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八佾篇》全文譯解《論語》是儒家經典著作之一，記錄了春秋時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整理編纂而成。其內容以語錄體和對話體為主，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和教育理念，是研究儒家思想的核心文獻，對中國乃至東亞文化影響深遠。【原文】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譯文】孔子評價季氏：“（他竟敢）在自家庭院中使用八佾之舞，這樣的事都能容忍，還有什么事不能容忍呢！”【解讀】此語直擊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核心矛盾：“八佾”為天子專屬樂舞（八列八人，共六十四人），季氏作為魯國大夫，依禮僅可用四佾，其公然僭越之舉，不僅是對等級制度的踐踏，更暴露權力階層對周禮的徹底蔑視。孔子以“不可忍”的激憤之辭，既是對季氏野心的道德審判，亦是對禮制崩解的深切憂懼——當象征秩序與敬畏的“禮”淪為權貴彰顯私欲的工具，社會將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的失序深淵。此批判不僅指向個體行為的失范，更警示禮樂制度作為文明根基的脆弱性，彰顯儒家以“正名”維系倫理、以“復禮”匡扶天下的政治理想。【原文】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譯文】魯國孟孫、叔孫、季孫三家祭祀時，竟用天子專屬的《雍》樂來撤祭。孔子諷刺道：“《雍》詩中說‘諸侯助祭，天子肅穆主禮’，這三家的大堂上哪有這樣的景象？”【解讀】孔子借《雍》樂的詩句，痛斥三家大夫的僭越之舉：周禮規定，《雍》樂僅用于天子祭祖的莊嚴場合，而魯國三家作為臣子，不僅在儀式中擅用此樂，更與其家族祭祀的實質（大夫之禮）形成荒誕反差——詩中描繪的“諸侯輔佐天子”場景，恰反襯出三家無視等級、妄自尊大的亂象。此批判直指春秋末期“禮崩樂壞”的核心矛盾：當權貴公然踐踏禮制象征（如禮樂），便徹底瓦解了“君君臣臣”的倫理秩序，使社會陷入道德失范的危機。孔子以“禮”為尺，既捍衛周代文明的傳統權威，也試圖通過重建儀式規范，遏制權力膨脹對倫理共同體的破壞。【原文】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譯文】孔子說：“一個人如果沒有仁德，如何能踐行禮呢？如果沒有仁德，如何能領悟樂的真諦呢？”【解讀】這段話直指儒家倫理的核心邏輯——仁是禮樂的靈魂。孔子并非否定禮樂儀式的價值，而是批判徒具形式、缺乏仁心的虛偽實踐：禮若淪為虛文（如貴族僭越周禮卻無敬誠之心），樂若流于享樂（如演奏雅樂卻無教化之志），則禮樂制度便成為無根之木，失去維系社會秩序與道德教化的功能。孔子借此強調，一切外在規范（禮）與藝術表達（樂）必須以內在的仁德為根基，唯有以仁心灌注其中，禮樂方能從僵化的程式升華為“成人成己”的修養之道，實現“致中和”的文明理想。這一思想為儒家“以仁釋禮”的文化革新奠定了基礎。【原文】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譯文】林放問禮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說：“這個問題意義重大啊！就一般禮儀而言，與其奢侈鋪張，寧可樸素節儉；就喪禮而言，與其儀式周全，寧可內心有真摯的哀傷。”【解讀】孔子以“儉”與“戚”點破禮的本質內核：外在儀式的繁簡只是表象，真正決定禮之價值的，是行禮者內心的敬畏與真誠——鋪張的禮儀若缺乏敬意（奢），便淪為虛榮表演；周全的喪儀若無哀痛之情（易），則異化為形式主義。