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4民族與宗教的關系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也是一個多種宗教并存的國家。我國現有信教人數達1億余人，其中少數民族信教人數所占比重較大。在我國的55個少數民族中，全員普遍信教的民族就有22個。尤其在西北地區，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嗣族和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東鄉族、柯爾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烏孜別克族、保安族、塔塔爾族等民族均為全員信教的民族。宗教滲透在這些民族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所以，我國的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息息相關。那民族與宗教有哪些聯系呢？著重作出如下論述：一、宗教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它還是包容性很大的文化現象。在人類的文化知識活動領域中,宗教一直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和科學及其他社會意識形態如哲學、文學、藝術、道德等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可以說在人類文化中宗教的和世俗的精神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宗教和其他形式的意識形態相結合而產生的宗教文學、宗教音樂、宗教美術、宗教建筑等,作為各民族歷史文化的一部分,已成為人類文化史的財富。宗教還曾對各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及生活方式都產生過很大影響。就中國少數民族來說,在西北和西南各少數民族地區,宗教與民族的歷史文化、道德倫理規范和生活習慣的關系尤為密切。西北有10個少數民族幾乎全部信仰伊斯蘭教。伊斯蘭教雖是外來宗教,但自傳入后,既與中國固有文化相融合,又保持其原有特點,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特別是在醫藥學、天文學、數學和歷法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藏族的佛教文化是藏族民族文化中最基本的部分,它對西藏的醫學、歷法、文學、工藝美術、雕刻繪畫等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云南地區的上座部佛教中,同樣保存著許多天文、歷法、醫藥、歷史、詩歌、傳說以及建筑、美術等文化財富。宗教文化中的優秀成果,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文化建設中,會起到其應有的積極作用。二、民族文化與宗教文化的直接同一性。民族與宗教、民族文化與宗教文化是兩個雖然聯系但卻不同的概念。盡管世界上各種民族文化都同宗教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民族文化不限于宗教文化，它包括著更廣的內容和形式。而有些宗教卻超越民族界限，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化現象。一般來說，民族文化與宗教文化的直接同一只是人類文化早期的現象。民族文化愈發展進化，它與宗教文化的區別也就愈來愈明顯。在發達的現代國家的民族文化中，宗教文化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不是核心，不起主的集團意識起了重要作用。宗教對民族的共同的經濟生活和共同的語言文字形成發展也有著很大的影響。氏族的經濟生活往往以宗教方式作出決定,當時盛行著祈求神靈的播種儀式、收獲儀式、求雨巫術以及漁獵前后的占卜和祭祀儀式。氏族共同語言的形成發展,也是與宗教儀式的進行和占卜有密切關系。就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質來說,一個民族的倫理道德的形成,往往脫胎于原始的宗教禁忌,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曾受到宗教教條的巨大影響。民族藝術的發展,大都同宗教儀典的特征,包括其歌、舞、詩以及祭壇、祭器等造型的特征相關,同其宗教觀念和宗教情感有著更深刻的關系。風俗習慣受到宗教的影響更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四、宗教曾起過各民族相互溝通、各民族文明交流的橋梁和渠道的作用。中國歷史上,有政治統一的時期,也有政治分裂的時期。既有漢族掌握中央政權的時候,也有少數民族掌握中央政權的時候。盡管政治分裂時期,民族之間的紛爭比較劇烈,但在思想信仰上卻保持著很大的共同性,即大都崇信儒、佛、道三教,因而有著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礎,這個基礎使各民族大都認同中華民族這個大的文化共同體,為日后國家重新走向統一提供了精神動力。至于宗教在加強世界各民族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往來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則有更多的歷史事實加以證明。五、民族關系的和睦與宗教有一定的關系。在中國民族關系史上,藏漢民族之間在吐蕃王朝松贊干布時期與唐朝的友好相處一直是千古美談。特別是吐蕃王松贊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這一盛事,佛教在其中起到了積極作用。六、民族矛盾與宗教同樣關系密切。民族矛盾即民族之間的對立和沖突。不同的民族由于民族特點、社會生活條件的不同,在經濟、文化發展方面的要求不同,利害不同,在相互交往中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各種錯綜復雜的沖突和矛盾。在階級社會,由于民族壓迫所導致的民族之間的對立沖突是一種經常性的現象,民族矛盾往往利用宗教的力量加以解決,宗教的因素往往又加劇了民族矛盾。所謂“三股勢力”，準確一點說，就是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恐怖勢力。暴力恐怖勢力是指通過使用暴力或其他毀滅性手段，制造恐怖，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團體或組織。民族分裂勢力是指從事對主權國家構成的世界政治框架的一種分裂或分離活動的團體或組織。民族分裂勢力是反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政治力量。宗教極端勢力是一股在宗教名義掩蓋下，傳播極端主義思想主張、從事恐怖活動或分裂活動的社會政治勢力。本質“三股勢力”各自的表現形式雖有所不同，但本質并無根本不同。因此，他們從一開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氣，同流合污。他們以宗教極端面目出現，以“民族獨立”為目的，一方面制造輿論，蠱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動，破壞社會安定。他們的根本目的就是獨立，在亂中推翻中亞各國的世俗政權，按照他們的“純粹民族教義”建立“純粹伊斯蘭政權”。產生原因“三股勢力”在中亞的出現絕非偶然，而是這一地區特定歷史、地域和人文條件的產物。在中亞居住著一百多個民族，這諸多民族、宗教、文化因素長期在這里相互交匯與融合，又彼此撞擊與沖突。上個世紀，在直到一九九一年前蘇聯解體的七十年中，這里一直包括在前蘇聯的版圖內，按主體民族的聚居情況劃分為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五個加盟共和國。前蘇聯解體之后，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原有的主導思想體系和組織體系迅即瓦解。一時間，中亞地區出現一個巨大的“思想文化真空”。三股勢力中亞五國的主體民族都信奉伊斯蘭教，而同五國相鄰的中東地區又是世界伊斯蘭勢力最集中的地帶。獨立之初的中亞各國政府在一時惶惑之中，都不約而同地想利用伊斯蘭教來填補前蘇聯解體留下的“思想文化真空”。包括一些國家元首在內的政府高官，帶頭到清真寺祈禱或赴麥加朝覲。這為伊斯蘭勢力在中亞的復興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于是，伊斯蘭教宗教團體、清真寺數量和信教人數急劇增長。到一九九七年，哈薩克斯坦的宗教團體由獨立前的二十多個增加到一千一百八十個，清真寺由六十三座增加到四千多座。吉爾吉斯斯坦的清真寺由獨立前的二十座增加到近兩千座。在烏茲別克斯坦，宗教組織一下子冒出兩千零七個，清真寺由八十座猛增到一千八百一十六座。有些人利用人們的宗教熱誠，散布有悖于宗教經典的異端邪說。他們超出正常宗教信仰，介入國家政治事務，甚至鼓吹發動“圣戰”，“消滅異教徒”，企圖推翻世俗政權，建立“純伊斯蘭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