之差的絕對值來計算個體的體像自我差異。2.2.2社交焦慮量表采用社交焦慮量表來衡量社交焦慮（巫靜怡，2020）。該量表共有10題，包含擔心負性評價（6個條目）和社交回避即苦惱（4個條目）兩個維度。采用5點計分，從“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社交焦慮水平越高，量表的合成信度ω為0.86。2.2.3社交媒體使用動機量表對Sullivan和George（2023）研究中使用的社交媒體使用動機量表進行修訂。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終確定與大學生生活貼合相關的六種動機：娛樂放松（2個條目）、信息共享（4個條目）、逃避現實（3個條目）、酷炫潮流（2個條目）、友誼陪伴（3個條目）、社會互動（9個題目）共23道題。進行六因素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模型擬合可接受（χ2=692.28，df=211，RMSEA=0.04，SRME=0.04，CFI=0.91，TLI=0.89）。采用5點計分，從“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分數越高代表相應社交媒體使用動機就越強烈，該量表的合成信度ω為0.75。2.3統計分析首先，使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然后，對性別和體像自我差異、社交焦慮的維度、社交媒體使用動機的維度進行相關分析；最后，采用Mplus.8軟件，構建潛變量結構方程模型，進行中介效應和性別調節效應檢驗，運用Bootstrap法估計置信區間。3結果3.1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由于研究量表為自我報告的形式，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共同方法偏差，結果發現未旋轉的探索因子分析提取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4個，第一個因子方差解釋率為28.82%（小于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3.2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及相關系數見表1。體像自我差異與放松娛樂、友誼陪伴的使用動機顯著正相關；擔心負性評價與除社會互動之外的其他五個動機顯著正相關；社交回避及苦惱與放松娛樂、逃避現實、酷炫潮流、友誼陪伴的使用動機顯著正相關。其中，在社交焦慮分維度與社交媒體使用動機分維度的相關關系中，擔心負性評價分維度與友誼陪伴動機分維度的相關性更高（r=0.28），以及社交回避及苦惱分維度與友誼陪伴動機分維度的相關性更高（r=0.27）。3.3社交焦慮的中介效應分析控制家庭經濟收入，構建體像自我差異→社交焦慮→社交媒體使用動機的路徑模型（圖2）。模型擬合結果為：χ2=164.89，df=27，CFI=0.94，TLI=0.91，RMSEA=0.06，SRMR=0.04擬合結果較好。結果顯示，大學新生的體像自我差異與社交焦慮顯著正向聯系（β=0.09，p=0.02，95%CI=[0.01，0.17]），體像自我差異程度越高的大學生，社交焦慮越高。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使用動機顯著正向聯系（β=0.36，plt;0.001，95%CI=[0.27，0.44]），社交焦慮越高，社交媒體使用動機越強。社交焦慮的中介效應顯著，效應值為0.03，95%置信區間為[0.01，0.06]不包含0，占總效應的效應比為42.86%，表明體像自我差異可以通過社交焦慮間接預測社交媒體使用動機。由圖2可看出友誼陪伴的因子載荷的占權最大。3.4性別調節檢驗采用多群組分析來考察性別的調節作用。結果表明，三條路徑系數的性別差異不存在統計學意義：（1）體像自我差異→社交焦慮中，Wald=2.07，p=0.15；（2）社交焦慮→社交媒體使用動機，Wald=0.03，p=0.87；（3）體像自我差異→社交媒體使用動機，Wald=0.54，p=0.46。進一步檢驗社交焦慮在男女生模型上的中介效應，標準化路徑系數如圖3所示。女性模型中，社交焦慮的中介效應顯著，效應值為0.05，95%置信區間為[0.02，0.11]不包含0，占總效應的效應比為58.06%。六種社交媒體使用動機的因子載荷值分別為：放松娛樂0.63（plt;0.001）、信息共享0.59（plt;0.001）、逃避現實0.65（plt;0.001）、酷炫潮流0.55（plt;0.001）、友誼陪伴0.78（plt;0.001）、社會互動0.18（plt;0.001），友誼陪伴的因子載荷值最大。在男性模型中，社交焦慮的中介效應為0.02，95%置信區間為[0.02，0.11]不包含0，中介效應不顯著。