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授課題目教學目的通過本章內容的學習，使學生充分了解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共同教學重點教學難點1、教學活動的導入根據各節的內容需要，采用不同的導入手段，主要包括：創設情景；提供材料，引出問題；展示案例，引發討論。目的是引發學生的好奇心及(1)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一方面，注重系統而科學的理論分析。另一方面，注重理論聯系實際，通過一些實際案例幫助學生更形象、更清楚地認識問題，從而有效增強教學內容的說服力、感染力，提(2)注重經常用設問的方式，引發學生的關注和思(3)理論講授注意感情的投入，增強對學生的感染組織學生圍繞一些主題展開討論等，在活動過程中，教師要針對學生的疑難問題給予解答、分析和總結，進而引導和啟發學生自大一、大二、大三各專業學生2帶及海陸交接處形成的西北荒漠綠洲交錯帶、西南農林交錯帶、東交錯帶、北方農牧交錯帶，是不同時期人們活動遷徙的地理空間，是孕育向內凝聚的統一性與對外開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結構內聚，青藏高原和帕米爾高原使中國地勢西高東低、江河東流，生活在西部的人河旱作農業區、江南稻作農業區、草原畜牧區、東北農牧區、西南農林區范圍內游牧人群、農耕人群、海洋人群的爭斗多源于此。因此如果將草原文明擴展為廣義大陸型文明的代稱，那3連接草原文明與海洋文明的是中原農耕文明。"中原"從最初夏商周王畿所在的小片農耕地區，發展成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廣大農耕地區，再到后來發展成政治文化共同體的核心所在。中原農耕文明最早孕育了成熟的文字和政治制度，最早建立了"天下"秩序，最早構建了天道民本的政治理念，最早形成了連續不斷的歷史敘事，最早群共同體。中原是復雜地貌和多元人文的連接樞紐，來自四稟賦不同、生計各異、習性有別，如果沒有從制度到精神的強力凝聚，是難以長期維系大型共同體的。中原正是"大一統"從觀念到制度的文明核心區，不管來自何方的人群，一旦入主中原，都會繼承發展中原典章制度與人文精神，連接融匯遠方人群，代代接力，將千邦萬國融匯世界上也曾存在同樣擁有陸海相兼復雜人文地貌裂、中斷了，唯有中華文明因其特有的制度與精神中華地理能夠產生多元人文，中華制度能夠保證多元人文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經濟共同體內交往交流交融。任何二分法理論如“游牧一農耕""內亞—漢地”都無法正確描述中國，因為中華文明不是多元文明對立沖突的結果，而是多元文明以融合會通解決對立沖突的產物。正是在這樣的文明生成發展中，中華民族共同體開始孕育生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起源、形成與發展根植于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與發展，中華文明的特質與形態決在文明起源時期，中華大地東西南北呈現出滿天局，雖有著各自的文化淵源，卻相互交流彼此影響。距今6000年前后，隨著“南稻北粟”農業大發展，人口急劇增加，各區中游仰韶文化空前統一，廟底溝式的花瓣紋彩陶東達江浙，西至甘青和川西北，南達江湘，北逾陰山燕山，其范圍已經涵蓋后世中國主體區域的大部分。長江中下游象征權力的玉石鉞傳播到今日中國大部分地區，水稻農業、生產工具、陶器等則影響到包括臺灣在內的華南地區。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玉器不僅傳播到內蒙古中南部及甘肅中部，還與江淮地區的凌家4灘文化有著重大交流。由此形成了一個規模與今天期中國文化圈。該體系的形成不是哪個區域文化的對外擴張，而是不同文夏商時，中國從"古國"時代進入"王國"時盟已發展成聯系更為緊密的廣域王權國家(廣域王國)。夏朝的核心統治區域在今河南、山西部分區域。商朝已南過長江，東達今山東，周朝疆域則北至今內蒙古南部與遼西遼東，西至山東，南至漢水中游與長江下游，勢力遠達巴蜀。王權國家每一次擴大，族群交融就進一步深化。夏代曾"萬邦林立",商代也曾"方國千余",但都逐步向中心王朝聚攏。一方面是王權域不斷增大，另一方面是小型地方政權不斷匯聚成大夏商周三代交融形成的華夏共同體，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周代是華夏共同體形成的主要歷史時期。在觀念上，周朝創建立起了對天下一統的認同，將夏商周三代不同族屬的彼此取代解釋為"三代繼統",以“天命轉移"來解釋王朝更替，不論政權如何變化，作為政治共同體的“中國”只能是一個。在實踐上，周朝推行分封制，將夏商周許多古老族群拆分打亂，遷至另地與當地族屬混居融合，以宗法關系建立了新的社會共同體。中華文明諸多政治文化觀念也來源于周代，如夷夏之分。許多人誤認為這是描述“華夏”與"四夷"的種族之分，實則華夏共同體從源頭就包含著"蠻夷戎狄"。諸如夏代族便是來自姜戎，許多文化發達的東夷之邦在《左傳》中也被稱為"夏",一度自詡“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的楚國、早期不說上古漢語口語的吳越兩國在春秋時成為一方霸主，源自白狄的中山國與燕、趙、韓、魏在戰國時都共同稱王。華夏共同體是一個跨血緣跨地域的開放共同體。史書中固然有華夏人群將夷狄用于四夷的說法，但也有四夷稱華夏為夷狄，四夷之間互稱夷狄，華夏之間互稱夷狄。夷夏之分從根本上說并非種族之"五方之民"的天下觀是華夏居中、四夷居邊，但四夷在歷史上屢屢從邊疆走到中央。大一統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5夷"概念，指崛起于四夷而繼承中華文化的強大邦國，如秦楚吳越，它們在族群大融合中起到關鍵作用。曾被稱為"西戎"朝，曾被稱為"南蠻"的楚人對建立漢朝有極大功勞。秦漢大一統王朝正是由曾經邊緣、但奮力繼承發展中華文化的"大夷"完成的。中國歷史上既有中原王朝繼承正統，也有邊疆族群入主中原繼承中華文化成為正中華文明不是“中心永恒統治邊緣”的帝國模式，而是"邊緣可以競爭中心"的共同體模式。