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十年內戰時期新聞事業(1927-1936)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取代了北洋軍閥的統治地位，在南京建立了“統一”的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損失殆盡，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重建自己的新聞事業，上海成為共產黨報刊的出版中心，中共中央先后在這里創辦了《布爾塞維克》、《紅旗》、《紅旗日報》、《紅旗周報》等機關報刊及通俗報紙《上海報》等。但由于國民黨當局實行嚴酷的新聞統治政策，共產黨的新聞事業處于極其艱難的境地。一、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報刊的重建1.黨報網絡的重建（1）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報刊損失殆盡。為了堅持斗爭，黨開始重建自己的報刊，上海成為黨的報刊的出版中心。1927年10月22日，中央決定出版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向導》的續刊)。指定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鄭超麟組成編委會，瞿秋白任主任。《布》以評述國內外形勢，政治經濟問題為主要內容。除刊載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文件、發表評論文章外，還設有地方通信、讀者之聲、“寸鐵”等專欄。《布》初為月刊、后為了躲避查禁，改為半月刊、月刊、雙月刊、采用偽裝封面出版。初為16開本，后改為32開本，現在所見的最后一期為第5期第1期(1932年7月)。（2）1928年11月20日，中央又創刊一個機關報《紅旗》，初為周刊，后改為三日刊，先后出過16開本、32開本、8開半張。初期，《紅旗》把重點放在評述“國家大事”上，同現實的革命活動聯系較少；數期后，強調發揮指導作用，大量刊載文件，內容枯燥。從第40期起，既指導實際斗爭，又評述變化中的政治形勢，面向全國，不像過去那樣只注意上海。1930年8月，《紅旗》與《上海報》合為《紅旗日報》。《紅旗日報》于1930年8月15日創刊。除發表消息評論、中共中央文件外，還常刊載革命根據地來信、莫斯科通訊、歐洲通訊等，每周還有一篇系統分析國內外形勢的時事賞評，還辟有副刊《紅旗俱樂部》，并增出獨立的副刊《實話》。（3）1931年1月27日，中央通過《關于黨報的決議》，規定《紅旗日報》為中央機關報；《實話》為中央經濟政治機關報，《布爾塞維克》為中央理論機關報，《黨的建設》為中央關于組織問題的機關報，這樣重建了中央級的黨報網絡。但由于條件艱險，至1934年3月，這些報刊相繼停刊2.青年團刊物與通俗報紙《上海報》共青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在1927年“715”汪精衛叛變后，又從武漢遷回上海，改名《無產青年》繼續出版，不久被迫停刊。1928年10月又改名為《列寧青年》出版，堅持到1932年上半年停刊。《上海報》是黨所辦報刊中，獨具特色的一家，當時被稱為“全國最好的地方報紙”。它創刊于1929年4月17日，初名《白話日報》，后改為《上海報》，編輯有李求實、謝黨哉、吳永康等。《上海報》以工人大眾為主要讀者對象，報道工人運動、支持工人斗爭是它的主要使命。起初有公開的報館，不久被查抄，轉入地下。在發行上起初也是交報販公開發行，在1929年紀念“五卅”活動中創下5小時售出8000份的記錄。這種現象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出動警察逮捕報販、沒收報紙。此后，《上海報》轉入秘密發行。1930年8月與《紅旗》合刊。可見，黨在極其困難艱險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利用報刊進行宣傳工作。二、革命根據地的新聞事業1、《紅色中華》報和紅色中華通訊社

《紅色中華》報和紅色中華通訊社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央根據地江西瑞金創辦的機關報和機關通訊社。這一報一社，是一個組織機構，兩塊牌子。紅中社創辦得稍早些，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紅色中華》于1931年12月11日創刊。

《紅色中華》報初創刊時為周刊，后改為三日刊、雙日刊。鉛印四開報紙，第一任主筆周以粟。它的宣傳內容一個是大量刊登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重要文告和重要領導人的重要講話，使黨的方針政策及時傳播到蘇區人民群眾中去；一個是大力報道宣傳紅軍勝利的消息。此外，它還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闡明了工農政權建設的重要性，揭露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罪行。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后，《紅》留在蘇區堅持到1935年2月才停刊。2.《紅星報》、《青年實話》A.《紅星報》與《紅色中華》同時創刊于1931年12月11日，它是紅軍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鄧小平、陸定一先后擔任主編。一般是4開4版，不定期出。《紅星報》是為了提高紅軍的政治素質創辦的。辦報宗旨：它應是“一面大鏡子”，“一架大無線電臺”，全面反映紅軍的工作和生活，傳播紅軍、蘇區、全國和世界的消息在瑞金的三年中，《紅星報》出色地實現了上述要求，辦得豐富多彩、圖文并茂，通俗生動，被稱為“戰士的良友”。每期發行17000多份。