林放之問觸及儒家核心命題，孔子借此闡明，禮的本質不在形式排場，而在內心對倫理的敬畏與情感的真誠，唯有以“敬”與“誠”為根基，禮方能從社會規范升華為道德自覺，實現“慎終追遠”的教化功能，這一思想對后世“禮以義起”“禮由情生”的倫理觀影響深遠。【原文】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譯文】孔子說：“夷狄部落即使有君主（卻無禮樂文明），也不如中原諸國即便暫時無君（卻保有文化傳統）。”【解讀】這句話常被簡化為“文化高于政權”的儒家文明觀：孔子并非否定夷狄建立政權的合理性，而是強調華夏文明的延續性超越政治實體的存亡——即便中原暫時陷入“無君”的亂局（如周王室衰微），其積淀的禮樂制度與倫理傳統（諸夏之“文”）仍能維系社會的基本秩序與文化認同；而夷狄雖具政權形式（有君），卻因缺乏禮樂教化的文明根基，難以實現真正的“天下有道”。此論既凸顯儒家對文化命脈的守護意識（將文明傳承置于政權更迭之上），也暗含對當時中原諸侯“棄禮慕力”的批判——若華夏自身拋棄文化傳統，則與“夷狄”何異？【原文】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譯文】季氏要祭祀泰山（按禮制唯天子諸侯可行）。孔子對冉有說：“你不能勸阻他嗎？”冉有答：“不能。”孔子嘆道：“唉！難道泰山之神還不如林放懂禮嗎（竟會接受這非禮之祭）？”【解讀】這段對話以季氏僭越祭祀為切入點，折射出孔子對禮制崩壞的痛心疾首：季氏身為魯國大夫，卻行天子諸侯之禮（旅于泰山），是赤裸裸的違禮行為；冉有作為季氏家臣卻無力勸阻，折射出當時權臣勢大、禮法失序的現實。孔子最后的反問極具諷刺——林放（曾向孔子問禮之本）尚知禮在誠敬而非形式，泰山之神若明禮義，必不享非禮之祭。此語暗含雙重深意：其一，借神明“知禮”反諷季氏“不知禮”，揭示僭越者的荒謬；其二，強調禮的核心在于內在敬畏，而非外在儀式，若背離此本，即便隆重祭祀亦徒勞無益。這段話既是政治批判，也是文化警示，彰顯儒家“以禮正名”的秩序理想。【原文】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譯文】孔子說：“君子本無與人相爭之心，如果一定要爭，那就像射箭比賽吧！開賽前相互揖讓而上場，賽后共同飲酒交流，這樣的競爭才是君子之爭。”【解讀】這段話以射箭為喻，重構儒家對“爭”的獨特定義——爭以禮為界：射箭需依禮而行（揖讓、飲酒），象征競爭須有規則與邊界，不可不擇手段；爭以和為終：勝負分明后仍能共飲，體現競爭不傷和氣、勝負不礙情誼的君子風度；爭以修為本：射箭本為修身之藝（六藝之一），暗示君子的“爭”是自我精進的砥礪，而非私欲的角力。孔子借此批判現實中爾虞我詐的惡性競爭，提出一種“爭而不亂，競而不傷”的理想模式：真正的君子之爭，是規則明晰的技藝切磋、光明磊落的實力較量，更是以禮樂精神為底色的道德實踐。這種對“爭”的升華，既為儒家入世擔當提供行動智慧，也為現代社會的良性競爭提供了古典參照。【原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譯文】子夏問道：“‘嫣然含笑真動人啊，美目流轉顯神采啊，素白底色襯絢爛啊。’這句詩是什么意思？”孔子答：“就像繪畫，先有素白底子再施彩繪。”子夏追問：“禮是否也需以質樸為本？”孔子贊道：“卜商（子夏）啊，你啟發了我！現在可以和你深入探討《詩經》了。”【解讀】這段對話以《詩經》的審美意象為引，揭示儒家“文質相生”的倫理觀：子夏由詩句“素以為絢”悟出“禮后于質”的道理——正如繪畫需先有素絹（質樸本性）才能渲染色彩（禮樂文飾），禮的規范也必須以仁德（內在質樸）為根基，否則將淪為虛浮的形式。