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四現代中國的政治建設與祖國統一第三節“一國兩制”的宏大構想及其實踐素材“一國兩制”的歷史源流一支筆，一張報，往往是文人的幻想。香港地區頗具影響力的《明報》和《信報》當時都是由一支筆支撐起來的。金庸大俠早期給《大公報》副刊寫武俠小說，港英政府鎮壓“六七反英抗議運動”使得左派報紙受到影響，金庸干脆獨立門戶，創辦《明報》，至今受到文化人的推崇，不僅有文化品位，時事評論也布滿政治理性。財經評論家林行止先生也是靠一支筆創辦《信報》，直到今日差不多每天都要寫專欄和評論。從宏觀經濟到財經政策，從內地改革到全球經濟走勢，從香港政制到大眾文化，這些評論布滿了獨立思考和專業見地，幾乎篇篇可讀，單憑這幾十年如一日的敬業精神，就不由讓人肅然起敬。

林行止與金庸的爭辯領域和寫作風格不同，在政治見地上也有區分。金庸在武俠世界中，用邊緣文化和少數族裔挑戰和質疑中原的文明正統，塑造了韋小寶這樣一個在不同政治和文化夾縫中游刃有余的香港人形象并質疑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但他并沒有顛覆正統。于是在整個香港回歸年月，《明報》都以樂觀的態度主見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而林行止則在上世紀八十年月明確主見清政府與英國簽署的“三個條約有效論”，鼓舞英國政府以香港這只“下金蛋的雞”為條件要挾北京，用“主權換治權”，保持香港連續由英國人統治，說到底是對香港回歸中國沒有信念。對香港的這種普遍民情，小平同志早就料到了。而他提出“一國兩制”主見使得連林行止這樣對香港回歸持懷疑和消極態度的人，也都贊成香港回歸了。對此，林先生感慨道：

香港對中國的經濟作用是眾所周知的，可是在政治面前，經濟利益算得了什么？特殊是受一統思想和民族主義激情所催眠的中國領導人，又怎會為了經濟利益而在原則上讓步？在這一環節，我的看法原本相當精確?????；可是，大大出我意料之外的是，中國竟會提出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及“港人治港”作為其香港政策指南；不管這些是否權宜之計，都足以令英國及港人無法招架。自從這些石破天驚的特殊措施提出后，港人信念問題雖然還是存在，但由于對“高度自治”及“一切維持不變”有所憧憬，“英去中來”對港人所引起的沖擊已大為降低。（林行止：《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香港信報有限公司一九八四年版）

一句話，中心之所以能夠爭取到香港人心，使香港在保持富強的前提下順當回歸，要歸功于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國兩制”思想。包括撒切爾夫人在內的中外政治家都全都贊揚這是一個“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構想。然而，想象力何在？想象力從何而來？“一國兩制”思想已提出二十多年了，我們好像并沒有深化思考過這些問題。以至于“一國兩制”照舊被看做是一種特殊的政治設計，而沒有變成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思考，難以發揮出“軟實力”的作用來解決世界各地的類似政治難題（如科索沃問題）。一個緣由可能是由于我們的視野過于狹隘，將其看做是鄧小平個人的政治才智，而沒有看到在鄧小平的政治思考背后，實際上貫穿了從毛澤東到清朝開國君主們關于中國邊疆政治的連續性思考。而在這思考的背后，實際上隱含著一套深刻的政治哲學思想。

“一國兩制”無疑是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小平同志從來沒有講這個構想是他自己獨創的。早在一九八一年四月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大臣卡林頓勛爵來華探尋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時，小平重申了中國政府正式的立場，讓香港投資者放心。當時還沒有提出“一國兩制”的思想，中心同志就明確告知卡林頓，請他們爭辯中國政府對臺灣的政策，或者中國政府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法?？梢?，中心對港政策與當時提出的對臺政策以及中心解決西藏的方法具有某種內在的關聯性。

“一國兩制”方針脫胎于中心對臺政策已人所共知，但它與中心解決西藏問題的內在關聯卻少有人留意。事實上，毛澤東在一九四八年闡述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思考時，就把西藏與港、澳、臺問題放在一起來思考（參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四”）。一九五一年簽署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直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亂之前，始終是中心治理西藏的基本法。但假如我們比較一下“十七條協議”與中心對臺政策“葉九條”以及中心對港方針“十二條政策”，就會發覺后來的內容越來越豐富，但基本框架卻來源于“十七條協議”。這三份文件貫穿了一些共同的政治原則。