B.《青年實話》是青年團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創刊于1931年7月1日。先后出過旬刊、半月刊、周刊。《青年實話》是有鮮明的青年報刊特色，編排形式活潑、內容多樣、文字通俗，對青年讀者有引導、組織、鼓動作用。它刊載團中央決議與宣言，傳播團和青年群眾工作經驗，報道紅軍的戰斗生活和各地青年擁軍參軍情況，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知識，反對迷信活動。被讀者看作是蘇區“青年人唯一的讀本”。發行數由8000份增加到10000份，乃至28000份。

C.除上述我們介紹的中央蘇區的這幾份主要刊物之外，各根據地黨政軍組織還出版了一批機關報刊，如湘贛根據地的《湘贛紅旗》、湘鄂西的《紅旗日報》、《工農日報》、贛東北的《紅色東北》、川陜的《蘇維埃》報、以及紅軍的《紅色戰場》、《大戰》等。這些報刊為宣傳黨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方針政策，傳播中國工農紅軍的反“圍剿”斗爭消息，發動與組織群眾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了有效的輿論宣傳。三、長征后的陜北新聞事業1.1935年底，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陜北，于1935年11月25日復刊了油印(無鉛印設備)的《紅色中華》，紅中社也同時恢復工作。復刊后的《紅色中華》在宣傳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a.大力宣傳擴大紅軍，加強抗日力量。在復刊的第一期，就用頭版的整個版面刊載各地擴大紅軍的消息，此外，《紅色中華》還介紹了擴紅運動的經驗，指出存在的問題，表彰有突出貢獻者。

b.宣傳“反蔣抗日”“逼蔣抗日”

c.西安事變發生后，《紅色中華》在第二天就詳細地介紹了事變的經過，正確分析了事變的原因，對人們了解事變真相，澄清一些糊涂認識，起了積極作用。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也起了很好的宣傳作用。2.1937年1月29日，《紅色中華》改名為《新中華報》，紅色中華通訊社改名為新華通訊社，報、社仍為一家。同時，為了加強宣傳，1937年4月24日，中央決定創辦《解放》周刊。《解放》的宣傳中心，仍是圍繞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宣傳，另外，它十分注重對于國際形勢的評述。對于西班牙戰爭、蘇聯的情況及世界各國的革命形勢，《解放》周刊都有所評述。四、根據地新聞事業的優良傳統a.艱苦奮斗的辦報作風b.緊密配合黨政中心任務進行宣傳c.實行通俗化辦報方針，依靠群眾。閱讀文章： 鄭德全：《瞿秋白在〈紅色中華報〉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節十年內戰時期的私營新聞事業

一、十年內戰時期的私營新聞事業的概況由于軍閥混戰漸次結束，城市資本主義經濟有了明顯的發展，私營新聞事業也隨之呈現出相對繁榮的景象。私營報刊、私營通訊社、私營電臺，這一時期在數量上都有了較大的增加。1.私營新聞事業的發展(1)從1926到1937年，全國報紙的數量由628家增至1049家（這數字中除一部分為國民黨黨營報刊和其他政黨、團體辦的報紙外，大部分為私營報紙）。全國的私營通訊社從155家增至520家或759家；私營電臺由最初1928年前的幾家增至幾十家，僅商業臺就有45座其他還有教育電臺宗教電臺。(2)這一時期報業托拉斯的出現，更能說明這一時期私營新聞事業的發展。這一時期，一些有影響的大報，進一步增強了實力，開始向著報業托拉斯的方向。雖然后來由于國民黨政府的遏制以及對日本戰爭的爆發，這一趨勢未能繼續發展，但這已表明我國私營報業資本已發展到相當的水平。2.發展迅速的原因（1）首先，是民族資本主義的短暫發展，帶動了私營新聞事業的發展。1927年國民黨新政權建立以后，不少地區結束了舊軍閥割據的局面，暫時取得了沒有戰爭侵擾的相對穩定的環境，給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條件。上海、天津、青島以及江浙沿海地區，民族工商業、金融業都有了相當快的發展，這使得私營新聞事業在資金調度、廣告收入、設備更新及物質添置、儲備方面，得到了非常有利的條件。（2）政治局勢的變化，刺激了私營新聞事業的發展。國民黨執政之后，雖然軍閥之間的戰爭漸次結束了，但內部派系爭奪中央權力的斗爭及新軍閥之間爭奪地盤的斗爭并沒有結束。局勢的動蕩使群眾對時事新聞具有很大的需求，這大大刺激了私營報刊、通訊社、電臺的創辦。（3）抗日救亡的形勢推動了私營新聞事業的發展。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淪陷，日本侵略勢力深入華北。空前的民族災難使民眾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關心時局的變化，更需要詳盡的新聞報道。而另一方面，風起云涌的抗日救亡運動，又促使大量私營報刊、通訊社問世，以反映廣大民眾的抗日愿望和呼聲。（4）國民黨執政的最初幾年，內部極不統一，還沒有來得及在全國各地很快建立自己的新聞宣傳網絡和新聞檢查機構，頒布的新聞法規也不嚴密，對全國的新聞統治不可能一下子奏效，這為私營新聞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時機和相對自由的天地。不過，這個時期并不長久，隨著國民黨中央新聞事業的強化，私營新聞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干涉和摧殘，因而最初幾年的松動是非常難得的。由于以上這幾方面的原因，這一時期的私營新聞事業有了較快的發展。二、十年內戰期間的《大公報》