華夏與四夷并非先進與落后的關系，而是在同一個文明體系中相互塑造的關系。中華民族的長期延續與繁榮，離不開作為凝聚核心的華夏；中華民族不斷變革求新，離不開“大夷"之功。那些制造"中原—邊疆”二元對立的理論不適用于中國，因為中華文明體系中的邊疆不是被動的，而是能動的；不是指向分離的，而是指向匯聚的。華夏共同體獨特的"向心發展"路徑確立了中華民族的初始格局與演化路徑。形態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每一次發展都伴隨著族群融合。文明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基礎，國家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秦漢奠基了"天下"秩序實體化的古代大一統國家制度，并為歷代統一王朝繼承發展。“天下"是超越“邦""國"概念的超大規模共同體，既是政治與文化共同體，也是經濟與社會共同體。在大一統制度保障下，多元人群在政治、經濟、行。6原與邊疆，是古代各族的共同信念。對于擁有復雜地貌與多元人群的大型文明來說，形成較大規模的政治共同體，才能更有效地動員人口資源和社會力量，以應對自然界各類風險，才能避免巨大規模戰爭所造成的各類人道災難。那種把追求國家統一的努力，僅僅視作帝王將相的文治武功的觀點是偏頗的。如果沒有各族人民對政治秩序穩定的渴望與共識，中國不可能總是從內亂分裂復歸團結統一。所以，在中國古代史上，無論哪個政權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視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正統；無論哪個政權都會為構建政治共同體添磚加瓦。以創新為支撐的歷史進步過程。在政治制度上，古代大一統國家施行多族群一體的中央集權文官體制；施行郡縣制、編戶齊民、統一律法，不論氏族、宗族、部族、邦族，都要服從國家管理；施行科舉制，打破階層固化而讓各族群平民得以參政；施行流官制，打破區域界限而讓各地人才為天下所用；施行政主教從與多元通和的宗教制度，消解了宗教戰爭與政教沖突的法理根源。這些鞏固和發展大一統國家的重要制度是各族共同創造的，其中包括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權開創均田制與府兵制；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貢獻行省制與宣政院；滿人建立的清朝開創理藩院體制與駐藏大臣制。其部落，順其土俗",任命部落首領世襲擔任都督、刺史；元朝在西南創設"土官"制度，將其納入宣慰司管理；清朝施行軍府制、盟旗制、土司制、伯克制、札薩克制等強化邊疆治理。"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7繳賦稅、維護驛站的國家義務；明朝土司中的文、武布政使司或都指揮使司管理體系；清朝在西南大規“蠻不出峒，漢不入境”的地方封閉狀態；等等。這些制度的形成都不是由單獨的族群文化決定的，而是由大一統理念和各族群交往交流的現實需求和歷史趨勢決定的。正因如此，古代中國得以周期性鞏固與壯大，中華經濟共同性的發展。中華民族作為經濟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始終建立在各族群需求互補與區域經濟聯動的基礎之上。歷史上，中原農耕區、西域綠洲沙漠區、塞北草原區、東北漁獵農牧區、西南山林河谷區、東南丘陵濱海區之間生產方式各異，經濟互補性強。如游牧區域需要農耕區域的糧食、絲綢、瓷器、鐵器、茶葉與鹽巴，農耕區域需要游牧區域的馬匹、皮革等畜牧產品。這些區域之間的銜接地帶，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嶺、武陵、遼西、天山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貿易通道與遷徙要道。這些重要通道與北方、西南、海上絲綢之路交會連接，進一步將各區域各族群凝聚成難以分割的經濟共同體。更為重要的是，經濟共同體的發展始終得到國家制度力量的強力推動。無論朝代如何更替，施行統一度量衡與稅收、修建大規模交通基礎設施、打通分離的經濟文化珍域的政策都是一貫的。如秦朝“車同軌”推動了全國交通路網的連接；北朝開創的均田制推進到吐蕃；唐朝的兩稅法與明朝的一條鞭法，推進了全國經濟的貨幣化與一體化；元朝建立橫貫歐亞、兼容海陸、整合農牧的經濟貿易網絡，打通陸海絲綢之路，實現了連通農耕、游牧與海洋的經濟大循環。國家力量推動了大運河、全國驛路網等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歷代財稅政策與地方行政制度的變遷，加速了邊疆地區開發、區域經濟整合、全國經濟一文化共同性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常有人誤認為"天下一統”“六合共貫”“九州同風”是中原文化自上而下、由里向外的強制鋪展，其實，史籍中的常用語是"混一天下"四字，即各地方文化充分交融混合成一個新的文化共同體。"混"即"融","混一"即“交融”。"混8一天下"塑造了“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模式。漢代文化文化是南朝與北朝文化的混合，元代文化是遼宋夏金與歐亞大陸多種文化的混合，明代文化是漢蒙藏回等各族文化的混合。正因"混一”的存在，中華文化的鋪展不是單向的同化，而是多方的互化。東漢無神論思想家王充提出“四海混一，天下安寧”,后來成為各族所創政共同追求。如氐人苻堅志在"混六合為一家";北齊政權聲稱"華戎混一";北周政權聲稱"混一區宇";遼朝政權聲稱"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金朝政權聲稱"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為正統";明朝朱元璋評價忽必烈是"混一天下，寬恤愛人";清世祖入關之后更是聲稱"定鼎燕京，混一宇內"。紐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漢文字的維系。自秦朝推行“書同文”始，漢字系統代代延續。