其一，維護中華民族的不行分割的統一性，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治權的不行分割的統一性，維護單一制國家中心與地方之間領導與被領導、授權與被授權的政治關系，由此國家主權必需統一歸中心人民政府?！笆邨l協議”明確要求“驅除英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第一條），由于英美勢力始終在策動西藏獨立，并把藏傳佛教看做在中亞和大南亞反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是西方世界“遏制共產主義的屏障”。而“葉九條”“建議進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也是“為了盡早結束中華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第一條）。至于中心對港“十二條基本政策”的第一條就明確宣布：“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中華人民共和國打算“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其次，西藏、臺灣和香港作為“獨特”的地方政府，雖然直轄于中心政府之下，但擁有高度自治的權力。依據這個原則，對中心與特區的權力做出具體劃分。其中，作為主權象征的國防和外交事務等權力，必需歸中心人民政府，而特殊行政權的具體治理事務由地方政府自己管理。西藏當時雖然有藏軍，擁有很大的自治空間，但中心打算對其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并將“西藏部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第八條）。中心對臺政策上，容許臺灣擁有自己的軍隊。但在香港駐軍問題上，曾經引發一場風波。當時港人盛傳外交部長黃華表態中心不在香港駐軍，被鄧小平斥之為“胡說八道”。小平明確指出，中心要在香港駐軍。這不僅是為了宣示主權，更主要的是防止西方勢力把香港變成顛覆大陸的基地，由此引發大亂。

其三，西藏、臺灣和香港作為“自治區”或“特殊行政區”行使高度自治的權力，因此擁有不同于中心政府和內地其他地方政府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比如“十七條協議”確定西藏保留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作為政教合一的最高領袖的地位不變，其宗教信仰及制度不變，甚至西藏的農奴制也臨時不變。而對香港和臺灣則保證兩地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

其四，這些地方政府作為國家行政區域的一部分，通過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這兩個機構參與國家管理，同時中心也可以委任這些地方政府領導人出任中心政府的領導職務。在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中，始終都有西藏、臺灣和香港的代表?！叭~九條”還明確提出，“臺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當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第五條）。當時有人說是國家副主席職務?！笆邨l協議”和“十二條基本政策”中雖然沒有明確規定這樣的內容，但事實上做出了這樣的支配。比如達賴喇嘛簽署了協議之后，于一九五四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即被選舉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班禪喇嘛被選為人大常委。香港特殊行政區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卸任之后，被支配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其五，中心人民政府不需要這些地方政府或居民擔當對國家的義務和責任，比如服兵役、納稅等等，相反中心在這些地方政府遇到困難時，有責任和義務予以支持。比如“十七條協議”規定，“軍政委員會、軍區司令部即入藏解放軍所需經費，由中心人民政府供應”（第十六條）。“十二條基本政策”規定，“香港特殊行政區將保持財政獨立。中心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殊行政區征稅”（第八條），且“駐軍軍費由中心人民政府負擔”（第十二條）。至于中心對西藏和香港經濟救濟政策，已經被人們看做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近年來中心推出的一系列對臺商和農夫的政策，也被看做是解決臺灣問題的有效思路。

從上述五個方面的共同性，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思想實際上來源于毛澤東提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思路，具體就源于“十七條協議”。然而，假如我們再深化考察“十七條協議”的精神，就會發覺這套治理邊疆的政治思路實際上發端于大清帝國。

中華帝國興起秦漢，繁盛于唐宋，發達于元明清。大清帝國運用一套成熟的、機敏彈性的政教制度解決，將中華帝國治理邊疆政制進展到極致，有效解決了唐宋以來始終沒有徹底解決的邊疆問題。這套政制的核心就在于在捍衛帝國主權的中心集權制度下，實行因地制宜的個別統治的政策：“以八旗制度統治滿洲，以盟旗制度轄蒙族，以行省制度治漢人，以伯克制度治回疆，以政教制度馭藏番，以土司制度或部落制度轄西南苗夷，以及以宗主制度對番邦?！保ㄞD引自蕭金松：《清代駐藏大臣》，6—7頁）在此基礎上，又在邊疆各地派駐中心機構加以監督、把握和指揮邊疆地方。比如設立盛京將軍、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伊犁將軍、察哈爾將軍、熱河將軍、綏遠將軍、定邊左副將軍、庫倫辦事大臣、西寧辦事大臣及駐藏大臣等衙門。制度井然、治績可觀，“邊疆三萬里，相安二百年，為歷代所不及”（同上，7頁）。在這些制度中，尤其以對西藏的治理最為典型，由于地緣上西藏北挾新疆、南臨苗夷，是鞏固帝國西南和西北邊疆的中樞之地，而且在文化上、教化上由于藏傳佛教對于整個蒙滿地區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