六種社交媒體使用動機的因子載荷值分別為：放松娛樂0.64（plt;0.001）、信息共享0.61（plt;0.001）、逃避現實0.60（plt;0.001）、酷炫潮流0.54（plt;0.001）、友誼陪伴0.80（plt;0.001）、社會互動0.15（plt;0.001），友誼陪伴的因子載荷值也最大。綜上，社交焦慮的中介效應在女性模型中成立，并且友誼陪伴在社交媒體使用動機中占權最大。4討論大一新生面臨人際適應的挑戰，對身體形象的關注和評價是影響該階段人際適應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過整合自我差異理論和網絡社會補償理論，探討大一新生體像自我差異、社交焦慮影響與社交媒體使用動機的關系。旨在了解數字化時代大學新生的人際適應機制，為高校促進大一新生的人際適應提供理論和實踐指導。研究發現，體像自我差異與社交焦慮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即體像自我差異水平越高，個體的社交焦慮程度越嚴重。這一結果驗證了自我差異理論在體像評估中的應用（Higgins，1987）。當個體感知到的實際身體屬性與理想身體屬性之間的差異增大時，會體驗到更強的心理不適感，這種不適感與社交焦慮密切相關。這一發現與Lore等（2023）的研究結論相呼應，指出青少年對身體形象的負面評價與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脆弱性有關。在大學新生人際適應過程中，體像自我差異的增大導致個體對他人可能持有的負面評價過分擔憂，加劇新生在適應新社會環境時的心理負擔，進而采取社交回避行為，影響他們對社交能力和人際關系的建立。該結果揭示了體像自我差異如何影響新生在建立新的社交關系和適應大學環境時的心理狀態。因此，降低大學新生體像自我差異和隨之而來的社交焦慮，對于促進其順利融入大學生活和建立健康的人際網絡至關重要。進一步分析發現，體像自我差異通過社交焦慮的中介作用影響社交媒體使用動機。具體而言，體像自我差異增加了社交焦慮，進而增加了個體的社交媒體使用動機。根據以往自我差異理論，體像自我差異通常被視為一種壓力源，這可能導致個體對社交活動產生擔憂和逃避行為（Huetal.，2022;Johnsonamp;Ranzini，2018;Shanetal.，2021）。本研究通過整合自我差異理論與網絡社會補償理論，了解到由體像自我差異所引發的社交焦慮可以看作個體社交資本匱乏的體現，而網絡空間提供了一個補償現實社交資本匱乏的途徑。在這種背景下，社交媒體的使用不僅是為了休閑娛樂，更是為了建立社會聯系。這一結果擴展了自我差異理論在數字時代中的應用，特別是在結合網絡社會補償的新視角下，大學新生由于體像自我差異而可能形成的社交媒體使用動機，實際上是一種對現實社交資本匱乏的補償策略。進一步分析來看，相比其他社交媒體使用動機，潛變量中介模型中友誼陪伴動機的因子載荷權重最大，表明友誼陪伴動機在大學新生的社交媒體使用動機中占據了重要地位。為了補償社交資本的不足，個體傾向于通過網絡平臺來尋求現有關系的陪伴與支持。這與尋求社交資本質量補償的網絡使用一致（Chengetal.，2019），驗證了“匱乏走向豐富”的假說。具體來說，尋求社交資本質量補償的個體，傾向于通過借助網絡來建立安全的依戀關系（Valkenburgamp;Peter，2007），維持現有關系，就相當于身邊隨時出現一個支持和鼓勵個體去面對生活挑戰和困難的人，增加心理彈性。從以往的研究來看，這種社交質量的網絡補償，尚未發現與有問題的網絡和手機使用有關（Elhaietal.，2020;Liuetal.，2020;Valkenburgamp;Peter，2007;vanIngenamp;Wright，2016）。這提示了以往關于自我差異可能導致有風險的網絡使用行為的觀點（Johnsonamp;Ranzini，2018;Mancinietal.，2019），以及網絡社會補償中“匱乏者更匱乏”的假說（Chengetal.，2019；Pouwelsetal.，2021）都需要重新審視。未來研究可以著重考察通過社交媒體等線上交往工具構建有質量的親密人際網絡是否有助于大學新生更好地適應新的人際環境。此外，相關分析結果發現體像自我差異與逃避現實動機無關。這與Jarman等（2021）的研究結果相呼應，指出個體為調適體像自我差異而導向的網絡使用動機，未必與逃避現實有關。在線下社交中傾向逃避的個體，在網絡環境中可能表現出不同的社交行為。這可能與線上和線下社交資源調動的難易程度相關。社交弱勢群體（即社交焦慮者）似乎能夠通過網絡互動，有效調動更多的社交資源，從而將社交活動轉移到線上（Huetal.，2017;vanIngenamp;Wright，2016）。因此，通過設計和創新多種形式的線上社交活動，例如新生見面前的線上團輔活動，建立朋輩關系，可以降低線下見面時的焦慮感。本研究結果還顯示性別調節了體像自我差異→社交焦慮→社交媒體使用動機的整條中介路徑。相比男生，女生的社交焦慮在體像自我差異與社交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