孔子對子夏的贊賞，實則肯定這種“由詩及禮”的類比思維：詩歌的感性描繪（巧笑、美目）與禮制的理性建構（素與絢），在“文質合一”的哲學框架下相通，既彰顯《詩經》作為儒家教化載體的功能（以美學啟迪倫理），也凸顯儒家教育中“舉一反三”的思辨精神——學問之道不在記誦章句，而在通過隱喻與聯想，將詩性智慧轉化為道德洞見。【原文】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譯文】孔子說：“我能講述夏朝的禮制，但杞國（夏朝后裔封地）保存的文獻不足以驗證它；我能講述殷商的禮制，但宋國（商朝后裔封地）的文獻也不足以佐證。這都是因為留存的歷史資料和賢人不足啊！如果資料充足，我就能充分考證它們了。”【解讀】這段話展現了孔子治學的嚴謹態度：他雖通曉夏商禮制，卻因杞、宋兩國文獻殘缺、賢者凋零，無法完整驗證其說，故坦言“不足征”。這種“重實證、忌空談”的學術精神，既體現儒家“述而不作”的傳承原則——尊重歷史真實而非主觀臆造，也暗含對文化斷層的深刻憂思。孔子以“文獻足否”作為立論根基，將歷史研究錨定于客觀證據與人文傳承的雙重維度，既批判了當時禮崩樂壞導致的文明流失，也為后世確立了“考信于文獻”的治學范式，彰顯儒家思想中理性求真的另一面向。【原文】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譯文】孔子說：“（魯國舉行的）禘祭儀式，從完成灌禮（初獻酒）之后的環節，我就不愿再看了。”【解讀】此語暗含對魯國僭越禮制的尖銳批判：禘祭本為天子專屬的祭天大典，魯國因周公之功特許行此禮，卻逐漸演變為諸侯的常規儀式，孔子以“不欲觀”表達對禮制崩壞的憤懣——當本應莊嚴神圣的禘祭淪為權貴彰顯特權的工具，其儀式越隆重，越暴露“君不君、臣不臣”的亂象。孔子借“灌禮”這一初始環節的尚存古意（尚有一絲誠敬），反諷后續流程的虛偽鋪張（徒具形式而無實質），揭示儒家對禮的核心理解：真正的禮是“敬”與“誠”的外化，而非權力虛榮的表演。這種對儀式異化的警覺，至今警示世人：形式若背離精神內核，再盛大的規范也將淪為文明的空殼。【原文】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譯文】有人向孔子請教禘祭的理論，孔子說：“我不知道。但真正懂得禘祭之道的人看天下事，就像看這里一樣清晰吧！”說著指了指自己的手掌。【解讀】孔子以“不知”婉拒回答，實則暗含對魯國僭行禘禮（天子之祭）的隱晦批判——他深知禘祭是禮制中最神圣的儀式，象征天命與倫理秩序的統一，但魯國早已違禮濫行，使其淪為形式空殼，故不愿多言。而“示諸掌”的比喻則點破禘禮的本質：真正通曉其精義者，必能如觀掌心紋路般明晰天下治亂之理，因禘祭絕非繁瑣儀軌的堆砌，而是對“敬天法祖”這一文明根基的虔誠體認。這種“以不言為言”的回應，既是對禮崩樂壞的無奈，亦是對精神性禮學內核的堅守——當權力踐踏禮的神圣性時，沉默本身即是對失序最尖銳的諷喻。【原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譯文】祭祀祖先時，要如同祖先真在面前；祭祀神明時，要如同神明真在面前。孔子說：“我若不能親自誠敬地參與祭祀，而由他人代行，就如同沒有祭祀一樣。”【解讀】這段話從“誠敬”與“親為”兩個維度，揭示儒家對祭祀本質的理解——祭祀的核心不在于儀式的形式或神靈是否真實存在，而在于參與者內心的敬畏與情感的投入。孔子強調“如在”的臨場感，要求祭祀者以全然的真誠將精神凝注于祭祀對象，使儀式成為溝通人神（或先人）的精神橋梁；而“吾不與祭，如不祭”則進一步批判了委托他人代祭的敷衍態度，強調唯有親身參與、身心俱到，才能通過祭祀實現“慎終追遠”的道德教化功能。這種將外在儀式內化為精神實踐的理念，既彰顯儒家“祭如在”的倫理美學（以誠敬之心超越鬼神有無的爭論），也暗含對禮樂文明的根本要求：一切禮制若缺乏主體性的真誠參與，終將淪為空洞的形式，唯有“誠于中”方能“形于外”，使禮成為滋養人性的精神力量。