在前一章里我們已介紹了新記《大公報》的創辦經過，這里我們要談談《大公報》在十年內戰期間的迅速崛起，它的辦報方針、政治主張、業務特色等。1.“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新記《大公報》續刊之日，張季鸞在《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中，便提出了“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文章對這“四不主義”作了較具體的解釋：所謂“不黨”，即“聲明本社對于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系而已耳”。同時聲明“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第二不賣，所謂“不賣”即“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這實際上指的是“言論獨立，經濟獨立”。第三、不私，是指“本社同人除愿忠于報紙固有之職務處，并無私圖。易言之，對于報紙并無私用，愿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第四不盲，張季鸞解釋說：“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沖動，不事祥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于事實，是謂盲爭。這“四不主義”，實際上是對《大公報》政治立場、新聞言論、經營方針、報紙風格的總體概括。《大公報》在實現這“四不主義”方面也的確做出了很大努力。新記大公司在初創的4年中，新舊軍閥混戰不已，臺上臺下走馬燈似地易主，《大公報》在這一時期堅持“四不主義”，不僅頂住了各派軍閥的壓力，而且為后來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大公報》客觀地報道了蔣與馮閻雙方的政治軍事形勢，因而得罪于南北軍閥。報紙在蔣介石集團統治的南方被扣，在閻錫山控制的平津地區受“警告”。《大公報》面對這種壓力，不僅沒有屈服，反而發表公開啟事和社評，聲明“本報決不變其獨立公正之立場，決無受任何方面賄賂津貼之情”，再次顯示“不黨”“不賣”的辦報主旨，提高了自己的聲譽。中原大戰結束后的半年之內，《大公報》的發行量由3萬份增到5萬份，為續刊4年來平均發行增長量的4倍。2.與蔣介石政權的特殊關系材料顯示，《大公報》對國共兩黨都是既有批評，也有贊許的。這與一般報紙確有不同。但《大公報》的一貫立場是擁蔣反共的。3.在抗日救亡運動和西安事變中的宣傳活動

“明恥教戰”愛國、擁蔣、反共、斥張楊4.業務特色

1931年5月22日，胡適為大公報一萬號紀念刊撰文時指出，大公報的成功，“不過是因為它在這幾年之中做到了兩項最低限度的報紙職務：第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第二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這兩點說起來簡單，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大公報》正是憑此樹立起自己的形象。①消息靈通，客觀準確

20年代中國報界的一大通病是“外來新聞多，而自行采集之新聞少”，造成“消息不準確”之病。大公報打破了依賴通訊社辦報的陋習，建立了一個覆蓋面廣、機動性強、反應靈敏的記者、特派員、通訊員網絡。地方通訊和本埠新聞完全為本報記者和通訊員采寫。②強化新聞評論大公報的社評，一般在重大新聞刊出的當日配合發表，褒貶是非曲直，使讀者明確報社的立場和態度。加上張季鸞那只鋒利凝煉的筆，讓人感到大公報不僅敢言，而且善言。

5.記者和作者隊伍

(1)大公報能在10年間迅速崛起，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培養了一支出色的記者隊伍，并吸引了全國第一流的作者為之寫稿，人才濟濟是大公報的一大優勢。大公報的名記者，張季鸞、胡政之以下，有曹谷冰、王蕓生、徐鑄成、范長江、蕭乾、王文彬、徐盈、子岡、楊剛等。透視一下他們的成長經歷，可以窺見大公報的人才政策。