中國各地方言千差萬別，但寫出來的書面文字是一樣的。作為表意文字，漢字具有超越方言差異的穩定結構，使得中國保持相當一致的文化連續性。正是由于漢字的交流功能，九州四海的不同古代族群才能彼此互通聲息，維系數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局面；正是由于漢字的通用功能，中國古代的郡縣文官制度才能維持正常運轉，為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穩定保障。9在文化民俗方面例子更多，如滿式漢語是北京話的重要來源；彝族先民的原始圖騰和部落值日制度，是中華民族十二神獸文化的重要起源；西南西中華文化大交融始終有一個穩定的共同價值觀。中華文明擁有民本品格，奉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打通邦本，講求天下歸心。無論哪個族群創建的政權得統治合法性，就能推動治下族群交往交流交融。中華文明擁追求大同境界與天下胸懷，強而不霸，弱而不分，在國力最強盛時從不搞殖民擴張，在國力最微弱時從不放棄大一統理念。中華文明擁堅持執兩用中，最善于兼容完全相反的矛盾體，最善于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辯證統一、和諧共生，任何排他性的宗教與文化都能得到會通與轉化，任何內部多元族群文化都能得到兼容發展。從佛教東傳到“伊儒會通”,從“西學東漸”到新文化運動，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中華文明始終在兼收并蓄中轉型升級。中華文明越社會共同性的發展。古代各族群通過通婚、經貿、宗教、戰爭、自愿性和強制性人口遷徙等方式，逐步形成"大雜居、小聚居、交錯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不同性質的戰爭與族群沖突亦帶來客觀交融人群規模化跨區域流動持續不斷，一邊是中原漢人南下百越，西遷廊，東遷至遼西遼東；一邊是邊疆各族不斷內遷。春秋戰國有西羌、北狄(匈奴、東胡系)、苗蠻、東夷等進入中原融入華夏；東漢有南匈奴、烏桓內附，開啟"五胡"入華浪潮；隋唐有鮮卑、突厥、回鶻、粟特、沙陀、契丹、靺羈、渤海、高句麗等大規模內遷；明初內地民眾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邊疆，軍士戍邊、移民實邊、流官寓邊規模達1300多萬人；清代內地民眾大規模"走西口""跑口外""闖關東"進入蒙古、東北邊疆。在多向遷徙流動的過程中，生活方式趨同，風俗習慣互融，族在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中，各族不是誰同化誰，而是雙向涵化、多方互化。"漢人"即這種多方互化的結果，如今許多姓氏正出自兩千年來入華各族。由于這種互化不僅發生在中原王朝強盛時，更常常發生在中原王朝衰敗乃至分裂時，說中原王朝強制同化是不正確的，因為形成一個更大共同體是古代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以"消失的民族"來概括這一互化過程也是不正確的，這些古老族群并沒有消失的身份繼續發展；他們的文化記憶沒有被遺忘，而是由全體中華民族傳承。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探尋中華文化人物與這些古老族群的關系，僅就唐代詩人而言，便有人探尋白居易與龜茲的淵源、元稹與鮮卑的淵源、劉禹錫與匈奴的淵源。族群流動交融的背后是獨特的社會觀念。中華文明少有種族觀念，儒釋道的平等主義思想、有教無類的包容理念、跨族群的官僚體系，在穩定社會秩序、紓解不同文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歷史上雖然也有過"胡漢隔離"等做法，但始終沒有成為歷史主流，并最終為各族交融即便在大分裂時期，中華民族的共同性依然繼續發展。分裂時期雖有不同區域性政權為統一天下彼此爭斗，但越爭斗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越趨同。如戰國時期列國的政治制度最終都趨向郡縣官僚制，百家爭鳴在“定于一”上也達成共識。南北朝時期的"五胡"政權都效仿中原政制，廢除部落聯盟制。遼宋夏金各政權都爭奪"中國正統”,共奉“中國"之號，共行“中國之法”。即便是西遷中亞的西遼政權也移植了中原政治制度。在經濟方面，各區域經濟沖破政權并立的阻礙，不斷融合發展，推動形成共同的大市場。南北朝時期，草原游牧經濟與中原農耕經濟兩大經濟形態逐漸融合，內遷胡人族群實現定居化與農耕化。遼經濟互補共生動力超過政治與軍事力量，成為整合政治共同體的深層力量。如女真猛安謀克社會軍事組織整體遷移到中原融入小農精耕農業，女真人與漢人的經濟融合勢不可擋；如各政權雖各鑄錢幣，但宋錢在諸政權間廣泛流通。在文化方面，更多的族群進入中華文化共同體，使更多的文化思想會通融合。在南北朝政權沿江對峙時期，佛教卻與儒家、道家彼此會通融合，形成儒釋道“三教會通”的文化共同體。之后，從匈奴、鮮卑、羯、氐、羌到西域的高昌回鶻，從吐蕃、南詔到契丹、女真、黨項諸族，各族群都深受儒釋道共同文化的浸潤。在社會方面，分裂時期的各政權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族群融合。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胡十六國政權實行官方移民達50余次，促成邊疆與腹地人群雙向遷徙，形成多族雜居局面；北魏政權將胡人部落與塢堡漢人統一編戶；西魏府兵制讓胡人與漢人共同當兵；南朝力行僑寓"土斷民、南方族群與本地居民的融合。遼宋夏金時期，不僅上層貴各政權也鼓勵民間通婚。遼朝還推動多族群移民在漠北戍邊與屯墾，推動各族群大遷徙混居；西夏推動多族群共同開發河西地區；金朝把中原人口(包括契丹人、奚人、渤海人、漢人)遷移至“金源內地”,推動多族群共同開發東北。這些政權的統治者擁有不同的族屬文化，之所以都推行同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講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體包含多元，多元組成一體，一體離不開多元，多元也離不開一體，一體多元是要素和動力，兩者辯證統一。"