【原文】王孫賈問曰：“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灶，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譯文】王孫賈問：“與其討好奧神（屋內西南角的主神），不如討好灶神（司掌飲食的小神），這話是什么意思？”孔子答：“不對。若觸怒上天，無論向哪位神靈祈禱都沒用。”【解讀】這段對話以祭祀為喻，暗諷春秋時期權臣當道的政治生態——“媚奧”與“媚灶”的隱喻：王孫賈暗示當時權貴多依附實權人物（如“灶神”般貼近權力核心），而非尊奉名義上的君主（如“奧神”般尊貴卻無實權），試圖探問孔子的政治立場。孔子的回應則跳出“媚上”的功利邏輯，直指問題的本質——真正的危機并非站隊選擇，而是背離天道（如僭越禮制、暴虐百姓）的根本性錯誤。若執政者失德逆天，任何權謀算計與神靈討好皆無濟于事（無所禱也）。孔子借此批判了當時盛行的投機風氣，重申儒家“敬天愛人”的政治倫理：權力合法性不源于對強勢者的諂媚，而在于對天命（即民心與道義）的敬畏與遵循。唯有以德配天，方能免于“獲罪”之禍，這一思想至今警示世人：背離根本原則的功利選擇，終將陷入無路可逃的道德困境。【原文】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譯文】孔子說：“周朝的禮制借鑒了夏、商兩代，多么豐富而鼎盛啊！我遵從周朝的禮制。”【解讀】此語濃縮了孔子對周禮的深刻認同與歷史洞察：“監于二代”體現周禮的集大成性——它并非憑空創造，而是批判性吸收夏商文明的精華（如夏之“忠”、商之“敬”），通過損益革新形成更完備的禮樂體系，故稱“郁郁乎文”；“吾從周”則表明孔子的文化選擇——面對春秋亂世，他主張以周禮為藍本重建秩序，因其既承載歷史智慧（繼承性），又具備人文精神的成熟性（如“仁”對“禮”的注入）。這一表態既非盲目復古，亦非保守守舊，而是基于對文明演進規律的清醒認知：周禮作為“集前代之大成”的倫理典范，既能通過儀式規范穩定社會，又能以道德教化滋養人性。孔子對周禮的推崇，實則為“克己復禮”的實踐提供了歷史合法性，也為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思想傳統奠定了基調。【原文】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譯文】孔子進入太廟（參與祭祀），對每項禮儀細節都仔細詢問。有人譏諷道：“誰說鄹邑來的那個年輕人（指孔子）懂禮？進了太廟什么都問。”孔子聽聞后說：“（這種態度）正是禮啊。”【解讀】這段記載以“每事問”的細節，生動展現孔子對禮的敬畏與求真精神：他雖以知禮聞名，卻仍以初學者的謙卑姿態，在太廟中逐一確認禮儀細節，既是對禮制莊重性的恪守（避免因疏忽失禮），亦是對“知之為知之”治學態度的踐行。面對質疑，孔子以“是禮也”回應，點破禮的本質絕非教條化的知識炫耀，而是發自內心的敬畏與審慎——真正的“知禮”不在于熟記流程，而在于以真誠態度對待傳統，在反復確認中體現對禮的尊重。這種將謙遜求知融入禮儀實踐的行為，既消解了旁觀者對“權威”的刻板期待，也揭示了儒家對“禮”的深刻理解：儀式之重，首在誠敬之心。【原文】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譯文】孔子說：“射箭比賽不以射穿箭靶的皮革為評判標準，因為人的力量強弱有別，這是自古以來的規矩。”【解讀】孔子借射箭之禮闡明儒家對“競爭”的理解：射禮的核心不在武力的較量，而在禮儀的遵循與德行的展現。古人制定此規，既尊重個體差異（力不同科），避免以單一標準苛求所有人，又通過弱化勝負結果，將射箭導向修身養性的道德實踐——君子之爭，應重謙和禮讓而非逞強斗狠。