(2)大公報除重視培養自己的記者隊伍，還全力網絡社會上的名流學者為己所用。除象其他報刊一樣請知名專家學者主編各種副刊外，還專門開辟了《星期論文》專欄，每周請一位專家學者撰文論述時事政治和社會、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各種問題。這個專欄最初由胡適為首的8人星期論文團輪流撰稿，后來隊伍逐步擴大，幾乎囊括國統區的知名專家學者。寫稿較多的有胡適、丁文江、梁漱溟、傅斯年、陳衡哲、梁實秋、馬君武、竺可楨、黃炎培、蔣百里、潘光旦、張元濟、郭沫若、老舍、費孝通等先后近百人。閱讀文章：謝國明：《“小罵大幫忙”新論》1988.1《人大復印》方漢奇：《為〈大公報〉辨誣》2002秋《新聞大學》吳廷俊：《論〈大公報〉的“敢言”傳統》同上

《自由主義職業報刊理念的探尋與游移——張季鸞新聞思想述評》同上周雨：《大公報史》1993、江蘇古籍出版社周雨：《王蕓生》1996、人民日報出版社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1998、三聯書店尹韻公：《為什么不是范長江？》2003、2、《新聞與傳播研究》周敏：《〈大公報〉辦報理念對當今報業的啟示》2003、9《新聞記者》三、《申報》的改革1.“九一八”前的《申報》1929年冬，《申報》的發展因內部重要人事變動而發生危機。這主要是由總主筆陳冷、經理張竹平、協理汪英賓的辭職引起的。這幾位骨干的離職給《申報》帶來很大困難。史量才毅然決定由張蘊和繼任主筆，馬蔭良繼任經理，自己也改變以往很少到館的習慣，親躬館務。1931年1月，《申報》成立總管理處，統轄一切館務，史量才自任總經理兼總務部主任，馬蔭良副之，聘黃炎培為設計部主任，戈公振副之，陶行知為總管理處顧問（對外不公開，因陶當時正受到國民黨的通緝）。總管理處的成立，進步人士的聘用，對《申報》的改革及史量才本人思想上的進步產生了重要影響。史量才黃炎培陶行知2.“九一八”后《申報》的進步政治傾向“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一向在重大政治事件中謹慎保守的《申報》一改常態，表現出積極抗日和要求民主的進步傾向。①積極報道事變真相，主張自救、抵抗、作“背城戰”。②《申報》積極報道和申援群眾的抗日行動③反對國民黨獨裁，要求民主自由權利④成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宣傳講壇3.《申報》和史量才在淞滬抗戰中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向上海發動新的侵略戰爭，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違背蔣介石的旨意，奮起抵抗，上海各界市民自發組織聲援。《申報》和史量才也積極參加了這場民族自衛戰。史量才約集上海工商文化界的頭面人物，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史被選為會長，廣泛開展了慰勞軍隊，救護難民，調劑金融，維持商業，聯絡軍民等各方面的活動。整個淞滬抗戰期間，史量才白天全力主持地方維持會會務工作，晚上聽取《申報》關于戰爭動態的報告，研究宣傳方針。他一手通過地方維持會聯絡各方，一手通過《申報》影響輿論，指導抗戰，表現出一個愛國者的極大熱忱。《申報》在淞滬抗戰中也成為重要的輿論指導機關。具體表現：首先，《申報》積極促進和推動了支援十九路軍的社會活動。其次，《申報》為穩定金融市場、穩定人心作了輿論宣傳。第三、《申報》還發動和指導了難民收容、救濟工作。在整個淞滬抗戰中，上海地方市民維持會幾乎像一個準政府，履行了部分地方政府的職能。由此，史量才成為引人注目的地方領袖人物，《申報》也成了上海的輿論中心。4.業務改革和《自由談》的改版