大清帝國的開國君主治理西藏始終著眼于邊疆領土，但卻從宗教問題入手。通過宗教問題來解決邊疆領土，無疑是極富想象力的政治技藝。在西方歷史上，我們看到羅馬教皇給世俗君主加冕，可在大清帝國，我們看到的是世俗君主給宗教領袖冊封，達賴和班禪作為藏傳佛教的最高領袖地位實際上來源于世俗君主的加冕，這一傳統起源于元朝。在這個冊封的背后，大清帝國也認可了藏傳佛教類似國教的政治地位。從今皇城根下就有了雍和宮，慈禧太后也就順理成章成了“老佛爺”。正是依靠宗教羈縻這種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構想，大清帝國輕而易舉地解決了滿蒙問題，奠定了對滿蒙地區行使主權的堅實基礎。在此基礎上，清政府于雍正五年（一七二七）設立了駐藏大臣衙門來進一步加強對西藏的統治。

關于駐藏大臣的設置，清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憲制性文件或憲制慣例加以規制，如《欽定理藩部則例》、《清會典事例》就明確駐藏大臣的職稱、官員甚至任期、隨員等，而駐藏大臣鐘方的《駐藏須知》具體記錄了駐藏大臣從上任到離任的工作細節，成為駐藏大臣的辦事細則。而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的《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條）、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的《收復巴勒布侵占藏地設站定界事宜》（十九條）、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的《藏中各事宜》（十條）、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的《藏內善后章程》和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的《酌擬裁禁商上積弊章程》（二十八條）等一系列憲制性文件不僅規定了駐藏大臣的權限，也規定了中心與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關系。其要旨是帝國中心對西藏的治理主要著眼于主權的把握，而具體地方治理由西藏地方政府依據政教合一的體制進行。

在中心與西藏地方的關系上，一方面中心政府通過對達賴、班禪的冊封制度，確立了中心與西藏的基本政治關系：即西藏承認中心政府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威。但另一方面，中心政府也確認了黃教的正宗地位以及達賴、班禪作為最高宗教領袖的地位，也確認了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傳統，達賴、班禪同時也是西藏最高的政治領袖。當然，中心政府單靠宗教羈縻不足以把握地方政府，為此，中心在西藏派駐藏大臣，代表皇帝對西藏政治事務進行間接或直接的管理。需要留意的是，在這些憲制性文件中，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的政治地位公平，二者都直接對皇帝負責，而不是對中心政府負責，皇帝要做的是努力將駐藏大臣和達賴、班禪所代表的政權與教權結合起來治理西藏。其時，由于駐藏大臣往往信教，要叩拜達賴、班禪。這會受到皇帝的批判，認為駐藏大臣代表皇帝，不行以自降身份，由此形成的憲制慣例是駐藏大臣在任期間不叩拜達賴、班禪，但在卸任之后可以叩拜，從而把國家制度與個人信仰區分開來。通過上述一系列憲制性文件及駐藏大臣制度的設立，中心政府確保了對西藏地方政府的主權。其一，西藏的土地（領土）屬于中心政府，具體而言屬于皇帝，由此體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主權原則。其二，軍隊和外交事務歸中心政府。其三，僧俗兩界的人事任命權把握在中心。乾隆皇帝規定了金瓶掣簽制度，且達賴、班禪的認定、坐床、冊封、學經、新政、圓寂等事務，以及因達賴、班禪年幼而選擇攝政等，都要由駐藏大臣參與，并要獲得中心政府的批準。除此之外，駐藏大臣還把握司法監督權，比如漢、藏民之間發生的糾紛須報駐藏大臣，駐藏大臣有監督訂正之權。惋惜這套司法權把握手段沒有像英國那樣進展出一套一般法制度。

隨著大清帝國的強盛，中心對西藏的主權把握也不斷加強。但是，在大清帝國走向沒落的時候，為了挽救滅亡的命運，清王朝開頭通過“清末新政”推行了一系列現代化建設的方案，其中轉變了對西藏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改土歸流”的政策，試圖將中心的權力直接滲透到地方，轉變藏族的社會、經濟生活。這一套現代化方案由于辛亥革命的到來而失敗。此后民國政府對西藏繼承了這套“改土歸流”的現代化政策，但由于政治實力所限，這套方案并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政治治理。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心放棄了“改土歸流”的現代化方案，實行了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自治的思路，尤其是“十七條協議”回到了大清帝國早年的治理思路上來，爭取到西藏上層貴族的支持。然而，后來推行的現代化治理方案以及西藏上層的叛亂，導致“十七條協議”最終失效。最近發生的西藏大事，再次引發人們對現代化方案的反思。當年的“十七條協議”啟發了“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而今日“一國兩制”在香港