這一思想既批判功利主義對人性與倫理的侵蝕，也彰顯儒家“以禮化爭”的智慧，即通過規則與德行將競爭轉化為促進和諧、提升修養的文明活動。【原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譯文】子貢想廢除告朔之禮中用作祭品的活羊。孔子說：“子貢啊！你憐惜那只羊，我卻珍惜那禮制。”【解讀】這段對話折射出孔子對禮制形式與精神內核的深刻權衡：子貢欲省去“餼羊”，是基于實用考量（避免浪費），而孔子堅持保留，是因“告朔”之禮雖在春秋時已流于形式，但其儀式本身承載著對歷法權威的敬畏（周天子頒朔象征天下一統）與對傳統的延續。孔子并非不知禮崩樂壞的現實，但他更深知——若連儀式外殼都拋棄，禮的精神將徹底瓦解。這種“寧守其器以存其道”的態度，既是對“禮”作為文明符號的守護（通過具體儀式維系集體記憶），也暗含對功利主義的警示：文化的傳承不能僅以“有用與否”衡量，某些看似虛文的傳統，實為凝聚共識、延續價值的無聲紐帶。【原文】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譯文】孔子說：“完全按照禮制侍奉君主，別人卻認為這是諂媚。”【解讀】這句話折射出春秋末期禮制崩壞的現實困境：孔子主張以“禮”為準則恪守君臣本分（如進退有度、言行合儀），但在權臣僭越、綱紀松弛的時代，嚴守禮法反被視為諂媚逢迎。此矛盾凸顯儒家對禮的本質堅守與社會功利化認知的沖突——孔子所維護的“禮”是維系倫理秩序的規范，而非取悅君主的工具；而世人將“盡禮”誤讀為“諂”，恰暴露禮樂精神被權力異化的悲哀。孔子此言既是對扭曲價值觀的批判，也暗含對士人操守的期許：真正的君子應超越世俗誤解，以“禮”為錨守護原則，即使孤獨亦不改其志，這種對道德本真的堅持，恰是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底色。【原文】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譯文】魯定公問：“君主差遣臣子，臣子侍奉君主，應當如何？”孔子答道：“君主應依禮制差遣臣子，臣子應以忠誠侍奉君主。”【解讀】孔子以“禮”與“忠”的互惠關系，重構了君臣倫理的雙向責任：君主并非絕對權威的掌控者，而需以“禮”為準則尊重臣子（如依制授權、體恤臣節），方能贏得臣子發自內心的忠誠；臣子之“忠”亦非無條件的服從，而是基于君主守禮的前提，以道義為底線輔佐國政。這一對答打破“君尊臣卑”的單向權力邏輯，將君臣關系納入“禮”的契約框架——君失禮則臣可諫，臣失忠則君可責，二者在相互制衡中維系政治共同體的穩定。此思想既批判了春秋時期君主濫權與臣子僭越的亂象，也為后世“君明臣直”的理想政治提供了倫理基石，至今啟示現代管理：權威的合法性源于對規則的敬畏，而忠誠的效能生于雙向的尊重與信任。【原文】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譯文】孔子說：“《關雎》這首詩，歡樂而不放縱，哀婉而不沉痛。”【解讀】孔子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點破《關雎》的情感美學，實則以詩喻理，揭示儒家“中庸”的倫理內核：詩歌中君子對淑女的思慕，雖熾熱卻守禮（樂而不淫），求而不得的惆悵，雖深切卻無怨懟（哀而不傷），這種情感的節制與平衡，正是儒家倡導的“發乎情，止乎禮義”——既肯定人性本真的情感流露，又以禮義為尺度避免沉溺極端。孔子借此闡明文藝的教化功能：真正的詩教不在壓抑情感，而在引導人于喜怒哀樂中涵養中和之性，使自然情感升華為道德自覺，最終實現“思無邪”的精神凈化，這一思想奠定了中國文學“溫柔敦厚”的美學傳統。