《申報》在政治上進步的同時，業務上勵精圖治，進行了第二次重大改革。1932年11月30日，《申報》發表《申報六十周年革新計劃宣言》，提出在新聞和廣告編排、國內外通訊、自由談改版等十二方面進行全面改革。首先，是言論的變化。改革前《申報》的時評常被人譏為不傷脾胃的“太上感應篇”，既不應“時”，又很少“評”，只是作一些遠離時事的格言。改革后時評的鮮明特點是，聯系實際。尖銳潑辣，風格多樣。其二，眾多副刊附刊的創辦、改版，是業務上的又一次改革。從1932年12月至1934年4月，《申報》創辦、改版的副刊、附刊有《業余周刊》、《婦女周刊》、《婦女園地》、《經濟專刊》、《自由談》、《春秋》等10個。這些副（附）刊的創辦與改版實際上前一時期報紙朝綜合性方向發展、報紙雜志化的繼續。其三，“申報讀者通訊”的創設也是一項有意義的改革。1937年9月1日，《申報》在本埠新聞版上刊出《申報讀者通訊簡章》，簡章表示，“根據服務社會的精神”，愿作讀者的顧問，與讀者商榷“若干切身”問題。簡章首先開列的是術學、職業、婚姻三項議題。簡章發表后反應強烈，讀者來信最多的一天達48封。“記者通信”欄摘要發表來信，同讀者討論人生。“九一八”后，這一專欄轉向討論抗日救國，民主政治。實際上變成了進步記者呼吁民主抗日的窗口，成了《申報》時評的補充。許多在時評中不便講的話，以讀者來信形式揭載報端。其四，業務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社會影響最大的是副刊《自由談》的改版。《自由談》有悠久的歷史，創刊于1911年8月。21年來一直是鴛鴦蝴蝶派文人的重要陣地，撤換了任主編十二年的周瘦鵑（讓他編《春秋》），起用剛從法國留學歸來的28歲青年黎烈文。（1）編輯方針是，立足于文藝的進步與近代化，決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資”的“報屁股”自限。（2）黎烈文借重、依靠了一大批左翼作家。以《自由談》變陣地，團結各種文化力量，形成了愛國民主的文化統一戰線。魯迅、瞿秋白、茅盾、葉圣陶、郁達夫等都是重要的撰稿人，（3）《自由談》的成功還在于集中突出地采用了雜文——這一新型報章文體，《自由談》發表雜文之多、雜文作者面之廣，風格之多樣，為報刊史上所罕見。如果說30年代是雜文繁榮的年代，那么《自由談》是雜文繁榮的百花園。僅魯迅就在《自由談》上發表了143篇雜文。由于魯迅和其他作家的提倡，雜文在報刊上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地位。5.《申報》的文化事業按照預定的改革計劃，從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申報》創辦了月刊、年鑒、圖書館、補習學校、新聞函授學校等一系列文化事業。同業務改革相比，它們的社會影響更大。（1）1932年7月15日，《申報月刊》創刊。這是一份政治、經濟、文藝、科學的綜合性刊物。主編是俞頌華。《申報月刊》發表過魯迅的雜文、茅盾名作《林家鋪子》等，巴金、胡愈之、錢俊瑞、竺可楨等曾為月刊撰稿。《申報》月刊很快成為30年代有影響的雜志。（2）1933年4月，《申報年鑒（1932）》發行。這是我國編制的最早的年鑒之一。共180多萬字、重要統計70余種，由30多位專家編制了7個多月。年鑒所收入的各種資料今天成了珍貴的歷史記錄。一家私營報館不惜耗費資金和人力，編制社會年鑒，實屬有遠見的文化建設。（3）1932年12月初，設在大陸商場（今南京東路）三樓的《申報流通圖館》正式對外服務。這個圖書館免費為下層店員、工友、學徒服務。它藏書僅1.2萬冊，但二年的周轉量達19萬冊，為藏書的15倍多。圖書館還設立了“讀書指導部”，為讀者指導讀書內容和方法，同時在《申報》上設了“讀書問答”專欄。此項工作由李公樸等人負責。（4）1933年1-3月，《申報》還創辦了“申報新聞函授學校”、“申報業余補習學校”，吸收一批文化低的在業青年或失業青年進校學習。《申報》文化事業的意義：依靠報紙辦起文化事業，通過文化事業又提高報紙聲譽，這在報業管理上實是一個創造。參與辦《申報新聞函授學校》的錢伯涵、孫恩霖當時就指出：“近代報紙的職責，不僅在向大眾供給消息而已，對于社會上還要做一種服務工作。這種社會服務工作，一方面在顯揚報紙的特色，一方面也替報紙本身做宣傳；因之這發揚報紙特征的社會服務工作，實際上便是增進銷路的一種方法。”另外還指出的是，“九一八”以后興辦服務事業是一股進步的潮流。許多愛國人士認為中國受外國侵略者欺侮，是社會落后、國力衰弱所致，因此要“服務社會”，推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鄒韜奮辦的《生活》周刊這樣做了，《申報》也適應了這一潮流。6.史量才遇害正當《申報》的事業發展進入鼎盛的時候，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滬杭公路上遭暗殺。(1)一個原因是，“九一八”以后，《申報》政治上的進步以及改革的成功，在上海輿論界上升到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樣在堪稱新聞中心的上海，執政的國民黨的力量竟然不占優勢，而民營的《申報》卻嚴重影響輿論，這對于國民黨的新聞統治來說是不能容忍的。(2)更重要的原因是，史量才已成為國民黨難以駕馭的地方實力派人物。《申報》的成功，使史量才成了新聞界的巨擘，與人合辦中南銀行的成功，又使他成了金融界的頭面人物，他身上體現著輿論力量與金融實力的結合。國民黨要處理上海地方事務，幾乎不能忽視史量才的意見。史遇害后，其子史詠賡掌管《申報》，《申報》又開始“老沉持重”起來，改革的成果不復存在，《自由談》也于1935年停刊。閱讀文章：曾憲明：《〈申報〉、〈大公報〉1925-1935十年間廣告手法評析》，《人大復印》,1994.3馬蔭良：《報紙革新要抓“頭”和“尾”——回憶一九三一年〈申報〉的改革》,《新聞記者》,1987.1《人大復印》,1987.2康詠秋：《〈申報〉副刊〈自由談〉的革新——〈黎烈文評傳〉之四》,《人大復印》,1985.1四、《新聞報》的股權轉讓風波1、轉股前的《新聞報》

