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情況健康評價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3"\h\u25907土地利用情況健康評價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 144911.1國外研究動態 199621.2國內研究動態 1169021.3國內外研究動態評述 41.1國外研究動態20世紀40年代，AldoLeopold（1941）首次定義了“土地健康”（Landhealth）以及“土地疾病”（Landsickness）的概念。他提出土地健康是指人類合法占領且功能未遭到破壞的狀態；土地疾病是指土地生態系統功能紊亂的狀態[9]。AldoLeopold將土地的健康程度與人體的健康進行類比，認為土地是否健康取決于土地內部的自我調節能力，以及解決土地侵蝕、肥力喪失以及外來物種侵入等問題的能力[10]。自“土地健康”概念提出以來，學者們圍繞土地系統健康展開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豐富成果，早期研究的熱點主要從“土壤健康”、“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系統健康”等角度進行研究。20世紀80年代，加拿大政府開展土地質量調查和土壤健康項目研究，評價土地可持續狀況[11]。1994年，成立國際生態系統健康協會（ISEH）以應對全球生態系統變化以及環境衰退的問題，旨在診斷全球生態系統健康狀況、提出概念、理論方法以及達成國際協定[12]。D.J.Rapport等學者闡述了生態系統健康的概念、作用以及國際生態系統健康協會（ISEH）的創立。StephenBirkett等學者（1998）將生態系統與病人進行類比，通過借鑒醫學研究中疾病的分類方法，提出識別生態系統失調的分類框架，進一步針對不同生態系統存在的健康狀況提出差異性的補救措施[13]。Benites等學者從土地條件變化的角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14]。Moussiopoulos等學者從土地可持續利用角度出發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對土地系統健康進行評價[15]。近年來，隨著溫室效應等一系列環境問題的產生，土地利用系統中的碳測定也逐漸成為研究熱點之一[16]。Vagen等學者運用GIS和RS技術對肯尼亞的Laikipia牧場進行空間分類，用紅外光譜法對土壤碳濃度進行測定，從而為土地管理提供依據[17]。1.2國內研究動態國內關于土地利用系統健康評價的研究理論和方法仍處于發展和完善過程中，研究內容和方法逐漸豐富，學者們主要圍繞土地利用系統健康的概念、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和評價方法進行深入研究和創新。近年來隨著我國對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日益重視，土地利用系統健康的相關研究逐漸發展起來。目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1、關于土地利用系統健康的概念研究“土地健康”是由“人類健康”衍生而來，是測定土地利用系統狀態的指標。陳美球等學者（1998）界定了“土地健康”的概念并探究了土地健康與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關系，從環境、社會和經濟三個維度構建土地健康評價指標體系[19,20]。將土地健康界定為土地作為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其自身能維持新陳代謝并且對外界的沖擊具有一定的自我恢復能力，使土地與人、生物體與生物體之間、生物體與無機環境之間的共生、互生、再生過程得到持續發展的狀態[21,22]。此后，系統工程理論、土地可持續利用理論國內學者在“土地健康”和“生態系統健康”等概念的基礎上，引入系統工程理論的相關研究方法，并結合土地可持續利用的相關理論，提出“土地利用系統”和“土地利用系統健康”的概念。劉永清等學者（1997）將系統工程的理論和方法引入土地利用的相關研究中，結合土地科學以及生態經濟學等理論，提出土地利用系統和土地利用系統工程的概念。認為土地利用系統是人類利用土地過程中由自然、社會、經濟、生態、自然等要素復合而成的土地利用生態經濟巨系統[22]。唐華俊等學者（2000）將“土地利用系統”定義為人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資源-環境-經濟-社會復合系統[23]。蔡為民等學者將土地利用系統定義為以土地利用為基礎，由自然生態系統、經濟系統以及社會系統復合而成的。蔡為民等學者（2004）第一次提出了“土地利用系統健康”的概念并初步建立起評價體系。蔡為民提出土地利用系統健康是以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為目的，促進經濟、社會和生態三者之間和諧統一，由土地利用系統的結構、功能和效益這幾個方面組成的健康體系[24]。郭杰等學者（2011）將土地利用系統健康的內涵概括為：一為土地利用系統本身健康與否，即土地利用系統是否具有合理的結構，功能是否得到正常發揮；二為土地利用系統健康對人類健康與否，也就是土地利用系統所產生的生態和社會經濟效益是否滿足人類的需求[25]。2、土地利用系統健康指數測算的研究（1）研究尺度和評價單元（2）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在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方面，學術界目前尚沒有標準的、統一的評價方法或者標準，國內外學者在評價指標的建立方面有較多成果，不同指標體系的側重點各有不同。目前學者們選用的評價指標體系各有側重，其中較代表性的的指標框架主要有四種，包括：=1\*GB3①“壓力-狀態-響應”指標體系（PSR模型）[26-30]，該模型于20世紀90年代，在國際經濟與發展組織（OECD）、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國際銀行和聯合國糧農組織聯合開展的在土地質量指標研究項目（LQI）中被首次提出[31]，而后被廣泛應用到土地利用系統健康評價和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等研究中。該模型突出反映人類活動對土地利用系統的影響及系統在外在壓力之下的狀態與響應狀況，是國內應用較多且較為經典的評價模型之一。