這一重大論斷深刻揭示了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規律，深刻揭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格局特征，深刻揭多元一體之"元",反映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內部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我們不僅有多樣的族群，還有多樣的區域、語言、宗教、但是內部的多元之“元”不是各自獨立互不干涉，而到一個族群，小到一個家庭都帶有“多元”的歷史文化基因。每個民族都雜糅了多個族群的血緣、文化和歷史記憶。漢族是中原華夏族與北方游牧民族、南方山地民族融合而成的。漢人至少有匈奴、羌、鮮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多個族群的血脈。各族也基本上都有與漢族融合的歷程，如維吾爾族是回鶻人與西域當地族群融合而成的；藏族與漢族有著共同的古羌族源，由漢羌血脈融合而成。中華民族的"多元"不是彼此分立、相互脫離的，而是具有共生的整體利益、共同的價值取向、共通的情感心理和共享的中華文化認同。這與西方人基于原子式的"分離"要素談“多元主義"迥然不同。多元一體之"體",反映了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等各個層面的共同性和統一性。它是內部各個組成部分在共享互利秩序中"協調和使各個民族及其承載的多元文化彼此間建立更緊密、更親近的關系。“一體”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主線，體現了各民族在不同階段匯入中華民族、在不同階段融入中華文化、通過不同方式認同中華制度的事實。當前，強調“一體”絕不是搞同質化的“單一”,不是要取消內部的多樣性和包容性，而是要強化統一多民族國家建設，強化中華民族共同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中華一體的政治一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制度根源。即便在歷史上最孱弱的時期，中華民族也沒有分崩離析，靠的就是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兼容并包的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在支撐。各族文化之所以能百川匯海，靠的就是中華文化的巨大包容力。互補共生的經濟關系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經濟紐帶。從內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從東北松海到西南峽谷，從茫茫荒漠到點點綠洲，從定居農耕到流動商業，從陸海絲路到茶馬古道，經濟的互惠共生促進了文化的水乳交融。交錯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現實土壤，散的滿天星斗到聚合的文明洪流，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居住環境使各民然優勢。從北方的天山長城走廊到南方的藏羌彝走廊，各條大走廊成為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通道。中華文明的多元性對于一體性有著清晰追求，中華文明的一體性也對 以兼容多元來促發自我提升有著清晰認識。多元保證"可大",一體保證 "可久"。沒有一體引領的多元，再強盛也必然走向分離；沒有多元交融的一體，再精純也活力不足。歐亞大陸歷史上有過很多容納多族群的強大政治體，由于缺乏一體性，最終興也勃、亡也忽；世界歷史上有過很多古老地域性文明，由于缺乏多元性，發展格局始終狹窄。中華文明之所以既能做到"可大",又能做到"可久",正是因為處理好了一體與多元的關系，掌握了多元和一體的辯證法則。作為人類歷史上超大規模共同體，中華民族傳承和壯大的關鍵就在于有從多元到一體的歷史主動性。與西方文明從"共同體"向"社會"的離散化演進不同，中華文明的“共同體”沒有被多元"社會"所離散，沒有被個人主義所侵蝕，而是以幾千年"四個共同"歷史實踐為依據，繼續傳承著中華民族的不可分割性與精神凝聚力。中華民歷史低谷后，也沒有分崩離析，反而經過頑強奮爭建立了現代統一多民族國家。西方"帝國"是一個民族或國家通過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國家，并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殖民統治。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拓展壯大，從來不是靠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這是由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的。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奉行"一族一國"理論，要么是每個民族都有獨立建國的權利，要么是把國內具有不同文化傳統的族群完全同質化。現代中國沒有遵循這種邏輯。中國的古漢語有"民"有"族",如“氏族”"宗族"“邦族"“部族"“種落"與“漢人"“胡人"等，卻無固定的"民族"一詞。"民族"作為現代漢語詞匯，混雜了三重西文語義。一是種族(race),只看膚色與血(ethnicgroup),強調歷史、宗教、語言等共同因素與主觀身份認同；三是國家民族(nation),對應國家(state),強調主權、領土與人口等政治共同性。如果"民族"指的是前兩種，那全世界從來就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一族一國"。全球現有2000到5000個族群，但只有1個族群一個國家"。一旦實行“一族一國",必將世界大亂。