從1924年至1929年，《新聞報》逐漸進入了歷史的鼎盛時期。汪漢溪去世時，《新聞報》已還清了歷年所有債務，有了一份相當雄厚的資產。當年報紙銷數已超過8萬份。汪伯奇、汪仲韋兄弟從其父手中接過《新聞報》后，幾年中又連續采取幾項重大措施，使報館的事業大大向前推進。汪氏兄弟受過高等教育，懂得外語，對報業的發展比汪漢溪更具遠見。(1)首先，更新了設備，運用先進的印刷機器使《新聞報》具有了現代化報紙發展的重要條件。大大增強了《新聞報》同其他報紙的競爭能力。(2)設備更新后，《新聞報》適應營業發展需要，從1926年興建報館，1928年，一座氣宇雄偉的四層大樓在漢口路上落成，與《申報》館的大樓遙遙相對。這一大樓的落成標志著《新聞報》已成為舊中國不多見的經濟獨立的現代化大報。這一年底至1929年初，《新聞報》的日銷數越過15萬大關，居全國日報之首。2.福開森秘密轉股福開森出于對中國人民革命的敵視，對中國“南方革命”疑慮重重，而且1927年后，國民黨經常檢查新聞機構，對租界內的新聞機構不能檢查，就“停郵”。這對福開森刺激很大。《新聞報》的訂戶外地不少，一旦停郵，損失極大。而一般外國人在華經營企業，一般不期望萬世興隆，往往見好就收，因此，福開森連《新聞報》現有資產都來不及請專家詳細估值，背著汪氏兄弟及公司員工，尋找買主轉讓他的股權。史量才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與福開森洽談，購得65%股份3.股權風波根據讓股草約，史量才掌握65%的股權，就有權控制《新聞報》。1929年1月中旬，史量才委派董顯光為《新聞報》新任監督，前去接收館務，引起了一場股權風波。董顯光到報館的當天晚上，《新聞報》舉行全館職工大會，決定抵制董顯光，發動收回股權運動，爭取社會輿論支持。

1月13日，《新聞報》在第一版廣告中登出《本館同人緊急宣言》。大意是：“本報輿論純正，代表民意，為全國銷數最大之報紙，素為民眾所信仰。對于收回外股，素所主張。惟以舊股東美國人福開森，對于言論上向來尚無干涉行為，而館務全由華人主持，亦暫相安……”而福開森秘密轉股，“惟此種出賣情形實有把持輿論之嫌，及其他不良背景，殊認為不合。”現正努力收回股權，在福開森售出之股未曾收回之前，否認任何人干涉本館事務。隨著15萬份報紙銷往各地，這事引起了社會轟動。4、風波平息后的《新聞報》