=2\*GB3②隨著學者們對PSR模型的深入研究，“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指標體系（DPSIR模型），該模型是在PSR模型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而建立的；=3\*GB3③“結構-功能-效益”指標體系（SFE模型）[32]，該模型從系統論角度出發，從土地利用系統的結構、功能和效益三個維度出發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最早由蔡為民等學者提出[33]，該模型較綜合地反映土地利用系統自身的狀況以及產出的生態、環境和社會效益。=4\*GB3④“環境-社會-經濟”指標體系。（3）評價方法在評價方法方面，目前國內關于土地系統健康評價的研究方法逐步由靜態方法向動態方法過渡。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模糊綜合評價法、TOPSIS方法、灰色關聯模型[29,30]等。洪惠坤等學者構建PSR模型，基于改進TOPSIS計算了三峽生態敏感區的土地利用系統的健康水平[34]。王鵬等學者以生態扶貧移民區為例，基于熵權法和綜合指數法進行土地利用系統健康評價[35]。隨著研究方法的逐漸豐富，學者們不斷進行方法上的創新與融合，部分學者將靜態耦合模型和動態耦合模型相結合，如DPSIR-TOPSIS模型、三角模型尋蹤投影模型等，也有部分學者將新的方法引入研究過程中。張銳等學者將集對分析法應用到土地利用系統健康評價中，運用改進熵值法和集對分析法對全國的土地利用系統健康狀況進行診斷[36,37]。劉兆軍等學者運用中心點混合白化權函數的灰色聚類模型，構建“SFE”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大慶市2005年-2014年土地利用系統健康水平[38]。路正等學者運用熵權可拓物元模型對河西走廊的土地利用系統健康進行評價[39]。3、時空特征研究4、土地利用系統健康評價的影響因素研究/障礙度研究目前關于土地系統健康的影響因素和調控的研究相對較少，部分學者進行障礙因子以及健康預警的相關研究。關于障礙因素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是圍繞障礙因子的診斷以及各子系統的障礙度分析兩方面進行。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障礙度模型、主成分分析和灰色關聯度分析等。鐘少華等學者以延長縣為研究區，在進行土地利用系統健康評價的基礎上，進一步利用障礙度模型計算障礙度來識別阻礙影響系統健康水平的障礙因子[40]。王歡等學者利用障礙度模型剖析了安徽省耕地資源利用系統健康的主要障礙因子[41]。5、土地利用系統健康研究與其他內容的相關研究（1）將土地利用格局變化與土地健康研究聯系起來，基于土地利用/覆被變化分析土地系統健康的時空變化特征[45]。（2）將土地利用系統健康研究與城鎮化、經濟發展的研究聯系起來，研究城鎮化發展程度與土地健康利用的協調關系，或是研究土地利用系統健康狀況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劉寶濤等學者利用線性加權法、剪刀差法和耦合協調度模型等方法，對長春市城鎮化發展與土地利用系統健康的協調演化關系進行分析[42-44]。1.3國內外研究動態評述通過整理與分析國內外的相關文獻和資料得出，目前關于土地系統健康評價的相關研究逐漸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研究的重點，對不同地區、不同尺度的土地利用系統健康狀況進行了大量研究，其研究理論和方法逐漸豐富和完善，主要有以下特點：1、從研究方法上看，土地利用系統健康評價的指標體系構建和研究方法各具特色，尚未形成統一的標準。評價指標多選用靜態的社會經濟指標，數據來源主要是各省市縣的各類統計年鑒、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公報以及環境公報等統計資料。指標選擇和權重確定的針對性和科學性還有待完善。2、土地利用系統健康評價的理論依據有待完善。目前關于土地利用系統健康評價的理論基礎主要包括可持續發展理論、人地關系協調理論和系統理論等，還有待進一步發展和完善。3、從研究區的選擇上看，土地利用系統健康研究的研究區選擇多是省級、大尺度流域以及生態敏感地區，有部分學者對資源型城市進行研究，但典型地區的研究還有待深入，尤其是針對某些典型地區在土地利用轉型發展時期的研究還有待深入。4、從研究的角度上看，研究角度不斷豐富。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從土地利用系統健康評價本身展開研究，也有很多學者從土地健康利用與城鎮化發展、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性著手進行研究。但目前對于土地利用系統健康的影響因素和障礙度研究較少，還有待深入研究。5、研究的時間跨度上，多數研究選擇10-20年進行時序性分析，多是分析同一地區不同時間點上的健康狀況，對于其空間異質性的研究較少，對于空間特征的研究還有待深入。參考文獻[1]陳美球,趙小敏.土地健康與土地保護[J].中國土地科學,1998(4):19-21+33.[2]陳美球,金夏萍.土地健康及其評價[J].國土經濟,2001(6):10-12.[3]劉永清,張光宇.論土地利用系統工程——原理、方法和體系[J].系統工程,1997,15(2):8-12,57.[4]唐華俊,陳佑啟.中國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2000.[5]蔡為民,唐華俊,陳佑啟,等.土地利用系統健康評價的框架與指標選擇[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4,14(1):33-37.[6]郭杰,吳斌.土地利用系統健康評價[J].中國土地科學,2011,25(4):71-77+96.[7]李睿璞,關江華.基于PSR模型的快速城市化地區土地利用系統健康性評價——以深圳市為例[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3):112-117+136.[8]周博,杜曉霞,馬林兵,等.基于PSR模型的土地利用系統健康動態評價[J].中山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8,57(04):9-15.【第四章】[9]何新,姜廣輝,張瑞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