所以，不管西方國家對外如何大談絕對多元，但它們自己卻從不搞"一族一國"。真正能與"民族國家"對應的"民族",只能是國家民族，即由全體國民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體。國家層面的"一族一國"(onenationonestate),本是"民族國家"的理想類型，亦經由西方國家的"(國家)民族建設"(nation-building)播散至全世界。辛亥革命后，中國建設現代國家的歷史實踐，也充分彰顯中華民族作為“國家民族”的特征。但中華民族從多元凝聚成一體的歷史事實與發展規律，并非簡單來自對西方民族國同性，尊重差異性，并在現代條件下，塑造出中華民族新的牢固的共同體意識。這源于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更源于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民族先鋒隊對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不懈追求。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民族從自覺到自強的歷史性轉變。他們認識到，各族兒女只有聚合為統一的中華民族，才能應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才能維護各族人民的利益。他們認識到，雖可學習西方民族國家體制，但不能走入西方所謂“一族一國"歧途。如果將源自西方的"民族國家"框架完全套用到中國，則“一族一國"理論勢必帶來國土分裂、歷史中斷和大一統消亡。1905年，梁啟超再次闡明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的，區分了"大民族主義"和"小民族主義"。楊度提出“中華民族”是"五族大同","漢、滿、蒙、回、藏五族的土地和人民都不可失去，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無數仁人志士為尋求改變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道路進行了努力，歷經了從技術層面、社會革命層面、實業層面到制度層面、文化層面的反復探索，嘗試了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各種制度模式，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在從傳統王朝到現代中國的轉型過程中，晚清政府雖然主動強化大一統認同，開始提倡但在列強環伺的內外壓力之下，仍是無力保全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完整。辛亥革命僅是完成了現代國家轉型的第一步。盡管“五族共和”成為主流政治共識，但北洋政府生搬西方民族國家制度框架，對外未能抗衡西方強權，對內未能完成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南京國民政府雖然提倡"國族"建設和現代中國建構，但無視多元一體民族格局的歷史和現實，沒能解決階級壓迫基礎上的民族不平等問題。盡管各種政治力量雖都確認了以“中華民族”為共同族稱，以"現代中國"為中華民族國家形態，但無一例外都沒有成功。究其根源，就是缺乏一個能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重新組織起來的政治力量。辛亥革命后，中國大地上涌現出了數百個政黨、百余個軍閥。從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出現了7個民國總統、26個總理，47次政府內閣變動。從1913年到1923年整整10年，才勉強制定出這種"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所謂"憲政民主",之路才越走越寬。在理論上，中國共產黨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得出了“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的科學結論，提出了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共求中華民族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明確了以民族解放為目標、以階級解放為途徑的革命方略。在實踐上，中國共產黨以土地改革等社會革命推動政治革命，以"組織起來"的方式終結了一盤散沙狀態，以"人民戰爭"的形式凝聚起民族解放的磅礴偉力。最終，中國共產黨匯聚全民族力中國，結束了"人民五億不團圓"的悲慘局面，開創了"萬方樂奏有于聞"的歷史新篇。歷史雄辯地證明，要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先求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要想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先求中華民族的高度整合；要想實現中華民族的高度整合，必先求政治力量的堅強有力。這便是中華民族先鋒隊引領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必然性。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共同體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東方。建黨先驅李大釗強調各民族在中國漫長歷史中"珍域不分、血統全泯","五族之文化已漸趨于一致，而又隸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國體之下，則前之滿云、漢云、蒙乃至苗云、瑤云，舉為歷史上殘留之名辭，今已早無是界”。他還專門提出了“新中華民族主義”概念，首次提出了中華國家的再造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活”。