在國民黨及各方干預下，史量才被迫退出部分股份，并履行了自己的諾言，對《新聞報》館務不加干涉，汪氏兄弟仍主持其事。此后幾年，《新聞報》主要在業務上進行了改進，為了與其它報在新聞報道上進行競爭，《新聞報》千方百計改進新聞采、寫、傳的方法。在新聞報道上的不懈努力，《新聞報》的銷數在30年代一直維持在15萬份左右。另外，《新聞報》利用原有條件又創辦了《新聞夜報》。五、《時事新報》、《大晚報》、英文《大陸報》和申時電訊社聯合辦事處的建立（簡稱四社）前面我們談到十年內戰期間私營報業發展的一個表現是出現了報業托拉斯雛型的聯合體，這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四社的建立。四社是以張竹平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張竹平是四社的創始人。張竹平（1886-1944年），江蘇太倉人，畢業于上海教會學校圣約翰大學，篤信基督教，與“青幫”杜月笙有密切聯系。1914年前后進入《申報》館，頗有經營管理才能。自1924年起，他聚集一部分同人，開始籌組電訊社并作非正式發稿，1928年正式創立申時電訊社。這年冬，他又和他人合股購下《時事新報》，并利用在《申報》的職權動用通訊、印刷條件為自己的事業服務，引起史量才的不滿。1930年冬，張竹平離開《申報》，開始獨立經營各項事業。四社的成立，主要是四個新聞單位在新聞報道和業務經營上互通有無，進行合作，如紙張、油墨、印刷等方面互通有無，《大晚報》就由《時事新報》代印。三個報紙每天的專電、重要新聞供給申時通訊社，申時通訊社的稿件優先給三家報紙等等。這三報一社分開看，無法與一些大報相提并論，但聯合起來，力量就不可小看，既有報紙，又有通訊社；既有中文報，又有英文報，這樣一個聯體，在新聞界造成很大影響。當時就有人認為是搞報業“托拉斯”。其實，嚴格的說，它只是一個報團的雛形，僅僅是業務上的部分聯合，不是資本的聯合，各報都有自己的董事會。然而就是這樣一種私營報業聯合體的有限發展，也遭到了國民黨劫奪。抗戰爆發后，《大陸報》、《大晚報》、申時通訊社相繼停辦，《時事新報》遷往重慶，中國新聞史上少見的報團雛形就此完全解體。六、《世界日報》系統的報紙和上海《立報》1.成舍我簡介成舍我，原名成希箕，成舍我是他1916年在上海賣文為生時的筆名。1898年8月28日出生于南京。從小就有志于新聞事業。1924年至1925年，在北京創辦《世界日報》系列而一舉成名。不久，又南京創辦《民生報》，抗日救亡時期，又在上海創辦著名的《立報》。1933年在北京創辦新聞專科學校。抗戰爆發后，北京《世界日報》停刊，《立報》遷香港出版，香港淪陷后，又到重慶續辦《世界日報》。1943年，在國民黨CC派的支持下，創辦“中國新聞公司”。該公司以重慶《世界日報》為基地，準備戰后將中心遷往南京，并在全國辦十家以《世界日報》命名的大報，壟斷中國的新聞事業，解放前夕，去了臺灣。從事新聞教育工作，據說1988年臺灣開放“報禁”后，90高齡的成舍我又申請繼續辦《立報》。成舍我2.從北平的《世界日報》到南京的《民生報》1924年4月16日，成舍我在北平創辦《世界晚報》報館就設在家里。全部工作人員只有三個半，半個是指張恨水，他兼任編輯，印刷也是由別人代印。

1928年3月，成舍我在南京創辦《民生報》，《民生報》創刊后，與《世界日報》南北呼應，互有補充。《民生報》的人員在南京為《世界日報》采寫新聞，拍發專電，使《世界日報》專電多且快，提高了競爭力。《民生報》是南京的第一份小報。按照成舍我“小型報乃大報的縮影”的認識，采取“小報大辦”，“精選精編”的方針，“重視言論，競爭消息，廣用圖片”，3.成舍我等人集資經營的小型報《立報》《民生報》停刊后，成舍我來到上海，與人合力《立報》。《立報》他刊于1935年9月20日，是一張四開四版的日報，成舍我任社長，1936年7月成舍我離開上海后，報務主要由薩空了主持。《立報》的特色：（1）《立報》誕生于內憂外患之時。它順應民生，緊迫時代主潮，采取了“對外爭取國家主權獨立，驅逐敵寇；對內督促政治民主，嚴懲貪污”的辦報宗旨。并提出了“報紙大眾化”的口號。并解釋為報紙大眾化是價錢便宜人人買得起，文字淺顯人人看得懂。（2）《立報》很注意新聞報道。為增加新聞容量，它采取精編精選的辦法，所有通訊社的電稿一律改寫，加上編輯們精心編輯，使《立報》新聞內容不比大報少，而且較大報更精煉、活潑、醒目。（3）《立報》也很重視言論。它的二版上幾手每天都有500字左右的評論文章。這些評論既堅持愛國主義立場，對所發生的事件進行褒貶，又采用婉轉的形式，以避免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如“西安事變”發生后，《立報》發表的評論《御侮必須團結》、《特赦與大赦》等，均在幫助了解事實真相，敦促國民黨政府團結抗日。（4）《立報》的三個副刊也各具特色。《言林》主要是刊登一些文藝作品；《花果山》除登載長篇小說外，還刊載風物小志、名人軼事、歷史掌故、世界珍聞、諷刺小品等小文章；《小茶館》主要向讀者介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方面的知識、趣聞。

《立報》在發行量不達到10萬份時，不登廣告，直到超過10萬份才登廣告，有一段時期突破20萬大關。1937年11月13日上海陷落后，《立報》被迫停刊。南京《新民報》：陳銘德社長、吳竹似總編，1929年9月9日創辦。北平《實報》：管翼賢，1928年10月創辦，四開小型報。上海《社會日報》：1929年11月創辦，胡雄飛等創辦，1930年10月停刊。“小報大辦”方針企圖在大報與小報之間找一條路開小報革新之首。閱讀文章：劉小燕：《中國民營報業托拉斯道路的破滅》2003冬《新聞大學》