【原文】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譯文】魯哀公問宰我關于社主（土地神牌位）的材質，宰我答：“夏朝用松木，商朝用柏木，周朝用栗木，取‘使百姓戰栗’之意。”孔子聽聞后說：“已成之事不必再議，已行之事不必再勸，過往之事不必再責。”【解讀】這段對話暗含對歷史解釋與政治倫理的深刻辨析：宰我將周代社主用栗木附會為“使民戰栗”，實則以字面諧音曲解周禮初衷（栗木本取“敬畏”而非“威懾”），借古諷今為嚴刑苛政張目；孔子以“既往不咎”回應，看似不糾舊事，實則暗含雙重警示——其一，歷史闡釋須嚴謹，不可為現實權謀而歪曲古禮真義；其二，執政者若以“使民戰栗”為治國之術，背離儒家“為政以德”的仁政理想，必將失卻民心。孔子之言既是對宰我妄解的含蓄否定，亦是對魯國當下政治的委婉諫言：與其糾纏歷史細節為暴政開脫，不如直面現實，以德性重構政治合法性。【原文】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譯文】孔子說：“管仲的器量真小啊！”有人問：“管仲節儉嗎？”孔子答：“管仲有‘三歸’（豪華府邸或巨額稅收），家臣各司其職而不兼職，怎能算節儉？”又問：“那管仲知禮嗎？”孔子說：“國君門前立影壁，管仲也立影壁；國君為外交設宴有反坫（放置酒杯的土臺），管仲也有反坫。若說管仲知禮，還有誰不知禮呢？”【解讀】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呈現矛盾性：他既肯定管仲輔佐齊桓公“尊王攘夷”的歷史功績（《論語》他處提及），又嚴厲批判其器量狹隘——器量之“小”并非才能不足，而是指格局受限：管仲雖成就霸業，卻因生活奢侈（三歸）、僭越禮制（樹塞門、設反坫），暴露出對權力與享樂的沉迷，背離了儒家“克己復禮”的君子境界。孔子借此闡明兩點：其一，真正的政治器量須以道德自省為根基，若僅追求事功而忽視修身（如違禮、奢靡），終難抵達“仁”的高度；其二，禮制絕非形式，而是維系尊卑秩序與社會共識的符號系統，管仲的僭越實為對倫理共同體的破壞。這種批判既凸顯儒家對“禮”作為文明底線的堅守，也警示后人：功業之偉，不掩德性之缺。【原文】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譯文】孔子與魯國樂官談論音樂演奏，說：“音樂的原理是可以理解的：開始時眾音協奏，和諧共鳴；展開后旋律純凈，節奏分明，連綿不絕，直至曲終。”【解讀】孔子以音樂為喻，揭示儒家對“和諧秩序”的深層追求：“翕如”象征社會共同體的凝聚（如禮制下各安其位）；“純如”指向德性修養的純粹（如仁心的澄明）；“皦如”對應規則運行的清晰（如禮法的分明）；“繹如”寓意文明傳承的綿延（如傳統的生生不息）。這一音樂結構不僅是藝術法則，更是政治與倫理的隱喻——孔子將理想社會的運轉類比為一場完美樂章：始于多元協奏的包容（和而不同），成于秩序與自由的平衡（禮樂相濟），最終達成“盡善盡美”的文明境界。此論既彰顯儒家以樂化民、以禮立序的治理智慧，也暗含對春秋亂世的批判：當禮崩樂壞如樂章失諧，唯有重建“翕、純、皦、繹”的倫理節奏，方能復歸天下大同。【原文】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譯文】儀地的邊防官員請求拜見孔子，說：“但凡有君子來到此地，我從未不得一見的。”隨行弟子引他見了孔子。他出來后對弟子們說：“諸位何必憂慮夫子失位流亡呢？天下混亂已久，上天將讓夫子成為木鐸（傳播教化于四方）啊！”【解讀】這段記載通過儀封人（地方小吏）之口，預言了孔子超越時代的精神使命：木鐸是古代宣政施教時振鳴的銅鈴，喻指孔子雖未居顯位，卻將以思想喚醒世道人心，成為禮樂文明的傳承者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