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尋求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在長征路上，中國共產黨更為深入地接觸、關注和中的民族問題，推進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中央紅軍長征371天，在民族地區穿行132天，深入了解并團結了西南、西北的少數民族，深化了對統一多民族國家基本國情的體認。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成為中國社會主要危機時，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不僅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也是全民族的先鋒隊",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指出，"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是國內各個黨派、各個階級的，而且是國內各個民族的。對著敵人已經進行并還將加緊進行分裂我國內各少數民族的詭計，當前的第十三個任務，就在于團結各民族為一體，共同對付日寇"。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開始將黨的階級性和民族性統一起來，致力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御外侮、同興中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經過長征洗禮，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追求各族融聚而成的中華民族的大解放。1939年，毛澤東在《中華民族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民族身份，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整體；國各族人民共同反對外來侵略。中國共產黨既反對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又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強調各民族在政治、歷史、文化方面的和諧性與整體性。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從照搬照抄教條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從"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到中華民族先鋒隊，從簡單沿襲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一些特定觀點到獨立建構"中華民族論",這三者同時發生，絕非偶然，都是為了一個宗旨——為中華民族求解放。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站起來，中國共產黨成功探索出以各民族平等推動全民族解放的道路，開啟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就提出了解決民族問題的中心任務：對外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謀求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對內消除民族壓迫與民族歧視，謀求各民族的平等、團結和進步。中華民族的獨立是各民族平等的前提，各民族的平等是中華民族發展壯大的條件。在全民族解放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傳統理論，又賡續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在各民族平等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反對民族壓迫、實現民族平等的主張，又賡續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體的歷史智慧，最終走出了一條以平等求團結、以團結求解放的中國道路。位，促進了各民族人民的平等交融，夯實了中正因如此，各族人民追隨共產黨，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而奮勇抗爭。少數民族英烈同漢族英烈一起，在全體中華兒女心中矗立起座座豐碑。特別是在日寇侵略最嚴峻的形勢下，從最早舉起抗戰旗幟的東北義勇軍，到把抗戰烽火燃遍內蒙古大草原的八路軍大青山支隊；從馳騁華北平原的回民支隊，到血染賀蘭山的回民騎兵團；從五指山抗敵的海南黎苗義軍，到誓與祖國共存亡的高山族同胞，中華兒女生死相依、同仇敵愾，中華民族更加全面覺醒。最終，中國共產黨代表各族同胞向民站起來了，中華民族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獲得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運。蘇聯憲法規定各加盟共和國有權通過"自決"自由上是應當大書特書的。”貌都發生了歷史性巨變。中央人民政府不僅先后成立了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旗),而且領導民族地了各民族之間的壓迫歧視，廢除了各民族內部的階級奴役，為各族人民平等共享幸福生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西藏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實現"一步跨千年"的巨變，景頗族、傈僳族、獨龍族等民族實現了從原始社會直接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黨的領導力、理論的引領力、政策的執行力、制度的保障力、各族群眾的向心力互相激發，提升了各族人民的國家主人翁意識。