張友鸞：《世界日報興衰史》，重慶出版社,1982第二節十年內戰時期的國民黨新聞事業十年內戰時期，是國民黨新聞事業迅速擴張的時期。國民黨新聞事業在1928年初具規模，到1932年前后迅速加強，形成了以《中央日報》、中央通訊社和中央廣播電臺為主干的、從中央到地方的龐大新聞事業網絡。在中國新聞界處于全面壟斷地位。一、國民黨全國新聞事業網的建立1.派系報刊林立的局面國民黨在執政期間，黨內、軍內派系林立，爭斗不斷。在1927-1930年的最初幾年，這種爭斗尤為激烈。軍事上，有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桂系（李宗仁）、奉系五大軍閥。黨內有蔣介石、胡漢民、汪精衛三大派別，此外還有“西山會議”派、CC派、國民黨左派等派別。這種情況反映到新聞界，國民黨的新聞事業最初也不是統一的整體。各種報刊、電臺、通訊社分別隸屬于軍閥勢力和黨內派別，派系報刊中勢力較大、影響也較大的是汪精衛一派。汪精衛：武漢《中央日報》CC派陳立夫1928年4月在南京創辦《京報》在上海，《民國日報》初為“西山會議”派的陣地，后落入市黨部CC派陳德征之手。2.三個黨報條例的頒布(1)1928年6月，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會議通過并頒布了《設置黨報條例》、《指導黨報條例》、《補助黨報條例》。設置這三個條例，一是為了加強國民黨中央（主要指蔣介石集團）對新聞事業的領導權，另一個目的是統一各派系在反共反人民這一立場上的口徑。(2)黨報規定了黨報的范圍和領導體制。范圍包括黨報、半黨報、準黨報。“由中央及國內外各級黨部所主持者”為黨報，“由本黨黨員主辦而受黨部津貼者”為半黨報，“完全由本黨黨員所主持者”為準黨報。(3)條例規定“凡中央及各級宣傳部直轄之日報雜志，其主管人員及總編輯由中央或所屬之黨部委派”。條例還規定，“各黨報須絕對站在本黨的立場上，不得有違背本黨主義、政策之處；各黨報須完全服從所屬各級黨部之命令，不得為一人或一派所利用”，等等。三個條例的頒布，標志著國民黨開始控制新聞輿論。3.國民黨中央新聞事業的興辦（1）《中央日報》

前面我們談到1927年3月，汪精衛派的顧孟余等人辦的報紙就掛出了《中央日報》招牌，但國民黨至今不承認這是中央的報紙。被承認為國民黨第一個中央直屬黨報的《中央日報》，是1928年2月在上海創刊，由丁惟汾任社長，彭學沛為主筆，日出兩大張，報頭四個字采集自孫中山先生的墨寶。（2）中央通訊社中央通訊社原創辦于1924年4月1日，地點是廣州，是第一個全國性的通訊社，寧漢分裂時國民黨出現了兩個通訊社，一個是汪派在武漢的“中央通訊社”，一個蔣介石控制的廣州的中央通訊社。（3）中央廣播電臺

1928年8月1日，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正式播音，臺址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后院。功率為500瓦。每天播音兩小時，后又增加。主要內容為新聞和演講節目。新聞主要由中央社提供。4.國民黨全國新聞事業網的形成國民黨全國各地的黨報分為兩類：一類是地區性的重要報紙，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管轄；一類是地方黨部管轄的報紙。前一類主要有：北平《華北日報》、天津《天津民國日報》、武漢《武漢日報》、西安《西京日報》、福建《福建民報》、廣州《廣州中山日報》。后一類主要由國民黨省、市、縣各級黨部所辦，一般在省會所在地及一些重要城市，都采用“民國日報”這一名稱，前面加地名，如《山東民國日報》、《杭州民國日報》等。二、國民黨新聞事業的強化

1.中央新聞事業的改進和擴充

1931年起，隨著蔣介石集團在中央領導地位的鞏固，國民黨開始加強黨營新聞事業，這種強化活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改進對黨營新聞事業的領導體制，二是投資擴充規模和設備。（1）《中央日報》《中央日報》率先改行社長制。實行社長制后的《中央日報》，言論報道上直接對國民黨中央負責，行政上（包括經費、人事）相對獨立，由社長總管、協調編輯、經理兩部。39歲的程滄波被任命為第一任社長。他擔任社長后，提出“經理部要充分營業化，編輯部要充分學術化，整個事業當然要制度化效率化”的口號。①《中央日報》在新聞和言論上有所改進，改變了過去新聞內容貧乏的現象，新聞面有所擴大，報道有所加強，國際新聞也有所突破。程滄波對于言論也相當重視，自己親自寫了許多“社評”，還精心組織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