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當中，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共同繁榮、解決好我國民族問題基本保證的論斷。了極具創新性與實效性的對口支援政策，并通過設立經濟不發達地區發展基金來扶持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除了5個自治區，國家還對少數民族聚居人口較多的省份實行定額補助制度。此外，國家在資源配置上對邊疆民族地區大幅度傾斜，實行大量的民族地區幫扶優惠政證各民族共同當家作主。在富起來階段，中國共展，實現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在不斷強起來的新時代，中華民族面臨新的歷史使命，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偉大復興這一目標。但是，復興之路上始終充滿著風險挑戰，當前民族領域亦不例外。一是西方敵對勢力利用民族問題頻繁對中國遏制打壓；二是境外宗教極端主義與民族分裂主義滲透影響；三是極左極右民族理論帶來思想混亂；四肚子"而忽視"管腦子",滋生了固化差異性的思想言行。以上問題與挑戰，在世界百年變局與互聯網高速發展時期交織疊加，致使涉民族風險隱與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這是維護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是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社會主斯提倡民族融合，而不是追求差異；提倡共同體，而不是搞獨聯體；提倡大聯合，而不是搞大分裂。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這些民族在歷史舞臺上曾經或長或短地存在過一個時期，但后來卻成為某一個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難的較強大的民族的組成部分”。列寧支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他指出，無產階級不能贊同任何鞏固民族主義的做法，相反地，它贊同一切幫助消除民族差別、打破民族壁壘的東西，贊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共同體"與"民族融合"的豐富論述，是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統，各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財富，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優勢"。中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先秦人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漢朝人說"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隋朝人說"協同內外，混一戎華",元朝人說"天下一家，一視同仁"。統一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流，大一統成為各民族共同的社會理想和政治追求，這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一脈相承、源源不斷、生生不息的奧秘所在。習近平總書記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系列重要論述高度概括了中華民族的千年傳統和歷史規律，充分賦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完整、準確、全面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時代一是突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主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綱',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重大原創性論斷，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結晶，是數千年中華文明的載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能夠有效彌合不同民族之間的利益沖突、文化隔閡、價值分歧，使全體中華兒女上下一心，共同構建美好家園，共同享有民族復興榮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要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必須賦予所有改革發展以彰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義，以維護統一、反對分裂的意義，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義，讓中華民族共同體牢不可破!二是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只有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才能了解中華民族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